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保障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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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forcitizensistheresultofthesocio-economicfactorstobetrappedinpovertybytheGovernmenttogivethemostbasiclivelihoodguaranteesystemfornationalrelief.Ruralminimumlivingstandardsecuritysystemistosolvefoodandclothingproblemofruralpovertyanimportantmeasureforbuildinga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andbuilding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sofgreatsignificance.Thesystemsinceitsinceptionmorethan10years,constantlysumupexperienceinallaspectsonthebasisofalsobecomingmoreandmoremature.Thearticleaimsfortheoperationofitsmainproblemsputforwardasoundideatomakeitbetter,toplayagreaterroleinsociety.

Keywords:ruralareas;minimumsubsistenceguaranteesystem;lowobject;fundinglow

前言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国家和社会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俗称“低保”。低保制度使得农村的贫困群体得到了十分及时且必要的救助，这对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和谐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目前，低保制度推广和完善面临最大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低保资金的来源，二是低保户的评审，三是低保运行的监督。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意见值得认真对待。

一、在资金来源上，应该多渠道筹措资金，资金问题是农村低保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

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主要采取市、县财政分担，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的筹资模式，中央财政至今未安排农村低保资金，许多地区由于基层财政没有能力对低保资金进行配套，严重影响了农村低保的推广，这种现象在农村的其他保障制度推广中也普遍存在。这对于经济条件尚好的东部沿海地区问题不大，但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市的财政压力很大。考虑到中央及各级政府财力有限，支持实施农村低保制度不应平均投入支持财力，而应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实行倾斜。根据各省经济状况的不同，中央确定转移支付低保资金的比例，对于沿海开放的省份中央可以不补或少补；对于内陆较贫困的省份，中央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30%～50%较为适宜），尽可能的减轻省级的财政压力；对于特别贫困的省份，如青海、，中央至少应负担低保总支出的一半，这是在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资金划分。这样划分的依据有二：一是各省经济情况不同，自给能力有别，区分不同情况给予支持符合建立和谐社会，全国协调发展的主流；二是经济越是发达的省份和地区，需要低保救助的人越少，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没有能力安置配套资金，越需要大力支持。

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低保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2005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元，仅增收部分就达5000多亿元，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农村低保的力度应该不成问题。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究竟需要多少钱？如果按每人每月“补差”30～40元计算。如今还没有享受低保的2600多万贫困人口每年大约需要100亿元。但是，这笔钱并非都要“新增”。按辽宁省的说法，取消农业税后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款项中，已经有“农村特困户救济”这一项，2005年在辽宁省是1.62亿元。而全省全年的农村低保资金是2.54亿元，这笔款项占的比重是64%。也就是说，实际上，有2/3的钱中央已经掏出来了。2005年辽宁省农村低保的补差金额是30元左右，即使辽宁省补差金额增加到40元，也不过再增加1.5亿元。所以，如果假设辽宁省正在全国平均水平上，除去已有的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全国“新增”投入也就在30～50亿元之间，而贫困人口每人每月可得到低保救助金为40元。按比较宽裕的计算，整个资金量再翻一番（每人补差70元左右），也不过100个亿，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的0.33%。所以说，解决农村低保的资金问题的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的。[1]2007年第二季度，民政部统计低保的补助标准是71.4元/每人每月（参照下表），6月份的计划支出为7.4亿元，按此计算全年不过88.8亿元，仅占2006年全国财政总收入（39373.2亿元）的0.2255%。这个比例低于2005年。所以中央完全有能力推进农村低保的全面覆盖。

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7年2季度）

在省份内部，各级亦应参照上述模式确定省级和市县各级分担的比例，可以按照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额确定各级负担的比例，如福建省对于人均在1.5～2万元的县市给予15%的补助，对于超过2万元的县市完全由地方各级自行负担，[2]对于1～1.5万元的省级补助30%～50%。这样就可以实现省内的平衡。做到把钱用在最需要救助的农民身上。同时各级政府要设立低保资金专用帐户，实现专帐管理，专户专用，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到期强制划拨，优先保障的运作模式。对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捐赠要及时缴入专用帐户，防止挪用。各级政府在负担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还应该逐年增加资金投入量，以切实提高低保户的保障水平，增加低保户的数量。

二、在低保对象的选取上，要坚持评审程序化、公开化的原则

每个低保对象的确定必须在符合收入条件的基础上，经过村级评议，乡镇审核，县市民政部门审批、省级监督的程序，有效杜绝非贫困因素的干扰，同时各评审级次的结果都必须及时在乡村两级公示，给其他村民提出异议进行监督留有时间，省级政府的监督可以采取不定点抽查的方法和对宏观政策的调整方面。

三、在资金的发放上，应坚持社会化的原则

通过分布广泛的农村金融机构

，如信用社，邮政储蓄网点低保金，这样做有助于避免克扣、冒领及不必要行政干预，节省人力、财力、物力。

四、在低保对象的管理上，应采取动态灵活的方式

五、在低保的监督上，应坚持多元化，依靠群众的原则

通过公示低保审核程序让群众参与低保的全过程，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还可以通过上级的行政监督、平级及上级的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等多种方式防止、截留挪占、弄虚作假的行为发生。

六、在保障对象的范围上，应该逐步实现由指标式低保向应保尽保过渡

都是贫困户，都符合低保条件，有人得不到救助就会引发诸多矛盾，与公平原则不符、与和谐社会相悖。在目前还没有能力实现应保尽保的情况下，应该给贫困市、县、乡、镇更多的指标，而不宜平均分配，因为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贫困人口就越多，需要救助的人和相应的资金投入就越多。以吉林省为例，2006年吉林省民政厅统计全省共有特困户120万，占农村人口的7.7%。由于资金极其有限，目前仅将80万纳入低保范围，还有将近40万贫困人口无任何保障。德惠市边岗乡2006年共有贫困人口3200多人，占乡总人口的8%，目前只有1518人得到低保，有另一半贫困人口只能继续等待低保指标的增加。[3]2007年7月9日，吉林省政府常务会决定，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新增省级财政补助资金7600万元，将全省保障标准提高到693元，补助标准提高到360元；投资200万元建立农村低保信息系统，推进农村低保信息化建设，适当增加农村低保工作经费和一次性专项经费，推进全省农村低保工作发展，切实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

七、在低保金的发放标准上，定额补助虽然存在一定问题，目前还不适宜采取补差原则

定额补助是每月发给低保户固定金额，享受者人人平等，这样易于操作，节省人力、物力，又可以避免纠纷的发生，是目前各地普遍推广的补助模式。

八、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对低保制度进行地方性立法

目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依据上级的指示、办法、意见等，随意性大，不具有持久性，这不利于低保制度的发展。各地在运作模式成型，条件稳妥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期将低保法制化，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更好地推进低保工作。2007年7月9日，吉林省政府常务会决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修订《吉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出台《吉林省农村贫困家庭收入核算办法》、《吉林省农村低保资金管理办法》和《吉林省农村低保对象分类施保办法》，规范农村低保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件关系7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是建设社会新农村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城乡和谐、分配和谐的关键一步。所以，低保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需要我们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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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保障收入过低而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贫困人群而建立的，旨在使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一种救济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目前城乡低保制度的二元化在保障方面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亟须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问题,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进行探讨。

一、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

重庆市从2003年开始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2007年1月，开始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人数和保障标准逐年提高。当前，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表现在：

（一）覆盖范围扩大，但仍显狭窄

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低保覆盖面有较大幅度的扩展。截至2008年12月底，重庆农村低保人数为78万人，占农业人口的3.31%，比上年增加6.15万人，增长8.5%。但目前农村还需要低保政策扶持的贫困人口以及已确定为低保对象但还没有享受低保待遇的困难群众仍占很大比重，这对推进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工作是一个大的挑战。

（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二元化拉大了城乡低保差距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政策规定和内容上都各不相同，明显表现为制度的二元化。城乡不同的保障标准及由此造成的实际补助的差别，使得城乡差距越拉越大。2009年城市低保标准是223.8元每人/月，实际补助是159元；而农村低保标准是98.1元每人/月，实际补助是59元，城乡差距分别是228%和269%。由于这种人为的制度安排，城乡低保差距被拉大，致使农村低保对象生活艰难，低保家庭除了维持日常生活支出外，基本无力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

（三）财政收入增加，但救济经费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家对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也大幅提高。但低保经费保障的力度远远小于经济增长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加之区县政府在利用社会救济经费时往往先保障经济效果明显的其他项目，延迟对低保的补助，救济经费的滞后使得低保工作开展缓慢。

（四）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但基层办事缺乏科学性与公平性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问题，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尽早脱离贫困。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其工作量大且繁琐，加之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的难确定性，使得部分低保工作人员在完成工作时因缺乏相关低保法律的支撑，做事时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

二、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低保对象和低保标准难确定性分析

家庭收入是农村各地区确定低保对象的唯一依据。农村家庭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性收入，其中非固定性收入又分为隐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农村家庭收入构成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使家庭收入界定困难。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导致各地区低保标准差异也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受财力限制的中西部地区，低保标准则相对较低。

（二）城乡二元化指导思想分析

城乡二元化思想使政策导向程度不同。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进行了改革，现已基本实现了统一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程度有很大提高，运行机制开始趋于成熟。与城市相比，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国家只是从政策层面提出全面建设的要求，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规范。一些地方由于城乡二元思维定式，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不科学，各地方各自制定制度，缺乏统一指导，使低保工作落实难度大，运作不规范。

（三）低保资金缺乏原因分析

目前，重庆各区县已普遍将低保资金列入了财政预算，有效地改善了低保资金的供给状况。由于各地财政状况参差不齐，在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安排时，因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效益优先的原则，最低保障资金排序前后不一，使得某些地区尤其贫困地区的低保资金供给也参差不齐。同时，低保资金筹集工作比较滞后，宣传、募集、资助的力度不足，使得部分社会救济经费在归到慈善机构后被分散利用。

（四）农村低保相关法制缺失分析

目前，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没有专门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全国性文件和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低保工作开展方面，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多是依据各地方政府自身制定的有关政策开展，操作程序不规范。且大多数地方的农村低保由民政部门下属的社会救灾救济科室来负责，没有专门的科室负责，由于缺乏制度性约束，工作中的随意性较大，造成工作中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

三、建设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科学合理地确定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

按照重庆市规定，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才能享受差额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是核定能否成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唯一依据，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在核算家庭收入时须分类计算，对家庭固定收入采用逐项计算；对非固定性收入采用家计调查的方式。同时必须登门走访，反复核查，避免漏报、错保现象的发生，力求公平、公正。重庆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较大，在设定保障标准时也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科学地设定本地的保障标准。

（二）统筹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

重庆是西部地区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统筹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重庆作为我国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首先应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彻底摒弃城乡有别的传统观念，城乡统筹发展；结合不同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维持各地贫困居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为依据，因地制宜，科学实施。自2007年起，重庆已开始建立城乡统筹低保制度，将实行“工作机制城乡统筹、保障标准地区有别”的原则，农村困难群众将享受与当地城市困难群众一样的保障标准.

（三）拓宽低保资金筹措渠道，规范资金监管

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有效的资金筹措机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保证。重庆市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以区县财政为主，市财政为辅，同时鼓励多渠道筹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对于低保资金的规范管理，应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同时，健全基层社会保障机构，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机构负责，确保低保资金的安全与合理使用。

（四）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

社会保障实质是一种法律保障，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最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要有法可依。首先，通过国家立法，对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主体的权责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使其规范化、法律化。其次，建立健全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规章制度，并使之与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接轨，真正做到城乡统筹。

四、结语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它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济制度的延续和延伸，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繁荣经济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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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与政策研究――以对重庆市北碚区失地农民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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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农村人口7.37亿，占全国人口的56.1％。截至2006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2148万人，低收入人群为3558万人。目前，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3个县(市、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但农村实施“低保”制度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农村实施“低保”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上的误区。部分地区实际领取低保人数与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领取“低保”数量有很大偏差，这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2005年某些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对领取低保人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农村低保的有关规定，领取低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其准确核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低保"-r作的认识不足。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他们也不知所措。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所以。认为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多余的。认为钱多就多保一点，钱少就可少保一点，没钱就可不保。

(二)“低保”对象的界定标准需规范。首先，在“低保”资格确认上，最大的问题是对收入缺乏有效的审核手段，或者隐性收入问题比较严重，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其次，难以准确计算农民的个人收入。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由于我国在农村主要采用人工手段进行收入审核，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部门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实际计算时还比较困难；个别地方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他们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三)县、乡负担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难以落实。很多地区虽然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财政紧张。据调查，部分县、乡政府的“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不健全。从对部分省市的调查结果看，大部分地区只单纯注重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不完善。在政策衔接方面，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如，山东省某农村地区将因超生造成生活贫困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这样虽然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但出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断层”的现象。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农村特困户的补助由村公益金解决。但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后，贫困对象的补助来源由村公益金扩大到乡镇财政。这样，就出现与国务院有关规定不一致的现象。

二、对策

(一)确定合理的经费筹集办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费筹集应有两种办法。一是地方各级财政与村集体经济按一定比例分担。二是由政府财政全部负担。后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因为除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外，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最低生活保障的经费。当然，第二种做法在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做到，在实施过程中两种办法可同时进行。中西部地区可实行第一种做法，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实行第二种做法，这样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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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一方面失去了土地这一具有就业和养老保障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不享受城镇居民社保体系，逐渐成为城市中一个新的弱势群体，同时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土地换就业”的安置方式逐渐失灵，简单的货币安置、实物安置则只能解决他们的近忧，难以化解远虑，如何使失地农民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

1.我省失地农民杜保制度建设的现状

我省在2003年建立起了与当前经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比较可行的、比较先进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制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尚属首创。然而受制于我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的财政实力，我省社保制度基本上包括全面保障型、养老保险主导型两个层次。我省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保制度建设普遍以养老保障为核心，辅以医疗保障、失业保障。

作为制度的核心—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始于1998年年底，嘉兴市颁布了《土地征用人员分流办法》，为失地农民开办了基本养老保险。由于我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构建的层次也有较大差异参差不齐，我省目前大部分城市(如宁波、湖州、绍兴、舟山、金华等)均实行给付水平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生活保障型养老保障制度;在制度上能够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养老保险型，只有在杭州、台州和嘉兴实行的双低保型(低缴费低享受)、养老保险型;而街州则实行针对不同年龄、失地程度、就业状况等为失地农民建立具有一定激励能力的混合型。我省以基本生活保障型为主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直接导致了我省目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给付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城市(如金华、湖州、丽水等)月给付额在210元上下，给付最高的台州也只有520元/月。

2002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对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定位、参保对象资金享受标准等作了明确规定，这是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生活基本保障问题的纲领性文件。结合我省各地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2003年我省多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根据政府、集体、个人三方出资的原则，实行基金制运营管理。该制度的出台，为我省失地农民社保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到2003年底全省己经有10个市50多个县(市、区)建立了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有30多万失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共筹资金30亿元。 在我省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目前仅有金华市、嘉兴市建立给付水平较低的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在建立制度的10个市中绝大部分地区都直接将他们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和大病统筹内，对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没有出台明确相关规定和操作办法，即失地农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和不参加，可以说其他地区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基本依靠失地农民自身经济实力参加医疗保障，政府和集体处于缺位状态，例如杭州市明确规定失地农民医疗保障资金自行解决。

在养老、医疗保障之外，结合我省各地的现实，宁波市失地农民建立养老风险准备金制度和湖州市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养老保险费的做法非常典型;“士地换社保”、“培训促农民再就业”、“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等一些措施也非常有特色。这些政策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功能。

2.进一步完善我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应该从法律体制、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加强建设，逐步走出失地农民社保制度构建的困境。

第一，建立健全法制，改革和完善土地补偿机制，保护失地农民切身利益。由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个人承担部分来源于安置补助费。但是，由于土地补偿费用本身由于土管法的规定而限制了补偿的最高标准，直接在立法上产生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不对称，土管法的这一致命性规定，直接导致了土地补偿价格的非市场化。这一规定直接构成了农地出让市场的垄断性，而且往往导致权利寻租、腐败等行为，严重危及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另外，由于法律的时滞效应，该补偿标准在通货膨胀的侵蚀下，显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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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文主要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作谓语的动词英译的虚化法。本文所指的虚化，是指在汉译英过程中，采用名词法、形容词法、副词法、介词词组法、非谓语动词法和无形法来翻译汉语谓语动词。

2.结合《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 》分析动词英译的虚化法

2.1名词法

名词法包括翻译成名词、名词性短语和名词性从句。

例1：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

Chinas GDP reached 47.2 trillion yuan，an increase of 9.2% over the previous year.

在例1中汉语动词，“增长”采用了名词法翻译方法。把动词“增长”翻译成了名词性短语“an increase of ”，可以减少小句的数量，使文章更简洁。英语倾向于用名词表达汉语用动词表达的概念，即动作、行为、状态等，尤其在科技、法律、政治文体中更是如此。

2.2非谓语动词法

例2：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The system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as basically in place，guaranteeing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poor.

分析：原文的并列结构暗含因果关系，非谓语动词 guaranteeing显示出深层的句法关系，既译出“得到保障”，又连结前后。用现在分词guaranteeing作结果状语，表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如果把它译为guarantee，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例3：交通运输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developed quickly，there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分析：在例3中的“发展”是实化翻译成“develop”，“夯实”则采用了虚化翻译法，用现在分词做结果状语，传达出“交通运输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如果两个都采用实化法来翻，就体现不出前后的因果关系，使句子结构更加复杂。

2.3无形法

例3：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

Chinas grain output increased for the eighth consecutive year，which has rarely been seen in history.

分析：例3中的“实现”在译文中并未出现，采用了虚化翻译法的省译法，避免出现两个动词的赘余，因为英语是一主一谓，把“八连增”翻成谓语动词要比翻成“realize”更能表达出“增长”的状态。

此外，在英译时还使用了形容词法和介词词组法。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研究结果

在政府报告这种政论文的谓语动词英译中，动词英译虚化翻译技巧的使用很常见。在虚化法中，名词法方法采用的最多。

3.2分析

在政论文英译中动词采用名词法最多。究其原因，如下：

名词法不仅在语篇的信息结构中举足轻重，而且也和其它语法或词汇衔接手段一样，对语篇的连贯、流畅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名词法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书面语中句与句连接的更加紧密，小句数量的相对减少，从而降低了语法复杂程度。

名词法能够尽量摆脱动作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对过程的影响，降低语言人际功能的发挥，从而增强语篇的客观真实性。

名词法的选用与语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名词法是很多正式语体，如科技文体、政论文体、法律文体等的一大特征，因为这些语体经常涉及到抽象的概念，而且一般是书面语。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代替动词性结构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

4.小结

从语言特征上来看，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在于：汉语是动态的语言，英语是静态的语言。因此，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这类政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汉语的“静态倾向”特征和汉语的“动态倾向”特征，转化思维方式，对提高译文的质量大有裨益。（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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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杜素涛.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政治文献翻译技巧的运用 [J].今日南国，2008 （4 ）：223-225.

[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 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4）.

篇（6）

    一、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自我保障的观念淡薄，大多数的农民还指望家庭和土地养老，年轻力壮时挣点钱浪费在埋葬老人、给儿子娶媳妇等事情上，遇到天灾人祸或者自己老了生活却没有办法。

    (二)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二元化，农社村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也必然是二元性的。从总体上来看，城镇已初步建立起水平较高且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基金模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都在原有的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主的社会保障，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以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优抚、“五保”，还是救灾、救济，者提以特定的农民为对象的，数量也很少，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享受社会保障。这种非均衡的二元保障政策，直接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资源享用与权利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农民往往在医疗、教育和就业保障方面遭遇排斥和挤压，无法分享到应有待遇，致使农村社会保障的发生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层次。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缓慢，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严重依赖于土地。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水平。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特困群体的救助主要是采取季节性救助，各地也根据实际，开展了农村特困群体定期定量补助及临时困难补助等办法，使得部分农村特困群体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补助面不宽，补助金额有限，对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只能是杯水车薪。1994年开始，民政部在山东、广东、江苏、上海、广西、山西等地进行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然而由于农民实际收人难以确定，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种种问题，致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得依赖土地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而这种土地保障只能发挥低水平的保障功能。

    (四)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互济性低、保障能力弱。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采取以农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为辅、国家投入为补充的形式。这使国家和集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造成了资金来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而且也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交费的方式筹集资金，并且由农民根据自己的缴费能力和保障需求自主选择缴费标准，在实际开办过程中，大部分农民由于采纳了最低标准，受益期时领取的养老金过低，不能有效地保障老年生活。而自由交费原则，使养老保障制度缺乏约束力和强制力，农户参保行为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许多农户出于自利的动机而选择不交费，导致基金规模和覆盖人群无法扩大。人均领取年养老金极少，投保农民受益很少，很难起到养老保障作用。

    (五)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使农民看病可以报销，增强了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但是随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后医疗需求的释放和增长，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医疗的筹资标淮低，不能有效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国家规定的合作医疗标准是，中央财政补10元，地方财政补10元，个人交10元，每人年筹资30元。由于筹资水平过低，基金有限，受益面大，补助额度小。目前的合作医疗能够为病人提供部分资金帮助，但还远远不能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合作医疗资金的相又妇意定性与群众不断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呈现出不适应性。从各试点县看，在资金总额不变、住院人次和费用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要保持补偿标准的稳定性、连续性，必然面临资金透支的风险。要规避风险唯有降低补偿标准，这又势必造成补偿强度大起大落的问题。基层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薄弱，无法应对和满足农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推行医疗合作各部门政策存在矛盾。比如，对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各职能部门的观点不一，民政部规定，为了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向农民收取一定的费用。然而，在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合作医疗”项目被视为“交费”项目，列为“农民负担”不应当征收。这一政策与中央政府支持发展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致使许多地方放弃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从当前的情况看，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当前在农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建设中，应重点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一)增强社会保障意识。突破思想障碍，统一思想认识，更新观念，增强广大农村干部与居民的社会保障意识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

    通过宜传教育，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既是社会主义优越j险的体现，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需求。认识到由低层次的家庭自我保障进而转变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在今后将主要不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而是按权利与义务对等、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由社区积累和个人投保为主来筹集保障资金，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增强自我保障意识。具体宣传发动时，可以从以下三点做到:一抓住典型并以多种方式宣传农民受益事例。二要通过补偿公示来宣传，特别在村一级要定期向农民公布补偿兑现情况。三要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医保政策(如:参保办法、参保人的权利义务、审核结算流程等)。通过宣传能够使医保各项规定家喻户晓，提高农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和互助共济意识，打消各种顾虑，提高参加新农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篇（7）

论文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津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居民养老保津制度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津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津，中国的社会保津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津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居民养老保津制度，通过对这三项制度的构建基本就构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尽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其构建的重点。

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家庭人均收人低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补助的制度、是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主要措施，在

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生活困难甚至不具备维持生存条件的情况。特别是这些地区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保障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欠发达地区建立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解决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可以制定农村低保标准，由省一级政府的社会保障机构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地方可以根据省定标准结合地方实际确定自己的低保标准，但不得低于省定标准。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时要注意合理、科学的原则。若这条保障线过高，一方面地方财政可能会承受不起，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最低生活保障养懒人的情况出现，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保障线过低，就不能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目前的现实生存问题。国际和国内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较多，但笔者建议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45%左右作为各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比较适宜。这是由于一方面通过对表(A)的分析可知: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人逐年增长，表示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且逐渐向40%逼近，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统计的数据比较科学、准确，在各地统计上报的基础上，又经各农调队矫正，比较接近实际水平。n1如河南省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45%为1149元，按12个月平均则为95.8元，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关于农村居民低保待遇我们可以把它可分为全额享受和差额享受两种形式:农村“五保”对象按照当地农村居民低保标准全额享受低保待遇;其他低保对象按照其家庭年人均收人低于农村居民低保标准的部分予以差额补助。同时强调要确保社会保障金按时足额的发放，保障金发放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原则上做到按月足额发放。当然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为关键的是建立稳定的最低保障资金筹措机制，农村居民低保资金应该由各级政府列人财政预算，实行财政分级负担，村级原则上不负担，对于相对困难的县(市)，省财政可给予适当的补助，必要时可有国家给以补贴。

二、建立符合农村杜会经济发展特点的合作医疗制度

在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合作医疗制度方面，各地可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积极实践，摸索经验，最终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人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加强宣传力度解决农村居民的思想顾虑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强制实行。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机构自身的管理而使农村合作医疗走向正常的轨道。

其一，加强宣传晓之以“利”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和集体经济的扶持下，以农村居民为保障对象，按照自愿、适度与受益的原则，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建立的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我们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宜传动员工作，实行分类指导方针，增加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发展合作医疗，完善县、乡、村三级合作医疗体系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克服“变相摊派”和“等待农村居民自愿’，的思想，做好农村合作医疗的宜传、组织动员工作，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共同抵御疾病风险，逐步形成以村合作医疗组织为基础，乡镇合作医疗组织为重点，一定范围(如大病及康复医疗合作)的县市联合的多级合作医疗组织体系。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社会化程度，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合作医疗的互助互济功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的需要。 转贴于 其二，加强合作医疗各个方面的管理。

确立县、乡镇、行政村、农村居民个人四级出资制度，县、乡镇两级政府出资部分进人社会统筹账户，行政村、农村居民个人出资部分进人个人账户，合理确定四者的年出资总额及年出资比例，让农村居民切切实实从合作医疗中得到实惠，使之成为农村居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当前卫生系统要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使农村居民享受得到低成本的优质的医疗保健卫生服务，农村居民才会自愿加人合作医疗，并确定不同地区的医疗费用重点补偿方式。农村合作医疗能否长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要建立长期、稳固的基金管理制度:一是要实行专款专用原则，不得随意挪用或挤占医疗基金;二是要综合考虑农村居民年人均医疗费用实际支出与农村居民愿意交纳的保险额等因素来确定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只对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持有的医院开据的正规发票进行事先确定比例的报销，并且严格规定每年对参保人报销的最高金额。三是要与医疗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大力整顿农村医疗卫生市场、加强对乡〔村)卫生院〔所)的财务监督，加强对个体医生的管理，杜绝见利忘义、销售假药、非法游医的坑农行为，做到合理就诊、合理用药，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正当利益，减少医疗基金的浪费。

三、建立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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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津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津，中国的社会保津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津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农村居民养老保津制度，通过对这三项制度的构建基本就构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保证，如果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得不到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很难称得上完善。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尽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其构建的重点。

    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家庭人均收人低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补助的制度、是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主要措施，在

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生活困难甚至不具备维持生存条件的情况。特别是这些地区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保障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欠发达地区建立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解决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可以制定农村低保标准，由省一级政府的社会保障机构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地方可以根据省定标准结合地方实际确定自己的低保标准，但不得低于省定标准。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时要注意合理、科学的原则。若这条保障线过高，一方面地方财政可能会承受不起，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最低生活保障养懒人的情况出现，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保障线过低，就不能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目前的现实生存问题。国际和国内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较多，但笔者建议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45%左右作为各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比较适宜。这是由于一方面通过对表(a)的分析可知: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人逐年增长，表示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且逐渐向40%逼近，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统计的数据比较科学、准确，在各地统计上报的基础上，又经各农调队矫正，比较接近实际水平。n1如河南省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45%为1149元，按12个月平均则为95.8元，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关于农村居民低保待遇我们可以把它可分为全额享受和差额享受两种形式:农村“五保”对象按照当地农村居民低保标准全额享受低保待遇;其他低保对象按照其家庭年人均收人低于农村居民低保标准的部分予以差额补助。同时强调要确保社会保障金按时足额的发放，保障金发放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原则上做到按月足额发放。当然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为关键的是建立稳定的最低保障资金筹措机制，农村居民低保资金应该由各级政府列人财政预算，实行财政分级负担，村级原则上不负担，对于相对困难的县(市)，省财政可给予适当的补助，必要时可有国家给以补贴。

    二、建立符合农村杜会经济发展特点的合作医疗制度

    在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合作医疗制度方面，各地可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积极实践，摸索经验，最终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人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加强宣传力度解决农村居民的思想顾虑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强制实行。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机构自身的管理而使农村合作医疗走向正常的轨道。

   其一，加强宣传晓之以“利”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和集体经济的扶持下，以农村居民为保障对象，按照自愿、适度与受益的原则，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建立的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我们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宜传动员工作，实行分类指导方针，增加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发展合作医疗，完善县、乡、村三级合作医疗体系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克服“变相摊派”和“等待农村居民自愿’，的思想，做好农村合作医疗的宜传、组织动员工作，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共同抵御疾病风险，逐步形成以村合作医疗组织为基础，乡镇合作医疗组织为重点，一定范围(如大病及康复医疗合作)的县市联合的多级合作医疗组织体系。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社会化程度，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合作医疗的互助互济功能，满足农村居民医疗的需要。

   其二，加强合作医疗各个方面的管理。

    确立县、乡镇、行政村、农村居民个人四级出资制度，县、乡镇两级政府出资部分进人社会统筹账户，行政村、农村居民个人出资部分进人个人账户，合理确定四者的年出资总额及年出资比例，让农村居民切切实实从合作医疗中得到实惠，使之成为农村居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当前卫生系统要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使农村居民享受得到低成本的优质的医疗保健卫生服务，农村居民才会自愿加人合作医疗，并确定不同地区的医疗费用重点补偿方式。农村合作医疗能否长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要建立长期、稳固的基金管理制度:一是要实行专款专用原则，不得随意挪用或挤占医疗基金;二是要综合考虑农村居民年人均医疗费用实际支出与农村居民愿意交纳的保险额等因素来确定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只对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持有的医院开据的正规发票进行事先确定比例的报销，并且严格规定每年对参保人报销的最高金额。三是要与医疗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大力整顿农村医疗卫生市场、加强对乡〔村)卫生院〔所)的财务监督，加强对个体医生的管理，杜绝见利忘义、销售假药、非法游医的坑农行为，做到合理就诊、合理用药，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正当利益，减少医疗基金的浪费。

    三、建立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

篇（9）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应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与农村生活保障三部分。

  一、养老保障应采取家庭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模式

  在我国农村，还不可能实现与城镇职工养老社会保险完全一致的模式，而应实行家庭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的形式。因为，家庭养老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做法，目前，这种养老模式的基础并没有完全丧失，要想彻底改变也并非易事，而且借鉴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顾此失彼的教训，我国农村的家庭养老短期内不可能取消，它仍是农村养老的一部分。

  但是，农村实行社会养老是必然趋势。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村社会化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是对付“白潮”的需要，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需要，是引导农民消费、积累建设资金的需要。此外，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是家庭保障有余而社会养老不足。因此，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是我国农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根据《基本方案》及我国一些试点的经验，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低标准起步，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社会保障水平的设定，一般宜从低到高，留有余地，而不宜盲目攀比，一步到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农村养老社会保险费的交纳和养老金的给付标准应定在一个能基本满足农村实际生活需要的低水平上。凡年满20岁的农民，可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选择适合的交费档位和灵活的交费时间参加养老保险。由于大多数60岁以上的健康农民仍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因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可以适当延长至65岁，标准为100元/人月左右，这个水平基本能满足老年农民的生活需要。

  第二，建立由政府组织和管理、财政投人的强制性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政府负有公共管理的职责，因而是举办公共事业的最稳妥的主体。政府的组织和管理表现为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设立监督机构，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强制性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应多元化，既有农民个人缴纳，也有集体补助，还应有财政的投人。实践表明，强制性的保险，没有政府的投人是很难奏效的。当然，投人的力度应通过科学测算而定。

  第三，建立严格、高效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机制。资金短缺间题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瓶颈。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农民的“保命钱”，因而，把有限的农民养老保险金管好、用好就显得更加重要。根据国内外经验，实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即由符合规定的市场法友，按有关法规经办农村养老保险业务，进行自主经营管理。国家应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尽量降低和避免风险。

  第四，采取“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的模式。根据对国内外各种保障模式的分析可看出，“个人账户储备积累”模式运行得最为正常，它强调个人的社会保险责任，强化政府的组织和管理责任，逐步淡化政府的交费责任，突出个人的自保意识，这也是国内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取向。因而，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仍将主要靠自己。建立个人账户，个人交费和有关补贴全部记人个人账户，并可以转移和继承。

  第五，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中最薄弱的环节，而立法滞后是这些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据调查，多数农民有参保的意愿，但总担心政策会变，故而不愿积极主动去参保。因此，必须改变当前仅靠政策指导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现状，尽快制定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二、建立大病费用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通过运动搞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已经名存实亡，农民重新面临看病难的问题。有专家通过调查指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出路在于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注意的问题是:

  第一，政府牵头，多元筹资。由于长期“以农养工”、“二元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改革是逆向的。因此，在城市应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而在农村，政府则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农村社会保障给予支持。建立国家与农户共同投人，风险共担的机制，使国家投人的有限资金发挥引导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引导社区经济实体、慈善机构、团体、个人捐助，充实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国家投人的资金可以从国家卫生事业经费中转移一大部分，也可以通过税收转移一部分。

  第二，建立家庭账户和统筹账户。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缴费形成家庭账户，供全家共同使用，主要用于支付家庭成员日常门诊费用。根据测算，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0元的标准交费，基本可以满足这一需要。统筹账户由国家和当地政府出资形成，国家财政补贴，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地方政府投人每人每年不低于2p元，这部分资金集合起来，用于支付患大病、慢性病的患者的医疗费用。大病的确定及统筹范围内的报销比例根据当地情况决定，但基本原则是“以收定支，量人为出”。两个账户分开核算，分别管理，不得挤占挪用。这样农民“病有所医”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除此以外，对于特别困难的成员，应建立社会救助制度。

  第三，强化基金的运营和管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各级政府及农民的缴费额，因而结合起来的医疗保险基金将很可观，而且这跟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保证基金高效运营，保值增值，监管得力至关重要。管得好，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管不好，合作医疗制度将永远失去存在的群众基础。根据智利的成功经验，基金交由专门的经营机构依市场化原则进行管理，加强投资各环节的风险管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和具体的管理规章，并严格执行，这是合作医疗得以开展和健康发展的保证。

  第四，坚持社会化的原则。社会性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特点，它符合大数法则基本原理，即参与者越多，越普遍，保障效果越好。统筹层次是衡量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统筹层次越高，互济功能越强，保障效果也越明显。因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当以县(区、镇)而不是以村或乡为基础，通过国家立法(而不仅仅是“自愿参加”)，促使农户参加进来，扩大参保基数，扩大医疗保障基金的规模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应根据各统筹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区情、符合民意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此外，要特别注意激发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意愿，切实为农民办实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收人水平与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但是，虽然政府一再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但响应者并不多。这说明农民社会保障的意识还是不够强，更深层的原因是农民曾狂热地信奉和追随过农村合作医疗，然而最后都心灰意冷了，他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不敢轻易相信什么了。有资料说，有的地方合作医疗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作风恶劣，侵吞公共利益，谋一己私利，农民感觉不到合作医疗的好处，对组织者失去信任。有的干部及家属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甚至有农民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农民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因而，新型合作医疗必须注意让干部带好头，公平、公正，让农民真正从中得到实惠，才能激发人们参加合作医疗的热情和意愿。

  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给予社会成员以满足其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是国家实施的最后一道保障的安全网，也是保障制度最低层次的目标。目前，我国城市已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且做到了“应保尽保”，为城市贫困人口构筑了最后一道保障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在农村，这项社会保障的“兜底工程”开展得远远滞后于城市。目前，仅在某些经济发达省市如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少数地区开展。事实上，我国农村还有10%的人口尚未脱贫，或由于种种原因返贫，农村人口是最需要帮助和关心的弱势群体。因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篇（10）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篇（11）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至少应该负有确立社会保障相关法律之责、保障人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利之责、为社会保障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之责、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监管之责等多重责任。[1]本文将针对其中一方面,即目前我国政府为社会保障所承担的财政责任进行现状分析并提出建议。

一、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目标需要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社会保障制度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国家认同说、公共职责说等众多理论都表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也包括财政责任),其具体理由与相关重要性在此不再赘述在现实制度中,由于各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保障理念方面的不同,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的责任大小也不尽相同。例如福利国家的“一揽子财政”包揽了几乎全部社会保障项目;而极端强调“个人责任”的典型国家智利则仅仅在社会救助方面由政府承担极为有限的财政责任,二者的差别之大显而易见。具体从社会保障的各项目来看:第一,针对最贫困、最无助的弱势群体设置的社会救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这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各国在社会救助项目中采取的也都是无偿救助的方式,政府财政是为社会救助提供资金来源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第二,社会保险强调得更多的是个人、企业与政府三方的“责任共担”,因此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险中应该承担的主要是供款责任。在我国,政府财政承担的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的最后兜底责任。另外,由于社会保险转型带来的“转型成本”也是政府财政需要承担的特殊责任;[2]第三,社会福利是体现经济福利性、旨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社会政策,在提供福利设施或发放福利津贴等方面,政府财政需要承担的主要是相应的拨款补贴之责;第四,社会优抚主要是我国针对部分军人设置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就扮演着军人的雇主角色,因此不管社会优抚的形式如何,政府财政都应该担负起相关的经济保障之责。

二、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承担现状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承担状况直接体现在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状况。表1是我国与社会保障有关的一些政府财政收支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每年都以2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 2001年和2004年的增速还超过20%,因此财政收入占gdp总额的比例也呈现稳步上升的状态,及至2005年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1649·29亿元,占gdp的17·4%。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方面增长也比较迅速,且财政支出总额始终高于财政收入总额,表明我国财政仍然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我国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情况可从表2、表3、表4具体反映:

通过对以上各表数据的分析,①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额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正在迅速增加

仅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一项的支出,就从2000年开始迅速增加, 2002年和2003年该项支出的增幅更是高达39·86%和33·74%,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1·34%稳步增长到2004年的1·98%,充分体现了国家财政对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事业的重视。不仅如此,政府从1998年开始每年拨款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并将社会保险管理及运行费用也同时纳入财政预算,反映在表2中即“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一项(目前暂时缺少1998~2001年政府用于该项支出的具体数据)。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用于该项目的支出也显著增长,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20%,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也从4·61%增长到5·65%,说明国家财政对相关补助的投入力度正在迅速加大。

2.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大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率

根据表2的数据, 2002~2004年间,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即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之和分别为1390·20亿元、1760·94亿元和2087·96亿元,②2003年和200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6·67%和18·57% (2002年以前用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数据缺乏,不具可比性)。而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增长率则分别为11·8%和15·6%,大大低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由此也可以说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力度是逐年加大的。

3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

用于支出“社会救济福利费”从表3可以看出,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从1998年的20·61%上升到2001年的33·74%,到2004年则已经稳步上升到47·08%。由于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社会保障等社会救助系统,所以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实施可能是其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当然,用于社会优抚和灾害救助方面的支出资金增长不多也可能是造成这一比例较高的部分原因。

4.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补助的支出明显多于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的支出

这显然是由于目前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部分,不管是覆盖人数还是涉及的收支金额,社会保险都远远多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项目。再加上1998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并开始推行“两个确保”工作(即确保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费按时足额发放、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2000年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同年在东北开始试点“部分做实个人账户”等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所需要的财政拨款补助都包含在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当中,该项支出增长迅速且数额较高也就不足为奇。

5.国家财政拨款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占有极大份额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于2000年11月,最主要的功能是为日后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到来进行基金储备。从成立之日起,财政拨款就成为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不仅在拨款数额上逐年增加,且在基金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连续4年高达95%以上,直到2004年这一比例才降至83·8%,因为2004年全国社保基金追加了在股票和货币市场方面的投资,总资产中各种投资所占的比例开始上升。由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属于长远期的战略储备性质,所以国家财政拨款投入的增加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的良性运行进行长期部署,同时也正在承担起更加长远而持久的责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有关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我国政府正在为社会保障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财政责任前文从财政支出额、支出比例等多个角度得出的认识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结论,在此不再赘述。

2.财政关注的重点是社会保险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集中体现了政府对社会保障承担的财政责任这一点是由二者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部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中长期发展储备着重要能量,财政在这两方面的支出集中体现了政府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同时也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过程中所需要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3.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仍然较低,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仍需强化截至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两大部分)仅占财政总支出的7·33%、当年gdp总值的1·52%。而与此相比,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基本都在10%左右甚至更高。可见我国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亟待强化。

4.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信息披露很不全面由于相关信息披露不够透明,不仅数据更新较慢、时效性较差,且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项目都很笼统,很难查阅到与社会保障具体项目相对应的收支情况,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出明细也很少分别统计,因而难以知晓各级政府在各具体项目的财政责任承担情况。

四、建议

为了进一步彰显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制度建设,笔者在上述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继续加大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持。如前所述,虽然我国财政近年来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年年增长,但相对而言仍然偏少,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有待进一步强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基本生活”,①再次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心,相信未来几年政府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会得到持续的提高。

二是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重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还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②这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亟需突破的瓶颈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这三项问题的解决除了合理的制度设计之外都需要财力进行维系。政府作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主体之一,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唯一责任主体,其承担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应该重点体现在这三方面。而需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充实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政府财政的补贴也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其对基金的不断增值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是提高相关信息透明度

如前文所述,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信息披露透明度还有待提高。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加快政府网站统计数据更新步伐,提高相关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体系子项目纳入政府财政支出明细等做法改善此类问题,相信类似做法会对政府财政责任的研究工作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