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的原型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合伙人的原型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这样的身份认同在陈可辛的电影中多少有所体现，他的电影总是讲着“离开”与“回来”的故事，理想失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亲情、友情、爱情，都被他在电影里质疑了个遍。不过由于其对商业元素的看重和对市场口味的自觉，陈可辛仍然被公认为商业片导演，顶多在前面加个定语――“具有人文精神的”。

对此，他自己倒也欣然接受。

《综艺》：《亲爱的》是你继《中国合伙人》之后第二部彻头彻尾的内地现实题材作品，此片运作的时间更是非常短，这是因为你在创作上更自信了吗？

陈可辛：其实我最自信的还是《中国合伙人》，因为完全是我的菜。当然这次也很得心应手，这不是说我比之前更了解故事的背景、环境，而是真实事件的力量太强了，让很多事情都能水到渠成。编剧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优秀的剧本，演员也很受感动。当每个人都融入故事中，就会自动地超水平发挥。大家都发挥得超好，我这个导演简直太容易当了。

《综艺》：你并非是以关注社会现实著称的导演，这个故事的原型素材为什么会打动你？

陈可辛：别说导演，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也不是十分关注社会新闻。微博上天天有人转发这类事件，但我不太喜欢参与进去。这个新闻打动我的是丰富立体的人物和峰回路转的情节。最触动我的一点是：找到孩子还不是结局，而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里也没有坏人，我近几年喜欢一些没有绝对是非黑白的题材。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本来我想拍偷小孩的人，包括他的动机和他的不得已。如果能展现出来，电影一定会更好，但大家都叫我就此打住，因为怕这样会挑战老百姓的大是大非观，影片肯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体，不像文学可以完全以作家为中心。而且我拍的是商业片，不是小众文艺电影，如果我再往下深挖，可能会错误地引导一些比较单纯的观众。你必须承认，电影是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的。

《综艺》：但你这次在叙事上还是有所冒险，比如把故事分为了两段，没有遵从情节剧的一贯规律。

陈可辛：这次在故事结构上是有一定冒险，但我在拍摄手法和细节处理上还是顺着观众来的，情感上也不刻意留白，都给了观众抒绪的空间，再加上用了大明星。所谓的商业考量其实就是尊重观众、尊重市场，把这些都做了就行。难道说我五十岁的人，连一点险也不敢冒？一辈子没有几个故事能像这样打动我，让我相信就该这样拍。我从来都不是个任性的导演，这次就给我个机会吧。

《综艺》：《中国合伙人》的结尾展示了一系列企业家的真实照片，而这次《亲爱的》的结尾则记录了演员看纪录片时的反应，以及他们与故事原型见面的场景。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影片更贴近现实吗？

陈可辛：那倒不是。很多人批评我在《中国合伙人》结尾放那些照片。其实拍到最后我自己已经跟三位主人公产生了感情，每次我看到三位原型人物在北大拍摄的那张照片都感动到几乎落泪，但如果只放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电影就会变得有点像是新东方创始人的传记片。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他们的授权。他们三个关于拍不拍这部电影，内部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之前多次请俞敏洪来看片，也都被他拒绝了。所以片尾我放上了一大堆企业家的照片。至于《亲爱的》结尾的处理，是因为故事原型和纪录片太打动我了，我很想把最初让我感动的画面放到电影里。我相信观众最后看到故事原型出现时同样会感到很大的震撼。

《综艺》：你一直努力在艺术和商业上保持平衡，每次拍片也都会考量当时的市场状况。但《亲爱的》并非时下的流行，这个题材相当严肃甚至沉重，你觉得它能在目前以年轻人为主流的内地市场上找到观众吗？

陈可辛：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时也，命也。你怎么知道观众不会因为市场上全是喜剧片，所以反而想要有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恰恰是最好的时机，正因为市场上没有一部同类型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电影，只有这一个选择。而且，这部电影不是只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小孩，同时也站在孩子的立场看父母。每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大都跟父母关系很亲密。现在的90后对这样的感觉更不陌生，他们一定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场景，这部影片会唤起他们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当了父亲，所以想拍这部电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态一直都很年轻。

《综艺》：在《中国合伙人》上映前，为了更符合内地观众的口味，你曾经找了一些普通观众来做小范围试映，但《亲爱的》这次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陈可辛：因为《亲爱的》并不是一部机关算尽的电影。之前试映《中国合伙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太喜欢那部电影，拍得太high了，担心自我陶醉太过头；第二，这是香港导演第一次拍彻底的内地题材电影，跟内地编剧合作，全部用内地的演员，我还找了一个内地执行导演在身边把关，随时提醒我哪个场景不对。因此我需要做一些论证。另外，我拍的是60后的电影，我要知道主流的70后、80后观众的反应。所以我还专门分成了三个不同年龄组的观众观看。

此外，《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是日记体，比较散，可以根据观众意见调整顺序。但《亲爱的》不一样，其戏剧结构本身就不为观众所熟悉，你再去问观众意见，不是自找麻烦吗？一辈子难得有一两部自己非常坚定、非常喜欢的作品，不要这么没底气。再说你拍成什么样，观众都会有意见。一填问卷，“我喜欢”三个字太简单，要多写一点就等于去评论了，但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影评人，写一大堆意见给你，你听还是不听？根据他们的意见剪出来，我怕变成“三不像”。

《综艺》：客观上，是否也是因为之前《中国合伙人》已经证明你的内地化转型很成功了？

陈可辛：也许有一点吧。但其实当时做问卷调查也是我自愿要做的。尽管《武侠》票房失败，我的商业价值有所动摇，但还不至于被投资方要求做这个。我在好莱坞拍片时也做过问卷调查，但那不是在测试电影跟观众的距离，而是投资公司对付导演的工具，好像考试题一样。我不是自愿的，感觉很不好受。当然，发行公司永远都是最保守的，每部电影出来，他们都会有质疑。这部也是，担心题材太严肃，担心悲剧不好卖，但是他们不会强迫我做问卷调查。可能《中国合伙人》之后，他们就会说：导演决定怎样就怎样吧。

守规矩

“我非常了解生存下去的重要性。我从小就是很守规矩的学生。因为是小个子，总是坐在前面。老师眼皮底下，想干坏事是不行的。进入社会后，我也很守规矩。就算我知道某个规矩有问题，那也是后话，我首先会遵守它。老是有影评人说我妥协，其实不是的。我刚进行业时，香港电影产业百分百是商业片天下，我必须服从。我也不觉得这个体系很可恶，只是想保留一点自我的表达。”

不是知识分子

“艺术片我不喜欢，很多符号我看不懂。我看电影其实跟普通观众一样，会被情绪打动，所以我喜欢看文戏、爱情戏或者是让人落泪的戏。艺术片则不应让人哭，需要很冷静地分析人性，引发思考。我的性格就比较偏向商业片。从影以来，我不停地做很多audience friendly（亲近观众）的工作。我的电影从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随着年纪增长，我也会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生，有自己的小拧巴，不甘于拍一些太直白的东西，有一点向文艺片靠拢，但我还是会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讲述它。记得张曼玉看完《甜蜜蜜》之后跟我说，电影很好看，就是音乐太多太大声了。我说没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笑）。”

《甜蜜蜜》并非最爱

篇（2）

1995年，俞敏洪飞赴北美请回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组成了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在利益分配上实行“分封割据、收入提成”的制度：徐小平管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开班只需上交15%的管理费，其余收入全归个人。

然而，随着新东方办学规模的扩大，俞敏洪原始积累制度的隐患开始凸显。从2001年起，一场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合、利益纷争而导致的内部分裂开始在新东方内部高调上演，先是王强、徐小平提出离开，多位高层递交辞呈，后是徐小平两次离开新东方董事会。直至2006年，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只剩“老俞”一人，新东方的“中国合伙人”最终散伙。

正如电影里王阳所言“千万别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新东方的“三驾马车”虽不能以兄弟情谊来维系股东的共同利益，但却用共同的利益维系了兄弟情谊。“分封制”、“家族制”的企业之所以走向分崩离析，多因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不均所致，因此在创业初期就制定一套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极其重要的。

万通六雄

1991年，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这六个意气相投的兄弟共创海南万通，合作关系有如“水泊梁山”——“座有序”而“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

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出现严重冲突，兄弟情义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1994年，在那次被后人称为“分裂会议”的广西西山办公会上，王功权和冯仑吵了不下十几次，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坦诚相爱的婚姻，终要忍痛分别。不久之后，万通六雄正式分手，六兄弟陆续离开，按照各自分管的业务进行拆分，最后只剩冯仑一人留守万通。

散伙之后，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地产界大鳄，王功权投身风险投资业，王启富和刘军的事业也是如日中天。万通六雄“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事件成就了中国商界的一段佳话。

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六雄，最初因利义而聚，最终又因利义而散。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合伙人的角色转变、理念上的冲突等因素是导致六雄分手的主要原因。如果合伙人之间只有情感、没有规则，那终究逃不过“中国式拆伙”的宿命。

腾讯五虎

1998年，马化腾与张志东“合资”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之后又吸纳了三位股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为了避免彼此争夺权力，马化腾在创立腾讯之初就和四个伙伴约定清楚：各展所长、各管一摊。马化腾是CEO（首席执行官），张志东是CTO（首席技术官），曾李青是COO（首席运营官），许晨晔是CIO（首席信息官），陈一丹是CAO（首席行政官）。

篇（3）

室外燥热，室内清凉，幕布上映着《中国合伙人》的片段。巨大的海报上印着沙龙主题：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一切都在指向一场伤感而温馨的怀旧聚会。

主讲人中最年长的出生于1956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75年，在《中国合伙人》故事发生的年代都正当年。没有场面话，没有吹捧，所有的发言坦诚得令人惊讶。

调侃完自己的客串“片酬”是“一杯豆浆两根油条”后，冯仑抛出了第一个议题：他认为电影中王阳向空中撒钱的镜头“有点儿使劲儿”，而真实的版本没这么夸张：“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挣钱第一天，一回家就拿顶门杠子把门顶上，破窗户，月光洒在床上，两个人坐在床上数钱数了一个晚上。” “这对我来说是特别苍白、虚弱的电影，特别不喜欢。”

陈可辛立刻回应：我也很不喜欢那个镜头，但编剧说这么拍观众一定很high，韩三平则要求这个镜头再加两秒，“只能尊重市场和观众的意愿”。徐小平则用沙哑的声音和满面红光表示“希望这个镜头更长一些，让钱撒得更猛烈些”。

一向“毒舌”的洪晃接过话茬：“我跟财神的角度差不多，这里面的价值观念，我不能认同。”

会场出现短暂的沉默。沉默过后，这场意在怀旧的聚会，正式进入了价值观大讨论环节。

“新东方有六个合伙人，现在有四个一起为新一代的中国合伙人创造新的梦想，创造财富，也创造价值观。”徐小平放下盘在椅子上的左腿，笑容不似之前自在，“我想问洪晃老师和财神先生这里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你们不喜欢的是什么价值观？”

宁财神给出一连串问号：教育是不是一门生意？上市对于教育意味着什么？是否把教育产业做成生意才是成功？在电影里，这是成冬青和孟晓骏的冲突。

洪晃则问出了电影中没有讨论的问题：在人的生活中，成功是不是那么重要？“我带小年轻们去电影院，他们说你怎么带我们看这么狗血的电影？这里面人生必须竞争、战胜、成功，而成功的象征就是挣很多钱，我周围的年轻人对这种‘上一代人的主旋律’并不完全认可。”

徐小平针锋相对：“你的名字是‘宁’财神，宁可做财神。”下面响起笑声，徐的脸上又恢复了轻松的神采。

但挑战者的问题远未结束，质疑完成功的意义，洪晃直指片中通往成功的路上的底线：“你盗版了，你抱歉了，把所有法规背下来，说服对方少罚一点钱，这对我来讲逻辑上说不过去。”她也不认同片中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宁财神补充：“感觉像是创业版的《霍元甲》。” “竞争永远是不平等的，我们用这种方法赢得尊严，有时候好像是用钱，但其中蕴含着那一代人对命运的抗争。”

徐小平终于坐不住了。“这我要辩驳一下，”他说，“竞争永远是不平等的，我们用这种方法赢得尊严，有时候好像是用钱，但其中蕴含着那一代人对命运的抗争。”与其说是为电影遭到的批评鸣不平，他更多代入了自己早年的创业经历，尽管导演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合伙人》并非新东方的发家史。

交锋之间，导演陈可辛始终保持沉默，双手合抱在膝头，面色沉重，凝神聆听。主持人几次想插话，却总是被抢白。

冯仑出来打圆场：不要把电影当成教材。他语气温和地反对洪晃关于“80后、90后对钱没有那么多欲望”的论断：“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北京是一回事，但广大劳动妇女、打工的、社会底层的，他们生存的压力很大，对钱的饥渴很大。”

“我只代表小资阶层。”洪晃耸肩吐舌认了个输，气氛缓和不少。陈可辛见缝插针，对此前议题一一做了回应：

关于价值观：“我不希望我的电影去教育观众，我也不要扛那个责任，但不管我在电影里展现的是什么，钱对成冬青是重要的；一个人从农村来，被人看不起，他是要钱的；赚钱、发财，在剧情上是必须的。但发财是一切吗？”相比“土鳖”成冬青，陈可辛与“海归”孟晓骏有着更多经历和价值观上的共鸣，“没有一个人发了财是快乐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往回看。”

关于民族主义：“我有亲身经历的东西，不只在美国，在北京机场，被查行李的永远是我。我代表的那些需要获得尊严的人是很真的。” “衡量一部电影好不好，只有一个标准：票房。”

他的辩驳并非没有底气。《中国合伙人》上映10天票房便破3亿，一扫之前《武侠》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阴霾。“衡量一部电影好不好，只有一个标准：票房。”

导演陈可辛和电影原型徐小平一起，在这个阳光明媚又没有风的下午拼命防守，但面对宁财神和洪晃“离题”的多点进攻，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小孩的电影，我也不是一个懂得拍传统主旋律的导演。”一场本该为电影做宣传的活动，导演最终做出了这样一个不无沮丧的总结。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小孩的电影，我也不是一个懂得拍传统主旋律的导演。”

直到六位主讲发言完毕，到嘉宾评议环节，沙龙原本的主题词才被提起“青春”和“梦想”，以及它们的前缀“一代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大时代”这正是陈可辛一直想拍、而香港所没有的东西。

篇（4）

共担共创共享

“合伙”做生意、互称“合伙人”，古已有之。2013年，以新东方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大热，让合伙人概念在中国成为关注焦点。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法律上有明确的定义。而公司制企业中的合伙人，并无统一定义。

广义看，合伙人是员工和股东身份合一，持股员工数量可众多，如万科的合伙人制度包括逾千人的员工间接持股。2014年万科召开合伙人大会，1320位员工成为首批事业合伙人。总裁郁亮称：“事业合伙人有4个特点：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形成背靠背的信任；我们要做大我们的事业；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成就。”

窄一点讲，合伙人指持股较多的骨干特别是高管包括联合创始人。小米有7个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雷军称，“小米公司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和员工一起分享利益，尽可能多地分享利益。小米刚成立的时候，就推行了全员持股、全员投资的计划。”美的集团由创始人何享健控股、董事长方洪波持股2.1%，2015年明确实施合伙人计划。

一个国企高管对笔者谈起，他对一位大民企的老总说，前些天我见到你手下谁谁了，这位老总马上回应，不是手下，是合伙人――这人是创始人之一。在实施合伙人制的一些企业，“老板”死了，传统国企高管难以意识到这点。阿里巴巴合伙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合伙人制度化，合伙人拥有提名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权利――绝大多数事实上实施了合伙制的企业，都没有明确将合伙人制度化。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称：“合伙人，作为公司的运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万科总裁郁亮称，通过合伙制，形成共担、共创、共享的机制。这些说法，意思都是一样的，道出了合伙制的本质。

2014年，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升级为合伙制，是中国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拐向”合伙制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碧桂园、乐视（2015年11月落地）等纷纷推出合伙制；2014年至今，逾百家A股上市公司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此外，“双创”之际，合伙制成为创业的重要模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说：“创业第一件事是要找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比你的商业方向更加重要。”单打独斗越来越不适应创业的需要。创始人层面的合伙，为合伙制、构建良好股权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以往，员工成为合伙人，更多是以优惠价、公平价入股。现在，员工持股不需要员工掏钱的案例渐多：一般需达到业绩目标。360奇酷公司董事长周鸿t去年12月8日发出内部邮件，“公司在成立之初，我就已经确定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要邀请员工成为智能手机的新兴创业者，成为360奇酷的合伙人，与360奇酷共同成长、共赴未来、共享收益。今天，我们正式启动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授予员工（非高管）的股权形式是限制性股票，员工不需要出资购买。乐视的股权激励同样不需要员工出资。

目前看来，合伙制有星星之火要燎原之势。

合伙颠覆雇佣

合伙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必然，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重要转折。

长期以来，雇佣制是中国企业的主流模式。其特点是，资本雇佣劳动，大股东是老板，员工是打工仔，资本与员工相对割裂，甚至仅一个人持股。公司治理权力方面，资本拥有绝对话语权，员工缺乏话语权，而且等级关系明显，较常见（阿里巴巴称其实施合伙人制度的一个目的是解决），部门利益显著、部门之间的隔阂不小。

利益分配方面，传统雇佣制更多倾向资本而非员工（这些年来，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在中国显著），员工难以公平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剥削，在权力和利益方面，资本与员工之间失衡。而且，员工的行为容易短期化（这是马云等人反对职业经理人的重要原因）。导致的后果是，员工动力不足，资本容易任性，损害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企业成败系于老板一人，风险很大。

合伙制是对传统雇佣制的巨大颠覆。从资本雇佣劳动，更多变为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雇佣资本）；从单纯的员工变为兼具股东身份，从打工仔变为合伙人，资本与员工更多地融合。在公司治理权力方面，由于股权结构优化，股东之间的权力相对更均衡，员工话语权更大，相应的管理扁平化更普遍，分权成为常态。员工之间更多体现为合伙、相对平等，而非传统的上下级关系，空间更小，内部的监督更有力，部门之间的隔阂会变小。

利益分配方面，合伙制下，资本、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更公平，员工获利空间更大，能更好地满足当下很多人对财富包括财务自由的追求。正如周鸿t所说的：“我经常跟员工说，我给你发工资，撑破天百万年薪，还得交很多个人所得税，所以工资就是养家糊口的钱，真的财务自由，一定要争取拿到股票期权，只有资本上的回报才能创造这种成功。”合伙制下，员工和股东身份统一，有利于形成深度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降低企业发展成败系于一人的风险――合伙制下，“人人都是创业者”，而非单纯依赖车头的动力。

早先，资本极其稀缺，资本与人才的博弈中前者占绝对优势。而在这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才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资本与人才关系的天平开始反转的时代，雇佣制弊端日显，合伙制的必要性日增。正如郁亮说的，“我们觉得人才不能跟资本等同，应该高于资本。这几年，我们遇到新的冲击和挑战，在全球互联网时现，好像别的资源都还可以找到，人才就成了万科的唯一资本。”

合伙制匹配了这种人才的重要性。雇佣制下企业发展遇到一定瓶颈包括大量高级经理人离职后，2014年万科实施了合伙制。2015年11月，郁亮称合伙人制度现在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与此同时，人才特别是关键人才，越来越认可更公平、民主的合伙制而非传统的雇佣制，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阿里巴巴移动事业群总裁、原UC创始人俞永福说：“不会有任何人是我的老板，我是搭档。”2015年12月，俞永福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合伙制顺应了这些优秀人才的需要，否则，他们很可能出走创业，而非委屈做打工仔，从万科离职的数名高管就创业了，新东方同样有类似事件。有时，几个关键人才的出走，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合伙人，则能更好满足人才的需求，绑定人才。

当然，合伙制能大面积推行，得益于法制（更好地保护股东利益，遏制违法违规、内部人控制）、资本市场（创业者、大股东虽然大量稀释股权，但做好企业后通过资本市场能获得很大回报。如，马云只持阿里巴巴7%左右股权，马化腾持股10%左右：这两人都是中国顶级富豪）、公司治理的健全（分权制衡，遏制大股东、合伙人滥权；传统老板式做派越来越行不通）、人的素质的提升。

传位合伙人

得益于合伙制的优越，普遍股权集中，由创业者、大股东直接掌控的民企中，美的集团、金螳螂等极少数企业成功进行了合伙人接班。传位合伙人日益成为重要的企业传承模式。为何传位合伙人？相较家族成员、职业经理人接班，传位合伙人有着显著的比较优势。

先看传位家族成员，主要指子女。早先，传位家族成员被认为理所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家才能、做好董事长（兼总裁）的能力是稀缺资源，父子同时具有企业家才能、子承父业能做好，是极其小概率事件。强行接班，历史上的败家子还少见？何况，大量调查显示，中国很多企二代并无接班意愿。合伙人的数量则海量，可以精心培养、优中选优。而且，接班时可以交给合伙人团队而非其中一个人，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受益于团队建设、利益深度捆绑，美的集团突破了成败系于一人：按董事长方洪波的说法，假如他上午离开美的，下午就有个人来接班，企业的运作不会乱。而在传统的家族企业，往往成败系于一人。

再看传位职业经理人。实施了合伙制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表示：我反对职业经理人，在我们公司，只要是职业经理人，我一个不留――马云之后两个CEO，均是合伙人。这背后是传统的职业经理人存在重大问题：缺乏企业家精神，行为容易短期化、难以和股东形成共担，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损害成功传承――合伙人制破除了这些问题。

篇（5）

偌大的影院里，观众陆续进场了。爆米花、可乐以及映前吐槽，依旧是群众最热衷的“暖场三件套”。黑幕时候，关于黄晓明的评论会冷不丁地蹦出来，“二、闹太套、拗口英语”三张贴在黄晓明身上的娱乐标签，还会不时惹来一阵笑声。

对此，黄晓明却坦然，“我挺感谢这些年大家对我的讥讽和嘲笑的。我也不否认，毕竟事实的确如此，好在我还挺自知并努力。”

因为俊朗的外形，常被搁在“花瓶”里的黄晓明，也会不安分。无论是《赵氏孤儿》的刀疤男，《春娇与志明》里的傻兮兮，还是《血滴子》里的胡子拉渣，黄晓明都在努力地给自己的形象“抹黑”。这次《中国合伙人》开拍前演员试镜，陈可辛导演最先想到的是让他来出演帅气海归男孟晓峻，然而他却一口回绝了。“厚厚的近视眼镜，满是尘灰的肥大裤子提到胸口，裤管一边还要时不时地卷上来一些，混在场工中，连导演都认不出来。”说起给自己饰演的成冬青扮丑的经历，黄晓明乐在其中，“我扮丑来争取这个‘又土又二’的角色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就是‘土鳖’成冬青，成冬青就是黄晓明，我想为土鳖‘带盐’”。

这次参演《中国合伙人》可以看得出，黄晓明有着“将二进行到底”的决心。在角色塑造的同时，跟过往的自己较劲，“婚宴那场哭戏是自然流露，我已分不清楚自己是成冬青还是黄晓明，这些年的委屈一瞬间爆发了，由着性子去演，眼泪绷不住了。”正是如此，心不设防的观众，在如此真诚、富于感染力的表演面前，惊喜地发现黄晓明的蜕变。在“成冬青”的身上，人们完成了一个从打量“偶像黄晓明”到品味“演员黄晓明”的认识过程。由此他也成了“全民致青春”热潮中的又一标杆式人物。

这个从小有着科学家梦想的男孩，被命运驱使走上了演艺这条道路。当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凭着一股傻劲，在北京睡地下室，吃着泡面，到处跑场子，遇到困难对家里也是报喜不报忧，有什么苦楚永远都是打碎牙齿自己吞下，扛着走。如今的黄晓明经历得越多越懂得放下，“年轻时候太把自己当回事，所以放不下。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非议与困顿，才意识到，自己眼中的自己优点更多，他人眼中的自己不尽完美，却都是自己，坦然接受才能变成更好，所以要放下。”

《芒果画报》对话黄晓明

“我就是一个坚持梦想的土鳖”

芒果画报：你都有过哪些远大的梦想？

黄晓明：最远大的理想是做个一个科学家，那时候很小，觉得这是最伟大的事。现在就想做一个好演员，一个纯粹的，让观众认可的演员。

芒果画报：《中国合伙人》堪称叫好又叫座的一部双赢影片，你觉得它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哪几点？

黄晓明：首先它贴近现实。土鳖这个形象其实在当下的中国，还有很多人，所以容易引起共鸣。其次是我们共有的一种挫折感，谁现在不是失败着的呢？不管你多成功，多多少少你都还是会有一种失败的情绪，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但是这个人最后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然后是大家演得都还不错，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芒果画报：几次车祸，大难不死，人们开始戏称你为“容易受伤的男子”，数得清自己身上有几处伤疤吗？

黄晓明：数不清，也没刻意数，我能活下来确实是命硬，但每一次车祸都能让我醒悟、看开很多事情，我从小其实是个面瓜，不爱说话，遇到事情都往后缩，在我第二次车祸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这样不行，脸皮不厚怎么干这行，就看开了很多事。所以说，男人经历了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双重磨难之后，一定会变得坚强、成熟。

芒果画报：在娱乐圈，努力不一定就能得到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除却努力，运气也很重要，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运气的人吗？

黄晓明：有，机遇很重要。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红，更早了说我压根没想过我会来当演员。考电影学院前夕，我把脚给压了，拄着拐去考的试，觉得自己真够倒霉了，老师们也都不看好我，就崔老师觉得我是个可雕琢的木头，所以让我“过”。好不容易考进去了，眼看着大家一个个红起来了，对自己更不抱希望，因为老师说一般情况下，一个班里也就红一两个，那时候我们班赵薇红了，颜丹晨红了，哪还有我的事？但心里还是坚持内心那一丝丝梦想，一直坚持着、努力着，才有了今天的黄晓明。所以人生要努力，也要有运气。

芒果画报：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角色原型据说是新东方的董事长俞敏洪，你有跟他交流，并向他请教过角色的塑造问题吗？

黄晓明：没有。一度想，但导演阻止了我这个想法，怕痕迹太重。而且俞敏洪只是个原型，成冬青身上综合了那代创业者身上很多的特点及习惯。于是我就买了俞敏洪及他们那批创业者的很多书和视频学习，了解他们那种人的生活细节，为人处事，成功之道。

芒果画报：现实中你就是个典型的“高富帅”，而电影中要饰演一个中国式的“土鳖”，你是怎么做到的？

黄晓明：我跟导演也说，我只是和成冬青的外表不像而已，我们两个内心的核很像。黄晓明曾经也是成冬青，土鳖，很傻气，包括被嘲笑英文，被嘲笑这个那个很多事情，我也曾经消极过，成冬青也一样，但最终我们都还是选择坚持，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担当，你说我英文烂，那我就从头学起，几年的时间足够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电影里讲述的是成冬青，其实内核是黄晓明。

芒果画报：至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黄晓明：得养活我的员工呀！（笑）自己开工作室，责任更大了，选本子、做宣传都要靠自己，没人再天天替你操心安排，还要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公司的发展趋势、走向，发展不好了自己往肚子里咽，发展成功了那我就算成了件事，压力自然比以前多多了。

芒果画报：如何评价跟你对手戏最多的三位演员：佟大为、邓超、杜鹃？

黄晓明：大为跟我认识比较久，我们俩一直关系不错，他是个特别周到、特别义气的人，平时没事就教我们养生。（笑）我们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有一阵在天津拍戏，正好赶上大暴雨，大为先我们走的，他就一直给我们这打电话说：哪哪你别走了，过不去，你绕哪哪走。就这样一会一个电话，特别贴心，还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情。邓超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演员，能看出他的舞台功底很深厚，我们拍戏的时候他经常想出一些特别有帮助的点子，彼此建议，他对戏剧研究的很深厚，很认真，而且总是“这条不行再来次”，自己要求自己比导演还严格。杜鹃就是一个“冷美人”，戏里戏外都是，差不多本色出演，但杜鹃这个人只是看起来很冷，实际上人很简单、很轻松，也挺好相处的。

芒果画报：这次参演《中国合伙人》的其他两位小生佟大为和邓超都是“已婚男”，你们私底下会讨论“结婚”这个话题吗？你理想中的婚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黄晓明：我不想讨论，但是他们天天挤兑我（笑）。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男人，有点小小的大男子主义，所以我还是愿意过一种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的生活。就过着最平淡的日子，养几条狗，和父母孩子在一起，这是我想要的婚后生活。

芒果画报：一个成功的演员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如果用你曾出演过的三部戏来定义你的青春，你的答案是？

黄晓明：《大汉天子》、《新上海滩》、《中国合伙人》。

芒果画报：朋友圈和微博里的自己，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你？

黄晓明：都是真实的我，但“朋友圈”是发泄自己更多，“微博”是分享自己更多，我希望带给大家的都是正能量，那些消极的情绪我跟自己人泄泄火就好了。

芒果画报：要能舞刀弄剑，又擅琴棋书画等，出演不同角色的同时，印象中最难学的是哪样技艺呢？

黄晓明：书法吧，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练习，但是又要短时间内写好，真的很不容易。坚持练了快一年，才稍微像点样子了。

芒果画报：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你的答案是？

黄晓明：坚持、梦想、土鳖。说白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坚持梦想的土鳖，我为土鳖“带盐”。

芒果画报：“不让别人失望，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你的处事原则，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你是一个很“隐忍”的人？

黄晓明：不应该说是隐忍，而是一种“平和”吧。不让别人失望，我是指那些真的关心我的人，爱护我的人，对于嘲笑我的人，我也很感谢他们让我成长这么迅速。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别人欠人情的人，一旦欠了就要想办法还上，其实到头来觉得负担的还是自己，那么索性自己承担多一些，毕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芒果画报：“致青春”似乎是目前70、80后最热衷的一个话题，已过而立之年的自己，在青涩年岁里做过哪些让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疯狂的事情？

篇（6）

我内心的“核”很傻气

不知道谁下的结论，胸大的姑娘无脑，太帅的男人也不会聪明。黄晓明则说，“小孩子长得漂亮会得到更多的关照，而大男人太好看就有太多白眼。”

好看的黄晓明曾经一度面对娱乐圈显得拘束，“我不会插科打诨开玩笑，我就觉得面对媒体和观众要穿得正式严谨别懈怠，但是觉得这样很假很做作。”现在的黄晓明说起当时的境况，还觉得无辜。“这也不怪谁，这个世界缺少完美，没有漏洞都缺乏真实。”

好看的黄晓明也从不抱怨自己被过度娱乐，“娱乐圈嘛，你不娱乐别人或者别人不娱乐你，就算圈外人。”于是他常常尽职尽责地“被娱乐”：为了“闹太套”的网络笑言而苦练英文，为了证明身高脱鞋。正是因为他没有范冰冰那种“习惯就好”的淡定，所以才有了《赵氏孤儿》里的独眼将军，《匹夫》里的草莽混子以及《中国合伙人》的“逆袭土鳖”。

在《中国合伙人》的角色，是一个失败者的逆袭，也是黄晓明的逆袭。一个被嘲笑英文发音的演员扮演一个英文教师，这本是一个笑话。但是在看过电影的人眼里，“黄晓明英文讲得很溜，表演更是流畅自然。”

当一个可预见的笑话被黄晓明硬生生地变成赞美，他说这是“Diaos Huang的逆袭”。

《风尚周报》：见过你演的成东青的角色原型（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吗？

黄晓明：没有。一度想见，但导演阻止了我这个想法，怕表演的痕迹太重。而且俞敏洪只是个原型，成东青身上综合了那代创业者身上很多的特点及习惯。于是我就买了俞敏洪及他们那批创业者的很多书和视频学习，了解他们那种人的生活细节、为人处事和成功之道。

《风尚周报》：能理解成东青这种特别“土”的人最后也能成功这件事情吗？而且他的粉丝都很“洋气”，最起码是中国比较有文化、英语最好的那一群人。

黄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并不肤浅，他们的想法很怪异，但有一点我很肯定，他们喜欢有内涵的人，特别是有经历、有故事的人，帅哥美女他们可能也喜欢，但真正能够喜欢长久的还是要靠内在。

《风尚周报》：成东青跟黄晓明的关系是完全相反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黄晓明：是相似，两个人内心的核很像。黄晓明曾经也是成东青，土鳖，很傻气，包括被嘲笑英文，被嘲笑这个那个很多事情，我也曾经消极过，成东青也一样，但最终我们都还是选择坚持，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担当，你说我英文烂，那我就从头学起，几年的时间足够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电影里讲述的是成东青，其实内核是黄晓明。

《风尚周报》：成东青在电影里有三种身份，寒窗苦读的学生、郁郁不得志的老师、创业成功的商人，这三种身份你是怎样去代入的？

黄晓明：我没有刻意去代入某种状态，这三个角色一步步发展而来，你跟这个角色一起成长，又有相似的经历，是每一个情绪积攒而来的感受。

《风尚周报》：开始摄影师杜可风投诉你：“怎么拍怎么帅，没有土味。”后来你这么土，对自己做了什么？

黄晓明：和造型师一起，想尽办法让自己土得掉渣，服装指导吴里璐还贡献了很多旧货市场的宝贝，然后我就拿着这些宝贝开始还原那个年代的形象，像是衬衫口袋别钢笔、裤腰提到胸部下……直到某天，我就站在盯着监视器的导演旁边，他丝毫没发现我，等他回过神来他说以为我是个场工，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希望这次可以完全摆脱“黄晓明”的形象。

《风尚周报》：“土得掉渣”的形象对通常以帅示人的你来说，过瘾吗？

黄晓明：过瘾。每次照镜子看自己，还有别人看我造型然后很惊讶的表情，我都特别开心，希望大家把我当成成东青，遗忘黄晓明，这很兴奋！

《风尚周报》：看预告片里你提起英语，说“还是有点儿阴影”，在拍摄前期，它对你的干扰大吗？后来怎么克服的？

黄晓明：犹豫过，但我选择了面对。我不能因为怕被嘲笑就回避英文，反而，正因为之前曾经被嘲笑，这次接这个角色心里更有底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说得很烂被人嘲笑的时候，但最终通过努力也能成功，我和这个角色合在一起就是展示了这个过程。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一个土鳖逆袭的故事。英文老师只是角色的一个身份，其实我更希望大家看到我在戏中的表现，而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英文上。但英文部分我真的很认真地在练习，把英文老师的台词录下来，反复听读。整部电影的英文都是我自己配的，最后一场谈判是重头戏，纯英文，其实压力挺大的，这部分的配音我也一共进行了四次。

篇（7）

如果，迄今为止你还不愿意走进影院去看一部文艺片，那么陈可辛导演的这部《亲爱的》或许会给你一个诚意十足的理由。

“无意催泪”是骗人的

前段时间，《亲爱的》片方曝出了一支没有对白的先导预告片，在这一分半钟里，没有感人的情节，只有细腻的表演，没有恣意的宣泄，只有直白的流露，在悠扬乐声的衬托下，演员们的每一个表情都是如此真实而感人。虽然导演陈可辛口口声声称自己“无意催泪”，但是戴在《亲爱的》头上那顶名叫“催泪弹”的帽子怕是摘不掉了。

人们常说，生活是灵感的源泉。只有源自于真实生活的故事才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影片《亲爱的》便是取材于现实世界。据陈可辛介绍，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央视纪录片中有关打拐的真实事件，在看了那部纪录片之后，他思如泉涌。“生活其实才是最好的编剧。那种真实发生的曲折和纠结，不是编剧能够凭空编出来的。真事比假戏好看，建立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它才能更加动人。”

片中，原为夫妻的田文军和鲁晓娟婚姻破裂，儿子田鹏是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但是有一天，田鹏外出玩耍，不慎走丢，田文军、鲁晓娟自此踏上了漫漫寻子路。在这条充满无奈和绝望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了一群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同是天涯沦落人，饱受失子之痛的父母们相互搀扶，相互支撑着彼此。多年之后，田文军等人终于循着线索，找到了孩子，但是已经长大的宝贝早已忘记亲生父母的模样，只记得养父养母的好。这一场亲情的拉锯战牵扯出了太多让人揪心的话题，足以勾起一阵阵心酸。

主演之一的黄渤曾表示：“我以往拍戏，对自己的表演都有理性判断，但这个戏让你理性不起来，我经常自己把自己感动了。这部电影像是有一只手，你无法阻止它伸进胸膛，触碰你的心灵。”身处戏中，仍被感动的不只有黄渤，还有郝蕾。据郝蕾透露，她在整部戏的拍摄过程中，只有一天是没有哭戏的，就在那一天她去看了黄渤和张译的表演，结果还是被感动到潸然落泪。

这两年来，喜剧电影的确比较“受宠”，相对而言，带着几分悲情的影片并不怎么“吃香”，但是陈可辛导演却觉得，观众只是看多了喜剧，忘记了悲剧也是很好看的而已。而且，他对“真实的力量”深信不疑，“真实的力量，是我们写剧本都写不出来的。对我来讲，我只是想把真实的、感人的故事搬上银幕。”当然，肯定也有观众认为自己的心理防线太弱，不愿意在影院中看到泪水决堤，但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因为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更多的是蕴含着抚慰人心的力量。“人生很多时候就有一些永远想不到的故事。当一些悲剧或有理说不清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也不一定是你想象得那么‘虐’，只要还有希望，我觉得就是一种情感的释放。”陈可辛导演如是解释。

“给真实的社会找到希望的出口”是陈可辛想要通过《亲爱的》达到的目标。或许在那段寻子的过程中，免不了痛苦煎熬，但是只要真情尚存，温暖必不会缺席。

“合伙人”之后的“梦幻组合”

去年，陈可辛导演的青春励志片《中国合伙人》以其积极向上的态度鼓舞了许多在奋斗路上的年轻人，这部影片不仅一举斩获超过5亿元的票房，更是在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收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这样的好成绩在近年来的“北上”导演之中实属佼佼者。创造了如此佳绩，陈可辛自是舍不得那批优秀的“合伙人”，此次《亲爱的》就延续了《中国合伙人》的金牌班底，而且还增添了几员大将，在陈可辛的眼里，这样的阵容堪称“梦幻组合”。

在影片的准备过程中，陈可辛导演邀请到了《中国合伙人》的编剧张冀为《亲爱的》操刀剧本，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合作经历，这两人会再次双剑合璧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据导演透露，此次《亲爱的》延续了《中国合伙人》的主题：“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也是陈可辛继此之后再度深入内地现实题材。前不久，该片已经率先于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亮相，许多国外电影人观影时都被感动到落泪，有一位电影人这样说到：“我不知道故事会往什么地步发展，但我非常享受这场令人心碎的电影旅程。”

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梦幻团队”自是功不可没。这支团队中除了包含《中国合伙人》中的“大将”外，还具备了绝不输于任何一部商业大片的豪华明星阵容。陈可辛从来不避讳谈论自己喜欢邀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不过比票房号召力更重要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演技。对于此次能够邀请到如此多兼具实力与观众好感度的“合伙人”，陈可辛感叹自己是“被幸运垂青”，“他们诚意而来，倾情演绎，每个导演遇到这样一群演员，都是一种幸运。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真实力量的故事，这是最好的梦幻组合”。

前段时间的会上，几位明星分别透露了各自在片中出演的角色。赵薇自称“亲爱的农村妈妈”，佟大为是“亲爱的律师哥哥”，黄渤出演“亲爱的市井爸爸”，郝蕾为“亲爱的城市妈妈”，张译演绎“亲爱的土豪叔叔”，一直保持神秘的张雨绮则是“亲爱的土豪夫人”。如此璀璨的明星阵容被网友戏称为“组团刷票房”，不过对于演员们而言，他们是真的挖空心思地想要让这个故事更加丰满而感人。陈可辛曾说：“这个组合里，演员跟导演、主创都是合伙人。大家不停地在找角色的力量在哪里，无私交流。剧本已经非常好，但大家都精益求精，希望更强更好。很多时候不是说每人拿着自己的剧本，弄好自己的戏，而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聊，帮其他人想台词。”

看得出来，陈可辛为这支“梦幻团队”感到自豪，而这支“梦幻团队”也的确为《亲爱的》贡献良多，其中的一些演员甚至不惜形象，挑战自我。拥有如此豁得出去的“爱将”，也难怪陈可辛放出了豪言壮语：“这是我迄今为止拍过的最好看的电影。”

LINK：命运多舛的片名

《亲爱的》在最早审批的时候名叫《家》，期间经历了《回家》、《我要回家》、《打拐》、《亲爱的小孩》等多次变动。陈可辛希望用一个拐卖小孩的故事，带出社会不同层面的问题，所以他一度定下了《亲爱的小孩》这一温暖的名字。只是很多人都把“亲爱的小孩”简称为“小孩”，陈可辛觉得这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儿童片，再加上拍戏时，大家都互称“亲爱的”，所以他决定省略“小孩”，留下“亲爱的”。

赵薇

时尚辣妈“秒”变农村大妈

陈可辛曾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前所未见的样子。”将这句话贯彻得相当彻底的当属回归演员身份的赵薇。当影片还在拍摄时，片方以及赵薇自己都曾曝出过片场照，那乡村气息浓重的造型几乎让人无法将照片中的她和生活中小四月时尚美丽的妈妈对照起来。幽默的黄渤称自己第一次看到“村妇”赵薇时的感觉是：“‘女神’落地上了。”不过，他不忘补充到：“扔到村里也是村花级别的。”赵薇也直言：“造型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非常接地气。”

其实早在十年之前，赵薇与导演陈可辛就曾有过一次合作的机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那次合作未能成行。十年之后，《亲爱的》终于实现了两人的夙愿。不过，当初剧本摆在赵薇眼前的时候，这个名叫李红琴的角色还是让她犹豫了。倒不是因为赵薇不愿意“扮丑”，要知道比起她在《少林足球》、《炮制女朋友》等片中的夸张造型，农村妇女实在是“小儿科”。其中的真正原因是：“我觉得非常难演，这个角色不是光靠演技就能够完成的。这里面的真情实感，需要演员达到的情感浓度和高度是非常强的。”但是，对这个角色的喜爱最终战胜了种种担心，赵薇仍然勇敢地接下了这部戏。“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哪怕结果是个悲剧，是一场梦，她的每一步仍然走得非常执着，这是我喜欢这个人物的地方。”不过，就如赵薇在接下这部戏之前预料的那样，在拍戏的过程中，她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令她头疼的一点是，她必须用家乡话来说对白。这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十分简单，但是对于很早就离家拍戏的赵薇而言，就格外别扭了，因为她已经有十几二十年没有说过家乡话了。由于实在缺乏自信，赵薇曾多次向导演、编剧申请能否用普通话来演，但对于李红琴这个角色而言，显然家乡话要更合适一些。无奈之下，赵薇向自己的母亲、身边的朋友讨教，只要是安徽人，她都会试着和人家搭上两句话，练着练着，也就慢慢找回了熟悉的感觉。“我在家里一页页地翻剧本，想象戏里的我会用怎样的感觉把所有的台词念出来。刚开始念我自己会笑，直到后来我突然发现只要一张嘴我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台词好像开始长在我的身上了，我一去念这个台词，就抑制不住各种情感的宣泄。”当赵薇操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拍第一场戏时，监视器后的陈可辛完全被“吓到了”，“她的反应，她的细节，完全是纪实性的，完全都是对的，非常厉害。”

《亲爱的》是赵薇继执导《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的回归作，在拥有了导演的经历之后，当回演员的她在演技上显得更加纯熟，陈可辛更是赞其为“神来之笔”。或许，对于赵薇而言，《亲爱的》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黄渤

喜剧 咖变身苦情男

黄渤可以说是近几年电影市场上的票房“补药”，由其主演的《人再逋局泰濉贰《西游降魔篇》等喜剧都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成绩。不过，黄渤的代表作品中以喜剧片居多，所以当他要出演文艺片《亲爱的》的消息传出时，有些媒体戏称他是“乱入”。对于这样的质疑，黄渤风趣回应：“你真的没有从我身上感觉到文艺的气息吗？”

或许是喜剧角色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总是将黄渤划归为喜剧演员，但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观众的喜爱就是对其演技的最大肯定。黄渤是一个演戏走心，对每一部作品都异常认真的演员，导演陈可辛回忆到，每次拍黄渤的戏份都拍得非常慢，但是出来的效果都令人十分满意。“他特别刻苦，很轴，而且他要求很高，有非常多的想法，希望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在拍戏的时候，黄渤总是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更好，他如此较真的原因除了本身对于演戏的尊重之外，还有就是因为他心中的那份责任感。

篇（8）

“《十二公民》是聚本传媒的起点，这张桌子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进步。”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聚本传媒掌门人王鲁娜说，今年春节公司搬到新办公室，电梯放不下长桌，靠人力从一层抬到了31层。

细算下来，聚本传媒的起点甚至在2012年4月公司成立之前。2011年，时任中国电影集团副总经理的张强找到投资人徐小平，想以新东方“三驾马车”为原型拍摄一部影片。徐小平闭关一个月写出了《中国合伙人》的第一稿剧本，当时还是徐小平投资基金团队成员的王鲁娜负责电影里新东方语录以及一些原址采风工作。

这次合作不仅激发出徐小平的电影梦想，也让自小就喜欢电影、文化艺术管理专业毕业的王鲁娜踏进电影行业。一直怀有电影梦的王鲁娜，负责对接基金投过的文化产业公司，比如制作出《魁拔》的青青树。

“我常常会给中影的朋友讲一些创业者的故事以及社会新闻，张强说你们有这么多故事，背后还有基金支持，为什么不拿些钱出来做一个剧本公司呢？”2012年初，王鲁娜离开真格基金，与作家、编剧韩景龙一起创立聚本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她说，“以剧本为种子孵化项目，是新公司切入影视行业的优势所在。”

这家最初以剧本起家的公司，三年间成为了集IP开发、投资、制作等业务为一体的影业公司，拥有20本畅销小说的影视版权，2013―2014年投入制作5个院线电影以及若干个电视剧项目，其中包括联合出品的《我愿意》、《中国合伙人》，独立出品的《十二公民》，后者在去年获得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雷利奥奖”。

聚本传媒旗下有电视剧、电影两个事业部。王鲁娜介绍，电视剧面对的是全国各大电视台，电视台都有一定的采购标准，导演好、剧本好、演员好就能获得不错的市场反馈，出售高质量的剧本可以为新公司带来现金流。2014年，聚本传媒承接编剧、策划的电视剧《恋恋不忘》，由曾执导过《来不及说我爱你》、《凤穿牡丹》的导演曾丽珍执导，言承旭、佟丽娅领衔主演，这部电视剧最终成为去年的收视黑马。

卖掉剧本后，聚本还会参与电视剧制作。了解运作流程后，王鲁娜不卖剧本版权了，开始用版权招商引资。都市情感剧《不得不爱》今年4月在深圳开机，由曾丽珍执导，潘玮柏、徐璐主演，而这部剧就是聚本传媒引入投资方国龙联盟、阿里影业联合出品的。

聚本传媒的电影事业部主要制作两类影片：商业类型片和艺术探索类型电影。前者按照好莱坞类型片的规律制作，将商业价值最大化。后者以《十二公民》为代表，不以商业回报为第一前提，但是操作更加多样化。王鲁娜介绍，艺术片的核心是品牌，品牌可以带来很多附加的经济价值。

《十二公民》是《十二怒汉》的翻拍作品，首次尝试将西方陪审团制度搬上国内大银幕。其主创团队大多来自话剧界，导演徐昂曾执导过《喜剧的忧伤》，主演何冰、韩童生等都是北京人艺及国家话剧院的老戏骨。

聚本传媒文字总监韩景龙表示，他和王鲁娜不想为了完全迎合市场去追求大投资、大制作，或者是过分趋同的爱情、喜剧类型片。“我们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电影，所以确定做一个现实题材，它是最具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却恰恰是时下电影市场最缺少的。”

这样一部中低成本、窄众、没有大牌、话题新颖的电影，从一立项起，王鲁娜就知道不能期望它有票房上的高回报。5月15日上映以来，《十二公民》排片率在4.5%上下徘徊，首日票房仅有325万元。不过制作和宣发费用刚刚过千万元的《十二公民》，已通过国际版权的售卖回收成本。

话剧班底打造的作品，再回归到话剧舞台当然是最合理的策略。王鲁娜一开始就想同步做《十二公民》的话剧和电影，电影版不仅为话剧版做了广告，每次映后讨论也给剧场版增添了很多可能性，比如是否可以推出南方版、女性陪审员版等。当然，主创班底在话剧上也具有相当的票房号召力。

聚本传媒还将《十二公民》几万字的完整剧本和主创访谈结集出书。“书卖得不错，加上电影和话剧，也算是一个小IP操作成功了。”王鲁娜说。

《十二公民》和其他商业类型片的剧本来源，体现出聚本传媒在剧本开发上的多样性。聚本传媒自称采用好莱坞先进的剧本开发模式。过去10年间，好莱坞的剧本开发模式中体现出愈加明显的跨界趋势，从别的内容来源（如小说、游戏、漫画）改编剧本的电影项目越来越多。电影产业专家史蒂芬・弗勒斯（Stephen Follows）对每年好莱坞票房前100名电影的研究显示，在2004―2013年间，有8年时间改编剧本电影的数量均超过原创剧本电影。

篇（9）

和大多数创业者的的一样，痛苦如约而至，稳定的收入没有了，规律的生活没有了，创业之初意气勃发，但一次重大的项目投资失败，把我们打回了原型，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我们几个合伙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个合伙人说了一句：“我们还活着“，我们都笑了，只要创业之火没有熄灭，我们就会卷土重来。

痛定思痛，发现我们为了追求速度，而背弃了各自所擅长的东西，我们几个以前都是从公关和媒体行业出来的，当时正是WEB2.0风头正劲的时候，利用WEB2.0做营销!将我们的专长都结合起来，很快网络公关突击小组成立了，当时思考这个问题并付诸实践的在国内没有几家公司，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出炉了“封杀王老吉”的案例，随后“中移动”、“惠普”等知名企业也纷纷的找到了我们，很短的时间内，公司的名声打出去了。

在这个期间，其中一位合伙人建立起来的传媒网站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门户网站，曾先后举办过80多期传媒精英讲谈社活动，公司也一度成为国际公关协会公关公司委员会秘书处，同时伴随着WEB2.0的发展，开始涉足博客、传统公关、线下活动等多个领域的公关服务。

当公司如火如荼快速发展的时候，应了那句古话：“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几个合伙人因为各自理想的不同，8年的合作关系走到了尽头，分开的时候，彼此都送上了祝福，但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为失去彼此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惋惜，也为自己第一次独自带队而充满了期待，也有对未来不可知的迷茫。

仔细想想，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团队还在，以前薄弱的策略和策划部分也得到了加强，这是让我欣慰的地方，面对未来的不可知和快速的市场变化要独自面对，心里的底气似乎没有以前足了，不过这些都来不及细想，被逼着已经出发了。这是2011年的事情了。

2012年，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我和我的团队也带着世界末日的紧迫感，快马加鞭，在成功留住老客户的基础之上，积极开拓新客户，一举拿下了一个公益旅游项目，从4月份到12月份，几乎整整一年时间都奉献给了“企鹅的感动——零距南极极地公益行动”，我看到了我的团队48小时不休息的在项目，也看到了整个公司连续一个月没有休假的泡在了项目里，辗转西藏、重庆、成都、烟台、大连，直至40多人的团队奔赴了南极。与其说是我带领着团队，不如说是团队逼着我往前走，团队的成熟，给了我更多的思考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未来发展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公关公司是对经济形式和媒体变化特别敏感的行业，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寒意逼人的2012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这句话，虽然我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但这种紧迫感依然让人窒息，转型，深扎行业成为公司上下的普遍认知。

又一次的摸着石头过河，公司转型的第一刀砍在了户外装备行业上，很快驴皮网上线了，专门服务于户外装备品牌，转型的第二刀砍在了电影营销上面，在2013年也成功的服务了一部电影。

说起着两个行业，还真是有些渊源的，我之前是在网站工作，对于网站的运营很熟悉，加上2012年的时候，在和朋友公司的一次合作中，对户外装备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当时就想，为什么不用媒体来作为撬开这个市场的敲门砖，同时用公关的思维来做一个户外网站呢?于是驴皮网就上线了。截止今天，驴皮网经过了两轮改版，已经有很多客户找到了我们，户外装备行业这算是开始入门了。

篇（10）

好像是一个多年之后的倒影

“老人家就要讲很老的事情。”3月15日，陈可辛在他监制的新片《喜欢你》会上，又一次回忆起了往事，“《喜欢你》这个戏呢给我想到，其实我当年拍过一部……就是不是很搭的人的爱情故事，也是有阶级的分歧，有价值观的分歧，有年龄的分歧，那个就是《金枝玉叶》。我觉得电影整个拍的过程非常像当年我在拍《金枝玉叶》的感觉。”

《金枝玉叶》是陈可辛1994年的作品，当年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那年陈可辛32岁。如今，他55岁了，不变的一头长发，一缕缕白发夹杂其间，一开口就是荏苒光阴。

这是陈可辛到中国内地拍戏的第14年了。最近几年的电影市场上频繁出现他的身影，他执导和监制的几部内地现实题材影片在票房、口碑和社会影响上都表现不凡，从以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三位新东方创始人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讲述孩子被拐卖之后“寻子”家庭与孩子养母双面故事的《亲爱的》，到由安妮宝贝小说改编、讲述两个性格迥异的内地女孩从13岁起“相识相知、相爱相杀”的成长故事的《七月与安生》。正是这些题材和风格各异的作品，让他被认为是“北上”的香港导演中融入内地最为彻底也最成功的一个。

似乎的确是免不了忆旧。主持人问主演金城武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合作与12年前的《如果・爱》相比有哪些新鲜的地方？《如果・爱》是陈可辛进入内地市场的第一部片子，也是他与金城武的第一次合作。陈可辛继续回忆：“当年1994年《金枝玉叶》暑假在香港上的时候呢，旁边的戏院有另外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当时我就看到金城武。我就觉得……因为我生平很讨厌小鲜肉，是什么年代都讨厌小鲜肉，当年的小鲜肉我也讨厌，那是我第一个见到的小鲜肉，我就心动了，非常想拍他。终于在10年后，2004年才跟他合作《如果・爱》，那到今天已经都很久了……”

“老人家”的世界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闪回”。

监制《七月与安生》时，他在片场看导演曾国祥跑来跑去―就像“你爸当年看着我一样”―他想起年轻时拍片的自己，曾国祥的父亲曾志伟是他的监制。

4年前曾志伟60岁生日，UFO（1990年代初陈可辛与曾志伟等几位合伙人一同创办的电影公司）5位合伙人在分手16年后重聚，他在微博感慨：“物是人非，欷[也。还得说回一句我们电影的永恒主题：我们回不去了。当年讲这话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如今……”

熟悉陈可辛作品的人也不断地在他的新作中看到往昔的倒影。

2016年的院线新片中，《七月与安生》是编剧史航喜欢的两部片子之一。“我们看很多戏都是这样的，‘我与你恩断义绝，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相爱相杀，只有他记得把这个相杀相爱补进去，如果相爱相杀，那么相杀相爱，他把这一切绕回来。”尽管陈可辛只是这部片子的监制，但史航看的时候想到了陈可辛的《双城故事》，他觉得《七月与安生》“好像是一个多年之后的倒影”。

2013年《中国合伙人》上映后，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也伴随了很多争议的声音―有人批评陈可辛在用一套粗鄙的成功W价值观迎合中国观众，为他的“堕落”感到遗憾，对他们来说，一个拍出《甜蜜蜜》、《金枝玉叶》、《双城故事》的陈可辛才是他们喜欢的陈可辛。《中国合伙人》编剧张冀从中看到的却是陈可辛一以贯之的东西：“表面上它讲了很多成功，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在讲这几个人为成功付出的代价，特别是情感失落的代价，他们本身的童真失落的代价。……陈可辛的故事就是这样，过往的美好，过往的纯真都在失落……他对这种失落的表达，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陈可辛觉得他一直没变，始终站在同一个位置。在一次访谈中他谈起《七月与安生》：“它是整个成长的故事。……我觉得那种欷[感，跟《中国合伙人》，跟《甜蜜蜜》，跟《双城故事》，跟《如果・爱》是一样的，都有年份的跨度，都有十几年，十几、二十年的跨度。”

他从小就一直对欷[感“特别有感觉”，小时候看TVB的电视剧，一个原本兴旺的大家族，突然家道中落之后，一切破碎凋零，树叶掉光了，人也不多了，然后“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回来，回顾自己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这样的画面一直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在我的审美的体系里面，包括我后来喜欢的歌曲，无论英文歌、小说、电影，永远都往那个方向去选择，结果到自己后来拍电影也一直都围绕着这个题材去拍。”

“有的时候最荒谬的是，一个最不变的人，结果因为一个市场的需要，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那个改变其实是外面的改变，其实里面从来都没有变的。”这两句话是陈可辛为他的电影和他自己写下的注解。

不可能在香港拍一部《投名状》的戏

陈可辛“北上”正是他因市场需要而做出的改变。

1970年代开始崛起的香港电影服务于世界各地“流离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唐人街的华人。但到了1997年前后，香港电影所倚赖的这一市场呈断崖式萎缩，其片在台湾市场的份额从40%瞬间跌至不到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内地市场从2002年院线制市场化改革以来，进入了一个充分释放人口红利的阶段，尤其到了2010年前后，中国电影市场开始了“野蛮式增长”，总票房从2009年的8.9亿增长到了2016年的457亿。院线制推出当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收获国内票房2.5亿。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回忆：“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

陈可辛的故事像极了一个从内地某个小地方到大都市打拼的“北漂”故事。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有位正纠结着是去是留的“北漂”女孩问了他一个问题：“您觉得像北京这样一个拥挤繁华的城市，它是属于您的吗？”陈可辛答：“我不觉得我属于北京。我常觉得香港是一个城乡……所以我来到北京我终于明白，来的人都从不同地方来，所以大家那个野心，来到要成功的野心会更大，而且那个竞争会更激烈，那个人情味会更疏，我觉得你很难建立一个圈子，是你真正地觉得像小时候在家里、在老家那种感觉。”

谈起香港，陈可辛活脱脱就是一个小镇青年在谈论家乡。他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和海防道的交界长大，走到学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每天上学经过的杂货店、小饭馆、文具店、小酒吧都是同学的父母在里面打工，或者同学的同学的父母自己开的；放学的时候在路上疯跑，玩警察抓贼的游戏。在这里，每个人都好像认识，八卦报纸登明星性感照时用的标题是“益街坊”。陈可辛曾转述曾志伟时常说起的一个感觉：“就曾志伟常说回去的时候，海关也说啊你回来啦，今天怎么样怎么样，香港有什么新闻。确实是有一种这种感觉。”

新浪娱乐主编陈弋弋多年采访经历中对香港的导演和演员有个明显的印象，他们都“不是很有架子”。“因为（香港）太小了，你在中环吃个饭，遇见三个明星，你去尖沙咀购个物又遇见两个导演，他就不会像内地这样，因为你太有距离感了，不光是阶层，城乡的那个距离太巨大了，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很遥远。”

1946年出生的演员王学圻是北京人，他在拍《十月围城》的时候对香港人街里街坊的感觉印象深刻。因为拍摄中途导演陈德森情绪崩溃，回香港休养，原本打算只做监制的陈可辛只得自己上手，同时还叫来刘伟强等“一大堆导演”过来帮忙。王学圻发现，本来只是帮忙的刘伟强在片场“该发脾气发脾气”，有不同意见还和陈可辛吵，“陈可辛，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怎么怎么的，他就给人大改大弄，就像拍自个儿的片子似的。”“当家做主”的刘伟强来之前压根儿没谈价钱，“二话不说就来了”，最后只收了导演送的一张价值几十万的1905年的10元纸币。这种“太不见外”让王学圻当时感到“很奇怪”，“也很感动”。“人家香港导演确实是非常棒，一方有难，八方来支援。……我就跟陈可辛导演说，我说这一点咱们内地不会有这样的。”王学圻回忆。

2004年底陈可辛第一次到北京拍戏时看到了一个吊臂之城，“在镜头里面很漂亮，你抬头看哪里都是吊臂”，“根本就像一个外太空的那个未来的电影”。到了2008年，他发现所有的吊臂消失了，“一夜之间整个北京就变了”，“那个感觉很奇怪的”。在2014年某期《艺术人生》的访谈中，他说起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变得太快了，就很没安全感”。拍《如果・爱》时，他在三里屯看外景时选中一幢废弃的老楼，等两周后回来打算开拍时却发现整幢楼都没了。拍戏中间，剧组一路在拍，街头的小酒吧一路在拆。第二天拍，头天晚上都要先讨论哪儿先拆，哪里先拆先拍哪里。

“没有安全感还那么吸引您？”主持人朱军一副要将他一军的狡猾表情。

他讲起《如果・爱》的一场戏，在安定门桥拍的，天上下着雪，周迅躺在结着冰的河上，金城武跑过去抱住她―“那排树，地上的雪，河上的冰，哇，我就觉得好像在东欧拍一样。多美多浪漫那个感觉。”小时候看外国电影，他就对“冬天”、“下雪”、“天大地大”非常有感觉，但在香港永远拍不出来。他曾经在一部片子里花钱用特效幻想了“弥敦道下雪”。1980年代香港电影业景气的时候，剧组为了拍这样的画面要跑到欧洲取景，花了钱却又土又假。他回答朱军，吸引他的正是这些香港所不具有的“很多可能性”。不只是在画面和美学上，题材上也是―《中国合伙人》这样的题材在香港连故事设定都无法成立，更别说市场允不允许拍了。

《喜欢你》导演许宏宇也是香港人，在内地做了近10年剪辑师。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陈可辛到内地之后格局更大了，“你的世界变大了，你的空间、你能想象的东西也相对应会变大。你看《投名状》，你在香港是拍不了的，不可能在香港拍一部《投名状》的戏。”

不能再依靠

进入这个更庞大的世界，陈可辛是吃了一番苦头的。

正值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开始，他面临两个选择：逆流继续拍自己擅长的中产写实题材，或迎合市场拍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古装大片。都是冒险―他选择了迎合时代的那一个。

《投名状》是陈可辛的大片之选，寄托着他“北上”的雄心壮志。可就是在《投名状》片场，陈可辛情绪崩溃了，患上了急性焦虑症（panic attack）。

那是2007年，他第一次拍大片。每天五六百个工作人员挤在他面前，几百个问题等着他解答，但除了南京城外战壕围城一段戏是他“最想拍，也是唯一知道怎样拍的部分”，其他的他“着实没有答案”。

陈弋弋在采访主演李连杰时，记得他说过一个细节。陈可辛拍《投名状》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武打动作怎么拍”，当时的武术设计程小东各种不去执行陈可辛说的东西，“后来是李连杰指着程小东的鼻子骂，因为李连杰可能是他的师兄的这一辈儿，然后帮陈可辛把这个局面抹平。”

还有气候和恶劣的环境。拍千军万马的动作场面时，“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原本住在北京的剧组因为进京的路被山西煤车堵住，每天塞车七八个小时，只好临时搬到镇上的民居里。

一个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掣肘是他与美国投资人―好莱坞独立制片人安德鲁・摩根的巨大分歧。安德鲁是陈可辛的老朋友，从《如果・爱》开始负责打理美国事务。《十月围城》是一部“要有一定的国际的回收才能回本的戏”，安德鲁作为美方监制的角色至关重要。

安德鲁对于陈可辛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可辛这么说：“我在生意上需要一个能依靠的人，摩根是这样的人。”他紧接着话锋一转，“但跟他的合作当中我不停地吃亏，而且是很明显地吃亏。我觉得既然我需要他，吃点亏也无所谓。但到后来《投名状》的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太离谱了。”

这一次，安德鲁这个靠山不仅靠不住了，还一个劲地拆台―身为美国人的安德鲁对中国大片的概念来自《英雄》、《无极》一类的电影，但是陈可辛要拍的“完全不是那右桓龆西”。于是开机前剧本就被安德鲁完全否了。

那段日子的煎熬，《投名状》监制黄建新觉得陈可辛为了电影“有一股劲儿在撑着”。他记得片场铺了很多碎粉尘状的土，这样可以扬尘，增加电影的“质感”。陈可辛每天咳嗽得不行，“一下子哮喘都这样子了”，但身体终于撑不住了。急性焦虑症是有身体反应的―腿酸脚麻，身体无法站定，要不停地跳着、动着。他终于焦虑到不得不离开剧组，回香港看医生。陈可辛向《人物》回忆离开北京前的那一刻：“那几天是冷得不得了，我离开北京机场是有恐惧到有点觉得我不能再来北京。”

在香港待了两三天，陈可辛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几天后回到了片场。急性焦虑症反过来也帮了他。回来之后，没人再说话了，他因此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戏拍完了，片子最终掰回了他“非常喜欢”的结果。

可仗其实才开始。片子出来后，安德鲁重新剪辑了一个少了20分钟文戏的版本，打戏比例上升了，更像一个西方观众习惯的传统动作片了，但“故事都讲不通”。原本这个版本只供海外发行，但在内地上片前一周，安德鲁绕开陈可辛直接找到了香港投资方寰亚和大陆投资方中影，试图说服香港和内地都上映美方版本，他对中影董事长韩三平说，韩总，要是你们上现在陈可辛这个版本呢你们会死得很惨。韩三平做了陈可辛视为“可能一生很大的一个帮忙”―他叫了一群发行经理同时看了两个版本，看完发行经理们“一致觉得”原版更好，陈可辛版本因此在韩三平的拍板下保留了下来。面向亚洲市场的香港寰亚也跟着选择了原版。

陈可辛最终赢了―他成为了首位内地票房破2亿的香港导演，《投名状》也斩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以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大奖。但他和安德鲁彻底掰了。

紧接着，陈可辛找到了一位新的合伙人，保利博纳总裁于冬。2009年，陈可辛与黄建新在北京创立了“我们制作”工作室。同年，“我们制作”与保利博纳共同创立了“人人电影”，宣布3年将拍15部电影，预期票房20亿。

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说：“于冬是end-user，明确需要稳定的片源、建立品牌和开拓海外市场，而我正需要有一位做内地发行的专家……经过《如果・爱》、《投名状》，我看到于冬的专业性。”另一边于冬回忆与陈可辛“牵手”时的说法是“情投意合”。

“我以前一直是，我很有想法，但是又很希望有一个身份上比我高或者知道得比我多（的人）。虽然我其实挺主观，要掌控所有东西，但是我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做NO.1。我永远希望有个人能靠，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复杂，这些复杂的东西呢我不太想知道，我最好有一个，这种老司机，去解决那复杂问题。”陈可辛向《人物》记者坦言这个选择的实质。

《十月围城》2008年底签的约，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

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市场低迷，有人特地忠告于冬，“准备好过冬的钱，Cash is king。”但于冬决定赌一把。他当时手握两部电影，《十月围城》占据较大的投资。“陈可辛的钱我实在是不够，但是我在陈可辛面前还装得没事儿，我来搞定，准备吧，拍。”于冬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化缘似的，于冬从五大广电集团筹了40%的钱，又从私人朋友那里筹来20%，最后从银行贷款4000万，再加上中影集团，这才完成了项目的资金。

《十月围城》是个多灾多难的项目。导演陈德森很早就开始筹备了，历经了两度搁置―1999年，景都搭好了，但一个投资方出了状况，停了下来；2003年非典，重新换了投资方，但一年后，投资方自杀了。

这一次，陈可辛做监制。《十月围城》的多舛宿命顽固延续着：置景砸死过人，置景费严重超支，拍摄基地的老板雇人封了置景地，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演员超期，导演陈德森抑郁崩溃……

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陈德森，噩梦连连，就怕拍不完，做过监制的陈德森屡次向陈可辛表达他的焦虑，忧虑演员的档期，费用的超支，“我们那段时间不见了七八百万”。“他就坚决说你不要管，陈德森，当年我拍《投名状》是虽然也很累，很压抑，可是你有机会去拍这样一个大戏，你就好好享受这个过程。”陈德森向《人物》记者回忆当年陈可辛的回应。

但同时，于冬回忆：“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是我没想到的，我跟陈可辛在不停地吵架，因为预算不停地超支，不停地吵架。”

最终，熬过来的《十月围城》在内地票房近3亿。但是“结果呢拍完那个，因为超支了，就跟博纳就没有再合作了。因为博纳就不认这个超支，觉得那个超支是不对的。”陈可辛说。

又是一次不欢而散。这让陈可辛备感挫败，“本来叫人人电影，计划是大得不得了的，结果什么都没有，那个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挫败感。”

史航觉得，陈可辛“真正进入大陆市场才真正成熟或者说长大，以前他是有一点孩子气的，有一点年少轻狂、幸福时光。……他为什么会变得商业？因为他发现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帮自己，只有自己帮自己。我自己做的时候，这面是术，翻过来就是商业，我不指望另外一个人帮我。这种孤独，我们局外人可能不容易体验，但他一定应该饱尝了。”

的确，经历了与安德森和于冬的相继分手，陈可辛清醒意识到，“我不能再靠一个这样的人了，我不能再依靠。”

他还是摸准了他自己

陈可辛的老搭档许月珍把他到内地的这些年分为两个阶段：“《武侠》还是一个寻找的阶段吧，《武侠》以后，到《亲爱的》，我觉得有一点回到他以前拍片的状态了……就有一点回到我们当年拍《甜蜜蜜》的状态。”

与于冬分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可辛都有“一点点心理上觉得很飘的感觉”。《武侠》便是他在这个阶段的导演作品。陈可辛视《武侠》为自己的“中年危机”，“每一样东西都失败，不只是票房不好、口碑不好，连你的经营，跟你合作有关系的人的关系都搞不好。”

“比如说《武侠》叫《武侠》本身，包括你要改变武侠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太狂的一个事情。”如今他回过头来看，“那也很不像我这个个性会做的事情，但在那个阶段，可能前面的种种东西累积，你那个情绪就非常想做一些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东西。”

在《武侠》“彻底失败了”之后，他终于在《中国合伙人》的契机下，让自己从裹挟其中的大片潮中脱身。接连两部内地现实题材片的大卖（《中国合伙人》5.37亿、《亲爱的》3.44亿）给了他信心和安全感，他终于在时代大潮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相对舒服的位置：不依赖于任何人，既可以继续拍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题材，又可以在市场中有生存空间。

“我觉得他讲故事的方法、方向，或者是他的审美、喜好是没有变的，唯一的变化是他真的用内地人的心态、身份去讲你们的故事。”香港编剧陈嘉仪说。

黄建新认为，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直在一线能做下去的人，他一定解决了语境的问题，不然早就淘汰了。消失是怎么消失的，就是完全不融合了，观众就抛弃了。”

这位被认为最懂内地的香港导演，现在每个月也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几乎全部安排就是从早到晚开会，他与内地社会仅有的接触渠道是自己的员工、合作伙伴以及媒体记者。他不抽烟、不喝酒，更不在晚上参加各种饭局。但一旦他与人交流时，有种绝不敷衍的认真劲儿。这种感觉，陈弋弋在第一次采访陈可辛时就体会到了，“他的交流是很用力的，他是尽量地让你看他心里面的东西。”

也许正是这种特质，成就了陈可辛强大的学习和吸收能力。

陆曾经是陈可辛在内地的宣传总负责人，他记得当时公司内部有个周一早餐会制度，公司里的年轻人，不管是做宣传的、市场的还是实习生，都在会上分享这一周的新见闻―包括最近网络上有些什么很火的新帖子，微博上面有些什么比较好玩的故事，内地有些什么好的小说，等等。“他会认真地听，他会觉得，哦，原来年轻人在想这些东西。”

在陈嘉仪看来，陈可辛就像一块海绵，“一直都在吸收人家好的东西，最后释放出来，跟自己的东西融合，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很大的。”有时她听陈可辛说一个故事时，常常觉得，“哇，好好听这个故事。”但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没有他讲得那么好”。时间长了，她发现了：陈可辛不会去强调别人的弱点，而是“总能抓到一个（吸引他的）点，然后把它转换成他自己想象里边的那个东西。”

《亲爱的》编剧张冀记得在黄渤和郝蕾扮演的寻子夫妻的人设上，他与陈可辛存在巨大的分歧。张冀将他们设置为一对离了婚且已经存在阶层差异的夫妻，而陈可辛觉得一个完整家庭丢了小孩才最直接、有深度。开机前一天晚上，陈可辛仍在质疑这对人物关系，但最终在张冀的据理力争中保留了下来。

“当时是不明白的。”陈可辛承认，“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事情是我拍之前就知道的。我是到拍完那个戏才了解到某一些很细的、有文化差异的细节。”他后来才理解到张冀所设置的“一环扣一环”，“离婚了之后，把整个格局拉大了很多。”城乡差别，在农村没有男孩代表了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都通过这一设定引了出来。

当然，陈可辛比他在香港时更依赖一个内地编剧，但是他还是会转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拍《亲爱的》时，张冀原先的剧本开头是郝蕾饰演的鲁晓娟身处广场上的万人瑜伽队伍中，孩子坐在她的旁边―一个很中国很当下的图景。但陈可辛不喜欢，他带张冀到广州三元里的城中村走了一趟，指着半空中纠结如一团乱麻的电线，说你看这个电线太好看了。张冀立刻就明白陈可辛想要什么了，“就是那么纠结，那么芜杂，而且那么怪诞，但是又那么生动，来自于生活。它是一个跟万人瑜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陈可辛的东西。”

在编剧张冀看来，陈可辛在内地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他还是摸准了他自己”。“他很明确，他自己就是那个大众，他只是好像要比那个大众站得高一点，想得多一点，拍得美一点，他只要尊重了他自己，他的电影一般都会不错。我觉得他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他的电影只要稍微偏离了一点他自己的东西，就迎来很大的挫败。”

叫他匠人商人时，他居然奇迹般保留了一点艺术家特征

“你看有一批导演拍警匪片很厉害，有一批导演拍喜剧很厉害。香港人习惯把一些东西简单化的。他们觉得很忙、很复杂，我赚钱就好了，尽量把东西简单化。但是国内的人，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他拍的电影其实很适合国内的，因为其实他还是关心人嘛，关心人的处境嘛，而且他的戏恰恰就是观众能看懂，但是他也跟你探讨一些平常的问题。”许月珍对《人物》说。

陈嘉仪发现，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对于观众喜好的判断，陈可辛总是一次次被验证是对的。《喜欢你》中有一处情节，她觉得B选择更好，但陈可辛选了A，因为“他觉得观众喜欢的就是这个”，后来试片时，观众对A情节的反应果然很好。公司开会，陈可辛总是说，我在这里是最靠近大众观众喜好的。

这种既不俗套又不远离生活的陈可辛趣味，恰是他能顺利融入内地的基因―一种独属于他的“中产”底色。

父亲也是一位电影导演，陈可辛从小家里“]有中产的钱，但是维持一个中产的生活跟价值观”。这种“战战兢兢”或许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的审美。他喜欢保罗・赛门的歌，里面都是“看得到画面”的意境―纽约的雪，灰暗的天，失恋……“你觉得这些愁都很浪漫的那个感觉”；他喜欢方形的窗户，“拍戏永远都要通过窗户去拍”，一拍古代的时候，没了窗户，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他从小就是在电影院里泡大的。小时候家里没有阿姨，父母看电影就只能把他带上，看波兰斯基的《血屋惊魂》，黑白片，特别恐怖。14岁暑假时，香港影院不停重放老片，他每天看个一两部，一个月能看完50部。这是他的“童子功”。与他合作过的编剧、导演对他丰富的观影储备都印象深刻。他像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随便问他任何一部无论多么小众的外国片，他都能很快地告诉你，哪年拍的，导演和主演是谁，导演还拍过哪些其他的片子。“血液里就有审美的这个东西。”张冀说。

但他的审美绝不是特别“艺术”的。父亲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儿子：“他还没做导演时，我就经常讲，千万不要拍艺术片，艺术片看得人家一头雾水，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人家都不懂。电影这东西是商品，要收回成本，不可以成为艺术。”

父亲的言传或有成效。但更深层的警示来自于父亲的失意―从香港辗转到泰国，只拍过五六部不成功的片子。“我爸的问题是他太觉得自己有才华……你觉得你自己是天才的话，那是一个绊脚石，因为99%的人不是天才。他做很多决定他都会觉得，我就要这样，不去顾很多，其实很多事的成功是天时地利，很多事情加起来的。”

他很早就认定了自己不是那1%，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父亲的失意。陈可辛在一本自传性的书《自己的路》中自我剖析：“为何我的工作态度会这样，会尽量求生存，可能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我从小到大，看到父亲每次回来香港都是为了同一个梦想，就是当导演，却不停受打击。……我和父亲关系很好，我做导演，也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换言之他的失败，其实也是我的失败。”

这种“尽量求生存”的不安全感，一路引着他早早踏上内地市场，作为生意人和文化人的结合体生存了下来。对他来说，变成拥有两种技能的人，可文可武，他才能保住自己站在擂台上。

可陈可辛终究是个“依稀记得自己要什么的人”。“我记得当初我跟作家吴念真聊天的时候，聊到他在杨德昌导演晚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发过一个Email，说你以前拍电影太少了，这是个非常大的错误，你不可以拍那么少。杨导演回的电邮就是八个字，没有动机，哪有作品？我觉得陈可辛到不了这么决绝的份上，但是商业动机之外的创作动机，他每次都是必备的。”史航对《人物》说。

史航觉得陈可辛是那种“如果你把他当艺术家看，他会显得有点匠人、商人，但当叫他是匠人、商人的时候，他居然奇迹般地保留了一点艺术家特征，就是混过海关，夹带火种这样的。”

熟悉陈可辛的人都能很容易说出他“艺术家”的一面。张冀合作中感受到的是陈可辛“创作上的任性”，“非常情绪化”。“大家说他算，说他懂市场，他会在开拍以前一刻对这个故事发生质疑，这是一个很会算的人会做出的事吗？”

黄建新发现，陈可辛的电影里“永远有一部分艺术电影的成分在，你会找着他非常好的段落。就比方说《甜蜜蜜》，看到他在纽约街头，在橱窗前看电视，突然身后过去，然后感觉到了，然后去追，在纽约街头的那些镜头，极具魅力的一些电影的表达。”

至于陈可辛更天才的一面―“用演员是天才”，黄建新简直无法总结：“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里多好，赵薇在《亲爱的》里头多好，她蹲在派出所那个镜头，我永远忘不了。突然她那个小女儿出现的时候，她那张脸，看见小女儿那一瞬间，那个镜头就扣我脑子里了。然后她说的那个安徽话，你就会觉得，哇，演员消失了，就变成了一个人物。真要夸他，他超强的运用演员的能力，演员在他手里都变得有光彩。《甜蜜蜜》，黎明好不好？很好。张曼玉好不好？多好。包括曾志伟，没落的黑道的老大，都很好。王学圻《十月围城》，多好。”

黎明在访谈中讲过一个细节。1995年，通过经纪人的引见，陈可辛认识了黎明。当时黎明做完一圈访问回到家里，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黎明就很客气地请自己的经纪人离开了，和陈可辛继续从凌晨1点聊到了早上6点。多年后黎明感叹，“我很少能和人这么聊，何况还是通宵。”聊天中，陈可辛问黎明几岁到香港，小时候最渴望什么？黎明回答说是麦当劳，“能吃一次麦当劳，就会非常满足。”后来这个细节被陈可辛拍到了《甜蜜蜜》里。

其实到最后谁都是龟

陈可辛的世界里有输赢（他给自己的书起名《自己的路：赢是自己，输也是自己》）。他有个龟兔理论―早年他觉得自己是兔，到了内地之后逐渐意识到自己是龟，现在发现“其实到最后谁都是龟，只要还站在舞台上，兔早就没了。”

做“兔”的那几年在1990年代初。《金枝玉叶》成功之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人都是飘的，“真的是飘的，就是你觉得东西都好像假的一样。”他后来很多次说起过这段经历―“我非常享受《金枝玉叶》上片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一辈子都找不回来。”1992年，陈可辛与曾志伟、李志毅等5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UFO电影公司。公司的第一部作品《风尘三峡》“就很厉害了”，之后他和李志毅、张之亮一人弄了一个剧本，当时觉得是他们入行最好的3个剧本，“有格局，有故事、有情节，又感人、又商业，觉得自己都神了一样。”

如今的陈可辛早已远离了年少轻狂。做“龟”意味着稳扎稳打，未雨绸缪。

《人物》采访中陈可辛讲到2017年2月他原本要开拍的新戏，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剧本，而且已经请到了几个“现在挺难找的明星”参演。但开机前两个月他还是决定不拍了，挨个打电话给演员道歉。身边的人都说，其实你可以拍，有那么好的剧本，那么好的演员，那干嘛不拍呢？陈可辛也清楚，“纯粹站在一个导演的位置”完全可以拍，当下的市场环境下，投资方比制作方多，追着投，即便亏了，他们也都会认，自己分摊投资之后也只担二三成的风险。但他在预估收支无法平衡之后仍然决定暂时放下。他的理由是“你这样做下去其实面对未来，你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对于未来，他依然心存危机。“大家都一窝蜂地要利益最大化，就变成大家都依着整个大数据去排片。大数据使得你其实没有10个亿的戏就不用排了，变成每一个档期，只能有两部戏到三部戏。你排片的权就是看你有没有小镇青年，你有没有三四城市。……因为电影院它有成本，它有地产，所有东西都绑架了电影院的决定，排片的决定，所以使到比较成熟的导演，拍成年人看的商业片―还不是文艺片―都没有空间。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在中国除了小孩看的片，偶像的IP剧，再加上小镇青年的品位加起来，其实所有的东西在电影院根本就没有空间给我，给姜文，给冯小刚，给任何一个这些导演……”

他完全无法想象退休以后的生活。他想一直拍下去（“在工作状态里突然间死去也不错啊。”）。他要想一个办法。

目前有了一个方向：拍网剧。理由很充分。首先，网络可以绕过院线的排片，尽管“网剧也会是小镇青年口味最卖的”，但网络上至少有更为多元的空间。然后是这种“很长的电影”正好为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拍《投名状》时他发现了古装片的另一个世界。古装片中那些人的衣食住行，鞋子脏了回来怎么洗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中间的驿站是怎样的，这些很吸引他的细节在两小时的电影中完全没空间去拍，但网剧都可以。

“我以前拍的每一部电影，要是给我拍网剧，都会比电影好看，因为它有机会给我讲很细的细节。”陈可辛对《人物》说。

篇（11）

大学期间，Lazaro Hernandez在飞机上偶遇《Vogue》美国版主编Anna Wintour――《穿PRADA的恶魔》的原型，以餐巾纸作便条结识了这位时尚界的“点金之手”，并在她的帮助下跟随Michael Kors做助理，Jack McCollough则在美国鬼才设计师Marc Jacobs的品牌实习。

纽约时报称他们是“新一代美国天才”的代表，两位天才少年的品牌创建之路走得也是顺风顺水。2002年，Lazaro Hernandez和Jack McCollough首次合作，完成毕业作品设计。他们的作品大获好评，美国Barneys百货的时尚总监Julie Gilhart大赞他们的设计充满活力，精致成熟的完全不像出自学生之手，更买下了他们整个毕业设计系列。这促使他们为自己的品牌命名，Proenza Schouler由此诞生。

随后一个德国投资者的出现，为他们解决了最后的资金问题，Proenza Schouler在唐人街建立起工作室，之后可以说是订单不断。2002年，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40周年颁奖典礼上，Lazaro Hernandez和Jack McCollough作为“Future of Fashion”部分的代表。这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又理所当然，在此之前他们甚至没有正式过一场时装秀。

2003年，两人携品牌Proenza Schouler首次亮相纽约时装周，《Vogue》法国版主编Carine Roitfeld表示要定下他们所有的作品。之后，CFDA最佳新人奖、服装设计奖、时尚基金奖被他们一一收入囊中，2004年还获得了最高20万元的奖金，包括今年在内，两人更是三度获CFDA年度女装设计师大奖了。

碰撞出纽约式活力

2007年，Proenza Schouler与Valentino时尚集团达成合作，Valentino收购其45%的股份，为这个年轻品牌提供资金和战略支持。2011年，Proenza Schouler再次资金重组。对Lazaro Hernandez和Jack McCollough来说，遭遇收购并不是坏事，两人的精力都放在设计这件事上。

Lazaro Hernandez和Jack McCollough从初次合作就备受青睐，以充满运动气质，兼具优雅实用的摩登风格杀进时尚届。1+1的设计组合缺一不可，Lazaro Hernandez曾说，如果只有他们两人中的一个，那么你所看到的就不会是今天的Proenza Schouler了。

如果说毕业设计奠定了两人合作的基础，那么跟随时尚大咖实习积攒的人脉与经验则为创建品牌打下了基础。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两个年轻人自己掌控品牌，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在一阵手忙脚乱的摸索中渐渐形成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独特的品牌风格。但两个人一起工作不可能没有分歧，他们坦言自己都是很自我的人，如果Jack McCollough想要用黑色，Lazaro Hernandez想要用白色，那么最后他们会选用灰色。

但他们的组合又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不想让人觉得他们的设计只是生硬的拼凑。这两个现在应该叫男人，但骨子里还是男孩的双人组会定期离开工作室，创作前来一次旅行，波拉波拉岛（Bora Bora）的潜水旅行后，诞生了2010年充斥着冲浪与滑板灵感、潜水元素的早春度假系列。也会整天泡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研究古代日本渔民的和服图，创作了2012年秋冬带有东方风情的“武士”系列。2013年春夏系列，两人更是在网上“旅行”，大量参考了Tumblr微博风格。总之两人就是很用心的在玩设计，尝试新技术，传统主义与未来感的结合，毫不费力的摩登腔调牢牢抓住了时尚女性的目光。

It Girl追捧的设计新贵

对很多人来说，Proenza Schouler这个年轻的美国品牌还很陌生的话，PS1学院风手提包绝对不陌生，曾受到It Girl疯狂追捧的PS1复古书包款，在2009年掀起一股书包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