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学社会学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西方社会，文学很早就被赋予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神圣性：“早期诗人是教师、预言家、先知和传统的保存者。他们的神圣职责部分地就是将统治者和国民一视同仁的加以告诫和警告，并将过去积累的智慧坚持下去。” 对于文学宗教般的顶礼膜拜，雪莱的这一段话可以说表达得最为集中：“诗人们，抑即想象并且表现着万劫不毁的规则的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所谓宗教，这种对灵界神物只有一知半解的东西，多少接近于美与真。” 与黑格尔相反，当代哲学家们纷纷把对真理的热情从宗教等等转向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成了人类本真经验的避难所，甚至是拯救人类灵魂的一块净土。当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学强加给荷尔德林的诗时，他并不是在对作品进行一种理性阐释，他只是在含蓄地证明，好的文学与好的哲学一样，是超越一切因而无法加以经验分析的。在《艺术的规则》一书的序言中，布迪厄指出，对艺术的这一态度是人性自恋的结果。从哥白尼、达尔文到弗洛依德以后，艺术之恋变成了人类保存自己虚荣心的最后一个自恋情结。在这样的语境下，把一般人认为是肮脏、卑鄙的权力和高尚、纯洁的文学相提并论，似乎的确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文学的确也缺乏人们所熟知的权力表现形式，她似乎远离刀枪剑戟的胁迫、黑衣法官的威严和金银珠玉的眩目，而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才被建构起来的关于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观念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常识，并成功地掩盖了文学在历史上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对于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讨论权力时把注意力投向政治、经济和军事而非与权力似乎距离甚远的文学，显然要简便得多。大多数学者们，讨论权力时，往往首先是政治权力。但我们认为，文学和权力在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一种权力，尽管在现实语境中，是一种弱化的权力。但在我们论证这一点之前，先要阐明一下“权力”一词的涵义。

几乎每一个著名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都有关于权力的各种定义。其中一种观点倾向于把权力视之为一种普遍能力。例如霍布斯认为：“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 另一种观点则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但尽管这个经典的定义得到了不少社会学家的响应， 却在后来被命名为冲突论而受到批评。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功能主义主张：“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强抵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 韦伯强调个人、冲突和主观意志，而帕森斯强调集体、一致性、合法性和系统的先在结构，但是，正如有的学人指出的：“‘冲突论’和‘一致论’这两种方法都一样有效，但都失之于偏颇，并且，它们绝无可能被整合起来。因为，围绕着每个模式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诸原则是互不相容的。” 本文不打算冒险重新下个定义以图超越两者的对立。这倒不是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这个方面已有不少徒劳的尝试，主要是因为对某个大家熟知的术语下定义，除非像泰勒那样对“文化”进行一种描述性的定义，往往容易变成由既定思想体系出发的一种本质主义的应用或图解，并在突现自己片面的真理的同时，遮蔽了该术语本身所蕴含的多元性。因此，我们愿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需要，指出权力现象的两个主要（而非全部）特点。

第一，权力作为一种影响能力，其基础来源于对于不同资源的控制，即权力通常总是通过对某些资源的奖赏和剥夺来实现对别人行为的支配。柳存仁先生指出：“在先秦古籍中，权之一字涵义约可析为三义，即物质上之权，引申而为权轻重义。衍而为权势，再衍而为权谋。” 物质上之权即指秤或秤锤。先秦的衡器，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为衡杆，其二为砝码，即权。《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从汉字字源学上可以看出，“权”字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对利益的裁决和分配的可能性。 吉登斯把构成权力基础的资源分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 布迪厄则将资源称之为资本，他认为在诸资本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最为重要。 后来又将合法化资本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 ，或译象征资本）。 本论文将吸纳布迪厄的这些术语。此外，一般认为，权力常常借助于体制而发生作用，由于体制说到底仍然属于资源的一种形式，因此，在本论文中，体制的概念也被整合到资本的范畴中。

第二，表现为诸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暴力形式或任何明显压迫性形式乃是权力的最后状态。汉娜·阿伦特指出：“权力是使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东西。这个词本身——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dynamis，就像拉丁语中的potentia或德语中的Macht ——表明了它‘潜在的’特征。” 荣也指出：“权力有时被说成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是‘所拥有的’而非‘所实施的’：别人实现了权力拥有者的希望或意图，而权力拥有者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命令，或甚至还没有与他们在传达自己的目的时交换意见。” 具体地说，权力的实现常常借助于权力支配者与被权力支配者的不自觉同谋。当权力拥有者将符合自身利益或少数集团利益的观念体制化的时候，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把这些观念视之为体制自身本当具有的内在逻辑而加以遵守，正像米尔斯在讨论权威的概念时所指出的，权力受众基于服从是其责任的信念而自愿服从当权者的意志， 在这种幻觉之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意志已经受到了压迫。布迪厄把这种信念称之为“符号暴力”. 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典型形式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福科所揭示的那样，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 话语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这是因为：“通过话语和话语结构是我们把握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此把握过程中，我们根据适用于我们的结构，对经验和事件进行分类和阐释，并且在阐释过程中，我们赋予这些结构以统一性和规范性：如果置身其外，我们就难以思考。” 权力的上述两大特征实际上迫使我们向自己发问：第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权力，那么，构成其权力基础的资本是什么？第二，文学是否构成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将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论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论证

中看到，一般说来，与政治、经济等能够发生直接作用的权力形式不同，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由于它可以构成某种程度的符号权力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换言之，文学的文化资本正是来源于它可以通过体制的认同而成为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行动者。

那么，我们可以从资本的角度具体展开讨论。对文学的占有，即对文学才能、文学产品、文学知识、文学地位等等的占有，是否就是意味着对一定的文化资本的占有？这个问题在现象层面并不难回答。众所周知，在西方，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代表着文明史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最迟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二十四史中形形的《艺文志》或《文苑传》把文学家的英名永久地载入史册，仅仅是这些事实就足资证明文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意义。但使得文学的文化资本成为可能的究竟是什么呢？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文学文本的内部这一层面在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在文学文本的范围之内来寻找其文化资本的发生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询问：文学文本是否可能构成生产和实现权力的有效手段？文本与话语尽管在概念内涵上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例如有的学人指出话语可以被视为在言者和听者之间发生的语言交流，作为一项人际活动其形式受制于其社会效果，而文本作为语言交流则仅仅意味着被编码的信息。 保罗·利科甚至认为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 但我们不妨暂时忽视这些对于本文无关宏旨的区别，将它们在“包含具有可详细说明的交流功能的全部语言单位”的意义上视为同义词， 由此，我们可以说，讨论文学文本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讨论文学话语的权力。

文学话语是如何可能拥有权力的呢？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福科有关论述。福科曾经在《话语的秩序》中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他说：“我眼下以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在其产生的同时，就会依照一定数目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对付偶然事件，并规避其笨重的、令人敬畏的物质性。” 他继而具体论述了这些程序。其中包括“排斥程序”，即设置一些不能谈及的言语禁区，例如性与政治；对话语进行一些区分，例如确认一些话语是理性的，另一些是非理性的；以及所谓求真意志，即对话语作出真伪的划分。但福科认为这些只是影响话语的外部的程序系统，他还指出了从话语内部起区隔、限定或支配作用的另一组程序，即一，注解，这一实践力图不断把所谓原始意义强加到话语上，例如历代儒者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二，稀少性原则，通过“作者”这一功能性标签把一种虚构的统一性强加到话语上；三，学科性原则，即通过一些话语分类的规则来实施对话语的约束和控制。最后，福科还指出了进入话语的条件，例如言语的惯例或者说仪轨，创造或保存某种话语的话语社团，共同恪守某一话语信条的信仰群体，以及对话语的社会征用等等。

福科的上述观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并且在方法论上可以作为本论文的基本出发点。文学作为一种重要话语，它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组织、区分和解释我们的经验。因此，它也可以构成权力的媒介之一。但结合到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福科似乎还很难照单全收。这是因为，第一，当他提到话语的时候，他主要考虑的似乎是知识性话语，而文学显然不能被视之为一种知识性话语。最明显的情况是，作者作为一种功能性能指符号，在知识性话语和文学话语中意义完全不同，十七世纪以来，谁是某个科学话语的作者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文学领域里刚好相反。 第二，福科有一种泛权力的倾向，话语的权力属性何时较强，何时较弱，以及，各种形式的话语如何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来构成权力的媒介，福科则明显语焉不详。要将其思想方法转化为一种文学社会学的操作原则，我们还必须指出，文学话语实践的有效性一方面固然受制于权力体制所强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不能在任何语境下简化为权力体制的图解，我们必须结合文学领域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其权力的特性。保罗·利科曾经描述了话语的两个特征。即一方面，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即话语不仅仅关涉一定的语境，关涉言者和读者或听者，而且，话语总是关于某物的，可以说客观上具有某种叙事性质。另一方面，全部话语又具有一定的意义。当话语作为一个事件来实现时，它同时就可以被理解为意义。 在话语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我们强加以意义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话语具有话语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被建基于一定的符号资本之上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符号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依赖于权力体制的认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符号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其实是同义词，使用这三个概念只是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角度的强调而已。 具体地分析文学话语的话语权力，也许可以从文学话语的叙事特征开始展开。热奈特指出了一般所说的叙事的三层含义：“叙事的第一层含义，如今通用的最明显、最中心的含义，指的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叙事的第二层含义不大普遍，但为今天叙述方面的分析家和理论家所常用，它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时间，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叙事的第三层含义看来最古老，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 热奈特分别用故事（所指或叙述内容）、叙事（能指或陈述、话语、叙述文本）、叙述（作为事件的叙事，即讲述行为）来指代“叙事”一词的这三种用法。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前两种。其中，作为所指的叙事为许多其他话语类型所共同拥有，例如，正像罗兰·巴特所说的：“叙事存在于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新闻中。而且，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 实际上，当代学人谈论起“叙事”一词的时候，已超出了罗兰·巴特的范围，在诸如利奥塔尔等人的论著中，科学、哲学等等作为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文本单位，也是一种叙事，甚至一切话语都被认为是叙事性的。另一方面，作为陈述的叙事，也就是热奈特更为关注的叙事话语，则规定着文学的文学性。我们认为，假如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较为完整的得出文学话语的权力的性质及其特点。

首先，作为所指的叙事，文学话语确定着所叙之事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功能。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伟大的小说里让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个人‘体验’作为它的内容。” 这就是说，文学叙事通过特定的叙事语态、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规则，通过对包含在叙事话语中的一些经验、事件和人物关系的选择、组织和书写，通过个人化或主观化的生命存在的体验，通过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信念和感觉，构建了一种对受众而言具有影响力的观物方式和体物方式。具体地说，在文学的阅读经验中，读者被强加以做出善/ 恶、真/ 伪、美/ 丑、理想/ 现实等区分，并在实际上在接受善、真、美、理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假定，换言之，接受了其话语权力的支配，但自己却浑然不觉。有必要强调指出，与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更多的隐蔽在真理的伪装下不同，文学叙事则遁迹于语言和故事的虚构性和想象性中，似乎摆脱了它与特定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注意它与一定话语权力的关系：因为当意识形态假装它不是如其所是的时候，符号权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顺便指出，正如有关学人所揭示的那样，文学话语的权力策略“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作为一种自觉的权力策略，它是叙述主体的权威性的体现；作为不自觉的话语，叙述主体被压倒了，叙述语式不过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种插入方式。” 从文学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的情况来看，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间接、越来越隐蔽了，而其权力策略的超主观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了，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到。

但作为能指的叙事则又似乎总是倾向于瓦解着种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通过将自身自然化为常识而不断的自我复制，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似乎失去了它与特殊观念或利益的联系，从而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封闭意义的多重指向。但文学所固有的虚构性、想象性、多义性，一言以蔽之，文学性，却有利于文学行动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独白陷阱。众所周知，文学的文学性是通过诉诸形式而得以实现的，正如马拉美所说的：“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句写成的。”当文学家沉醉于对叙事话语本身的迷恋之中时，文学话语常常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学家本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预设。关于这一点，者早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在那封著名的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其实正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提出“形式的专制”的概念：“一出剧，一部小说，只有借助能‘融合’和升华‘素材’的形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作品中，这个‘素材’已脱离了它的直接性，称为某种具有质的差异的东西……内容已被作品的整体改变了，它的原意，甚至会被转化成相反的意味。这就是‘形式的专制’. ” 形式的专制对抗意识形态的专制，艺术通过服从自身的规则而从意识形态的包围中突围而出，并申说自己的真实。马歇雷认为，与科学废弃、消除意识形态不同，“文学通过运用意识形态而挑战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文学文本谋求表征自由和叙事真实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开始偏离自己原先的出发点，文本的矛盾、混乱和不协调，暴露了能指与所指的裂缝，这样就导致了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沉默和不在场。用马歇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日常言说所绑架的‘生命’——这一‘生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其回声——以其自身的非现实性（借助于现实性效果的生产而出场）与日常言说相对峙；而完成了的文学作品（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被加诸其上）揭示着意识形态的诸多裂缝。” 当然，解构主义者为了颠覆文学的在场权力，倾向于夸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所谓延异！猧fference），他们从解构策略的立场出发，忽视了在较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能指与所指、意识形态与文学性之间客观存在的同一性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两方面初步推论出文学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感知、体验和观念，一言以蔽之，通过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上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装置，成为一种符号权力。但另一方面，文学对于自己审美形式的追求又可能会使自己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离心力量，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可能会淘空、肢解和撕裂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具体性和连贯性，并导致它所由出发的符号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归于解体。也就是说，文学可以被确认为一种话语权力，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但却远不是一种严密、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转贴于 参考资料：

伯特兰·罗素著，吴有三译，《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 页。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0 页。

例如贝尔曾经说过：“历史地说，权力总是寻求艺术之助。”“权力结构的形式也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代文化——文学、艺术、交流。”一类的话。

参见Berle ，A.，Power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 1969 ），第10页、第57页。

西方文论家们，例如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充分研究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构成了本论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必须指出，从权力角度出发与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仍有不小的区别。权力说突出了权力，即对人的控制。意识形态突出了观念的虚假性或非真理性。运用意识形态理论未必能够解决全部的文学社会学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假如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意识形态，可称为边缘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例如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可能构成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对抗，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一种反意识形态。此点后文还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二，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展开，必须建立一个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而通过研究诸资本的占有、流通、分配或转让就使这种微观分析成为可能。三，还要注意文学内部的游戏规则，即相关分析应该能够根据文学自身的逻辑展开。当然，我们这里陈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福科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第90、91页。

Foucault，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Tavistock and New York：Pantheon，1970），第300 页。福科著，杜小真编选，《福科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参见第72页。Morton W.Bloomfield and Charles W.Dunn，The Role of the Poet in Early Societies ，（Cambridge ：D.S.Brewer，1989） ， 第4 页。

章安祺编订，缪灵珠译，《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 页。

霍布斯著，黎思复等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页。类似的观点如罗素说：“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23页。）

荣参照罗素下定义说：“权力是一些人产生有意的和预期的、针对别人的结果的能力。”Dennis H.Wrong，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0），第2 页。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1页。

例如，布劳说：“它（按指权力）是个人或集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全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的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彼德·布劳著，孙非等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 页。）达尔说：“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在现代社会科学里，权力这一术语是指诸社会单位之中的关系子集，在这些单位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单位的行为在一定情势下依赖于另一些单位的行为。”见Shils ， E.，（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Houndmills：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第407 页。

拉斯韦尔、卡普兰、达伦多夫等人也有类似见解。参见罗德里克·马丁著，丰子义等译，《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2、83页。

《权力社会学》，第85、86页。Holmwood，J.，et.al.，Explanation and Social Theroy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第119 页。

柳存仁著，《说权及儒之行权义》，载《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一期，台湾中央文史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印行，第127 页。

陈平的一段轶事颇可说明这一点：“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世家》，卷五十六。）

见《社会的构成》，第378 至383 页。

布迪厄著，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 至122 页。

参见Pierre Bourdieu ，In Other Word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第123 至139 页。

当然，基于符号资本的权力即符号权力。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 页。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7 页。

转引自Power ：Its Form，Basses and Uses ，第23页。

布迪厄说：“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迪厄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 页。）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得更清楚：“任何符号支配都预先假定，在受制于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这种合谋关系既非被动的屈从于一种外在的约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价值……符号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要求那些承受符号支配的人具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自由和约束之间那种寻常的对立站不住脚。”（同上书，第320 页。）加尔布雷斯则将权力的这一性质称之为“调控权力”（Conditioned power ），他说：“调控权力是通过改变信念来运作的。说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适当和正确的社会准则，使个人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反映了一种心甘情愿的过程，但人们并不承认服从这个事实。”（加尔布雷斯著，刘北成译，《权力的剖析》，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 页。）福科著，张廷琛等译，《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99页。Mills ，S.，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第54页。

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4 页。

有的学人说得更明确：“文本可能是被书写出来的，而有的话语是被说出来的，文本可能是非互动的，而话语是互动的，……文本可能或长或短，而话语总意味着一定的长度，并且文本可能拥有表层的一致性，而话语则也许拥有一个更深层的一致性。”出处同上。保罗·利科尔著，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学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 页。

参见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第3 页。换句话说，我们把文本的涵义扩大到口传领域。Foucault，M.，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Adams，H.& Searle，L.，（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第149 页。

以下的有关讨论均可参见此文。参见福科著，《作者是什么？》，载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91 页。

参见《解释学与人文学科》，第136 页。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 页。

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等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 页。

董学文主编，《西方美学的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 页。

篇（2）

师生在教育过程的相互作用中，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教师的角度看，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和班级教育中的角色是对其教育过程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而在学生的角度看，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同辈的文化环境是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1．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一是主观的，客观的影响因素是指教师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素养和经济收入及居住环境等因素;主观的因素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组成分子对该职业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威望，以评价的方式获得。职业威望与社会地位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因素的，一旦形成，不易轻易改变。班级是一个小社会，而教师在这个“社会”里则需维持学生的多种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的价值观取向常常会受到社会价值趋向的影响，呈多元化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尖锐地表现出其角色运行的困难度。

2．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特性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良性进行。其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学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有显著正相关的作用，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次，同辈亚文化对学生的学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是指某一社会团体中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模式和价值观，通常受不同职业、宗教、种族、低于、社会阶层和年龄团体的影响。亚文化因素对学生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二)班级体系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体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成的群体，批次间具有稳定的交互作用且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体系。班级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影响其目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制度是规范团体行为的载体，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人的身心需求、情感属向受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在社会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分配，但他们的期望应是一致的。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维持这个社会体系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师生间存在人格和需求的差异，使得班级社会体系中的师生关系需要经过不断的调试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范畴。

二、对教学社会学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科学已逐步发展成熟。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教学的理论方式进行探讨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如何教学的研究模式成果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推上日程。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向小领域发展，对日益成熟的发展内容加以总结，以社会学为基础教学理论，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使“教学社会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发展方向。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学校的社会功能，学校组织和学校文化;社会环境;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对教学社会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就教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来看，早期是运用团体动力学研究教师行为和班级氛围。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实证和量化的研究方式作为探讨师生交互模式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理论不断充实，社会学者开始将班级作为一种小型的社会，采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探讨班级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而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师生关系在教育工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触动了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篇（3）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篇（4）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篇（5）

Abstract: Mathematics regarding science development extremely vital role. Mathematics already entered social sciences each department. In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question， involves to the philosophy and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 again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question’s research，is helpful in increases to the human sciences knowledge system's overall assurance， is also helpful to the revelatio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common rule. This article applies from mathema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ason， the performance， and significance three aspects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method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曾经预言:“一门科学只有在其中能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才算是真正发展了的。”198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目前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各门学科数学化，也就是数学和数学方法在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中开始被广泛应用。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各门学科的数学化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自然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应用数学也成为必然。

1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缘由

1.1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依据定量的精确化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对事物和现象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是数学的重要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许多社会科学问题都需要从定量进行分析研究，诸如经济、能源、文化、城市、物资、人口、交通、教育等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管理中，为了使研究结果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和可靠性，这就要求必须提供数量的根据和划分空间范围的界限。而只有作出了定量的精确化的研究，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精确化的定量依据，这是促使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因素。

1.2 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确立理论体系的精确化

传统上，社会科学是以模糊性研究为研究模式的，这使得有些概念与命题在阐明事物的规律性时无法定量地、准确地进行，其结果往往模棱两可。因为在某些方面缺乏精确性，因此如何解释、如何运用似乎都有道理，这是不完善性的表现。随着自身理论体系的逐步发展，社会科学已不再单纯地做模糊性研究，而是要求向精确的、完善的科学发展。为达到这一要求，社会科学就必须进行定量化的研究，那么，将数学行之有效地运用其中就是必然的。一般而言，一门科学越是成功地运用数学，它的精确性也就越高，从而也就越完善。因此，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为提高精确性，将数学应用于其是发展的必然。

1.3 数学由研究精确关系向研究模糊关系的转变

数学自身的发展、数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是数学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原因。数值一一对应曾是数学的显著特性，但当代数学的发展是由常量向变量、由实数向非实数、由连续向不连续、由考察简单的数量关系向综合分析方法的方向发展。如此，数学与社会科学，这样一门具有多参数、多变量的动态体系和非数值特征的学科的融合已不再是问题。特别是1965年查得创立的模糊数学，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在当代数学发展的众多显著特征之中，由研究精确关系转向研究模糊关系是最具深远意义的。这一特征与社会科学从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的趋势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传统的数学研究是精确性研究，而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模糊性研究，这样，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今天，数学已经由精确化研究向模糊化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样，社会科学与数学这两门原先似乎平行的学科，也渐渐有了相交点，从而可望延伸出一批相关学科，实现理论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1.4 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

从精确数学发展到随机数学和模糊数学，从描述连续性的数学发展到描述非连续性的突变理论，在数学自身不断发展、数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新的数学分支随之出现了。概率论、离散数学、数理逻辑、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一批新的数学分支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

2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

2.1 无处不在的数与形

数学是关于量、量的关系和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数与形。因为数与形的问题在客观世界中比比皆是，因此，客观世界的各个领域也就都有着数学的存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大哉数学之为用》一文中精彩地叙述了数学的各种应用:“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他指出:“数学是一切科学得力的助手和工具。任何一门科学缺少了数学这一工具便不能确切地刻画出客观事物变化的状态，更不能从已知数据推出未知的数据，因而就减少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或者减弱了科学预见的精确度。”

数与形的问题遍及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作为客观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特别是当社会科学由模糊研究转向精确研究，定性描述转向定量描述后，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表现更加突出。诸如数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心理统计学、教育统计学、人口统计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学科的建立，都是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具体表现。

2.2 计算机带来的福音

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技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工计算的简单性，通常认为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计算的。计算机的出现与应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运算的繁琐性，使人工无法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成为可能，从而使众多社会问题得以精确化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为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大量使用计算机来运算，也成为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2.3 利用新兴横断学科

20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学科的相互交融渗透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合称“老三论”。“老三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广泛的综合性，并带有横向的方法论的特征。它们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系统确立结构、建立数学模型注了一臂之力，为我们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例如，金观涛在《在历史的表象后》一书中，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数学模型，通过精确的分析计算，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这一一直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上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3 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意义

3.1 使数学思维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一般科学的思维方法

具有严格科学性和独特艺术性的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认识史上最为科学、效用最为显著的一种方法。将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将抽象的数学思维、科学的数学方法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社会问题，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广泛地吸收，有助于数学思维的方法能被更为容易地接受，更有助于数学的思维方法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3.2 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使社会科学更加完善

在未引入数学方法及计算机的使用前，社会科学的研究多是模糊研究、定性研究，甚至某些概念都是人为地、感性地在进行描述。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成为可能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精确化的定量依据，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也大大超越以前。而数学模型、新兴理论、计算机的介入，也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效率不可再与从前同日而语。

篇（6）

二、大学生兼职的态度与行事方式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每个大学生在入学前的准备及学费由国家全额负担，生活费用也由国家承担部分。毕业后，完全由国家分配工作，在学校期间完全不存在兼职现象。但时代改变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开发其综合能力、训练各项技能。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这已成为大学生主流的选择。这就像是在公司中的跳槽一样普遍常见。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仅要看到学生在学习期间有兼职工作的消极影响，还要看到在其成功过程中那些兼职工作的积极影响。如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足够好，适应社会的变化，成功地立足于市场经济，这才是教育机构、社会单位、家庭真正关心的东西。配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理念进行指导。面对这样的环境，如何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大学生日常行为，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索的问题。

篇（7）

1.利用大学生压力信息档案

了解大学生生活背景，为大学生特殊群体提供有效社会支持。不同的大学生特殊群体会有不同的问题存在，如贫困大学生主要是经济问题、单亲家庭大学生主要是家庭问题、独生子女大学生主要是自身的个性导致缺乏协作精神问题、要毕业大学生主要是就业问题等等，针对不同特殊群体的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有利于社会支持效果的提升，是社会支持状况优化的重要方面。

2.各高校应重视大学生集体性文体活动的开展和师生关系密切程度的提高

通过组织大学生集体性文体活动，如大合唱、拔河、球类竞赛等，增加大学生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了解，在集体性文体活动中激发归属感与荣誉感，增进大学生之间的友情，发挥友情在社会支持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应重视师生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提高，不论是辅导员、任课教师还是行政工作人员，都应畅通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渠道，如办公电话、手机、博客、微博、邮箱等，不断增加大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

3.从支持的主体上看

扩大社会支持主体范围，增强群体性支持的可操作性。大学生目前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但大学生不仅仅归属于家庭，还归属于学校、社区、共青团组织、各党派组织等各种群体性组织，因此应将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从家庭扩大到上述这些群体性组织的范围内，为大学生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支持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实现的可能性，不能空谈务虚，急功近利，要以社会支持状况的实际改善为标准，否则不仅达不到优化社会支持的效果，还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4.从支持的内容构成上看

完善社会支持的结构，实现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结构。大学生目前的社会支持结构现状中，物质性支持占有绝大多数，这属于最为基本最低层次的社会支持，说明我国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还处于较低水平。要完善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必须改变社会支持的构成，扩大精神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所占的比例。当然，物质性支持是基础，但精神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压力，大学生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同时，在心理压力的刺激下，对法律的无知与信仰的缺失使大学生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法来应对，从而导致大学生犯罪的发生，往往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迫切需要加大精神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的比重来为大学生服务。具体做法如“健全高校心理咨询服务和普法教育，加强宣传力度和范围，为大学生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持和必要的法律常识；又如畅通沟通渠道，给大学生提供多元社会沟通渠道的选择，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介给大学生提供正确积极的行为导向。”

二、社会控制程度的提升

大学生的社会控制程度主要表现为一种外在控制。通过相关实证调查我们了解到大学生普遍缺乏法律信仰，在遇到纠纷需要解决时，只有少数大学生会首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对生活中事件的重要性排序中，大学生不仅体现了缺乏信仰的主要特征，还主要表现出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的态度，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大学生的金钱观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让大学生更看重表面上的利益与价值，而忽略了利益背后的法律和道德要求。因此，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控制实现的程度，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没有形成内在的自我控制，而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纪律的处罚性以及道德的舆论谴责性来实现社会控制。这种外在控制模式在表面上看似有效，但如果大学生在遭遇冲动、激情、无知、失去理智等情形时就会失去效用，无法发挥社会控制阻隔犯罪发生的作用。在发现大学生社会控制状况上述问题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由于社会控制机制运作的复杂性，不仅包括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发展，还涉及到人的意识观念的培养，因此社会控制效果的实现不是短时间可以体现出来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有质的飞跃，这就意味着现阶段只能尽量地完善目前的社会控制模式，并为将来内在控制的彻底实现打下坚实基础。为此，需要从以下环节入手

1.加强情感沟通，增强情感依附

从大学生的社会关系来看，与大学生能够进行情感沟通的对象有很多，如父母、朋友、恋人等，与之对应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等，应首先从这些方面入手，为大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要让他们时刻怀抱感恩之心，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份情感。毫无疑问，情感依附的加强与社会支持状况也是相辅相成的，对情感的无限关照自然会改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更为有效的防治大学生犯罪的功用。

2.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培养法律意识

要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到，很多大学生心里明白法律的重要性，但又缺乏自学的能力，非常希望能找到系统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而大学课程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已将法律内容进行压缩，导致基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迫切需要在高校范围内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

3.加强情操修养，塑造良好品行

情操与品行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在学会做事之前先学会做人是非常正确的教育理念，良好的情操与品行有助于大学生良好基本素质的养成，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概言之，对社会控制程度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要坚持到底、坚定信心、不断努力、循序渐进。

篇（8）

如何其芳在《街》中所说：“理想，爱，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的，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稀罕。”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篇（9）

（1）个人依赖社会，社会控制个人，个人与社会是相对应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实体。

（2）社会现象不仅具有外在于个人的独立性，还具有对个体的强制性。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篇（10）

在名师课例中，罗才军老师执教苏教版五年级课例《自相矛盾》，罗老师生动巧妙的课堂设计，让学生在文白对读、复述、表演、想象、练笔过程中深刻理解寓意、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课后，罗才军老师以《寓言教什么，怎么教》为主题进行了讲座，让我们对寓言这种文最后，市教研员严考全老师和黄小颂老师分别对中高段和中低段四位授课老师作出了点评，认为四位授课老师基本功扎实，教学中注重朗读训练，善于引导学生在读中悟、读中思，做到读写结合，黄老师更提出了低年级的寓言教学也应做到四个重：重字词、重语言积累、重方法、重朗读，语文课堂不能脱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 体特征和教学策略有了全新的了解。 

     此次研讨活动虽已圆满落幕，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启迪将为我们打开一扇智慧之门，燃起创新智慧之火花。

1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进步，他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可以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下面是小学语文智慧课堂的感受，一起来跟小编了解下吧。

一、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小学语文智慧课堂的感受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因斯坦说过。在激发学生学习时，学生只有乐学才能有兴趣学好，如果学生厌倦学习，就会导致差强人意的效果，所以必须是在学生感兴趣的条件下，对学生加于引导，学习起来肯定事半功倍，兴趣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激发学生的兴趣

曾听魏书生教师说过，“好导语像磁铁，能够一下子把学生的注意力聚拢起来，好导语又是思想的电光石火，可以给学生以启迪，催学生奋进。”从魏老师的话中可以看出，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导入设计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调整学习的最佳状态，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带到课堂上。

(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学习兴趣

例如，在学习苏教版的《晏子使楚》这节课时，教师可提出假设，对问题加于引导，并提出：“一个人的外貌重要还是智慧知识的重要?”老师刚说完，就有学生立刻站起来回答道：“肯定是智慧知识重要。”老师给予学生大力的表扬，并说道：“同学们你们说的对，智慧知识是很重要，但是外貌也重要，外貌的美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之上。”接着，教师再加以引导，引用历史进行更近一步地介入新课程内容：“就在春秋末年时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他能言善辩，口才相当了得，以至于闻名于全世界，当人们说起他的名字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个赞不绝口，从没一个人因他个子矮小而笑话他，他用自己的一生来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自己的尊严，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是谁?”通过这样引导，带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教学自然而然就能继续发展下去。这样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更能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又能使学生的情感反应达到顶端。

(三)根据课本表演，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与创造能力兴趣

在学习语文教材中的诗词歌赋时，根据优秀的作品，教师可以利用优秀的文章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改写――扮演教材中的人物角色，进而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兴趣。刚开始，得把学生从自主阅读中引导角色中来，认真思考如何把故事的情节表演活灵活现，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也能对学生的创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起到很好的培养作用。其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表演起课本剧，从而在表演中获得乐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能提高沟通合作的能力。在编演课本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培养互帮互助合作无间的兴趣，还能培养合作精神，从在在表演活动中掌握知识。

二、共建智慧型课堂

为创建智慧型课堂，我们设计了一套方案，设计人员有：大学研究人员、各学科教师还有教研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讨论，得出结果，汇集各种智慧的结晶。研究方向必须遵照两条线索，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数学学科问题”，暗线是“智慧型课堂的创生”。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贯穿“智慧型教学”的宗旨是“如何有效地协调预设与生成，引发学生的精彩观念”的问题。这次课例研究打破了以往的备课、听课、与评课的教学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来研究备课、听课与评课如下。

(一)从备课的角度进行教学设计改进

智慧型课堂根据“愿景试教学设计”，智慧型课堂需从“愿景式教学设计”，愿景象征了教师对教学的憧憬，愿景教学有着不确定性及可能性。如“既定目标”“教学步骤”“教学程序”，教学设计是针对学生的关心、课程及自我评价的探究。设计是一个开放性的教学，是对实际情境教学的丰富。从“课前分析”的三维度来加强对课程、自我及学生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课前分析，我们把课后的反思和课前分析连接成两次课的纽带。教师通过对课程和学生的反思，生成新的认识，为下一次教学做铺垫。

(二) 从听课的角度来了解课堂框架

完成教学设计改进后，下面就是为教学环节做研究，课例研究的人员参加课堂观课的过程，便于共同研究课堂教学的过程，通过把每次上课都录制下来，便于我们课后观察及分析。通过分析课程的结构、课堂生成教学、教学设计正确地掌握学生的特点和起点，通过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和丰富的想象力，使学生经历“数学化”的研究，利用数学概念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结合数形来搭建中间路径，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通过对教师观察来研究，教师必须要认真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及倾听学生在课堂上的回答，根据学生提供的线索来进行对教案的更改或调整，与学生形成互动。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了解，学生能专注地投入到学习上，掌握学习方法，体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在不同能力的起点、不同风格认识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发展。通过对学生的观察，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助于加深对教师、对学生、对课程的理解。

(三) 从评课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方案

“评课”是课例研究最后一个环节，评课是围绕“数学学科问题”“智慧型课堂的创生”这两条线索来进行，撰写课例研究报告是从四个课题方式所呈现的。评课时，除讨论总体思路外，重点是抓住“预设与生成”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疑问，分析原因，经过讨论后，得出课例研究报告，提出修改的思路。这不仅包括了设计思路的规整，还包括课堂上的每个环节细节的处理，其目的是为了向更精彩的智慧型课堂努力。

2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智慧

一、智慧课堂，定是富有趣味的课堂

智慧课堂，兴趣是保证。的确，学习更多的是学生的主体行为，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内部动机，若学生对语文学习丧失兴趣，哪怕教师讲的天花乱坠，那也是“独角戏”，对学生毫无益处。相反，若能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语文学习过程中，学会自主学习，学会探究，知识构建也就顺理成章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才有了基础。为此，要构建智慧课堂，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尤为关键。

要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首先得体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在课堂中尊重并关心学生，多鼓励学生，以此而搭建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其次，要注重以情境为媒介，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而借助多种手段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入到探究活动中。如《欢乐的泼水节》的阅读，以视频展示泼水节的盛况，让学生融入其中，再引入泼水节的来历，引导学生阅读。又如低段识字教学中，以卡片、游戏等方式而引导学生参与，在活动中感知、识记，学生兴趣会更加浓厚。

二、智慧课堂，定是学生自主的课堂

小学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构建智慧课堂，提倡让学生自主参与到语文学习过程中，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从被动的接受学习方式中解放出来。语文教学中并不是教师讲多少学生就能接受多少，更多的是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让学生能学会自主学习，这才能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自主学习也可为课堂中的合作打下基础，促进课堂生成。

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过程中，课前预习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为提高自主学习的有效性，语文教学实践中要注重以目标和任务作为指导。以《大作家的小老师》为例，课文讲述的是著名作家萧伯那和苏联小姑娘的故事，那么，在自主学习中，对萧伯那的了解不可少，对课文的内容感知不可少，对生字词的学习不可少，自主学习中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课堂中再以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探究，方可让学生更好在事件中感受肖伯纳严于律己的可贵精神。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不仅要优化课堂教学设计而促进学生构建语文知识，还得关注学生的习惯培养，这样方可让学生更加自主地投入到语文学习过程中。

三、智慧课堂，定是充满探究的课堂

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是一种典型的“授受式”的教学，而智慧课堂所提倡的是要让学生去经历，在探究中获得丰富的体验。为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注重以丰富的活动、问题去引导学生，让学生从接受学习转变为探究学习。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为更好地提高课堂探究的有效性，不仅要加强问题设计研究，还要注重结合学生的探究情况而对学生做出相应的指导，毕竟学生的认知有限，如果不辅以教师的指导，学生在探究中很可能偏离主题，也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爱因斯坦和小女孩》的教学中“相撞”环节的探究为例，先引导学生找出小女孩对爱因斯坦外貌的印象的句子，即“嘿!这个人简直就是从我的童话故事书里走出来的。”采用角色置换的方法问学生如果是小女孩当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奇怪)追问“为什么会是奇怪呢?”由此而展开对爱因斯坦的形象描写分析。由问题“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而引出“奇怪”，“为什么被撞还要致歉?”“从中你体会到什么?”由问题逐层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点拨下而对爱因斯坦的形象形成整体感知。如此，语文课堂不再是教师的“独角戏”，而是师生互动的“合奏曲”，教师“导”而学生“学”，真正让学生去经历并学会。

四、智慧课堂，定是具有发展的课堂

智慧课堂所关注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即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确，教育并不是为个别人而服务的，而是为全体学生而服务的，语文教学要提高的是全体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里，必须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重新定位发展的概念。发展不是以成绩来定优劣，而是要以学生自身的基础为基准，通过过程来看学生是否在学习中得到了进步。

要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得到发展，首先的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学生，能客观地看到学生的差异，在目标定位、过程设计、练习等过程中因材施教。其次，要学会发现学生的优点，多给予激励，这样方可让学生喜欢语文，积极参与。如有的学生书面表达能力可能差些，但口语表达能力却较好。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表现而及时给予学生激励，让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这样才能让学生获得自信，取长补短，更好地参与到语文学习过程中。

3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智慧与策略

一、树立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情感

素质教育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情感。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积极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创新情感。这就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就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建一个融洽、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努力创建一个全新的教学情境，保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轻松自如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只有保证学生在轻松自如的课堂环境中进行探究学习，学生才能够更加深入的将自己投入进去，才能够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智慧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成为小学生的朋友，带领学生解决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情感方面的喜悦。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更好的卸下学习的重担，学习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具体说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倾听学生的需求，要深入学生大群体中，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保证学生和教师在共同学习过程中能够产生情感方面的共鸣，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思维能力才能够被激发起来。

二、改变学习防治，为学生创建自由探索的空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教授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手段进行改革，保证让学生懂得如何说学习，如何才能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同时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方向。小学的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改变传统的过于重视学生知识的掌握和积累，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及实践的能力，重点培养学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要重点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能力。

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教师相信自己学生的能力，要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尝试，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小学生好奇和爱动的特点，对于学生自己能够通过合作探究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交给学生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智力更好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在讲解《难忘的一课》过程中，在学生对文章中人物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教师应该结合课堂这个神圣位置问问学生对这一刻的感想。这个时候，学生就会根据文章的情感发表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由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感悟，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也进行了有效的互动交流，提高了学生自主探索能力的和创新能力，最终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有效互动，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

课堂互动是实现学生和教师之间双向沟通、交流和学习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很好的实现有效的互动和交流，教师在课下就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精心的设计教学问题和教学情境。在进行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都应该具备一定的启发性和探究性，保证探究过程中趣味性和价值性。这样学生在探究学习过程中才能更加具有兴趣，才能更加有效的实现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的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交流，学生能够敬爱给你信息反馈给教师，教师再将收集回来的反馈信息进行总结和分析，对于教学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时的进行修正，而不是简答的对是非对错的判断。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的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探究学习，大胆质疑，积极发言，这样才能实真正的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互动和交流。例如在讲解《少说闰土》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对课文进行熟读，然后对段落进行划分，并积极的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文章进行讨论和分析，特别是让学生对文章中的细节描写，外貌描写进行分析和研究，对采用这种描法的好处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提出在讨论过程中存在的疑问。这样通过小组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学习过程中问题。

学生通过小组内的相互补充、相互质疑、相互启发会对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能够保证每一位学生都有自主发言的机会，这样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能力会更加的深刻和完整。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刺激学生多种感官神经，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学习兴趣，从而保证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充满智慧和灵动。

4浅谈小学语文智慧课堂

一、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会思考、懂得思考、爱上思考是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的主要亮点之一。在我国传统小学语文课堂中，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灌输”。也就是说，在小学传统语文课堂上学生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而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导致学生思想上的僵化，从而使得学生成为一个不懂得变通的“机械人”，而这样的教学是不符合智慧型课堂的教学目的的，同时也是非常失败的。因此，为了使得小学语文课堂实现传统到智慧型的转变，老师应该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通过思考将课堂上的知识转变为自己内在的智慧。

比如说在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告别童年》教学中老师在教会学生课本上的基本知识(如生字、词语等等)之后，可以听出若干个思考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自主反思和思考，如“什么是童年”、“自己的童年是什么样的”、“童年对于自己、对旁人来说有什么样意义”、“在自己的童年生活中自己领悟到了什么”、“自己在童年中成长什么”、“应该如何告别童年”、“在告别童年的过程中自己会失去什么又会收获什么”等等。当然，其中有一部分问题对于小学六年的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的，如“童年对于自己、对旁人来说有什么样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学生在思考的过程难免会感到有些吃力，并且学生所能提供的回答都会较为稚嫩，此时，老师不应为了避免教学的麻烦而放弃对学生的引导，也不应该因为学生回答的不到位而阻止学生思考。相反，老师应该通过例举学生身边发生的小事，让学生一点一点的对“童年”与“告别童年”进行深入的思考[2]。

二、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会创造

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中，让学生学会创造也是老师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这是因为，时代与社会对学生的要求在不断变换，而目前时代与社会最为需要的人才就是创造型的人才，因此，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让学生学会创造、愿意创造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当然，许多老师认为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就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是较不实际的想法，因为小学生各项能力均处于启蒙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就让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探索，那么其教学的效果必定无法得到较好的保障，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存在较大误区的。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人人都说小孩小，其实小孩并不小。你若再说小孩小，变比小孩还要小”。

而通过陶行知先生的话可以得知，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他们的潜力往往是老师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能进行更多的尝试与探索，从而实现对学生创造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与此同时，在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得知，在智慧型小学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学会创造是能够行之有效的。如在小学三年级上册《奇妙的海底世界》的学习中，老师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空间，让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一看海底世界，老师还可以组织展示小课堂，让学生通过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去创造出自己心目中海底世界里可能存在的生物，并且让学生说一说原因。

篇（11）

国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历程，由于社会学源于国外，因此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过来，并没有开始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之初，主要是将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农村等具体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1）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哲学应研究宇宙中所有现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学只研究“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学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中走出来，寻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强调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一切预断性的概念与主见，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考察；对于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解释。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有‘动作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社会现象。”该定义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尔干在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特别反对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一旦形成，就有超乎个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须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二“，强制”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对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尔干的“社会现象”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他甚至直接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

（2）韦伯的“社会行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试图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因此在研究层次方面，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是个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社会结构。韦伯所讲的“社会行动”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第三，行动的目标与他人相关。韦伯进一步把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行动，第二种是价值合理的行动，第三种是情感导向的行动，第四种是传统导向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行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社会学形成时期，涂尔干和韦伯为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都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与初创时期的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引导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社会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