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法律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6 15:50:53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国外法律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作者：唐立鹏单位：博物馆

在广州期间，林则徐曾同时问询旅英华人容林与英国医生史济泰，获悉两则极为重要的情况：第一则：“外夷英吉利、花旗、荷兰、弗兰西、大小西洋、俄罗斯、大小吕宋等国，吸食鸦片各有例禁，（故）并无人吸食。”第二则：“英国、花旗例禁吸食鸦片，体面人有犯，监禁一年释放；贫有犯，鞭责二百，仍着打扫街道一年。（相传）用铳打入海，讹传也”。[6](P368)这则资讯尽管未尽其详，但至少表明禁止吸食鸦片已为各国“例禁”，因此，可将其视为体现国际法要义的“一般法律原则”。另外，美国传教士伯驾与林则徐有过多次交往，在通信中伯驾写到：“由于不了解外国的法律和力量的强大，漫不经心地采取了同友好国家的惯例相抵触的措施”，提出解决中外冲突症结最好的办法就是签订“公正的条约”，“让所有国家，不管是中国、英国、荷兰、法国还是美国长期和睦相处，订立一项友好的条约”。[7](P166-172)信中提及的有关运用国际法律解决中外争执的主张，无疑对林则徐利用国际法规则处理中外交涉深有启发。

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大致以翻译《各国律例》为界（约为1839年7、8月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3]前一阶段，林则徐虽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一些国际法方面的知识，却无法证实已充分认识到此法是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必须在外交斗争中主动地加以运用。其具体表现是：在林则徐的奏折、日记、信札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中，几乎没有直接引证国际法的规例之处。有文章曾例举几则“证据”，亦属牵强附会，禁不住推敲。其一，有文章称，1839年3月，林则徐示谕外商缴烟时就已宣布：“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8](P116)并结合随后草拟的英王稿中有“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9](P664)之语，断定此时林则徐已掌握其它国家对吸食鸦片“各有例禁”的法律通则，并作为驳斥洋商的法律依据。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示谕是在3月18日颁行的，而林则徐于3月10日方至广州，似无充裕时间从组织搜集“夷情”资料并对其详细斟酌。其实，早在此前黄爵滋那篇影响甚巨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就已提出：“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9](P254)故此，该资讯与其说是受到国际法的启发，勿宁说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成见定数。至于后来给英王的稿中，确实引用了诸多国家的法律禁令，可该稿件究竟成文于何时，尚需进一步考究。而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会奏《拟谕英吉利国王檄》的时间是8月3日，已进入后一阶段，此时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知程度较之前期阶段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其二，也有文章称：林则徐在收缴外商鸦片过程中每箱酌给茶叶五斤或大黄若干作补偿，是受到滑达尔《各国律例》之启发，因其译文中有“如有犯禁船货物夹带出口，或夹带入口，或带货漏饷，则变价充公”之字样[6](P352)，进而认为林则徐是对“变价”反复推敲后才决定采取此措施。暂不论林则徐的怀柔“奖赏”与国际法中的变价补偿有何本质区别，单从二者发生时间上判断就根本不存在可能性。林则徐上报“酌赏”的奏折时间为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839年4月12日，而林则徐组织翻译《各国律例》虽无确切时间记载，但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应在1839年7月至9月间，因此，林则徐“酌赏”之举与《各国律例》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因果关联。至于有文章硬是将林则徐甫到广州即宣布鸦片为违禁品与《各国律例》中“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条文牵扯到一起[6](P352)，更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由此可见，林则徐在前一阶段，对西方国际法的认知程度有限，而有意识地运用国际法处理外交事务的迹象更是无从查觅。但这并不妨碍林则徐所采取的举措与国际法宗旨原则的一致性。这是因为：近代国际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殖民者的意志，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其必然存在固有的合理内核，即“公平、正义、人类良知”，而林则徐以无与伦比的智识和勇气誓禁鸦片，拯救亿兆生命于荼毒，体现的恰恰是人类最纯洁的良知、最崇高的正义。但如果将林则徐前期的正义禁烟举措归结为是直接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影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了。组织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标志着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知程度有了质的变化，至少表明林则徐已经意识到西方国际法与一般“夷情”不同，堪为“制夷”工具而加以利用。从相关文献资料来辨析，在后期阶段，林则徐有意识援用国际法的迹象非常明显，集中体现在处理具结贸易以及林维喜案件上。1.关于对具结贸易的处理。后,为了彻底根绝鸦片的来源，林则徐采取了让外国商人“具结”的形式，保证今后不夹带鸦片。鉴于义律和美、荷两国领事以“本国之例”作为抵制具结的挡箭牌，林则徐急切需要了解外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的法律，因此授意翻译了《各国律例》英译本的相关段落。通过对国际法的初步了解，使林则徐相信中国在国际贸易上是可以主张自己的和防卫权的。依据“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6](P353)，林则徐更加坚信具结中关于对违反禁令的外国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当义律以英王的名义为借口拒绝具结时，林则徐又据《各国律例》中提到两国遇到重大问题，“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6](P355)，因此亲自写了给英王的照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需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之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若过此期限，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10](P474-477)。在照会中，林则徐强烈谴责了英国鸦片贩子的“移害”行为，认为中国的禁烟令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律例对英国鸦片贩子施以严惩。2.关于对林维喜案件的交涉。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嘴登岸行凶，打死中国人林维喜，而作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却私自宣布在一艘英籍船舶上设立所谓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开庭审讯涉案凶手，由此引发了一场旨在争夺司法管辖权的涉外争端。林则徐从维护国家出发、运用国际法知识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首先，果断行使司法管辖权。案件发生后，林则徐即派新安知县赶赴现场查验，并谕令义律交出“凶夷”，听候查办。同时，针对义律私设法庭、企图僭越中国司法的卑劣行径予以严正驳斥。如：义律声言，不交凶犯，是“遵国主之明谕”，对凶犯的审理，应“按本国（英国）之律例”[8](P226-227)。对此，林则徐掌握了充分的法理依据：《各国律例》中有“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6](P353)《英吉利国王发给该国商船禁约八条》中亦有同样规定[6](P376)，皆明确认定此类案件应适用属地管辖原则。因此，林则徐怒斥义律所言“尤属廖妄”，“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林则徐又依据司法判例进一步强化这一理据，“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最后警告说：“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8]（P226-227)通篇来看，林则徐的驳辞鞭辟入理、义正辞严，尤其在运用国际法方面可谓驾轻就熟，实属难能可贵，如若不是对国际法知识进行过深入研究，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林则徐所引入的西方国际法内涵之丰富、所涉法律关系之广泛，远远超出人们的既往认知，虽不比后来丁氏所译《万国公法》更具专业性、系统性，但亦涵括了近代国际法的许多重要法理和原则。至于林则徐、丁韪良谁是“将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第一人”问题，笔者认为，二者译介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史实、在外交实践上的运用及其影响，显然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其译介到中国的时间上来说，一个是1839年，一个是1864年，前者比后者要早二十余年。毫无疑问，首次把西方国际法引进到中国的，是林则徐而非丁韪良。特别是随着人们对林则徐引入国际法贡献问题的重新认定和评估，林则徐的这一历史地位将会更加巩固。无论如何，林则徐能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冲破“夷夏大防”的传统世俗观念，大胆引进、研究西方国际法，实为开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之端的重要举措。更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将国际法运用到旨在维护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去，首开近代公法外交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晚清外交的新局面，其影响和意义不容低估。

篇（2）

Abstract:Germany''''ssocietymarketeconomylegalregimehastheimportantreferencefunctionwithoutdoubttoourcountry''''ssocialis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Myself1993-1995yearskeepGermanperiod,happentohaveexperiencedGermany1994superelectionandtheGermaneconomy1990to1994transformfromthedeclinetotherecoveryprocess,thereforehavetheownobservationtoGermanylegalregime''''seffectivenessandthedeepunderstanding.

keyword:Germany;Socialmarket;Marketeconomy;Legalregime

一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含义

根据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竞争自由原则和社会利益均衡原则相结合，把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以社会大众福利制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1〕。因取得社会进步和贯彻福利制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国家必须建立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机制。因此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社会市场经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提出的执政纲领，在他们战后长期的执政中这一纲领得到了充分的实施，在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国策规定入宪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经一度执政的社会人的遵守。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德国历届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据西方社会多年发展的经验，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并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自觉的和永久的动力，而计划经济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德国实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战后德国也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机会，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参与竞选的社会就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他们的竞选纲领的。但是随着社民党人这次竞选失败，计划经济的主张在德国似乎永远失去了支持者，而社会市场经济成为宪法规定的国策。

所谓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指的是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各种制度的整体，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提出的。德国人认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正如1929-1933年的国际性经济危机证明的那样。为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必须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垄断），使企业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使国民经济始终具有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一切决定权放手给企业和民间，但是一经显示国民经济发展有异常情形，国家则立即施行多种干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使其归于正常。德国人对此的概括是："平时国家不问不管，紧时国家多方出面"。

所谓大众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按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福利制是德国建立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之一。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在德语中本来就有大众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社会公众造福。因此在德国，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服从于市场经济规则，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并未全部进入竞争机制，因为它们不能完全着眼于利润。在这些部门曾经保留着很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但是从1995年1月1日起德国铁路、航空公司、和邮政电讯实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营公司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现在的德国国营企业仅仅只有鲁尔区的几个煤矿）。另外德国还对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对雇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实行全面的保险，并对职业教育、儿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贫困者的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补贴。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国为保证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等，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转机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立国四大基本原则之一。该国现行有效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大约3600多个，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条，小的有几十条，它们基本上覆盖了的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

二提供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法律--德国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法律，亦即规范市场经济的参加者及其行为的法律，在德国是民法和商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身份，赋予市场经济参加者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需要的基本的权利、提供商品交换基本的法律规则。民商法把商品生产者与商品交换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开、诚实信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等原则，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保险等具体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按照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运转。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规则，这在德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国有关的探讨中，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2〕。

（一）德国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法律规范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国计民生的财产支配关系和流通关系，小到个人、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范围。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宪法可以相比。德国现行民法是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明年该法典诞生就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德国社会与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成立时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承认《德国民法典》仍然有效。当然该法典也曾经过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改变。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的开办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有学习过《德国民法典》的经历，每个大学生，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都必须有《德国民法典》的学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长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体系宏大，覆盖面广。民法因调整范围广泛，在一般国家也都是体系最宠大的法律。《德国民法典》开始制定时，正是分裂数百年的德国刚刚统一之时，立法者也想利用该法典把长期分裂割据而混乱不一的德国社会统一起来〔3〕，这就更加扩大了民法典的规模。因此，该法典在立法时基本上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市民社会的民事法律关系统统都规定进去了。这就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建立在该法典之上，使得《德国民法典》实际上成了规范整个德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典，也使得后来想废止该法典的人常常自叹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废止该法典〔4〕）。同时也由于立法的这种背景和德国人一贯办事细致认真的传统，该法典的条文达到2385条，成为当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现行法典。

（2）采纳科学，多有创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尽量采纳了当时法律科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这部法典非常富有创新性。这一点比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它放弃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把民法规范规定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结构，而根据本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内容划分为"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这五编式的结构，这样，民法的全部内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们从各编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又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人"、"物权"等法律概念和制度，关于"有限所有权"理论、"权利滥用禁止"理论等，也是《德国民法典》吸收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创使用的，目前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学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

（3）结构严谨，技术性强。《德国民法典》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惯于抽象思维和讲究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德国民法典》中大量地应用了"事实的抽象-概括式表达"、"一般性条款"、"共同性规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学逻辑手段和技术，使得《德国民法典》的层次分明，而且结构严谨。为了节省文字和篇幅，该法典中还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术，很多条文直接引用其他条文的事实规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语言上，《德国民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量使用法律规范语言而不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语言，这就使得法典条文的含义尽量地精确无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术和语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它过于专业化，疏远民众，是"教授的法律"。不过正因为此，该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计算机"〔5〕般的精确，给法官执法提供准确的应用规则，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从而使法律得到准确的贯彻，而大众化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语言是做不到准确执法的。

（4）立足长远，讲究质量。《德国民法典》同时还体现了德意志民族认真、精确的特点。该法典从1873年起草，到1896颁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计24年方才制成。在整个法典之中，至今人们还很难发现冗言赘语，也很难发现没有实用意义的条文，一些被后来实践证明过时的或缺损的内容，立法者也都进行了废止和补充。举世公认的是，《德国民法典》不愧为讲究立法质量的楷模。

当然，时代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时再完善，也得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德国民法典》已经进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条文约500余条〔6〕。其中废止的条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增加的条文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男女平权、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内容必须不断增加。德国立法者也认识到，试图用一部法典来概括和规范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当增加个别条文无济于事时，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为《德国民法典》附从法。目前这些附从法有《地上权条例》、《住宅所有权法》、《通用交易条件法定规则法》、《婚姻法》、《消费者信用法》等。

（二）德国商法

商法是规定以营业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顾名思义，商法就是专门规定有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实的法律。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商人是民事主体的特别形式，商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特别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适用规则上，应优先适用商法，在商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它和《德国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规定的。

《德国商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同时制定也是同时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又同时得到《德国基本法》的承认。德国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为虽然具有民事主体和民事行为的一般性质，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他们表现更多的是其独特性，即具有以营业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目的，即以商业性盈利为目的的特点〔7〕。而且商行为比一般民事行为运转更快，因而其风险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经济生活安全而言，必须有国家立法对商人和商行为制定明确的规范。《德国商法典》包括四编共905条，第一编：商人，内容有商人，商业注册，商号，商业帐簿，商业代表等规定，第二编：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关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第三编，商行为，内容有商行为的一般规定、买卖、批发、运输、仓库、运送等。第四编是海商法的规定。

《德国商法典》并没有规定商法的全部内容。以后德国又单独制定了《票据法》、《保险法》、《支票法》、《银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业的迅猛发展，商法典的内容的更新和变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较突出的有：1937年有关股份的法律从商法典中抽出，制定为单独的《股份法》；1986年通过《资产负债表规则法》用100多个条文使商法典第三编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据欧共体法制定了新的商业法。

三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对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才改行国家宏观调控式市场经济，其目的一是为了均衡社会经济利益，二是为了防止因为垄断而导致限制甚至扼杀竞争的现象，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说民商法提供给市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积极的干预则是要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保证它能顺利发展。

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德国在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关于保护竞争的法律。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竞争。因此促进竞争并保护竞争顺利进行就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对竞争不能如自由放任时期那样放任不管，因为放任竞争会产生如下两种损害竞争的情况：一是竞争的滥用，即不正当竞争；二是企业之间达成协议限制甚至扼杀竞争。为此德国专门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竞争法》又名《卡特尔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之所以又称之为《卡特尔法》，因为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业之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议。有时卡特尔也指根据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企业组织，如企业集团、企业组合等〔8〕。该法列举的卡特尔形式有：交易条件卡特尔，它给一个行业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合同条件：价格卡特尔，它规定一个统一的最低价格；顾客或者地区卡特尔，它为每个企业规定特定的顾客种类或者特定的营业地区等。卡特尔的极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将价格、交易条件、合同条款、有关产品的一般条件等全部统一规定从而形成垄断的卡特尔形式。卡特尔行为可以产生于市场的各个行业，也可以发生在市场交易的各个阶段。总之，卡特尔的本质，就是使企业减少甚至是免于竞争压力，保证他们在不改进其为顾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的条件下而能够获得稳定的甚至是不断提高的收入。

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国家干预时，确定它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造成损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企业的联合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按《卡特尔法》的规定，当企业之间的协议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垄断），并滥用此地位剥削合同相对人或者消费者时，即认为其是法律应该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即卡特尔行为。对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型企业等自然垄断行业，也要根据上述标准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干预方式是：对要成立卡特尔的企业实行准许制，即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时必须向联邦经济部申请准许，否则为非法。对已经成立的卡特尔组织，由设在柏林的联邦卡特尔局或者各州的卡特尔局进行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能够造成他们"支配市场"的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有"控制滥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纵市场）的情形。由于对此情形的判断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很困难的，所以立法者赋予卡特尔局一种可以假设的权利：根据企业的某一行为（比如规定价格）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甚至取消竞争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尔局将颁发一个"联合禁止"命令，宣布企业之间的卡特尔行为无效，并将其予以解散。在德国，成立卡特尔必须得到联邦经济部的批准，而联邦经济部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够创造或者扩大就业机会的卡特尔才能获得批准，而卡特尔的本性一般来说是消减就业机会的，故新成立卡特尔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国，只有环境保护企业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9〕；另外因受欧洲联盟法（原来的欧共体法）制约的农业等行业，因不参与竞争，故也不受《卡特尔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名《竞争法》，1909年制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竞争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为，建立并发展公开、公正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卡特尔法》在具体调整范围上虽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互补的，目的是相同的。该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德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国家应当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意义并实施了干预的一个象征。当然此后德国对该法也曾进行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颁布两个附加条例等〔10〕。

该法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分为四大类：第一种是"顾客误导"，指的是使得顾客自己作出决定而损害自己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如通过诱惑性广告进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强迫买卖等。第二种是"妨碍对手"，指通过毁灭性价格战（即倾销行为）、封锁、贬低他人的广告甚至违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第三种是"剥削性竞争"，指的是企业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包装等）、模仿他人的广告、盗用他人的声誉、诱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种是"违法竞争"，指企业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以违背税法、工商法等谋取竞争优势，获得不正当利益，如给回扣、行贿等。另外该法还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事实，并从中甄别出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这些事实有：迷惑性广告、清仓出售、甩卖和季节末大甩卖、购物券交易、行贿、诬陷、营业性诽谤、吐露商业秘密等。

虽然《竞争法》对种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它又规定，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并不属于企业和个人，而是属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据事实向法院，但只有法院有权判定某种竞争行为是否正当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关于国家调节、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即使各种社会经济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竞争，有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常见的。此时就必须有国家出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把市场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德国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就是给国家提供调节社会市场经济的手段的法律。该法的全称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它规定，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有权以间接的干预措施调节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高的就业率和对外贸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镇、乡之间的经济均衡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是预算、税收、社会福利措施等。它还规定，监督、调节社会市场经济，是联邦政府的义务，联邦政府必须对协调各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对各地区的投资用税收进行引导，并在每年初就过去年度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向国会报告。《稳定法》的施行，其意义一是它给国家提供了经常的明确的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的权利义务、以及实施调节的手段；二是它扩大了联邦政府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力，缩小了经济的地方自决权，对联邦制条件下的经济地方自治原则进行了修正。

德国在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方面，除利用《稳定法》进行大胆的调节之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为抑制、消灭通货膨胀，规定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独立，使其脱离联邦中央政府机构系列，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组成不属于联邦总理的职权。这样，政府就无法决定货币发行量，这就消除了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滥发钞票导致的通货膨胀。

设立经济发展理事会，成员有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各州政府一名代表、乡级政府的代表等。理事会的任务是：对德国境内全局性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协商，寻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方法并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因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经济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各州政府。成立经济发展理事会后，联邦政府便可以对各州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并贯彻联邦的经济政策。

设立财政计划理事会，其成员与经济发展理事会组成方式一样，其任务是协调国家、州和乡的财政计划，使公共收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设立社会力量监督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设机构，于1963成立的一个由德国境内没有党派色彩的五个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理事会，人称"五贤士会"。该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鉴定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每年秋季撰写一部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优劣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要向社会公布，而且对政府实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月份召开的联邦议会上，联邦政府要将他们对该鉴定的意见向议会提出专门的说明。

（三）关于市场准入的法律

对于允许公开竞争的行业，国家均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达到标准者不得开业进入市场。市场准入制度是企业开业登记制度之外的另一种考核制度，任何营业者当然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方可开业，但德国法律要求，营业者在申请登记之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些条件是，对各种公司，依据商法的规定实行规范制和批准制；对个体商人，则要求其具备职业知识。对具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个人营业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和税务顾问等，国家还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并达到一定的年龄。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而细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师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师傅这样的个体开业者，法律也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实科中学毕业（六年制中学）毕业、学徒三年、帮工五年、最后通过政府专门考试的履历。

四关于劳动者的法律

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理所当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务之一。由于德国是私有制国家，贯彻的是"劳动自由"的原则，故劳动关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场化方式即采用劳动契约形式，由雇主与雇员自己决定是否发生雇佣关系，并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休假、劳动保护等有关劳动的具体事宜。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劳资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为缓和这种冲突，稳定社会关系，德国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上采取了较大的举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劳动法。在《德国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条件下，把劳动关系从雇佣的法律规范中分离出来，另外从19世纪末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这些法规最初是针对个别行业制定的，尤其是针对矿工等劳动保护最为迫切的行业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劳动法群体。1969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劳动法统一法》，把所有的劳动法规统一为一个大法。该法以《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为基础，但又广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确立了统一的劳动保护条件。该法的另一个显著的成就是，把对劳动关系的司法管辖权从一般管辖权中分离出来，为成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对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司法管辖。德国于1979年制定《劳动法院法》，规定设立县、州、联邦三级劳动法院系统，审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该法规定，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争议的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贯彻程序捷便和费用节俭的原则。

3提倡"社会伙伴关系"。所谓"社会伙伴关系"指的是德国社会的一种说法，它认为德国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代表者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而是一种在客观上既有矛盾但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要共同为经济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伙伴关系。德国法律对这种说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法学家们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阐述这一说法。按照"社会伙伴关系"，只有雇主与雇员之间、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在出现劳资冲突时即互相斗争又互相协调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看法可以说在德国形成了共识。1993-1994年德国南部的钢铁工人长达10个月的罢工就是在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中得到解决的。

2建立"共决权"制度。所谓"共决权"制度，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的企业中建立的由就业者享有参与和雇主共同决定企业事务的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有：⑴"企业委员会"制度。按照1952年颁布、1989年修订的《企业法》，在一切企业中设立企业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由就业者或者就业者代表组成，它享有代表就业者讲话以及决定部分企业内部关于就业者事务的权利。其权利主要包括：在集体事务方面如就业者的休假计划、工作时间、职员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岗位劳动监督、企业新技术引进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决定权；在企业对就业者的个人处置事务如就业者的培训、岗位调换、解雇等问题上，企业委员会拥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在企业变更损害到20名以上的就业者的利益时，企业委员会有为他们取得利益补偿和申请社会救济的建议权等。企业委员会不同于工会，因前者是法定组织，有法定权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团，其权利来源于组织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业内部活动，而后者可以是行业的、地区的甚至是全国的组织。⑵就业者参加企业监事会制度。根据德国前述《企业法》、1951年的《产业企业共决权法》、1976年的《共决权法》等法律，就业者有权在一切股份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监事会席位。法律对就业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确规定，如在拥有500名以上就业者的矿山、钢铁企业中拥有1/3至半数的席位，在企业集团如康采恩的监事会中拥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监事会中，就业者监事行使与其他监事同样的权利。

⒌工会的统一化和独立化。德国法律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其目的是避免该行业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会的强大。所谓工会的独立化，指的是德国法律规定，工会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独立。该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会作为党派的竞选的工具或者教派斗争的工具，使工会保持其只为工人利益活动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德国对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见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种是针对劳动中的危险对就业者的保护，如劳动秩序、就业者健康、劳动技术条件、危险品作业的保护等规定；另一种是劳动时间保护、劳动报酬保护、解约保护等。另外，对特殊劳动者如妇女、青年、重残疾人、以及家庭劳动者等，由法律针对其特性作出规定。虽然德国法把劳动关系的缔结仍然当作民法上的一种合同，承认其成立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为强制性条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变和抛弃。同时，德国对一切就业者建立以企业资金和国家资金为基础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它规定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参加医疗、养老、事故、失业等项保险，保险费由雇主与雇员各半分担。如就业者失业，除其可以领取失业保险赔偿外，还可免费接受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培训和转岗培训。

总之，一方面由于就业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市场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对就业者的完备的保护，德国的就业者的法律地位和劳动条件已显著提高，据1991年的统计资料，其劳动力价格已经成为世界之冠，个人的消费达到全国社会净产值的56.1％，远远大于同期国家的各项支出〔11〕。

五关于社会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谓福利制，就是使德国公民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的制度，这是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四大原则之一，也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的，为实行福利制国家的目标，德国长期把农业、交通、邮电等行业置于市场之外，使之未进入竞争机制。同时，德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国家的财政为基础在该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这些制度除上文谈到的就业者的福利措施外，还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国依据国家财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住房十分紧张，大量的无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场对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住房市场的国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场调节。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国家强制投资住房市场，并获得对住房的部分支配权，然后把住房低价出租给社会低收入者阶层不定期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义务法》（1948年）强制规定对房主解约的限制，后来该规定导致对《德国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依靠这些制度，德国的住房市场曾有过长期的对居住者宽松的局面。但是自从德国统一后，住房市场目前仍然比较紧张。

⒉养老。德国对全社会实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满65岁，妇女年满60岁即可领取到养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国对全体居民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费制度。对受教育有困难的居民，国家给予特殊的帮助，比如对残疾人国家建立特别的学校予以教育。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国家给予未来可以减免的贷款。对失业者，国家举办专门的学校使他们免费学习新的技能。

⒋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德国对低收入者实行国家补助。补助的方式有发生活补助费、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参考价值

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这种制度而取得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的情况，在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介绍。此处当不再赘言。所应补充的是，在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德国式市场经济又一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统一后为发展东部经济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从而导致德国经济从1990年到1993年没有正增长率，但是德国马克的币值与汇率基本保持未变，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3％，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下降，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994年德国东部的经济改建已经基本完成，德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2％的增长率，1995年经济可望持续增长。正因为此，执政已经三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在多数人预期竞选失败的情况下，在1994年的超级大选中又一次取得了竞选胜利。这一切与前苏联地区及东欧地区某些引进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难以发展、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尤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的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最突出的方面应该是以下几点：

⒈依靠民法来建立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行为规范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实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因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立法者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目前我国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需要。现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则"过于简单，只有156条，在其实质内容方面，不但物权财产权（最突出的是不动产财产权）、债权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可以说是缺乏有实质意义的规定，而且已经被改革实践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内容，如关于不许土地出租的规定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条文，所有这些给我国目前的改革确实带来不少困难。但同时这也给改革带来良好的契机。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旧的古老传统很难适应当代的情势，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行为规则又被改革和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的基本的行为规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如果现在我国能够制定出一部详备而得当的民法，不但会弥补我国目前的民间社会行为规范缺乏的漏洞，而且会极大地促进改革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时理应得到的经验。

⒉依靠法治方法实现法治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目前从上到下已经没有疑义。但是对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经济这一问题，理论界无人提及，实践上可以说并不明确。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说是与法治目标相违背的。其主要的表现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动"这一法治国家普遍的原则，而是绕过现行法律、甚至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依靠非法律的种种手段推进改革的进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试验、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这样，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台都会带来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目的。这一点无疑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此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德国等法治国家的作法。在德国，对政府的行为实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为均为非法"的原则，政府施政如有新的举措，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纲领制定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动，如不然，政府的行为就是非法行为。这一原则虽有僵硬之嫌，但它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遵循了法治的原则，收到了长远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对改革也应贯彻"先立法、后行动"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达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并不难，因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为我国台港地区或者其他国家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从这些地区和国家引进的。那么在吸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时同时引进他们的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时把这些法律制度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Societaets.Verlag1992,Seite185.

〔2〕参见张贤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法制的评价》，《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IX

〔4〕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3,SeiteXIX

〔5〕KonradZweigert&HeinKoetz,Einfue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1971,Seife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Gesetze,VerlagC.H.Beck,1994,11.

〔7〕WolfgangHefermehl:EinfuehrungzumH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7.

〔8〕Creifelds;Rechtswoeterbuch.Verlag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645

篇（3）

在双边条约的指引和规范下，中哈间主要确认和推动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始终将双方的经贸合作确定为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两国建交后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更是将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和人文合作并列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正是以这些条约为基本依据，中哈间的贸易额由建交初的3．68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286亿美元，增长了70多倍，已占到中国与中亚贸易额的70%以上。第二，作为中哈间另一个新的重点发展领域的非能源合作，即机电、信息与通信、纺织与建材、交通运输、石化与冶金、农业与渔业、旅游与体育、投资与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第三，哈方于1996年初提交了加入WTO的申请书，在经历了17年漫长的谈判后，已基本完成了双边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以及该国经贸法律适应WTO规则体系、农业补贴多边谈判，有望于2014年成为WTO的正式缔约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通过条约承诺支持哈方加入WTO，而且于2005年8月就顺利结束了中哈间的双边谈判，为该国入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2.石油合作。

20多年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工程技术服务和销售贸易等多个领域，建立了能源合作分委员会，目前已经拥有了较大的合作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了全面合作时期。仅就输油管道合作而言，自2006年5月至2013年4月中哈管道正式输油以来，中国已累计进口管输原油5080万吨，贸易值达328．5亿美元，实征税款363亿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以来，该管道进口原油量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能源大动脉”。这一切都为已经初步建立并正在完善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和空间。

3.双边条约。

中哈两国在很多重要的合作法律文件中都强调双方的互利合作是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之上的;双方要恪守相互间法律文件确定的合作原则;逐步实现向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关系形式过渡，并根据国际经贸关系惯例和实践，改善各自国内的投资环境，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双方将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以及本国现行法律法规，保障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双方的有关部门将根据本国法律研究并解决合作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这就为建立健全中哈两国石油合作领域的法律机制描述了基本轮廓、提供了大的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构成

1.国内法的有限支持。

在双边合作中，国内法只能在合作方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解决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如国民待遇、税收减免等，其他问题诸如市场准入、避免双重征税等不但必须经过双边协商，而且还可能受到多边条约的制约而不能由国内法任意规定，甚至也不能随意进入双边协商的范围。所以，国内法在双边合作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哈石油合作概莫能免。但是，国内法能够搁置、甚至阻断条约发挥应有作用的冲击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2.双边条约的基础性作用。

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直接提出了双方开展此种合作的重大战略意义与平等互利原则，确定了两国间石油合作的法律定位问题;规定了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与方式以及输油管道建设安排;明确了合作中涉及到的其他问题，诸如价格、铁路运输、授权主体等的解决和确认办法;建立了包括最高级别会谈、总理定期会晤与专门机构相结合的协调机制与落实条约义务机制，提出了合作纠纷解决的一般思路等，为石油合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所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始终发挥着其他任何法律文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构建和完善双方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载体与基本形式。

3.多边条约的有限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迄今仍然是分散和对立的，无论是较早建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制衡OPEC而建立的国际能源署(IEA)，包括后来签署的能源条约(ECT)，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石油集团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没有建立起全球石油合作的一般性法律制度。所以，在中哈石油合作中，全球性多边条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就区域性石油合作而言，上合组织自成立起就没有被成员国赋予协调石油合作的权力和责任，这无论是在该组织自身的重要法律文件中，还是在其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中均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之建议。综上所述，中哈间的石油合作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但为之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法律机制却依然只是一个轮廓或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可行性分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内法的缺憾。

就哈萨克斯坦而言，近年来通过修改和出台资源法、环保法和财税法等正强化着对油气资源管控力度，投资环境逐步趋向严峻。例如哈国三易其稿并于2009年1月1日生效的《税法》在超额利润税的规定方面虽然将该税的起征点从20%提高到25%，使纳税人可以增加5%的纯利润免征超额利润税，但其税率却由原来的4%～30%提高到15%～60%，并取消了石油合作合同税收稳定条款，导致石油合作投资方综合税赋由49%上涨到62%，造成其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就中国而言，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统一立法的规范和保障，石油企业只能凭借粗线条和原则性的政府间合作协议、部门规章和自身在海外拼搏积累的有限经验谈判与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又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合作中迁就对方或第三方较多，进而无法规范、前后一致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对经济上的获利性和法律上的履约率预见性较低，有撞运气的成分，增加了合作风险;再由于缺乏基本的、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出现合作问题时，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都拿不出合法、可行的救济方案，坐视企业或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专项投资效益审计和问责制度还不健全。

2.双边协议不完善。

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合作协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协议，内容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关系，其中均会提及两国间的石油或能源合作问题。其特点是宏观性、重复性与战略性较强;其缺憾是涉及合作的时限、地点或范围、规模与权利义务等实质性内容的措辞不具体、不严谨，如果不随后签署补充协议，原协议就无法执行。另一类是能源合作专门性协定。这类协议对能源合作的具体领域、原则、方式、价格、机构、争议解决方法等都有规定。其特点是比较具体、可操作性较强。其缺憾:一是这类专门性协定的数量十分有限，留下的具体法律“真空”地带较多。二是个别条款涉及的“其他协议”的授权主体错位，即一方是政府机构，另一方是国有企业，为协议的有效性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履行增加了政治风险。三是从内容安排上看，缺乏履约保障机制，既没有违约法律责任条款，也没有履约监督机制;争议解决途径单一，只有双方谈判而无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与司法裁判。

3.合作机构设置欠合理。

为落实中哈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哈双方曾累计建立过11个合作机构。多年来，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国家间条约的限制，各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这主要包括:(1)没有确定有效的工作机制，除了不定期的会议之外，没有其他开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就直接决定了其工作效率低下。(2)其职责仅限于“协调”两国间经贸、人文合作，包括提出合作规划草案等。从其职责的措辞上分析，它们都没有合作监督、监管，包括提出处罚建议的权力，基本上是自言自语、各说各的话和说好话的平台。(3)缺乏统一的常设工作机构，使双方无法就合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扩大、延伸合作等进行随时的沟通、信息交换。(4)从协定设计和实际操作上看，分委员会都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常设性，这样分委员会的设置就难以避免地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式产生交叉，导致机构设置和机构职权重叠，进而使这种合作机构成了可有可无的额外程序或方法，设置的实际意义不大。

4.争议解决方法单一。

在石油合作中，常见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国籍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不平等合作者之间的争执，如一方为东道国政府主管机构，另一方为外国石油企业间因履行合作协议产生的争执;平等的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争端。根据多数国家多年的实践，前两种争议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协商化解，基本上都是由东道国法院实行专属管辖的;后一种争议比较多的都是在能源合作协议中安排了协商解决的方法，选择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判的鲜有先例。中哈间的石油合作争议解决途径或方法与国际上的流行做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同样呈现出了保守与单一。

5.缺乏区域性协调机制的支持。

尽管上合组织的成立宣言、以及成员国间签署的重要条约和每年举行一次的成员国元首峰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都将能源合作列为重点对象，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别能源政策的分散性致使上合组织目前在区域能源政策的协调与能源合作中尚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也就无法为中哈间石油合作提供区域性支持。

(二)完善法律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1.双边政治互信的有力支持。

中哈两国不断深化和巩固的政治互信为彼此间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特别是主席2013年9月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的“三不”政策，向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表达了中国真诚合作的政治远见与承诺，这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政治互信的增强有助于减少政治猜疑和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将石油合作从政治之手交还到法律手中，以增加合作的可预见性和规范性，降低合作风险。因此，在目前透明、宽松与务实的政治环境中，完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基本可行的。

2.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整个中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了以创新合作模式的方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构想。然而，在这个大合作战略的实施中，无论是能源领域的合作，还是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只要是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就都离不开法律机制的调节。这其中，石油合作反映了建立在其之上的法律机制的客观需要并为其完善提供着直接的素材，非能源合作在法律机制方面的建设成就也为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健全提供着多方面的借鉴。它们共同奠定着区域大合作的法律基石，为区域大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因此，健全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

3.政府的首肯。

作为能源消费国，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建立健全双边、区域性的能源协调机制，包括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以保证合作的稳定与持久。就一般情形而论，政府既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也是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在双边合作法律机制建设中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日常性的。所以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对于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建设是非常关键的。4.法律机制初具框架。自1993年10月中哈双方共同签署关于两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以来所缔结的各项重要条约几乎都无例外地涉及了石油合作问题，并将其作为两国间的重要合作领域，同时在政治、经贸、能源、农业、人文、反恐等全面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之下逐步构建起了包括高层互访与磋商、合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分委员会、依据各自的国内法解决合作纠纷的法律机制框架，为充实和细化各领域内的具体的合作性法律机制奠定了必要的条约、机构和运行原则等方面的基础。

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完善建议

(一)完善中国的国内法律制度

1.完善与石油合作相关的企业法律制度。

一是尽快出台海外投资法，并在该法内设专章明确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责权利，加强海外石油投资效益审计与问责制，协调好扩大石油企业海外自主经营权与政府依法监管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政府做主、企业帮工的不正常局面，依法固定企业与政府不同的经营和监管责任。二是通过立法，逐步、适量地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海外石油领域的投资项目，以提升中国民间资本国际经营意识和能力，培植国际经营的民间人力、资本等资源，逐步降低国际石油领域投资的含量。

2.完善对外石油合作合同法律规定。

虽然目前在国际石油贸易中尚不存在标准的合同模式和文本，不同的交易者都在使用自己的合同文本进行谈判和签约，进而大型国际石油公司都拟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大多制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而且按照交易习惯，通常都是以卖方提供的合同文本为基础进行谈判与签约的。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法律就应该要求中方参与石油贸易的企业广为收集和深入研究石油贸易伙伴的“通用条款”，熟知国际上常用的石油贸易合同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立法确定这种合同中关键或核心财政利益条款的“被动底线”，确保海外石油投资利益的应有效益，防止和减少人为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为社会中介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明确的评估、监管依据。石油投资领域的合同制中包含着服务合同、回购合同、混合型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四种。此外，还有存在于油气开发和生产阶段的非传统合同类型，如石油开发合同、石油生产合同、石油恢复开发生产合同。在这些合同中，哈萨克斯坦立法目前已经不包括的是租让协议与产量分成合同，针对这一情况，建议相关立法增补分类指导性规范，要求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明确不同合同的权利义务、风险转移与管理重点，确保合同在石油投资合作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3.建立健全海外石油投资保险制度。

尽管海外投资保证与保险制度在学理解释上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就利比亚事件中所披露的中国重大损失和中国海外投资的逐年增长而言，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为使这种保险制度得以全面落实，于传统的协商方法之外，还得以更积极的心态加强与各种国际司法裁判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充分正视和发挥它们在解决国际投资纠纷中的常规作用。

(二)建立健全双边法律制度

1.以规范的形式规划好石油合作关系。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见证了中哈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合作文件的签署。就其形式而言，这就是以法律文件的方式规范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两国交往中法制意识的提升，也为今后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严谨的范例，同时也为未来的中哈石油合作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法律依据，完善着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基础。今后两国间缔结的石油合作协议都应该以此为例，减少和杜绝宣告式的协议和言辞，使用规范的条约形式和法律术语，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务实的精神为双边石油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和形成保障合作效率、解决合作问题的法律机制。

2.建立合作保障机构。

在现有的合作委员会及其能源合作分委员会之下，增设由中哈双方技术与法律专家组成的驻油田或项目常设性观察组，于油田或项目一线了解合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合作协议义务履行情况，并向本国主管单位报告，由主管单位提请随时召开能源分委员会会议，通过双边磋商，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保障条约义务及时、全面得以履行，保障合作共赢利益的实现。

3.约定备选合同文本。

在中哈石油贸易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通用条款”，即在参照国际流行范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哈双方石油贸易的地缘性、互补性等特点，以石油合作协定的方式列举实质性的“通用条款”，即履行的期限、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交付术语、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管道输送或陆运条件、支付、保险与保证、不可抗力与违约救济、合同的准据法、争议解决方式等。二是合同模式，即应结合中哈石油合作的长期性和互利性，选择适用“照付不议”合同。在中哈石油投资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问题是合同的类型与核心的财政条款、准据法选择和争议解决条款。这种约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哈石油投资合作者提供选择的便利，同时减少合同的随意性和无关的附加条件，保障石油合作规范、持久地进行。

4.选择尽可能多的纠纷解决方法。

就目前公开披露的资料而言，中国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尚无一例纠纷是通过仲裁或诉讼方法解决的。有鉴于此，在中哈石油合作中除继续承认通过协商方法解决相互间纠纷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为了便捷、公正地解决双方石油合作中出现的纠纷，避免因立法缺失、司法不公造成合作阴影、创伤或阻断，应考虑在国家间签署的能源合作条约或相应的条款中明确规定第三方仲裁或待条件成熟时选择区域性争端解决方法的条款，同时在前述备选合同中也应明确载入相应的条款，逐步并彻底走出以协商方法为解决合作纠纷唯一方法之窘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化解纠纷、持续合作之路径选择。

(三)建立健全区域性合作法律制度

1.构建坚实的合作法律基础。

这项工作应当包括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其一，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全局性、导向性法律原则的确立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原则在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和以后通过的相关基础性法律文件中已多有体现，现在的问题只是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调整、补充、完善和予以落实了。其二，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建立问题。与上述基本原则比较而言，这方面存在的更多的是空白点。所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当在该组织之组建宣言和等基础性法律文件所载明的宗旨与原则之下及时商讨、制定该组织中长期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并考虑在与WTO规则相协调的前提下，逐步形成该组织内部和外部统一的能源政策与法律，以制度化措施逐步解决属于油气投资、贸易、劳务的市场准入以及产品标准、运输与管线维护、生态保护、劳工待遇、当地社会发展、对外协调等各方面的问题，落实该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要求瑏瑠。

2.设立廉洁高效的管理与协调机构。

就机构建设而言，以油气双边政府间合作分委员会机制或其他合作体制为基础并吸收合作企业参与，共同构建区域性能源协调常设机构，以保证落实各项区域性油气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断发现新的合作问题，及时反馈合作信息，确保油气合作政策与法律调整的及时、合理;通过合作常设机构，以统一输油气管道、站点管理与安全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第三国出口油气价格为先导，逐渐协调内部声音与统一对外行动，形成政治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自主油气俱乐部或共同体，从区域体制建构方面实现油气资源的互利与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管理方法而言，应适度借鉴国际能源署的管理方法，逐步建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管理机制，适当限制体在决策、实施决策、调整决策方面的随意性，同时在项目运作中更加注重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减少国家或政府肆意干预的成分，努力提高决策与项目运行的效率，逐步解决管理效能低下的痼疾，使已经设置的合作机构真正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篇（4）

[关键词]洲际背包客；入境前后旅游空间流；国内旅游空间流；捆绑国

1引言

国际上对背包旅游的关注约有40年的历史。在其界定上，皮尔斯(Pearee)和墨菲(Murphy)根据其旅游行为特征对其定义。乌利雷(Uriely)认为背包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form)。科恩(cohen)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背包客逃避主要旅游区，追求融入接待国文化。在背包旅游的经济意义上，费尔斯与荷恩(Firth&Hing)探讨了背包客的行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特纳与艾施(Turner&Ash)讨论了背包旅游对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推动作用。斯科文思(scheyvens)探讨了背包旅游与欠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关联。汉普顿(Hampton)分析了背包旅游者对发展目的地经济的意义。在旅游行为研究上，皮尔斯与宋(Pearce&Son)对比了澳大利亚背包客与国际学生的旅游行为，凯恩与金(Kain&King)探讨了背包客对澳旅游产品的选择。在旅游线路上，莱利(Riley)讨论了背包客旅游对旅游线路开发的推动作用。威斯伯恩(Washburn)探讨了背包客对线路的线性寻找问题(BLSP)，并提出以动态程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学者们对背包客的人口特征、形象、旅游动机及社会互动等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国际上对背包旅游者路径选择的研究尚未见到。

国内对背包旅游的关注较晚，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相关文献。盛蕾介绍了背包旅游的内涵、类型及特征。李春颖、黄远水将国外背包旅游研究的多维视角归纳为三大类，即背包旅游及背包旅游者特征、背包旅游对旅游接待地影响、旅游接待国对背包旅游的态度。苏红霞、马耀峰分析了旅华背包客出入境口岸的选择，提出了不同旅游偏好的背包客对相应类型旅游吸引物有先睹为快的倾向。白凯、马耀峰研究了环境感知因素对旅华背包客旅游决策的影响，提出旅游目的地感知因素对旅游者决策行为影响高于客源国环境感知因素。杨建美、朱璇重申背包旅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贡献。朱璇通过回顾文献，讨论了背包旅游者的概念、动力学机制及其行为特征，追溯了背包旅游演化的轨迹；认为背包客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具有先导作用的旅游者，主张优先开发背包旅游市场。

目前尚未出见针对洲际背包游客旅华路径选择规律的研究。旅游路径的选择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旅游流空间规律。本项目对洲际背包客来华前、中、后空间移动规律的研究将空间的范围扩大到了他国，彰显了邻国在旅游线路开发中不可忽视的意义；洲际背包客在华流动规律既突出了中国背包旅游热点城市，又可成为这种目的地城市分类的依据。

2研究方法

本文从消费者行为学、行为地理学和市场营销学角度来研究旅华洲际背包客。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手资料，然后结合相关理论、数据，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问卷调查与游客空间流动模式相关的信息包括背包客的人口特征、之前背包旅游地区、本次入华前旅游国家、游华后去向、在华旅游线路、旅游方式、费用等。

问卷调查陆续在2006年7月至2007年3月间完成。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阳朔。西安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桂林的阳朔被誉为“背包客的天堂”，是中国洲际背包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自然旅游资源的杰出代表。调查地点选在西安和桂林的多个国际青年旅社(InternationalYouthHostel)。问卷中有一项确认旅游者的背包旅游身份。

3旅游空间流结果与分析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2份。所调查的背包客来自22个国家，其中，男134人，女128人。平均年龄28岁。选择与朋友出游的占31％，伴侣30％，家人20％，其余19％。所调查的背包客中223人来自欧洲，23人来自美洲，16人来自澳洲(表1)。绝大多数(94％)游客来自欧美，路途比澳洲更为遥远，这些游客的旅游线路决策能够更为典型地反映大尺度国际旅游的空间流动特点。英国游客历来对文物古迹类旅游产品兴趣较大，这一点在所采访到的英国旅华背包客数量中得到了体现。

262名洲际背包客中有130名在游览中国之前(后)还游览了其他国家(图1)，其中，入华前(后)游览最多的国家前5名为泰国(46人)、越南(42人)、蒙古国(38人)、俄罗斯(32人)、澳大利亚(29人)。其他游览较多的国家还有老挝、新西兰、印度、柬埔寨、日本、尼泊尔等。洲际背包客人华前游历最多的国家是蒙古和俄罗斯，而人华后游历最多的国家为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9国。这些国家中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其余都是中国的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澳洲，与中国一水之隔，同属亚太地区，是航空线路上距离中国最近的洲际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毗邻中国或接近中国。这样的结果符合最大效益原则。最大效益原则是在中小尺度旅游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适用于洲际大尺度旅游。中国邻国中只有韩国未能成为旅华游客选择较多的旅游目的国。

将旅游目的国分为两大类，即“捆绑类(inclusivedestinations)”和“排斥类(exclusivedestinations)”。捆绑类指背包游客在游历中国的同时很可能一并选择出游的国家，俄罗斯、蒙古、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就属于这个范畴。捆绑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种是游客选择中国在先，’选择其他国家在后；另一种是游客选择其他国家在先，选择中国在后。先选择的国家称作“首要捆绑目的国(primaryinclusivedestinations)”，将随后连带选择的国家称为“附属捆绑目的国(attachedinclusivedestinations)”。无论是首要捆绑还是附属捆绑，这些国家最终都成为游客选择的共同旅游目的国(comniondestinations)。一次旅游目的国相对较多是背包旅游的特点，因此国际线路合作开发在背包旅游中的地位更显突出。在接受调查的背包客中，132名锁定中国为唯一旅游目的国。中国疆域广博，气候差异大，地质地貌种类独特，民族众多，文化多彩，历史悠久，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旅游资源都异常丰富，在中国，就旅游资源来说，游客会忙得不亦乐乎。无论是两周还是四周的时段，都可以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背包客注重与当地人交往，喜欢探索新领域，旅游时段较长也不会感到无聊。图2表示洲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国时存在3种情况。A是只选中国，B是选择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旅游目的国，C是选择中国之外的国家。

3.2在华城市间流动

问卷调查了洲际背包游客在华旅游路径，部分统计结果见图3。从旅游造访次数上来讲，背包客对北京、西安、上海、香港、成都、平遥、桂林等城市的造访率较高，从244次到53次不等(图3)。来西安和桂林的洲际背包客对北京、上海、香港等中国一级口岸城市的造访率最高，对广州的造访率明显较低。造访较多的城市还有成都、平遥、大同、昆明、拉萨、洛阳等。

从背包客在城市间的流动趋势来看，分别以北京、上海、桂林、香港、西安5个城市为中心观察背包客在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流动次数。以北京为中心，京西流(102次)、京大流(75次)、京沪流(45次)及京平流(35次)较多；以西安为中心，西京流(102次)、西平流(65次)、西沪流(65次)、西成流(61次)最为突出；以上海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有沪西流(65次)、沪京流(45次)、沪桂流(45次)，依次还有沪杭、沪苏、沪香；以桂林为中心，流动频率较高的线路是桂沪(45次)、桂香(42次)、桂西(40次)及桂成和桂昆；以香港为中心，流动频率较多的线路是香桂(32次)、香广(23次)、香沪及香京。

以北京、西安、上海、桂林和香港为基准(其中，北京、上海和香港是中国一级口岸，西安和桂林是所选案例地区)，观察以这5个城市为中心(出发点)时洲际背包客的流向特点，发现所流向城市可以归纳为4类(表2)：一是口岸城市；二是辐射类城市；三是特色城市，即拥有很高级别旅游景点的城市；四是中转城市。

洲际背包客在各个中心城市与重要口岸之间的流动都较多，说明大型口岸城市的重要地位。首先，它们是游客出入中国的起始点和必经通道；其次，这些城市同时又是闻名国际的旅游城市，旅游产品丰富、成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型口岸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较为独立，对周边地区依赖较少，经常会带动周边地区旅游发展。

辐射类城市指中心城市之间的小型城市(如大同、平遥)以及中心城市周边较大的旅游资源较丰富城市(比如成都、杭州、苏州、洛阳)。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同、平遥人文旅游产品级别高，一个以世界遗产平遥古城闻名，一个以世界遗产云冈石窟闻名。成都、洛阳、苏州、杭州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辐射类旅游地区。这些城市坐落于中心旅游城市(西安、上海)的周围，火车行程不超过半天，甚至短到一两个小时。除了距离近以外，这类城市还具备自己突出的旅游产品，比如苏州园林，杭州西湖，洛阳龙门石窟，成都附近的峨眉山，大熊猫保护中心等都是世界遗产级吸引物。辐射类城市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性较大，尤其是针对国际旅游。

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城市时，相对应的西安、昆明、桂林等流向城市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不在辐射地区范围内，也不属于口岸城市。却表现出较高的互动，这类城市在此归为特色类旅游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有顶级、享誉海内外的旅游产品，顶尖级旅游产品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超越了时空、资金的限制，成为人选目的地。

拥有顶尖级旅游产品的特色旅游城市独立性较强，深受洲际背包客青睐。

洲际背包客选择较多的辐射类和特色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世界遗产级旅游产品。区别在于辐射类目的地依附于中心城市，而特色类目的地独立存在，在不依附于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凭借其突出的旅游产品直接成为继口岸城市之后背包客的首选目的地。

广州缺乏高级别的人文或者自然景观。问卷调查显示，对背包游客来说，广州的主要功能是中转站。背包客一般都寻求低消费，宁可多花时间与体力，到达(离开)香港时在广州中转能够节约不少费用。

背包游客首先离开客源国或者是捆绑国(一般为邻国)从旅游资源丰富的口岸城市进入中国，然后可能选择辐射类目的地，包括口岸城市周边旅游区域和口岸城市与中心城市途中经过或接近的高级别旅游区，之后便进入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顶尖级吸引物的特色类城市旅游，特色城市的旅游范围也可能向周边景观独特的高级别旅游区辐射，最后背包客再次选择口岸城市出境，回到客源国或者进入其他国家继续旅游。这是洲际背包客在中国观光旅游的一般规律。

4结论

篇（5）

好的写作必须建立在对写作主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欧美法律写作中，法律来源（source）的质量对于法律研究至关重要。要从繁杂的案例、法条、法律意见找出可用的材料，要求律师能熟练运用身边的资源，例如数据库（WESTLAW, LEXIS NEXIS）、网络、图书馆等，但同时要注意不能只依赖单一的搜索工具，要善于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避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高质量的法律来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可信度，二是包含有用的信息。信息是否有用需要作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可信度则可以根据一些符号进行筛选。如果在数据库或网络上看到一个案例或法条旁边标有红色的旗子或其他红色的符号，表示该案例已经被推翻或更新，或者该法条被认为是违背宪法原则的（unconstitutional），这并不能成为好的法律（good law）。如果出现黄色的标志，表示该案例曾经被质疑、批评或是带有限制条件的，但是并未被推翻或改判，现在仍然适用。而蓝色的旗子则表示该案例正在上诉。

对案例进行总结与概括有助于快速精准地了解案例，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我们在阅读案例时，应该把握好四个方面：

1. 争议的焦点是什么？（the issue）

2. 法庭的判决是什么？（the holding）

3. 适用的法律是什么？（the rules of law）

4. 这个案例有什么指导意义？（the importance of the case）

一份好的案例摘要通常要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写作，应该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案例摘要的字数通常要控制在一页以内，就好比一个手提行李需要装下必需品，但是又不能太重，案例摘要要求包含案子所有的基础信息但是又必须一目了然。写案例摘要之前最好能够先通读案例，避免因为边读边写而加入许多无关的细节。

在阅读法律文书时，我们常常会看到引用。引用在法律文书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引用的作用在于，对于文书中提到的案例及法条为读者提供准确的查询依据，确保法律文书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一切有据可查。在欧美法律写作中，引用也有自己固定的格式及要求。由于在欧美法中，法律来源多种多样，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文书引用规范就十分必要了，《蓝皮书》（The Bluebook，英文全称为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中文全称为《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就是这样诞生的。

“The Bluebook”中关于引用格式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是法庭文件的引用；二是法律评论（Law review）及法学类学术文章的引用。本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有关法律评论（law review）及法学类学术文章的引用规范。

在法学类学术文章的引用中，主要采取的是脚注的形式，也有一些出现在文中的引用，这时需要注意文中的引用必须是以斜体标出的。脚注的具体格式如下：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某个案例或法条在文中第一次引用的时候要完整地按照规范进行引用，但当后面再次提到时，引用就可以简写了。

在了解完上述三个写作难点之后，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法律文书写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在撰写每篇法律文书时，都应该先打一份草稿（first draft）。这份草稿的主要内容需要包括两个部分：1.所有用到的信息和事实。2.有法律根据及符合法律逻辑的分析。

在进行段落写作时，要注意将含有最重要信息的中心句放在段首。法律文书写作区别于其他类型写作，不需要复杂的行文结构和含有“惊喜”的结尾，永远记住越是重要的内容越要放在前面。分析段落的基本写作格式如下：

Topic sentence (idea)

Argument 1 (explained and discussed)

Example 1 (or supporting facts, etc.)

Argument 2

Example 2 (or supporting fact, etc.)

篇（6）

冷却期制度（Cooling-off Period）,是指在合同成立后，消费者可以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一定期限内，无条件的解除合同，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制度。冷却期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一项特殊权利，其目的在于矫正消费者因与经营者经济力量不对等、信息不对称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失衡，以期实现合同的实质正义。

冷却期制度的核心在于赋予消费者一项全新的权利，即合同撤回权。该项权利是一组权利束，既指向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也指向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完全履行的的合同，还包括对已经履行的合同的撤回。这一权利的行使只需消费者单方的撤回意思表示,不需要向经营者说明理由,而且也不会引起对消费者不利的损害赔偿等后果，赋予了消费者签订购物合同后冷静思考权,是对民事合同思维的一种冲击。

二、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远程销售和直销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市场竞争和科技的进步带动了经营业态、营销技术和营销手段的多元化发展，电话、电视、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和上门推销等销售方式改变了商场、超市以及小店铺等传统的实体店销售一统天下的模式。这些特殊的销售模式，以其强大的宣传攻势、低廉的价格、送货上门的方便，备受消费者青睐，因此在国外已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在我国也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

在电视、电话以及网络等远程购物的交易方式中，都存在着强大的宣传攻势，这样促使消费者往往在没有实质接触商品、没有与销售者进行充分沟通基础上进行非理性消费。同样在上门销售中法律论文，推销人员直接到消费者的住处或办公场所，销售者的鼓动和利诱使消费者往往在没有购买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推销。因此，为了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的权益，在上述销售形式中，需要给消费者一个不受外来压力干扰的考虑和抉择时间，用以确认和检验经营者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充分性，消费冷却期制度应运而生杂志网。

（二）分时度假等消费信用合同领域存在的问题

分时度假在中国市场1997年开始推行之后，关于分时度假产品的消费纠纷频繁发生，一些公司常常通过“中奖”的招数把消费者骗到公司，然后采用“一对一”的疲劳战术，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当场刷卡，然后才能看到所谓的“度假权益承购合同”。但是合同内容的多数条款对消费者来说极为不利，而且常常因为分时度假产品的具体内容并未在合同中具体体现，消费者只能拿着一张极不确定的合同等待对方的履行，使自身的权益处于毫无保障的危险状态之下。而当消费者意识到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意图维护自身权益时，却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量缺失，而维权无门。2003年，我国首次在分时度假产品中引入了“冷却期”概念，消费者投诉量在之后的推行过程中直线下降。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明确将分时度假合同的冷却期制度做一明确的立法规定。

相对于已经有较为完善的冷却期立法的国家而言,我国的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交易中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更容易受到经营者的欺诈和损害。因此，冷却期制度这一向消费者高度倾斜的制度更适合于我国的消费者。

三、构建我国冷却期法律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消费者是否已具备成熟的消费心理，冷却期制度的实现是否会遏制不良消费的泛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整体的经济安全。结合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冷却期制度的细节性构建，以及我国的实际，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构建我国的冷却期法律制度。

（一）关于冷却期制度适用的销售方式的范围

“由于冷却期制度所确定的消费者撤回权在法律技术构造上，是被通过类型化的方法所赋予的。消费者行使该项权利在具体的个案中并非取决于消费者实际的决定自由是否受到具体的侵害。这种类型化的法律保护，是以两个在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推定为前提的，即一方面消费者被推定为一个常常由于其在经济和信息等方面的弱势地位，而在具体的意思表示形成过程中容易受到经营者的影响的群体。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销售方式和合同内容中，推定消费者的意思表示形成尤其容易受到经营者的影响。而德国的法学界也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消费者撤回权没有与特定的合同种类相联系，就最终有可能沦为一个根本无法进行正当化的所谓的消费者合同中的一般的撤回权；而这一无条件撤回权的泛滥法律论文，则更可能会给合同信守与交易安全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目前的冷却期法律制度设定应限定销售方式为电视销售、电话销售、网络销售、邮购销售等远程销售方式，直销（上门推销）方式，以及分时度假合同等信用消费方式。同时也不应将大件商品交易涵盖在适用撤回权的销售模式中，因为对房屋、汽车等大宗商品交易，消费者一般不会仓促下手，往往是在货比三家之后，才最终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一般来说，消费者是谨慎和足够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并无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的必要。

（二）关于冷却期的期限设定

冷却期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了修正消费者在购物时的不谨慎、不理性，因此，为防止消费者滥用撤回权，在行使时要做到严格的条件限制，要有时效约束，要明确规定多长时间之内可行使该权利。

总体来说，该期限的设置要综合考虑市场的成熟度和消费者的理性程度，一方面，冷却期过长会造成消费者怠于行使权利, 导致合同的效力较长时间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者的购物环境更不规范，在电视、电话、网络等远程购物和直销、信用消费等特殊销售领域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申（投）诉更多，因此，要比一般国家规定的期限要稍长杂志网。综合上述因素，规定14 天的冷却期在我国是比较合适的。

在冷却期起算的规定方面，应设定撤回权的行使期限是从经营者向消费者发出表明消费者权利的、关于撤回权的明确说明的书面通知时开始计算。同时，应明确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对期间的起算点有争议的，应由经营者负举证责任。

（三）关于权利滥用的禁止

“冷却期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对消费者的优先保护或特殊保护”，但由于消费者素质良莠不齐，难免会有缺失诚信和道德不良者滥用撤回权损人利己。因此针对滥用或恶意利用撤回权的消费者，法律应当有相应的规制手段。笔者认为下列情况下，不应给予消费者以合同撤回权：一是商品是应消费者的特殊要求而定制的；二是合同金额小于人民币三百元的交易；三是经消费者拆封的视听产品或者电脑软件；四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签订的是服务消费合同，且服务已经在冷却期限届满前开始提供；五是在网络销售模式下的B2C交易中法律论文，下列情况的商品不适用合同撤回权：完全通过在线交付的电子化产品，除非该产品存在严重错误或者信息不完全以及含有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严重问题；以拍卖方式订立的合同；电子版式的期刊、杂志、游戏点卡和移动电话充值业务等；提供抽彩中奖的合同。

（四）关于立法模式的选择

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一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现状，应就冷却期制度的细节性条款予以明确规定，具体如冷却期制度适用范围、冷却期限的长度及期限的起算点、撤回权的行使方式及其法律后果，以及对权利滥用的禁止等内容。而并非仅由一条概括性的规定带过，使得这一制度的设定有名无实，无法切实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二是可参考国外和国际组织相关冷却期法律制度的设定，在某些领域的单行法中予以规定消费者的无条件撤回权；三是颁行消费冷却期法或消费信用合同法。因为与国外或者国际组织接轨并不是立法的初衷和目的，冷却期制度的设定应起到保护弱势的消费者，提升消费信心，稳定市场交易秩序的作用。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型交易方式和大量的信用消费方式将在未来占据市场更多份额的情况下，应将制定消费冷却期法或消费信用合同法作为立法的长期构想，以期冷却期法律制度成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核心手段之一。

[1].汪传才.分时度假的消费者保护初探[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4）.

[2].李燕霞,华开奇.论我国分时度假制度的立法完善—以消费者权利保护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11）.

[3].张学哲.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以中国民法法典化为背景[J].比较法研究，2009（6）.

[4].史际春.经济法教学参考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7）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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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二、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3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法律适用

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住所或注册地经常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应使用何国法律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此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解决：一是直接适用东道国的法律来解决子公司的独立人格问题；二是子公司人格被否定以后，原子公司因合同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应根据合同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来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

在我国现阶段，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欢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我们应该提起高度重视，在我们的立法中要考虑到这一点。

四、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国际管制

首先看一则报道，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40%是虚亏实盈；30%在华跨国公司从未交过所得税，80%的跨国公司逃漏税，跨国公司年“避税”300亿。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

4.1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宏观分析

4.1.1对跨国公司管制的种类

（1）法律管制。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跨国公司行为所作的反应又常常导致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法律管制。

（2）国家管制。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限制和避免跨国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等。这种管制我们称为国家管制。

（3）国际管制。国家管制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组成跨国公司的各个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因此，单靠一国的法律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进行区域管制和国际管制。

4.1.2制定国际统一的行动守则

早在1977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专门委员会就开始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由于各国对守则的内容、法律地位、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守则搁浅，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制定行动守则是解决跨国公司管制问题的最佳方法。因为，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可以对跨国公司的消极活动予以管制，促使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确立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国际规范，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2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微观分析

通过分析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多以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和国际避税为主，下面就这两种行为加以分析。

4.2.1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4.2.2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

五、对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管制的必要性

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新动向。伴随跨国公司的进入，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科学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新型的经营策略引进我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期间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以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华逃税等案例，这就说明对在华跨国公司管制的研究是必要的。具体如下所述。

5.1是维护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需要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市场和获得利润。为此，在设立合营企业时，跨国公司总是利用其资本优势尽可能地实行控股。通过控股掌握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支配权、原材料采购权，从而能逐步控制东道国的市场，以便为进一步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东道国吸引海外投资除为获得本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营外，最终目的是发展民族工业，实现本国经济腾飞。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与东道国引资意图是存在着矛盾的。

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容动摇。因而，为避免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形成操纵，为保证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为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害，有必要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管制。

5.2是我国有序进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企业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尚未完全适应竞争规律和市场的要求，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处在转换经营机制的紧要关头。我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目的是将企业培育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不是盲目地将积累多年的国有企业拱手让与外方，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策现象”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的收购行为有选择地转让一部分企业的产权给跨国公司，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任意选择收购国有企业，已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这也是防止我们利用外资却被外资所用的必要措施。

5.3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结构不平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状况尤为突出。为此，我国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而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局面未能根本扭转。目前，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同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指定明确的、具体的产业政策规划，有目的地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业，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农业、交通业、能源和原材料、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避免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突破我国的行业准入限制，排挤民族工业。

5.4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需要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部分产业虽已形成规模，部分产业却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如果任由跨国公司来华与之竞争，必然会对其产生强烈冲击，甚至会扼杀这些幼稚产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损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发展初期均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二战以后，日本发现与欧美各国的产业差距，也采取了对本国产业的有效保护措施，使日本能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因此，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我们必须将国际竞争限制在中国的民族工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有步骤、有区别地将民族工业推向国际市场。

六、我国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及法律原则

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工具。坚持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政策，同时又是完善和建立我国外资立法的指导原则被写入宪法。法和政策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扩大，现行外资立法的缺陷也就越来越明显。为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使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在最大程度上与我国引进外资的价值目标协调发展，我们应充分利用政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内容，同时也更好地弥补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上的不足。

根据上面对跨国公司责任管制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所制定和应用的政策及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积极引进的政策及其法律原则。（2）加强引导的政策及法律原则。（3）合理限制的政策及法律原则。（4）严密监督的政策及法律原则。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事业要取得成功，缺一不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对外国跨国公司政策的内容、手段和具体措施都会相应调整和变动，进行不同的组合，但是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忽视或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损害我国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事业。

七、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可以起积极作用，因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就能够弥补本国资金不足，提高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具有消极作用，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垄断等手段，可以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当地重要行业部门，排挤民族工业，恶化国际收支，阻碍经济发展。然而我们不能怀着狭隘的民族情绪把跨国公司看作“洪水猛兽”，一方面我们应给予其国民待遇，甚至一些优惠待遇，把跨国公司请进国门；另一方面，需要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加以管制。同时制订国际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更多的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3.

[2]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P24.

[3]王先林、寿步、王莉萍：《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商务周刊》（新浪网）。

[4]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21页。

[5]南开大学，滕维藻：《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1982年第六期，P1.

[6]郭瑜：《国际经济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P200.

[7]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9.

[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华琼：《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学习资料网）。

[9]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4.

[10]《跨国公司违法“避税”长亏不倒》（《法制早报》2005年11月14日）。

[11]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12.

[12]赵志琴：《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法律论文资料库）。

篇（9）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债务责任划分和对其不法行为的管制，而给予我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责任管制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由在母国设立的母公司和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子公司所组成。在法律上，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但是，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着，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母公司为了其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把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1]在中国，2005年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上，跨国公司同样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由此可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之一。对此种法律规避行为，应该进行统一的国际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2]

1、跨国公司的概念和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3.3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法律适用

4、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国际管制

首先看一则报道，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40%是虚亏实盈；30%在华跨国公司从未交过所得税，80%的跨国公司逃漏税，跨国公司年“避税”300亿。[10]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

4.1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宏观分析

4.1.1对跨国公司管制的种类

（3）国际管制。国家管制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组成跨国公司的各个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因此，单靠一国的法律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进行区域管制和国际管制。[11]

4.1.2制定国际统一的行动守则

4.2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微观分析

通过分析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多以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和国际避税为主，下面就这两种行为加以分析。

4.2.1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4.2.2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5、对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管制的必要性

5.1是维护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需要

5.2是我国有序进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

5.3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5.4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需要

6、我国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及法律原则

根据上面对跨国公司责任管制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所制定和应用的政策及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积极引进的政策及其法律原则。（2）加强引导的政策及法律原则。（3）合理限制的政策及法律原则。（4）严密监督的政策及法律原则。[14]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事业要取得成功，缺一不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对外国跨国公司政策的内容、手段和具体措施都会相应调整和变动，进行不同的组合，但是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忽视或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损害我国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事业。

7、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可以起积极作用，因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就能够弥补本国资金不足，提高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具有消极作用，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垄断等手段，可以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当地重要行业部门，排挤民族工业，恶化国际收支，阻碍经济发展。[15]然而我们不能怀着狭隘的民族情绪把跨国公司看作“洪水猛兽”，一方面我们应给予其国民待遇，甚至一些优惠待遇，把跨国公司请进国门；另一方面，需要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加以管制。同时制订国际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更多的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3.

[2]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P24.

[3]王先林、寿步、王莉萍：《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商务周刊》（新浪网）。

[4]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第21页。

[5]南开大学，滕维藻：《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1982年第六期，P1.

[6]郭瑜：《国际经济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P200.

[7]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9.

[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华琼：《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学习资料网）。

[9]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4.

[10]《跨国公司违法“避税”长亏不倒》（《法制早报》2005年11月14日）。

[11]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12.

[12]赵志琴：《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法律论文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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