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治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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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性别差异

男女大学生在认知、情感、思维等心理特征方面也存在差异，比如在认知上，女性对具体场合的依赖性较强，而男性对具体场合的独立性较强；在情感上，女生感情细腻而隐含，男生感情比较粗狂而张显；在思维上，女性偏重感性与形象思维，而男生偏重抽象与理性思维；在兴趣上，男生喜欢比较广泛，追求刺激好玩，女生则兴趣比较文艺，喜欢安静小资的兴趣爱好，同时在自信心、意志、成就归因以及心理问题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

（2）社会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就是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性别差异及所表现出的性别特征，表现为社会对两性在社会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期待。在这种社会属性上建构起来的隐含的社会性别中存在着大量的晕轮效应与刻板印象，比如“男强女弱”、“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等社会性别观点。在我校同学调查中，76%的男同学和61%的女生赞成类似观点，从这个差异中看出女性面临着更多的关于社会性别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与理论角度存在性别差异

（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存在性别差异

高职类院校绝大数专业都存在男女失衡的现象，甚至出现专业性别隔离现象，而在这些专业性别隔离严重的专业中，男女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存在很大不同，政治法律素养、道德行为养成、理想信念教育、就业婚恋观念以及心理问题关注层次也有所不同，看待与对待问题角度与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这些具体的思政教育内容中性别教育往往缺位，怎样在男女比例悬殊较大的不同专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

（2）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上性别差异

美国教育家罗森布鲁姆•洛登提出男性倾向于一种阳性的管理模式，其特点是竞争、等级权威、集权领导和理智地分析解决问题；而女性则倾向于一种阴性的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协作、领导者与下级配合、非高度集权、在感性热情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为此，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与管理中采取不同的技术处理，对男生多采用竞赛方式，而对女生多采取合作方式，在男女学生教育方式上也有所不同，通过调查发现，男生对“说理教导类”方法的接受程度高于女生，男生为58.8%，女生为46.3%；女生对于“情景感染类”方法接受程度高于男生，男生为41.1%，女生为53.7%，因此对男生多采取理性逻辑说教方式，对女生多用情感感染方式为佳。管理者应尊重并利用差异进行施教，而不是盲视管理。

（3）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上存在性别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是人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这就要求思政教育要以人为本，着重考虑到男女两性在接受思政教育内容着力点、接收方式以及管理手段的不同，因此教育者不仅要遵循因材施教等教育规律更要因性施教，根据男女两性身心发展的特点，采取各种措施克服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开发两性各自的智力潜力，发展其智力优势，弥补其智力劣势，使男女两性都能得到完善而优异的发展，以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特征。

3.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性别问题

首先,学生自我管理方面。高职类院校学生自治管理机构中男生比例仍然较高，以我校学生会为例，男生比例占76.2%，女生只占23.8%。同时理工科专业大多数没有专门的女生部门，女生往往没有话语权，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其次，理想信念方面。在高职理工科院校中，对表达宏伟志向的男生大多数人持称赞的态度，对说出自己远大志向与抱负女生，公众普遍持辛辣嘲讽的语气；上课时，理工科教师对学习好的男女同学成就归因不同，78%的老师倾向认为男同学聪明灵活，56%教师认为女同学则是勤奋刻苦；第三，职业规划方面。高职类院校早已普及职业生涯等相关课程建设，但理工科的女生职业生涯规划则普遍比较模糊，对未来职业没有合理与科学的规划；第四，在就业方面，通过对我校毕业生进行电话回访时，八成女生不同程度感受或者遭到就业歧视，六成女生普遍认为薪资待遇仍然是男生高，有跳槽想法女生也比男生多，64.2%男生表示有就业压力，而女生则高达88.4%。第五，婚恋方面。调查显示67.3%的高职类理工科男生普遍不喜欢专业课好于自己的女生，甚至恐惧比自己学历高的女生进行交往，也印证了女博士是“第三类人”的社会传闻。

二、性别视角下开展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1.理想信念教育

作为能够指引人生奋斗目标、提供人生前进动力的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教育尤为重要，怎样结合不同专业与性别开展高职院校理想信念教育更是值得研究。首先，通过专业教育树立奋斗目标。新生入学后请专业专家进行职业岗位剖析，尤其是讲清楚该专业男女同学将来可能从事的就业领域与岗位，在厘清课程体系与岗位所需要的人才规格的基础上，逐渐树立专业理想与社会奉献精神。其次,结合性别优势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性别分析与规划找到该专业性别优势，并逐渐构建出适合自身性别的职业生涯规划，提高自身职业效能。第三，开展挫折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在实现理想信念的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结合自身身心条件积极调解，迎难而上，磨练意志、陶冶品格，丰富人生阅历。此外，多请男性主导专业中的女性专家或女性主导专业的男性专家为本专业性别少数者进行主题讲座，通过榜样引领示范，坚定专业少数者理想信念。通过职业教育与性别教育合力构建高职院校学生理想信念。

2.道德法制教育

受传统观念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高职院校女大学生在道德观念上呈现传统思想和开放观念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和相夫教子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恋爱中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毕婚族”和“急嫁族”等现象，使部分女生逐渐形成为了适应和依附男性而导致人格的退化与裂变的错位的价值观。在校园里对女大学生开展主体意识为主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首先，高职院校应开设女性或性别课程教育，将其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让广大师生树立先进的性别意识，营造性别平等宽松环境，唤醒女大学生主体意识，逐渐构建正确的自身性别道德体系。其次，在德育人文关怀下，树立女性“能力本位”全面发展观，并将此观念成为女大学生主要价值取向，培养“四自”精神与能力，增强其事业心与责任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此外，高职院校现阶段主要面对90后受教群体，他们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相比男生来说，女生对维护自身利益的女性性别法律知之甚少，这就需要教育者对女生开展针对性的普法教育。通过专题课程与讲座加强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对《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女性权益保障的法律学习，让女大学生知晓法律赋予的权力与义务，引导女大学生追求两性权利的平等。注重提高女大学生的维权能力，教会她们掌握维权的途径，并利用法律为自己今后的职业与人生保驾护航。

3.身心健康教育

女大学生在成才过程中面临着传统观念的禁锢、社会角色的定位、生理方面的差异以及就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内心的各种冲突、矛盾和失衡，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做好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拓展宣传渠道，尊重身心性别差异，利用校报校网、宣传手册以及播放优秀影片，增进男女性别认同，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其次，举办关于性别教育的各种身心活动，例如心理知识竞赛、心理电影展播、心理剧演出等，普及男女两性的心理知识，正确认识两性差异，形成积极健康的心态。第三，开设心理门诊以及心理热线，并建立一支相对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队伍，为学生进行及时心理疏导，教会用健康的方式来宣泄不良情绪，调整心态，形成和谐的两性关系。同时将性生理、性保健知识融入思政课堂体系，使女生逐渐形成自我保护意识，树立积极正面的身体意象，在提升内在自我价值的同时，培养独立自主的个性，塑造健全人格。

4.职业规划与就业教育

高职院校女大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通过调查就业信息数据分析，在相同条件下女大学生就业机会只有男大学生的86.23%，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0.88%，比男大学生低10.22个百分点。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受或遭遇到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为此，高职类院校应高度重视女大学生就业与职业生涯规划工作。首先，根据自身性别与所学专业特点，开设专门的性别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明确人生奋斗目标、突破障碍开发潜能、提升职业品质与实现人生价值；其次，开设性别就业心理指导专门机构与课程，通过相关课程与教育纠正女大学生择业误区，寻找本专业性别优势，扬长避短，帮助她们增长面试技巧与职场礼仪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与事业观；第三，校方应及时就业讯息，并通过与企业沟通与合作，积极为女生拓宽她们的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成功率，实现顺利就业。

5.恋爱与婚姻教育

高职院校校园充斥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愿嫁富二代、”“只要有房，宁当小三”等婚恋观以及校园中的“毕婚族”“急嫁族”等现象，从侧面折射出女大学生“拿青春赌明天”的“走捷径”的浮躁心态。为此，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引导女学生形成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树立远大职业与社会理想，同时通过教师家长引导与朋辈榜样示范，让男女学生正确处理爱情与学业、婚姻与家庭的关系，逐步形成两性并驾齐驱、比翼齐飞、相互帮助的伙伴式的新型婚恋关系。同时将性生理与心理知识、性健康与保健知识、女子防身术等融入到大学生婚恋教育中，引导女大学生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措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帮助男女大学生懂得什么是爱，如何去爱，为将来美好幸福的恋爱与婚姻缔造坚实基础。

三、性别视角下开展高职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研究

1.创设性别课程教育，形成高校思政性别关怀

高职类院校上至领导下至教师应重视性别视角下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处、招生就业处、校团委与思政部具体牵头，将性别教育与身心健康、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理想信念、道德法制以及婚姻恋爱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教育，与此同时开设女性学等选修课,并成立思政性别研究小组开展性别教育与研究，在开展全程的性别教育过程中，用正确的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去教育大学生，引导大学生端正性别观念，养成良好的性别敏感和性别直觉，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期待，摆脱传统的性别模式，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逐渐形成高职院校思政性别关怀，并收到很好的育人效应与社会凡响。

2.增强性别教育意识，营造和谐性别校园环境

秉承“爱与生命”、“差别与尊重”、“情感与责任”、“道德与法制”的性别专题教育理念，开展一系列性别活动，例如知识讲座、比赛竞赛、宣传报道、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以消除性别歧视与偏见，培养正确的性别意识。也可寓性别教育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中，逐渐形成尊重性别差异，树立正确性别价值观，营造出和谐性别校园环境，通过潜移默化的性别隐性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观。

篇（2）

就组织与目标的关系而言，不存在没有目标的组织，也没有不以组织为依托的目标。广义上的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狭义上的组织就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军事组织等等。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组织特定的目标，因此对组织的管理最终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目标管理直接戳中组织管理的要害因素——目标，通过强调目标导向来协调控制组织内的各项工作，使管理达到最佳效果。这不同于科学管理时期着重对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基本职能的改进达到组织目标，不同于行为科学时期通过对人的行为研究进行提升组织效率达到组织目标，也不同于现代管理以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基础的注重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来管理组织等迂回的方式达到组织目标。目标管理的目标制定、目标分解与控制、目标测评三个过程体现了计划、决策、组织和控制等管理职能贯穿组织运行的始终。目标制定过程考察组织内外环境以及可利用资源实现组织运行中对信息的搜索；目标分解和控制是确定和捋顺组织层级关系和职责的过程；目标测评又是组织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评估和反馈过程。

（二）目标管理对政府的适用性。

目标管理产生于企业，取得良好效果后被引用到政府管理中。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政府是执行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①，与企业单纯追求高效率、高利润、简明目标不同，政府的组织结构复杂性、管理的公共性以及行政权力的作用都使得政府管理活动更加复杂化。因此，目标管理在政府的应用必须与政府组织结构，政府性质以及行政权力运行相适应。首先，目标管理的实施流程与政府组织结构相契合。政府结构决定着其工作任务如何分配，如何进行分工协作，它是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基本体制。通常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划分为层级关系和协作关系[11]。这种纵向和横向的结构划分是为了划分各部门各层级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职能，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目标管理的过程要求组织有明确的边界[12]，强调组织结构和个人的职责范围，这与政府结构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其次，目标管理理论强调人的职业精神、责任意识和自我实现，而政府管理的公共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强调行政人员的公共性，即公共性应是政府行政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强调行政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二者对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强调相吻合。最后，目标管理强调制定目标过程中各级成员的共同参与，而政府决策的发展趋势是下放权力，提倡参与，共同协商公共事务，二者的决策模式相呼应。

（三）目标管理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适用性。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重要的管理活动之一，是政府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高效公平地处理社会事务，调整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并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行政体制改革有别于政府其他常规活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管理活动，需要自上而下的统筹安排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充分吸收、汇合和采纳各级成员对改革的期望，进而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确定目标后，需要根据职责和权限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进行分配改革的任务，同时要根据这些目标进行方向性的控制；最后，需要对各级政府、各部门改革目标是否达成的评估，这些评估结果又要反馈到新一轮的改革目标制定过程中。行政体制改革所应该具有的这些环节实质上构成了目标管理运作体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与控制、目标测评。这些环节的管理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因此，目标管理可以作为指导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方法。

二、目标管理视阈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体制改革忽视阶段目标制定、目标制定层级模糊。

目标管理强调目标制定过程中各层级成员的共同参与，制定目标的层次性，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以及目标制定的合理可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制定过程，很大程度上符合目标管理理论对目标制定的要求。首先，改革目标制定上有广泛的参与，如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及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等方案的确定都是经过广泛的意见采纳和讨论确定的。其次，改革的战略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结合，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对行政体制改革长期目标的设定。党的十后，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改革还要给出时间表和线路图。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述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在目标制定方面基本符合目标管理理论的要求，但是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制定（如表1所示），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部分：一是强调战略目标制定，忽略阶段目标制定。从表中可以看出1982年到2013年都将战略目标作为强调的重点，而忽视了阶段目标的制定及实施，使得目标操作性弱，会误导改革走上好高骛远的歧途。二是目标制定笼统模糊。目标制定过于笼统，导致无法落实改革目标的归属：这些改革目标所指向的是哪个职能部门？是针对中央政府还是针对地方政府？如果目标制定中目标的指向性较差，那目标分解与控制将难以实施。导致目标制定存在问题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是政府急于改变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迫切希望通过改革能够使行政体制达到如历次改革中都提到的“规范”、“高效”、“协调”、“廉洁”、“职能优化”等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在制定目标中对现实状况掌握不全面，理论指导不够深刻、到位等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由改革的阶段性所决定的，不可能完全规避，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总结经验教训，将偏差降到最低。

（二）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分解与控制不力。

目标管理的第二阶段是目标分解与控制，实质是对目标实现的过程管理。整体的目标制定出来需要层层进行分解，才能具体每个单位的目标，同时也通过这种目标分解，才可以实现目标控制。这里的目标控制不同于以往管理活动中的硬性监控，是以自我控制为主：给各级管理者设定客观的标准和目标，根据标准和目标进行自我控制，同时配套上级的监督和调控。无论是自我控制还是上级监督，都是以目标为参考，发现执行的偏差及时调整纠正，以免造成总目标实现的困难。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一方面是确定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另一方面是为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如何实现制定具体路线。我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中都侧重确定目标，对目标的分解体现较少，因此，对改革的目标控制便无从谈起。纵观表1中历次改革目标，有些目标一直在重复提出，如“效率”、“职能转变”等，这说明很多改革目标从一开始实施到现在仍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说明改革目标分解和目标控制不力，导致各部门对自身在改革中承担的职责不清晰，甚至不了解，这会使改革失去控制标杆，最终导致改革目标控制不力。行政改革目标分解和控制不力的直接原因是目标制定的阶段模糊、可操作性不强以及目标制定过于笼统，使目标分解与控制出现困境；根本原因是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一种利益调整，而且它不像经济改革可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很多人尤其是利益既得者将行政体制改革看做一种“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全体社会的绝对利益增加必然会导致行政人员利益减少[13]。如果中央仅仅制定出改革目标，而没有明确分配改革任务，明确权责，那么地方政府虽然不会公然不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他们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或通过“故意曲解规则”等消极抵制造成改革的“执行差距”[14]，导致改革目标不能有效落实。

（三）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测评缺位。

目标测评是对目标达成效果的一种检验，通过对目标实施结果进行有效的评估，了解目标实现情况与制定的目标之间存在的偏差。这种检验不仅仅是在实现目标的最后的阶段进行，在目标实现的每个阶段都有存在的必要性。目标测评需要有清晰和操作性强的测评指标，而且制定目标和分解目标的同时要制定出完成目标的时间限制和目标完成的效益的最低限度。目前目标测评这个环节没有很好地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体现出来，虽然每个阶段的改革会对前一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进行评价，却没有将具体改革的结果与开始的预期目标进行对比来考察改革的绩效如何，与目标相差的距离还有多远以及未达成目标的原因是什么，进而得出经验教训使得下一阶段的改革能够更好地实现目标。例如，在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中，明确说明了每项目标的负责单位以及完成的日期，但是实际的完成情况却是与目标制定的规定不一致，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通知中前半年时间段为例，有些目标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方案中第二条的目标是：制定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三定”规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目标完成时间是2013年3月底前，但实际上5月15日才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15]，超出了规定时间，甚至有些目标后来都没有相关完成信息，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却没有对此提出相关追问。可见，即使改革过程中目标制定和目标分解很到位，但缺少了对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改革任务仍会有始无终。改革目标测评缺位与政府缺乏绩效意识的传统紧密联系。长期以来行政部门都给人一种效率低下的感觉，在政府部门的管理运作和投资项目中普遍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或者不计产出进行投入的现象。绩效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中成为重要内容，绩效评估可以使政府部门形成“结果为本”的绩效意识。虽然我国政府管理已经开始重视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但与成熟的政府绩效管理还存在很大差距。政府管理缺乏绩效意识的传统也波及行政体制改革中，使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绩效评估，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测评缺位。

三、目标管理视角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有效推进的建议

（一）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制定实现战略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层级分明。

当前我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和坚攻期，在这种改革的关键点，改革实践者必须稳中求胜。在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制定上：一是政府在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时应该扩大参与力度，使各个层级人员共同考虑和回答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任务、目的和使命是什么，从这个任务使命的定义中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明确目标。这样改革实践者才有可能改变“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全体社会的绝对利益增加必然会导致行政人员利益减少”等短视认识，并深刻理解进行实质性改革是解决当前政府治理危机的必行之路，从长远看是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二是确定改革目标的总走向，即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的同时必须强化改革的阶段目标的制定，战略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每个阶段目标的顺利完成来保证，阶段目标的制定在2013年的改革方案中已经有所体现，规定了近期和远期应该完成的任务。但还不够强化，在今后的改革攻坚阶段，更应该坚守好每一阶段的目标，步步为营到达改革的最终目标。三是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制定要明确目标的归属，区分各种不同目标所对应的政府层级或政府部门，为下一步目标分解和目标控制做好前提铺垫。

（二）行政体制改革目标要分解合理、控制有力。

行政体制改革在制定改革实施方案的时候，应该注重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分解，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通知是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分解的一个体现，例如第二条：制定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三定”规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中央编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别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3月底前完成）[16]。这不仅将总目标分解成若干小目标，还列出每个需要完成目标的负责部门，以及完成目标的时间，通知中的其他条款也都是类似的框架。在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更加系统地按照职责和权限的划分去分解改革目标。将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部门甚至每个个体，同时围绕重点工作规定达到目标的日期、权责和达到最低效益的标准。在这种明确的目标分解的前提下，根据分解到每个部门或者每个层级的目标控制改革的进程。这种控制一方面是改革者对照自身目标的自我控制，另一方面是上级部门对下级行政改革目标进行状况的控制。无论是自我控制还是上级监督控制，在发现偏离改革目标的情况时要及时纠正避免影响改革的整体进程。

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主体间性/方法论基础

politicaleducation/substantialresults/intersubjectivity/methodology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社会生活中最富有创造精神和超越意识的高智力群体，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高等院校以及整个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更是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意味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体双方，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平台上相互交流与沟通，把“规范”化为“准则”，把“他律”化为“自律”，把“责任”化为“良心”，把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内化为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在参与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交流感情、增强信心，不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理想、信念的价值提升。因此，怎样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达到最优化？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措施达到最优化？对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决定其实效性的内在机制和内在依据——主体间性理论，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探究，为实现单一式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转向提供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方法，从实际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深做细，才能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而所谓的实效性，是指实践活动的预期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实践活动对于目的的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亦即实际效果问题。人们对任何实践活动实效性的感知与评判，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是这一实践结果的有效性。人们对实践活动效果的追求，其落脚点也正在于实践活动结果的效用上。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即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作对其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它既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效果，即思想政治教育能否顺利地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效益，即通过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表现在教育的效率上，即以一定的人、财、物、时间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大的效益。可见，教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内涵。而要实现以上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合格人才的主阵地，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就高等院校来说，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实效性主要体现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目的的实现这一关系上。它在本质上是教育过程对教育目的的实现所表现出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属性，是指教育过程最大限度地发挥诸教育要素的效能，促进教育目的的实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特性及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功能。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浪潮的扑面而来，导致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现状。国门打开以后，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进，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思潮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及自我选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强调人的“”、“力比多”以及性解放，实用主义思潮带来的“有用即真理”的理念；到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解构，强调非中心化、边缘等意识，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权利自由而忽视社会义务的思潮，这些新旧价值观念彼此冲撞交织在一起。高校学生通过媒介获取了各种信息和价值观念，却面对纷纭复杂的观念世界带来的选择困难，他们往往表现得无所适从，而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价值相对主义，甚至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后果。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陈旧和方式方法的单一，也是导致其实效性弱化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的做法过于简单化，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在教育的内容上，一直局限在人才培养的政治素质方面，把德育简单等同于政治教育，使内容过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这样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质这一最基础、最简单的德性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重灌输轻启发，把学生当作被动的客体，忽视了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将道德理想作为纯观念性的东西灌输给学生，脱离了大学生的道德基础和生活实际；在评价方式上，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如此等等，这些都使学生无法找到道德理想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无法产生道德情感的体验和思想的共鸣，也就无法认同、接受。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对教育对象的辩证理解和把握。教育的实效性离不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学生接受或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理论教育就是对牛弹琴。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了解学生，不会综合规划教养、教育和发展的任务，抓不住教学内容中的要点和重点，不善于选择教学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学过程永远不会有成效。”[1]180教学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了解始于沟通，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只有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了解，加强与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找准方向，有的放矢，实现教育过程和效果的最优化。

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困境、冲破围城，一是要求高等院校必须针对青年大学生具体的思想实际，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营造良好的育人小环境，把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结合起来，把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二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一定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寻找依据，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只有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最一般的方法，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哲学一向是探求宇宙‘最高原理’的，担当着为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哲学的这种性质使它必然要和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联系。”[2]394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主体间性”原则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达到不同主体间的共识；二者的价值追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看，即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二者的基础是相同的，因此，从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最优化问题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而且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动性、自主性、社会性等基本属性，而主体性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性。然而，人的主体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实践，通过交往形成、表现和确证的，并且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出了主体—主体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性”即“主体间性”，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体性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命题。出于呼唤社会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历史需要，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高扬理性，肯定主体性：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始把存在的根基转到主体性上来；康德确定了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即通过先验范畴对客观世界的模塑，而实现“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把理性客观化为绝对精神，以其统摄世界、推动历史，实际上仍然是倒置的主体性哲学。随着主体性的发展，人们热衷于主体性的极度张扬，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肆意掠夺、索取，最后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必然使主体间性问题受到关注。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出发，我们认识到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也是具有个性和主体性的个人。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作为促进人的自我建构的一种实践活动，必然关注主体间性教育的研究。

所谓主体间性，亦即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主体间性哲学是一种消解主客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哲学。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和不同主体通过共识所表现出的一致性。

主体间性与主体性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首先，主体间性是两个或多个人主体的内在相关性，它要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如果人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主体间性。其次，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又有区别，主体性是主体与客体(包括自然和作为客体的人)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能动性、占有性等个体特征；而主体间性则是主体与主体在交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以“交互主体”为中心的和谐一致性等集体特征。主体性生成于对象化活动，主体间性生成于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可见，主体间性超出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模式，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思路，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行之有效，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从“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转变。这种主体认识和实践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在交流过程中把对方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创造和谐民主的人际关系。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教育主体之间的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一种以共同客体(物化的与非物化的)为中介的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过程。在主体间性教育中，主体与主体无时无刻不在交往着，主体与主体的活动相互延伸、扩展，二者之间形成不可分割的融合的区域，教育活动就存在于这个融合的区域内。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的重要历史使命则是，顺应时代精神的要求以及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潮流，从关注和提升个体的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出发，树立尊重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存在、独特性存在以及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存在的基本原理，引导个体实现从“个体占有性”存在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个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既是一个建立在对象化活动基础上的教育者“价值引导”与被教育者“主动建构”的辩证统一过程，又是一个建立在意义活动基础上的以教育主体与被教育主体之间的理解和对话为核心的精神往过程，从而可以实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个体与人类文化之间生命精神能量的转换和创造性生成。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具备以下特质：(1)人本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活动必须从人的自身发展出发，交往的过程即是生命舒展，生命涌动的过程。(2)平等性。每一个教育主体与被教育主体都有参加和继续交往的均等机会，都有表达愿望、感情、打算的均等机会，都必须有做出判断、劝告、解释以及向辩护挑战的机会。(3)交互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以对话的形式在情感、观点、认识、思想、意见、知识等方面互相传递、交流。(4)发展性。交往的主体之间应本着发展的眼光，不断地对旧有的认识进行内化、重构，不断地寻找新的出发点、突破点，建构超越以往的新的内容，交往一方的发展会促进、带动另一方的发展。(5)主动性。教育活动中作为交往主体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应积极主动的与对方进行交往，特别是在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者更应主动引导、启发、鼓励、激励被教育者更多的进行主体间的交往，以便能扩大主体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从而提高教育效果并最终达到教育目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入情才能入理，只有入理才能入心，只有入心才能入行。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以主体间性的实践体验为基础性方法和途径。“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3]23思想道德的发展与培养不能给予人或传播给人。谁要享有发展与培养，必须用自己内部的活动和努力来获得，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不可能单独起源于主体或客体，只能来源于两者的相互作用，即主体间性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或主体间性是实现思想道德知识与德性智慧之间转化的途径，它提供了连接思想道德认识与成就德性自由的桥梁和转化的契机。

三

建立在主体间性哲学方法论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任务是对时代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和实践运用。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时代性、规律性、实效性是同步体现的。就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生特点来看，可以包括长时实效性和即时实效性。长时的实效性是指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出持续、稳定的实效性。即时实效性具有情境性，如一堂课、一次参观活动、一次谈话的德育效果，这种效果是个体的现场经历和真实感受。长时实效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即时实效表现为局部性、个体性。长时实效性以即时实效性为基础，即时实效性以长时实效性为归结。我们要在实效性问题上求真务实，同时注重两种实效的会通一致。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贯彻主体间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尊重被教育者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前提。每一个大学生都有渴望关爱、得到鼓励、学习新知、表达自我的成长需要。尊重大学生的人格，有效地满足大学生合理的需要，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就是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采取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的方法，在讨论中允许师生间存在观点上的及思维方式上的差别，通过辩论、讨论既锻炼了学生分析、表达能力，又可以使教师比较容易地掌握正确的导向，同时探讨式的教育过程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气氛融洽，对形成共识、加强了解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从而使青年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让大学生把外在的德育学习活动逐步内化为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在德育实践过程中体验生活、感悟道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回归生活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础。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人们之间的活动关系、交往关系，即生活实践关系。生活世界是道德产生和道德发展的基础，也是道德内容的现实来源。因此，道德总是生活的道德，生活也是离不开道德的生活；生活需要并产生道德，道德适应并满足生活的需要。“回归生活”实践，其要义就在于使德育的内容、途径和方法“近、小、实、亲”。近，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小，就是从小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做起；实，就是倾注真情实感，讲述真实情形，做诚实守信的人；亲，就是亲切融洽，可亲可信，亲身践行。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升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水平。

3、知行统一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关键。思想品德是知与行的统一。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体现。“知行统一，身体力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成就事业的基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活动，应在实践中进行，实践的观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观点。青年学生的思想品德不仅是教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也不仅是学生在课堂上“学”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青年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为此，我们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建设实践中，不仅要讲授好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而且还要建设好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基地；把静态的结果定量评价和动态的过程定性评价和谐地统一起来，促使大学生在德育活动中“自致其知、自导其行”，达到“自健其德”的理想效果。

4、加强学科研究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一环。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结合起来，是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实践经验证明，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才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可靠保证；只有加强科学研究，才能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与基本特征，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总而言之，从哲学的层面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应在深度上，把它看成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广度上，是一个由部分到整体，不断开辟新领域和道路的过程；在高度上，是一个弃旧扬新的过程，它要摒弃已经“定性”的，但不合时展的东西，要超越已经取得的成果，要在人们“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态中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向哲学思维纵深升华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更是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达到实效性的最优化的内在依据和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篇（4）

以下就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开始，采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

案例：公共品投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或准公共品具备其中的一条属性），因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体收费困难（非排他性），所以这项工作应该由政府完成，比如国防。但是，仅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少公共品其意义能够与国防等同从而非政府投资不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投资所依赖的资金也无非是纳税人上缴的税金，同样数量的货币，是由民间经济力量来支配还是由政府来支配经济效率更高呢？由于民间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政府充分，且“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要细心”，在非公共品领域的投资上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政府的投资就其可以选择的范围应该集中在公共品投资上。

事实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属于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这是因为，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公民对税收的交纳，这就相当于私人（对应不同的民间经济力量）联合起来委托政府进行了一项经济活动而不是他们选择自己进行这项经济活动。

如果私人直接出资提供公共品，由于公共品非排他性，对消费个体监督的费用颇高以至于无法对其实行收费，因此提供公共品的私人放弃了对消费个体收费的权利。但是如果放弃的本身能够带来一项收益并足以弥补因为放弃而产生的成本，那么公共品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例如，在自助餐中，买方只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金额，对食物就可以尽取所需，直到消费者边际效用为零。卖方承担提供“自助餐”的义务，那么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自助餐所提供的“免费”食物具备了非竞争性，已成为准公共物品，但它却是由私人提供。消费者享用的食物来自卖方付出成本的获取，因而如此“免费”的行为对卖方而言是放弃了对应的收费从而属于成本，但另一方面，卖方因为不用操心顾客具体需求从而节约了对菜品的整理、监督等费用，后者对交易费用的节省大于前者对交易费用的支出，所以私人才愿意并且提供这种（准）公共品。

“自助餐”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思路，虽然公共品由于非排他性而难以收费，但是如果对其的提供能够伴随着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并且后者大于前者，那么公共品就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蕴涵着私人提供公共品对自身有利可图并且符合效率）。如果因为难以收费而放弃的收益（交易费用）大于对另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那么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就是有效率的。

因此，对公共品的提供面临着两难冲突，即提供公共品希望放弃的收益越小越好，而对其它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越好，解决这一两难冲突的关键就在于对交易费用放弃与节约的比较。到底由私人还是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在于谁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更有利。如果对某一种公共品的提供私人将比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地方政府却执意要承担起对该公共品的供给，无疑是执政能力低的表现。

如何判断到底是私人还是政府供给某一公共品更有效率呢？我们认为，市场是甄别这一信息的最有效率的制度。地方政府将自身的主要职能定位在维护法治并接受其监督、保证市场健康合理的运行，这样私人会通过成本收益决策自行决定是否提供某项公共品。剩下的一些私人所不愿意提供的公共品，如果确实为社会所需，那么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个时候政府提供公共品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一定大于如果由私人提供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因此是有效率的。

篇（5）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产业，直到2013年，中国才迎来产业结构拐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 1 %，超过第二产业2. 2个百分点。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1980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超过50%到2010年，全球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超过50%，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同时，从贸易竟争力指数来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计算，中国服务业竟争力指数小于0，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竟争力较强，贸易竟争力指数大于0. 1。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值/从业人员)不断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进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较大。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09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22355美元/人，是中国的18. 5倍。

(三)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能源、资源消耗不断增长，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3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3 %，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5 %。另外，根据2014年的《国务院关十节能减排土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钢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资源消耗巨大。同时，能源、资源消耗大，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时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数据显示，在全国190个样本城市中，仅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达标，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达标。

(四)人均GDP偏低，国际竟争力不强

人均GDP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效率的指标，如表2所示，中国人均GDP远远低十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3 863美元，而美国为46 405美元，是中国的10倍多。

三、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机理

(一)制造业服务化推动服务业发展

一些制造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逐步将制造环节剥离，而逐步发展成为服务供给商。从全球大型制造企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线两段的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营销、策划等放在母国。如IBM从一个硬件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服务供给商，这会提升服务产出比重。同时，服务化企业依靠单个企业很难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业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价值创造网络[[9]。这会衍生出许多新兴服务业态，如装备制造业采取租赁的方式出售产品，那么就需要融资租赁服务作为支撑;而家具、衣饰等行业采取定制化服务，那么就需要3D虚拟仿真设计作为支撑;服务化对顾客信息、数据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数据挖掘等业务的需求就会得到发展，新兴业态的发展可以提升服务业竟争力。同时，制造业服务化加大了对金融、法律、咨询、研发等中间服务的需求，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就会上升。此外，由十服务具有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因此制造业再购入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丰富了服务种类、改善了服务手段，提升了服务业竟争力。

(二)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节能减排

制造业服务业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可以分离传统的资源消耗与利润创造和生活标准改善之间的关联，在寻找新的利润中心，获取价值和社会质量的同时，减少(直接或间接)的总资源消费U o]。具体来讲，如图1所示，在传统产品生产模式中，企业倾向十多卖实物产品以获取利润，而服务化模式中，企业以满足客户功能来获取收入，为了多获得利润，就会少提供实物产品，从而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制造业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生产率

产出服务化以服务主导逻辑为核心，与产品主导逻辑相比，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提供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的订制化产品服务包，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即制造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产品+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功能，进而获得相对稳定且边际利润高的收入。

同时，由十服务的无形性，难以被模仿，通过服务化获得差异化可以竟争优势等。差异化竟争优势意味着局部垄断，企业可以获得垄断收益，从而提高生产率。

四、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

(一)基本假设

1.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催生了新兴服务业态，甚至直接增加服务供给;同时，企业作为服务的高端需求方，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竟争力。

假设I: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服务产出正相关，即制造业服务化系数越高，服务产出占比越高。

2.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节能减排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商业模式不以多提品为唯一目标，减少了厂商多生产产品的冲动，进而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

假设2: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负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单位产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生产率

制造业服务化以差异化竟争优势、顾客忠诚度提升等促进了制造业发展，并通过价值网络、知识共享促进效率提升。

假设3: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制造业生产率越高。

(二)回归方程构建

1.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根据净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制度等。同样，影响服务发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因素，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入法，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种是结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毕业生数等。本文用结果法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来讲，采用高技能劳动力补偿占比来衡量经济活动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WIOD的各国产出就业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获得。

技术水平。技术水平衡量比较复杂，本文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对十部分国家一些年度缺失数据，本文根据历史增长规律利用线性增长法进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较困难，本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制度水平，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提供的1995-2013年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业需求。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是生产，本文用制造业对生产的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使用WIOD数据。

制造业服务化系数。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采用制造业服务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使用WIOD的各国产出表计算获得。

服务业发展水平。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比较多，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指标，本文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

(2)回归方程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服务业占一GDP比重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选择1995-2009年作为时间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业规模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为样本，但是由十中国、韩国、印尼、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产出服务化数据不可得，所以用1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2009，i=1,2,w,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

(3)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基本涵盖了全球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规模，而时一间仅选取了1995-2009年的阶段数据，为了推断不同时间点的特征，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1)的估训一结果见表3.

2一节能减排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资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决定，而影响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

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用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排放水平用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机物的总排放量来衡量，根据WIOD的AIR表和WDI数据计算可得。

(2)回归方程与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影响节能减排因素的回归模型: 

其中，mo、为制造业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ef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19952009，i=1,2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2)的估计结果见表40

3.制造业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制造业生产率主要由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产出和投入服务化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而生产率利用增加值/从业人员计算，增加值以WDI数据的2000年不变价美儿计算，从业人员来自国际投入产出数据。

(2)回归方程和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3)的估计结果见表So

(三)结论分析

1.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服务产出占比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投入服务化也与服务业占比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10%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to

2.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都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一结果呼应了饶畅((2013)关十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提高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结论。也与曼齐尼和维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战略可以减少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资源消耗的结论一致[U of。目前，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发展模式和投入、产出结果失衡，缓解资源能源压力，其关键还是在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变制造业盈利模式，加大投入产出服务化强度。

3.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一结论与阿诺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一致。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需要依靠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生产率来实现快速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五、政策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有利十节能减排，带动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竟争，提高制造业服务化动力

根据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制造业附加值率负相关。企业之所以采取服务化战略，是迫十竟争压力，并不是因为有雄厚的实力，即企业内生动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国市场竟争还不够充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如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白酒产业，几乎每个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优惠等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真正全国统一的市场竟争格局并没有形成。同时，部分制造业领域还存在国有企业垄断，没有动力改变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式。因此，推动制造业服务化，需要减少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的、完备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做到真正的优胜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国经济价值实现机制不合理，导致当制造业面临竟争压力时，一些资源直接撤离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挖掘利润。如虚拟经济虚火导致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社会精英投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同时，资产泡沫化的“挤出效应”会挤占其他产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垄断扭曲了资本获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资源等领域通过行政垄断获取超额收益，资本都追求通过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愿意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获取利润。因此，要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竟争，使利润获取和价值创造相匹配，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2.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载体

产业集群化扩大了经济规模，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大市场支撑。同时集群化企业之间相互分土协作，有助十建立长期的信用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发展有助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催生了集制造、研发、商务、设计、会计法律、咨询顾问的集群式发展。硅谷电子信息产业中，3 000家服务企业服务十2 700家制造企业。浙江温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装、低压电器、打火机、剃须刀等为主导产品的中小产业集群，促进了相关生产业的发展，并降低了生产链的协作成本。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将吸引相关制造服务企业入驻和聚集，构成其服务支撑体系，实现有效降低生产链协作成本的目的。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具有规模优势的制造服务企业，实现跨区域和跨行业联合，以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大型服务企业。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鼓励企业间的协作。同时，按照“产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产业园区，积聚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发展要素，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3.建设协同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篇（6）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无论是哪种联合模式，均是企业和市场进行的交融，最终形成边界模糊不清的经济组织。中间性经济组织必然是以中小企业组织形态为主的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形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在温州制鞋、服装、工业电器、汽车摩托车配件、打火机、眼镜以及灯具等行业广泛应用的虚拟经营；第二，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的企业集群，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借助于这种特殊组织结构，小企业之间建立长久的交易关系且不一定以契约来维持，而主要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作，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第三，包括契约式与股权式的战略联盟。契约式的战略联盟在温州柳市发展最具典型，柳市的323家低压电器公司联合起来，先后在全国320多个大中城市，230个县级行政区设立了进行统一的销售子公司、分公司和门市部，在18个国家、地区开设直销点、销售公司，既避免自相残杀，又为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和企业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保证，以致发展成股权式的战略联盟，诞生今天的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和新华集团等大企业。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的竞争优势

中间性经济组织根植于温州文化获得蓬勃发展势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早期的温州老板的创业精神被归纳为：可以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温州人的“市场精神”是丰富的，他们对潜在获得机会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从大人到小孩都会非常娴熟的讨价还价。

中间性经济组织就其特长来说符合温州的文化传统。通常认为，温州人较早具有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由此追溯到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事功”的文化传统。永嘉学派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重视流通。这一文化历史的渊源使得温州人比较注重功利。在国内，温州人较早放弃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从事工商业，以分散个体的决策来使分散的稀缺资源得到更有效运用。

中间性经济组织是指介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和完全一体化之间的各种联合形式。其特长可以分为：成员企业各自具有独立性。这点比较符合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特点，各企业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自应付剧变的环境。由于确保了各个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各企业就有可能充分发挥其独创性，就这点而言，比较适合温州企业的市场观念。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成员企业之间仍存在着竞争，这种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能促使企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与垂直联合企业相比，由于企业相互负担较轻，可以减少温州中小企业应付环境变化的脆弱性。

中间性经济组织节约家族企业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交易成本比较低。市场交易存在着交易成本，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可以利用企业替代市场的方法。作为温州的家族企业，选择企业替代市场的纵向一体化会增大企业内要素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有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与竞争力的衰退。为避免减少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产生的问题与节省交易成本，让某些资源禀赋差的部门和效能弱的功能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将企业的某些功能外部化，仅留下企业最有优势的核心功能，这是温州企业的一种普遍做法，这种组织内部的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特点，决定了它在温州企业目前现状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能够实现总成本最低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它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是各种知识和组织能力的总和。温州民营企业通常规模不大，往往很难与国内外大企业抗衡；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扩张愿望迫切，而本身资本集聚又十分缓慢；企业在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过程中，彼此需要对方互异的核心能力，以形成更大的合力，这就促使双方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聚合彼此的核心能力。

在温州古典家族制企业里，以“家长”为核心的企业制度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重大决策的效率。家族内部成员之间血缘关系也有助于化解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矛盾。但在企业发展后期，这时企业的规模扩充的冲动增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协调费用增加，原先利用伦理规范进行管理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在温州民营企业固有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生存空间。它既能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资产专用性来降低生产成本，又通过一体化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低。

中间性经济组织推动了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家族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中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合点。通过采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企业集团化、企业战略联盟等形式，虚拟企业实质上是企业产权在创业家族成员以外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它可以实行以小博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在使得企业利益相关者得到更多剩余的同时，却没有人为此受到损失。这一产权重置可以看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Pareto-promotion）”的过程。它无需在家族企业内部进行较大的变革――因为变革会带来交易成本，企业要为此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合作竞争型中间性经济组织发展趋势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趋向于战略联盟形式

温州大企业之间趋向于建立战略联盟，这是由于温州独特的文化使然，温州企业家合作精神不强，因而那些具有资源互补性的民营大企业之间，采取战略联盟形式，比购并或建立企业集团更为现实。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借用企业集团的外壳，其实质仍然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不是依靠所有权关系的扩张，而是通过优势互补的“共生”方式，达到实际扩大企业边界的效果。表面看来，温州的企业集团都有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层次结构，像“正泰”、“德力西”、“天正”这类企业集团都是以品牌为核心，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联合，子公司技术上独立或半独立。但温州所谓集团公司控股甚至持有全资的紧密层企业，其实使用的基本上是自己原来的车间厂房，而作为独立法人加入集团的其他半紧密层或松散层企业，与核心层之间很少存在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关系。前不久包括四大中国锁王在内的8家锁具企业联合组建了中国最大的锁具企业――温州市强强集团有限公司，从企业联合的法律地位和产权关系来看，这些企业集团只是有分寸的联合，因而更接近于一种虚拟一体化的战略联盟的形式。

在温州企业集团内部，股权和契约构成了企业集团二元的联结纽带。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其稳定性明显不如资本投资性质的企业集团。因为这种通过契约联结成的企业集团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伙伴关系。通过股权结构确立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科层制性质（控股关系），又具有一定市场交易性质（独立企业）的企业集团。通过一定的组织协调较好地克服了企业间市场交易成本，也节约了组织成本。这种安排是基于充分发挥科层和市场的优点和充分体现效率的考虑。

温州企业集团发展采用的中级一体化，集团组织内部的既有科层、又有市场的组织形式是组织经济的客观规律为自由开辟的道路。温州目前的企业集团发展的这一方向看，相对于古典企业能降低部分生产成本，相对于单纯的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也能节约部分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合作，企业间知识形态的资源进行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形成组织间的学习，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温州的中小企业通过组织功能的虚拟走向虚拟一体化

温州早期的分包企业与发包企业之间是以承包契约为联结纽带的，两者的市场地位存在着不对等性。随着虚拟组织的发展，温州企业的战略外包将发展成为虚拟一体化组织，其发展方向由原先的靠近市场协调到更靠近组织协调。

虚拟一体化是市场形态向企业形态演进的一种组织形式。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分包企业拥有了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规模也逐渐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单位生产费用逐渐降低，具备了与发包企业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分包企业和发包企业的市场地位就对等了，都变成了整条产业价值链上的模块制造单元，从而必定走向虚拟一体化组织。

温州中小企业向虚拟组织转变，要经过若干循序渐进的蜕变过程。首先中小企业的内在功能要核心化，即企业在功能上的单一化、专长化。功能核心化需先确定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确定的过程中，一方面结合核心能力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市场竞争状况和产品组合分析。核心竞争力确定以后，在资源分配的调整中，逐渐向核心竞争力方向倾斜。其次，建立企业运行的网络平台，包括协调分散化关系的企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以及体现彼此合作规则的契约网络。

“地方法团主义”的采用将推动集群化企业快速成长

通过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的集群发展，被归结为所谓“地方法团主义”，如成立行业协会或商会、营销协会、采购协会等合作化组织。当集群发展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时，大多数企业是靠模仿学习获取资源能力的，自身的技术设计工艺质量控制等能力都处于较低级的水平上。随着市场的发展，要求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提升质量和服务上有更高的能力。这往往是单个企业难以做到的，这时集体行动和政府与市场的组织就成为企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方式。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温州的行业协会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自律管理在温州市行业商会中得到普遍推行，行业商会在市场开拓、服务维权上也起着十分重要作用。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行业商会在强强联合、整合团队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替代市场，而在于增进市场。从这方面看，政府应该通过研究制定产业规划，按照现代物流理念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保证生产要素的供给，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整顿与规范市场秩序，创建企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资料：

1.迈克・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J]，2000(2)

2.何向荣、张苗荧，虚拟经营嫁接温州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浙江经济[J]，2003(15)

3.张苗荧，论温州文化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温州经济进化影响，华东经济管理[J]，2003(5)

4.孙蔚、张苗荧，温州企业治理结构特点与演变路径，商业时代[J]，2004(3)

5.胡刚，中间性经济组织：对产业组织合理化内涵的新认识，理论经济学[J]，2002(2)

6.王王君，论簇群经济的阶段性演进，理论经济学[J]，2002(7)

篇（7）

1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和制度。行政诉讼是指，行政向对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核心i以独立行使职权为保障；法律主体都由三方构成，行政复议是由发生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为一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某些原则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适用调节原则等。二者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司法性，即都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构来解决行政争议，强调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质疑的，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是处于附属配套地位还是有着独立地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学者认为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复议制度属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于“自律”的范畴；而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他律”的范畴。行政诉讼只能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复议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作出裁决。

2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状态和存在问题

(1)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中的问题。

对于我国立法上关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间衔接的模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就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则是行政复议前置原则。复议前置是指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相对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不服复议决定，再行。二则是自由选择原则，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自由选择其救济途径。

我国行政法学学术界对这两种衔接模式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如经复议再进入诉讼，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由于上级机关和原机关不在同一地区，复议前置会给相对人带来不便。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遵循“穷尽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法院原则上无审查权力。这就导致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相对人在选择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济模式后，只得无奈地感到失望。

(2)经过复议的案件，诉讼标的确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复议后的情形，大致为以下几种；

第一，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为被告，原机关负举证责任。这里由于复议机关无须对其作出的维持决定负责，复议机关为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当被告，往往维持。有学者认为，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复议决定维持的案件也由复议机关为被告，可能无法很好地履行举证责任。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说法，即“谁行为，谁被告”的司法原则。

第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变更与撤销)。当行政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为被告。这里出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具体行政行为适当性审查后作出的复议决定能否被提讼?按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分析，行政诉讼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适当性(除非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行为适当性作出的复议决定仍然属于行政裁量行为，不属于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不答复。如果是复议前置的。被告为复议机关；而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的，被告可以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也可以是复议机关。

3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解决对策

篇（8）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

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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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篇（10）

 

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期的完成，每一个大学生部面临多种观念的冲击．形色兼备的网络世界、人们的道德意识的淡薄、社会拜金意识增长，如不及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纠正，会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是我国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根据社会、家庭、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现状，笔者探求史适合高职高专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愿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涵义

我们现在所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立足于高校实际，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构建和完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体系，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二、目前高职高专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

1．缺乏敏锐性政治论文，不能积极应对大学生的热点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比较多地放在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工作上，不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忽视理论研究和前瞻性探讨。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环境影响的敏锐度不够，不能对大学生指出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

2．大学生自主、平等意识的增强，导致传统的社会调控系统的失灵。

网上交往的虚拟性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自由、平等，虚拟条件下网民交往的角色是虚拟的，不存在上下级、长晚辈、地位尊卑的垂直型关系，但由此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导致主导价值观念、社会公共权威以及教育者权威的削弱，使得传统社会训控的功能在逐渐丧失。我曾在网上下载到这样一份《电子空间的独立宣言》：“我们没有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我们也不愿意要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宣布，我们正和建设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空间，它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专制体制完全不同。”“我们正在制造的世界，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它没有特权，没有因为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或出身而形成的偏见，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表达他的信仰” 。“但愿它比你们以前的政府建立的世界更人道、更公正。”这样的宣言对大学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而临的困境是信息系统不再被教育者全部掌控，不能对大学生的思想言行进行干预，更多地要靠大学生的自我判断、自我选择。

3．教育者人格魅力的下降，导致感召力、吸引力减弱。

08年笔者对北华大学师范分院学前系300名学生就“你喜欢什么样的教师？不喜欢什么样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不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细心、有耐心、平易近人97.5%

脾气差、没耐心95.2%

义务强、水平高80%

业务水平低、能力差83.4%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57.5%

篇（11）

本次论文征集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色彩领域科技工作者，邀请中国流行色协会会员、基地企业、理事单位科技工作者参与，欢迎广大色彩科技人员和色彩应用人员踊跃投稿。

二、征文类型

本次征文面向尚未公开发表或在三年内公开发表的原创性论文(2009年1月1日后正式发表的论文)，已请注明出处。

三、征文内容

色彩科学应用与发展领域的各类研究及应用成果。内容包括：纺织品、服装及服饰、工业设计、汽车工程、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环境色彩、室内装饰、光学、照明设计、数码设计、印刷技术、色彩文化、艺术研究、色彩教育、家居设计、个人形象设计等。

四、征文要求

(一)内容

立意新颖、色彩应用具有时代感和创新意识、围绕主题、理论或方法创新务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文献引注规范。

(二)篇幅

论文正文字数不超过5000字、摘要不超过300字。　(三)格式

论文采用Word文挡，页面按A4纸排版，正文字体为宋体五号字，单倍行距。主要框架包括：(1)题目；(2)作者姓名、单位、邮政编码；(3)中文摘要；(4)英文摘要(5)中文关键词：(6)正文；(7)参考文献；(8)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职务、研究领域和成就、通信地址、电话、传真和E-mail。请在参考文献之后附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请用五号黑字体左起顶格排，后空一格，接排。作者简介在200字以内。论文中图片黑白和彩色均可。

(四)其他

所提交论文应为作者原创，尊重知识产权，不得抄袭剽窃他人学术论文和学术观点及图片，无侵权或版权纠纷，组委会不承担核实义务以及因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五、论文提交

请于2012年9月30日前将论文和论文征集登记表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组委会电子信箱，并将报名表传真至组委会。论文征集登记表请登陆.cn下载。

六、其他

(一)经评审，入选的优秀论文将由国家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为论文作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并择优在《流行色》、《色彩中国》和中国流行色协会网站等媒体刊登。论文集将被中国知网“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收录。

(二)部分入选优秀论文将推荐在11月30日召开“纪念中国流行色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及做学术交流。

(三)本次论文征集和出版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爱梅

电话：010-85229522 85229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