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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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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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3.建立起相关保险制度和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化解金融服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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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民间金融的法律执行情况

在对我国民间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进行系统的分析后，得出我国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对民间金融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监管立场有这一定的不同我国当前民间金融的生存现状和法律框架成型则开始于第三时期,转折于第四时期,随着我国现阶段民间金融市场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各类民间金融组织的成立和各种集资行为的层出不穷,我国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也相应集中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集资行为的判定和处罚。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配套法律制度创新

我国要实现民间金融市场合法、健康和正当的发展,就必须首先要客观评价民间金融经济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对其行为实施法律方面的指引作用,使其朝着更规范化和合法化的方向发展。自然,健全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建设的重点追求目标,核心的主体法律监管架构具有必需性,配套法律制度也必不可少,成为核心监管制度顺利执行的有力辅助力量。但是我国现在相关方面的法律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破产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中小企业信用制度方面的立法仍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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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策略选择

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民间金融未得到法律的保护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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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而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存款“脱媒”情况的缓解，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居民与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也将增强，这必然减少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贷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比来为不同的投资者制定个性化利率，理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贷款机会，这同样大大减少了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因此，社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也必然减少。再次，民间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这些主体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担保的居民与企业，不乏一些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项目但资金缺乏的投资者，也不乏一些选择风险高收益高项目的风险偏好投资者。贷款利率管制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有效的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也没有将这些潜在的贷款对象区别出来的能力与动力。利率市场化后，根据收益风险比，这些潜在的贷款者实际上是银行增加收入的较为优质的贷款对象，根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些主体都有极大的可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一旦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主体从民间借贷市场“夺走”，势必将拉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将面临资金供给下降、资金需求下降、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下降等冲击，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实际上，民间金融不可能消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民间金融市场也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特有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利率市场化带给民间金融市场的不仅仅是冲击，也有机遇：首先，民间金融的相对优势犹在。一是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小，覆盖率高。

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民间金融规模很小，10万以内甚至几千、几百一笔的借贷金额普遍存在，这种规模的借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规模效应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时民间金融无处不在，覆盖全国各地没有死角，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二是民间金融程序简单，快捷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一笔贷款的发放，必须对贷款者的信用水平、资产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全面的审核、审批，过程复杂且耗时长。而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往往是“熟人”、“亲人”，或者“熟人”、“亲人”所推荐的关系户，其信用水平、资产状况等在平时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确定，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过程，借贷的程序简单快速，这对一些急需资金“救急”的居民与企业可谓“及时雨”；三是信息不对称性更低。对于银行来说，完全掌握贷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难免出现信息不对称而招到“骗贷”。而对于民间借贷，借贷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较为细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针对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的信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间借贷能够接纳的风险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按照收益风险比来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发放贷款，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人行、银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必须控制不良贷款率，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接纳风险过高的贷款，即使贷款者能够支付较高的利率。而民间借贷则不受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体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就能实现供需双方的资金融通。

其次，民间利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将趋向统一。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非法金融活动拉高了民间利率。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这会抑制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密，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也会进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长期来看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有降低趋势。这极大地保证了贷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贷款者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依旧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根据收益风险对称原则，民间借贷利率依旧会长期的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再次，民间金融市场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其市场定位将更加明确。利率市场化要求经济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将趋于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更加规范，民间金融的违约风险将极大的降低，民间金融市场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场所。在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民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也将极大提升，这极大地提升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度。居民与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的原因将主要是为了获得民间借贷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而不是为了“圈钱”、“骗钱”，民间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金融市场将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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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

中小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经验证据也表明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而民间金融在与正规金融的对中小企业的比较中，却显示出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信息成本优势

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间金融组织多集中在乡镇，其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因而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还款能力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信息优势还反映在贷款的监督成本中，由于地域、人缘和血缘等原因，交易双方可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很低，这种较透明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贷款的风险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这一点恰恰是正规金融所不具有的，也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这一最大的融资障碍。

（二）信用约束优势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一般不要求抵押或担保，主要是靠借款人或者中间人的个人信用。一方面，这种由亲戚、朋友介绍的借贷活动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而且这种道德约束往往比法律制裁更有效；另一方面，借贷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即所发生的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借款人对借款有着无限责任，当借款企业逾期不还时，民间金融机构就可凭借条上诉，法院也会以个人借贷纠纷的形式予以受理。民间借贷在放贷时也可能要求担保，但对担保品没有严格的限制，民间金融的交易双方能够绕开政府法律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关于最小交易额的限制，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民间金融市场都可以作为担保。

（三）交易成本优势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即人—人关系成本。民间金融操作简便，可以针对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设计个性化信贷合同，有时可能只需几分钟即可办理好一笔贷款业务。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贷款审批所需时间较长，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不相适应，等贷款审批下来可能已经延误了企业的投资时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无法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更具有灵活性的交易成本优势，再者，民间金融组织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合同执行期间，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日期、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变通，与正规金融机构比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四）资金配置效率高

在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资源配置能够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在正规金融的现实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信贷市场无法出清，从而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而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资金配置效率，民间金融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具有很好的激励约束功能。民间金融的委托——问题要少得多，极少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经常存在的过度风险承担或风险回避的倾向。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间金融明晰的产权制度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与兼容性，从而使两者之间较容易形成诚信和协作。民间金融是一种合约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机制，贷款人一般都是具有理的“经济人”，贷款人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资金投放到还款能力最有保证的借款人手中或预期收益最佳的投资项目上。而对借款人来说，由于资金供给方是产权明晰的民间金融组织，强化了借款人的信用约束和还款责任，决定了借款人必须合理和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有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二、民间资本丰厚，社会投资渠道狭窄

巨大的资金来源和市场需求构成了民间金融存在的市场空间，投融资需求滋养着民间金融。

我国居民具有持币的传统，因而社会沉淀货币数额较大。至2007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7万亿元（见图1）。而至2008年6月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9.8万亿元（数据来自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以非常快的速度逐年增长。从居民存款可以看出，我国民间资本潜力巨大。虽然现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已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较低，虽然2004年以来不断地提高利率，但较中国的通货膨胀来看，利率仍较低，加上利息税的开征，私人部门从正规银行存款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造假、黑庄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大大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些盈利有保障的基础设施投资又不对民间资金开放。居民巨大的资金财富与狭窄的投资渠道极不相称。民间大量资金闲置，而民间金融活动又有着较高的回报，在趋利动机的驱动下，大量民间资金就流入了民间金融市场。

大量的民间闲置资金使得急需资金而从正规渠道难以融资的中小企业必须选择向民间融资。【摘要】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市场难以得到所需资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大量的民间资金却不敢去投资或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出路。本文分析了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和丰厚的民间资本所面临的狭窄的投资渠道的现状，结合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小企业选择民间金融的可行性。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金融；可行性

一、民间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的优势

中小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经验证据也表明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只能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而民间金融在与正规金融的对中小企业的比较中，却显示出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信息成本优势

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间金融组织多集中在乡镇，其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因而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还款能力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信息优势还反映在贷款的监督成本中，由于地域、人缘和血缘等原因，交易双方可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很低，这种较透明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了解贷款的风险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这一点恰恰是正规金融所不具有的，也解决了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这一最大的融资障碍。

（二）信用约束优势

民间金融机构在放贷时一般不要求抵押或担保，主要是靠借款人或者中间人的个人信用。一方面，这种由亲戚、朋友介绍的借贷活动有着道德约束的保障，而且这种道德约束往往比法律制裁更有效；另一方面，借贷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即所发生的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借款人对借款有着无限责任，当借款企业逾期不还时，民间金融机构就可凭借条上诉，法院也会以个人借贷纠纷的形式予以受理。民间借贷在放贷时也可能要求担保，但对担保品没有严格的限制，民间金融的交易双方能够绕开政府法律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关于最小交易额的限制，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民间金融市场都可以作为担保。

（三）交易成本优势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即人—人关系成本。民间金融操作简便，可以针对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资金用途等设计个性化信贷合同，有时可能只需几分钟即可办理好一笔贷款业务。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贷款审批所需时间较长，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的特点不相适应，等贷款审批下来可能已经延误了企业的投资时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无法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更具有灵活性的交易成本优势，再者，民间金融组织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合同执行期间，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贷款的归还日期、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变通，与正规金融机构比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四）资金配置效率高

在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资源配置能够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在正规金融的现实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信贷市场无法出清，从而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而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资金配置效率，民间金融一般都有明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具有很好的激励约束功能。民间金融的委托——问题要少得多，极少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经常存在的过度风险承担或风险回避的倾向。民间金融组织的股东常常与运作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的监督成本以及出现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间金融明晰的产权制度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与兼容性，从而使两者之间较容易形成诚信和协作。民间金融是一种合约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机制，贷款人一般都是具有理的“经济人”，贷款人在没有任何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资金投放到还款能力最有保证的借款人手中或预期收益最佳的投资项目上。而对借款人来说，由于资金供给方是产权明晰的民间金融组织，强化了借款人的信用约束和还款责任，决定了借款人必须合理和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有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二、民间资本丰厚，社会投资渠道狭窄

篇（7）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只有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协调才能实现。反映到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同样需要正式制度下的金融组织与政府进行协调才能够实现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框架，辅以涉农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微小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政发起的村级互助组织及民间互助组织和个人自发信用贷款业务（高利贷）等。但是要看到我国农村金融目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最突出的问题是机构网点覆盖率低，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服务供给很不充分，“贷款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同时长期的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政府缺位”和“市场缺位”成了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空白的直接体现。尤其“政府缺位后，私人所有的金融体系所依赖以运行的制度并没有获得有效的发展”（IMF,2001），所以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当原有政府（国有）农村金融组织所占的市场份额空缺后，如果私人（民间）的资本无法补充的话，政府就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占有。但是由于长期的空白，政府如果再以从前的方式进入，比如行政性指令或者贴息贷款等方式，往往会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和寻租费用。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经营性的运营方式，更多考虑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下，以直接提供金融服务或者间接推动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同时也要看到“较低的信贷利率，较高的成本和普遍存在违约的扩散效应，以及“贫困和金融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的，对农村金融不正确的理解和期望反而适得其反”以及“试图运用农村金融市场作为财政手段帮助贫困者，虽然意愿良好，而其效果就像用放血来治疗伤腿病人一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较大的副作用。”面对农村金融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农业产业弱质、交易成本过高、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较高的环境下，财政性农村金融的归宿点，也是实现效益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均衡。这首先需要确定的财政性金融在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中承担的角色。农村经济即使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也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市场无形的手更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持续和健康的发展，所以正式金融组织最终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体。财政性金融更多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农村金融供给的缺失，扮演的也是引导的角色，或者说将政府“守夜人”的角色进一步扩大到“领路人”，但不是“主角”，更多通过提供降低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激励金融机构设计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的一个外部条件供给者的功能，或者是通过投入一定量的财政资金，通过一定的平台运作，以出资成立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等微型金融组织，搭建一个适合正式金融组织进入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出正式制度下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981～1997年的17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565.02亿元；1998～2005年短短的8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已经达到13051.9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在上年大幅增加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预算安排近1万亿元，增幅超过15%，支农投向主要用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和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了“三农”投入。已经初步形成“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农业发展局面。这也为以财政金融资本的形成解决了资本金问题。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普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较大，但区域配置不均衡；财政支农渠道多，但项目杂、投入分散和管理乱；财政支农结构失衡，县乡财政支农能力基本丧失；部分地区财政支农资金闲置，浪费现象严重；财政支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监管难度大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等问题。在财政性金融资金的形成划拨和使用中首先解决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有效的整合各部门口支农资金形成一个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有效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部门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如在省一级财政厅中农业处、企业处、经建处等多个处室都有专项用于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资金，但是由于长期的部门分割，资金渠道分散，严重影响了资金打包整体运作效力。基于此，为了更有效的利用财政支农资金中专项用于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首先应该打破部门隔阂，统一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整合到一个渠道，通过有效的运作方式和完善、合理的考核机制和循环滚动的使用机制，不断扩大财政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影响力，并在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后，建立起合适的推退出机制。

针对农村金融目前最大的问题缺失农村金融产品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在解决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后，财政性金融的使用必须立足解决农村金融产品缺失和构建农村金融机构。财政支农金融资金一开始就要明确资金的有偿和滚动使用性质，直接将资金使用绩效考核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实施效果的好坏挂钩，通过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使用方式，促使农村金融重视投资实施效果，关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围绕强化引导、提升绩效的目标，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覆盖资金使用全过程的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工作程序，建立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的“以结果为导向、以平台投放为抓手、绩效评价为核心”的新型财政扶持农村金融发展资金支出机制，切实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在国内目前财政性金融比较创新的做法是搭建地区财政支农投放平台和出资组建农村微型金融体系。搭建财政性支农投放平台，往往是通过搭建农业财政性金融（或者说是农村政策性准金融）的资本运营平台。如四川和宁夏等省份通过财政注入资本金成立的宁夏农业综合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打造出地区农业投融资运作平台，形成在市场金融条件下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其他金融资本支持农业的有效政策性传导工具。平台通过积极开展投融资业务，包括担保、投资、保险、产业基金等业务，进而实现带动商业资本、财政资金和民间资本共同投入农业产业化中，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短缺瓶颈。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一步探索完善财政贴息、担保、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民办公助、以物抵资等有效机制，强化地方投入责任，培育农民自主参与意识，吸引带动全社会增加投入，努力形成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加大“三农”投入的新格局。支持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是政府财政出资或委托财政性支农平台股权投资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通过吸收商业资本、民间资本组成微小型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这些微型金融扎根农村市场的“地缘”和“血缘”优势，真正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信息失灵”和“道德风险”问题。如宁夏通过政府农业投融资平台入资资金物流中心和移民小贷公司，成功推动“掌政模式”和“惠民模式”等微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有效的解决了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发展资金和移民农户启动资金。

篇（8）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篇（9）

 

一、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

怎样理解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怎样来对民间金融的功能进行定位，这是认识、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前提。本文认为，在对民间金融的定位中，首先要明确一点：发展民间金融不是要其替代或是冲击正规金融，而是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必需。民间金融的发展不会对国有金融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国有金融的改革改制也将无法拧灭民间金融发展的火焰。民间金融与国有金融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

竞争关系表明两者处在同一个市场上，被称为“共同市场”。科技论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同处于一个金融市场内，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存在竞争。互补关系表明两者的市场具有一定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使得市场中有存在不同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不完备所导致的正规金融部门不可能将其服务覆盖到所有的领域，而民间金融的存在正好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隙。

（一）竞争关系在同一个金融体系中，民间金融的存在必然会给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竞争。但是由于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状态。

学者商原波在对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关系的研究中，把这两者的关系置于整个金融生态体系中，引入生态学中的高斯假说（或称竞争排斥原理），得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可以达到一种均衡这一结论。根据高斯假说，两个种群的共存只能在物种生态位分化的稳定，均匀环境中发生；完全相同的种，不能长久地共存，一个种最终会被另一个种所取代。民间金融产品与正规金融产品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达到一个共存的竞争均衡，从而两供给部门能够同时存在一个共同市场上，是因为生态位分化的结果。生态位是指某一物种在相应的生物群落中所处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功能及与其他相关物种（如食物和天敌等）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与其他种的营养关系，也就是营养生态位。金融产值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易来进行，对于金融品种而言，营养生态位指的就是跟金融产品需求者的关系，就是跟借款人的关系。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正规金融部门的营业生态位具有一定的分化，这种分化源于金融市场上借款人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偏好以及需求函数的差异。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在共同市场上只要中小民营企业对贷款的偏好不完全一致，则非正规金融就不可能被正规金融完全“挤出”,两部门的竞争均衡就会存在。[1]

换句话说，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服务的共同供给方，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又由于市场中需求主体的多元性、多层次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金融安排都无法完全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这也就给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的竞争均衡提供了可能性。

（二）互补关系互补效应的产生在于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在金融生态中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融资需求。各自具有的比较优势使得它们在金融市场上能够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分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关系。现阶段，我国民间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供给不能满足由经济快速发展、变革带来的高速膨胀的金融需求的反映。也就是说，正规金融无法满足金融市场的需要，需要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来进行补充，即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我们可以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服务的领域和对象来比较这种互补性。从服务的领域来看，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城市，而放弃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科技论文。从融资的服务对象上说，正规金融具有明显的“产权歧视”和“规模歧视”，正规金融主要服务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把很多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排除在正规金融体制之外，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民间金融却恰恰可以满足这部分市场。

数据显示，如今我国中小企业己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中小企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工业企业的60%和40%以上，提供的就业机会约占全社会的75%。我国正规国有银行偏好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较难从国有银行得到信贷支持。民间金融的存在，可以形成对国有金融部门的重要补充，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央银行在2005年5月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也承认了民间金融的补充作用，认为“一方面民间融资具有一定地点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民间融资的发展还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

二、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 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民间金融的活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首先，从时间上看，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时间早于正规金融；其次，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尽管近年来，正规金融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市场竞争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市场中的供给方不可能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正规金融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只能提高其自身的效率，不会也不可能带来民间金融的消退。民间金融不仅存在于过去、现在，还将存在于未来。

（一） 民间金融早于正规金融出现民间金融的发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国有金融产生之前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私人钱庄可以考证的最早出现时期是明朝，而典当业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合会的发展在我国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虽然在解放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间金融后来随着计划经济的实行，民间金融逐渐退出市场。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及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金融再次迅速发展起来。在金融的发展史中，民间金融往往既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又是金融创新的源泉。正是在民间金融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政府或者其人对民间金融的活动进行规范，才诞生了各种正规的金融活动。

（二）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近年来，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政府开始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制。改制的目的是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那么民间金融会不会随着正规金融的完善和发展而逐步衰弱甚至是消失呢？

答案是不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市场的需求主体是多层次、多元的，这就需要有多层次的金融供给者。无论正规金融如何完善，都无法满足所有金融需求。科技论文。二是民间金融有其生存的内在必然性。民间金融是对信息不对称、金融管制的自然反映，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民间金融就不会消失。而在我国这两个因素将长期存在，那么民间金融也必然存在。三是国有金融机构改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国有金融的一系列改革会提高其效率，逐步提高收益，实现自身的效益最大化，但国有金融效益最大化并不等同我国金融市场效益的最优化。

图1.1国有金融垄断下的效率不对称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既定的情况下，国有银行没有进行商业改制之前的效用曲线是U1，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交与A，在改制的激励下，国有银行效率提高，效用曲线为U2，此时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交点为B，显然优于改制前的A点。但是在此点仅仅是国有银行的效用最大化，并非整个金融系统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之所以说B点不是帕累托最优，是因为在不损害信贷供给者效用与福利的情况下，金融资源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可以使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从B点向最优配置的C点移动过程中，需要一个多元化、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但是国有银行的商业改制显然无法实现这点，所以说它并不具备把低效率B点推移到帕累托最优E点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有银行的商业改制固然有利于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但是仅靠国有金融是无法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最优化，还必须要有民间金融的参与。无论国有银行如何完善，鉴于其产权所带来的局限性，其在金融市场中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无法兼顾所有需求主体，在这种情形下，民间金融也必将长期存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制度也将不断变迁。在这个进程中一部分民间金融可能会逐渐被合法、正规化。但是民间金融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催生新的民间金融形式。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孙莉，《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及金融体系变迁》，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5期

[4]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2.

[5]商原波，《非正规金融在我国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上海财经大学，2005

篇（10）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下，依靠超大规模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成功实现保增长任务。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未来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启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广义非公有制经济是指除国有、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集体成分以外的经济，主要有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两部分。本文所谈非公有制经济是狭义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即民营经济，不包括外资经济。

一、后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及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二是我国企业发展经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目前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三是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将根据国情和世界经济变化情况调整自己的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希望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率先走向繁荣。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表现为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地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0年7月对世界经济预测作出上调，预计2010年全球实际GDP将较上年增长4.6%，同4月的预测数据相比提高了0.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由于2010年上半年亚洲等地区的贸易和生产活动好于预期。

二是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来自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将长期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煤炭、石油等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上升，并拉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电力、水、气等价格大幅上升。而国内市场也呈现出了类似的上涨情形，加上房租价格、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继续上升，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将继续加重。

四是科技革命。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必然带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此次科技革命将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主要标志。哥本哈根会议后毕业论文提纲，“低碳经济”理念必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被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节能技术经济所替代。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并没有完全消除经济风险，相反，在某些方面全球经济风险还在增加。这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

一是金融市场资产减值损失依然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仍不容忽视；二是各国债务危机极可能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以紧缩财政、缩小赤字及减少开支为标志的“去杠杆化”阶段，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种种因素都增加了未来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2009年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出，以及天量信贷有效减缓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但也对2010年宏观政策调控带来了困难。通胀通缩的风险并存，如果宏观政策手段和时机选择策略不恰当就可能导致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二）非公有制企业融资环境或将进一步恶化

市场波动和投资预期的不确定导致风险溢价的上升，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下降，这直接增加了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难度。虽然国家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因受信贷终身追究制的影响，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从资金安全和投放效益角度出发，加上非公企业贷款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股权质押和信誉担保贷款几乎为零、贷款手续复杂和耗费时间长等问题，非公企业融资难度继续加大。以工业型投资为例，2010年工业型投入在上年较低的基础上，依然缺乏较高的增长，反映当前经济复苏过程中前景不是十分明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投资回报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三）生产要素价格短期内难以降低

一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累计大幅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上升水平快，企业成本短期内难以降低。二是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制约因素也越来越严重，中小企业房租等价格攀升。三是企业劳动用工紧张，劳动力价格提高。据调查，珠三角、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用工难的问题。中小企业劳动力不足，无法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四）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调结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调控的重中之重。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推出后，国家先后就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明确发文限制。

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仍是我国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低水平产能的主要集中地，转变方式的任务更加繁重。由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大部分处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型，加工贸易“贴牌”企业居多，同时又是就业容量巨大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的形势下，装备、技术、工艺落后，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资源综合利用低，环境污染，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变的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自主调整能力不足，产品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难度不断加大。

（五）自身实力不强，应对新经济形势变化能力不足

目前民营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起点低、底子薄，整体层次不高，竞争力弱。在我国，有关企业生存周期尚无明确的统计。但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多民营企业是暴起暴跌，辉煌短暂。国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一般只有6.5年到7年，而中国民营企业只有2.9年。这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实力、人才队伍等整体上的落后，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非公经济在应对新经济形势变化上的不足。如何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改变落后现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同时毕业论文提纲，也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机遇包括国际、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机遇。

（一）来自国际方面的发展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给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周边部分邻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尚未结束。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市场低迷、资金短缺等窘境，这为我国规模民营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积累经验、掌握国际战略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企业的国际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生产布局等方面，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可以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或市场，或通过海外并购打开营销渠道，或借助并购利用国际上的人力资源。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已有许多成功的。

（二）来自国家政策的发展新机遇

我国非常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把6大行业准入细化到18个行业，并对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和领域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7月26日，国务院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的分工和任务。《通知》明确了40项工作任务，每项具体任务多则有9个部门负责。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包括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

（三）来自地方政府的发展新机遇

为更好地促进非公制经济发展，吸引民营资本投资，各地政府积极出台鼓励政策。北京市2009年对民间投资的壁垒进行了清理，并决定从2010年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投资建设，开展房地产信托基金试点，在高端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保险等领域重点通过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吸纳民间投资。山西出台了让民间资本进入农电改造领域的政策。贵州也于2009年出台相关意见，允许非公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地方政府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新领域投资，除引导资金外，还在税收优惠、房租减免、土地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来自行业政策的发展新机遇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的总体安排，逐步放宽准入，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一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诞生的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等，国家鼓励多元投资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吸收民间投资介入。二是在基础设施、市政实施等垄断行业逐步放开市场准入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三是近期国家旅游局也出台相关意见，放宽旅游行业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旅游业发展。今后，将有更多行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投资提供机会。

（五）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开发和实施的产业转移战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企业积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部分中低端制造企业则响应国家的号召向江西、安徽内陆省份和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省份转移。由于中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成本、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相对沿海地区低，因此，原先在沿海地区利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非公有制企业，到中西部后重新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找到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四、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贯彻落实“新36条”，为民营经济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均对非公经济开放；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对需要审批、核准和备案的事项，政府部门必须公开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程序。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二）引导民营经济的投资方向，优化投资格局

一是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引导民营经济投资从传统低层次加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变，切实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发挥区域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根据各区域及省区市经济发展规划，按照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筹资能力实施差别化的资本金吸引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支持民间投资主体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毕业论文提纲，同时增加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机会，扩大配置资源的市场空间。

（三）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投资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创新民营资本投资模式。通过社会资本，将BOT、BT、TOT，PPP等投融资模式与代建制有机结合起来，落实BT融资代建制，让社会资本有利可图，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二是建立以政府产业资金、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等多方式的融资体系，积极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以创新引导基金等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投资建设节能减排、节水降耗、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发挥创新引导基金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及成果转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五）打破所有制歧视，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革

一是推动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尽可能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准入的障碍，以确保充分竞争，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其次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发展成为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集团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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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解决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落实自主创新国家核心战略的重要载体，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同时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个性原因，以及和传统的中小企业一样的共性原因，使融资难问题成为阻碍其健康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并探讨这个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跟传统行业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特点的因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决定了其融资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与传统大多数中小企业相比，他们手中只有技术，甚至只有创新创意模型等，这些很难估价的技术特性因素，使得银行和担保公司望而却步；其次，发展整个过程中资金投入风险大，运行不确定性较多。从前期研发、中期试验到市场开拓，均需要有资金支持，但成败与否，很难预料。再次，从科技成果本身的角度来看，成功的成果不见得有好的市场前景和丰厚的利润收入，投资者还是债权人一般不愿投资。

2.金融机构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金融业由于种种原因不重视、不信任对中小型企业的投资,而且正处于转轨中的金融业对低效投资和投机活动提供了软信贷支持,再加上多年来金融机构不断的整合,加强了内部控制和预算约束,这使得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逐步转向以城市为重心、大型客户为重点,并收缩其经营机构,给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留下了空白，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也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标准过分的严格,短期内信贷资金的增长呈下降和紧缩状态。

3.政府的因素。政府在融资方面起到导向和调节的作用，由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客观实际情况等限制，目前在政策上只能顾“大”不顾“小”。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政策，主要还是依据所有制类型、规模大小和行业特征而制订。国有商业银行的多项优惠政策几乎都偏向于大企业。其次，尽管近年来，政府也逐渐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但由于起步较晚和其它诸多因素，各项配套措施契合度不高，最后，政府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大都出现在发达地区，造成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

4.社会方面的因素。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快速发展，缓解了一些信贷难题，但由于缺乏合理的约束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在担保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等定位上，目前有关规范性文件和管理上存在许多矛盾、混乱之处。其次，多数担保基金规模较小，担保能力有限，不能满足众多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的需求。再次，组织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受政府的干预过多，运作不规范。最后，民间资金及其他投资中介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个特殊群体大都抱着观望或者谨慎的投资态度，甚至很少投资中小型的科技企业。

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探讨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工作，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企业的信誉度和市场竞争能力。首先，要树立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社会形象,取得银行的信任。其次，要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为多渠道融资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步伐，不断更新融资理念，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步降低对间接融资的依赖。

2.金融机构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和服务体系。首先，要不断改革完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等,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机遇和条件。其次，要建立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职能部门,大力整顿和逐步规范资本市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健康、良好的金融环境。最后，要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功能。要利用行业优势,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等金融配套服务。

3.政府要推进和完善创业投资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首先,政府应重视和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建设,促进其规范发展。其次,要进一步推动和优化公共政策、法律保障体系,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满足其融资需要,促进良性成长。再次,要设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采取优惠的贷款措施。

4.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和发挥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及其民间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首先，政府应号召和引导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平台，为其创造良好的文化和信用融资环境。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和为企业服务的民间组织，引导其发挥良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最后，政府要在逐步放开和拓宽民间融资渠道的同时，加强市场规范管理，逐步将其纳人正式的金融体系。

探讨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题，对于促进其形成良性的融资循环机制，加快其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相信，在政府、社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步得到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必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生力军，将会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