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哲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启蒙哲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肖朗.康德与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

[2]王坤庆.论康德对教育学的贡献[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

[3][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林晖.启蒙的技艺：康德教育哲学的难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9，4.

[5]ImmanuelKant.Kant on Education[M].trans.Annette Churton.Boston:D.C.Heath and Co.,1900.

篇（2）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篇（3）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69-01

曾有论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外来先进思想理论，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梁启超，无疑，是这些外来先进思想的最初受惠者和传播者，而这些新型的价值意识和思想准则，则为其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营养补给。

梁曾经说过：“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输入中国。”在《饮冰室合集》中，梁介绍评说的欧美、日本、印度等国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达五十多位。从古希腊的经典学说到英国的经济学，从法国的民主理论到德国的哲学流派。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与评议，内容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法学、伦理、文学、逻辑、地理、教育、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欧洲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尤其是1901年至1903年，他以翻译为手段，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广泛地宣传介绍以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达尔文、边沁等人的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和学说。其核心，正是理性至上、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国家等思想原则和发展进化、功利主义、乐观主义等启蒙精神，而他自己所阐述的社会理想、理论、民权理论、新民学说、进化史观乃至文学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等思想，以及开民智、新民权、倡自由的种种努力，也都是与西方启蒙精神相一致的。

仅在1902年，梁介绍和论述西方学说的文章就有《政治经济学摭言》、《格致学沿革者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志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志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范围极其广泛。具体说来，西学对梁氏影响最大的表现为两论：一是科学上的进化论，二是政治思想上的民约论。

一、进化论的影响。自严复译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晚清社会主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对此作出了评价：

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比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

竞争也，进化也，务为尤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

小学校之生徙，上至各国之政治家，莫不口习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

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此之风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 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何以故？以达尔文“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至于对梁的文学启蒙观，进化论产生的显著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梁树立发展的历史观，批判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反对厚古薄今的观点。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事,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邃让于古所云哉。

其次，梁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文学之进步，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

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可以故？俗语文学之大发达故。”

二、民约论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梁于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对卢梭生平及政治学说，特别是《民约论》的主旨，作了详细的阐述。卢梭的民约论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念，其中心内容为“天赋人权”，人们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之权，梁认为，此等权利，即使父兄亦无权予以剥夺，他说：

“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妇者所能强夺业。”“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竖立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了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

在《新民说》、《自由说》等一系列文章中，梁宣传和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时，梁还以此为思相武器，对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尤其是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落后，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摧残了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他愤怒地将封建统治者称为“民贼”，并指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皆为保护一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故而，梁号召人们去打破封建专制制度，他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皆亡！

显然，在民约论的影响下，梁已具备了启蒙思想家的风范和气度，而表现在文学上，梁所发表的大量政论文无一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的张扬和阐释。例如梁著名的《自由书》就是从侧面来阐发资产阶级的这一观念的。

总之，梁以海纳百川似的气魄，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的输入，而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也无疑成为其启蒙思想构建的宏富资源。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篇（4）

其实，法国哲学从来都是在社会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内“在场出席”，呈现它的积极创造精神。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首先，在法国，哲学思维活动已成为整个社会各成员的普遍活动，哲学已经不是单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所垄断的思想创造领域，也不只是一门学科，不只是一种知识。

2016年，即使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法国哲学家仍然与社会大众一起，共同举办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哲学争论及各种研讨会，他们不但热烈地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哲学月”活动，而且还比过去更广泛地在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店举办“哲学咖啡沙龙”（café philo），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使哲学真正成为“城邦”市民的优雅思想文化活动，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巴黎，针对全球普遍发生的紧张关系及各种矛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题为“宽容与和平”（la tolérance et la paix）的学术演讲，教科文组织主席伊莉娜・波克娃指出：“哲学并非只是学术的和大学院校的一门学科而已，它是一种有助于更好地和更人文地生活的日常生活实践”（La philosophie est advantage qu’une discipline académique et universitaireCc’est une pratique quotidienne qui aide à vivre mieux，et plus humainement）。研讨会重申：哲学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尤其对于年青一代，它鼓励进行批判的和独立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整个世界，并倡导宽容与和平。

在法国，哲学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学教育的核心；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和哲学思维能力，是年青人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必须首先通过哲学论文（dissertation philosophique）考试，才能有资格正式进行高中毕业统考。这也就意味着：法国人已经公认必须把哲学思考能力的基础训练，当成升入高等院校以及到社会就业的前提条件。

在2016年，法国高中毕业的哲学考试，按不同门类，规定了不同的考试题目作为哲学论文的思考焦点。教育部给科学技术类高中毕业生设定的哲学论文题目，包括：“工作越少，是不是就生活得更好？”“认识是否非要经过论证？”“请对马基维利著作《君主论》选段进行说明”“我们是否始终都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我们为什么对研究历史感兴趣？”“请解释笛卡尔著作《论哲学原则》选段”“我们的道德信念是否以经验为基础？”“欲望是否在本质上就是无限的？”“请解释哈娜・阿伦特著作《真理与政治》选段”“为了正义是不是单靠服从法律就足够了？”“我们是不是永远都可以为我们的信仰进行论证？”“请解释梅洛-庞帝著作《闲谈录》选段”，等等。

如果说，对青年人提出严格的哲学训练已经成为法国的传统的话，那么，同样的，一般的法国公民也已经形成进行哲学思维和参与哲学争论的生活习惯。

巴黎的许多咖啡店早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哲学讨论的场所。与上层贵族豪门宫廷中的各种沙龙相对称，街道边的咖啡店也热衷于举办各种哲学对话或论坛。2016年在法国各地举行的多样化的“咖啡哲学沙龙”异常热闹。

虽然巴黎近几年接连遭到恐怖袭击，但巴黎人还照样以平常心过日子。在2016年秋冬季节，巴黎人更积极地前往住家附近的咖啡店；而在周末或节日时，就兴致勃勃到著名的“哲学咖啡”参加哲学讨论；运气好的时候，还可能在“哲学咖啡”期间，聆听著名哲学家的演讲，并与他们对话，参与讨论各种哲学问题。

坐落于巴黎市中东部巴斯迪广场塞纳河边的“灯塔咖啡厅”（Café des phares），多年来以“第一哲学酒吧”（Premier Bistro Philo）著称，每周吸引众多哲学业余爱好者，边喝咖啡边讨论哲学。咖啡店老板每周还邀请著名哲学教授，给哲学爱好者讲哲学。

遇到突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抉择？是改变自己而顺从事件，还是使自己采取多样的方式？这是探讨不确定年代里如何提升自己的生活智慧的问题。咖啡店老板特地邀请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兼哲学咖啡组织者贡德尔・格尔汗（Gunter Gorhan）来主持这场哲学咖啡的争论。

很多人只注意到20世纪当代法国哲学接二连三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及其代表人物，并不细心考查法国哲学史微观运程复杂线索结构的动力学特征，更没有深入分析隐含在法国哲学发展思路中的强大精神力量及其动力学密码，很容易满足于观望法国哲学争论与创新的表面热闹景象，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和思想发展的断裂阶段，便急于询问当代法国哲学是否产生新的思想明星，同时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

仔细回顾法国哲学发展历程，从近代社会孕育时期的16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关切社会生活命运、批判革新和继承优良传统相结合以及发P思想家个人思想创新精神的三大特点，使法国哲学在近六百年间，始终保持创新浪潮迭起的历史动态。

早在近代社会的黎明时刻，就涌现了杰出的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和多才多艺的思想家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gne，1533～1592），为近代法国思想的兴盛谱写动人心弦的前奏曲，也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创建近代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随后的17至18世纪，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拜尔（Pierre Bayle，1647～1706）及封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nelle，1657～1757）等人，进一步发扬了闪耀着文学自由创造风格的哲学论述，为后来法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融合及相互渗透开创历史先河。

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哲学界仍然充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既有歌颂理性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又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鼓吹者；既有人本中心论，又有回归自然论；既有严谨的逻辑主义，又有浪漫主义；既有对新时代的讴歌和寄望，又有对近现代社会的批判；既对宗教进行严厉的批判，又催促了新宗教的产生……传统法国哲学史在论述启蒙运动的时候，只强调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误导了读者，使读者误认为启蒙时期只是理性主义一家独霸哲学界。

篇（5）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重要性没有人怀疑过，但是，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却其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卡尔·波普尔把黑格尔当作“开放社会”的敌人，①而英国的鲍桑葵博士则竭力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辩护｡②实际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很难用自由主义或极权主义来概括，因为它突破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框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要理解和领会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创新之处，必须要考察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理论方法､逻辑演绎和对传统自然法及社会契约论的突破｡

一､黑格尔考察国家问题的理论方法

黑格尔考察国家问题的方法深受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德国浪漫主义学派思考方法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上述两种方法，而是在二者的基础上创立了逻辑辩证法，用以考察国家问题｡

黑格尔出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此时欧洲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已由对单一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研究自然现象的多样性｡例如在天文学领域，开普勒的研究重点是确定行星公转和它们各自相对于太阳距离的规律，而到了伽利略时代，自然科学已不再局限于描述某一自然领域，而是致力于研究动力学和关于自然界本身的一些运动规律｡要完成这一任务，单靠直接观察自然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伽利略采用把观察到的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综合，使各个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方法｡以抛物运动为例，如果仅凭直接观察抛物运动的现象，只能得出物体先上升后下降的粗糙结论，不可能精确描述抛物体运动的轨迹｡为了精确描述抛物体的运动轨迹，伽利略把复杂的抛物运动分解成原动力和重力，这样就能精确地计算出物体的加速度和减速度，从而测定抛物体的运动轨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采纳了自然科学以“分析-综合”为特征的物理学方法论模式｡启蒙思想家高度重视人类理性的作用，因为人类可以运用理性“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③这就是启蒙思想家们笃信的方法｡

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和机械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遭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崇尚天性或自然，认为理性所支配的心灵无法领会自然的神秘､魔幻与美丽｡他们发现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远离，人与共同体的远离，导致人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归属感｡因此，浪漫主义学派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普遍性｡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也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黑格尔的国家思想无疑受到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为黑格尔研究国家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石｡他把启蒙运动的理性大旗和浪漫主义思想家对整体性､普遍性观念结合起来，发展出辩证逻辑的认识方法｡当然，用逻辑方法考察政治问题在黑格尔之前并不鲜见｡英国逻辑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次运用形式逻辑来研究国家问题｡霍布斯认为，凡能构成因果关系的每一个物体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物体既有自然物体也有人为物体(即人为创造的物体，如国家)｡因此，哲学也就相应地分成由物理学和心理学构成的自然哲学以及由伦理学和专门政治学组成的政治哲学｡④由于国家也是“物体”，考察自然物体的思维方法也可以原原本本地运用于考察国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计算”，而“计算”的前提只是弄清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⑤所以，只有对构成国家的终极因素进行分析，并用这些因素重建国家，才能真正地理解国家的实质｡于是霍布斯先斩断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把“市民状态”还原为“自然状态”，得出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结论｡黑格尔不满意霍布斯的形式逻辑和原子式的理论方法，代之以辩证逻辑和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前提是“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的那种哲学方法，即整套思辨的认识方法｡”⑥这种认识方法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正题是把事物视作静止的现象来思考;反题是以运动的眼光来考察事物，分析事物正反两方面的矛盾运动;合题则是以宏观和全面的视角考察事物｡在正､反､合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三个阶段能够调和前两个阶段中出现的矛盾，又可以保留前两个阶段拥有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

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展开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严格遵循辩证法，沿着正题､反题､合题的思路展开论述｡他把单个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切入点｡关于自我意识，黑格尔之前的笛卡尔､休谟､康德，以及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费希特都有所论述，但他们多从主体的角度来论述的｡而黑格尔则选择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来彰显人的自我意识，即“自我意识”的存在取决于他人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由于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承认，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个人与一个个人相对立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个“承认”难题呢?黑格尔认为战争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它们之间只有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自身的存在｡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斗争，因为它们必定要把它们自身的确信，它们是自为存在的确信，不论对对方或对它们自己，都要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⑦这种“为承认所进行的斗争和对统治的服从是政治生活的起点，也是国家的开端｡”⑧自此，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领域内的探讨开始进入“国家学说”范畴｡

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基础是个人的“自由”｡黑格尔认为人类天生就是自由的｡他在《法哲学原理》导论中指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重量构成物体，而且就是物体｡说到自由和意志也是一样，因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⑨

既然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就“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这种“外部的领域”就是所有权(财产)，它是个人借以实现自由的手段｡如果没有财产，人就不可能作为“自由意志”而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人的自由也就是纯粹主观的､没有内容的｡所以，黑格尔把私人所有权看成是理性的必然，认为“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的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⑩

对自由意志来说，财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抽象法”领域，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财产”的人格而存在，这样的自由意志由于其具体表现是外在的东西，因而有可能受到侵占｡只有进入到“道德”的领域，自由意志才作为内在的东西体现于自身，而非体现于物，因此在这一领域，自由意志才能自己决定自己｡这样，道德就为自由“规定了一个更高的基地”｡黑格尔的道德观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反对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的“义务论”，也反对席勒“义务命令你去做的事情，你就深恶痛绝地去做”的论调｡他认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福利，有权把个人的特殊需要作为他的目的｡“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理性的，这样说来，人有权把他的需要作为他的目的｡生活不是什么可鄙的事｡”[11]不过，道德领域的自由也并非没有局限性，因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单个的人，单个人的主观意志､特殊意志不是客观意志､普遍意志｡所以，道德领域的自由有可能成为主观片面的东西｡为了脱离这种主观片面性，人的自由意志就必须上升到“伦理”领域｡黑格尔把“伦理”看作是“自由的理念”，[12]自由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在“抽象法”领域，自由只具有外在性和客观性，在“道德”领域，自由虽然朝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只具有内在性和主观性，只有在伦理领域，自由才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才是真实的自由｡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指的是精神性的社会整体｡他所谓的“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在精神性的社会整体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自由｡”[13]黑格尔的这段话虽然拗口，但意思是明了的，即国家是个人的“实体”，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能获得自己的实体性自由｡

黑格尔对国家的强调使其长期背负着“极权主义”的恶名｡不可否认，黑格尔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国家的至上性，把国家看成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绝对的不受推动的目的”和“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要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14]但是，黑格尔的本意并非是要为极权主义张目｡他在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指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国家的理念｡特殊的国家或国家制度可能是坏的，但国家的理念却是神圣的｡综观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它的精神哲学是其全部哲学的顶峰，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就是“最高的学问”，而精神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是自由｡所以很难设想黑格尔会设计一个完全压制人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实际上，黑格尔也没有那样做｡他设想的国家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力有限的国家｡他认为，“普遍的国家权力只向个人要求对自己所必须的东西，为给自己实现这种必要事宜所采取的设施也以必要为限，……保证公民的活生生的自由和固有意志，而且允许公民有巨大的活动范围｡”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府“必须把对它组织和维持权力这种本分并非必要的事情听任公民自由处理，(因而)把以对它内外安全并非必要的事情听任公民自由处理;对它来说没有什么应该像在这些事情上能保证和保护公民自由行动那么神圣，而这样做又毫不谋取功利，因为这种自由本身就是神圣的｡”[15]

黑格尔虽然强调个人自由，但他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与特殊性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个人的自由“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普遍性也“必须予以促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16]

三､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与突破

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西方国家学说史上的伟大创新，不仅在于他使用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力图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在于他所主张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国家观，是对长期流行的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角度考察国家起源学说的一次深刻批判｡

“自然法”(Natural Law)思想早在古希腊时就已出现｡智者学派把“自然”看作“真理”或“实在”，把“自然法”看作绝对正义｡智者学派之后，自然法思想几度沉浮｡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对“自然法”进行重新诠释，使其重新获得蓬勃生机｡在这一时期，启蒙学者普遍认为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政治社会是一个人为的安排，意在获取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经过启蒙思想家的不断宣传，基于自然法观念之上的自然权利思想已深入人心｡黑格尔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其中当然包括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之一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对他的影响｡黑格尔的一生中都始终不渝地忠于启蒙思想家个人自由的理念，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伴随自由意志而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法哲学原理》的副标题还冠之以“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但这并不能像利德尔(M. Riedel)､佩尔津斯基(Z. A. Pelczynski)那样据此断定黑格尔全盘传承了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者｡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他早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自然法》，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并不同意流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自然权利理论和流行欧洲大陆的抽象的自然权利理论｡

黑格尔认为，无论是经验论的自然权利理论，还是欧洲大陆的理性的自然权利理论，都是“从人的个别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依照他的自由意志去对待别人”开始的｡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的出发点决定了“人们把社会和国家的状态仅仅认作个人的工具，而个人才是主要的目的”｡所以，这两种自然权利理论都只停留在“抽象的自在”阶段，[17]不可能真正认清个人权利和国家的本质｡如果想要真正地认识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本质，必须“首先提出自在自为的理念，然后在理念自身中揭示出实现其自身的必然性，并揭示出这种必然实现的过程”｡[18]这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研究和揭示的重点｡

在批判自然权利理论的同时，黑格尔还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批判｡据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的研究，在黑格尔之前，“国家起源于一种契约一直是流行的观点｡这样一种契约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受法律或道德限制的约束，这似乎是一个既定的结论｡”[19]黑格尔没有囿于“既定的结论”，而是从个人自由或主体性出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人而获得，因此，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会是单个人的集合｡所以个人权利“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能出现｡

黑格尔不同意契约论思想家把国家设定为个人的联合，认为国家是各种团体(associations)的联合｡所以黑格尔在论证国家时，并没有从个人直接进入国家层面，而是把“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认为霍布斯､洛克所说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市民社会，远未上升到国家的真实概念｡

黑格尔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是一个创新｡他既没有像历史法学派那样把社会契约看成一种历史事件来反驳和否定社会契约理论，也没有像休谟那样用功利主义抨击社会契约理论，而是抓住了契约理论的个人主义核心，给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决定性的一击｡在西方思想界，学者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是比较彻底的，它使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更加牢固｡

探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非是发思古幽情，而是为了把握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挑战｡冷战结束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作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引起了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本书并非是如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靠鼓吹“民主”取宠于西方舆论界的，而是因为福山用人类导师的敏锐思想把握住了现实问题｡就此而言，今天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①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②[37][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21页｡

③[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九章､第十章｡

④⑤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1页｡

⑦Peter J.Boettled，The lcgacly of Frtedrich von Hay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9)，p.121｡

⑧⑨[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8，11-12，55，126，164，253，175，185，309，174，259，285，261，82页｡

⑩[12][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273-274，319页｡

[11][英]休漠《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1-282页｡

[13]蔡美丽《黑格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5][16][1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1，120-121，126页｡

[18]黑格尔《哲学全书》，第433节｡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1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1999年，第105页｡

[31]黑格尔“德国法制”，载《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35页｡

篇（6）

一. 序言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总数额已经达到1.74亿左右，占人口的总比例达到12.78%，而且以每年800万―900万的速度在快速增加。因此，参考国际准则，我国已然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党的十报告指出 “老有所养”是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而在社会财富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更应研究如何从精神层面上做到 “老有所养”。而在当下中国，有关老年人的精神问题，主要涉及的则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新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邻里结构时，老年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即其主体性问题。

二.新型的社会结构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传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在新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几近崩溃，而新的适合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又还没有重新被建立起来，因此整个社会被蒙上了一层恰似价值虚无的阴影。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就如同工业革命时期（即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期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就如同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宣称的他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惊人发现那样：“近来最重要的事件――‘上帝死了’，即对基督上帝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已经开始对欧洲投下了第一道阴影。”（G・西尔贝克，2012：567）因而世界从此混沌，一切价值有待重估。因此这个时期的欧美，价值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在行为上变得专横，野蛮，虚伪和势利。因此，在价值的追求上人类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就像尼采所言，“人类不是向动物式的野蛮状态沉沦，就是克服虚无主义。”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日趋瓦解与衰落，而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又还没有建立起立，整个社会结构在价值体系上正变得日趋多元而复杂。面对这样价值多元又复杂的今天，许多人在内心价值诉求上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个体身份困境由此而生，相比之下，当下老年人的身份境遇更是如此。

老年人在一个社会中往往代表的是传统的力量。因此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往往固执于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行为上常常显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老年群体逐渐沦为整个社会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因为面对新型社会结构，老年人在内心价值诉求上无所适从，因此最终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之中。而要从这样的人生困境中走出，作为老年人必须先走出自闭的空间，勇敢面对现实境遇，并最后能够借助无私的爱，才能够超脱自我中心而重新找到自我身份认同。对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论文第四部分详述。

三.新型家庭结构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传统的儿孙满堂大家庭式的养老模式已经越来越稀缺，代而取之的是更多的空巢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止2013年10月，中国空巢老人已突破一亿大关，而其中达30%以上为独居老人。[4]面对如此庞大的空巢和独居老人，我们这个社会除了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物质上的照顾与关怀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怀和照顾。

然而新型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精神困境往往表现为一种身份困境，也是一种现性的困局。可以说这种主要由西方启蒙运动所发起和倡导的现性困局是造成当下主体性困境的思想根源。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其共著的《启蒙辩证法》说到的那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对于启蒙理性和自由的有系统的追求导致了一种新的非理性和压迫的出现。”（Horkheimer ， 1972：192）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现性思维模式所导致的主体性困境造就了当下所有老人的身份困境的。因此只有打破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模式，才能化解由其导致的当下老人的主体性困境，即身份困境。在对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进行精神关怀的时候，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主体与他者的建构模式。我们必须在整个思想上，以及言语行动上，建立起各主体之间最为平等的沟通与交流模式，相互之间最终才能达致和谐与共存。

四.新型的邻里关系中老年人的身份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变得频繁。个人流动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居住和生活，这时个体面对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以及邻里邻居都可能是新的和陌生的。因为我们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国人历来就有很强的家园意识，也特别强调落叶归根，乡亲故里的情怀和故乡观念。可以说家园意识是中国人自我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受难的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就是丧失家园。――（这里的家园是指一个人的根，即他的过去和文化。）（何伟文，2012：73）因此，当一个人丧失家园，即剥夺了他的过去和文化，是何其的痛苦，从此他的自我身份建构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从此就会彻底地失去了个人心灵的自由。

依附传统文化的老年人，其家园意识更是强烈。然而当下中国，伴随着现代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农业经济的迅速解构，背井离乡，流散于祖国各地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因此如何帮助他们重建个人精神家园，从而化解个体身份困境是当务之急。著名的英国哲学家默多克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爱”和“艺术”。用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韦伊的话来说，就是从“内部改变自己”，或使自己具有“变得无私”的能力。因此这里的爱应是一种无私的爱，即能够真正关注他人真实的爱，就像默多克所言：“真正的爱是“非暴力地理解差异”和愉快地感受他人无穷无尽的不同性，爱永远不需要改变另一个个体。”（何伟文，2012：91）因此通过引导老人“爱”他人，关注他人的真实，通过愉悦地感受他人的不同性，来替代心中固然依存的家园意识，对某种善的向往的意识，从而最终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五.总结

中国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面对由社会变革与转型而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邻里结构的时候，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由于失去了传统价值的依托、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困境、以及个体精神家园的失落而导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而通过老年人自己真正无私的对他人的爱的力量，即对他者真实的关注，以及他人对老者基于主体性平等基础上的精神关怀，老年人在当下社会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才能够最终得以消除。（作者单位：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论文系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WGW1420。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

《爱弥儿》；《庄子》；自然教育

教育本是一个多向度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生发的一系列教育原则是教育施行的依据。艺术、社会、自然都是教育的向度，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对人情感的陶冶、健康审美力的培养与健全人格的塑造都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与审美发生联系就具有了升华的维度，美育成为了现如今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被人们全方位地解读与发掘。自然教育是美育的一个扇面，自然教育原则在各种思想体系中又有不尽相同的内涵。笔者选取先秦时期道家哲学的代表性著作———《庄子》[1]与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卢梭的作品———《爱弥儿或论教育》[2]来进行跨文化的探视，这对我们理解自然教育丰富的内涵有较大的启示。

《庄子》与《爱弥儿》是分属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在那个“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的社会，《庄子》这本书的思想意旨本就是复杂的。它的确是一部哲学专著，庄子站在道家哲学元范畴之上提出了如何“体道”的主张。但《庄子》的富饶让我们不得不对这样一部寓意丰赡的书产生拓展性的理解与诠释。在回归自然的“体道”中，庄子以神话隐喻的独特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怪诞的世界，美国学者爱莲心就认为《庄子》中的神话与隐喻形象的使用并非庄子无意的安排与拨弄，而是庄子有意为之的哲学策略，以此来实现庄子所要达到的哲学目的。“《庄子》文本中的不连贯和十分难解的文学方式跟达到自我转化的目的技术手段有一种系统的关联”[3]。庄子假借一系列怪诞的意象是与实现读者心灵转化的哲学意旨分不开的。虽然庄子没有明确提及此书是写给受教者的教育专著，但我们有理由从教育的角度去解读《庄子》。阅读本就是人对德行的自觉追求，庄子也成为了逻辑上的教者。况且，庄子的思想是有教育诉求的，在《庄子》中充斥了大量人物对话与独白，这往往给读者以另类的启示。特别是其以“游”的方式来完成对“道”的体悟，这种对人们直觉（诗性智慧）的唤醒与自然美育的原则暗中契合。卢梭的《爱弥儿或论教育》是启蒙语境下的产物，卢梭所处的时代是崇仰理性的时代，理性主义的过度猖獗让卢梭生发了培养“自然人”的想法。在卢梭看来，社会的“种种成见、权威、强迫、规范，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人的自然天性”（《爱弥儿》）。那么，回归自然，用自然教育的原则来培养作者假想的儿童———爱弥儿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发现，卢梭明确地表示这本近小说似的作品是他对教育的论述，较之《庄子》有着更为明确的写作目的，即对教育的看法与评解。

1762年，在相继发表了早期两篇论文之后，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卢梭也多次强调《爱弥儿》在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致友人萨尔伯的信中，卢梭说：“我的全部精神智慧分散于前两篇论文和《伦教育》中，三部著作不可分割，构成一个整体。”[4]前两篇论文指《论科学与艺术》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尤其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就敏锐地洞见了那个时代技术与文明对人类早期纯朴情感的破坏，充满了卢梭对科学启蒙及其后果的审慎思考。所以，我们在解读《爱弥儿》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论科学与技术》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两篇论文对《爱弥儿》的思想预设，这是进一步理解《爱弥儿》的先行前提。早在《爱弥儿》出版之前，《社会契约论》就出版了。此书一出版卢梭旋即被指控是在“攻击各国政体”。然而，卢梭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紧随其后出版的《爱弥儿》的注释性附录。还说《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爱弥儿》引用和改变了了《社会契约论》的许多东西[5]。由此可以想见，《爱弥儿》绝非一部单纯的教育论著，而是和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联的（《社会契约论》明显谈的是民主政体及其法律制度建设的问题，因此是关于政治制度设计和立法的书）。况且，一般认为，《爱弥儿》在有意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书的开篇不久卢梭就写道：“你要想懂得公共教育的理念吗？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吧。这可不是一部政治作品，像仅凭书名来判断的人所想的那样。它是从不曾有人写过的最佳教育论。”

我们可否断定，卢梭写作《爱弥儿》和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有着相反的意图。《爱弥儿》不仅是一部论教育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阐扬卢梭政治主张的专著。由此观之，《爱弥儿》中的自然教育至始至终都秉承面向社会、面向政治的教育原则，卢梭成为了自然教育原则的操控者。自然的教育，是《爱弥儿》的行文起点。在第一卷卢梭就告诉我们，他这部小说主要论述“自然人”的培养。他说“：一句话，必然了解自然的人。我相信，人们在看完这本书后，在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有几分收获。”所谓“自然人”是将古代的忠诚、勇敢、道义等“自然的情感保持在第一位的人”，而与之相反的是“社会人”（即“文明人”）。我们应该注意到，卢梭“自然人”观念的提出是有一定启蒙语境的，“自然人”本就是那个时代哲学的公共产物。在《论不平等的起源》的本论中卢梭告诉我们，为了探究社会的基础及其政治性质，当今时代的哲人们提出了“自然状态”及其“自然人”的假设，以此作为研究政治制度或优或劣的参照系数。卢梭是赞成这种分类方法的，但他同时代哲人们对“自然人”假设的表述还差强人意，其结果必然是曲解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及应该追求的完美政治的性质。在卢梭看来，古代人是“自然人”，而当代人是“社会人”，是一种被封建专制制度所腐蚀了的人。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的理念，《爱弥儿》在这方面必然有思想上的承袭性。自然的状态在卢梭看来是最理想的。他说“：自然让人曾经是多么幸福而善良，而社会却使人变得那么堕落而悲惨。”[6]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在暗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带来人类道德的提高，反而带来普遍的堕落与罪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常早的对“文明”的反思。“社会人”已经被人类社会的种种成规陋习所污染“，回归自然”必然成为卢梭教导爱弥儿的首要原则。那么，如何培养“自然人”，如何“回归自然”呢？卢梭的回答是“：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卢梭为爱弥儿制定了一系列的培养计划，从幼儿时期的爱弥儿到情窦初开的爱弥儿，作者“细数了一生的苦难”[7]，相应的采取培养策略，他认为这样才是自然教育应该做的。不难发现，“自然”在《爱弥儿》中显然参杂了“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卢梭本人。卢梭从“社会人”相反的维度去思索“自然人”应然的存在状态，这只能导致主观化的自然。卢梭对自然的理解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较之《爱弥儿》，《庄子》在行文中所言及的“自然”具有不同的内涵。“自然”以纯哲学的姿态出现，显示出形上哲理色彩。以此生发的“自然教育”也显得难以为人所操控。道家处处言及“自然”，“自然”成为得道者的一种处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高于“道”的存在物，“道”也可以说是“自然”的一种概括与描述。道家的“自然”近“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8]，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简言之，“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它排除了一切可操控的因素，涵融万有，凌驾于万类之上，产生在万有之前（“象帝之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道家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表述“自然”，这是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以此“自然”观导出的具有教育倾向的“体道”方式就与卢梭的自然教育原则大相径庭。我们注意到，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在论如何教育，他们只是在表述如何以最淳朴的姿态归顺自然。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体察到了靠“自然”来实现自我教化的可行性。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成为道家教化的首要原则———不去向外诉求，而是顺自然发展。那么，到底如何自我育化？《庄子》以“体道”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自育之法。《庄子》的首篇《逍遥游》以“鲲鹏”神话开场，这是暗指了读者直觉思维应该重启，而逻辑思维暂告休假[9]。“游”是一种态度，这是直觉对“道”的体悟，是纯娱乐性、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以“游”的方式来完成对“道”的觉解，这是庄子美育的基本诉求。

游戏的心态本就是童真心灵所具有的基本特点，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宣告瘫痪，审美直觉被唤醒，这本身就是自我育化的自觉追求。庄子中“心斋”“、坐忘”，都是体道的具体途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让人摒除杂念，心境纯一，通明大道，以虚空之心集道于怀，这是入道的关键，也是进入审美之境的起点。在《大宗师》中，庄子还提出了“坐忘”的修心方式，这是对身体感官机能的抛弃，也是对理性思维的扬弃：“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心斋”、“坐忘”是“悟道”的过程，“悟道”的主体是自我而非他人，也即是自我育化。我们发现，这种自然育化的过程是自我的修心活动，我是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主体。庄子没有刻意地去接近“自然”，其美育策略本就自然而然，无须人为的操控。这种哲学范畴的自然教育观与卢梭从政治社会的反面提出的自然教育观是有很大不同的。

篇（8）

1 基督教时期的上帝观

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上帝作为万能、至善、永恒和完美的神圣存在者，创造了世界，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上帝不仅是造物主，而且还是拯救者，因为他道成肉身，派他的独生子耶稣以无罪之身承担了全世界的罪恶并拯救了世人。在基督徒眼里，上帝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是一个能够与人建立关系、充满仁慈和公义的神。他存在于历史之中，热爱人类，关心人类的事务，不断与人对话和沟通，惩善罚恶，引导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完善。在很多启蒙思想家那里，上帝还是他们解释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出发点和前提。

2 洛克的上帝观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是近代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是17―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学说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在洛克的思想中，上帝是矢志不渝的存在，无论洛克在思考什么问题，上在时刻指引着他。”洛克的上帝观是洛克自然神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

2.1上帝观念不是天赋的

洛克是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人物，在洛克那里，上帝观念如同我们的其他观念一样，也是通过经验，即感觉和反思取得的。洛克关于基督教的论述除了《基督教的合理性》以外，大多散见于他的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之中。从上述著述来看，洛克显然对上帝的存在有着强烈的确信。洛克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而对上帝的信仰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倡导宗教宽容的洛克反对对无神论实行宽容，主张政府绝不应该放任无神论思想的传播。

在《人类理解论》第一卷中，洛克对“天赋观念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知识并非来自天赋观念，而是建立在经验之上。洛克把经验主义认识论引向了对神学信条的怀疑，他认为上帝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上帝没有任何天赋的观念，这与他对一切天赋观念说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洛克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论证来反驳上帝观念天赋说。在《人类理解论》第一卷第4章中，洛克指出，上帝观念并不是一切人类普遍具有和一致承认的。在第14、15、16三节中，他还指出，即使人们心中有上帝的观念，其内容也各不相同。人们持有什么样的上帝观念，取决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在运用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在该章第18、19等节中，洛克还进一步指出，上帝观念尚且如此，那么其它观念（如“实体”观念等）更不配是天赋的了。英国自然神论之父――雪堡的赫伯特认为，由于人们有必要认识上帝，出于公义的考虑，上帝应该已经为所有人提供了有关他的某种观念。从这一点出发，他坚持认为上帝观念是天赋的。洛克反驳说，如果说上帝的仁慈要求他将有关其自身的天赋观念赋予一切人，那还不如说尽管上帝已经提供了理智、双手以及物料，他还应该亲自为人们修桥盖房。[2]

2.2强调对上帝存在的信仰

受笛卡尔的影响，洛克先确立自我的存在，然后确立上帝的存在。不过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不同，洛克本着经验论的原则，从个人对自己存在的经验出发，肯定了自身无可质疑的存在。洛克认为，虚无不能产生存在，纯粹的虚无也不可能存在。既然人能够拥有知识，那么这个存在者就应该是全能、全知的。就这样，洛克本着冷静谨慎的态度和如数学般确定的方式推导了上帝的存在，可是他的方法论决定了他证明的这个上帝只是一个必然的前提，是一个没有人格的造物主，是一个和人的总体体验没有多少关联的永恒存在者。

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中，洛克就从道德实践出发，进一步阐释了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洛克承认人类凭理性本身，的确可以发现一定的自然法和人的道德职责。可是他继而提醒说，“从自然理性迄今完成的一点点工作来看，单凭理性自身，它是在难以担当起让道德全面地、真正牢固地建立起来并散发出清明显赫的光明的重任。不仅如此，耶稣的降临还为信徒提供了一个来世永生的道德范例。[4]洛克清醒地看到，哲学家们以品德本身的优越性来劝导世人奉行品德基本上是失败的，而耶稣对来世的永生的应许以及他死而复活的例子却可以有效地劝服人们相信行善的好处，并因此为他们的道德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上帝的存在是合乎理性的

洛克坚持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合乎理性的，借助“自然之光”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洛克自认为满意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存在”。洛克论证的第二部分是证明这个永恒原因的本性。洛克认为，“我”是一个有意识的人说明了第一原因本身肯定是有意识的；另外，宇宙中的秩序向我们显示了第一原因肯定是有智慧的。由此，“我们是道德的存在物，所以我们的终极原因也肯定是道德的”。从而从人类自身拥有的能力、认知和感觉出发，推导出存在一个永恒的、最强有力并且最具智慧的存在。洛克认为，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和大能的，上帝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

3 洛克上帝观的影响

洛克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自然神论由兴起到繁荣鼎盛的阶段，虽然他与约翰.托兰德和安东尼.柯林斯这样的自然神论重要代表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但他一直都否认自己是自然神论者。“根据自然神论的一般立场，洛克与自然神论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承认奇迹、启示以及预言”。[5]

尽管洛克并不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但他对于自然神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无人能及的。后世的自然神论者将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哲学奉为基石，从其精辟的论证中为他们的理论寻求支持。洛克关于上帝的思想对后来的自然神论者影响十分明显，导致他们放弃了有关上帝的天赋观念的学说，虽然赫伯特将对于上帝存在的信仰，以及他所提出的自然宗教的其他几项原则都建立在天赋观念的基础上，但洛克之后的自然神论者们却都追随洛克，把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看作一个推理过程的结论。在自然神论者看来，越是能够通过理性来认识上帝，就可以越少需要任何的启示。洛克为一种合乎理性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所做的论证使自然神论者们深受启发。

参考文献：

[1] 王慧：论洛克的宗教观[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篇（9）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0）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专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该书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出版史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出版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

谢尔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数、价格、畅销程度、再版情况、作者得到报酬的数目和方式等。通过查阅大量珍稀版本的图书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谢尔详尽地勾勒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与传播的文化迷宫，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和都柏林费城的重印如何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对欧洲和美洲都产生深远影响。

阅读这部独特的出版史，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讨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聚焦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

“在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气势恢宏的交响演奏中，苏格兰以其独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瞩目”。①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分享科学、宽容、民主、进步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学和文学书籍的生产也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是一个地理上位于欧洲边缘、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1707联合法案》打开了苏格兰的经济困局，却使之丧失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说，联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在坚持自己苏格兰身份的同时，对英格兰人的轻慢格外敏感。“面对民族的一系列损失和劣势，还有与英格兰的政治、社会、文化联盟的可能性，休谟圈子中的苏格兰文人进行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尝试，通过在智力上取得成就，来给他们自己和苏格兰民族带来名声和声誉。”②而书籍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翅膀。

首先，苏格兰文人集团利用出版物强化个人合作和社会凝聚性。亚历山大・布罗迪和谢尔都注意到，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散在各个领域，不同学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体性和高度的社会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高水平的学术社团和密切的出版联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的启蒙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里，“由于苏格兰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常为彼此的出版计划提供帮助，有时是进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修订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约瑟夫・布莱克将亚当・斯密的论文编辑成《哲学论文集》，休・布莱尔出版约翰・洛根的遗作《传道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文人们经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赞扬，并尽可能大声地宣传苏格兰作为文学和学术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马斯・里德在《人类理智能力研究》献词中为18世纪的苏格兰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化的图景， “在那里文人群体成员以平静而愉快的态度讨论问题，使用互谅互让的哲学话语来澄清和改进他们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遮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竞争和分歧进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启蒙出版文化的发展。他们彼此团结和相互支持，为爱丁堡赢得“大不列颠雅典”的美誉。

第三，将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现代版权制度和现代文学批评以一种复杂的运作方式构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成熟时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作家的署名情况。他发现，这一时期的书籍扉页上经常用学位、头衔和职位来标识作者，通过这种身份证明来提高作者的权威并强化其苏格兰民族身份。如亚当・斯密在世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缀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的第四版（1784）扉页上补充了“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王陛下的一位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两个身份。

“这种署名方式让作者与自己祖国的机构发生联系，说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者认识到自己来自苏格兰的重要性，以及转而反映了他们的苏格兰身份会被读者认识的程度。读者对作品的评价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且影响了对该作者所属的机构和国家的看法。”⑤通过把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苏格兰启蒙书籍把苏格兰文人看作一个集体的存在，从而赋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的苏格兰，要在文化上与英格兰一争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义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还是文化事业的推动者？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可否融于一身？美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考察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印刷及传播的生意链后写道：“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⑥他生动地描绘了以夏尔・约瑟夫・庞库克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启蒙思想带出哲人的书房而深入到社会的缝隙并最终推动了一场运动。虽然他们随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贿赂欺诈，却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谢尔称赞达恩顿对《百科全书》书籍史的论述开辟了书籍史研究的先河，成为探讨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顺着相似的思路，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发展历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书斋之中的独白。在思想物化成书籍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贸易渗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与达恩顿笔下的庞库克不同的是，谢尔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商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在爱国热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动下，苏格兰启蒙出版事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属性。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人构成严肃写作背后的力量。读过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篇柔中有刚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在约翰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伯爵从未提供过“任何帮助的行动、任何鼓励的言语或者表示赞同的姿态。”当《英语词典》编撰完成即将成为经典时，他抢先发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赞助人，被约翰逊一口回绝。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发现，苏格兰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与约翰逊签订“文学劳动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约翰逊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这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⑦约翰逊的例子说明贵族模式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或现代的商业模式。出版者构成了严肃写作背后的推动力量，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发起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就是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险尝试的一个宏大的苏格兰民族出版项目。汉密尔顿自己都称之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是鲁莽的计划。为了保证在伦敦的销路，汉密尔顿特意在伦敦开设一家临时店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前景同样不被看好。然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为文学赞助人还承担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们判断和甄别优秀的作品，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而对市场和公众反响的判断上，他们又先于作者，给作者经济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为作者和文人提供个人服务和社交支持。以18世纪后半叶爱丁堡最著名书商威廉・克里奇为例，他的书店是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苏格兰文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和互相结交。克里奇擅长吸引苏格兰文人群体的成员，培养他们成长为作者。过去由贵族赞助人向作者提供社会支撑体系，现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担。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克里奇视科学为启蒙的推动力量，积极地出版他觉得有价值的科学作品，如布丰的《自然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本《苏格兰统计报告》。出于对启蒙理念的认同和促进苏格兰民族进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财政风险出版促进启蒙运动的作品。

谢尔认为，虽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税提升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但并未取代贵族的赞助和支持。“那个时代的特征是赞助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⑧被称为“苏格兰启蒙之父”的阿盖尔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改良家和植物学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认可的知识分子提供学校的职位或政府的公职和退休金，使其拥有稳定的写作环境，不完全靠出版行业的资助。经济上的独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从市场要求，出版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这个特点使得“稳定性”和“学术性”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调，也使苏格兰启蒙作品常带有专业和教导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来讲，思想史学者主要关注思想的承袭和流变。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等深刻影响今天经济和伦理生活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学者探讨过1760年至1840年苏格兰哲学在德国和法国的接受，并与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⑨学术界也涌现大批文献探讨美国建国先贤的苏格兰思想渊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书斋推动历史的呢？

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出版史不仅仅是文献学和版本学，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过谢尔对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这个小地方产生了大智慧，又为何在19世纪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又是怎样为苏格兰启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对美国制宪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出版业的变革，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谢尔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腾飞”，与打造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早年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还有对苏格兰民族感情强烈认同的爱丁堡出版商汉密尔顿、巴尔福和金凯德。他们全部出生在苏格兰，青少年时期就相互认识，米勒、金凯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苏格兰著名书商麦克尤恩的学徒。他们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友谊减弱了个体和区域竞争，并为后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谢尔称米勒和斯特拉恩为爱国出版商，他们在伦敦获得财富和名望后，积极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为其优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开伦敦市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苏格兰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参与而成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没有米勒，它们可能默默无闻或者作为地方出版物被埋没。”l18世纪中期开始，米勒在出版苏格兰作者重要作品时，开始与苏格兰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亚当・斯密的经典作品《道德情操论》就是由金凯德在爱丁堡、米勒在伦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宽销路、提升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间的情谊。然而，他们的晚辈合伙人之间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和信任，在书籍出版样式、时机、利润分配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冲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纽带逐步瓦解，苏格兰启蒙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谢尔进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传播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版权法律，那里的书商能够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国作品。每当伦敦和爱丁堡推出畅销新书，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价格进行大量的重印，再销往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谢尔认为，他们虽是文化的盗用者，却在传播启蒙作品方面成为连接大西洋两岸的纽带。18世纪末，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书商移民到美国，开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复制爱尔兰的重印业，苏格兰启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对美国制宪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果没有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昙花一现，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肯定激发了人们求知的欲望，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出版和图书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然而，不同的历史境遇赋予各个民族不同的启蒙主题，其图书出版和贸易也带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启蒙是以理性之光驱散宗教和专制的阴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社会，实现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对西学著作引进与传播的主题是救亡图存。m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个案中，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利共生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爱国热情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促进启蒙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苏格兰著名出版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认同启蒙理念，深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对开启民智、建立自由富强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出版动机常常超出利润的范畴，使得经典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得以出版。同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促进民族进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断地向出版商输送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出版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和持久的动力。这一点在与爱尔兰图书贸易进行对比后显得更加突出。爱尔兰由于没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业只能以重印英格兰和苏格兰作者的作品为主。当英国的版权法律在1801年扩展到爱尔兰后，爱尔兰重印业无以为继。

总之，谢尔用详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出版文化与思想运动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从思想到书籍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炎萍，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86）的成果。

注释：

ai亚历山大・布罗迪编. 苏格兰启蒙运动[C]. 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 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