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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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国画艺术已有七千年发展历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画种显然不同的艺术特征。

从绘画材料工具到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与西方艺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就是西方人也对中国过去的艺术赞叹不已。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极其高超技艺，具有西方艺术不能具有的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人类艺术宝库的宝贵财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美术界的某些人在认为“传统中国画正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①的同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美术论文，时至今天，中国画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应随着时代的推进，发展到更高更新阶段，为发展人类的艺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实主义②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库尔贝提出来的。其实，现实主义早已存在人类艺术的发展过程之中。它随着时展而发展，促进了人类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论文开题报告。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这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诺、纳斐尔，十九世纪的库尔贝、米勒、罗丹等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

在中国画史上，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六朝时期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都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山水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在唐以前，山水画尚处在萌芽初创时期，唐代以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革。到大小李是第一次变革，到荆关董巨是第二次变革，到李成范宽是第三次变革，到刘李马夏是第四次变革，到大疵、黄鹤是第五次变革，到石涛是第六次变革，经过六次大的变革，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得到了更大发展。在花鸟画方面，从徐渭、山人以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理论方面美术论文，现实主义思想更有重大发展，而且比西方早得多。在东晋时期，顾恺之就在过去注重写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③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物画方面，不但要形似，而且要写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④。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顾恺之这一精辟论点，也不是他随心所欲地自己臆造出来的。应很好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东汉未年，魏氏鉴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立九品中正之制，把当地人物评为九等，供政府选用，于是对人物的品评议论成为当时议论的中心。当时对人伦鉴识重在道德、节操、忠孝、气节、儒学的品评。到曹操时代产生了很大变化，曹操反对儒学那一套，他多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⑤“陈平非笃行，苏秦岂守信耶”⑥美术论文，曹操自己也无操守，更不忠于汉。曹操、司马懿等皆不美，不但身形矮小，而且仪容不雅。如以美论人，就会得罪上层人物，但“精神”、“神情”还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出色人物的“神”皆不一般。于是“精神”就为鉴赏人物所重视，到东晋，人伦鉴识由政治上的适用性逐渐变成对人的欣赏、士人名流论人言必神情风貌，顾恺之也是当时名流，自然皆以“神情”为标准。整个社会 评品人物轻形重神，为人画象，当然也以传神为主。可见“以形写神”之说，来自社会需求。体型美不美不关重要，画出一个人物的独特神情和本质特征就可以了，而能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的，正好又是一个人的眼神。即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需求，来源于创作实践，这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也是从形到神，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人物画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论文开题报告。

在顾恺之人物画上提出“以形写神”的论点的基础上，六朝山水画家姚最，又在山水画方面提出了“学穷质表美术论文，心师非化”⑦的论点。就是主张从现象到本质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本质上心领神会地反映出作者的亲身感受。唐代山水画家张操又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姚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外师造化，必得心源”的论点。他们都是强调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心有感受地通过形象抒发出自已的思想感情和意趣情操。这些理论说明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五代，经过山水画家的艺术实践，又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图真”说。“真”是艺术的“真”。意思是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达到本质的艺术的“真”。到清代，石涛辈山水画家更是在突破前人陈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⑧的新论点，更把现实主义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国画艺术的发展都是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前人早已知道了要认识事物的的本质特征并塑造出能反映本质特征的典型形象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逸气。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是源远流长的。

晚清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现实主义又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①王春立，挺直民族的脊梁----关于中国画现代化的思考，《国画家》2002/2，P31。

②REALISM，《现实主义》。

③张守涛，东晋画家顾恺之。顾恺之，〈〈画论〉〉。

④童庆炳，〈〈文学概论〉〉。

⑤、⑥崔怀义，谈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实践意义

⑦姚最《续画品》云：“谢赫，……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复壮雅之怀，然中兴之后，像人莫及。……”

篇（2）

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做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的表现出来，使之具有空间感和立体感。客观存在的物象，即使是同样大小、高低，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也会产生这些视觉变化，是有它一定法则和规律的。西画多采用焦点透视如同相机，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收人镜头的物象如实的照下来。因为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物象就不能摄人了。中国绘画在透视上有它独特的处理方法。它遵循透视的基本法则与规律，又不拘泥于一般的法则、规律。画家的观察点不是固定地一个地方，也不受一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移动立足点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立足点所看到的内容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进画面上来，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更生动，这种透视方法叫着“散点透视”，也叫“动点透视”。山水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开阔画面，便是中国山水画对透视运用的要求。绘画的透视法在中国传统上称它为“远近法”。

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文献上很早就有出现。战国时荀况在《荀子.解蔽》篇中有一段记载:“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从山下望木者，千初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这就把透视上“近大远小”的法则讲出来。lw881.com而直接论述到与绘画创作有关系的透视法，在画论中较早谈到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其中有一段提到:“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近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间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坚划三寸，当千初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把透视上的远近大小、长短、高低的基本法规都阐述到。唐代王维所著《山水论》中提出处理山水画中透视关系的要诀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陷如眉(，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可见当时山水画家是重视并运用透视规律的。到了宋代，由于绘画的发展，画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绘画技法上的各种经验，对透视也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并给山水画家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具体方法。如北宋郭熙提出了“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透视法。后来韩拙又提出了“阔远、迷远、幽远”的三远论。从宋代不少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在透视表现上的确花了不少的精力，作了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因此，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在宋代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古代的绘画作品来看，隋唐以前，对透视上产生的一般变化，还未能达到表现的水平，如汉代的作品，我们不但在画像上，即从壁画上看对远近、前后的关系，尚不能很恰当的表达。本来是前后关系，在有的画像石中却把它表现为上下的感觉。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隋唐以前的山水画，往往是“人大于山”，现存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中，确实存在这个不合透视法的情况。由于不断的实践，古代画家逐渐提高了对透视的理解与表现的水平。隋代展子虔所作《游春图》已能够把平远、深远的透视法结合起来表现。宋元时期对透视法的表现，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在传统上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以下仅就中国山水画常用的几种透视法作以略述:

现象不那么明显。“平远”所看到的对象，一般不是很高，象山林蔽泽，林霏云烟之类。平远的透视法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所见大地多在平夷的土地上，所以古今的绘画作品中采用平远透视表现出的作品最为常见，如宋董源的《寒林重汀》、郭熙的《案石平远图》等。古人平远法应用最多的尚属元四家中的倪珊，因其长期生活在太湖一带，所以作品多以平远形式出现。

一、高远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清代费汉源在《山水画式》中说“高远”是:“本山绝顶处，染出不效者是也”。以上两种说法，其共同观点都说高是自下向上看，是一种仰视。宋代范宽等大家用此法表现的很多，如《溪山行旅图》等，主要突出雄伟、高大、气势磅礴的景物，仰视的高远，应该是远而高，达到高山仰止的艺术效果，突出“高”的形式感。

二、深远

郭熙称“深远”是:“自山前而窥山后”。这是站在山前或山上远眺，并要移动视点，绕过前面近山，才能见到山后无穷无尽的景色，落到画面上就出现山重水复，使人望之莫穷其迹、不知其为几千万重的艺术效果。深远法所表现出的景物既有深度又有远的感觉，这种方法宜于表现幽深的意境，既是“境深要能曲”，又能“境深尤贵明”。

三、平远

《林泉高致》中提到:“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郭熙又说:“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清费汉源从水墨渲染方面论平远:“于空阔处、木末处、隔水处染出皆是”，也有人认为要画平远，当以“云烟平之”。“平远”就是在平视中所获得的远近关系。正因为视线的平，致使近大远小的差距比深远要突出得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平远接近于焦点透视。只是由于中国山水画在表现上具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取近少取远，或取远少取近。又如在画面上将视平线放得很高(或在画外面)等等，才使画面上的透视。

四、迷远

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迷远”。他说“迷远”是:“烟雾膜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迷远的特点就在“仿佛不见者”。所谓不见，即不能用一般的透视法中所说“灭点”去校对。绘画上的一般透视法很难概括“迷远”。在山水画里，迷远之妙，可以有数里远的感觉，甚至仿佛有数百里之遥。只要内容题材需要它把景物表现得无穷远，则运用迷远的方法就可达到这种视觉效果。绘画作品中，米友仁的《潇湘奇观》、石涛的《罗浮山色》均是迷远透视法的体现。上例画面，如果只靠近大远小，或近低远高来表现很难出现“仿佛不见者”的妙境。

五、阔远与幽远

篇（3）

一、“乐山乐水”的赤子情怀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可谓与生俱来、绵延久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翻开中国文化历史的册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春风得意，官高位显的文人大家，还是壮志难酬，吟啸山林的寒士布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梦想和精神归宿，那就是亲近自然、远离喧嚣，到自然中过清静无为的田园生活。中国文人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恋几近痴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与仕途的困顿中渴望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心灵本性，又体现出一种与世无争、清高朴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山水无言，真意自现”，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壮美与兴衰，体味人生哲理，不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归宿，更是抚平心理创伤、怡情养性的灵丹妙药。自然界中的一花一叶，一虫一鱼，无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机给文人墨客带来生命的惊喜与人生感怀，成为他们抒感、吟诗作画的重要题材和寄托无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独立高标的人格境界

中国文人受儒道禅思想的浸染，历来重视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顺道”、“适然”等思想的渗透下，历代文人以立德、修身为立世之本，将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为。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书画艺术，也成为画家寄意人生体现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儒家画论亦讲究“汰俗、养性、明理”，认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净的人性品格入画，才能深切摇动观者的心灵，而技艺犹在末节。中国画美学对画家人品与境界的要求，使画家的人格品行、修养意趣与作品互融互生，画品的高下以画家的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品则通过作品的立意与笔墨意境来体现。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立高标的人格魅力滋养了中国画艺术，而最终使其脱离了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写，上升到诠释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崇高主题。在写意花鸟画艺术中，画家在题材上多选择梅兰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鸟等具有崇高品格与个性的形象入画，这些形象不仅是自然与笔墨意趣的体现，更隐含着画家深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严寒，自古以来就是坚贞不屈独守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脱俗，虚心有节，从而成为画家气节与人品的体现。此外，兰的淡远，松的坚韧，荷的纯洁，无不以其品格之美，成为历代画家笔下表达高尚志趣与品格的重要题材。王冕以“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而名垂画史，文同以墨竹独得高标境界和清远意蕴而流传千古。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也因其赋予的人格之美，从而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与个性魅力。

三、刚柔相济的傲骨柔情

1、文人风骨

文人的气节与傲骨与生俱来，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中最动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抒情寄意为特征的写意花鸟画，更成为文人风骨与个性的绝佳体现：功名利禄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墨梅自喻；世迁之际，郑燮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风竹明志。在朝代变迁、国破家亡之际，身怀民族大义的遗民画家纷纷退隐山林，以书画寄恨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贞。元代画家郑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与北人来往”，作品常以露根兰入画，以抒发国土沦丧的亡国之痛。其诗更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贞不屈、不事新朝的爱国之情。明末代王孙朱耷，明亡后弃世出家，将一腔忧愤宣泄于尺幅之间，其笔下小鸟皆白眼示人，于倔强冷峻中透露出对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树，李方膺的疾风劲竹……历代画家将文人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融入了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笔墨世界，极大促进了画品、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写意花鸟画的立意和审美品格。

2、士子情怀

文人是强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阳，自然界中的瞬息变迁无不牵动着文人的情思，引发出不尽的感慨和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诗句、隽永的文人画和灵动的音乐。文人细腻敏感的精神特质，亦如春风细雨，点点融入了写意花鸟画笔墨意境之中，使画家笔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都充满了无尽的情感张力。从朱耷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惨伤之痛，到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沉郁凄凉，再到唐寅“山空寂静人声绝”的闲适淡然，文人画家敏感而丰富的情怀可知、可触、可感。正是这种情感与笔墨意境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写意花鸟画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独的心路历程

“人生读书忧患始”。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终生都在寻寻觅觅中前行，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为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将入仕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却矛盾重重，真正凭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从而一展抱负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却空有满腹才华而入仕无门，在孤高 自守中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也常常因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屡遭贬黜……壮志难酬，知音无觅，文人的寂寞、悲哀与孤独唱响千年，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与书画作品。

在文人笔下，一朵静美的花、一片萧瑟的叶，一只寂寥的秋虫都被赋予了清高的生命个性，成为画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独”也被赋予了脱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义，成为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孤独”之境，多以大面积的虚空入画，笔墨极为精简。画中或一石危立，或数枝横斜，小鸟虫鱼亦多神情寂寥，无依无傍，营造出一种天荒地老、旷世孤独的意境。在历写作意花鸟大家中，善于以“孤独”入境的画家尤属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鸟图》、《鳜鱼》等，无不以简到极致的笔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独意境，给观者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孤鸟图》中，一枝枯枝横斜入画，枯枝尽头，惟有一鸟垂头缩颈独立苍茫，此外空无一物。朱耷笔下这种“孤”到奇绝的意境，实际上是画家暮年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画家对一生孤独命运的深邃思考……中国文人正是以笔墨写意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宣泄着对人生命运的抗争与情感困惑，在困顿中坚守，在失望中抗争，在得意时自省，寂寞、孤独又执着。

参考文献：

1.樊维艳.《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画学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1

2.周怡.《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智慧—走进书画艺术的境界》. 山东社会科学 2009.08

3.邵明珍.《仕与隐：唐宋文人典型个案研究》.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

4.杨苗苗.《中国花鸟画的独特性与文化根源》..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5.侯中淑.《苏轼文人画思想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篇（4）

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

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意象”思维正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思考与实践所创建的一种了解世界、创造文明的认识观与方法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大观。写意画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以“意象”构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事物，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对自然物象的超越而达到一种主体情感的流露，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漠视和否定，而是更加深入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它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表现形式，是传统绘画中的精华，它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中国艺术精神。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确立了“墨线”——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并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中国画受特定思维影响所造就的“写意”式造型表现，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愿望以及“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写意画在长期发展中，造成了主客观结合的独特方式，在再现客观世界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结合中，主观世界的表现成了主导方面，画家是用“写意”主导“传神”的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观，要点是不走极端，既抽象又具象，“似”是像对象，是重客观，“不似”是像主观感受，也更重视主观，既不与照相机争功，又不是绝对不似，总之是重在主观表现。石涛说过“画者从于心者也”。画家虽然要以客观世界为依据，但不是被动地模拟对象，画中的客观对象已经经过了画家心灵的陶融，注入了自己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感受也有所不同。

三、培养学生的“写意”造型观

中国画表现物象、反映生活，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提炼、概括当中，运用的不是写实手法，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而是形象的概括性和类型性；通过形象的“意似”和神韵，揭示其本质特征。在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注重含蓄，强调的是寄寓性、曲折性和抒情性。那么，中国绘画艺术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写意”。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可以说，写意画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中国画教学以引导学生的“意象”思维及“写意”造型为主，并不是不学技法、脱离技法，而是依此指导技法的正确运用。因此，在中国画这一特定性的教学活动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让学生掌握“写意”的造型观，并依此去指导技法，驾驭技法，才能使中国画教学的目的得以正确贯彻。

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完成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画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内，也可以课内课外相结合，如定期举办学生的美术作品展览和开展美术第二课堂活动。中国画博大精深，是我们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怎样更进一步地搞好中国画教学，使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并为之不懈地努力。

内容摘要：中国画在美术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绘画在其形成、继承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附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加上中国画所用材料的特有功效，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美术艺苑中独树一帜。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骄傲，也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画意象教学

中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经历了自身发展的辉煌岁月，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各族人民所珍爱，同时也对世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漫长的发展中经过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反复锤炼、升华而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华新.高师美术教育的反思与策略.美术.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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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篇（6）

独特的文化形成独特的心理，像影射心理，戒备心理，内杠心理，面和心不合等，在这片劣根性较强的土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美国文明像是一条新开发笔直大道，东方文明就像古老森林中弯弯曲曲，或高或低，阴暗斑驳的小径，直接后果是西方人直率，东方人内敛。

篇（7）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 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 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 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 ”即是说 明了绘 画是 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 ，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 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 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 ，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 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 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 ，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 ”：在画面布局技巧上 ，要求具备宾主 、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 ，它集 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 的契合作为审美 的理想追 求。追求主客相融 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 主客体 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 画追 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机 活力，表现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 ，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 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 ”，很明显是一个 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 )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 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 中国传统艺术的影 响是循着一条这样 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 自觉 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 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 。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 ，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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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篇（9）

当然，费尔巴哈在揭示宗教的人本根源、强调神与人的一致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神与人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他说：“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基督教的对象和内容，也就完全是属人的对象和内容了。”②他还说：“一个精神的即抽象的东西或神，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其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可见，基督徒世界的物质灾害，归根到底只是他们的精神的神或他们的理想。”（《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758页）但是，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神与人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的普遍性本质的抽象化产物的神与个体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类的精神理想的神在“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之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理想的神与信仰个体的具体信仰行为和欲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指人格化的神的本质与普遍性的人的本质之间的对立，更没有认为奴役人、强迫人和束缚人是神（上帝）的本质。相反，他认为，“上帝爱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他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基督教的本质》第85页）“上帝之爱人———当他爱人的时候———乃是为了人，也即为了使人善良、幸福、福乐。”（《基督教的本质》第91页）他认为，上帝对人的爱，其实质是人对自己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这是宗教之根据和中心点———，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矛盾地证明，人在宗教之中把自己直观成为属神的对象、属神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宗教之中，人只跟他自己的本质、只跟‘自我’发生关系。”（《基督教的本质》第95—96页）上帝对人的爱也唤起人对上帝、人对人的爱。“上帝的爱驱使我也去爱；上帝对人的爱，是人对上帝的爱的根据：属神的爱导致、唤起属人的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可见，既然上帝爱人，那么，人就是上帝的心，人的幸福就是上帝最关心的事。”（《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有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③恩格斯指出：“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④恩格斯还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⑤“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度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⑥“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外部的自然力在人们头脑中获得了幻想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⑦马克思还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⑨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的神时指出：“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是一个想象的形象。”⑩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是：宗教的本质在于，“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自然、社会和人都是宗教的源泉。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宗教既是自然力量的反映，又是社会力量的反映（包括幻想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等）。神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与抽象。“神就是人”———神是人的人格化、对象化，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继承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自身的反映，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来自于西方的宗教异化论思想。当代中国的“异化”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产品反过来统治、支配和奴役人———劳动者，即“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支配着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从深层次上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反而产生了异化———工人降低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工人成了自己所生产和创造的商品转化而来的资本的奴役对象。

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的“异化”概念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该东西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二、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东西的作用违背了创造者原来的本意即目的；第三、该东西反过来反作用于其创造者———支配、奴役或者危害它的创造者。这三个方面是构成“异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核心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奴役或危害创造者”。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反作用于其创造者，但这种反作用有益于（至少是无害于）其创造者，或者与创造者原来的创造目的是一致的，那它就没有发生异化。只有在被创造物不仅反作用于创造者，而且这种反作用对其创造者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说它发生了异化。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是这样理解和应用“异化”这一概念的。例如，我们现在说“科技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已经在很多情况下以某些方式奴役人、危害人类，人类很多很严重的问题都源于现代科技。比如，环境污染、水污染、核威胁等。再如，我们说“权力异化”就是指政府权力本来是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赋予政府官员的，为的是让政府、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员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益。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基本上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意义上的“异化”，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中的“异化”概念。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异化”自然也就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以上帝为代表的各种神灵是人所创造的；第二、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作用于人；第三、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甚至奴役人、危害人。现举例如下：

邢贲思先生在其《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原载《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说，人创造了神，而人则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俘虏。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出来的精神实体转而成为人的存在的统治者。”他还进一步指出：“神是人的自我分裂，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和人的矛盾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创造物的矛盾，人的精神创造物反过来成为钳制甚至奴役人的力量。”（《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随后，邢贲思先生还指出：“戕害自己的肉体的情形不仅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其他一切宗教中也都存在。”“狂热的宗教徒对于自己的否定达到了超越常情的地步。有些教徒除了接受洗礼以外，终生不沾水，他们听任虱子的噬，他们把虱子竟然叫作‘上帝的珍珠’。有些教徒发愿终生维持一个困难的姿势，如紧握拳头始终不放，直至指甲穿破手掌，或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直至残废不能使用。有些教徒用铁链把自己固定地拴在一个地方，终生不离开一步。有些教徒甚至躺在路上，让载着神像的大象踏过自己的身体。可见，宗教狂热达到顶点时，人的自我否定不仅表现为压制自己的欲望、尘世生活的要求，而且直接表现为肉体上的自我摧残、自我舍身。这样，人不仅成了神的工具、附庸，甚至成了向神献祭的牺牲品。”（《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显然，在邢贲思先生眼中，“神”已经不仅仅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分裂，不仅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对象化，而完全成为一种“钳制人甚至奴役人”的力量。神与人的关系已经衍变成了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关系了。

又比如，王海明、孙英老师在其《宗教异化论》一文中说，“作为人道主义概念的宗教异化，指人们按照神灵意志而非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行为，是自己所进行的不是服从自己意志的、属于自己的行为，而是服从于神灵意志的、属于神灵的行为”。他们认为，类似于经济异化起因于资本家握有资本这强制力量，宗教异化起因于神灵握有祸福这种强制力量。他们以《圣经•申命记》里的摩西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为什么会遵从神灵的意志，并以之作为宗教异化的根源。这段话是这样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诅咒；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诅咒，入也受诅咒。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诅咒、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遵从神灵意志行为的被强制、受奴役、不自由之性质，充分体现在这段话里。

再比如，四川大学陈麟书、陈霞两位老师主编，2003年出版的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宗教学原理》一书也明确地说：“这种神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代表地上的统治者来统治人，加强世俗现实统治者对于现实人的统治。”“宗教之所以能通过神来统治人和压迫人，从认识论的原因来说，就是因为神是一种不可被人所感知的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

几十年来，这种认为神强制人、束缚人、奴役人，人则受神的奴役、强制、束缚，从而屈从于神的意志而不自由的思想一直是我们的宗教观念中的一种主流思想，成为我们的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看来，宗教中的各种神灵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是一种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的力量，是一种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甚至成了阶级社会统治人与压迫人的力量，成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何以不成立

宗教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立的一种信仰体系。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精神实体。上帝何以能够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何以能够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呢？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宗教异化论者认为，上帝强制人、奴役人，所依凭的是上帝握有祸福强制力量。即：“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圣经•申命记》（28：1—6））相反，“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的这种论证很有代表性。因为，第一、很多宗教徒约束自己的欲望、遵从上帝的意志行事，的确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这类善的承诺或恶的诅咒。其次，这种类型、这种模式的训导，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以及其它宗教经典中都很普遍。尤其是《圣经》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到底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的观点———神是钳制人的发展、剥夺人的乐趣，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依据。这段话是摩西所说的。这段话的本意是要“你”听从上帝———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莎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继母行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兽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岳母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圣经•申命记》（27：11—26））由此可见，摩西所吩咐于“你”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一个社会里必不可少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

再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有很多。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圣经•申命记》（5：17—21））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要“爱邻人”，要“爱人如己”，要多做善事，要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奖善罚恶，要行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要像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为了救赎人类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耶和华说：‘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圣经•以赛亚书》（1：10—11））“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圣经•弥迦书》（6：6—8））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即王海明、孙英两位老师在其合写的《宗教异化论》一文中作为其宗教异化论依据的那段话中，要求“你”听从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即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一切诫命律例”。那些咒诅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违背上帝的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诫命律例的人，即是那些“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行恶离弃他”的人。上帝的一切咒诅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努力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多行善事，多行公义。其结果也必然是有力地促使很多人（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努力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听从上帝的道德教诲，从而大大地提高信仰者的道德行为水准。所以，上帝的咒诅完全是一种促使人行善避恶、扬善抑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诸如此类的各种神灵（如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真主等）的咒诅、警告乃至胁迫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信仰者遵循以上帝、真主等名义颁示的道德教诲。这是宗教实现其“神道设教”功能与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独特的方式。事实证明，宗教的这种独特的教化方式的效果是很好的。就犹太民族来说，“回首民族历史，他们发现百姓何时信守上帝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国运就亨通；当人们把上帝正义、仁爱的命令忘在脑后的时候，国家就遭厄运”。对于犹太民族的这种信仰的经验教训，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圣经•士师记》教导的就是这一课题。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心的时候，国家就兴旺；以色列在背离自己的真神耶和华去拜假神的时候，就无力抵抗周围的仇敌；当他们发现自己因此遭受苦难的时候，又回过头来投靠上帝，上帝便怜悯他们，赐下拯救者（士师）”。（《旧约概论》第70页）所以说，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如摩西）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完全不是对人的奴役，而是对人的警示，是敦促人们接受和遵行其道德教化的一种有力的方式。如果说，这是对人的强制与束缚，那也是束缚人们那些不道德的邪恶的行为，强制人们避恶行善；如果说，它取消和剥夺了人的意志与乐趣，那么，它取消的的是人肆意妄为、危害他人的自由意志，剥夺的则是不应有的侵害他人的乐趣。所以说，上帝等神灵的诸如此类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根本不是宗教神灵奴役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束缚人的依据和表现。

至于说，导致一些宗教信徒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摧残，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过分的压抑与禁欲等，那只是极少部分的宗教信徒的一种不正确的信仰方式。况且这样的信徒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依据极少数信徒的不正确的宗教行为方式而说“宗教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更不能依据这些作法作为宗教异化的依据。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理想化的升华。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之后，虽然使人们对其敬畏与崇拜，但是其目的和结果是促进和激发人的一些优良道德品质———仁爱、宽恕、信实、自由、平等、公义等的形成，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如果说“异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认为宗教是奴役人、压迫人、强制人、束缚人的力量，宗教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那么，这样的“宗教异化论”就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

篇（10）

纵观拥有强大企业文化的企业，如可口可乐、IBM、松下等，无不有其完整和独特的企业文化，无不激励着无数员工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为企业品牌的畅销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营销战略，幷且完全适合员工呢？许多业绩上的快乐会部分地被一些不快乐所抵消，这种内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课题研究的企业文化营销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企业文化营销的重心，要使企业有活力有生气，帮助员工做出业绩是对员工很大的激励，员工工作中快乐、舒适的感觉通过转化为快乐的情绪而对员工产生影响的，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越强，成员就越容易追随共同目标，群体生产率也会有很大提高。因此，企业完全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最大的权力，将企业文化的未来交到员工手中，由他们来创建和选择最适合自己企业文化营销。由员工自己来制定企业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然后交由企业营销层完善和普及。这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营销人员应该做出适当的鼓励和引导，提升而不要去扼杀员工的创造性。这就是企业文化的企业文化营销。本研究将从关注企业员工的真实感受出发，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营销的相关理论，创建员工最认同的企业文化营销，分析企业文化营销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时提出企业文化营销体系构建的策略。

二、选题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和企业文化营销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为建立企业文化营销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而促进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秩序的规范和成熟和持续发展，同时提供了具有创建性的企业文化营销的构建策略。

三、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的丰富、企业文化营销制度体系的构建和推动企业文化营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解决企业文化中的现实问题，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建立企业文化营销体系的构建策略，对于各个企业企业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丰富了企业文化的内容。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是把企业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孤立起来去探讨，没有把企业文化营销与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本研究将把企业文化营销理论丰富到企业文化理论中去，建立基于企业文化营销的企业文化，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五、研究的新意

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内知名企业企业文化营销的成功经验，建构企业文化营销体系，对于各个企业企业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创新点：

（1）把企业文化营销理论丰富到企业文化理论中去，对于企业的文化建设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建立了企业文化营销体系的构建策略，解决了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难题。

2.最终成果包括：

（1）获得企业文化现状分析报告一份；

（2）建构了企业文化营销模式；

3.成果形式：

（1）毕业论文；

（2）发表的系列期刊论文。

六、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实证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我国企业文化现在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企业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我国企业文化营销对于企业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企业文化营销建立的背景和形成的必然性，提出了我国企业文化营销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研究中结合典型的案例，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七、研究计划

本研究将从关注企业员工的真实感受出发，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营销的相关理论，创建员工最认同的企业文化营销，分析企业文化营销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时提出企业文化营销构建的策略。

八、研究条件

1、本校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和团队较强的科研能力、较优良的科研设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篇（11）

二、茶禅一味思想的生命意识

茶禅一味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它不仅浸润着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取向，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豁达、开通的人生观和生命意识。“茶禅一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审美境界，也体现在茶禅一味思想所表现的生命态度上。中国人对茶禅一味的认识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因此，也饱含着中国人对自我生命历程的解读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重视农业生产就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而生发出“重本抑末”的思想。对于农业的重视使得中国人极为强调对土地的坚守，在传统的禅理经济中，僧侣种植茶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提供经济来源。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茶禅一味思想中感受到中国人对生命归属感的重视。当禅宗高僧大德强调“吃茶去”时，不仅是要告诉学佛之人以平常心看待周围的一切，也是要以平常心对待生命。只有获得了对于人之生命本真状态的理解，才能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升华至最高的境界。无论是对于禅宗佛理的阐释，亦或对于僧人生活状态的展示，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将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佛教徒而言，生死不过是脱去这一世的皮囊进入六道轮回而已。如果能在禅修之中获得佛法领悟则可以进入不生不死的涅槃之境，而这样的生命状态也并非只是属于佛家僧侣。任何能够诚信信奉佛法，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修行的人都可以实现终极佛法的回归。不仅是对于佛法领域可以借助于茶禅的方式实现，我们还能从佛法中感受到“茶禅一味”思想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认可。从茶禅的修行过程而言，所有涉及茶的行为都需要遵从自然规律，这是因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取得良好的收成、才能获得自然对人类的回馈。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佛道两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各有贡献。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认为茶具有“返璞归真”的品格。因此，人们通过品茶不仅可以获得感官的享受，甚至可以达到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尤其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子遭受了仕途、人生的挫折后，他们渴望获得精神的慰藉、找寻心灵的家园，被道家思想赋予了独特内涵的茶文化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重要的寄托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