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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文学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汉办: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4〕 王宁宁:关于海外“孔子学院”的全面认识,科教文汇〔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152.
〔6〕 刘乃京:文化外交—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新视野〔J〕,2002(3):66-68.
〔7〕 宗焕平:孔子学院的独特影响力.瞭望〔J〕,2007(11):96-97.
二、优化教学内容,构建注重人文素质培养和思维能力提升的教学体系
(一)详略得当,注重人性与道德激励。外国文学课程隶属于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课范畴。在教学中要改变过去拘泥于文学史、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功能和知识系统性的倾向,降低理论难度,缩小教学范围。各章概述部分内容压缩课时,重点讲解各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诞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原因和文学内部的继承发展性,这是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灵魂,学生必须掌握。非一流的作家可以简单提及其杰出的贡献,不具有鲜明特征的则完全可以一笔带过。重点作家作品,首先需要介绍作家和代表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奋斗历程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展现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激发学生崇敬之情,促其奋发向上,树立高尚的人生理想,增强自信心,勇敢面对人生挫折,养成永不服输、永不放弃的精神。至于其他作品不必一一介绍,统归到创作主题下说明即可。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对人物的品评和联系现实问题上,这部分的训练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二)打破学科界限,寓历史、文化、哲学于文学教育中。许多教师在讲外国文学史发展历史和具体作品时,对产生的时代背景总是三言两语交代,这种做法看似体现了文学的独立自主性,节省了教学时间,却得不偿失。要学好文学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功底。文学是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载体之一,历史、文化和哲学是文学产生的背景,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学习不能同这三者割裂开来,否则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了解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和宗教在西方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理解不了但丁《神曲》中人本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矛盾统一,领会不了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的复杂矛盾性,也理解不了有些作家浓厚的宗教情怀;如果不了解近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就理解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善良的拉斯科尔尼柯夫为何会杀人;如果不了解西方社会的道德风俗和婚姻爱情观念,就无法准确评价作品中的人物。
三、利用影视剧扩大学生“阅读量”
(一)导学环节
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教师要精心设计“导学指南”,让学生课前搜集整理学习资料,梳理文学背景、作家生平等,学生通过消化教材或查阅资料来完成学习任务,与教师互动参与学习过程。课上先由教师对新课内容进行概述,然后由学生根据教师上一节课布置的“导学指南”,将自己从图书馆或网络搜索到的预习资料与同学分享,依次自由发言。教师一边引导,一边在黑板上记下一些主要观点,最后教师和学生一起归纳总结。比如,讲授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可以提前布置学生课前搜集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生平及其作品相关的资料,特别提醒学生关注学术界有关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论的内容,激发学生对莎士比亚创作背景的研究兴趣,也有助于学生对其作品的深入探究。再如,讲授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人生三部曲,教师要布置学生在课前搜集高尔基生平的相关资料,在课上进行交流补充,了解他成长历程中的辛酸经历,从而深刻体会作品的自传性特点。
(二)研读环节
教师引导学生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经典作品的经典片段,学生通过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提炼自己的阅读感悟。在导学环节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分析作品文本,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示作品文本经典片段,结合学生课前对作品的整体阅读感悟,应注重对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作者的叙事手法、创作倾向等方面的分析,启发学生品味、欣赏。在品读文本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由作品改编的影视片段,更加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鉴赏能力各不相同,他们的阅读感悟也千差万别,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多角度地去品读人物和情节,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独特的、真实的阅读感悟。例如,引导学生阅读莎士比亚经典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可以选取男女主人公“阳台对白”及“墓室倾诉”两个片段的剧本文本,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展示,为了配合分析,还可以放映相关的电影片段。让学生细细品味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语言特色,通过文本分析,让学生感悟剧中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并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把握莎士比亚早期戏剧创作的特色。再如,在研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时,教师可以播放作品改编电影的开头片段,形象地再现小说扣人心弦的开端,从而使学生体会到该小说“倒叙与插叙相结合”及“旁观者叙述”的独特叙事手法的妙处。
(三)讨论环节
在引导学生研读作品的基础上,采取大课讨论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布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教师给以点评,形成“师生互动”;此外,学生在课堂上分小组交流阅读体会,促进同学之间的“生生互动”,学生在互动学习中取得进步。课堂讨论环节的有效实施,是解决学生思维僵化、教师教学模式单一的有效途径,可以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让学生在自由的讨论中,大胆发言、大胆质疑,从而突破教材及传统观点的束缚,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来解析作品,深化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当然,讨论环节不能流于形式,师生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教师要认真选择论题,周密安排讨论环节,要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教师最好在课前就告知学生有关的阅读要求和讨论话题,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在课上,还要注意结合学生在研读环节的表现,随机应变地调整讨论内容。在讨论中,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文艺理论课程所学的相关理论解读作品,各抒己见,使学生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在学生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之间进行讨论,这样可以摆脱统一认识与标准化评价的束缚,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思考的乐趣,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享受平等与自由的愉悦氛围。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总结本小组的讨论成果,在全班进行交流。最后,在学生讨论交流观点的基础上,由教师去粗取精,总结提高。例如学习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教师可以先摆出学术界对安娜丈夫卡列宁这一“官僚机器”全面否定的评价,再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找出作品中描写这个人物值得同情一面的片段,引导学生注意避免单一化地评价人物,学会对人物进行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也能让学生收获到自己的研究乐趣。
(四)延展环节
围绕课堂所学内容进行拓展延伸,推介相关作品和学习资料,让学生课后进一步研读和学习,并通过网络等媒介继续与教师互动,将课堂学习内容延伸到课后。教师根据学生在研读与讨论环节的表现情况,因势利导,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联想和思考,引导学生结合课上所学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拓展延伸阅读,加强对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教学环节中,教师要立足于课上的作品分析,围绕主题、作家和作品,推介相关主题的作品供学生课后阅读,提高课外阅读的感知能力,同时,也让学生借助课后延伸的阅读,加强对课内知识的感知。另外,我们在教学中还要强化学生比较分析能力及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善于将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以探究中外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人性共同点与差异性,加强对外国文学作品主题与人物形象的理解。例如,为加强学生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的理解,感悟男女主人公为追求爱情婚姻自由而表现出的抗争意识,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相似主题的中外文学作品,作专项比较阅读,如《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悲剧、《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等。在学习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时,可以将老葛朗台这一吝啬鬼形象与“世界四大吝啬鬼”中其他三个人物的吝啬性格特点作比较(《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悭吝人》中的阿巴贡、《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拓展,将中外吝啬鬼形象作比较。如将老葛朗台与中国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这一吝啬鬼形象作比较。此外,还可以在课后组织学生将感兴趣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组织课堂剧表演或朗诵诗会,有意识地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学生文学的审美情感,使学生接受独特的情趣熏陶,提高其人文素质。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二、意识形态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意识形态操纵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影响并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译者在解读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时将个人的观念、观点、阶级立场、思维模式等因素渗入其中。尤其当源语与译入语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或者出现文化冲突时,译入语文化语境中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会无形地制约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会使译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简•爱》这一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建构的过程,绝不单纯是文字的转换活动,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操纵译者,进而为本土政治、文化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译本出现在“五四”的社会背景下,简以敢于斗争、勇于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总之,外国文学译作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原文本的文化与信息,更能反映译入语文化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操纵。
三、意识形态重构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外国文学经典建构就是译入语文化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某种目的而解构并重建该文学作品文化功能的过程。具体而言,译入语文化场域既具有掩盖和消解外国文学经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为这些作品赋予(或者强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意义。尤其在诸如民族存亡、政治动荡、制度更迭等特殊时期,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译者特意选择那些能为某一阶级或团体服务、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本土化传译,就是希望这些作品能发挥其典范作用,从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巩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主导性地位”。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译本中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归化成中国革命女性的“简”的形象正符合“五四”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说,当时译入语场域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强加给译者太多的内容,译作在很多方面已经脱离了原文本。
2.中文翻译的作用
虽然时展的需要为《简•爱》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但优秀的翻译也为其成为经典作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简•爱》翻译作品的语言优美、清新,叙述简洁、顺畅。《简•爱》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版本的英文翻译,不同优秀译本让女性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这部作品,并获得不同程度的精神力量。因此,《简•爱》在中国拥有很高的普及率,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优秀的翻译。翻译者来自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翻译水平,采用不同的翻译风格,丰富了《简•爱》作品。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李霁野,其翻译的《简•爱》译本起着推动社会革命的作用。严格直译的《简•爱》表现出自己对勃朗特的喜欢。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注重作品中的基督思想。《简•爱》在中国广泛传播与译介在经典构建方面的作用有关。
3.其他相关因素
(1)巧合的初译。伍光建与李霁野对《简•爱》的中文翻译,为其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李霁野和伍光建在互补相识的情况下,都对《简•爱》进行翻译,并于同一年问世,纯属巧合的初译。《简•爱》问世以后引起社会的广泛轰动,但是初译并不完善,很快就获得其他翻译者的复译。
(2)首译与复译。《简•爱》自身的文学魅力吸引很多读者对其进行复译,并在社会上出现不同的译本。中国读者可以相互比较,从不同角度发现《简•爱》的经典魅力。《简•爱》的价值不能一次被发现,其魅力也不能一次被展示。随着中国文学环境的变化,《简•爱》的文化价值逐渐被发现。《简•爱》复译需要一定时间的文化积累,复译与初译之间为互补关系,也是初译的拓展。“butoftheblokeandaxeedge:ofthedissevermentofboneandvein;ofthegravegapingattheend”。李霁野将其译为“想着木砧和斧头,想着骨与血管的分开;想着,想着逃亡和流浪。”伍光建将其译为“只想到杀人台,刽子手的刀:这时候我只想到逃走,想到无家可归”。前者是对作品的复译,后者是对作品的初译。可见,前者是在一定时间积累后才被翻译出来的,前者更加准确地表达出作品的内涵。
(3)“简译”与转译
《简•爱》刚刚进入中的时候,很多翻译者并不懂的原作品的内涵,直接对原作品进行翻译,这就是所谓的“简译”。虽然“简译”不能准确地展示作品的内涵,但对于《简•爱》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简译”后的《简•爱》可能会偏离原著,语言方面也比较晦涩。
一、学校安全教育的主流理念———“主动安全”教育
从各国学校安全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育策略,但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大家都秉持了近似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核心是突出强调培养人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动性在安全防范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不良倾向逐渐引起了各国安全专家和教育者的关注,就是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防护设施来保护自己。汽车安全就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人们越来越迷信汽车厂家的安全技术宣传,诸如碰撞星级、安全气囊、ESP 系统等,认为依靠这些安全设计,驾驶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正是这种错误观念才埋下灾难的种子,很多车祸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者主动安全意识的降低和缺失。安全专家和教育者都认为,技术防范始终是一种辅助,是低级防范策略,它只有与人的主动性防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发挥人防范的主动性才是高级防范策略。学校安全教育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建立了和发展了人的防范主动性。“主动安全”理念下的教育实践表现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其一,着重培养人的主动安全意识和主动安全行为习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教育实践,这是“主动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英国的小学生守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十条内容虽然不多,但几乎全部都是安全教育的内容,而且非常具体,通俗易懂,例如“……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6.不与陌生人说话;7.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8. 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9. 不保守坏人的秘密;……”安全教育(有学者也认为是“生命教育”)可以说是英国人受到的全部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开端。其二,积极运用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辅助,以人为本且不断改进。随着安全防范技术的进步,技术手段既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辅助。法国在学校中推行了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细致,且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升级。监测系统及其监测评估结果,既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教师、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最好教材,可以将教育培训活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日本还专门开发了保护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带 GPS 定位功能的安全报警器、手机、隐蔽的发射装置等。教师和家长经常辅导孩子使用这些设备的方法,辅导的过程就是有效的安全教育过程。其三,制定具体可行的法规、制度、标准等,保障安全教育及成果的落实。美国是依法保障安全教育的典型,奥巴马政府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BL)关于学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学区对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并公布结果。该法规定,各州必须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的学校”作出说明和认定,保证学生的知情权。这与法国的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的作用是相似的,而且上升到法律保障的水平。美国学校都严格执行门禁制度,对来访接待和学生外出都严格审查和登记。这对学生是很具体的安全教育,让学生懂得,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才是安全的,服从管理也是有利于自护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我国学校安全教育需要改进和创新
我国学校安全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学校安全教育实践、安全防范技术、相关法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绩。国家教育部 2006、2007 年还先后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学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但是,与世界学校安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主流比较,我们仍存在差距。比较突出的不足是,我们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还没有跟上“主动安全”理念的主流,安全教育实践没有充分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重点,大多还停留在“应急”的层面,有些初步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改进和大胆创新。首先,法规制定方面。我们的法规条文相对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是以教育部令的身份下发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其第五章安全教育的第四十一条“……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站参观体验……”这值得商榷,消防安全教育是必须做好的,而且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和技能训练,没有条件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做好。第四十二条“……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这要求太低,一个学期(半年)1~2 次,这很容易使演练流于形式。《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安全教育讲的相对更具体可行,但《纲要》又没有法律效力,只能靠学校自觉,实际没有保障。这种状况显然需要改进。笔者认为,需要在国家法定课程中明确纳入安全教育的内容,保障课时,严格考核,可以和“品德课”“、体育课”结合。各地政府还要明令增加学校安全演练的内容和频次,并监督落实和考核。其次,教育实践方面。目前我们的学校能落实的安全教育比较不足,多数都是“应急”或“应季”的提醒式告诫,如寒暑假前,学校发给家长一些注意交通安全、防止溺水等告诫通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比较系统的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笔者建议,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其一,要明确学校安全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建议设置专职负责安全管理教育的学校负责人,专门指定公安、消防等专业安防人员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协调指导人,而且这些人员任期 4~5年,其工作情况纳入本人业绩考核。其二,统一编写具有专业水准的、符合“主动安全”理念的、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安全教育计划和教材,由品德课、体育课教师分别负责知识和技能教学,期末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记入学生操行档案。安全教育教学情况也纳入学校工作考核指标,并加大其权重。其三,加强学生安防演练,规定每月都要安排学生不同专题的安防演练,各地政府要明确要求社会有关单位给予演练大力支持,并监督年度演练计划、演练过程和演练效果。再次,安全技术辅助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化支持系统建设。笔者认为,加大投入不要只想到为学校添置安防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支持下为教师、学生和家长建立安防学习和实训的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在社会各部门发挥优势、密切合作下建立起来,可以在国家安全、国防、公安交通、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社会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整合和开放各种资源,建设多种安全教育专业学习和实训基地(国防基地、消防基地、交通基地、防疫基地、环保基地等),并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安全技术支持网络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信息服务系统,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全方位高层次的技术支持。
作者:李强
二、国外高校会计专业实习实践内容与过程考核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的会计专业实习实践教学模式比较特殊,因为有很多学生都是半工半读的,所以学校没有像我国的毕业实习这种统一、正式的实习环节。但是,美国高校把专业实践完全融入到了日常教学活动之中。第一,美国的教学更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当地的学生即使到了大学也会有大量的课后作业,主要是阅读书籍和课题研究。第二,模拟操作。通过模拟企业、模拟财务、模拟业务等模拟操作,真正地将理论学习成果运用到模拟企业的业务当中。第三,课题研究。美国高校更重视课题研究,在研究课题的同时,无论是独立思考问题、归纳总结的能力,还是团队合作、组织沟通的技能,都是在逐渐增强的。
2.英国模式。英国会计专业实习实践有三种基本形式:课堂实践、模拟实践和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英国最具特色的实践就是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即“三明治教学”。“三明治教学”的意思是大学本科生在完成两年的在校学习之后,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工作,之后再回到学校进行最后一年的本科学习。英国巴斯大学的国际管理和现代语言、工商管理、会计与金融等专业,拉夫堡大学的银行、金融与管理专业,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等高校都在采用这种“学习+实习+学习”的教学模式。3.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本科会计专业的实习实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小组讨论和辅导、计算机实验室练习和毕业实习。小组讨论和辅导是学生的必修项目,每组人数在20人左右,每学期、每门课程要交两到三篇研究报告,旨在培养学生的论文撰写能力。计算机实验室练习室通过计算机财务软件模拟业务进行模拟操作,这项实践在我国的实践教学中同样十分普遍。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与美国的大学生相似,很多都是半工半读的,所以澳大利亚的大学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毕业实习。但是,有些大学也会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推荐一部分学生去企业进行实习。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具相关数据统计.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23.2,排列世界第三从这一点能过看出.我国对外语外贸人才的需求也来越大,怎样能培养出符合经济形势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摆在每一个外语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一而足,但总体有两个方向二一类是传统课程,即以国贸实务为核心围绕这一主线设置如怎样与外商书信往来的外贸函电、怎样与外商谈判的商务谈判等等在已开设商务英语的院校中,鉴于师资经验、学生就业的考虑这种定位占大多数:另一类是将经济管理类课程用英语(ESP)去学习.比如开设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课程,以求拓展学生视野培养综合性人才.为以后学生深造创造可能,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代表。但这种定位要求教师素质较高除一些条件较好的院校一般不易实施。
二、外语系学生现状分析
以传统模式定位商务英语的院校既然占多数那么这种教学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是否可以更加完善它呢,这是我们有必要讨论的。据笔者调查和粗略统计在目前我国外贸从业人员当中,外语专业毕业的占到多数,而且用人单位因其深厚扎实的语言功底也偏向于聘用外语类毕业生这可以说是我们学生的优势。
但是我们和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相比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劣势。这特别体现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从进校,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理论、就实务还有具体的贸易惯例、国际支付、国际运输等最后还有实验操作课。可以说学生能够透彻的掌握和理解进出口贸易这一过程。而外语类学生一般在入学到二年级之前.诸多基础课程如口语、听力、综合英语等占据大部分时间.又有专业四级等考试的压力很少人会把精力放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上等到高年级开国贸实务课时上来就是英文原版教材英语授课,简直是一头水,不知究竟要干什么或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稍明白点了,一学期课马上也要结束了如果以后毕业从事相关工作基本上也是自己边干,边从实际中总结学习这样增加了时间成本,降低了企业效率。我们作为人才的输出者,从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一角度是否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呢,通过研究学习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三、商务英语课堂的问题
目前,我国商务英语的教学中仍主要采用普通英语的传统的系统讲授法。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围绕语言点展开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讲解单词、短语、句子、语法分析及课文的翻译。考试的大部分题型是英汉互译、单向选择等而缺乏具体的实务应用。
当然系统讲授法容量大、成本低、通用性强,但这些作为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容易误导学生的学习方向.不能体现商务英语的实用性目标,难以培养出具有业务能力的人才。笔者在担任该课程教学过程中,曾安排了一次实务性练习要求学生根据合同审查对方银行信用证,找出问题并致函对方修改。结果学生感到束手无策。这说明“灌输十笔记+技艺“的学习方式对于灵活应用知识和具体操作解决问题缺乏训练。因此,笔者认为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分支必须围绕“实务性”的特点和该课程中学生的熟悉英语语言的特征,运用新型教学方法创造学习情景激发学习动机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活动。
四、学习法中的认知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是在否定和汲取了行为主义理论后形成并成为当代心理学主流学派,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如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approachl、意念教学法(notionalapproach)等教学法中运用广泛。代表人物有托尔曼的”符号学习”、”行为的信息加工理论,布鲁那的“认知一发现学习”等。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体积极主动地参与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主动的形成认知结构。教学是传递客观世界的知识,使学生达到教育者确定的目标既帮助学习者习得客观事物及其特征使外界客观事物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其中对学习理论和课堂教学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学习’‘是其代表,提倡发现学习也就是学生利用教材或教师提供的条件自己独立思考,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和知识。
在认知学习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进一步提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构建,同时又是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合作学习受到特别关注。针对教学实践,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提出了促进教学的四个条件:第一学习要以学生为中心;第二,学习情景要与实际情景相符合:第三,注重教学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和协作学习;第四,注重教学环境的设计要为教学提供充分的资源。
五、认知学习理论在实务课中的运用
在引入认知学习理论之前我们应该了解国贸实务这门课程的知识特点。实务课是一门知识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对贸易术语、跟单信用证等这些概念,只靠单纯的归纳讲解是不够的,还要配以实际案例,更重要的是对于有关章节,如信用证使用流程,订舱运输流程这些偏重实际操作的部分我们一定得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他们才能发现问题找出缺漏巩固知识,将教师输入的内容,通过独立思考和自行发现转化为自己的内部认知结构。这也正是认知学习理论认同的学习的一个基本规律。所以,课堂教学中我们建议引入实验课。针对外语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较少、没有专用实验室及课时有限的具体情况,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对实验课的安排精心策划。
1基础知识的铺垫。介绍主要的专用术语,如托收(Collectio门)、汇票(Draft)、信用证(LetterofCredit)等。
2学生的准备。首先,每章的实验课应安排在一两次正式授课之后这样学生对本章的内容已经有了清晰的概念为实验课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点连成线和网(可以在教师的协助下)创造客观条件次要求学生做情感上的准备。课前应给学生先分好组,30人班级可分成3组并固定下来形式上可围坐在一起营造友好合作的氛围。
3.教师的准备。实验课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课上教师虽然是让学生自己去操作但大量心血花在课前备课。首先教师要准备课堂会用到的系列信函和空白单据的文本每组一套人手一份。实验课开始时,教师提出问题创造问题情景提示问题的解决途径必需的知识。然后,明确各组学生的角色划分。如运输这一章,谁做托运人;谁做承运人谁是海关分别负责一至几个业务环节,分别布置任务。其实有时学生做不出我们的预期效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明确职责。最后,教师有必要在黑板上将操作涉及的每一个步骤以流程方式写出来以指导学生的完成。其间,教师可以在各组间观察及时纠正错误并随时解决学生的疑问。:
目前,文化分布呈现多元化格局,各个民族拥有自己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学评论主要是指借助对优秀文学作品评论的分析,揭示此部作品或者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发展规律,从而使读者进一步把握文学作品内涵。影响文学评论的因素较多,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博大精深,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较大。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形式,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且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自谢,还影响着读者。因此,本文对于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的探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东西方文化概述
(一)文化精神核心
文化精神核心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人文理念是东方文化的精神核心,而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东方文化中以中国文化为主,注重对人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考虑,西方国家因坚持科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西方文化观,进而导致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看待相同问题其切入点各不相同。文化差异作用在世界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含文学评论。
(二)语言
语言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主要手段和评估标准之一,因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思维活动。例如,汉语,中国人在文化系统中注重意境,因此,汉语的精华就是它善于制造空间,创设意境。因此,越精妙的汉语,越让人捉摸不透,这也是其价值所在。而在西方国家中英语是主要语言,英语和汉语相比,缺少严谨性,且语言是最能代表文化精神核心的内容,对比汉语和英语可知,中国对于文化艺术追求意境,而英国人则注重科学性。
(三)艺术差异
在我国艺术文化中注重写意,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注重写实,由此可知,前者追求一种心境,注重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交流沟通;后者追求求实,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在文学艺术中,我国抒情内容较多,例如我国的古诗,叙述类相对较少,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即便年代久远的诗歌,均蕴含着深刻的叙事内容,例如荷马史诗。
二、英美文学发展与特点
(一)英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英国文学在英美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遵从内部发展规律同时,与之相应的政治、历史等均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学从盎格鲁撒克逊过渡到文艺复兴,再到新古典主义,又到浪漫主义,最后发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英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转变了自身的发展风格,从最初的写实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帝国叙事是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乌托邦文学是其代表性传统,这里面蕴含着经验主义。
(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
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二)有了一个较好的阅读方式是理解作品内涵的第一步
而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态度是成功的第一步,取向是通向顶峰的阶梯。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动力是以饱含激情去教授与学习它。如果外国文学的教学价值取向仅仅为帮助学生获得一个应对考试的技巧,作为一个熟练技巧的练习材料,这样就会导致外国文学内在美被分值利益所取代,背离课改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初衷。那么,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态度应是什么呢?在应试教育横行天下的时代,在分数决定胜负的现实里,我们的老师、学生应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外国文学作品这块“鸡肋”呢?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具体感性的整体反映,显示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质要求,树立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价值取向,应把追求人生意蕴、人文情怀视为一种学习的态度,有了这样的阅读习惯,能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到一片心灵慰藉,逃离快餐式阅读带来的急躁和功利主义带来的焦虑。有了心灵的慰藉与现实需求的意义,就可以探讨外国文学所隐藏的内涵与文化底蕴。扩展阅读空间、开辟新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成为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动力。才能推进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深入发展。
(三)增加阅读量也是提高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既然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势必是供世人阅读的,只有置身于文字的海洋里才能领略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在阅读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使得经典文章更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提供指导与帮助。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是提高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必要的条件。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积累,就难以实现教学要实现的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就会间接导致教学目标的失败。而且国文学作品已经形成一套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增加阅读量可以形成完整的外国文学脉络。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收效不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学生的文艺理论修养很欠缺。加大此方面的阅读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著名文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曰:“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外国文学深厚博大,就在于它的根连着丰厚的文化营养,因此,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理解外国文学就不存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