劳技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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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中,分级护理由医生根据老年人自理能力和需求,结合其家属及养老机构行政人员的意见后制定,以医嘱的形式下达,由护工提供护理服务。因此,此护理分级方法受到医生主观因素和外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为了解其是否与“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相适应,并探讨较为准确的护理分级评定方法,笔者于2005年5月对广州市2所养老机构护理分级方法和内容进行了调查,同时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指数)评定方法对老年人进行了评估和量化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广州市2所养老机构中的等级护理老年人153例(排除年龄<60岁、语言交流障碍、神志不清及特护老年人),其中男51例、女102例,年龄60~102岁,平均80·2岁。

1.2方法

1.2.1护理分级根据文献[1-2]将老年人护理分为3个等级:①一般照顾护理。身体健康状况尚好,个人日常生活能自理者,提供一般照顾护理服务,定为自理。②半照顾护理。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功能减退,活动受限,个人日常生活能力部分丧失者,提供半照顾护理服务,定为介助。③全照顾护理。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功能活动障碍或减退,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者,提供全照顾护理服务,定为介护。

1.2.2护理级别的评定方法2所养老机构现行分级护理资料从其主管业务的行政人员处取得,由笔者和4位经培训的大三护理本科学生对选取对象的当日医嘱的照护级别(自理、介助及介护)进行登记(医嘱护理分级)。然后,根据《广州市托老服务工作守则》[1]、《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中的护理分级依据[2],评估老年人实际需要的护理级别,即自理、介助、介护(标准护理分级)。再根据Barthel指数分级法[3],对老年人进行分级,Barthel指数计分≤40分为介护,41~60分为介助,>60分为自理。

1.3统计学方法所得数据输入计算机,逻辑检错后采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χ2检验。

2结果

3种护理分级方法评估结果,见表1。

表1示,医嘱分级与标准分级、Barthel指数分级比较,χ2=10·95、20·43,均P<0·0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后两者比较,χ2=1·97,P>0·05,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3讨论

分级护理是护理工作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4]。养老机构中护理分级制度明确规定了各级护理级别的依据和护理要求,对养老机构中护理工作以及管理起着规范性的作用。因此,落实分级护理制度是规范指导护工的护理工作和提高护理服务满意度的有力保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嘱护理分级与Barthel指数分级及标准护理分级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均P<0·01),而Barthel指数分级与标准护理分级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可见,医嘱分级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在养老机构中护理等级划分由医生、行政人员及老年人家属共同参与有关。调查中发现,医生的人员配备远低于实际需求,从而导致老年人的病情变化难以得到及时的监测与治疗,老年人的护理等级也就很难根据其实际需求来调整;由于不同的护理等级的收费也有所不同及家属的参与,使得老年人可以享受何种护理等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其家属的意愿。除此以外,负责执行护理工作的护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当护理级别与老年人自理能力有差异时,只能简单机械的执行,使得需要调整护理等级的老年人不能得到最恰当的照顾

以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为依据的标准护理分级,虽能体现老年人实际需要的护理,为老年人提供满意的服务,但我国养老机构划分老年人护理等级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2001年才出台,且全国各地大都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各自制定护理等级及护理内容,至今许多养老机构中护理等级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依据。

Barthel指数分级法是被国际上公认的ADL评定方法之一,它评定简单、可信度及灵敏度高,是临床应用最广、研究最多的ADL评定方法之一[5]。临床上对于护理分级差异性分析,大都采用了中文版Bar-thel指数分级法[4-6],它不仅可以用来评定治疗前后的功能状况,而且可以预测治疗结果及预后,体现需要护理程度。本组老年人采用Barthel指数计分法对其生活自理能力缺陷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分级,其结果与标准护理分级评估结果一致,而其评定更简单。因此,Barthel指数适用于我国的老年人,可用于评定其功能的高低。

综上所述,不同护理分级方法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医嘱分级较老年人实际需求相差较远,因而建议将Barthel指数分级作为现行标准护理分级的补充内容,以完善现行标准护理分级制度,同时应借鉴发达国家“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护理的经验[7],针对老年人的个性差异和不同需求,提供合适的护理设施和护理方式,以充分体现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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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工作中一些高校对统计工作认识不到位，对统计的内涵理解不深，对统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直接影响了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管理机构不健全，领导重视程度不高，统计人员不专业且变动大，统计专业技术职务没有理顺等等方面。另外，高校中重视会计而轻视统计的现象仍然存在，很多学校把会计工作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把包括劳动工资统计在内的统计工作仅作为应付上级有关部门报表的“边缘性”工作。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了统计工作被简单化，仅仅是完成了各种数据的汇总和上报工作，统计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

(二)单一的统计调查方法，无法保证统计数据质量

当前高校劳动工资统计仍是使用全面统计报表的统计方法，其调查方法较为单一，加之没有采取其他有效的统计方法进行补充和更换，其统计结果已远远落后于高校的发展变化，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受到较大影响。以《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报表为例，该报表并非针对高校而设置的统计报表，其统计范围和统计内容只能体现高校劳动工资的一部分，不能全面体现高校劳动工资分配情况。另外，由于这种统计方法工作量较大，再加上统计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多为应付日常报表而工作，很难保证劳动工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三)陈旧的统计指标体系，缺乏实用性、针对性

现行的劳动工资统计指标体系使用时间较长，在统计报表中如教职工人员变动情况、劳动工资总额等等指标，虽然还能够满足高校宏观调控的需要，但随着高校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工资分配形式的多元化，统计指标体系也应该作出调整。现阶段有的高校已经实行年薪制、岗位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分配方式，劳动工资多名目，多标准，多渠道，原有的统计指标已不能满足当前统计工作需要。另外，学校临时聘用的公益岗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却不在劳动工资统计的指标内，没有相应的指标可以体现。在实行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等等结构工资的高校，如今的劳动工资统计指标中，工资总额难以分解出结构变化的因素，难以分解出工资的结构比例，占较大比例的奖金一项更是不能清晰地表明。平均工资的确能反映出一所高校的工资总体水平，但其受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限制。由于职工人数易变动，加上工资总额并不全面，导致平均工资无法具备代表性。

(四)落后的工资统计手段，让统计工作复杂化

目前，劳动工资统计主要还是实行定期报表制度。如未实现统计网上直报的报表还是以层层上报的方式获得数据，这就导致报表工作中间环节增加，接触统计数据的人员增多，迟报和错报现象容易发生。再如，像审核、汇总等环节的报表程序的也不严密，对于出错的统计数据不能及时发现，有的即使在汇总中发现问题，也是人为地将数据改为合格状态，并没有找出错误的原因。另外，在统计和分析数据时，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利用能力不高，加上高校没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硬件无法及时更新，软件购买力度不大，统计人员没有得到更好的培训，一些先进的工资统计信息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二、解决高校劳动工资统计问题的对策

(一)提高对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认识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高校劳动工资统计数据的质量是高校各级领导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要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工资统计工作机构，做实统计基础工作。例如，可以成立由主管副校长为组长，由人事、财务等职能部门人员为成员的高校劳动工资统计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还可以成立工资统计办公室，解决统计工作人员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待遇，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全校工资统计研究工作，负责学校各种劳资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推进劳资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完善劳资统计资料，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夯实工作基础，切实做到数出有据。二是要重视开展高校统计人员业务培训。高校领导要大力支持统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学习，提高其统计业务水平。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等部门监督检查力度，促使基层统计部门规范工作程序，严格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不断增强法律意识。

(二)改革劳动工资统计和调查方式

高校劳动工资统计工作涉及面较广，数据来源多，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应加强高校报表数据的审核，要建立数据质量抽样调查制度，优化统计数据评估系统，努力提高劳动工资统计数据的质量。在统计过程中可尝试采取抽样调查与全面调查相结合的统计方式进行。平时以抽样调查为主，定期报表任务。加之重点调查或典型调查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计质量。例如，按单位教职工人数加以分层，选定样本，或者按收入高低分层选取样本，或者按规模、部门等不同的方式方法选择样本。

(三)完善劳动工资统计指标体系

在制定统计指标过程中应该增加反映高校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如适时增加在岗教师的年龄、职称、职务、学历、收入等各种细化指标，使高校劳资统计数据真正发挥其作用，为高校所用，为统计者所用，更为广大的教职员工所用，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另外，建立高校从业人员统计抽样调查制。可统计高校岗位劳动报酬数据，还可计算其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等工资统计指标。如可按书记、校长、副校长、主任等对象来划分，也可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对象来划分，从而获取最多人数的工资段，来统计其最高值和最低值，不受平均工资的影响，使劳资统计结果真实反映高校各阶层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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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企业劳动组织的设计实施措施

企业在优化劳动组织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劳动组织人员管理措施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必须方方面面以企业的发展为主，因此在优化劳动组织设计时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实施。1.加强企业劳动人员的操作技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都是一样的，要想在众多企业中能够脱颖而后，靠的也就是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企业的生产效率主要是取决与劳动组织人员的操作技能。在这里就要求劳动组织人员能够掌握多种技能，以自己的专职为主，多种操作技能为辅的职业能力，对于工作中的一些小问题能够自己解决，避免了工作效率的低下，时间的浪费。培养复合型的技能人才为企业服务，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劳动组织人员的人工成本的支出，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稳定发展。2.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得到发展的根本，所以对于劳动租住来说也要进行创新的管理制度：首先，要减少重复的工作步骤，避免浪费工作时间，根据不同的发展、生产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流程。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增加劳动组织人员的操作技能。还有就是对于工作过程中安全措施也要重新进行规划和安排，以员工的人身财产为最大的工作基础；其次就是要加强检查的精细度，严格质量把关的力度，进行企业岗位分工化管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员工的操作能力；最后就是建立完善合理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对于表现优秀的劳动组织中的员工要进行奖励，有能力的劳动人员要进行相关的工资补偿和职位的提高，提高劳动组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要对员工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争取加强劳动组织员工的专业性，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

三、注意劳动组织优化过程中的问题

在进行企业劳动组织优化设计的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工作过程中的重要点，可以结合不同的关键点结合，由于企业的生产规模大、劳动组织的人员数量庞大，其没有很好的管理方案进行管理，就会出现劳动人员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劳动人员的数量导致在企业中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在进行优化企业劳动组织的设计中一定要注重全方面的考虑企业岗位所需要的人才问题。与此同时还有对员工的工作定位不明确、企业的商品生产与市场需求存在差异等一些问题。针对员工工作定位不明确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高层的管理者要结合企业内外部的各方面，对劳动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人员定位，而且能够伴随市场和企业的发展进行改变；企业商品生产与市场需求存在差异这一点，主要是由于企业在生产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市场调查，市场调查不全面，有的企业甚至盲目的跟随其他企业进行生产，严重脱离自身企业的生产实际。所以在优化企业劳动组织的设计中一定注意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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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与大脑其它区域有着密切关系。PF和所有的感觉区都有往返的纤维联系，其眶后部和腹内侧部有投射到海马旁回和海马前下脚的纤维，组成了内侧颞叶-间脑系统的一部分；PF与纹状体、杏仁核、颞叶、枕叶和顶叶等脑区的联系也很密切〔1，2〕，因此，PF与多种感觉信息的加工、记忆、思维及情绪等脑的高级功能有关。从细胞水平来看，PF神经元具有多感觉性质，它们参与多种信息的加工；同时，PF神经元具有柱状组织，表现为功能异质性，如一些PF神经元在延缓反应的延缓期放电明显增加，而另一些神经元对行为的其它特性更为敏感〔3〕。PF神经元的这些结构和功能上的特点是其在记忆中起重要作用的神经基础。

行为研究也证实PF与记忆功能有密切关系，包括工作记忆、源记忆、顺序组织、前摄抑制释放(PI)能力、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元记忆、组织和计划有意识的活动、问题解决等〔1，2〕。West〔4〕认为PF的功能包括：(1)工作记忆；(2)期待性记忆，依据工作记忆对相应的内外线索反应；(3)控制干扰，抑制与任务无关的表征；(4)抑制优势反应，使行为不受先前反应或主要的环境刺激影响。功能(1)，(2)，(4)由背外侧前额叶(dPFC)支持，功能(3)主要由PF眶部或内侧部完成。West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明一些与前额叶有关的行为特点，如选择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将语义和时空信息结合成稳定的记忆痕迹，计划、组织复杂行为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与额叶有关的老年记忆功能障碍

记忆障碍是正常老年人的常见主诉，老年人的再认和回忆等测验成绩均较年轻人低。但不同形式的记忆下降并不一致，老年人的外显记忆下降大于内隐记忆；在外显记忆中，再认成绩又好于自由回忆。老年记忆障碍与前额叶受损、内侧颞叶受损的表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年记忆力下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关系〔5～7〕，PF参与的记忆功能比其它脑区，如内侧颞叶系统支持的记忆功能更早下降。一项研究证明，在12项测定PF功能的测验中，平均年龄为56.62岁的被试有10项比27.71岁的成绩差〔4〕。

1.1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又称短时记忆，它的作用是在编码和提取时暂时保持信息，因而在学习记忆等高级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测定动物记忆能力常采用延迟反应、延迟转换反应和延缓不匹配任务(DNMS)等。研究表明，老年动物的延迟反应成绩降低，老年鼠在DNMS作业中与额叶受损的大鼠表现相似。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其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工作记忆能力下降。Kirasic等〔8〕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对398例老年人的神经心理学测验进行统计后认为，老年人学习能力是因为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和信息加工速度减慢所致，前者又是后者的原因之一。

而研究指出，工作记忆主要与前额叶有关，因此老年工作记忆能力下降的神经基础在前额叶〔9〕。一项PET研究发现，在完成位置匹配时，老年人比青年人在枕叶外的区域如PF、顶叶的下部及内侧部的活动明显增多，提示老年人的枕区活动效率下降，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因而加工信息则可能需要比年轻人更多的脑区参与〔10〕。

1.2源记忆和记忆的顺序组织老年人对刺激的内容和线索的回忆能力是不同的，其源记忆发生障碍〔11，12〕。源记忆是指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线索信息的记忆。老年人可以记住某一刺激，但与年轻被试相比，他们对刺激的颜色、字体、声音等知觉特性、刺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它线索的回忆率下降。一项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将有关的实验进行综合统计，结果提示，老年人对线索的回忆成绩低于对事件本身的回忆，与刺激相关较大的线索回忆要好于那些相关较小的，如对颜色的回忆要好于对视空线索的回忆〔13〕。至少有三种原因造成了上述结果，老年人的注意分配能力降低、工作记忆下降及对无关刺激的控制能力下降。在有多个外部线索时尤其需要工作记忆的参与，以使它们与事件内容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有学者认为，对事件的内容和线索的加工分别由不同的脑区所中介，内侧颞叶系统主要加工事件信息，而PF与线索的加工相关较大。相关研究也表明，额叶受损的病人对事件线索的回忆下降，而老年人与之有相似的特征〔8〕。Craik〔11〕的研究还表明，老年人对线索回忆的线索下降与WCST成绩明显相关，并且与内侧颞叶的功能分离。

与源记忆相似，老年人在顺序组织词、图形或活动的任务中受损。给老年人呈现两组刺激，测验时要求他们判断呈现的词或其它刺激哪一个是较近期见过的，他们的成绩与正常年轻人相比差异显著；或者要求老年人按顺序回忆刚才见过的刺激时，他们的成绩也较差，而相应的再认和自由回忆成绩可能接近正常〔19〕。老年人完成这类任务时与Korsakoff症病人(KS)有相似的特点。给KS病人及对照组被试呈现1940～1985年间发生的15个重要事件，然后要求他们顺序回忆出来，结果KS病人的成绩较差，但再认和回忆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5〕。

1.3控制干扰的能力老年人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也减弱，研究表明，老年人的Stroop效应较大，这提示老年人对先前的优势反应不能很好地控制，以较快地转换行为方式。另一些学者采用从前摄抑制(PI)中释放的实验范式，给被试呈现相同或不同类别的词表，在每一词表呈现后要求他们回忆，相同类别的词表间会有干扰，但若词表间类别不同，被试的回忆成绩要增高。与额叶受损病人相似，老年人的PI释放能力下降，他们抑制先前学习过程的词表的能力较低，语义类型转换较慢，如延迟反应、DNMS等。Shimamura〔1〕认为，PF对其它部位的信息加工具有抑制门控作用，实验也证实动物后皮质区活动减少与dPFC的活动增多有关。但有研究表明，海马受损被试的PI释放能力下降更为明显〔5〕，因此PF与内侧颞叶系统在这项能力上是否相互独立尚待研究。

1.4策略运用及对记忆的监控当回忆需要一定的策略参与时，老年人的测验成绩比年轻人低，如回忆非组块词表、低频词时。一项实验采用3组实验材料，非相关的词表、相关但顺序是随机的词表、使用组块的词表，要求老年人和额叶受损病人回忆，结果表明，老年人学习词表的能力中度受损，尤其是那些需采用策略的测验，如未使用组块的词表，这和额叶受损，尤其是右侧额叶受损病人的表现较为一致，提示老年人的自我组织能力下降，不能运用恰当的策略去完成任务〔4〕，而这种功能缺陷与PF功能下降的关系较为密切。

元记忆是对于自己记忆和策略的监控能力，元记忆的测定常采用知道感判断，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研究，如要求被选择合适的记忆策略、预测自己的行为、高频估计实验、测验被试的日常生活记忆等。老年人的元记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他们对自己记忆的估计偏低，自信程度减少，但有关的结果不太一致，可能与测验方法的敏感性有关。PF受损的病人在回忆不出来时，要求他们判断若给出线索，自己能回忆出来的概率，结果他们的估计也较低，虽然他们在其后给出线索后的回忆率与年轻人差异不明显〔5〕。

总之，有些额叶测验成绩与老年人记忆成绩明显相关，老年人记忆功能下降表现为与PF受损相似的特征。近年来，脑功能成像技术已应用于年老化的研究，这对老年认知加工过程与PF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依据。Grady等〔15〕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完成面孔编码时，年轻被试的右

侧海马、左PF和下颞叶活动增多，老年人的上述变化不明显。当回忆不出所学项目时，年青轻试的额叶前部有活动，而老年人则更倾向于额叶后部，提示他们在提取努力中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老年人正常的认知策略受损〔6〕。

2PF与老年记忆功能障碍相关性的神经机制

老年人的大脑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并不是所有脑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其中一些结构对年老较为敏感，变化较早而严重，如前额叶和海马等。

老年人的脑容量大约减少6%，其中PF和纹状体分别减少10%～17%和8%，而顶、枕和颞叶的容积则大致减少1%，PF对年老最为敏感〔17〕。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测定神经元密度的计数方法，认为造成脑容量减少的原因是神经元的缺失，尤其在海马和前额叶，这造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功能下降。但近年的研究采用新的细胞计数方法(如立体学技术)并未发现老年脑的神经元有明显减少〔4，7，18〕，因而这并不是老年记忆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脑容量减少的可能原因是神经元体积变小，而不是神经元的缺失。额叶神经细胞的皱缩比其它部位的发生早且严重，在50～70岁期间PF有22%的细胞皱缩，而顶叶、初级视皮质分别为16%和9%。65岁以上细胞皱缩速度明显增快，上述各部位分别有43%、11%和13%的细胞体积减少〔17〕。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多巴胺系统(DA)的退化也参与老年记忆功能降低，多巴胺系统功能与工作记忆之间有相关性〔7〕。有研究证实老年脑的额叶神经递质浓度及受体异常〔4，19〕。18岁龄猴子的PF中DA浓度下降56%，NE及5-HT浓度正常，PF和D1受体下降39%。当给动物注射D1受体阻滞剂SCH23390后，年轻动物的延缓反应成绩下降，对老年动物无作用；而注射D1受体兴奋剂会提高老年动物在此项任务中的成绩〔18〕。因此新的研究认为，树突分枝减少、突触联系的变化、髓鞘结构破坏、信息传递机制异常和神经元的可塑性降低等更可能是老年记忆功能下降的原因〔7，18〕，其中额叶变化最为明显。

3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如上所述，多项研究证实老年记忆障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海马功能降低和PF功能下降有时很难区别，在很多任务中常常是这两个脑区同时参与其中。一些研究认为，不同的认知任务中均有联想性和策略性两种因素。前者主要与内侧颞叶有关，而后者与PF有密切联系〔5〕，二者可以发生分离，如WCST与延迟线索回忆，但实际上很难将二者的作用绝对区分开来。Winocur等〔19〕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实验采用Hebb-William迷宫，发现PF受损后主要影响大鼠一般迷宫技能认知，它们可以保持在迷宫A中学习的技能，但当转换至迷宫B时其学习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而海马受损则影响与特定迷宫有关的记忆功能，其行为表现与PF受损的大鼠相反。而老年鼠在这两方面均受损，因而它们可能在PF和海马均有损害。老年人在许多记忆任务中未表现出海马与前额叶功能的双分离现象，而仅仅是单分离并不能说明PF功能的独立性。

因此，目前在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PF的关系时，对于是否PF单独支持这些功能还是海马等结构也共同参与尚待进一步研究。而且在完成记忆任务时，不同脑区的作用可能既有分离、更有相互作用。如在Moscovitch和Winocur提出的记忆模型中，是将海马和PF的功能结合起来考虑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记忆过程的脑机制很有帮助。

PF的特点之一是功能的多样性。根据脑血流变化和脑代谢活动分析，PF至少有17个功能不同的区域，但额叶受损病人的受损部位常常很大，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基本功能〔7〕，因此，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PF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以人作被试，个体间的差异是误差的重要来源，而由于这类病人本身就很少，仅仅靠增加样本量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而研究额叶功能应采用动物实验模型、神经心理学方法和脑功能成像技术相结合的途径，从不同方面揭示老年记忆障碍的脑基础；同时采用生理、生化手段将PF的内部构造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会使我们对PF功能及它在老年记忆障碍中作用的认识大大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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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在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比较严重。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建议及对策

（一）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三）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如果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统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工人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则将根本解决因工人流动性而造成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接的问题。

篇（6）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篇（7）

全球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中国的人口结构更是呈现迅速老化的现象，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随着人口结构高龄化程度的加剧，满足高龄者多元、多层次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对于老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仅软件的照护服务网络需要建构，亦须将对硬件设施的改善配套进行，方能确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居住质量，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增长速率。

1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设计要点

（1）自立性。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应以提高老年人自立、自理能力，延长健康期，推迟护理期为目标；老年人使用的设备设施应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其服务方式以便于老年人自己使用为原则；空间布局以有利于提高老年人自信心，增进老年人机体活动愿望和更长久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为原则。

（2）安全性。

老年人居住建筑以及老年人使用的社区公共建筑、配套商业、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设施的设计，应确保老年人使用安全，有条件的还应设置老年人专用空间、构造、设备和设施。

（3）健康性。老年人居住建筑在设计前应作居住实态调查，以便充分掌握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变化的特点；老年人居住建筑的空间、结构、设备设施设计应能满足老年人生理、心理机能衰退的特点，保障其健康使用；老年人居住建筑、各功能空间和设备设施的设计应注意细部，以老年人人体尺度为基础，考虑使用轮椅和护理的尺度。

（4）适用性。老年人居住建筑、各功能空间及设备设施的设计应避免造成其他人的使用不便。家庭供养型老年人居住建筑应考虑为子女和护理者提供方便；为年龄段明确的老年人设计时，应有相应的分级措施，以便为该年龄段老人提供更为适用的服务。



2老年卧室设计

（1）卧室。主卧室应有厕所及浴室，并考虑看护空间。门厅、盥洗室、脱衣、浴室、厕所应与主卧室设在同一楼层。老年住宅、老年公寓、家庭型老人院的卧室使用而积不宜小于10平方米，以15平方米较为适宜。矩形居室的短边净尺寸不宜小于3.30m。老人院、老人疗养室、老人病房等合居型居室，每室不宜超过三人，每人使用而积不应小于6平方米。矩形居室短边净尺寸不宜小于3.60m。

（2）床具设计。床的尺寸非常重要，要有合适的高度和宽度，以及软硬度过低的床铺不便于起身；过软的被褥，使身体的支点增多，肌肉处于紧张状态，老年人便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适当加宽的床，使老人翻身更加省力。建议采用100cm×205cm以上宽度的床具。老年人的坐具和卧具都不能设计得过低，因为那样会增加他们改变的负担。所以，老年人的坐卧具往往都比普通的更高。且在床具侧边或墙而上应安置便于老年人起身的扶手。老年人的床具高度最好可以进行方便的调节，以适应不同季节寝具厚度不同和年龄增长或意外疾病的需要。

（3）主要家具设计。储藏空间：有条件的宜设立单独的储藏间或更衣室，注意无障碍设计考虑面宽和高度；单独制作的衣柜，要考虑到老年人的人体工程学特点，过高或过低的储物空间划分均不可取;床头柜：上配设台灯，并宜结合室内灯光控制开关设置；柜子顶面应设有表而圆滑的凹槽，用以辅助固定水杯、笔、眼睛等，防止不慎跌落;电视、小型音响：结合卧室大小，可以考虑配合以电视柜，否则可悬挂或结合矮柜、书桌布置，注意不要安放的过高。选取的设备要简便，易于老年人学习掌握;书桌：其下要留有可供轮椅回转的空位，注意桌面高度应比正常书桌低8cm左右，且应可以调整高度。

（4）门窗设计要求。老年人建筑公用外门净宽不得小于1.10m。老年人住宅户门和内门、通行净宽不得小于0.80m。起居室、卧室、疗养室、病房等门扇应采用可观察的门。窗扇宜镶用无色透明玻璃。开启窗口应设防蚊蝇纱窗。老年人居住空间的门必须保证易开易关，并便于使用轮椅或其他助行器械的老年人通过。房门不宜采用全玻璃门，以免老年人使用器械行走时碰坏玻璃。门的把手应选用旋转臂较长的把手，不宜采用球形把手，拉手高度宜在900~1000mm之间。根据老年人的身高，推算出其居室窗台高度最好在750mm左右，老人可以坐在窗前看到室外情况。（5）卫生间。老年住宅、老年公寓、老人院应设紧邻卧室的独用卫生间，配置三件卫生洁具，其面积不宜小于5.00平方米。老人院、托老所应分别设公用卫生间、公用浴室和公用洗衣间。托老所各有全托时，全托者卧室宜设紧邻的卫生间。老人疗养室、老人病房，宜设独用卫生间。独用卫生间应设坐便器、洗面盆和浴盆淋浴器。坐便器高度不应大于0.40m，浴盆及淋浴座椅高度不应大于0.40m。浴盆一端应设不小于0.30m宽度坐台。卫生间内与坐便器相邻墙面应设水平高0.70m的“L”形安全扶手或“11”形落地式安全扶手。贴墙浴盆的墙面应设水平高度0.60m的“L”形安全扶手，水盆一侧贴墙设安全扶手。卫生间宜选用白色卫生洁具，平底防滑式浅浴盆。冷、热水混合式龙头宜选用杠杆式或掀压式开关。卫生间、厕位间宜设平开门，门扇向外开启，留有一观察窗口，安装双向开启的插销。

3结语

我国已成为老年大国，老年住宅的安全性、舒适性、方便性比健康者要求更高，保证老年人的自理和安全都是最基本的前提追求，我们应以人为本，为老年人设计出安全舒适的卧室环境。

参考文献

篇（8）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护理大致有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及机构护理3种模式。

1.1居家护理

居家护理主要是在老年人的家里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亲人或者志愿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和日常生活照料。居家护理的优点是符合我国老年人传统的生活习惯；缺点是起步晚，发展速度慢，覆盖的人群少，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不符合专业护理人员的护理习惯，居家护理缺少专业能力，医疗服务也无法得到保障。随着中国“4+2+1”家庭的逐渐增加，社会竞争激烈化程度的提高，子女的负担越来越重，独居老人增多，单一的家庭护理无法满足老年护理的需要。

1.2社区护理

社区护理是在居家护理的基础上，以老人所居住的社区为服务实施主体，向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和精神文化需要。社区护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社区人群为对象，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社区护理的优点是既尊重老年人的传统习惯，又能合理利用各方资源，符合老年人、政府、子女等方面的需要。缺点是社区老年护理医疗及护理专业人员缺少、服务素养不高；大部分针对孤寡老人养护，服务辐射面积小；老年护理资金缺乏，缺少老年人需要的场所、环境、设施等硬件条件。

1.3机构护理

机构护理是指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出资建设的养老院、护理院、敬老院等集中养老机构提供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护理的优点是在硬件设置、人员配套、服务项目等方面有较高的优势。缺点向两极化发展，由政府投资的福利性养老机构往往存在低端化状态，尽管人员和设施较为全面，但多数仅仅处于保障性层面。由各类资本投资的私营机构，大多数处于高端消费层面，人员、环境、设施齐全，但收费较高。而且多数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居住在护理机构中，机构护理无法满足普遍的老年护理需求。

2现有老年护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1没有形成整体老年护理体系

居家、社区、机构这3种老年护理模式在现阶段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尽管目前居家和社区护理有相互补充的发展趋势，但实际上社区的护理补充还是存在服务面狭窄、医疗和护理服务无法与老年人实际状态完全对接的缺点。目前老年护理模式的关键缺陷在于，3种护理模式没有在根本上形成顶层设计、相互补充、资源共享、信息共有的养老体系。最合理的老年护理体系应该是呈金字塔状：底部为接受上门关心照料的大部分老年人，中部为享受日托服务的中等数量老年人，顶部为进入养老机构的少数老年人。

2.2养-护-医缺少有效衔接

养-护-医“三位一体”的老年护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目前的护理模式的重点基本还在“养”的层面。居家护理的老年人缺少专业护理，医疗基本靠自己去医院；社区的护理医疗水平和设施有限，不能满足老人的需要；机构护理中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员不能够满足需求。社区和机构在老年人护理时，不能很好地掌握老年人的患病史，护理没有有效针对性。老年人在家、在社区、在护理机构的医疗和护理没有一个有效的桥梁进行衔接。

2.3受限于行政体制及制度

目前养老和医疗服务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对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形式、模式、制度等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整体的护理体制和制度。在整体老年护理事业上牵扯到诸多相关行政部门，由于各自的职权和利益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老年护理中存在的协调问题，医疗和护理不能有效地衔接到老年护理中去。缺少卫生和医保系统的参与，老年护理事业不能得到深入发展。

二医疗集团老年护理体系

组建医疗集团是新医改中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模式之一，医疗集团是将医疗机构进行整合，实施集团化运作。主旨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化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是新医改的有效载体。目前主要的医疗集团模式是“3+2+1”模式，即三级医院为龙头，纵向联合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集团化运作中，医疗集团推进管理一体化、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资源共享、学科合作、信息联网等。在医疗集团模式下，主要从包括护理服务的提供者、护理服务的层次、护理服务的提供方式、护理服务的接受者和护理服务内容5个方面来构建老年护理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无缝衔接、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老年护理体系。

1护理服务提供者的多元化

医疗集团的老年护理服务由集团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来完成，包括了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还有家庭、个人和各类组织。多元化的老年护理服务提供，体现了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在保证公平的时候能够体现提供服务的效率。

2护理服务的分层次

医疗集团根据老年护理不同阶段的特点可分为社区、急性、中期、长期和临终5个层级。医疗集团结合老年护理的不同阶段特点，充分发挥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实现老年护理的分级护理，分工协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慢性病、康复期的老年人护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上门为家里患慢性病和康复期的老人，提供康复护理指导，包括营养指导、健康咨询等和基础护理技术支持，如换药、导尿、测血压、输液等可在家庭实施的护理技术服务。二级医疗机构利用自身特色开展特色老年护理。三级医疗机构负责老年人的急诊急救、老年综合征、多脏器功能损害，急性期护理，以及心血管、神经系统、内分泌等慢性病的治疗效果的评价与指导。民营医疗机构开展个性化老年护理，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需求开展个性化的服务。

3护理服务内容的多样化

医疗集团的老年护理不仅是针对有生理问题的老年人护理，还开展健康教育与咨询、心理疏导等预防和指导性护理。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条件，选择不同的护理服务内容和护理方式。

4护理服务提供方式的可选择性

老年护理不一定在医疗机构内，也可以在家和在社区进行，还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咨询。医疗集团的居家护理主要是通过“3+X”健康团队来完成，实现网格化管理。机构护理主要是老年人在护理机构、养老院和医院的老年科来完成。

5护理服务接收者全覆盖

医疗机构的老年护理基本上实现了集团内的全覆盖，在集团内只要是有护理需要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自己所需要的老年护理服务。对行动不便又不愿意离开家的由志愿者团队来护理，对想要个性化老年护理的，有老年护理院来满足需要。

三完善医疗集团老年护理体系的建议

1健全老年护理机制

各级政府部门要将构建老年护理服务体系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建立长效的老年护理服务机制。首先，要完善老年护理法律法规，老年护理服务的健康运行需要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支持，要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与老年护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老年护理有序开展。其次，要增加老年护理的财政预算，建立起老年护理的整体预算制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构运行经费补贴、困难老人服务补贴等。第三，要坚持老年护理公益性的发展方向，由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大力开展老年护理服务项目。

2建立老年护理资源整合体系

以科学配置、合理共享、有效流动的原则对现有的老年护理体系进行资源整合。针对不同区域的卫生服务中心现状，在集团内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第一，统筹医疗设施资源的配置及共享，在医疗集团化运作下，在集团区域内实现医疗设施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过剩设备资源实现平行或下行释放。第二，人力资源共享，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护理人员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人力资源共享。将医疗专家及护理人员进社区制度化。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坐诊；推进健康服务进家庭，让医生护士参与到社区服务团队中；推进集团内会诊制度，建立会诊中心。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社区老年护理服务向优质化发展。第三，实行分级服务、双向流动，根据老年人护理及医疗需求的不同程度，在医疗集团内实行分级服务。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及社区提供阶梯化服务，同时针对老年人不同阶段的身体状况，实现向下及向上的服务转移，保证老年人能得到最适合的医疗护理服务。

3扩充专业人力资源队伍

推动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弥补我国老年护理人才的缺口，必须重视当前养老机构从业人才队伍的挖掘和培养。培养一批专业的老年护理服务队伍。由医疗集团选派老年病医护专业人员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除了专业培训外，强化继续教育，促使从业人员更具专业化。同时，加大向社会进行老年护理人员招聘力度，按集团内人事聘任办法给予相应编制及待遇，充实到老年护理工作中去。

篇（9）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篇（10）

王老吉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实在让人觉得太过愚蠢，或许它还以为是会有05年北京那次诉讼同样的效果？难道它没有考虑王老吉已经不是当年的王老吉，你可是捐款一个亿啊！难道它忘了三鹿刚倒下，大家神经还很紧？王老吉开始的态度好像很无所谓。首先叶征潮发出律师函的时候，置之不理。然后当卫生部在违法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会上，回答大公报记者有关王老吉问题，明确指出关于王老吉茶的问题，因为食品安全法已经规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是卫生部公布的，卫生部也过名单，王老吉中的有些成分和原料的确不包括在内。这个时候，全国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话题，并给予报道。可王老吉却选择了在自己网站上声明书，从自己配方的合法和传统两个角度，证明是媒体胡说八道，其实意指卫生部做法错误。而后又有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粤食协）会长张俊修带领协会一批人等召开紧急说明会，为王老吉喊冤，似乎以为协会的话好过当事人自己证明。但大家都明白，这些所谓的协会不过是企业的狗，哪有骨头就往哪走。张俊修在屏幕上的表现也颇为滑稽，很是气急败坏。而作为王老吉本身，却并没有出现，躲起了猫猫，似乎为了掩饰协会与其的关系。其实谁又看不出来你们有一腿呢？

我们再看他们所依据是哪条法律。1987年10月的《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不宣传疗效并有30年以上连续生产历史的定型包装食品品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向卫生部备案，可以销售。2005年，广东省卫生厅组织的专家评估意见指出，王老吉凉茶中的鸡蛋花、夏枯草等原料为传统凉茶制作配料，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及人体试食试验证明产品食用安全。2005年4月25日，卫生部批复同意广东省卫生厅将“王老吉凉茶”备案。《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不得加入药物。但是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作为原料、调料或者营养强化剂加入的除外。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在食品卫生法生效以前，传统上把药物作为添加成份加入，不宣传疗效并有三十年以上连续生产历史的定型包装食品品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向卫生部备案，可以销售，销售地区不限。而《食品卫生法》颁布及生效时间为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王老吉备案已经是二OO五年的事，《食品卫生法》早就生效了，在其中并没有《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同样的规定，因此本身这个备案已经没有了实际效力，现在拿这个久远的部门规章来对抗国家法律，恐怕是行不通的。另外《食品安全法》今年的六月一日也即将实施，其中明确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公布。也就是说，目前也只有2002年《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而叶征潮也已经在其中查找，并无夏枯草的名字。所以王老吉在凉茶中添加夏枯草的行为，今时明日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篇（11）

1.参保企业上年度月人均工资高于上年度河北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以企业上年度工资总额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由于存在劳动关系但没有工资收入的，应将这部分人员核定工资与企业上年度工资总额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基数。

2.参保企业上年度月人均工资低于上年度河北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或无法核定工资总额的，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基数。

（二）补差

每年河北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在4-6月份公布，在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之前，按照上年的缴费基数进行预缴，待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后从1月份开始按照新的标准进行差额补缴。企业新核定后的缴费额与同期企业预交费额做差形成企业补差，个人用新核定的缴费与原来缴费额做差就形成个人补差。

二、缴费基数认定工作中的问题

用上年缴费基数预缴本年，之后找补先前预缴费的月份，这种“回头看”的工作方式，十分不利于工作开展，面临的问题有：

（一）补差算法复杂，实际工作中不便操作

先以较为复杂的养老保险企业补差算法为例：下面公式中的减人基数代表企业解除、外部调动、退休及死亡人员的缴费基数之和；增人基数代表企业新参保、外部调入人员的缴费基数之和。一月份计算公式：一月份当期基数=企业上年月平均工资+增人新基数-减人老基数；一月份企业应缴费额=（一月份当期基数+新增人员补差基数）*20%；其中：新增人员补差基数=个人本年补缴月数*新基数+个人往年补缴月数*老基数；一月份补差额=企业应缴费额-当期企业预缴费额；二月份计算公式：二月份当期基数=一月份当期基数+增人新基数-减人新基数；二月份企业应缴费额=（二月份当期基数+新增人员补差基数）*20%；其中：新增人员补差基数=个人本年补缴月数*新基数+个人往年补缴月数*老基数；二月份补差额=二月份企业应缴费额-当期企业预缴费额；以此类推至最终的预缴月份，累计各月差额，即为本年企业缴费补差。本年企业缴费补差=一月份补差额+二月份补差额+……失业保险企业补差计算步骤同上。从上面介绍的企业补差过程来看，需调用之前月份的人员变动数据，小企业还好，对于情况复杂的大型企业来说就十分困难。

对此我总结有三方面的问题：

1.有些地方社保经办机构对大型企业采用的是集中参保的管理方式，由企业总公司汇总下属各企业的业务后，向上级社保经办机构申报。相当于企业总公司担负着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的职能，同时受地方社保经办机构制约。这些大企业用工形式多样化，所有制形势复杂，使得企业整体参保规模庞大，且复杂。业务向上传递环节多、过程长，不易汇总各企业缴费基数。

2.大企业各部门间分工不同。养老及失业保险业务是由企业劳资人事部门管理，工资性的支出由财务部门具体处理。两部门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不同，在业务的传递过程中难免出现漏报。

3.集中管理的参保企业往往内部各公司间的人员变动频繁，且大规模的人员拆分合并时有发生。虽然是内部变动，无须向经办机构申报变动，但总公司汇总时必须考虑内部变动因素，才能将缴费基数准确分摊至各内部企业。无形中就使得上面介绍的补差算法更加复杂，必须考虑内部人员变动造成的基数增减。

（二）缴费不能因时制宜，与企业和个人近期经济状况脱节

首先从参保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企业经济状况出现拐点，经营困难，还按照过去较高的工资总额缴费，必然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劣，企业可能会出现中断缴费，造成欠缴；其次，从个人角度来说，个人工资总额比企业工资总额的变化更容易波动，之前个人收入高，突然生病或遇到不幸，工资收入下滑，甚至没有收入，还按过去的标准征收，显然不现实，更无法缴费。用上年的经济情况来要求企业和个人担负目前的社会责任和缴费义务，没有考虑近期的现实情况，无异于刻舟求剑。不但使企业经营生产受阻，又使个人生活质量下降，不利于征收工作的稳定开展。

（三）退休人员养老金计发严重滞后

因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之前的缴费为预缴费，退休人员要找差后才能正式领取退休金。大量退休人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后不能及时领取退休金，无生活费保障，要等7、8个月才能领取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