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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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科学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2)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由于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资金投入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有效的激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无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很不完善。比如,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医疗状况,使得农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据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1.4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寿命75.21岁,农村居民人均寿命69.55岁,前者比后者高出5岁多,相当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3)体制外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衡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外部性,供给者和消费者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失调。供给结构的失调主要表现为严重的“重硬轻软”和“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比纯公共产品的范围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如对需要达标的乡村公路、自来水设施等,即使没有钱也要从对农村的摊派中收取资金进行建设。而对于涉及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并不热心。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却存在供给过剩。这样本来有限的公共产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当前,由于体制外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作用,使得农村纯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农村科技、农业相关信息等“软”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给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教育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相反,农村却“政绩”工程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供给过多,基层政府制订的干预农民生产的政策供给过多。 

   2.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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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2]赵艳芹，等.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6，5.

[3]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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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品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是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进行划分，根据社会资源的生产与消费、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角度，可以将社会资源分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两类：私人物品，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和生产是可分的，也就是说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产权，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可以降低成本，节约资源。公共物品则不然，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不可分性，不可能有效地界定产权，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不论消费量的增减，都不会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的变化。

一、增强公共产品多样化的供给方式

一直以来，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公共产品应当完全由政府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免费搭车”的理的普遍存在，按私人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产量，将不能弥补生产的成本，使得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甚至供给量为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种合理供给制度来满足公众需求。

而纯粹由政府供给或纯粹由市场供给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各自严格的假定条件基础上，是相对于各自效率满足条件而言的。同样在政府与私人的供给方式之间，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建立政府与市场混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

生产者必须是能够做出决策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只有三个：政府、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的性质是一样的，统称私人。也就是说，对于产品的生产来讲，主题只有两个：政府和私人。而对于商品的提供，主体有三个：政府、私人企业。企业就是消费某一公共产品的所有消费者的集合。“企业”这一概念是指联合提供的问题，只有在关于产品的提供时才有意义。在关于商品的生产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是独立的决策单位。

二、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因此发生着变革。

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现，以及国家财力的相对紧缺，人们开始考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并开始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国家财政开始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努力，力求改变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观念，打破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财政支出格局，向“公共政府”迈进。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任，“以市场失灵”为界行使其职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上则表现为政府与私人供给的结合。对于公共产品，特别是具有混合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当允许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成分，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国家的财力，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加强重要、关键产品的宏观调控。同样现阶段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国有国营供给制度的主导形式阻碍公共产品提供的优化。

三、增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建议

1.进行管理与经营权分离，打破行政垄断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为 “政企合一” 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所以要改革，必须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给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条件，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共产品经营效率的提高。

2.主张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私人投资

政府应在在公共产品各个行业领域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的进入，可以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提高相应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利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偏低的问题。

3.提倡生产与提供模式的多样化

许多准公共产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场化，在生产与提供之间实现政府与私人的合作。地区性、社区性的准公共产品显然有更多灵活的选择，就全国性大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讲，由于铁路基础设施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为保持铁路网的完整和统一性，应建立全国统一的铁路网络公司，而客货运输业务则可以开展适度的竞争，按地区设立若干铁路运输公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给，鼓励竞争，等等。这些都是灵活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

简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公益方式，存在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成本与效益不相称的情况。在我国计划体制时期，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承当的，有限的公共资源、过高的社会期望、过重的社会责任和有缺陷的决策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公共物品

当然，在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同时，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观上的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使改革有法可依，从法律上保护各种成分对公共产品投资经营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李成威．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理论分析及启示[J]．财政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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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urrent system of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is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Although the change of the incremental institu-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it also has the very big disparity between th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nd the requirement of market economy. It is the main ways to perfect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that we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lead the market mechanism into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定义最早出自于P.萨缪尔森195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公共物品不会因为某人的消费而引起他人消费的减少,同样也不会因某人没消费而导致他人消费的增加。我国现行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而来的。尽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我国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公共教育和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偏低、基础性建设投资不足等方面。

1.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1.1我国公共教育和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从教育类公共物品来看,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国际上同类指标相比,与大众对教育类公共物品的需求相比,我国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2004年,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79%。虽然“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4%,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这个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59%,德国的79%,英国的66%,美国的69%,可见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

“十五”期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与支出情况,科研投入总额达18565.6亿元。2006年,我国研发支出为2943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该比例虽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的科研支出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极低的水平,而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不相适应。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科研支出一般只占社会全部科研费用的半数左右,其余的都是由私人部门提供,而我国的科研经费相当大部分靠政府提供。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科研经费和科研公共服务的匾乏程度则更为严重。

1.2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偏低

从社会保障类公共物品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偏低。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但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偏低,远未达到市场经济的“稳压器”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2005年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到2亿人,不足目标人群的四分之一。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但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人仅占国民收人总额的30%,而20%的城市人口却创造国民收人的70%。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经费,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

1.3我国基础性建设投资不足

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发展滞后。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其中大部分已经年久失修,功能老化,配套设施不全,农业保障功能大大下降。在全国8.2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中约有1/3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许多河道淤积,防洪排涝能力减弱。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由于水利设施老化,全国农田灌溉面积每年减少33万多公顷。2002年全国农村还有184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行政村也有45万个未能建成硬路面(沥青、水泥),是典型的“晴通雨阻”路。目前还有33%的村庄没有喝到安全饮用水,自来水通村率也不到50%。此外,农村电网老化,电压不稳,电价高昂等问题也普遍存在。虽然近年来,国家财政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与整个农业基建投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2.我国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2.1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

在我国传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下,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致使非政府主体难以进入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由此产生的供需不足、质量次、成本高、低效率、高消耗等一系列的政府失灵现象,亟需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从一元向多元化发展。

从供给主体的组织形态来看,单一的政府机制或是市场机制或是社会机制都难以使资源配置最优。由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共同合作的供给模式将大大改善目前供给现状。当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同时向社会提供类似或相似的物品或服务时,三者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还是资金、技术、人员等资源相互交换和流通的过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逐步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供给机制,发挥各自所长,克服彼此不足,达到优势互补,协调运作。

2.2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

公共物品供给的非政府化,而由市场机制来实现供给已不是新鲜话题,在欧美各国已有成功的案例了。然而,这一机制在我国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现实生活中,纯公共物品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多为非纯公共物品。即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不完全的,这就为提供手段的市场化成为可能。市场机制的显著特征就是竞争,对那些不完全的纯公共物品采用市场供给机制的方式将无疑会大大提高其供给率。通过竞争机制,打破官方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垄断局面。形成公营机构之间、私营机构之间、公营机构与私营机构之间的竞争关系,使消费者得以在不同的生产主体之间进行选择。这将迫使竞争者努力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提高服务水平,以获取市场地位。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将使我国资源的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成功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弥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固有的缺陷:低效率、高消耗、寻租行为等。

2.3建设服务型政府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理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秩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服务型政府立足于公众需求,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服务质量,统筹规划,协调多方利益,对供给主体予以约束监督,提供规范良好的社会环境,以追求公众利益为目标。

参考文献:

[1]朱柏铭.公共部门经济学[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2]王成福.我国城市公共物品竞争合作型供给机制构[D].苏州大学,2005.

[3]罗志恒.论当前公共产品的结构调整[J].湖南社会科学,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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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述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

1.简述统计需求

近年来，市场经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各行业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统计需求就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获取市场信息，分析市场发展前景的关键。统计需求包含有效和无效两个方面的内容。有效的统计需求可以帮助市场竞争主体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只有充分掌握正确的市场信息，才能正确地分析市场经济，做出正确的、科学的投资决策。

2.简述统计供给

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统计单位去市场进行实时统计，收集市场信息，然后将统计到的信息数据提供给相关人员（政府经济研究部门或者市场经济主体），这称为统计供给。通常情况下，统计主体及统计信息数据的机构主要是政府以及其他相关统计机构。统计供给同样也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

二、思考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的问题

1.分析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中出现的问题

（1）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并且取得不断进步与发展，但是针对目前存在的统计供需主体所统计的信息而言，有效供给缺乏。统计主体-政府，注重管理，统计能力大但是统计的信息内容所包含的市场经济范围相对小。相比于政府，其他统计机构在进行统计工作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全面统计经济市场需要的信息相对而言比较难。

（2）不科学的统计结构

统计工作必须要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所以统计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国内外，包括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等等方面，总之要全面展开统计工作，才能保证信息数据的科学和完整。目前统计结构所出现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工作展开缺乏科学性，国内信息、公有制经济信息占据主要结构内容，而其它信息则相对比较缺乏。值得一提的是，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在这方面的信息不足。如此不科学的统计结构，会成为统计事业进步和发展的阻碍因素。

三、分析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问题的原因

1.不完善的统计制度

主要变现在对政府的统计信息数据的重视，而忽视其他民间统计机构。统计工作对于政府而言，只是为了满足管理工作而进行的，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不完全。而其它民间统计机构又由于不能全面掌握信息，产生统计结果不完整、不准确。

2.落后的统计方法

目前统计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对统计信息数据的事后处理，对于事前预测的关注程度比较低，而且忽视事中的监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一些统计部门在进行统计工作时，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但是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资源信息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实现资源共享。

四、分析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的问题1.深入改革统计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我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所以统计制度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全面统计准确的信息内容。所以深化统计制度改革十分有必要，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促进政府与其它民间统计齐发展；（2）实现统计工作的信息化、市场化；（3）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统计工作的进行。

2.调整统计工作观念：调整统计观念，以更好的服务统计事业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计工作服务于政府以及市场主体，为他们提供信息，调整统计供需不平衡的现状；（2）将统计工作纳入到市场竞争机制中，在竞争中提高统计的效率，保证统计的准确性；（3）解决目前存在在统计中落后的方法，把握统计各个阶段的工作。

3.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

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统计工作相结合，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不泄露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统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有效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统计工作的成本费用以及由于掌握信息不完全出现的损失等等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用户的信息反馈，适当采取多样化统计方法，有效减少不平衡的统计需求与供给现象。

例如：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逐渐发展和普遍应用，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采取相关的网络调查问卷等方法，习惯比之前传统调查方式，更简便易操作。同时，可以将传统统计方法进行改善或者结合应用，比如将整体统计和抽样调查结合起来等等。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统计工作已经逐渐出现不足之处，所以必须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完善统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逐渐将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工作相结合，但是也要注意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只有不断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所出现的不足之处，不断完善这些暴露的问题，才能促进我国达到统计供需的平衡，实现统计信息的准确和完整性。本论文主要分析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分析出现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方法。

篇（6）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著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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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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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公共品 农民收入 影响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理论评述

1．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研究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一直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主要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以及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足等问题入手。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吴孔凡（2006）认为农民对已有的公共品评价不高。由于在公共品决策中农民受益主体的没有参与使有限的公共资源难以生产出符合农民真实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张应良、王钊（2006）通过制度逻辑分析的视角得出，只有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建立对应的实施机制，才能保证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有效。贺雪峰（2009）认为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不足问题的方法，一是充分发挥农村的民主，让农民表达自己利益；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力量。

2．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村收入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才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王国华（2004）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提出必须关注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公共品体系。郑英宁、郭江（2007）认为农村的教育及医疗卫生水平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基本建设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却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提高。陈东（2008）、唐国华（2009）提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短缺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唐国华（2009）还并不是所有公共品的供给具有相同的效应。鄢奋（2010）以福建省为例研究农村公共品得出的结论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增加了福建农民的负担，而其筹资方式的改革增加了福建农民的收入。

由现有文献看出，学者对我国公共品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增加农村的公共品，减轻农民的负担，目前对农村公共品与农村当地的产业发展联系的研究尚少，尤其是对于贫困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如何通过产业传导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论分析

由经济理论和现实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1．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批收入的影响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给会为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有利于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减轻负担。发达的交通网络、及时的技能培训等有助于农民掌握多方面的信息，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稳步增收；农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给会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2．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反作用

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会伴随着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下一步投资的欲望，投资欲望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收入的增加会促使公共品的供给多样化。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会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正面的效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三、数据的选取与实证分析检验

1．变量的说明及数据的来源

研究样本是重庆开县，开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国家和市级扶贫的重点对象，本文采集的是从2001-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被解释变量选定为开县不同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解释变量为开县的行政村公共品供给情况。解释变量具体设定为行政村通公路比例（WT）、通电比例（LT）、通电话比例（PT）、通广播电视比例（TT）、有卫生室比例（HT），其他相关变量假定为不变并放入随机扰动项μt。

数据及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实地调研数据，由重庆市开县扶贫办提供，部分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库等官方网站。

2．模型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根据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理论关系的分析，并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建立模型：

lnYt=β0+β1lnWT+β2lnLt+β3lnPT+β4lnTT+β5lnHT+μt

其中Yt表示t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Wt、Lt、PT、TT、HT分别表示行政村t年的通公路比例、通电比例、通电话比例、通广播电视比例、有卫生室的比例，μt表示随即扰动项。β0，β1，β2，β3，β4，β5是有待估计的回归参数，其中β1，β2，β3，β4，β5作为弹性系数，分别表示的公路、电、电话、广播电视、卫生室的改善对农民收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相关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的OLS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然后对模型进行检验，采用首先运用T检验与F检验进行参数的检验，其次就是计量经济的检验，主要包括多重共线性、自相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就是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检验的结果。

3．估计结果与检验

运用Eviews5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LNYT = -17845.18+ 165.89LNWT105.3LNLT + 98.17LNPT +385.02LNTT - 317.31LNHT ①

（-9.54） （1.91） （-2.42）（2.58 ）（4.61）（-9.16）

R2=0.994491 DW=2.782371 F=108.3049 T=9，（2001-2009）

以上估计结果显示，R2=0.994491，调整的R2=0.985308可决系数较高，F检验值108.3049，说明模型整体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较高，总体显著性也比较好。

（1）多重共线性检验

通过OLS估计结果看出，模型解释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是显著的，所以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不会对模型的解释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2）序列相关性检验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就是模型的随机干扰项相互独立或不相关。如果随机干扰项违背了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成为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面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DW为2.782371，从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测随机误差项存在负的序列相关，但是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可以看出序列相关性不是很严重，不需要进行修正。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用EVIEWS5统计软件分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F的所有统计值都大于0.05，即F检验通过了，所以接受被解释变量LNYT不是解释变量LNWT、LNLT、LNPT、LNTT、LNHT的格兰杰原因，也接受解释变量LNWT、LNLT、LNPT、LNTT、LNHT不是被解释变量LNYT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1．结果分析

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释能力比较强，这说明了开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当地农民的增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又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开县农村公共品供给不是当地农民增收的Granger原因，同时农民增收也不是农村公共品增加的Granger原因。由此，虽然近年来开县只是单纯的公共品的增加，并没有和农民的增收产生协调互动的关系。

进一步挖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但是现阶段公共品的供给首先满足的是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基本人权需要等，如道路的修建、不断改善的医疗保健水平，对当地经济的拉动力较弱，造血功能不足，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农民的增收。

2．政策建议

（1）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倾斜力度

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政策。还须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由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向以国家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

（2）重点深化对贫困区的公共品供给的扶持

地区越落后，其农村公共品的正外部性越小，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更无法形成产业的集聚。所以政府应给予更多持续性的支持和补贴，加大对该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充分发挥出公共品的经济传导功能，使公共品供给的增加能很好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3）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起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

当前，开县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不高，并且与农民需求不相吻合。虽然整个开县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其供给数量和类型基本上是由上级政府或基层组织来决定，农民的需求没有及时地得到响应。所以政府要充分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出发，发掘农村公共品的增加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4）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村公共品要逐渐实现多元化供给

开县基层组织和村级组织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较差，农村公共品供给渠道较为单一，供给模式比较僵硬，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逐渐形成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农民“三管齐下”的共同投入的新模式。政府逐渐退出公共品供给主体地位，主要起到引导作用；同时，逐步采用一定的社会奖励或经济奖励的方式引导与当地资源及产业相关的企业入主提供公共品。一方面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又促使企业下一次的投资，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多元化。

基金项目：本文受重庆市软科学项目（CSTC，2009CE9016）资助。

参考文献：

[1]刘明明.安徽省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硕士论文.2010.

[2]陈万龙.促进农民增收的公共品供给政策研究.博士论文.2008.

[3]鄢奋.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以福建省为例.东南学术.2010(3).

[4]王国华.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5]李燕凌,曾福生.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8).

[6]唐国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7]陈万龙.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关联分析.经济分析.2008(6).

篇（9）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而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言的，主要是指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根据公共产品的“公共”程度不同，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体现了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发展综合规划等。准农村公共产品则在消费过程中体现了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农村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文化馆建设等。农村公共服务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范畴，是为了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社会服务，是不具备物质形态，而以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或劳务等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研究在近几年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日趋严重，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被诸多学者视作是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对农村的扶持政策需要由价格支持转为竞争力支持，而国际贸易协定允许的这种支持主要就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上，比如，农村科技服务、病虫害防治、基础设施、环境规划等。可以说，在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并为此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而关于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现状、问题、供给机制和筹资机制的完善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尝试对上述研究热点做出梳理与述评，并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需现状问题

当前大部分相关研究是集中在农村公共产品上，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的学术论文相对较少，相关学术专著更是少见。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一般都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总体供给不足。针对这一问题，很多研究都笼统地提出了要加强农民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建设。对于供给现状，大多数研究有以下的共同认识：1、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承担起足够的供给责任或者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尽合理。比如义务教育、环境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应无偿供给全国性公共产品并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2、财力有限，特别是县乡一级的财政紧张，在“税改费”后，很多地方财政都沦为“吃饭财政”，形成了“养人收费，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3、相对于供给不足，在“政绩”工程上却出现建设过多、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过多的“供给过剩”的悖论现象。4、农村公共产品和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过大是影响城乡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针对于此，研究者建议政府应对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消除目前对农村的忽视现象。

二、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问题

当前对供给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供给主体与供给责任划分不明。各级行政力量如何分别负责哪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供给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当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上乡村两级负担过重。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许多相同的供给责任，如教育、科学、文化、国防、卫生等，但却没有一个法律明确规定各层级政府在供给责任上的具体划分，而各层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供给责任也非常相似，相互推卸责任的后果必然导致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负担过重。所以，众多学者呼吁通过立法明确各级行政力量的供给责任，切实改变乡镇政府的财政状态，使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才能真正做到减轻农民负担。2、供给机制与农民减负。狭义的农民负担是指除税收以外的所有公共产品成本分担，许多研究认为，现阶段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合理，由此提出农民减负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机制。但是，当前研究还没有能全面的回答什么是有利于农民减负的合理、完善的供给机制。3、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更多的供给责任。农民负担沉重，为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付出的代价昂贵，但获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不尽如人意。在这一点上，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明显地处于弱势，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需要更多的利益倾斜和政策扶持，同时，加入WTO以后，原来可能产生贸易扭曲的国内支持减让承诺的“黄箱”政策不能再使用了，而必须尽快使用不会引起贸易扭曲的“绿箱”政策，而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中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减让承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尽快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4、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渠道单一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衰落现象并存。一方面，不少学者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在以行政力量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大胆地尝试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私人合作的模式，采取民办公助、鼓励私人投资等多种方法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高效供给。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认为，当前许多地方政府不恰当地把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凡是要农民交钱的工商、税务、财政等都在加强，而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诸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统统转制，走向市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怎样建立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高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服务体系？

三、筹资机制问题与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问题

当前研究均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经济运行要求为目的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为主、社会参与；以公共财政为平台、整合多形式筹资以及生产成本的承担者与受益者高度同一等。而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1、财政实力差距决定了区域和城乡筹资差距。2、乡镇政府的事权与物权的不对称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导致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严重。3、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发达地区在能够实现多渠道筹集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资金，而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却多以政府为单一投资主体。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关键是在于资金的筹集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研究者大多提出应建立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理顺分配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和重点向农村倾斜等建议，但大都比较笼统，缺乏可行性。

关于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当前尚缺乏专门研究。学者大多呼吁打破自上而下的传统决策机制，建立由农民自主参与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也有学者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符合农民需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所致，所以解决的办法是建立县乡一级的民选政府。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真正平衡各类利益与主张，当前仍处于空白状态。

四、对西方经验的研究

当前仍然缺乏对西方在相关领域内先进经验的系统介绍。王小林的文章借用西方管理主义出发的理论，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官僚政府机构来提供”。摆脱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并由此进一步提出政府不一定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而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他在文章中以美国为例，提出美国在哥本哈根等12个城市公交系统服务的调查表明，合同承包带来的费用节约平均为36%。

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对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研究重点在于供给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供给机制上。而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确定市场化与否的范围与程度，区分供给主体，明确供给责任；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供给决策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西方相关领域内的先进经验需要系统全面的介绍。

参考文献：

[1]陈小梅.“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与改革” 南方农村 2004年第2期

[2]李立清等.“对加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途径的探讨” 农业经济 2005年第8期

[3]陈永新.“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四川大学学报 2005年第1期

[4]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 财贸经济 2001年第10期

[5]吴士健等.“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农业经济问题 2002年第10期

篇（10）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农民行路难、通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用电难等不良后果，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导致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因而，增加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在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加大了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力度。本文主要从财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讨论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一、我国县乡财政困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同时并存

虽然增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广开渠道、多方筹资，实行一定的政策倾斜，也可尝试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依然只能是县乡政府。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县乡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县乡一级政权的财政收支矛盾相当尖锐，主要表现为工资欠发、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等，县乡财政多维持在“吃饭”的水平上，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据推算，目前中国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余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许正中，2004)。乡镇负债规模庞大，来源复杂，债务利息高，累积时间长，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形势极为严峻。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镇实行由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市的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保障，并列入财政预算；而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来说，政府投入很少，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和农村道路常年失修，农村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均十分落后，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自筹制度取消，县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来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县乡财政更显困难，无力提供农村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施和落实，以农业为主的县乡财政失去了其主要收入来源，县乡财政尤其是大部分乡镇财政更加困难。

我国县乡一级政府和财政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尤其在当前“三农”问题日益凸出、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县乡一级财政，实现县乡财政解困，增强其服务农村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是财政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我们应从现行财政体制的内在弊端着手，找出当前县乡财政困难的体制原因，以明确县乡财政解困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缺陷

1994年形成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比财政包干制是一个进步，但远不是一种成熟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还存在较为明显的非规范性和过渡性质，其固有的内在体制缺陷直接导致了当前县乡财政的困难，也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改善。

1．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少法律规范，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存在矛盾。由于行政垂直集权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缺少法律保障，导致政府间财政关系极不稳定、极不规范，而基层政府在责、权、利的分配上则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并存的体制，极易导致各级政府“上收财权”与“下放事权”的机会主义行为。事实上，我国各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层层“抓大集中”，将大税种、大税源抓到手中，到了基层财政也就基本没有大税可分，税种杂而收入规模小，造成基层财政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同时，上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事权下放”，加重了基层的财政负担。

2．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侧重“收入”的划分而缺乏对于各级政府事权责任的清晰界定。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划分，但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则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导致各级政府间事权责任不清乃至于相互推诿，而基层县乡财政尤其是乡镇财政则不合理地承担了过多过重的事权责任。目前，县乡财政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财政承担的事权负担，比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等。无论是根据财政分权的“受益”原则，还是参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这些事项都应划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或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大部分责任。而在我国却都压到了基层财政头上，由此形成县乡财政的困难局面。同时，也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人中，乡镇财政负担78％左右，县级财政负担约9％，省级财政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陈纪瑜、赵合云，2004)。如能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到中央和省级财政，仅此一项便将大大减轻县乡财政的支出负担，也将更有利于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财力保障和长远发展。

3．省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是县乡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分税制改革后，按照中央对省的体制模式，各地在省内建立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直接制约了基层财政获取必要财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省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总量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运行困难的问题。二是转移支付形式以税收返还、专项拨款为主，这两种形式在财力分配上都有利于富裕地区，不利于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三是各省通过“因素法”分配财力的资金非常有限，无法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间实现财力均等化。

三、改革我国财政体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步伐，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职责范围和收入，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是加强县乡财政、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保障。 转贴于

1．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政府的多级供给体制。其中，县乡政府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基础环节，直接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产品。而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作为供给主体的各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依据这一原则，诸如环境保护、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项支出应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县级政府负责管理，县乡政府承担具体事务；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的支出应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县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主要承担本辖区范围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和本区域内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责任。这种政府间职责的划分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以杜绝上级政府下放事权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增加县乡财政的负担。

2．大力培植以财产税为主体税源的县级财政税收体系。县级财政缺乏大宗、稳定的主体税源，是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省以下政府大宗收入是营业税，而从前景看，应注意发展不动产税，逐步形成省级以营业税为财源支柱、县级以财产税为财源支柱的格局。不动产税是最适合基层地方政府掌握的税种，是非常稳定的税源，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优化投资环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每隔3年至5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地方政府的财源就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而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财源的培养便非常吻合，这正适应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导向。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渐把不动产税调整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来征收，同时考虑不同地段的因素并几年一次重评税基。这样，不动产税就会逐渐随经济发展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支柱性的重要税源(贾康，白景明，2003)，从而缓解基层政府的财力困境，为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保障。

3．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简并转移支付制度形式，规范专项拨款，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进一步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力度。1994年以来建立起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基础教育等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在各省内部也未实现“均等”。因此，应进一步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确立均等化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进一步调整不合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将调整“既得利益”的资金用于均等化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强中央、省对下的调控力度，进一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三是建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专项性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在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上的社会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四是建立稳定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资金分配要高度重视解决县级财政困境问题。

4．改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和方式。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这难免会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现象。在建设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是非常重要的。要实行乡、村两级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村民公布收支情况。此外，根据公共财政学说的一般理论，很多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采用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方式提供。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可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起以财政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比如，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通过产权界定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有助于将投资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参考文献：

[1]孙 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相关体制安排[J]．财贸经济，2005，(6)．

[2]徐 超．财政约束条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创新[J]．财政与发展，2005，(6)．

[3]李风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制度创新[J]．社会科学家，2005，(5).

[4]匡远配，汪三贵．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J]．新疆农垦经济，2005，(11)．

[5]郭家虎．财政合理分权与县乡财政解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9)．

[6]陈纪瑜，赵合云．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基层财政体制亟待创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7)．

篇（11）

关键词:公共物品;研究视角;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0903

1公共物品经济学视角

1.1以公共物品的定义出发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由被称为经济学界是爱因斯坦的萨缪尔森提出的,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区别于私人物品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条件被称为萨缪尔森规则。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问题是指,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及两者的组合等均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萨缪尔森规则。赵宝廷博士从公共物品的定义的角度,分析了基于排他性、竞争性等物品性质视角的离散型公共物品和基于连续性物品谱系视角的公共物品,探索公共物品供给效率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认为公共物品的定义应该坚持一元标准和连续性物品的思路,并以解决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为导向,定义不仅要体现物品自身的性质,而且要体现产权、组织、与供给方式等人类制度性因素。

1.2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讨论中,学者们的论点大多集中于供给的效率问题,虽然在如何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创新供给效率手段与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刘起博士通过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效率依据和无效率解的论证,提出政府供给、市场参与和第三部门提供这三种模式相互结合的供给制度,各种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弥补才能达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水平。总之,“三个供给模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领域,三者应当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展现出任何一个单纯提供模式所不能达到的效率来”。山东财政学院的岳军教授通过对公共物品的各种供给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选择和安排的依据是制度效率的命题。其他学者的论述一般都是在分析西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提高供给效率的对策,曾春水和张玲的《公共产品的效率分析及改进对策》、陈文煌的《浅析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尹鸿雁的《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思考》等等。

1.3产权视角

向玉琼对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产权机制进行了比较,具体论述了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各自的优缺点,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了对于不同的公共物品应采取不同的供给路径,“应根据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规模经济的大小,明确各类公共物品提供的产权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用产权经济学来分析公共物品,提出了公共物品特征的新概括,并认为一种产品之所以成为公共产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由萨缪尔森所概括的公共产品的两个先天特征决定的。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制度绩效函数模型,用以判别一个物品应该当作公共产品提供还是当作私人产品提供。该模型假设消费者之间的效用变化是均匀的,用消费者剩余的平均值来做简明的推算,很多情况下仅仅靠对相关数据的估算,就可以根据制度绩效函数模型对产品的性质进行判别。

1.4交易成本视角

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是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力。政府通过供给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可以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福利经济学家往往把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即不存在交易成本问题。而实际上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同样是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政府再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因为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寻租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影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某种程度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的种种“政策失败”。诺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在以交易成本为视角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来探讨如何解决我国的存在的问题。如张军教授的论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论述了交易费用如何影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析了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通过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降低交易费用,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2新公共管理视角

2.1政府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公共物品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一般认为,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因而围绕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组织以及公共组织的权力(公共权力)分配,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题。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具体管理,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政府失灵”造成了政府在许多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力不从心,引入多元化供给模式已在学界达成广泛共识。崔运武分析了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有三个:第一,政府要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者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第二,在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某些负外部性问题进行规范制约;第三,在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给予必要的保护。杨豪论述了政府行为扩张的五方面理由: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内在扩张;利益集团存在的政府扩张;官僚机构与政府扩张;财政幻觉与政府扩张;纳税人与决策者的分离等。政府行为扩张的存在,容易导致政府失效,所以应该把政府干预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这样一来,政府行为就有了一个遵循的标准,避免了政府无限的过度扩张。藏旭恒从公共产品的区域性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夫关系出发,认为“集体的规模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地区间差异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决定了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一个可行途径”。中央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可以考虑对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放权,以保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符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论述了物品“公共性”的区域差异与政府职能的区域差异,他认为作为公共物品供给者的政府,其职能应与公共物品需求的区域差异相对应,并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来加以改善。

2.2公共财政的视角

我国目前的供给结构扭曲现象较为严重,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过度供给”的现象并存,尤其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是公共财政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很多学者以公共财政的视角来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学者认为公共支出的决策过程充满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共选择过程。公共产品的数量,提供哪些公共产品以及如何提供等问题,是在既定的财政制度下,政治家、官僚、公众和利益集团间博弈的结果。江秀平指出,公共财政的显著特征,就是公共性。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规范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两者都需要体现其公共性。刘瑞华从财政供给环节上对公共产品分类,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选择机制和端供给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是一个系统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方式的变革,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改革的一个主攻方向应该是建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和终端供给机制”。辽宁省财政厅和东北大学联合课题组在建立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提出要实现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提高财政支出效益,还需要构建财政支出效益评控机制,建立财政支出奖优罚劣机制。(1)要对决策程序进行规范,推行重大财政出决策奖惩机制。(2)对决策实施过程控制。(3)明确监督评价制度。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财力资源不是约束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原因,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现象存在着直接动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进行政府经济学分析。通俗的说,政府不是没钱,而是不会花钱。

2.3治道变革视角

复旦大学的胡火研究了治理视野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打破传统的统治理念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唯一主体角色,供给手段单一,忽视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面。在治理视野下,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呈现出一种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制度多中心的状态。治理视野下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逐渐呈现出如下的一种状态: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合作;供给主体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给方式上多种方式并存;重视成本―效益分析;资金来源上不再局限于地方财政,而是强调通过各种渠道去融资,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重视公民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

2.4供给模式视角

在供给模式的研究上,我国学者注重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同时也注重联系本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模式。周燕博士对国外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做了综述,主要包括双主体参与供给论、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三和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三个部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模式是国际潮流。涂晓芳文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三种模式作了详细的分析。马恩涛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出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现实性。北京大学的句华在借鉴S•萨瓦斯的理论基础上,对公共服务中市场机制的原理、技术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缺陷,但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张洪武专门对公共物品中的非营利选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NPO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相比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则表现出人性化,回应性及成本效益优势,但要充分发挥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赋权,推进非营利组织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席恒博士认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李宏在研究英国公共领域改革做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改革物品供给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思路和对策。韩兆柱则在分析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转型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模式。他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市场和志愿组织等三种模式,每一种都有一定的缺陷,应选择一种复合的制度安排,通过政府改革,构建由这三种模式合力实行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有一个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有效性。

2.5风险分析视角

在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视野下,民营化一直是一种国际潮流。我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逐步推行民营化治理变革,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很多显性和隐性的问题。李建华教授认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制度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民营化中资本的逐利性与准公共物品公共性及公益性的内在矛盾,导致我国在准公共物品民营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具体表现为准公共物品民营化中的新垄断、政府与企业的合谋、公共安全、公民与顾客的角色冲突等。这些风险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准公共物品民营化改革的有序推进,扭曲了准公共物品民营化改革之目的。王乐夫教授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指出我国的民营化改革抓药存在的问题是民营化带来的经济性损失,公平性损失,垄断和私人垄断问题,公共责任缺失,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及可能引发的政府危机管理等六个方面。对此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对策,则难免产生不良影响。以上学者的风险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国当前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措施,防治各种危害的发生及恶化,特别是要消除来自体制上的障碍,加大立法步伐,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监督机制,杜绝腐败,关注弱势群体,将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准公共物品民营化风险的危害性控制在最低程度。

3科学发展观的视角

3.1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属于社会效率与公平的一个特殊领域,天津商学院的刘双良和史瑞杰指出,在探讨特殊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时候,必须将其放到社会效率与公平的一般背景中进行分析,才能厘清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及其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他们还认为,在进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时,我们的供给主体 (这里特指城市政府)应将其供给的效率与公平自觉置于整个城市社会的效率与公平之中来通盘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使供给投资决策失范,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从而提高供给配置效率,使我们的每一位城市居民(纳税人)能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机会公平中真正享受到其供给的结果公平,也只有最大化发挥了应有效用的城市公共物品,才能充分满足城市社会的公共需要,才不失为一种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3.2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

冯海波指出,在“城乡分割”状态下公共物品供给是非均衡的,公共物品非均衡供给。一方面与城乡二元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违背了效率原则。在“城乡统筹发展”目标模式下,公共物品供给应坚持对城乡居民实行均等化的策略。公共物品均等化服务有两种选择:一是初始条件下的均等化服务,二是增量调整下的渐进性均等化服务,而后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在实践中,统筹城乡发展的财政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对城乡居民实行均等化服务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解决农民享受公共产品国民待遇的问题。刘瑞华研究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指出它加剧了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所以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把公共财政覆盖到农村和农民应该是公共财政建设的核心内容。

3.3矛盾与协调的视角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社会公共需求不断增长是我国当前公共事务治理中的重要矛盾。罗忠桓认为,矛盾的产生有历史和社会环境变迁,公共需要存在与质量的增长及提高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的低效性等因素。除了引导公众有确定理性、合理预期和理性消费外,提升政府能力,改善公共产品的品质,谋求政府与社会私人部门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调整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不失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绩效,实现矛盾治理的基本出路。

3.4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党的重要执政目标,并把和谐社会的构建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这个大背景下,不少学者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探讨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庄永海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社会物品的模式。郭风旗指出,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重要性突显,政府力量应成为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主要力量,加快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于落后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的转移支付,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的基础实施建设的投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县级行政管理研究分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提供法治保障。首先,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的理念;其次,要加快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

4总结

上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学科上从不同视角分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助于我们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得深入理解,使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多元互动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成为学界共识。但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直接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中方法和技术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分析国内研究现状,现有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机制研究不够;二是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技术性问题缺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保证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作用有效发挥的体制问题可操作性成果少;四是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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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席恒.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一个公共管理的视角[J].人文杂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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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建平.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瓶颈问题与对策[J].求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