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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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元明清论文选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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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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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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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篇（5）

商丘地方文献看似范围狭窄，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时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时而展现的满目疮痍，时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风流．时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无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呜咽悲鸣，都真切地展现了文人们的心灵图景和时代烙印。要想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图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学人为了追述商丘久远的历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认为就是现在的商丘；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发源地，把阏伯和契视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说成是旅游，进而得出商丘是中国旅游的发源地。显然，这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归德府家族文人群与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说是商丘地域文学(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便有些关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其原因就是对商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够，造成视野不广、“文献无征”。这与地域文学传统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协调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学中挖掘地方文献、充实地域文学(文化)知识，能够发挥文学(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图景。比如，张巡、许远的忠贞之情与睢阳保卫战的激昂慷慨，明末吕坤、沈鲤的忧国忧民与鲠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东林党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诠释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用世精神，这些与爱国精神培育、中国梦的诠释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整理地方文献、充实古代商丘地域文学

文化知识的探索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相适应的地方文献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著作者着眼。即凡乡人著作，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乡土史地，不论其为经史子集，均属于地方文献之列；另一大部分从著作内容着眼，即内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旧志、史载、诗文、疏奏、家谱(以及碑版、题刻等虽不以书籍形式传流者)等等，均为地方文献之类。”Ⅲ位于黄淮海平原的豫东商丘，地域文化资源丰厚，历史上虽然经历多次黄河水患，一些文化遗迹尘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献仍十分丰富。从本校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目前收集的情况来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谱、金石拓片、古旧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记载者共计680人，著作近2000余种。存世者约600余种：家谱已有350余部1800余册；金石拓片共计5大系列、11类、1430余种，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鲁苏皖交界区(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隶属于商丘)汉画像石拓片、商丘地区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国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汉金文集萃》《汉画像砖拓片》、《秦汉瓦当》、《历代铜镜》、秦汉砖铭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国及西汉梁国的各种文献、出土简牍、汉代陵墓、汉画像石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约2000余种、3500余册。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为商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献，完成《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总目提要》等书稿多部。同时，指导学生研习商丘地方文化，多次为学生宣讲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

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册，主要是按历史顺序的方式排列知识点，朝代之内按文体、作家(群)等结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识点往往很难与地域文化因素结合。近二十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相继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学史、历史著作，这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这一大潮影响之下，有关商丘地域文学、历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继出版，为人们进行地方文学(文化)教学提供了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古代文学课堂，必须注意把握度。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专业必修课，目的是让学生较系统地学习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知识，课堂教学时须把握这一主线，保证“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任务的完成，地域文学知识则只能作为其中的点缀和补充。比如，《商颂》是《诗经》教学较少关注的部分，就可以结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鸟》、《长发》诸诗，将商丘与商族、商人、商文化的关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学的形成探讨中。“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21。在刘武身边形成的梁园辞赋作家群是汉赋发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体，在讲授汉赋时，不妨将梁园的兴废、梁园文学意象的形成与影响以及芒砀山梁王墓群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对汉梁文学与文化的感悟和认知。而在学习《桃花扇》时，不妨将介绍侯方域与雪苑社、明清时期商丘的家族文学等结合起来。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灵活的穿插和补充．使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与身边的地域文学紧密结合．以显示出古代文学的可亲可近。另外，还可以开设古代文学的专题选修课，专门系统地介绍商丘地域文学，如《明清归德府望族与文学研究》课，分为归德府地域文学传统、明清归德府望族文学群体的形成机制与特点、明清归德府家族性书塾书院与文社、园林宅邸与明清归德家族文学、商丘侯氏家族文学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六讲，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综合政治、文学、文化与地域的多重关系。

(二)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与实践教学结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丰富的商丘地方文献．虽然已经引起广大学者和地方政府的兴趣和重视．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称的。改变这一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献，无论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还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写、记载商丘人情风物的作品．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集中体现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统资料．是我们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文献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不仅要将地方文学知识嵌入教学中，而且应将商丘地方文献整理引入课堂，优化实践教学。首先，带动学生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商丘师范学院生源主要来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区为多，这就为开展商丘地方文献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灵活安排，开展地方文献的实践调查，这是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锻炼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内容可以是与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家族家谱编纂、收藏情况，也可以是商丘地区寺庙建筑保存状况及庙会资料，甚至学生身边的碑刻文献资料、家族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调查、收集的地方文献形式。笔者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就曾发动学生对商丘市区重要历史文化景点如八关斋、商丘古城、火神台、燧皇陵、张巡祠等，开展碑刻文献资料的调查活动。通过调查和整理，不仅使学生对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还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以碑刻文献为题还获得了学校大学生创新项目的资助。其次．组织学生进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实践训练。作为地方院校，商丘师范学院的古籍收藏相对较少，学生学习生活中很少能见到或者触摸到古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加以引导，不仅以图片的形式在课堂上加以讲解，更应当引入实践训练，将整理古籍与教学及学生实践学习相结合，这样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强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古籍文献的句读、标点等方面的训练。笔者在地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相继获批“宋荦研究”、“沈鲤集辑校”等多项社科或古籍整理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吸收部分学生参与进来，以课题带动读书，又以读书带动毕业论文的撰写。教学过程中灵活地处理期中考试、作业与古代文学的日常学习．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为期中考试或者日常作业内容，学生不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还运用了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兴趣和综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点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可以结合学校每年暑假进行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创新项目，或者成立兴趣小组，教师选择若干个商丘古代文学课题，指导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学的研究工作．以此带动和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这不仅是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大胆尝试和有益实践，也将为学生研究生阶段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三)将课堂讲授与课外实践结合

在将商丘地域文学嵌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讲授，应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带领学生作实地考察，在实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场景，力图实现古代文学作品的“可触性”。比如讲授孔子《论语》，可带领学生参观夏邑孔子还乡祠：讲授庄子散文，可带领学生考察庄子墓；讲授汉赋，可带领学生参观清泠池、平台以及芒砀山梁孝王墓；讲授杜甫的《遣怀》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可带领学生参观商丘古城，慨想汉唐时睢阳城的繁华与安史之乱惨烈背后睢阳城的破坏；讲授范仲淹诗文，可带领学生参观应天书院；学习《桃花扇》，可以参观壮悔堂、香君墓。等等。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广阔的社会中，结合所学知识，与文物遗迹、名胜古迹接触，在实地考察中夯实书本知识，这也是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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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开始，经历运动、第二次、、、、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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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字子维，号凤磐，山西蒲州(永济)人。出身晋商世家，一生为官，官至首辅。为明代的发展起了不可泯灭的影响。但至今尚无一种详悉张四维的年谱。本论文的写作意图即在填补这一缺陷： 一、对张氏世系作了确切考察； 二、对张四维的生平行事和交游逐年考索排比，力求准确详尽； 三、对张四维的大部分作品作了系年考订； 本谱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凡例：以说明年谱编排的体例和原则。 传略：对谱主的生平行迹作一简要介绍，对相关问题分析论述。 年谱：将谱主的生平行迹按年编排，加以详细注解说明，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证。 参考文献及附录。 【关键词】：张四维年谱

【学位授予单位】：兰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K248

【DOI】：CNKI:CDMD:2.2007.114550

【目录】：

I、论文摘要5-7

中文摘要5-6

英文摘要6-7

II、正文7-49

一、凡例7-8

二、传略8-11

三、年谱11-49

III、附录49-69

一、明史《张四维传》49-51

二、明实录《张四维传》51-52

三、张文毅公神道碑52-55

四、张文毅墓表55-57

五、张文毅公墓志铭57-60

六、张文毅公行状60-65

七、勒大学士张四维赠太师谥文毅浩65

八、张四维所辑图书65-66

九、交友考66-69

王崇古66-67

高拱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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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典文学桃花意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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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横吹曲是李延年因胡曲而改造的新声。汉横吹曲魏晋以后有十八个曲调流传，它们是《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郭茂倩《乐府诗集》“汉横吹曲”部分收诗二百多首，其中边塞诗有近一百六十首，占到了总数的70％。若按曲调来算，十八个曲调中，《黄鹄》、《黄覃子》、《赤之扬》三曲无作品，《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刘生》四曲不关边塞，其余十多个题目都创作过边塞内容的诗歌。最早赋咏汉横吹曲题的诗歌是南北朝诗人所作，在南北朝诗人那里，赋咏的横吹乐府多与边塞有关，到了唐代，依然如此。《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部分收录的诗歌很多都是边塞诗，这些横吹乐府边塞诗有什么特点？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以上问题值得探讨。

一、横吹乐府边塞诗与横吹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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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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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英语等其他学科的慕课来说，中文慕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然而，中文慕课发展的意义却更为深远。“如何利用慕课这种新兴教学形式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1]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势必要朝这种可以促进教学发展、提升教学质量的崭新模式迈进。目前，在高校共建的中文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上，国内一些知名院校已经上线了包括唐宋诗词人文解读、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等几十门课程。这些精致而生动的课程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慕课承担着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使命外，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本色职责。传统学科与互联网的结合，开启了学生全新的学习模式。黑龙江大学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该校自主开发了《论语》人生课堂、《菜根谭》与职场智慧两门国学慕课。通过优课联盟平台上线推广，面向全国89所高校开放，可供万人在线观看学习。在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的基础上，将慕课融入教学体系当中，探索全新的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势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教与学产生各种影响。1、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1）课程具有吸引力。在课程设置上既注重经典性，又注重新颖性。慕课选取的课程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被视为圣人之学、载道之学《论语》，而且课程环节更为生动，如“孔子是个威猛的男人”、“老夫少妻惹争议”。将光芒万丈的孔子还原为生活中的面目，出现在学生眼前的孔子，不再是严肃如定义般的陈述——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而是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他的身高、他的样貌、他的出身，依据史实娓娓道来。这样的国学慕课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学生关注的目光，拉近了学生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距离。（2）课程具有现实性。课程设置更加注重现实性、针对性。中国古代典籍对习惯于“读屏”的当代大学生来说，既艰涩难懂，又与现实生活关系疏离。为打破学生这种敬畏有余、兴趣不足的学习状态，中文慕课课程的设置更加注重现实性。如国学慕课《论语》人生课堂，将《论语》的真知灼见融入现实人生，以古今相关文献加以印证，结合经典与经验，还原一个真实又丰富的孔子，使孔子的智慧成为人生路上的最佳指引。而《菜根谭》与职场智慧，则将中国传统文学与职场行为理论相结合，用古典文学来讲解职场行为，以此指引职场人士成功发展。中文慕课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融入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理论，还能兼顾现实的需要。这样具有吸引力和现实针对性的课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国学的兴趣和热情，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只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才能真正掌握古代文学中丰富的知识，才能领略到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思想。而这些正是学生写出合格中国古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前提条件。2、增强了师生互动的有效性“慕课，则是一种‘理想课堂’的重现，观看视频的人，都能够有真正参与到课堂当中的感觉，感受到的是大师正在给他个人上课。”[2]慕课将传统的教学与互联网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教师和学生可以更好地进行互动。如国学慕课课程按知识点划分节次，单节慕课时间在10-20分钟内，设置了后台互动系统，师生可在线上实时交流，打破时间、空间限制。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互动，便于师生沟通，有效性更强。学生可就某个知识点与老师和“线上同学”不断探讨交流、加深理解，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所学内容。而这种更深层次地学习与交流，有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会提问、不会思考的学生，写不出有创新性的论文。这种能力无疑是学生写出合格中国古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必要条件。

（二）中文慕课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文慕课依托互联网的优势，打破了院系间和校际间的阻隔。不仅不同院系、不同高校的学生可以自主学习，不同院系、不同高校的教师也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不但学生与教师有了交流的平台，而且教师间也有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平台。同一院系的教师之间经常性地进行学术交流，共享科研心得，以促进本校教师科研水平上的整体提高。更高水平的教师才能指导出更高水平的毕业论文，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教师还应自觉地利用学校日渐丰富的慕课资源，进一步开拓自身的学术视野。中文慕课的勃兴，为新建本科院校和偏远地区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提供可参照学习的范本。不仅可以学习到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而且接触到科研领域的新动态、新观点。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古代文学教师不仅应该具有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应该具有科研能力和科研理念。如同学生知识的积累离不开教师的传授一样，学生科研意识的培养也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一方面，只有教师关注学术发展动态，才能为提供有价值的选题；另一方面，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教师只有在日常教学中不断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才不至于使学生在最后的毕业论文创作中束手无策。教师只有打破固有的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真正做到教研合一，才能为学生创作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文慕课对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消极影响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这种学习模式或将成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常态模式。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教师的共同进步。那么，中文慕课会反客为主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体、成为影响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吗？正确认识中文慕课的利与弊，才能真正实现中文慕课在教育、教学中的价值。

（一）弱化一线中文教师的存在感

慕课，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中文慕课，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中，尽管科技是强势的一方，毕竟中文慕课需要互联网、视频技术的支持来实现，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人文的核心地位。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文学和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教育也如此，所谓的分数、学历、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本质，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推广中文慕课的意义亦是如此，以科技为手段用中文的深邃唤醒灵魂的共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最终在教师的引导下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成为这一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要注意的是，承担着唤醒另一个灵魂之责任的灵魂，不是中文慕课中的主讲人，而是现实课堂上的中文教师。慕课是互联网上既定的精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课堂是日复一日却不可重复的激情宣讲，这才是积淀学生文学素养的主场。陈平原先生说：“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4]在我们推广中文慕课的同时，必须充分肯定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中主导地位，而不能有意无意地弱化其存在感。一个失去了存在价值的教师，如何能完成教学任务、如何能有效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