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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核心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不要用传统风水地理学科学的一面来掩盖其伪科学的一面,也不要用其伪科学的一面否定其科学的一面,要通过深入研究划清其科学性与伪科学性的界限,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伪科学的一面。科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具有逻辑推理与预言的能力。虽然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谨的定性、定量实验基础之上,并有严密的逻辑归纳推理,而现代堪舆学与之相比显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类似的追求“预言”的逻辑思维。因此,应该用科学哲学观认知传统风水地理学,其正确的成分要研究,发扬光大,做到古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实质,做到去伪存真,这才是对待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态度。
1.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批判
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哲学,在其萌芽产生发展过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欧洲近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其源头也含有神学思想,甚至一度神学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脱胎于易学的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传统风水地理学存在某些迷信和伪科学的思想,有其认识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应苛求古人,而应对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的迷信和伪科学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哲学是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7-9],而西方哲学是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10]。以西方哲学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学,就会认知到其科学和伪科学的双面性。而其中的伪科学成分,正是中国哲学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中的人-空间关系,既确立了不乏经验科学的理念,同时又给传统风水地理学蒙上朦胧、诡异、神秘的面纱,并为大量的迷信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故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之为准科学[11]。准科学的概念包含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内容。传统风水地理中的迷信产生的原因很多:社会发展的局限性、科技认知的浅薄性、经济生产的落后性、封建统治者及江湖术士的需要性、哲学科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实上,对传统风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学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吕才、朱熹等有识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批判不彻底,未能区分传统风水地理中的科学与伪科学成分。中国传统哲学局限于类比方法认识世界,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下,对表征万物序列关系的宇宙图式赋以象、数、理的意义而无限制地推演,附会以诸多牵强无稽的成分,这正是传统风水地理学中迷信的源头。必须进行剔除和现代哲学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风水地理学。
1.3从传统风水地理走向现代风水地理
传统的堪舆学即风水学(广义概念),其胎生于易学。堪舆学也称风水地理学(狭义概念),实际上传统的堪舆学(风水学)包括两大部分,即传统风水地理学和传统玄学[15]。这2个传统领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是狭义的堪舆学,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园等的选址、设计与规划,是通过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哲学过滤,剔除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以狭义堪舆学的科学哲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建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景观学、环境伦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不包括玄学),建立起来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学科(图1)。
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1.1“天人合一”释义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质上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9,16-17]。何谓“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观点纷杂,见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学说认为有2个基石:一是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18-19]。站在第一个基石上,中国古天文学给出了系统的阐释,即:(1)天地对应;(2)天地气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个基石上,中国古中医学给出了系统的释义,即:(1)人天同构;(2)人天同类;(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20]对古代“天人合一”观进行了梳理,提出8种“天人合一”观:(1)天道人事相贯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说;(6)禅宗式天人合一说;(7)唯器说的天人合一;(8)作为赞颂语的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当代学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倾向。还有学者把“天人合一”思想归纳为4种涵义:(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状态;(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远的审美境界[21]。关于“天人合一”的内涵,用《矛盾论》的观点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宇宙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的物质客体,“人”代表认识宇宙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调适物质资源环境的思想主体,“合”是“天”与“人”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天”与“人”这对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属性。“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又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存在着四大子矛盾系统(本我与超我、自我与外物、规律与原理、思想与现实世界),而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发展趋向与终结,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统运动之中。“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概括为5个命题:(1)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既是天地之精华,又是天地组成部分;(2)天地运行的普遍规律人类必须遵循;(3)天地运行规律与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具有统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谐调和谐[23]。2.1.2“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无论对“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种解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个功能足以证明:(1)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2)映射了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3)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辩证思维模式。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天”与“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关系,亦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关系[27-30]。“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模式蕴含了整体性、矛盾性、系统性、联系性和动态性五大特性,这五大特性为传统风水地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2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新“天人合一”观
2.2.1现代风水地理实践赋予了“天人合一”新内涵
“天人合一”是传统风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仍然是在风水这一特殊领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离开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基础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现代风水地理内涵与传统风水地理含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摈弃了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因此,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天”和“人”的认识上[31-32]。通过现代风水地理实践,通过对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梳理,将会逐渐认识到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非科学的一面,使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现代风水地理学认为,科学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其“天”的解释与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谓的“天”,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为的。自然是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33-34]。自然,最广义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学宇宙、物质世界以及物质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包括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通常称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础上,从现代风水地理学角度出发,现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自然”的解读又赋予了新内涵。笔者认为这一新内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环境)系统,这一自然系统可分为若干层次,但最基本的层次有3层:第1层次是宇宙自然(环境)系统;第2层次是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第3层次是与人类活动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环境)系统。各层次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紧密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不停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传递,形成一个巨型、复杂、开放的自然(环境)系统。现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人”的解释也赋予了新内涵,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各种生活的社会化了的人,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系统结构、组织功能的系统化了的人。这种对“天”和“人”内涵的新解读,也给“天人合一”赋予了新内涵,其要义简言之,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笔者称之为新“天人合一”观。
2.2.2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义和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探索所决定的。1)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人地关系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现代风水地理的城、乡及民居选址、规划、布局,其目的就是创建人类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因此,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2)人与自然和谐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人生在天地间,和谐相处是终极目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解决各种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地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协调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3)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成不变的,总是处在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这样的周期变化过程中。每一个变化周期都推动人地关系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时掌控人地关系发展演化的新动向,及时调控人地关系,就可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并走向极化,最终导致人地关系崩溃,人类走向灭亡。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就是以风水地理环境这一特殊领域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气象气候学、水文学、生态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实现人与风水环境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3]。因此,人与自然(人与风水环境、人地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对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其核心内涵主要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确立上:(1)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2)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轴线——“人与自然和谐”;(3)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战略命题——“持续发展”。
3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观与“人地关系”
3.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
“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前已述及,关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花八门,种类纷呈。为了清晰认识和把握“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以开展深入地风水地理研究,以诸多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为基础[37-41],归纳梳理传统经典的“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解读,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统一到5种理论模式中(表1)。
3.2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别是汉族分布区,在传统的聚落选址规划布局中几乎都打上了传统风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仅以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为例,简析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开始营建,至今有600余年历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朝向、景观等而言,堪称人居理想环境之典范[42]。该村地形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内以钟池为中心形成内八卦。钟池是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宫八阵图”的基点。“钟池”乃设计的“太极”,在传统风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极”看作与宇宙相连。不仅如此,该村整体格局左有石岭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冈,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中”的风水格局,形势契合了堪舆家的理想模式。综观诸葛八卦村的风水地理大势,映射出山环水绕,负阴抱阳,藏风聚水的一种意境景观格局(图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相关联,具有神秘性。简言之,这种“人地关系”模式是传统的人地适应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感应论的复合体,既是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3.3中国新“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理论模式
在现代新“天人合一”观的框架内,人地关系有了全新释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自然界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华——人类创造了社会(人类是主体,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4)人类自然社会构成一个复杂开放的人类生态系统;(5)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运行规律;(6)人类的物质、精神、心理活动以及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与自然运行规律具有统一性;(7)人类的理想是人类、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持续发展;(8)人类的追求是生活越来越美好。然而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人地关系)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方创琳于2004年对此作了系统总结[43]。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传统的“人与天”“人与自然”,和现代的“人与天”“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地(地理环境)”,既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人地关系中涉及到的“人与天”的问题,不要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以辩证的思维解读“人与天”“人与自然”,辩证地解读人地关系。以地理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模式和西方哲学科学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一归纳总结(表2)[43-47],以便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代风水地理学在城乡规划、民居规划中做到人地关系协调和谐,从哲学和科学上提供人地关系理论的支撑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4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与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剔除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成分。现以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风水地理选址规划为例进行分析。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贵德县境内[1,48],其周边群山环绕,是相对封闭的盆地,同时,紧邻黄河河谷,形成山环水绕的格局态势。基地规划面积约为47.7km2,水域面积18.8km2,内含侵蚀性构造高山、堆积侵蚀中低山、堆积阶地、准平原和黄河现代河床等地形地貌,叠加着湿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资源,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环境景观。以基地内、外的自然环境景观要素为基础,结合其气候、水文、风向等,实现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轴线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风水地理经典理论“阴阳论”“五行论”“精气论”“形势说”等指导下,遵循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的整体系统、因地制宜、山水选择、负阴抱阳、顺乘生气、阴阳调和辩证、合时有情、科学审美、改造风水(趋利避害)等原则,对基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景观进行科学分析,在“预测论”“方位论”“四象模式”的指导下,确定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舆(风水)罗盘,确定其轴心线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区的布局系统、协调、和谐,呈现出“天人合一”之美(图3)。这一选址规划布局体现出以人为本、天人感应;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负阴抱阳,藏风聚水;顺乘生气,万物感应;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环境有机配合,趋利避害;协调统一,浑然一体;生机勃发,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顺畅,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即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论。
4结论
1)《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哲学和预测学著作,其“天人合一”观是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为地误认为是算命之术,故也被人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渗透到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绝不能因为传统风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对传统风水地理所阐释的而现代科学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先人经验和事象进行一概否定,因为即使现代科学对人-自然系统的认识也只是微乎其微,无法解释的事象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传统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必须进行哲学科学批判,必须进行革新,引入相关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从定性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
2)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曾经对科学巨匠钱学森说:“我国的《周易》是纯之又纯的科研成果”。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在治理山水,建造城乡、宫殿、园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学观为主线,以风水地理学(堪舆学)为指导,风水地理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学性。
3)传统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中,对“天人合一”思想在摈弃“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赋予了现代科学的新内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学精髓,也可称为新“天人合一”观。现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此3点看上去极为简单,但其哲学、科学内涵极为丰富深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哲学思想的结晶,是指导人类持续发展的最高准则。这些思想必须贯穿于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始终。
本报讯(记者 屈建成 通讯员 朱建华) 昨日,武科大中南分校《学生考核违规处理办法(试行)》公布,该校首次把惩治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写进了校规,严重者将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据悉,教育部对高校惩治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早有规定。武科大中南分校在新颁布的《学生考核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中规定:提供虚假读书心得笔记、虚假实习材料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抄袭、剽窃他人成果500字以上或雷同率15%以上,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由他人毕业论文(设计),情节恶劣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采取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实习、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成绩的,视其情节给予记过、留校察看处分;有违反学术道德或学术纪律的其他不端行为,依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至开除学籍处分。
据调查,论文抄袭的现状在高校学生中较为普遍。在中国调查网一项有660余人参与的调查中,承认有过论文抄袭行为的占54.7%,承认论文全抄的占35.7%,承认抄袭的论文通过的占60.2%。
①在治疗期间,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观察,以掌握患者的病情变化。比如,在患者病症治疗期间对患者意识以及体温、呼吸、瞳孔、脉搏、血压进行严密观察,一旦患者出现昏迷程度加深或者是血压升高、脉搏增快、呼吸不规则等变化,则表示患者有可能已经形成脑疝,这时就需要对患者采取相应的紧急治疗和处理,以控制患者病情的变化,使患者病症趋向稳定。②在进行治疗期间,还应做好患者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护理,这主要是由于患者意识出现昏迷,治疗期间极容易发生吸入性肺炎或者是尿道感染等并发症状,对治疗与恢复造成不利影响,就需要在治疗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对患者进行翻身拍背1次,以实现呼吸道刺激,使患者肺部膨胀,并注意做好患者导尿管护理,避免出现逆行感染,以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③注意针对脑出血昏迷患者的颅内高压情况,及时采用甘露醇或者是利尿剂等脱水药物,对患者的颅内高压进行控制,避免患者脑疝的发生和扩大,以减少患者死亡率。④随着患者颅内出血情况的加重,患者的呼吸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还应注意对患者呼吸节奏、深浅、规则性等进行观察,在患者呼吸不规则情况下,对患者实施机械通气,并且尽量采用侧卧位,减少患者呕吐的发生,一旦发生呕吐,注意及时清理呕吐物,给予吸痰处理,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⑤还应做好患者的饮食与生活护理,通过鼻饲流质食物,给予患者相应的营养支持,并且在中后期注意保证患者维生素以及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取,注意对患者的胃部颜色变化进行观察,对症处理。同时注意保证患者皮肤的干燥、清洁,帮助患者进行按摩、翻身,促进患者血液循环,提高病症治疗的有效率。
2结果
48例脑出血患者,经临床救治与急诊护理后,30例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趋向稳定,13例患者经治疗后自动出院,5例患者治疗后无效死亡,患者抢救治疗的有效率约为89.6%;此外,治疗期间患者家属对于急诊护理的满意度约为92.0%。
3讨论
1.2并发症的预防及时清洗被单,保证患者的床是舒服的,定时给患者做翻身和擦洗。对呕吐的患者,可以预防性的使用抗生素,以避免感染;也可以服用降低胃酸分泌的药物,以减少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的发生;对呕吐过的患者,待呕吐后及时清洗口腔;如果患者痰液比较多,可进行吸痰,可以防止肺炎的发生,但是吸痰管要无菌的;如果患者尿液失禁,可以留置导尿管,但要注意每天更换尿袋,防止患者尿道感染。
1.3营养支持采用肠内营养,经鼻放置胃十二指肠营养管,在疾病初期应该吃清淡的食品,后期保证患者足够的营养。
1.4评判标准采用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按照患者所处的状态,对患者进行打分。睁眼:自发睁眼(4分)、语言吩咐睁眼(3分)、疼痛刺激睁眼(2分)、无睁眼(1分)。语言:正常交谈(5分)、言语错乱(4分)、只能说出(不适当)单词(3分)、只能发音(2分)、无发音(1分)。运动:按吩咐动作(6分)、对疼痛刺激定位反应(5分)、对疼痛刺激屈曲反应(4分)、异常屈曲(去皮层状态)(3分)、异常伸展(去脑状态)(2分)、无反应(1分)。评定标准分为治愈、稳定、未治愈三种。
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59例患者中,病情达到稳定的有38例,可以出院的有12例,未能治愈的有9例,稳定率64.41%(38/59);治愈率20.34%(12/59)。患者GCS评分、血肿量在急性护理前后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1、指出材料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并分析内涵。(70分)
2、请理论联系实际,如何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0分)
参考答案:
华佗对症下药治头痛发热的故事所涉及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主要有:
第一,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部联系相互关系的范畴。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制约现象的内部联系。本质和现象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华佗对症下药是透过头痛发热的现象,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疾病的本质。
第二,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范畴。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或因果联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叫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叫结果。因果联系的特点是:因果联系是有时间顺序的联系,总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但并不是任何前后相继的现象都存在着因果联系。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辩证的: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引起头痛发热这一结果的病因是复杂多样的,华佗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不同的病因,才做到了对症下药。
矛盾特殊性原理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都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活的灵魂。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指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首先,必须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也就是说要承认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世界是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而也就谈不上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了。所以,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应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其次,我们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正确、合适的方法,从而解决矛盾。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哲学理论必须在实际运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在认识事物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真正解决矛盾。
华佗对症下药治头痛发热的故事说明,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启示有:
第一,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本科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科院校学生培养的质量与效果。正是基于对学位论文性质的认识,各高校普遍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尽管如此,基于多种原因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哲学学科学位论文撰写为例,对本科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展开探讨。
一、本科学位论文的性质与常见问题
本科学位论文作为高等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在完成全部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后进行的重要理论性、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检验。各高等院校普遍重视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并拟定了相应的撰写规范。一般而言,在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内容上主要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论文“标题”是对论文主体思想与内容的高度概括,一般不超过40字。论文“摘要”需简明扼要地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等,一般在100-300字之间。论文“关键词”就词源学而言来源于英文“keywords”,一般要求3-8个词组。论文“目录”一般要求到三级标题,既要层次清晰,又要与论文标题所反映的主体内容相一致。论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是对文章所要解决问题的集中表述,正文的论述要求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文字凝练、通顺。“参考文献”一般要求作者将论文中所引用的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列出。此外,各高等院校还对毕业论文的排版模式、注释、附录、致谢等进行了相应规定。
尽管教育部门及各高校一再强调本科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与规范性,如2004年教育部下文指出:“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认真处理好毕业论文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局也同样颁布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颁布的该标准要求学术论文一般由前置部分和主体部分构成,其中前置部分包括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四项内容,而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4项内容。尽管如此,学生们在设计与写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就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第一,正文标题层次设计混乱。尽管在国家标准局所颁发的《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中,已对正文标题从内容到层次做了严格的说明,但学生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标题的内容不够规范,如有的哲学论文标题长达60字,有的标题则直接与论文题目相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章、节”等纲目设计混乱,如有的论文“第一章”与“第2章”、“第一节”与“第2节”等现象并存。此外,最为突出的则表现为标题题目无法准确的表述正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是与正文所要表述的思想无关。
第二,参考文献设计混乱。参考文献一般包括责任者、文献名、文献类型、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等信息。学生们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所存在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参考文献排列标准混乱、参考文献信息不全、参考文献引用错误、外文参考文献相对不足等。例如,本科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特别是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所存问题较大,这种问题集中表现为或是对于外文文献的占有相当有限。与中文文献的引用相比,外文文献引用量明显不足;或是仅仅将外文文献例出而无任何的引用与参考,仅仅是为了充当门面。又如,本科学生在文献排列标准方面也较为混乱,或是将中外文文献混乱排列,或是将马恩著作、研究对象著作等混乱放于文献中而不加区分。
此外,在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如在选题中存在着选题过大、选题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在技术上存在着运用图表、语言表述等不规范方面的问题;在积累上存在着积累匮乏、深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本科学位论文还呈现出抄袭等现象愈演愈烈的趋势。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石,由于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众多,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较多;长期以来,深受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影响;最近一二十年又受到了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传统法学教育以讲授、探讨为主,后来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加入了社会调查和经济分析演算的模式。但是,法学教育与自然科学存在一定交叉,也能进行一些实验课程,典型就是犯罪学、侦查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在法律心理学方面,不仅能够进行法律心理学的社会研究,还能够进行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典型的就是从事“法律与认知科学”交叉问题的实验研究。本文以“法律认知科学”(法律认知心理)实验为例,对法律实验问题进行探讨。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作为法律基本理论的法哲学问题则既属于社会科学问题,又属于哲学问题。所以,法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法律认知科学是指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法律认知科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法哲学问题,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衔接。
与传统的法哲学讲授、讨论的方法不同,法律认知科学也可以采用实验的教学研究方法。但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有本质区别。一般的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是研究生命体的生理状况和病变的医治问题,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则是运用医学或生物学的手段,研究法律决策中生理心理过程,研究人文社科问题的生理基础。
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教学步骤如下。
一、实验之前的课程讲授
1.相关法哲学理论的讲授。法哲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介绍现有的一些法哲学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学观点争议,这为日后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设计主要是运用生理实验解决法哲学问题或者部门法的主要问题,所以人文社科问题是实验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认知科学的生理实验流程大同小异,运用的设备相差无几,但是其所解决的法哲学问题却大相径庭,所以,相关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必须夯实,否则实验就是无的放矢。
为了进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就必须让学生选修“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个部分法的法哲学课程(如“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为此,我们开设了“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等课程。通过相关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并组织学生对部分重点问题、争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炼出核心争议之所在,由此设想日后可以进行实验的粗略方案。这一点也是体现“认知研究”与“治疗研究”之间的区别,体现我们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学或医学意义)。此外,我们还为法学硕士生开设了“神经元法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课程,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更为专业、细致。
2.联系医院的医生前来讲课。由于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这种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本学科的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但毕竟其主导学科还是法学或法理学,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学识显然不如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授课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于法律心理实验课程而言,这方面主要是请医院的医生前来上课。这里包含了以下三类,一类是神经科专业的医生,其为我们讲解脑神经系统的相关知识。部分高学历的医生由于拥有系统的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识,甚至还可能从事过“认知”领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够从“生理心理学”的“认知”角度为我们讲解实验设计的方案、流程等对实验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3.带领学生前往实验室参观。由于法学专业学生对工科和医科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对医疗设备或者医学实验室没有相关的认识,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实验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让他们参观实验室或者医疗设备。在参观的过程中,由医务和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其中包括仪器、操作流程和仪器软件的介绍。老师和学生甚至可以进一步接触机器,如进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仪器内模拟作为实验的受试者。这样,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躺在仪器内接受检查或实验者的境况,设计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从事“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与“医学治疗和检查”的实验设备虽然相同,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差别。如磁共振机器,一般医学治疗目的进行的检查往往只需要运用“1.5T”级别的机器;虽然这种级别的机器也能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但是相关实验对仪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级,此级别仪器在普通医学检查中的运用就比较少;认知科学实验的磁共振仪器甚至使用到高达“12T”级别。
二、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工作
1.通读实验报告。法律认知科学相关的实验论文很多,必须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粗略筛选之后的论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研读。研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研究现状,知道他人的研究进程、重点、热点和难点。通过这些研读,我们就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度,选择尚未研究(发表的)而又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日后实验选题的大致范围。
二是参考他们的研究手段、流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现在发表的论文,一般都会大致介绍实验的流程。然而,学术论文毕竟不是实验报告,其更多侧重于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分析,流程的介绍往往比较粗糙。当然,部分学术论文也有比较详细的实验流程,对此类论文的仔细研习,就能对实验设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①
2.对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的探讨。在进行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题”,这时返回法律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哲学的视角重新进行审阅,才能更好地获得“生理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自然衔接。在生理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主题”,还必须获得“法哲学”、“法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因为,有的问题虽然在自然科学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其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意义就不那么直接)。此类论文的价值更多是在“治疗性”而非“认知性”。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法哲学)的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从自然科学(生理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却还缺乏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和“设备”。所以,必须获得二者的协调和平衡。
主题的选定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意指“我们要解决什么主题”,其既涉及“什么主题十分重要”,又指“对该主题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还指“现在已经具备研究该主题的手段或方法”。
3.组织实验设计。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角度看,组织实验设计的第一步是设计实验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设计何种方案、设计何种场景、设计何种问题,以及何种音像、问卷材料,都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真实与否。这也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二个难点。我们要设计出一些“场景”或者“问题”,让受试者在这种环境下能更真实地思考或者表达情绪,从而得出比较真实的实验结果。
西方国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巧妙的实验设计,例如对于道德中不公正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部分受试者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是其情绪化的表现。该实验设计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扫描,共进行了30轮游戏,对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计算机。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对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对半开),剩下的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较小。结果是,对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则参与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对半开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 5”,“6∶ 4”,“7∶ 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两种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则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计算机”。这就意味着方案接受者对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应。这种不公平引发的脑区为: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这证明了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厌恶不公平,作为负面情感的脑区,其反映出了对于不公平方案的厌恶。诸如此类实验设计非常巧妙,就能够为我们进行相关实验提供设计上的参考或模仿。
4.进行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之后,有必要进行预实验,检验实验的可实施程度。这种预实验,可以提升实验者的信心,也可以作为申请相关课题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预实验还可以检测实验的可行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缺陷进行适当的修正。
在预实验之后,还必须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筛选。
三、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是实验的核心状态。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与医学实验相比通常更简单。其运用的仪器设备有核磁共振(FMRI)、眼动仪和脑电图等,其中核磁共振最为典型。该仪器不仅运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现在还广泛运用于认知科学的各类研究。核磁共振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优点在于其定位非常准确(虽然时间上稍有迟滞)。
由于实验的磁共振仪器操作是高度专业化工作(而且机器极为昂贵),只能由专业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因此法学教师和学生不能从事,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四、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
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属于实验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数据、图像分析,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
1.数据、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需要专业的实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主要运用核磁共振仪器,对于脑区图像的要求比较高,还需要比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软件,对此进行精细的分析。此类软件一般只有磁共振专业技术人员才会使用,由他们进行相关数据图像分析比较科学。如果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必须建立数据模型,则还需要数学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外,除了实验工作人员和数学人才外,还需要神经科专业医师或者认知神经学专家对此类数据和图像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们后期进行人文社会分析和理论化的基础。
2.进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与前一步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比,对实验结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总结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我们需要从已有的数据和图像,根据我们需要解决的人文社科(法哲学)主题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人文社科的解读,是运用实验数据和图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结论。所以,一定的主观性是原有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论基础的延续。现有实验的理论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实验,就需要根据道德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先天犯罪人”问题的实验,这就需要根据刑法哲学理论进行相关探讨。
五、注意事项
1.“主题的选定”、“实验设计”和“理论性总结”这三点是整个流程的重中之重。这三点工作如果没有做好,整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实验。这三点如果做好了,实验获得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
2.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基础理论)和医学两个大领域(两大领域内还有各个小专业)的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尤其需要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因为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知识总量的迅速膨胀,此类合作需要跨越多个传统学科。一方面,我们跨越的知识领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各种细微领域却依旧要求保持原有的严谨性(否则就违背科学的客观性)。所以,很难有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同时保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内的合作能够维系原有各个学科的严密性,我们只能求助于多学科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这是完成此类工作的最佳模式,所以我们必须组建紧密团结的团队。
注释:
①在认知科学领域,例如以下论文:M.R.DELGADO,H.M.LOCKE,V.A.STENGER,J.A.FIEZ.Dorsal striatum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Effects of valence and magnitude manipulations.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03,3(1):27-38.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1 引言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业目录(1998版)和(2003版),“英语语言学”属外国语言文学类下英专本科高年级主要课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专陆续开设该课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却仍存在教与学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如潘之欣(2002)选取部分南开大学和上海交大在读英专硕士研究生,采用问卷形式,对该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表明:该课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语语言为主的语言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际运用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且学生普遍体会不到学习该课程所带来的乐趣,主要原因有理论性太强、内容枯燥、教学方法不当等。吴格奇(2005)反思该课程时也提到,“教师不满意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的很茫然”是主要问题。本文则从英专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角度出发,试图探讨该课程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缓解“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状况。
2 调查研究
266位2010届英专本科毕业论文是从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学科的电子数据库中拷贝的。该调查属于二手资料研究。笔者根据论文题目、摘要、提纲、主要内容按语言学方向、文学方向和翻译方向进行归类,其中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学文体语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归纳为语言学方向。结论是:58%的论文属于英语文学方向,25%为语言学方向,17%为翻译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为基础学科的“英语语言学”未能引起学生太多的关注和兴趣;其次,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未能引起师生足够地注意;再次,教师在课程内容处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论文联系起来。总之这个数据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描述。这与教学、引导不无关系。
3 对策分析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学生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试图在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有自己新的认识与发现,并将这种认识与发现以一种可易时易地的方式与人进行交流。因而撰写论文是学用结合的大好时机,从英专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来看课程教学具有一定说服力。
3.1课程定位
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其研究分类越来越细、分工越来越明确,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过去的语言学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百货公司。对于林林总总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流派,结合教学大纲和英专学生本科阶段知识体系的形成,对该课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认为语言学目标是宽泛的而非具体的,即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和对语言的热爱。而本文则认为既应有宽泛目标,也应有具体目标。“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及其相关对象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的和宏观的3个对立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发掘语言学理论,总结语言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杨自俭,2002)。”因此宽泛目标是培养理性思维,即对理论的理解、背景、历史贡献与发展不足及实践运用。具体目标是提高学生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语言技能。杨教授定义也明确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学习理论知识时,学习和应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尤其是微观方面的理论成果,对英专学生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检验作用;在跨学科或横向方面,将语言学相关理论用到英美文学和英汉翻译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提升英汉对译技巧,形成论文即为具体目标。诚然,理论与实践结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写论文乃一种尝试。故在介绍理论时,必要补充对理论的应用与研究,适当抛砖引玉,可有效激发学生探索兴趣。故,具体目标使学生看到学习成效,宽泛目标锻炼了学生理性思维,既调动心灵又提高素质,教学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学内容
传统课本基本上以微观语言学为主,按结构语言学思路编排内容,从语音学、音系学、形式学、句法、语义学,一直到语用学和语篇分析。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如白郁(2007)认为应以语言哲学意义、语言与大脑及认知关系、语言学发展简史、宏观把握语言学真正意义等四方面为重。还有学者认为增加课外阅读材料以改进教学内容,如王扬(2004)和吴格奇(2005)主张选用有助于学生理解基本理论、概念的材料、辅之以拓宽视野的补充材料。还有以宏观还是微观语言学内容作为教学重点的争论:“微观”派认为语言内部分支是语言学的基础内容,课时分配比重要大;“宏观”派认为基础部分简单,学生可自学,重点应是宏观介绍;“中间”派是既注重基础又考虑涉猎面。
但笔者认为,各高校层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统一规定教学内容不足取。近5年教学实践告知以微观语言学为主,即语言学内部分支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如在处理词形学时,适当介绍词的研究现状,对象我校这种以师范专业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专学生而言,无论是提高职业技能还是英语水平都相当重要。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适当添加西部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研究,如方言特点、语言迁移现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应在绪论部分增加语言学史和语言哲学等内容,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此外适当介绍结构、认知和功能语言学这三大学派的相关内容也有必要。总之,就像百货商场的陈列员,教师将所有商品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地展示,学生自然会依据具体情况取舍。教师侍机提供论文命题,使学生的探索与发现随着课堂内容的进行而深化。著名学者赵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级生》就曾列出了20个作为语言哲学研究对象的话题,且认为是“震撼灵魂”,不可能不为之心动的命题。
3.3教学方法
该课程多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有关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进该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建构语言及语言学知识。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动典型例子,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讲解理论要点和难点;王扬(2004)主张采用传授型和讨论型相结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张研究型教学模式,“设境”以激发学生兴趣和强烈求知欲。
总之,避免教学方法的单一,努力激发学习动力。启发式和发现式方法讲解基础知识和理论要难点;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务(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大课堂讲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步骤;小课堂任务分配型方法,使教学达到“鱼”、“渔”兼授效果。如语言学绪论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个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时间准备15分钟ppt陈述,5分钟小组同学共同回答相关问题,并建立QQ群,随时联系。教师仅为任务的布置者、监督者、帮助者和评定者,并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推荐给学术期刊,或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如一组学生在讲“语用失误”时,列举了电影、小说、校园、网络等许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够透彻,教师可适时适当加以补充、提示和参加讨论,既融洽了气氛和师生关系,又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方法。
让学生随时记录和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情,并联系到语言学理论,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词新语收集,以讨论词的构词理据。虽在探索中有难度,可介绍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源;也可大胆与相关领域的教授或专家电邮寻找答案。为形成质量较高的论文打下了基础。这些都说明:语言学课程的终极目的不是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能意识到语言现象的存在,能对之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一定的见解,使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语言研究的大环境中去。
4 结束语
从学科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三方面,适当有效地联系到学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既能改善单一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学习,也达到了教学大纲能力培养的要求。毕业论文的撰写就是提供一次培养创新意识、实践“做学问”的机会。将课程教学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就找到了毕业论文的素材,这也是学习思辨、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具体实践,相对于借助他人的文章获得二手资料而完成的毕业论文来讲,学生的获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体现学生真正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另外,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更会为学生走向社会,诚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白郁,英语本科语言学教学的重新定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1):70—73
2 鞠玉梅,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语言学导论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J],外语电化教学,2007,(8):36
3 潘之欣,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导论”类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2,(1):47—55
4 王宗炎,语言学:它的历史、现状和研究领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4):14-24
5 王扬,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初探[J],外语研究,2004,(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