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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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中华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文化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有关传播情况的论述简明扼要，不仅重点论述中华各种艺术在海外传播后所产生的诸种“影响”形态，而且还分析了“影响”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广泛性，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而且其“影响”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例如，中国园林艺术对世界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模仿”影响，如法国园林界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私人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多层宝塔、荷塘水榭、曲廊漏窗、小桥流水、石岛假山，引种中国花木，出现了许多深深渗透了中国情调的大型中国武花园。而在杂技艺术方面，中国的古代杂技在世界的“影响”可追溯至汉武帝时，其后，中国的杂技在许多国家留下了“踪迹”。越南流传至今的险竿舞，l7世纪末叶法国舞台上屡屡出现的中国杂耍戏、纸条等很多中国传统戏法，已成为国际魔坛的重要保留节目，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杂技艺术走向世界的“足迹”和“踪迹”影响。

《大化无垠》的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中国艺术既不是靠武力强迫，也不是借助宗教宣扬，而是凭借其内在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来获得认可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又进而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和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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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在主要英语国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医作为源文化，其科学性与包容性使得中医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西方社会的目标文化对中医的渴望使中医传播成为需求，传播媒介的拓宽可以提升中医跨文化传播的效率；中医跨文化传播需要巩固国内的“根据地”，明确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与目标，同时要借鉴中国功夫成功传播的经验，借力传播与自力传播相结合，通过结合中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传播现状与特点制定可行的中医跨文化传播方案，以切实推进中医在主要英语国家的传播。

二、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现实困境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

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困境，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力；中西医文化结合度不高；传播平台开发不充分；翻译不准确；技术标准不完善；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不顺畅等。最后通过分析，提出实现有效传播的路径的建议：探索中西医文化的契合点；突破语言翻译障碍，搭建中医药国际化语言的桥梁；完善中医药文化影响渠道，打造中医药产品品牌；创新中药产品技术标准管理；建设符合中医特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互联网+”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建设标准化的中医药国际教育；构建中医药医疗旅游品牌服务等。借此路径，在国际间传播中医药文化，为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提升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三、视域下的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相关问题研究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医药文化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其对外传播对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影响。在的指导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应当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着眼于全人类生命健康与全世界文化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普世价值。只有这样，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才能具有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更为开阔的人文情怀，中医药文化才更易被世界理解和认可。

四、从中西医对中医药的认识差异谈中医药在全球的发展

中西医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单纯结合已不能满足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需求，暴露了一定量的不足，而遵循该指导原则，从与二者之间均有交差点的边缘学科如系统生物学方面入手则可以拓展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领域，弥补不足，更全面地发挥该学科的独特优势。中医药学以针灸为先遣获得了全球化发展，也获得了快速借用西医学领域先进科技大补后天以养先天的绝佳机遇。然而此现况中所暴露的一系列取长而未能补短的事实也引发了我们全新的思考，即应当在遵循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施以外部推力，在需要借取外力时也当全面分析且以适用为要，切忌拔苗助长，盲目套用。中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成为中医药全球化发展领域最醒目的趋势，也必将成为继针灸之后促使中医药更全面快速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中药目前无法取得等同于西药的药品地位，一直以保健品的身份被使用是其面临的最大无奈，然而这样的现状未必对中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完全不利。亚健康的普遍存在为保健品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药可以全方位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以肯定的功效赢取更雄厚的资金投入与广泛先进的科研关注，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向主流医学领域迈进。

五、针灸与中医在加拿大的立法、教育和行医概况

建议：设立国外立法规管咨询委员会或成立海外中医针灸立法规管联盟，提供海外中医针灸发展与立法规管的建议，可颁发相应的证书。倡导中医针灸教育的标准化，包括制定统一的国际化教材、教员的准入标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标准化。

六、从人口数据分析美国中医发展之差异及相关因素

中医在美国各州的发展是不均匀的，差异很大，有高中低之区别；多元方差分析和多重对比分析显示中医发展高中低不同的州在人口、种族、年龄性别、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人口数据差异很大；相关分析证明中医人数与这5方面数据呈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中医在美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中不同指标相关程度不一，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分析的数据。

参考文献：

[1]付明明. 中医英译史梳理与存在问题研究[D].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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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是面对面的交流，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不需经过媒体“有色眼镜”的过滤，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噪音”的介入，传播的信息和思想不仅直接、真实，而且带有个人情感。

察哈尔学会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有：1、学会主席率团出访；2、学会研究员参加国际研讨会；3、海外研究员在所在国的人际交流。

韩方明博士是学会的创会主席和首席赞助人，2011年4月，韩方明率领察哈尔学会代表团一行七人访问法属留尼汪，广泛接触了留尼汪大区议会、政府部门、华人总商会、中国商会和浙江商会华人和当地民众，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与对话。韩方明主席因此被授予留尼汪首府圣丹尼市“荣誉市民勋章”。2011年10月，韩方明主席率学会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韩国，参观忠清北道高科技园区，参加韩国“首届中国人留学生庆典”，与忠清北道知事等政府官员、韩国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韩方明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韩中传统服装展”，并身着中国唐装向数千名韩国民众和年轻大学生进行了现场展示，韩国主流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

2011年察哈尔学会资助高级研究员到海外参加著名大学、智库主办的研讨会和活动近10人次，主要国家有：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加坡、苏丹、中国澳门等。学会研究员不仅在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和发言，而且还拜访了当地知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外交与国际关系专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还与这些机构和人士建立了人际关系，为今后的合作与对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先内后外的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就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很多NGO等民间组织、民间智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所在国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构建都起到建设性作用。在组织架构方面，民间组织有更多灵活性和创造性，可以汇聚更好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听取多方意见，对国家形象进行最客观的描述；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对外传播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传播效果。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组织传播，有着明显的优势。

察哈尔学会的组织传播从国内开始。2010年10月，学会在上海举办首届年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2011年11月，由察哈尔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2011”在广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士、企业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韩国大和尚、日本“80后”、海外华人教授、国内学者、官员、企业家、媒体人士一起讨论中国人的形象，不仅《南方日报》等国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媒体也给予了充分报道。

从2012年开始，察哈尔学会加大了对外组织传播的力度。1月5日，察哈尔学会与瑞士伯乐基金会签约共同推进中欧对话项目。根据这项协议，双方将合作举办中欧对话项目，旨在邀请中国和欧洲的知名人士和专家进行高层对话，并通过中欧主流媒体进行报道，以增进中欧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减少彼此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的误解和分歧。中欧对话项目将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办。

受众明确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要取得预期效果，明确受众是关键。目前，察哈尔学会的大众传播受众主要在国内，基本上做到了向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内容。

1　面向外交、外事、外宣等涉外部门的《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月开始，学会承办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至今已出刊8期，每期赠阅量达万份。每年春季号向“两会”委员和代表分发，每期向10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赠送。该刊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重要交流平台。

2　面向公共外交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察哈尔快讯》。该电子月刊于2011年1月创办，每月一期，由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3　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的《公共外交概论》。2011年3月，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书，目前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将其作为正式教材。第2版将于2012年3月出版发行。

4　面向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版发行两部：赵可金的《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和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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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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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15-03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加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实施各种文化对外传播战略，增加文化产品出口，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本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2012年，我国出台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施对外文化合作及援助，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大力加强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然而，文化产品有别于一般的贸易商品，文化产品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代表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符号，文化产品的贸易和传播过程以及消费与解读过程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分析研究文化本身这一要素，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当前，中国文化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市场推广较难、市场受众群小、产品不适销对路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这两个客观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这一主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与积累。一般来说，文化分为精神层面的文化和物质层面的文化。在一种文化中，精神层面的文化相对比较稳定，而处于最外层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则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精神文化是人与自我意识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在实践和意识活动过程中不断发展进化的，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文化的核心部分[1]。妥善地处理好文化差异就能增进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能很好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将会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交流的障碍，严重的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认真研究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探寻缩小文化鸿沟、增进文化交流的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言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以及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又称宇宙观。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西方国家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人和谐”的思想，讲究“天人合一”，提倡体验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然而，西方国家的世界观认为“天人对立”， 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人在自然界中是主体，占有主导地位，强调人要对自然界进行认识、征服并加以改造。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处于同一文化的社会成员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并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从价值取向来说，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忽略个人利益，提倡谦逊，做事情避免张扬。然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崇尚个人奋斗，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做事情讲究表现自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注重感性认识，做事情注重整体性和综合性，喜欢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然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性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做事情注重个体性，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从局部到整体。此外，中西方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注重“仁、义、礼、智、信”，注重自身的内省和提升，与他人交往讲求谦逊善良，注重与他人的人际交往。然而，西方人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讲求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在方面，中西方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多种的民族，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宗教为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主张人们要积德行善、强调因果报应，人们向神和佛祈祷，可以得到幸福与平安。而西方国家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上帝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人类，信奉上帝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生而有罪，需要用一生去忏悔、赎罪，死后方可进入天堂。西方宗教的原罪说使西方社会非常重视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和遵守。可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产品的翻译和消费过程属于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跨文化交际者对对象国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都十分了解和接受时，这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就会进行的相对顺利；相反，当跨文化交际者对对象国的世界观等都不了解甚至并不接受认同时，这时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就很困难并很有可能失败。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折扣”和“文化接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中国的文化产品到西方国家时为何频频遇到障碍。相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产品而言，西方国家的受众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文化产品进行消费。这样，“文化折扣”小和“文化接近性”大的文化产品更容易在相应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流通。然而，中国同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差异较大，除了一小部分热爱中国文化的小众人群和海外华侨之外，国外的受众很难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识有所了解和掌握，因而也就很难选择中国的文化产品。

此外，在双方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假设，因而对同一文化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读。例如，法国剧作家贝克特（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有一个英译本和一个中译本，英译本倾向于阐释它反映了基督教思想，而中译本则倾向于反映佛教思想。原因在于：英译本译者自身深受西方传统教义———基督教的影响，“上帝”在其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于是把剧中描写的诸如“拯救灵魂的某种力量”、“白胡子牧羊人”、“小牧童”等意象自然而然地与“上帝”及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出宗教剧；而中译本译者受中国最广泛的传统宗教——佛教的影响，潜意识地把这些意象与“菩提树”、“佛祖”及佛教教义联系起来[2]。不同国家的译者对同一作品的内涵做出不同意义上的解读，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对个人交际行为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说明了译者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受众群体的文化特点进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文化的巨大差异不仅会影响受众对文化产品的选择与购买行为，同时还会使不同的译者、编者和消费者对同一文化产品产生不同的解读。可见，文化差异在文化对外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面临的一个客观的文化原因。

二、语言障碍

目前，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影响较小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语言障碍。众所周知，英语是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母语，七十多个国家给予英语以官方地位，并且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一百多个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教学。国际互联网大约90%的内容使用的均为英语。普遍的官方地位、学习和使用人口的众多以及分布的广泛，已经使英语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门全球通用语[3]。因而，英语类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进出口贸易中占有先天的优势。虽然世界上不同国家学习中文的人数逐年增加，更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中国文化，然而中文在世界上被使用的范围还并不广泛，能够读懂并精通中文的海外人士少之又少。中国文化产品的海外受众群还相对较小，海外市场空间非常有限，中国的文化产品还远远没有进入海外主流的文化市场。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出口他国时本身存在着语言这一客观的障碍。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也是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外很多学者都就语言与行为认知，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与分析。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语言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自在物。具有相同语言的人们更容易进行交流，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更为一致，对本语言文化产品的理解也较为容易，对同一文化产品的解读较为一致。相反，不同语言的人们交流更为困难，对他国语言的理解总是停留在某个层面，很难深入地把握文化产品的真正内涵。英语是世界上被广为使用的语言，因而英语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受众较多，能够看懂和理解英语的受众群较大，因而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国家在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和对外传播方面优势明显。相反，中国的文化产品由于中文使用范围的客观限制，目前在出口市场及对外传播方面很难与英文产品相抗衡，西方国家的人们更愿意选择自己读得懂的语言种类的文化产品。虽然，不同语言的文化产品可以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但翻译效果和翻译成本还是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向海外。

三、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

如果说中西方在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方面的因素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所面临诸问题的客观文化原因，那么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方面的因素则是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主观文化原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人们总是用本民族的宗教、语言、历史、习俗来界定自己，文化赋予了每个人确定的特殊的文化身份[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也可理解为“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5]。世界文化应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各种文化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各国都应该对他国文化予以尊重和理解。当今世界，伴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脚步。然而，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现象，文化全球化中充斥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彼此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充斥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霸权等行为。

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在这本书中，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观点。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重视，并引导了西方国家国际战略的调整。“软实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6，7]。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大众传媒的各种工具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输出。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为外部包装，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为核心内容，借助本国强势文化的力量，充分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以达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目的。

同时，出于本国文化安全的考虑，西方国家实施各种相应的显性或隐性文化管制以限制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国家文化、民族凝聚力、社会繁荣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问题，西方国家对此问题非常重视。法国在国际贸易中著名的“文化例外”原则就是出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考虑。此外，以英国为例，出版社在登记注册方面表面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只需按照要求具有一定的资金，先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然后领取出版社的营业执照就可以。但实质上，英国政府对出版业的法律限制是极为严格的。英国直接和间接管理出版的法律除了《大》、《权利请求法案》、《权利法案》等性文件外，还有《版权法》、《出版物法》、《青少年有害出版物法》、《官方机密法》、《诽谤法》、《消费者保护法》、《图书贸易法》、《星期日贸易法》、《图书贸易限制法》等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出版业的各个环节都置于政府与法律的控制之下[8]。英国对于本国的出版社都会有如此严格的法律监管，可以想象，如果一家中国的出版机构想在英国进行出版活动将会面临多少困难和监管。总之，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和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宏观的大形势，也使得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传播到一些国家时遇到了很多问题。

中国在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之中，针对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分析受众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具体原因，但同时还需务实地分析文化本身这一要素。中国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具体问题在现象上貌似为政治或经济原因，但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反而是“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这两个客观的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这一主观的文化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该认真地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深刻研究思考文化本身这一要素，制定一系列有的放矢的措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武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J].山东社会科学，2009（7）.

[2] 程宇敏.意识形态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8）.

[3] 雷江梅，吴波.文化全球化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选择[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4）.

[4] 袁其波.全球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4）.

[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篇（6）

品牌代表着特定的商品属性，它有助于促进产品销售，树立企业形象，借助品牌，消费者了解了品牌下的商品并记住品牌、商品和企业，还有助于扩大产品组合，有利于促进产品改良；它代表着产品的特征和对消费者利益的承诺，一个优秀的品牌蕴涵着特定的 文化 。由于家电市场产品种类繁多，要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要求，就必须走品牌之路。

1.美的集团简况

美的集团创建于1968年，1980年正式进入家电业，1981年开始使用“美的”品牌，1993年集团下辖的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 上市公司 ，2001年美的转制为民营企业，2003年美的集团相继收购云南、湖南的客车企业，正式进入汽车业。美的一直保持着健康、稳定、快速的增长。2006年美的实现了整体销售收入570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在海外实现销售22亿美元，同比增长25%。如今美的已成为以家电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企业集团，是

3.3赞助与 传播 没有很好地结合

美的知道自己的目标 市场 在哪里，也积极向目标市场做了大量的传播工作，可是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与海尔、tcl有差距。美的每年投入大量费用赞助各种活动，然而并没有很好地抓住机会，没有配以媒体进行大范围跟进，把所做的努力放大，呈现给消费者从而扩大影响，使美的品牌在这些活动中得到最广泛的宣传。通常，赞助与后续宣传的费用比例要达到1∶6以上，才能有效地传播。如果没有一个周密的整体传播计划，赞助的商业价值便不可能最大化，甚至可能事倍功半。美的由于传播计划的系统和周密性不够，没能很好地让赞助活动环环相扣，使赞助效应不断放大，却没能达到商业化的宣传目的，美的这么多年交了不少学费。

4.提升“美的”品牌的创新对策

4.1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 文化 是基础

由于企业品牌的差异化不是单纯的，也不是为取悦受众而完全虚构出来的，品牌必须有其生存的根基。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观、不同的成长历程和风格、个性迥异的领导者，这些不同的 企业文化 恰恰是构成品牌差异的重要部分。因此，依靠企业文化和声誉树立持久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是打造一个高威望的企业和产品品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的目前以“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为主线的企业文化，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中体现其文化的价值。

4.2合理运用品牌模式的组合是关键

合理运用品牌模式组合，是美的集团今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把常见的单一品牌、多品牌、主副品牌和背书品牌四种主要品牌模式，在不同的 环境 和时期中合理运用品牌模式组合，优选出与企业现状匹配又 经济 高效的品牌模式，是提升品牌实力的有效途径。

品牌模式实际上是企业主品牌的延伸，无论是哪种模式，都需要一个坚强的企业主品牌来代表企业的实力，如技术实力、产品品质等，给受众做出信誉、技术及服务等方面的承诺。如果从品牌模式来看，可以说美的集团目前采用的主副品牌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实力象征的主品牌。现阶段由于美的选择了多元化跨行业的 发展战略 ，则必须重新审视该品牌是否适合在不同行业的延伸，否则这种主副品牌模式很可能因核心价值的错位而失去优势。

4.3建立品牌 管理 组织机制是保障

随着消费体验时代的全面来临，消费者更关注构成体验的一切事物，而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消费者需要对品牌了解得更多，再也不单纯是产品、包装及其功能，更要对产品在公司内部是如何制造的，公司高层甚至最基层的员工是否真正关心消费者的需求等等。品牌的竞争已不能再停留在产品层面上的竞争，要全方位的、创造好的消费体验，就要求企业在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遵守对客户的品牌承诺。因此，在组织内部建立完善的品牌管理机制，在企业最高战略的 指导 之下，统筹安排品牌战略工作，才能达到对目标受众传达一致的品牌信息的目的。

4.4对外传播品牌的核心内涵是重要手段

篇（7）

作者简介：张良（1973-），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云路（1959-），女，辽宁大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201122829）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5-0032-02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篇（8）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篇（9）

论文关键词：郑和下西洋；传播学；物质文化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转贴于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着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篇（10）

中国画“象思维”再认识

质化、技术反智与拜金主义

在“常规电影”中锻造春节档

数字艺术应有独有的批评体系

网络文艺的主流化与新格局

精耕细作的影片才会有高回报

春节电影“新民俗”的文化意义

金融资本进军电影产业的利与害

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

本刊召开编委会暨办刊工作研讨会

跨越时空的红色记忆与镜像呈现

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记录与表达

题材文艺创作的立意与类型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跨文化研究

“中国古典舞”名分的古今之辨

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与科学发展

当今书法展览场域下的审美心态

超越影像:中国电影的文化景观

关于书法人文精神若干范畴的思考

北京剧场艺术生态失衡现状的思考

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之反思

传统戏剧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

诗意地栖居:自然文学的魅力与追求

张世英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推进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文化立命,万有相通

众筹:艺术公共化对“个体中心”的消解

热血铸就经典:红色戏剧的回顾和思考

论文化相对主义之下的当代分析美学策略

网剧生态观察:概念、历程与类型分析

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音乐市场中的角色

近年来国产电影的表演美学及文化分析

从侯孝贤电影看电影与音乐的互文本关系

2015年中国电影创作的新格局与新问题

当代中国电影合拍片的发展模式与态势

从曲艺流变看艺术传统的活性与价值重塑

从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看创作的趋向与缺失

奥斯卡美学密码:谈《荒野猎人》的启示

从艺术价值链理论看文联组织的新职能

20世纪中国画学之理论建构与价值取向

首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培训班开班

构建中华民族当代哲学精神的一位学术大师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样保护与发展保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启动“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巡察

“新丝路·新思路:民族文艺论坛”将于呼和浩特举办

时代哲思,高远境界——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篇（11）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学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专家把对外汉语定位为现代汉语下面的一个分支，属语言文学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的渗透，应该是属于语言学类下面的二语习得专业等。其次是关于研究的方向和视角。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文章中，探讨教学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讨汉语语言具体要素的文章显得尤为少数。同样在探讨学习方法中，有价值的教学实验和各种调查报告缺乏一定的数据。所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从多方面、多视角、有侧重的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学习汉语从开始就是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反映在教学中就是太多的强调听、说、读、写，课程目标非常的单一。其实，在汉语学习中应该重视汉语的思维和语言意识的培养，只有增强文化交流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涵。第二，教学中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对不同对象的学生应具有他们本国特色的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源，贴近教学对象的思想、习惯和生活，创造合适的教学环境，设计合理的教学活动，通过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视频节目，参与中国的文化节日活动等以达到不同的学习目的;另外，制作的学习资源力求浅显易懂，结合视听教学，渗透中国文化。第三，在汉语教学中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有些人认为不会写就相当于没学会。在汉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能熟练写出来的字比能认识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尴尬、蹊跷、痉挛、貔貅”等词语。像这类很多人不能正确地写出来的汉字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但我们在日常的读书、看报、交谈中，我们能够运用自如，因此不能说不会写就等于没掌握，完全不会。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层次含义就等于没学会。在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很多字词是很难有明确解释的。比如“既然”两字，有谁能一下子解释清楚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这个词组为什么会出现在语句中呢?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响我们熟练地使用它。同样，“所以、即使、但是”等等这样的词汇用法也很多，我们在掌握了他们的基本含义后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应用它们来进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师认为听、说、读、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然，这四项技能是语言学习的基本技能，能同时掌握固然好。但是，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教学理念是传统教学要求的，这对于成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发现，小孩子对笔画多的字反而比笔画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们要结合汉语特点，对不同学习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后，我们不认为“随课文识字”是唯一的教学思路。对外汉语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课文、字词、练习等传统教法。其实，“随课文识字”即分散识字的优点是可以阅读课文来学习文字，其缺点是认识生字的效率极低。在针对海外儿童的汉语教学中运用这种教学法，往往生字生词太多和孩子们想通过阅读来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现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们因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阅读与其年龄匹配的读物。

三、国际汉语教师将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力军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文化背景知识，然后分类介绍;在讲授汉语知识时还需要要把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到课堂教学当中。当前有关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也逐渐增多，教学中可选择的教材范围也比过去多很多，在选用教材时应该坚持因材施教原则，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在视听说课里把相关文化知识直观地、动态地表现出来，让外国学生在语境中学习到地道的文化。当然，要让外国学生多体验到生动的中国文化在汉语学习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可根据学生需求特点，开设多种让学生感兴趣的文化课供学生选修;可根据不同阶段开设比如像书法，绘画，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等课程，力求多样性;在选修的同时提高学习兴趣，在文化语境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所学知识，加深知识印象。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传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国际汉语教师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事业。让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接受新知识，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走出国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