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社会环境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公共秩序对消费的影响

（一）公共秩序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因子

消费品零售额变化与社会环境有所关联。这种联系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一般情况下服务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类服务行业需要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支撑。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居民收入较高，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大。服务业的社会属性要求其必须适合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生存。因而，公共秩序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公共秩序影响消费的案例，表现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自9月28号的凌晨，‘占中’活动启动以来，对于香港的股市、楼市以及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及普通市民的生计、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向零售商进行的调查显示，‘十一黄金周’前五天，受‘占中’行动影响的中环、金钟、铜锣湾及旺角地区，店铺销售额同比下跌20%到50%，这是自2003年开放大陆游客赴港‘自由行’以来首次出现下跌。”“此次调查，共收到30个连锁零售商及中小企业会员回复，商家均对‘十一’黄金周销售情况感到失望。”因为“占中”行动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使香港居民的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居民消费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而且这种影响波及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居民生活，而且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状况。消费品零售额下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直观表现。奢侈品零售额的下降直接牵动零售业销售额的下降。

（二）奢侈品消费对社会环境有较高依赖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额对零售业销货额的影响如此之大，是香港产业结构特点所致。自从2013年香港出现反对自由行的浪潮，直至2014年的8月，从数据上看，除了2014年1月8月，香港零售业销货价值同比都呈下降趋势，其中，在2012年4月内地幼童香港便溺事件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香港“按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4月零售业数据，总销货价估计为388.39亿港元，按年跌9.8%。本来业界预期4月香港零售销货值将跌近4%，结果表现更差，创下5年以来最大跌幅”。在这之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也是在4月份降幅最大，同比下降高达4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额在香港零售业销货额中占比相比。

（三）规范的社会环境促进贸易的发展

香港有着较为规范、完善的贸易环境。早在2009年，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新加坡和香港是全球贸易环境最佳经济体。报告对全球121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贸易促进指数”排名，评判标准主要分为四方面：市场准入、边界管理、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全球贸易环境，香港四次排名第二。香港整体指标排名出色。香港是全球最为开放的市场之一：不征收任何进出口关税，亦无关税配额。其2012年商品贸易总额为GDP总量的4倍，主要应归功于优良的运营环境。香港社会长期稳定，1997年回归后也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也正是这种优良的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促成了香港的繁荣，被誉为购物天堂，因而也促成了奢侈品贸易在零售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作为社会环境的个案，反对自由行和“占中”对香港贸易持续发展是一种灾难。因为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所有的消费硬环境都具备，而由于社会骚乱阻隔你去消费，堵路、游行……你根本就没有消费的情趣，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很难去实现。

三、若干启示

在经济现象中，经济与政治有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政治的诉求影响经济发展的案例，不在少数。例如，香港发生的“占中”，从头到尾看都像是政治诉求，而在背后实质上存在“金融暗战”。“占中”发生后“根据彭博社统计，截至10月2日的一周，便有12.7亿美元（约合99亿港元）资金从新兴市场的交易所挂牌基金（ETF）中净流出。其中以经济趋弱及受香港局势影响的中国大陆和香港ETF‘出逃’最严重，两地于一周之间合共录得2.78亿美元（约21.7亿港元）净流出，大幅高于前一周的6090万美元（约4.8亿港元）净流大，根据2013年的数据，零售业销货值总额为494451百万港元，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总额为118303百万港元，占23.9%。相对于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统计数据中的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超级市场除外）为35783百万港元，超级市场49131百万港元，燃料10138百万港元，衣物、鞋类及有关制品62917百万港元，耐用消费品81242百万港元，百货公司51586百万港元，其他消费品85350百万港元，超级市场及百货公司内的超级市场部门5426百万港元。在零售业销货值总额的占比最高的是其他消费品17.2%，其未超过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占比。出。”政治诉求最终是会反映在经济上或者往往本身就涵盖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应该将政治与经济结合看待。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待“占中”所表现的政治诉求，而须看到背后的可能存在的经济利益驱使。

篇（2）

关键词：社会环境；青少年；心理发展

一、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

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我们的社会由单一、保守走向了多元、开放，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政治方面，我国进入了一种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1］。

在经济方面，我国从供给型经济转向需求型经济，从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转为开放型的经济，从温饱型经济转为小康型经济［2］。

在文化方面，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文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速与国际接轨，文化的功能、形式、内涵、传播等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人的一生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在青少年时期(处于11、12岁到17、18岁的个体)［4］，这种发展变化是暴风骤雨式的，个体的生理特征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的第二性征在这一时期出现显著的变化)，由此伴随着明显的心理发展。

(一)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表现

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心理发展主要表现为随着生理特征的剧变，个体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情绪情感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这决定着个体的社会化发展。［4］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的生理发展为社会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最大的特点是生理上蓬勃发展、急剧变化。这一时期，个体的身体外形更具有自己的性别特征了，个体的体魄更加强健；内脏的机能健全了，大脑的发展已基本成熟，心脏等器官的功能加强，个体的精力更加旺盛；性的发育成熟使青少年开始意识到自己已向成熟过度，同时给个体带来对性的好奇心和新颖感。［4］

2.认知能力的发展与社会化的发展

青少年时期个体的脑机能发展迅速，趋于成熟，大脑皮质的沟回组织已经完善，神经元完善化和复杂化，传递信息的神经纤维髓鞘化已完成，保证信息传递畅通，不相互干扰。［4］个体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上的一系列变化大大促进了个体心理的发展特别是逻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个体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批判性在青少年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在看待事物时渐渐地由表象深入到本质，开始喜欢探究事物的本质属性，开展系统的理性活动，能变通思维方式，能用新异独特的思维观点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能够比较自觉地对待自己的思维活动，能够有意识地调节、支配、检查自己的思维过程。思维能力的发展使个体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开始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逐渐由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化的个体，开始学习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逐步适应社会的要求。

3.情感发展与社会化的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情绪情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稳定性，易出现极端情绪。他们时而唯我独尊，时而又沮丧万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对这种不断增加的需求时而感到满足与认可，时而又否定，使得他们的情绪出现摇摆不定的状态。

(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心理发展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1.过渡性青少年处于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复杂的时期，充满矛盾的时期。2.动荡性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思维比较敏捷，他们的情绪发展更为激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感染与影响，因此在行为、情绪上表现得很不稳定。3.闭锁性青少年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仍处于发展之中，因此青少年只会向外界展示他认为的对他的社会化有利的内容，而将一些矛盾的、迷茫的心理困惑等他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心理特征隐藏起来，因此他们具有较多的心理问题，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烦恼。4.社会性青少年的这些特征归根到底是因为个体必须经历由单个的人向社会的人的转变过程，青少年发展中的危机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则是个体的自我成长与社会环境共同决定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

(一)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积极影响

1.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国家大力发展经济，让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大量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这为青少年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学习资源。

2.开放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青少年思维能力的发展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多种思想都会在社会中交汇、碰撞；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让青少年可以便捷地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丰富的信息，对思维能力正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十分有利，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思维的深度，拓展他们思维的广度，让他们在看待问题时不易盲从与偏激。

3.先进的社会文化能够激发青少年求知欲望和发展意识

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社会性需要得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探求外在事物的能力也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开放的社会环境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大众传媒能及时地将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传播给青少年，向青少年展现多元的文化现状，丰富的知识、精彩的技艺能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让他们获得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习的自主性。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为这种自主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4.多元的社会文化能够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文化信息有助于青少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社会，正确地评价社会，学习到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具备的社会文化规范；有助于激发个体的社会意识，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个体正确的评价自我，帮助个体找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盲目地乐观或绝望。

开放、多元的社会能为个体提供更为优越的成长环境，能有效地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对个体一生的发展都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开放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不良影响

1.良莠不齐的社会信息与青少年过渡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得青少年不再为衣食担忧，奢华的物质生活对于青少年存在极大的吸引力，容易使他们迷恋物质生活，使他们缺乏进取心。有些格调不高或不健康的文化内容会让青少年意志消沉，耽于享乐，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与健康的人格。

2.多元的社会文化与青少年动荡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心理发展呈现出动荡性的特点，他们思维比较敏捷，对社会的看法容易极端与片面，容易受外部环境的感染与影响。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各种价值观、思想观念都会通过大众传媒来争夺市场，如果缺少必要的引导，相互矛盾、冲突的社会思想观念就会给青少年带来困惑或迷茫，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这些对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时期的青少年有不良的影响。

3.虚拟的社会文化与青少年闭锁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不用面对压力的文化空间。在这种相对安全的文化空间里，社会被用高科技手段或多元的形式表现得唯美浪漫或黑暗恐怖。这种表现手法容易吸引逐渐将内心世界关闭起来的青少年，而沉迷于虚拟文化中的青少年会看不到真实的社会，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力，失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四、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措施

(一)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的认识

开放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环境下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是前人所不曾遇到的，旧有的一些经验对青少年的成长不一定是有帮助的。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一生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发展的过程拥有独特的规律，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积极开展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研究工作，能够了解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还需要教育者和家长积极与青少年一起了解社会环境，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感受问题，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二)教育工作者要加强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

教育工作者要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构建起抵御社会文化中负面影响的“防火墙”。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积极地了解社会，对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社会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认真地思考与探索，即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对青少年中可能出现的失范现象和经常出现的偏离行为进行预防性研究，做到未雨绸缪；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要共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一股合力，尤其是学校教育，显得格外重要。

(三)社会文化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文化传播的管理

加强文化传播的管理，主要是实施文化管理的监督职能、引导职能、规范职能、惩戒职能。同时要加强对社会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方式的研究，以及加强对社会文化传播的伦理、道德的研究。对传播文化中出现的偏离行为、一般性误导行为进行合法跟踪和监管，对违规行为进行公开的处理。推进法制化进程，就是要对信息的生产、交换、传递、消费进行单独立法，即使初始阶段不很周全，但可以逐渐走向成熟。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贻误了青少年就贻误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参考文献：

［1］沈立新，吴新叶.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综述与评价［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李曙光．中国的经济转型：成乎?未成乎?［J］.经济战略，2003(3).

［3］何少林.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及发展趋势［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4］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2～374.

［5］续冰.网络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J］.山西师大学报，2005(4).

篇（3）

对空间的认识

篇（4）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l)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胜及所有权的明确性。[3〕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川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油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5〕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J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胧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遗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旧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旧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江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7j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篇（5）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Pearce,D.W.andWarford,J.J.,Worldwithoutend:economics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JapanEnvironmentAgency.NationalActionPlanForAgenda21.

OECD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ountryExperience.Paris,1995

UNCED.TheGlobalPartnershipfor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AGuidetoAgenda21.Geneva,1992

Bartelmus,PeterEnvironment,GrowthandDevelopment:TheConceptandStrategiesofSustaina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4

Carew-Reid,Jeremy(etal).Strategiesfor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HandbookfortheirPlanningandImplementation.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1994

王金南，《环境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夏光等，《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金炯国，《经济发展过程和环境问题：现代韩国的经验》，《当代韩国》第4期,1994，

张俐萍，《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0期,1994，

张茂法，《论台湾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5

陈萍，《台湾经济成长背后的环境代价台湾经济》，《海峡科技与产业》第4期,2000

胡国杰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师》第10期，2002

杨庆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9期，1994

冯薇，《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及其局限性》，《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2002

许云霄等，《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建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2

何全先，《论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研究》，第6期，2002

魏一鸣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多目标集成模型》，《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第8期,2002

篇（6）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篇（7）

一、建筑设计

人是环境的人，环境是人的环境，形式是人和环境所需要的形式。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主宰了设计的全过程，这就是建筑设计。长久以来一直困惑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到底是人主宰环境还是环境影响了人?其实人在空间之中，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表现为刺激和效应，效应必须满足人的需要。需要反映为人在刺激后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和活动空间状态的推移，也就是人的行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被认为是一连串相互联系的空间。而何以为空间呢?空间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著名建筑学者冯纪忠教授在讲课中提出过———建筑是空间，并生动的拿茶壶作比较，壶身是大空间，壶嘴是小空间。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

二、生态环境艺术

建筑设计中除了建筑本身优美动人的造型外，其配套设施也是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中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在保持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具有其他设施不可替代的功效。是我们创造生态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依托条件。只有搞好城市绿化，创造优美、清新、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才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目前全球环保人士呼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地球是我们唯一家。作为设计师尤其是建筑设计师，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创造宜人的生活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建筑设计与环境艺术的关系

建筑仅仅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建筑美从整体上说是服从于周围环境的。“建筑”作为稳定的不可移动的具体形象，总是要借助于周围环境恰当而和谐的布局才能获得完美的造型表现。绿色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和易修剪的特点使其在营造建筑外部空间环境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独特的地域景观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同建筑形象有关，而且同建筑室外绿化景观密切相关，空间环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特征。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景观。虽然现代资讯共享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的日渐趋同，使建筑风格的同化现象不可避免，但迥异的建筑室内外绿化景观却为城市面貌带来迥然不同的人文视觉景观，这种不易消融的特点使其成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可变性也就决定了“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自然界所馈赠的给养；同时，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到人的生活轨迹中，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要素。人类的建筑活动作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兼具审美意识和精神情趣。而地面绿色植物系统作为功能最复杂、结构最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一。一直同建筑有着最为广泛的联系。

四、节能生态型建筑的塑造

篇（8）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缺乏指导学生在面临挑战时，怎样才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缺乏教育学生在遭遇逆境时，怎样才能找克服困难，从逆境想出的办法；缺乏教育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数，拥有更广的人脉；缺乏教育学生在工作学习中，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能力和潜力，取得骄人的成就的人生指导课程。

2、教学内容和方法与社会脱轨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由此得知教师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照本宣科，可是现如今大学的课堂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被动的接受，很多老师的教学就是把课本的知识讲完了，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而并不注重课本与社会的结合，导致课堂枯燥、乏味。课本知识的老旧，也导致了学生对于课堂内容失去兴趣，有时候让上课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教书育人是根本，老师在进行课程规划和讲解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与社会相连接。大学教育不同于普通基础教育，它更加的系统、丰富、全面。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将“学”与“实践”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解决教育脱节的问题。

3、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无暇东顾

作为大学教师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现今大学老师需要准备论文来评职称，要准备科研实验，保证职位。本科教师压力大，主要原因在于受、科研成果、职称评定的相关制度束缚，学校老师压力大，工作量大，对于功课准备的时间自然会少，这也是造成教师课堂质量不高的原因。

4、学校拼凑专业的现象明显

我国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明确提出高等学院可以在国家提供的招生就业信息服务和宏观调控制度的基础上，扩大学科专业设置的自。这样一来，许多学校的管理人员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应付门面。但是这种拼凑专业的现象，严重导致了学生就业难及教学失衡的现象。专业设置存在不合理现象，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的长久发展。

5、学生选择专业为就业，专业学习目的性差

学生对于专业学习的目的性差，对所学专业不了解，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很多学生选择专业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这就是我国许多大学生所面对的困难。

二、解决对策

1、开办大学生人生指导课程，培养专业师资力量

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是对专业课的教育，还应注重对学生人生的指导。开办大学生人生指导课程，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优良的性格，帮助学生树立自信，敢于直面困难不退缩；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培养学生积极的精神；尽可能的挖掘学生的潜能，教育学生上进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教育学生热情的面对生活；在面对未来的工作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发挥自身优势。大学人生指导课程的重要性不比专业课程差。开办大学人生指导课程，要建立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专门人才，加强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课的教学。对于大学人生指导老师的培养，可以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方法，建立专业的人生指导部，定期对老师进行培训，发挥自身的最大作用。

2、提高老师教学质量，定期审查教学计划

提高教学质量，是保证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老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互动教学，拒绝填鸭式教学。作为高校教师，应该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内容，对于每一节课的课程安排应该合理，保证教学知识的难易适度，将知识点尽可能多的总结归纳出来，帮助学生理解。对于不好理解的内容应该进行重点讲解，不但要教会学生对于这一知识点的理解，还要交给他正确的学习方法，能够达到举一反三。鼓励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来，通过亲身经历，学习知识，并且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还应该加强定期审查制度，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其中，考察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3、改革教师评审制度

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八成的高校教师压力过大。作为老师，不但每天要准备课堂讲课内容，还要写论文、评职称、做课题研究，各种审核制度，让高校老师不堪重负。对于高校教师的评审，不能只停留在论文的写作质量和课题研究的成果上，更应该关注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质量高，学生评价高，应该列入考核中。除此之外对于老师研究的课题，不应该只注重数量，还应该注重质量，讲求创新性。同时教师的考核机制也应该与教师的个人人格魅力挂钩，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上。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外，我们更要为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

4、杜绝大学随意添加专业现象

每年高校，向外输出的大学生逐年增长，这不可避免产生学生的就业问题。近几年来社会上传出“大学毕业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就业方便，大学生就业难”的议论。有关信息揭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7.4%；1-8月份，全国新增就业人口970万人，占全年目标的97%，经济增速与就业增长背离。城镇调查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今年3、4、5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7%、5.15%、5.07%。因此规范大学专业设置对于解决学生就业难现象也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学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专业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就业率。首先应该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的专业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就业。在课程的安排上，学校应该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根据学生爱好，放宽专业的限制，重视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从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其次，学校设立专业也是为了给社会输送人才的需要。学校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定期对专业和课程进行调整，增加课程的灵活性，避免专业设置不合理现象，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协调市场，以避免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就是专业的设置应该有长远性。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要灵敏地反映着社会各产业的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化及随之出现的人才需求变化,但又不能盲目的取媚市场,必须要有前瞻性。作为现代高校，应该有意识的培养人才，能够准确科学的对未来人才市场进行预测，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5、加强专业选择教育，提高专业目的性

许多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都会有些许的困惑，作为高校的一名教师，笔者曾经听到许多学生说过对于现在的专业并不是特别喜欢，也不了解进入社会后能做什么。相信这些困惑很多老师都会听到过。很多学生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并不是特别了解，有的干脆就是为了就业。作为老师应该有效的对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进行引导，解决其困惑。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自身情况去选择专业，带着兴趣去学习，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9）

当我们尽享高科技、现代化带给我们的“丰硕果实”时，全球性环境危机却为我们拉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报，虽然拥有了庞大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虽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执法检查，但环境状况依然每况俱下。此时，热爱环境的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思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层层褪下环境问题的“外衣”后，伦理道德观横亘在面前。我终于明白，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的缺失乃是造成环境危机的“元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况

一、环境法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环境法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内部支持。

近年来，对环境立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当规模，但环境状况仍然不断恶化。执法不力的确是一个核心问题，为此学术界和执法部门高度关注。执法部门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执法大检查；环境法学界则从各方面分析执法不利的原因并谋求对策。其原因大多归结为：体制问题①、公共参与和舆论监督的薄弱②、观念问题③、发展的压力④、执法成本高昂⑤等。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并且大家都指出，中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太差。

但据有关的环境意识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其实对环境状况的严重性十分清楚，但长期以来我们所宣传的，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敢于“战天斗地”的勇气和“人定胜天”的信心使得人们在真正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对抗性思维总是首先浮现出来，对自然工具化的态度首先表现出来，因而最终的行动会体现为“言行不一”。直接将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定位于薄弱未免过于简单。其实在薄弱的环保意识背面隐藏着环境伦理道德的缺位。因为对待自然的“言行不一”恰恰暴露了人们真正的价值判断并不站在环境一方。那么，让执法者如何去对抗深植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价值标准呢？何况，就连执法人员本身也难以摆脱旧有的思维模式。

目前，我国的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加大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各种形式的公益广充斥着人们的视线。但标语和舆论宣传只能浅层次的改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例如纠正了曾一度存在于国人心中的“地大物博”的错误认识，但却无法深入到人们的伦理观念中，进而在生活、消费层面上展开。

因此，没有伦理支持的环境法，在执法中遇到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环境法的困境归根结底在于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坚实支撑。

二、环境伦理的发展演变

伦理学的善恶观是法律价值的基本来源之一。传统伦理学均以人际关系为本位，即善恶只相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从而使法律的价值判断成份里缺少了自然界里的其他有生命物质。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蕴涵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如：儒家思想认为：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家思想则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等。

与此相反，在西方过去2000年的哲学（伦理学）理论中，几乎没有像中国古代哲学那样的环境思想。从柏拉图开始，强调的是人性的提升，强调人是万物的中心，认为世界上一切其他生物都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因而较忽视人以外的客观生存环境。到近现代两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更使西方世界产生了征服万物和自然的雄心，以至于环境问题接踵而来，甚至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直至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家们才开始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现代环境伦理学那什认为，现代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人类的伦理思想是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和动物保有的支配权开始的，然后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到现在形成了所有生物（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都具有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在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种类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

（一）人类中心主义假设

一般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先驱者是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后赴德国的艾庞兹。他在1894年发表了题为《人类与兽类的伦理关系》的论文，从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假说”，并对《创世纪》记述的人类征服地球的行为予以了批判。

（二）敬畏生命观

提倡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观的人是法国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博士。他说“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不具有充分的伦理功能，“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史怀哲认为，伦理的本质应当是敬畏生命。他对于只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伦理学表示批判。他说“实际上，伦理和人对所存在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⑥1923年，他在著作《文化和伦理》中，具体阐述了他所倡导的敬畏生命观。他是西方首位提出将伦理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扩大到人以外所有生物的哲学家。

（三）土地伦理观

20世纪40年代，被美国人称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伦理思想。他指出，个人是一个由各种互相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观就是把这个共同体的界限扩大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土地伦理观是要把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中从征服者的面目变成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组成成员的尊敬，也包含了对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四）生态利益中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环境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探索中逐渐发现，导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人类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生活实践中顺理成章产生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观念，它引导着人类形成了“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伦理道德观。

西方哲学家们逐渐发现，传统的东方自然哲学观中存在着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深刻思想。如“天人合一”思想等，提出应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

因此，西方环境学家们便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利奥波德的伦理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对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以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挪威学者A？乃斯的“深层生态学”；澳大利亚人丁？帕斯摩尔提出的“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澳大利亚学者辛加的“动物权利论”以及美国学者泰勒提出的“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等。

这些理论向统治西方上千年的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观提出了新的挑战，直接动摇着传统部门法的法理学基础，也为我们研究环境法的伦理道德基础拓展了思路。

三、研究环境伦理道德的法律意义

有的学者给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定义，“研究环境道德的伦理就称为环境伦理学”。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即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是重视道德的社会，现代法制的发展趋势是道德和法律的相互渗透和协同。

当经历了诸如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环境危机和各类环境污染事故后，人类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一个真正健康、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符合环境道德的伦理基础之上。环境伦理道德不仅是精神财富的宝库，而且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环境危机的教训说明，一个缺乏环境伦理道德的内部支撑的社会，在物欲横流的刺激下出现的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人们也将为这种泡沫般的繁荣付出惨重代价。重新理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环境道德是包括当代环境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在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活动的产物。它与环境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相互依靠，互为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国家强制力，道德规范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习惯之中。在一个讲究民主和法制的现代社会，为了保护和管理环境资源，应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律、环境民主结合起来，既不能只靠道德本身来保护和管理环境，也不能妄想只靠法律就足以使法律顺利实施。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正如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有效的环境道德规范应有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基本的环境法律权利也应有道德力量来支持。环境法是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法律武器。健全环境法律体系，加强环境执法，实行环境法治，是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法律保障。而环境道德则是保护和改善环境，实行环境法治的伦理基础，它积极为环境法做舆论辩护，并通过良好的环境道德风气和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

因此，不讲环境道德，缺乏伦理基础是造成环境法治观念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形成社会性的环境道德风气，是加强环境法治的有效途径。

环境道德作为有别于传统道德的新兴道德，对人类社会而言是姗姗来迟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未将对环境资源的污染和破坏视为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各国学者对环境问题的产生所形成的共识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是自然界的中心”。⑦他们呼吁要放弃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建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讲究道德的哲学，主张将人类从“大自然的主宰”归位到“自然家庭中普通的一员”，提出既要遵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也要遵守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道德。

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全人类发出了“创立新的地球道德”的倡议：“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着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的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上，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一体化，使之成为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园。”⑧

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有赖于环境道德的协同，以及环境价值观的一致。我们应牢记只有一个地球，在环境问题的面前，全人类的命运是同一的，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应树立全球利益同一性的环境价值标准。环境道德的树立和全面推广是人类生存方式走向全新境界的标志，环境道德将成为21世纪人类道德观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四、树立新型环境伦理道德观-人与自然、社会双重和谐

面对即将降临的“灾难性的毁灭”，人类在反省过去的同时，更要积极行动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环境伦理道德观，以此作为环境法的内部坚实支撑，既要实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不对自然的生存发展状态构成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其中“可持续发展”是这样表述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客观的讲，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迄今为止相对最为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了。它强调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但同时笔者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定义的“代际”、“代内”，所强调的价值观仍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并未体现出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的重视。因此，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理论模式，但其仍未跳出“人类利益中心论”这一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束缚。今天，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的大门，应当摆脱陈旧观念，树立符合新世纪发展需求的环境伦理道德观，抛弃不科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平等发展。

中国古代，孔子曾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他认为，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上帝喜欢他的创造”，“人类统治地球并不意味着地球属于人类”的思想，认为自然是和谐、完美的。大自然是造物主的杰作，是和谐的典范。但大多数人却并不珍惜。人类迄今的发展，都是同自然对立式的破坏性的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对立的社会，这种机制就使人们破坏着大自然原有的和谐与协调。过去传统的部门法林立、法律之间冲突的状态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和谐的表现，是人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片面地以物质生活取代一切的结果。

人类走到今天，人与自然的对立已经接近极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别无选择，只能实现从对立到和谐的重大转折，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超级秘书网

笔者认为，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道德观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从人的利益出发，又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既为了人类，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既承认价值需要人去评价，又承认自然或环境的内在价值；既主张人的权利，又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而且应当明确的是，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并没有反对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

五、结语

瞄准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新的环境伦理道德基础，自觉建立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环境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手段，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称为环境法追求的终极目标。环境法作为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使命”而担当重任。我们广大法律工作者应当从环境法着手，对传统法律系统重构，在新的环境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蓝图，进而完成整个法律系统的协调，建立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生态化法律体制。

注释：

①明：《环境保护执法的体制障碍及消除对策》，载《中国环境管理》1996.2。

②林波：《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载《中国环境管理》1997.6。

③李耘、范荣华：《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载《中国环境管理》1997.6。

④范少鹰：《政府行为中环境工作弱化的原因分析》，载《中国环境管理》1997.7。

⑤明：《环境执法不力的经济学思考》，载《环境导报》1996.4。

⑥阿尔贝特·史怀哲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8—12页。

⑦《世界环境》1995年4期16页。

⑧曲格平：《创立新的地球道德》，载《中国环境报》1996.3.16。

[参考书目]

⒈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韩德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⒉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⒊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篇（10）

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

“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

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

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

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

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

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

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

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

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篇（11）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