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学艺术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刘辰翁(1231—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曾大量评点过诗文,所著《南华真经点校》[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庄子散文评点,开后世《庄子》散文评点之先河。与林希逸“条分而缕析”的批评方法不同,刘辰翁的评点较为灵活,主要是以直观感悟、随手批点的方法,运用生动形象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向读者揭示出《庄子》散文的艺术魅力。他说:“庄子文字快活,似其为人,不在深思曲说,但通大意,自是开发无限。”(《齐物论》)[②]其评点文字长短不齐,多则几句,少则三言两语,甚至一字,但语短情长,耐人寻味,很有启发意义。正因为刘氏的评点表现为即兴随感式的,所以就显得较为散乱,缺少系统性和理论性。再加上刘氏曾评点过大量诗文,又评点过小说《世说新语》文学艺术论文,因此其《庄子》评点受诗歌和小说评点的影响较大,在概念的使用上显得丰富多彩,使人较难把握。如他在评点中常使用像“痛快”、“奇俊”、“洒脱”、“清丽”、“气象”、“洁静”等一类的词,如果读者缺乏一定的审美鉴赏经验,就很难体会这些词所蕴含的真正涵义。但刘氏毕竟长期涵容于评点鉴赏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因此在评点《庄子》的过程中,这些特点又时时反映出来。仔细推敲其评点,可以发现刘氏主要抓住了《庄子》散文的以下几个特点来进行鉴赏的。
第一,庄子善于描摹人物,叙述故事,体察物情,能画出“不尽之意”。《庄子》一文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既有作者理想世界中的人物,也有现实中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儒家圣人,也有江湖大盗;既有神人、美人,也有畸人、丑夫,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融汇在一起,俨然一幅形态各异的群生图。他们各有性格,各有口气,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充分展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表现能力。林希逸在《口义》中已注意到《庄子》散文这一特色,每一“画笔”来称之。刘辰翁继承了林氏的说法,常以“画意”来评论《庄子》。如《大宗师》篇谓驼背人子舆闲适得很,蹒跚地走到井边照着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极是画意”。《天运》篇谓“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他认为这是在“画馀意”。但刘辰翁又在林氏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发挥,他每每抓住庄子人物形象中最传神的东西,将人物的性格特点及精神面貌传达给读者,以达到“若点眼睛便活”(《齐物论》)的效果。如在评点《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说:“语其游,语其神,亦犹儒者气象,可以想见。”便抓住了神人“游”和“神”的特征,从而将“犹儒者气象”的神人形象揭示了出来,让读者去领会、体悟。在评点《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一段时说:“三句画子綦已尽,并与形骸之外者著之矣。”认为这几句话不但将子綦的形象完整地勾画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将他身体之外的东西也“画”了出来。评点《养生主》“庖丁解牛”说:“写得提刀四顾踌躇,亦觉此老神气独王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林希逸最早对其艺术特征进行阐述说“画出一个宰牛底人”。而刘氏的评点,更将庄子笔下的“庖丁”形象活灵活现地还原给了读者,让人觉得此人就在面前,言行举动神气活现,可谓传神写照、画龙点睛之笔。刘辰翁还发现庄子善于运用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等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在评点《人间世》“颜回见仲尼请行”一段时说:“看他写出回口中语,不过二三十字,别是谆至貌恻。”认为颜回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不过二三十字文学艺术论文,但其敦厚的性格、忧戚的神态和内心活动已显现出来。评点《德充符》篇“申徒嘉与子产”一段对话时说:“其为子产语,虽等闲杜撰,亦古意雅甚。”认为子产的话虽杜撰出来,却有其时代特点,并与其地位身份相符合。当子产被批评得“蹴然改容”时,他评点说:“笔下写出子产惝怳自失之状”,子产的神态、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读之不觉使人失笑。可见,刘辰翁是以评点小说的手法来评点庄子的。因此他在评点过程中经常将《庄子》与小说联系起来。他批评人们说“从浅至深,句句是道,今人作小说看了,喜其文而已。”(《山木》)其实,刘辰翁也未尝不这么做。他在《马蹄》篇就一会儿说:“起语突兀,本是小说家。”一会儿又说:“小说家时时有之。”在《徐无鬼》篇更直截了当地说:“虽小小说,亦必有情致。”刘氏以小说评点的方式来评析《庄子》,无疑能揭示出庄子散文的独到之处。
刘辰翁进一步认为作文如同画画,只将画面画出还不行,还要留有馀地,留出想象的空间,让人读之有不尽之意。他认为庄子在叙述故事、体物状情时,常常能画出“不尽之意”。他在评点《山木》篇“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雀”一段时说:“作文如画,画者当留不尽之意,如执弹而留是也,此间妙意在捐弹而走。” 刘辰翁在这里指出,《山木》篇先写“庄周”执弹而留守于栗树之下,接着又写他“捐弹而走”,终于没有将弹发出,这正是《庄子》像画家那样“留不尽之意”。在评点《天地》篇“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一段时说:“眼前事物,外意第杂,说亦不可及。抱瓮之状与橰之为物,曲折备具于其往复、俯仰、缓急,如忿然作色?Γ允巧猓谘酝狻!比衔铀栊吹恼庖还适拢嫦拭鳎次锎瘢宋镨蜩蛉缟摇巴庖獾印保芏嗖痪≈猓灾痢八狄嗖豢杉啊薄S惺彼纸庵只安痪≈狻背浦盎乓狻保纭短煸恕菲幸欢巍翱鬃蛹像跤锶室濉保峁鬃颖焕像蹀陕浣萄盗艘欢伲嵛灿小翱鬃蛹像豕椋詹惶浮绷骄浠拔难б帐趼畚模赖闼嫡馐恰盎乓狻保蛭蒜乓饣觯允刮恼赂右馕渡畛ぁS肓窒R菀谎乇鹣不丁镀胛锫邸贰按罂猷嫫币欢问榛獾奈淖郑?
翏翏一语,便有描摸,其下不过山林二物,举其概甚疏,杂以七八者字,而形与声若不可胜数,妙在于喁一语,映带前后皆活,重出愈奇,调调刁刁又画中之远景,形容之所不尽也。
很明显,刘辰翁的欣赏视角与林希逸有所不同,林希逸认为此段文字是有声诗,庄子居然能将“天地间无形无影之风,可闻而不可见之声”画得出来!而刘辰翁虽然也欣赏庄子“形与声若不可胜数”的奇妙,但他却以“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为更妙,认为此句语映带前后,不仅使风之形象、情状再度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更重要的是带出了后面“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一句,而此句是画中的远景,给人以朦胧缥缈之感,实是画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用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所以“形容之所不尽”。刘辰翁抓住“画不尽之意”这一点来分析此段,无疑更具有艺术魅力。
第二,庄子的散文极有“味”。刘辰翁是以艺术鉴赏家的眼光对《庄子》进行审美观照的,因此在他看来庄子的散文极具诗情画意,含蓄蕴藉、富有意味,故刘辰翁每以与“画”紧密联系的“味”这个传统的诗歌审美范畴来评价《庄子》。梁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中就已使用“味”、“馀味”、“滋味”等概念来进行文学批评了。如他在《隐秀》中说:“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深文隐蔚,馀味曲包。”在《声律》篇中说:“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在《体性》篇中说:“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钟嵘在《诗品·序》中正式提出了“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强调诗歌要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唐司空图则在《诗品》中进一步提出了“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审美理论。此后批评家每以“有味”、“无味”来品评诗歌,认为这是诗歌应达到的艺术境界。南宋以来,人们经常把诗歌中的一些批评概念引用到散文中,以此来丰富散文的鉴赏理论。林希逸开始使用“味”这个概念来品评《庄子》了。虽然用得不多,但很有启发性。如他说:“笔势如此起伏文学艺术论文,读得透彻,自有无穷之味。”“虽然一转,甚有意味。”认为从形式上说,庄子的文章技巧性很强,很有意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此数句极有味”、“此语尤有味”又认为庄子的语言韵味无穷,很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味”更是刘辰翁在评点诗文时一个很重要的审美范畴。他每以“味”来品评诗歌:“绝句难作,要一句一绝,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为正。”(《唐诗品汇·历代叙录》)他更在林希逸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味”来评点《庄子》。如他在《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下评点说:“设客以见主人,语有味。”《人间世》孔子教训葉公子高时有“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一段话,刘辰翁评点说:“此意人人晓得,只不似他能言,有许多馀味。”这里的“味”、“馀味”即语有不尽之意,也就是刘勰说的“馀味曲包”、钟嵘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刘辰翁又以“味”来评价庄子的“譬喻”。在《口义》中林希逸每以“奇特”来赞赏庄子的譬喻,而刘辰翁更多的是品味庄子的譬喻,如《在宥》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一段,他评点说:“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言物有不同而以类相感,人事皆若此,比为狐兔、松柏之喻,又有味。”认为以“狐兔、松柏”之类的比喻来说明治人的危害性,值得人深思,意味无穷。评点《外物》篇“胞有重阆”一段时说:“胞有重阆,直指空阙处也。室无虚则塞其竇矣。妇姑勃磎,狹路博则不得也。大山、大林见者畏其阴森,眩其广莫,皆神者不胜耳。譬喻切近有味。”认为这些譬喻贴切自然而有意味。又在《则阳》篇“触蛮之争”的寓言后评点说:“以为实固无理,以为虚亦或可厌,最是以意实之,而其理确,然无不实。但见有味,愈广而愈不厌也,读者超然,愈有所醒。”认为此譬喻虚虚实实,很有味道,虽然作无限夸张,却能使读者超然醒悟。除了使用“味”、“馀味”外,刘辰翁还使用像“滋味”、“讽味”、“风味”之类的词来评点《庄子》。如在《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首段评点说:“极浮世薄恶之滋味。”在《徐无鬼》篇“吴王浮于江”一段说:“但譬已警,添董先生又高,未有无风味者。”这里“滋味”、“风味”是与“味”同一意义的审美范畴。在《田子方》“温伯雪子适于齐”一段说:“规矩龙虎体状得似,所谓嵬岸抑扬者,两语深中人心,时时讽味不绝。得于人者,可以无怪,施于人者,可以戒之又戒也。”是说庄子刻画得很具有讽味意味,能使人引以为戒。“讽味”一词无疑很好地?得髁俗印柏獍迥钡奶氐恪?
第三文学艺术论文,庄子散文又具有“奇”的艺术特征。林希逸在《口义》中曾多次以“奇”来评析《庄子》。刘辰翁继承了林氏这一说法,也每以“奇”这个审美范畴来评点《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他评之曰:“语奇。”是赞其用语之奇。《骈拇》篇有语云:“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他评之曰:“其所谓性,即所谓德也。其言扶疏,其字错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无谓者,故其所以为奇也。”是赞其用字之奇。《德充符》中有“王骀”一人,他评之曰:“‘王’字林作王天下之王固奇,只作王骀之王更奇。”是赞其起名之奇。评《列御寇》篇“郑人缓也”一句曰:“个般起语,便是庄子撰得奇。”是赞其起语之奇。然而刘辰翁绝不认为庄文之“奇”仅限于这些细微的地方,他更认为《庄子》具有“意奇,文奇,事又奇”的多重审美特征。他在《齐物论》中评点“罔两问景”的寓言故事时说:“影已无形之物,罔两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达生》篇有“祝宗人说彘”的寓言故事,是庄子让祭祀官与猪对话,他评之曰:“玄冠说彘,皆奇事也。”在《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一段后又评曰:“两‘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负走,何其奇也。”在刘辰翁看来,庄子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寓言故事,无不具有奇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他更以为像《齐物论》篇“庄周梦为胡蝶”、《徐无鬼》篇“郢人运斤成风”之类的寓言故事,更有出人意料的“奇又奇也”的美学特征。“梦觉齐人物、齐小大、齐是非、齐生死,齐尽在是矣,奇又奇也。”(《齐物论》)庄周梦蝶的一个小故事,居然无所不“齐”,真可谓“奇又奇”。然而,刘辰翁又认为,庄文之“奇”并不只是单一意义上的“奇特”,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因素,因此他又以“神奇”、“怪奇”、“奇俊”、“奇诡”等具体意义的审美范畴来评论《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刖者之屦,无为爱之。……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他评之曰:“娶妻不使,本非以形不全,故经他变化,无不神奇。”意思是说娶妻者免除服役,与前文形不全没有关系,但经他变化,前后意思联系了起来,可谓“神奇”。《至乐》篇有语云:“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文学艺术论文,其意蹶蹶然恶之。”他说此事实在可称“怪奇”。《天运》篇有语云:“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他说这里所表述的意思,实可谓“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马蹄》篇末谓马因受到人为的约束而学会了盗智,他就指出这番话真可谓“奇俊”。刘辰翁将“神”、“怪”、“诡”、“俊”等因素引入到“奇”中,大大丰富了庄文“奇特”的思想内涵,也使《庄子》散文“恢诡谲怪”的特征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外,刘氏还认为,庄子在行文中能将平凡转化为奇特,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徐无鬼》篇有“子綦有八子”的寓言故事,他评述说:“前所言,未奇也。虽鹑、牂语,亦未奇也。至盗刖之鬻之,则奇矣。”《徐无鬼》篇先谓子綦的儿子梱没有任何功劳而有“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的征兆,这未足为奇;继谓子綦父子“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宎”,这也未足为奇;及谓使梱去燕国,途中为盗贼所掳获,“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则奇矣。可见,庄文能从平淡无奇中转出奇,刘氏的这一说法对于后人的文艺创作,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刘辰翁将诗论与小说理论的审美范畴引入了庄子散文评点,开启了庄子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对明清庄子散文评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今人重视。
[参考文献]
“比”字差比句是指由“比”字短语充当状语的比较句,其基本句式为“X比YW”,X、Y为两个比较项,W为结论项。“比”字句是差比句的典型句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到重视从而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试图对“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一
关于“比”字差比句的否定形式,历来有多种看法。
一种认为是“没有”型比较句。吕文华(1994:194)明确认为“X不比YW”“并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其否定式是“没有”型比较句。李英哲(1990:94)、刘月华(2001:846-849)也持相同观点。
一种认为是“不比”句。赵金铭(2001)提出带有“不”的否定句就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多在“比”之前,但也可以用在“比”后。谢仁友(2006)、王黎(2009)等持此观点。
还有一种兼上两种看法,认为“不比”句和“没有”句都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文学艺术论文,但是功能不一样。张和友(2002)认为“X不比YW”是对“X比YW”的语用否定,而“X没有YW”是对“比”字句的语义否定。刘丹青(2003)认为,在形式方面一个肯定差比句式可能对应两种不同的否定句:一为单纯否定式,如“不比”句;一为变异否定式,其使用不同的比较标记和句法结构,如“没有”型或者“不如”型句式。徐燕青(1996)、殷志平(1998:248-256)等也持此观点,认为“不比”虽然形式上是对“比”的否定,“不比”句的形式和内容往往不一致。
二
关于“不比”句的句式义也有诸多说法。
一义论,主张“不比”句只有“X和Y差不多”一种意义。吕叔湘(2002:360)提出“不比….”可以表示均齐意义,后来(1999:74、92)又认为“不比”句只强调有差异。刘月华(2001:846-849)也认为“不比”句的基本语义是“X跟Y差不多”。相原茂(1992)认为“不比”句是把有可能会有的两种情况作为一个状态而表现出来的,其所表示的中心意义是X、Y之间无大的差别。“X不比Y~W”(~表示逻辑义“非”)通常预设“YW”论文提纲怎么写。“不比”句总含有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想法和意见试图进行反驳的意味。贾颖(1996:65-69)等也认为“不比”句表示X和Y相差无几,其功能不是表示比较,而是表示纠正、反驳、申辩。
多义论,主张“不比”句蕴含多种意义。
蒋静(2003)认为“不比”有两个意思:表示“比不上”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有程度高低的差别,是“量”的区别;表示“不同于”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的“质”的区别。袁海霞(2010.2)提出其语义类型有两种:a.“在W上,X≤Y”,表达一种或然关系,强调两者都有可能;b.“ X不像Y那么W”。
殷志平(1998:248-256)把“不比”句句式细分为三种:“T1X不比T0YW了”、“X不比YW”和“X不比Y更W”,认为它们都表示“X≤Y”的意义。前者预设“T0(X<Y)”,与句义构成转折关系,而后两者预设“Y~W”。刘焱(2004:162-186)也将“X不比YW”分为三类:一类由否定词“不”表示的“比”字句的反问形式文学艺术论文,语义是[+X更W];一类由副词“不”和动词“比”组成的动词性比较句,语义是“X<Y”;还有一类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显示X与Y的类同”。
吴福祥(2004)在相原茂(1992)基础上继续讨论“不比”句的语用功能,认为“X不比YW”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主观性的反预期的结构式,其类型可以分为三种:a.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b.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c.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谢仁友(2006)则将“不比”句句式义分为三种:一是陈述差异,表示“X≠Y”;二是陈述差距,表示“X<Y”;三是否定差距,即“X≈Y”,又可细分三种小的语义类型,“X、Y都不一样W”、“X、Y都一样W”和“X、Y都一样”(无所谓W否)。
周小兵(1994:249-256)将“比”字句否定式分为四类:a.“X不比Y+VP”是话语否认,说话人否认或者反驳别人的看法;b.“X不比Y+VP+数量”,意为“X只比Y+VP一点”;c.“X比Y不VP”是一般的句子否定,蕴含“X和Y都不VP”;d.“X比Y+VP+不+数量”预设“X比YVP”,蕴含“X只比Y+VP一点”。徐燕青(1996)对“不比”句系统做了全面考察,认为其语义类型可分为六类:a. X跟Y一样W;b. X跟Y一样W,甚至比Y更W;c. X没有/不如YW和X比YW(X含任指) ;d. X比YW (“不比”句为反问句) ;e. X跟Y差不多W;f. X跟Y不一样。
三
目前讨论“不比”句多义动因的论著较少。
徐燕青(1996)分析了“不比”句多义的句内、句外两个因素:a.心理因素(感情倾向和心理态度); b.“不比”句某种意义的特定的表现形式;c.“不比”句本身的某些附加成分(语气副词和数量词语) ;d.比较对象(尤为比较项X ) 和比较结果的性质;e.“不比”句所属的类型。
殷志平(1998:248-256)认为影响“不比”句多义的主要语境因素是比较项所指事物的性质和类别、比较项的抽象和具体、比较项的抽象与否以及副词的使用。
王黎(2009)提出由于“不比”句在执行否定功能时否定辖域占据的不是一个具体、明确的意义“点”,而是覆盖着一个意义“面”,句式本身不提供一值性判断。根据“胜过”、“不如”和“等同”三种比较关系,在否定“胜过”或者“不及”时,必然会留下两个意义空间“不及(或胜过)”和“等同”,这就是“不比”句多义的内在动因。
四
另外文学艺术论文,陈一(2008)讨论了“不比”句的偏依性对举式“不+比N+大量/定量补语,比N+A+小量补语”、“N1+不A,N2+比N1还不A”、“ N1+不VP,N2+比N1还不VP”。贾颖(1996:65-69)认为“不比”句中表比较结果的形容词使用情况很自由,谢仁友(2006.4)考察了“不比”句句式义的历史来源, 张和友(2002)、王黎(2009)等均讨论了“不比”句语义的优先理解。
五
综上所述,关于“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以语义平面最为突出,观察细致,分析全面,而在语用研究和对相关现象的解释方面尚待进一步深入,比如,“不比”句多义的动因,结论项含否定词致使句式不自足等。
参考文献
陈一偏依性对举结构与语法单位的对称不对称,《世界汉语教学》,2008.3
贾颖“不如”句、“不比”句与“没有”句,《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汉语学院编),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蒋静比较句的语义偏向及主观程度的差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4
相原茂汉语比较句的两种否定形式—“不比”型和“没比”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李英哲《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刘丹青差比句的调查框架及研究思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戴庆夏、顾阳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刘焱《现代汉语比较范畴的语义认知基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王黎“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9.3
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2004.3
谢仁友现代汉语歧义句式“X不比Y?Z”的语义类型,《语文研究》,2006.2
徐燕青“不比”型比较句的语义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2
殷志平语境与否定比较句,《语言研究的新思路》(范晓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袁海霞“A不比BW”的语义及其方言分化形式,《长江学术》, 2010,2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1.引言
作为禅宗六代祖师慧能言语记录的《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以“经”字冠名的中国佛教理论典籍,主要记述了六祖慧能(638-713)的生平事迹和语录。其文字简明易读,近于直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论禅宗》一文中所说:“禅宗的语录的特点是,它不用翻译佛经典所用的那种翻译文体,也不用魏晋隋唐那种骈体文言。它能够用当时通俗易懂的白话,把佛教和佛学的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冯友兰 1988:6)
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历代《坛经》中都存在大量的修辞手段,主要有反问、设问、比喻、对偶、映衬、比拟等等,如成书于733年的敦煌原本《坛经》中就主要运用了省略、引用和比喻的修辞手段(张子开 2003:55),而成书较晚的德异本和宗宝本中修辞手段更多,其中尤以比喻的使用最为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将其译为英语的过程中,译者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比喻的呢?为了便于分析,现将本文所采用的汉英版本交代如下。本文所用汉语版本是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的汉语本(下文中再提到《坛经》汉译本,即指这个版本),而英译本亦以这本书中的英译本为主文学艺术论文,同时参照我国译者黄茂林(Wong Mau-lam)1930年的译本和英国学者Christmas Humphreys1953年的修改本。
2.《坛经》中比喻修辞手法使用统计
《坛经》共十品,各品摘要讲的是顿悟与渐悟的差别和方法,说明佛法本无二分,所谓顿渐只是因人的不同而不同;第九宣召品讲到当时的则天女皇对慧能宣召及大臣薛简对大师禅宗大法的领悟和宣扬;最后第十嘱咐品是大师临终前对众弟子的开悟和嘱咐,涉及到三科、三十六对、众生皆有佛性等思想。下表是对《坛经》各品字数及所使用的比喻手法的统计。
(表一)
品名/比喻手法
字数
明喻
暗喻
借喻
共计
行由第一
3756
4
1
5
般若第二
2801
9
1
10
疑问第三
1515
1
2
3
定慧第四
1051
3
3
坐禅第五
390
忏悔第六
2412
2
2
4
机缘第七
5087
1
1
2
顿渐第八
2323
1
1
宣召第九
786
1
1
嘱咐第十
3557
1
2
3
共计
23718
23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构建起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韩非子》中,寓言成为其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据。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保存下来为数不少的寓言故事,其中又以《韩非子》一书为最多。《韩非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先秦寓言中很具代表性的。不同于《庄子》寓言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韩非子》的寓言多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多把改造后的历史故事和谐地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其所用。
《韩非子》寓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圣者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贤臣有伊尹、周公、管仲、子产,士则有孔子、墨子、商鞅、吴起,霸主有齐桓、晋文,奸邪有费仲、竖刁、易牙,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经过韩非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寄寓韩非主体意志的变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人物中,韩非对儒家的批判最为激烈,尽管如此,孔子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有四十五处之多。其中涉及孔子的寓言集中保存在《说林》、《储说》、《难》中。韩非出于阐述政治、哲学思想的需要对关于孔子的史实和言论进行了不成程度的改造或虚构,故使孔子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五十五篇中,含有寓言故事的篇目有十八篇文学艺术论文,而其中包含有关涉孔子的寓言的有十二篇之多。因为孔子与韩非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总是被作为批驳的对象,但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韩非在寓言中还要借助他来说理或者阐述某些观点,所以在寓言篇章中,对于涉及孔子的历史事件和相关言论,韩非“重其义而轻其事”[1](P20),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虚构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使孔子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复杂性。总的说来,《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站在法家对立面,受法家批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简单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的言论较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但这些言论是与法家的观点相抵牾的,往往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难一》)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充分肯定了舜的“仁”和“德化”,这也是儒家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体现。陈奇猷先生在案语中指出“此条疑韩非引自别本《论语》”[2](P846),“韩非曾见别本《论语》。后文‘仲尼’云云各条同此”[2](P842)。然而韩非对孔子的评价给予了激烈的反驳,他通过“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的辩难,提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难一》)的问题,最终申明自己的法治主张“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难一》)。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文学艺术论文,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难三》)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对三位国君提出的相同问题给以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都是符合孔子“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标准的。然而,韩非却贬斥孔子的观点,他从法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仁爱是法制败坏的根源,要达到目的三位国君只需要凭借权势做到“知下”即可:“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其他诸如孔子称赞晋文公“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难一》),称赞襄子“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难一》),称赞文王“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难二》)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韩非批驳的对象。韩非正是通过批驳孔子的儒家思想,从而使自己的法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得到树立。因而,在这样的寓言中,孔子被塑造为“仲尼不知善赏”(《难一》),“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的法家驳斥的对象。
(二)既有儒家性格,又大力宣扬法家思想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较具特色的孔子形象。因韩非在选取事实时“但取其足以明义”[1](P20),因而“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1](P20)。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形象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巧妙变形,孔子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实际上是在宣扬法家思想。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文学艺术论文,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外储说左下》)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违背常理先吃了擦拭桃子的黍子,然后才吃了桃子。这一举动表面看来是符合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的,符合孔子主张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但实际上,韩非是通过孔子严格维护黍和桃在五谷和果蓏的等级这类小事来宣传自己“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的极端的等级观念,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丧失贵贱、上下之间的等级观念。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
这一段话初看来,极像在表达儒家的观点,他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公平”。但仔细品味这些话又似是而非。虽然儒家主张礼治,但是这种礼治的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它赋予贵族以特权而刑罚主要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见,儒家的礼治根本就不存在刑罚的真正公平。这里的“德”、“概”其实是“法”的代名词。“以度量衡之平喻法,是法家共同的作法。法家认为既然法是由国家制订的,因而就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就应当是客观的、公平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3]
另如,“子路私食役夫”条(《外储说右上》),通过孔子阻止子路“以由之秩粟而餐民”的寓言,表面上是宣传儒家的“仁义”和“礼”,而实际上是要表达韩非极端的君臣等级观念和“善持势者早绝其奸萌”的政治观点。“夔一足”条(《外储说左下》),它符合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韩非借孔子将神话历史化来表达臣下“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的观点,要求“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
(三)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的孔子
这类形象是《韩非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孔子形象。在这类寓言中,孔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儒者的形象,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底的法家人物的言行。在这里孔子的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异化,他直接以法家面目出现,代法家立言。刘凯在评论这类孔子形象时说:“为推行法家鸣锣开道,表面上像是肯定孔子,而究其实质,却是一种变形的精妙的幽默讽刺。”[4]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文学艺术论文,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
在这则寓言中,孔子完全脱去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他认为法宽则人易犯,法严则无敢犯。因而,他不认为“刑弃灰于街者”是重刑,反而认为严刑重法是“治之道”。这里的孔子已经完全成为韩非思想的代言者。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内储说上》)
在这则故事中,孔子认为无人救火的原因在于“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孔子认为重罚可以治事,因而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从而将孔子刻画成一个崇尚刑罚并且思维敏捷的法家人物。
类似的寓言还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条(《内储说上》),从孔子“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孔子已成为一个维护君主绝对权威的法家人物。“管仲相齐”条(《外储说左下》),孔子批评管仲“泰侈偪上”,这里的孔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评价管仲,他绝对维护君主与臣下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臣主之理”。在这类寓言中,孔子被塑造成为法家思想的传声筒。
二、《韩非子》寓言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作为春秋末期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显学”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指孔子——引者)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5]可见在战国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韩非子》书中对这一形象也有客观的记载:有直接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五蠹》)文学艺术论文,《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也有侧面肯定其贤者圣人形象的,如《说林上》“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条,通过“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的描写,从孔子与商太宰的对比中和子圉的嫉妒中肯定了孔子的贤者圣人形象。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孔子的面貌的。然而《韩非子》寓言中的孔子形象与这种贤者圣人形象有很大的出入,“韩非子的寓言人物都是为了证明作者的法治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存在的”[6]。在《韩非子》寓言中,孔子已经被异化为韩非法家思想的承载物,是一个假托的虚拟性历史人物。韩非之所以选择孔子作为异化对象,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弘扬法学的需要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战乱频发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思想文化领域,诸子横议,著书立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学派之间相互论战辩难,都想要使自己的学说显于当时,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付诸实践。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商鞅的重法思想和慎到的重势思想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以法为主术、势结合的比较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7],“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显学》)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8]韩非要弘扬法学就不得不批判和异化孔子形象,只有这样,韩非才可以获得贬儒扬法的目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者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辩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校也。”[9]章说可谓深切韩非借变异孔子形象弘扬法学的要旨。
(二)“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横议,各学派虽纷纷著书立说,但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救时之弊”。先生曾指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10]儒家虽然屡遭韩非的批判,但是韩非的思想与儒家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中就曾指出:“韩非在先秦诸子中为最后起,他的思想中摄收有各家的成分,无论是作为亲人而坦怀地顺受,或作为敌人而无情地逆击。……对于儒家的态度便是两样,那主要的是无情的逆击,而只走私般地顺受了一些。”[11]儒家主张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被韩非吸收并从法治的角度夸大了越职侵官之害;儒家道德上要求的“主忠信”(《论语·学而》)观念被韩非极度地夸大、发挥和改造而成为法家要求赏罚分明文学艺术论文,以法为准的“信”;韩非也吸收了荀子“性恶论”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这成为他法治观念产生的基础。儒法最大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有“救时之弊”的政治追求。孔子希望建立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希望通过经他改造后的“礼”可以使东周社会复兴,使春秋末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合理与稳定。然而,他认为儒家的人治难免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弊病。他认为法治是罪可靠的,所以力言法治的重要:“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用人》)韩非和孔子都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但是他摒弃了孔子的“仁”而代之以“法”,将尊君、维护等级制度极端化,主张建立的政治秩序应该“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饰邪》)。
吕思勉先生在《论读子之法》中曾指出“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1](P21)《韩非子》寓言中异化的孔子只是韩非借以弘扬法家学说和政治表达需要而虚构的假托人物,是韩非宣扬法家思想和政治追求的承载物。
参考文献: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20,20,20,21.
[2][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46,842.
[3]杨绍溥.关于孔子两条资料的辩伪[J].孔子研究,1994(1):113-114.
[4]郑凯.先秦幽默文学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164.
[5]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5.
[6]白本松主编.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76.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38.
[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
[9][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408.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模鼋霭阉弊鼍坪笮菹⒌奶缸屎托α隙眩挥幸桓鋈四苷嬲楹屠斫馑挥幸桓鋈四苡萌八档奈屡窗参靠滓壹河馗创嗳酢⒚舾械男牧椤U夤倘缓涂滓壹罕旧砗煤壤磷觯级耐登圆涣夹形泄叵担闹械乃腥硕钥滓壹憾际浅胺淼模饫锿怀龅谋硐至丝滓壹核κ贝牡撞忝裰诙钥滓壹赫庋娜耸抢淠模淙蛔髡叩谋实魇贾帐腔郝胶偷模挥屑ち业恼常杪睿庹亲髡叩母呙髦Γ尤粘W钇匠5乃祷爸锌湃擞肴酥涞恼媸倒叵怠W髡呓鼋鐾ü父龆曰俺【埃谌绱思蛄返挠镅灾校驮毯巳绱朔岷竦娜鲜都壑岛透星椋馐窍嗟备叱男鹗乱帐酢?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宰钌俚氖吕袒丝滓壹憾潦槲粗芯俚谋乙簧涂杀商镜谋缧愿瘛?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而资源共建,共同运营的含义就是广泛吸取地方、企业、学校、个人的资源及资金和力量共同完成现代远程及在线教育模式的框架构建。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高等教育都在积极地探讨如何能不断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探索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网络教育的新路子,以及虚拟云计算平台、教学资源、教学课程建设、资源共享、协作运营等多项合作的具体问题。而这一系列的建设问题,正是国内艺术现代网络教育实践创新和教学质量提升而迫切需要解决的。在虚拟网络艺术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上要有五个由浅入深的交互知识建构层次:
①.信息分析层,学员可以相互分享各种信息、观点,针对讨论的主题进行描述;
②.深化认识层,学员发现和分析在各种思想、概念或者描述中不致的地方,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③.意义协议,学员通过意义协商,进行知识的群体建构;
④.新观点的检验与修改,学员对新建构的观点进行检验和修改;
⑤.应用新知识,学习者达成一致,应用新建构的知识。总之,虚拟学习资源是建立在云环境下的网络教学平台之上的,可提供给师生们参与网络教与学的活动。通过大家的参与和协作不断地开展网络人际间的互动交流,通过沟通、交流、对话来构建起一个虚拟的学习空间。
1.2联合建设与联合运营资源的问题
联合建设资源与联合运营资源的关键性在于,通过收集课程利用数率,分析学习用户的特征、学习环境与工具,逐步确定教学资源的建设方向,并根据教育机构和运营商的各方优势来明确协作建设的任务,合理地创建优质教学资源和合理的内容结构,以及为联合运营的云平台设计提供有效的依据。网络学习群体的特征和具体问题以上三个问题的提出为艺术教育联合运营平台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使正个服务平台在使用上展现出一种新的学习用户体验方式、新的业务流程和商务运作的新模式。
2艺术教育联合运营云平台的设计理念
艺术教育联合运营云平台是一种新兴的带有商业计算模型,它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各种应用系统能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各种信息服务。有利于创新和降低成本,它将带来工作方式、行业方式、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和更多的力量。云计算的战略意义不仅被商界认同,更重要的是被教育界以及社会广泛的认同。当前在教育行业最热的是把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IT技术运用到智慧校园的建设中。其中,居首的云计算是其他几个方面的核心技术基础。因此,教育联合运营平台的建设首先要从云计算技术为切入点,并将大量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进行融合与发展,它是云模式的一种创新。
2.1艺术教育云平台的模型设计
根据艺术教育资源联合运营业务的需要,运用IaaS、PaaS、SaaS的主流技术实现与教育云相关的业务、部署和商务运营。IaaS层主要整合资源,将云中的物理硬件资源和虚拟化资源提供给用户的服务。它是实现技术之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基础资源管理的关键,也是云计算管理平台自动化部署、虚拟机迁移、弹性能力提供、资源监控、资源云调度、业务服务管理和计费度量管理的技术关键。因此,在整个联合运营平台中它结合咨询、安全、网络管理、资源管理规划等功能,提供基础架构服务。为各学习群体提供设施的利用,包括处理、存储、网络和其它基本的计算资源。PaaS层是在云计算基础设施上为用户提供应用软件部署和运行环境的服务。它能够为应用程序的执行弹性地提供所需的资源,并根据用户程序对实际资源的使用收取费用。它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MapReduce计算模型、分布式协同管理技术、集群和平台管理,以及运行托管平台的关键技术。它是联合运营云计算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应用开发者的角度看,PaaS主要提供共享资源的动态调度应用、聚合和共享。如各艺术资源数据库整合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应用信息系统开发平台等。从服务单位的角度看,为能够实现长期的合作和有持续的发展,联合创建单位将开发的应用程序部署到供应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上去,控制运行应用程序的托管环境,不仅可实现云同步、智能搜索、数字版权等功能,更重要的是提高用户的黏性,通过提供易用的开发平台和便利的运行平台,吸引更多的应用程序和用户,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并扩大收益,循环建设。SaaS层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软件系统应用模式,它直接面向最终用户并为其提供优良的软件系统使用体验,以及对用户的身份认证的管理和配置权限的管理。SaaS服务的呈现层、调度层、业务层、数据层技术来实现WEB的应用。互联网上不同需求的学习用户可通过各种设备上客户端界面访问联建单位建立的音乐、美术等艺术资源云平台,并对各学习软件和交互学习系统进行实操使用的体验。
2.2教学资源联合运营的平台组合模型设计
目前,互联网上的艺术信息资源、艺术教学信息资源种类繁多,国营、民企、个人建立的艺术网站已逐步形成了数字产品的艺术产业。根据高教育产学研的战略需求来规划设计联合运营平台,总的设计思路体现为五大模块:网络云环境、门户认证模块、版权管理模块、商务运营模块、艺术信息共建模块。
2.2.1网络云环境基于云环境下的平台设计体现为4个基本特征:共享的艺术资源池、按需的自助式服务、快速的资源调配服务、泛在的网络访问服务。
①共享的艺术资源池:艺术资源共建单位、社会教育机构、服务提供运营商的存储设备、服务器、网络带宽等IT资源池化后,可以分别对不同的需求建设单位实施虚拟化技术和运用租户技术,将共享的资源池向多个单位机构提供服务,根据各单位的需求动态分配不同的物理和虚拟资源。例如:社会教育机构团体、各民间艺术团体、协会需要存储服务,他们不需要知道提供服务的资源确切位置,也不需要进行控制,但可以限定资源存放的抽象位置,比如某所大学或者某个数据中心。
②按需的自助式服务:学习资源需求用户可以单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云服务提供单位计算资源服务(如服务器CPU计算能力、网络存储空间或者在线应用软件等),不需要繁杂的人工交互,只要通过云服务单位提供的简单服务接口自助服务。
③快速的资源调配服务:在各建设单位业务需求计算资源增大或减少的时候,系统能够快速地提供可扩展或自动释放资源空间的IT资源服务。云计算系统还可以通过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测、控制和报告,自动地对计算资源进行管理、统计、优化和透明的计费服务。
④泛在的网络访问服务:资源使用用户可以通过桌面计算机、笔记本、平板计算机或智能通讯工具等便捷的终端设备,都可以按照标准的访问机制,通过广泛的互联网来获取云计算的服务。
2.2.2门户认证模块构建联合运营门户平台和统一身份认证,整合各联合单位的用户信息和身份认证规范,实现门户的单点登录,并为学习用户群体公众利益,支持用户对数字内容的合理使用,是本平台应该解决的问题。
2.2.4商务运营模块教学资源联合单位、网络IT资源运营商、基金会、产学研单位进行商务合作,根据平台上不同的应用、第三方软件的实用效果,以及平台上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有针对性地平衡和改进教育成本收益,大力降低联合单位实施建设的成本。例如:可以开设原创作品预约系统、演出预约系统、艺术品网拍系统、广告制作预约系统等。
2.2.5艺术信息共建模块集各联合共建单位,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和资源优势,分别对以下的各艺术服务区进行优质资源的建设。
①艺术信息服务区:文化艺术资讯服务(演出信息、艺术培训信息、艺术讲座、艺术会展、文娱视频)针对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优质艺术信息进行在线咨询服务;文化特色服务(艺术创意、传承文化、民间艺宝)等民族特色的资源进行信息和搜索服务。
②国际艺术资源展示区:将世界各地的多门类的优质艺术资源进行搜集、归类和收藏。根据世界地域划分和艺术资源类别划分,为学习用户提供快速的搜寻服务。例如:MusicOnline、Smithsonian、RenaiassanceMasses等。
③国内艺术资源展示区:将国内各艺术教学机构、艺术团体的共建资源库、自建资源库采用虚拟技术和云技术进行网络在线、远程的教学活动。例如: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学院等在线教育资源及特色数据库。
④社会文化服务区:民间自建的各艺术团体、各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名人创建的资源进行网络传播。⑤社交区:以实名制注册的艺术社交网络。建立一个以SNS、FACEBOOK为核心技术的艺术沟通交流的网站。可针对不同的群体,提供平台技术服务,学习内容专业,分享平台,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该交流工具可根据学习者的各种学术观点和观注点来细分成各种独立的圈子。技术架构如下:
①社交区的系统全部是由开源软件构建的。使用Nginx做前端接入,resin做容器,Memcached做通用cache,Oracle做数据库,使用Linux操作系统。
重点确立后,要通过每个教学环节和教学手段,象众星捧月般地把它加以突出,即常说的“突出重点”。也就是抓住主要问题讲课。如高中数学三角函数在各象限内的符号一节,依次出现了三个内容:①确定三角函数的符号;②三角函数的特殊值;③终边相同的角的同名三角函数值相等。而确定三角函数的符号是这节教材的重点,这要分别做出四个象限的角,从三角函数的定义式出发,先分析正弦、余弦、正切在各象限中的符号,再用余割、正割、余切分别是上述三个三角函数的倒数而分别对号成组(共三组),而特殊值与终边相同的角的同名三角函数值相等两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分散难点、突破难点
难点就是难于理解或难于掌握的内容,或较抽象、或较复杂,难点与重点,有时兼备,有时不同。难,包括学生难学和教师难教,由于学生难学致使教师难教,若教法不当,则学无成效,教与学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确定难点,要着眼于多方面,不能单凭主观臆断。突破难点,更为艰辛,要师生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方可破之。突破难点要注重两点,一要把难点讲清,教师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展现,把知识的内在规律,清晰地交给学生,让学生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化难为易,步步相扣;二是把难点分化成若干个小问题,分散难点,各个突破。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低碳”艺术设计;现代艺术设计;影响
引言
“低碳”一词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刮起了一股“低碳”之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设计理念更是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现代艺术设计上的表现最为突出。“低碳”的意义无非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在本质上也是如此,但就表现形式而言却又有所不同。低碳理念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其实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新的艺术设计形态——低碳的现代艺术设计,具体说是指在节能环保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材料和技术的同时运用一定的设计理念,巧妙地从现有材料中来提炼设计元素,并以精练、纯粹的设计语言,来创造一个具有当代艺术内涵和精神的绿色设计。“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作为现今艺术设计发展的主潮流,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艺术设计与科技的结合
低碳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科技的运用。科技的发展也带动了设计的发展,其在现代艺术设计里是低碳设计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之一。
(一)运用科技手段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科技的运用是必然的,而在低碳风潮掀起的现今,科技更是不可或缺的。如:在建筑领域,其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55%,所以科技的使用在这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低碳理念而言,在建筑行业要想实现低碳化,首先就应该解决建筑设备对电力和燃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耗,而解决的手段就是科技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如最近世博会上英国的零碳馆,其设计和建造主题就是零二氧化碳排放,向人们展示的就是一个零碳的未来。这个展馆集中体现了世博会的“低碳”主题,可以说科技对能源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场馆中,空调使用的是太阳能、风能和地源热能的联动能源,通过安置在屋顶上的22个色彩鲜艳的三角形风帽,将室外风动力转化为室内建筑通风的动力,从而免去了传统空调通风系统的能耗,并在外界风力不足时,通过来自光电板收集的能量进行通风。这种通风方式使能耗降低为常规系统的1/5。而在零碳馆的地下埋着一根细小狭长的管道,可把源源不断的黄浦江水通过馆内的水源热泵装置,为游客送来徐徐凉风;在零碳馆最北面,有一套生物质锅炉,可把剩饭剩菜即时降解,转化成电能和热能,而被系统处理后的产品还能够用于田间生物肥。而这个展馆的外观造型并没有因为要体现低碳而忽略了设计元素,从外形来看,零碳馆更像是两栋造型别致的“小别墅”,而不是展览馆。它的外墙主要为黑白两色,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屋顶22个色彩鲜艳的三角形风帽和屋顶充满绿意的空中花园。这在各国的特色场馆中显得十分低调,但更为人性化更为低碳化,给人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当然,科技对现有资源的运用在其它现代艺术设计中也是都有着突出的表现的。
(二)运用科技手段推动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
在如今低碳潮流的引领下,人们追求低碳的生活方式,这对于各行各业来说是一个挑战,当然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如在工业设计上,人们对于当代低碳理念以及时尚的追求,促使工业设计在体现功能性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时尚元素和低碳元素。就以手机设计来说,手机的基本功能定位在初期就是打电话发短信,随着人们不断的需求,手机功能也不断完善,到目前低碳风的出现,我们的一些高端手机已经如电脑一样可以进行软件的运用,这对我们来说手机设计的发展其实就是运用科技手段进行低碳设计的一个过程,把多种功能融合为一个物体,不仅在制作上节约了成本,降低了能耗,而且在环境保护上也起到了低污染,低排放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科技带动了手机功能的发展,实现了低碳化设计。但反观,低碳化设计也促使手机外观设计发生了变化,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动手机外观设计也发生了变化,同时还带动了手机界面设计的发展,而手机界面设计在一定时间的发展演变后,已然成为了现今一种新的现代艺术设计形式。所以科技手段的运用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现代艺术设计与资源再利用的结合
低碳理念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还可表现在对资源循环利用上。如在室内设计中对一些老旧家具,可在其表面刷上特定的颜色,再配以一些相应风格的织物和其它软装,打造一个富有情调的怀旧复古风格,也可打造一个时下最为流行的混搭风格,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又可以营造一个环保的绿色空间,充分体现了“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原则;又如在陈设品设计中,东京的艺术家河地贡士就利用旧的、厚厚的漫画书作为介质,开辟了低碳环保的“漫画农场”之“种植技术”,独具匠心地使植物种子以漫画书为营养源,发芽并茁壮成长,以这样的方法让泛黄的旧书再次重新充满生机,使之成为了一尊具有独特韵味的艺术品;所以,资源再利用的低碳设计理念不仅节省了一定程度的能源消耗,同时在现代艺术设计上打开了人们更为广阔的创意之路。
三、现代艺术设计与常用材料的结合
在现代低碳艺术设计中,要善于寻找和研发最常见材料的美,即利用身边最常用的材料,用合理的设计方法来进行现代艺术设计的创作。如在家装设计中,常用的纯棉、棉麻制品,对皮肤没有任何伤害,而棉、麻、木等非人工合成的化学材质,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至于余下的碎布头也可制成布艺装饰、靠包、首饰袋等。这样,不但节省了购买和运输成本,还将材料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又如在服装设计中,可运用羊毛保暖的特性,在秋冬多选用羊毛做材料,亦可运用丝麻柔滑凉爽的特性,在春夏多选用丝麻做材料,并用现今流行的设计方式来带动人们的审美,让人们接受这些纯天然的绿色面料。这样不仅能够节约工序成本的消耗还起到了绿色环保的功效。由上述可看出低碳的艺术设计不光是要有低碳的理念还必须要有艺术设计的思想,只有这两者兼备才能真正成为“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但是就目前来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借低碳之名行炒作之事实的风气,这对低碳艺术设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某书法爱好者在博客中这样写到:“我在90分钟内写了83幅书法作品,创下了用纸、用墨的最大节能,单位时间作品产量最多的纪录,我称这种节能为低碳艺术。”在90分钟内完成了如此多的书法作品的设计,对于纸和墨确实是做到了节能环保,但这83幅书法作品确实具有艺术价值吗?其实不然,我们所说的低碳艺术设计除了具有低碳理念外还必须具有艺术的内涵和价值,并不是随便一个作品就可以被称为是低碳艺术设计下的艺术作品的。在《艺术概论》一书中就这样阐述过,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多元化的,艺术品所蕴含的价值是一种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种社会文化价值构成的多层次的有机统一体——审美价值整体,其包含了审美价值、社会价值、认识价值、情感价值和历史价值等。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艺术作品除了具有艺术价值外,收藏价值也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成败,其与艺术品的创作者、材料、技术、稀缺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83幅作品与低碳艺术设计下的艺术品意义相去甚远,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书法爱好练习下的产物,并不具备一定的艺术内涵和价值。如果反过来看的话,这种不具有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浪费,并没有起到话中所说的节能环保的功效。要想使之成为真正低碳艺术设计的艺术品,贵不在多,而在于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的含义。由此可见,这83幅的书法作品并不是低碳艺术,只不过是一种被冠以“低碳风”之名的莫须有的炒作。所以我们在做低碳的艺术设计时要正确认识其含义,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精彩的“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综上所述,“低碳”理念对于现代艺术设计是具有一定影响的。随着人们对于低碳这一词的深入认识,“少即是多的绿色设计”方式将会是现代艺术设计的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其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也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