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教案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木兰辞教案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下面笔者结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例句，具体说说互文的几种常见形式，以及互文在教材、教参中的瑕与瑜：

一.单句互文

即在同一句子中前后两个词语在意义上相互渗透、补充映衬，合而生义。

例1：朝晖夕阴。（范仲淹《岳阳楼记》）

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中是这样翻译的：“或早或晚（一天里）阴晴多变化。”翻译得多好呀！把“早”与“晚”；“阴”与“晴”两两互文的含义译得既准确又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洞庭湖气象万千的雄伟景象，表现出了“岳阳楼之大观也”的具体内涵。

但是，A.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却把它翻译成：“早晴晚阴。”

B.人教版《中学教材全解》又把它翻译为：“早晨阳光明媚，傍晚光线昏暗。”

C.延边教育出版的《鼎尖教案》把它翻译成：“清晨湖上撒满阳光，傍晚又是一片昏暗。”（但注释又是跟前面语文教科书所翻译的是一致的，显然前后矛盾）

以上这三个资料的三种翻译很明显都是错误的，都是只简单地孤立地从字面上翻译，没有注意到互文的修辞方法，因而让人感到译得苍白又无味。

例2：“岸芷汀兰”；“去国怀乡”（范仲淹《岳阳楼记》）

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以及上面说的三个教参中对这两句话的翻译如出一辙，都把“岸芷汀兰”翻译为“岸上的小草，小洲上的兰花”，把“去国怀乡”翻译成“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我认为这样的翻译是欠妥的。试想，岸上和小洲上的植物生长就那么分明吗？难道岸上只生长小草，小洲上只生长兰花吗？偌大的湖岸、宽广的小洲，在宋代难道就有人特地栽种吗？有历史记载吗？显然无可考证。对这句话，我认为“岸”与“汀”，“芷”与“兰”两两互文，应该翻译为“岸上、小洲上的小草和兰花”，这样更符合实际，更能表现出洞庭湖景象优美的特点――青绿葱茏香气浓郁。

大家再想，范仲淹籍贯是今江苏人，而北宋的国都是在今开封，他出身贫寒，二岁而孤，家贫无依，也不是皇亲国戚，他的家乡怎能是国都，国都又怎能是他的家乡，就是他为官时难道他不离开国都就不思念家乡了吗？显而易见，翻译成“离开国都，怀念家乡”也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是“去”和“怀”；“国”和“乡”两两互文，应该译成：“离开国都、家乡，怀念国都、家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雄伟抱负。

二.偶句互文

指上下句互相隐含词语，相互映衬，互相渗透，文义呼应。

例1：“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选自《木兰诗》）

这句话很多资料都是这样翻译的：“将军和壮士征战十年身经百战后，有的凯旋而归，有的战死疆场。”把“将军”与“壮士”、“死”与“归”两两互文的意思准确地翻译了出来，从而形象地表现出木兰从军的时间之长，军旅生涯中历尽了千辛万苦，参加了无数次的惨烈的战斗，深刻地揭示了木兰从军时机智勇敢的形象。

例2：“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选自《木兰诗》）

对这两句，不少资料如《鼎尖教案》、北京出版的《倍速学习法》等都是这样翻译的：“打开我东面楼阁的房门，坐在我西面楼阁的床上。”“对着窗子梳理头发，照着镜子贴上花黄。”（中学语文教材没有注释）大家想，这样的翻译还能够充分表现出木兰从军十二年，而今凯旋归来时看到家里旧物时的那种久违重见和恢复女儿身时的喜悦和激动吗？回答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翻译只能表现出木兰的悠闲恬静、松散而无所事事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不是吗？你看她：打开东楼阁的房门，漫不经心地看看，又慢悠悠地去打开西楼阁房门，坐在西楼阁的床上，休息片刻，她又对着窗子细致地摆弄着头发，又照照镜子闲适地贴上花黄。何等地闲适、多么地惬意呀！显然这与木兰荣归故里和她能够恢复女儿身时的欣喜心情是不相符的。由此可见，这种不合实际的错误翻译，是因为互文的修辞方法没有表现出来而造成的。

我认为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开”和“坐”、“东”和“西”两两互文，意为：“打开我东楼阁的房门，坐在我东楼阁的床上；打开我西楼阁的房门，坐在我西楼阁的床上。”这样才能真正地表现木兰从军之久，思乡之切，如今终于荣归故里了，看到家里原来的一草一木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的欣喜和亲切。

下句中“当”和“对”；“理”和“贴”两两互文，意思是：“对着窗子，照着镜子梳理头发，贴上花黄。”这样翻译才能形象地表现出木兰从军女扮男装之久，如今凯旋而归可以恢复女儿身的喜悦急切之情。

三.排比互文

排比互文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句子中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

例如：“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选自《木兰诗》）

句中的“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四个词语和“骏马”、“鞍鞯”、“辔头”、“长鞭”四个词语分别互相渗透，参互成文，含义是“到东南西北各处市场上去买来了骏马、鞍鞯、辔头和长鞭等军需用品”。这种翻译表现了木兰从军前筹备军需用品的急切并稳而不乱、井然有序的成熟老练的形象。

但是《鼎尖教案》《倍速学习法》等资料竟然把它译成“（木兰）到东市上买来骏马，到西市上买来鞍鞯，到南市上买来辔头，到北市上买来长鞭”。语文教材没有翻译。朋友，试想：木兰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还能是一个家喻户晓、智勇超群、令人崇拜的巾帼英雄吗？岂不是一个十足的呆头呆脑、精神不正常的人了――到一个集市上何不把所需要的军需用品能买到的都买齐，而是到一个集市上只买一样东西，还真的有点不厌其烦、不怕麻烦呢。真的就如此的悠闲自在吗？这与下文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战争的吃紧是不相符的。她的聪明智慧哪里去了？诚如是，她还能做到“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吗？

篇（2）

我们在钻研教材和备课时，一定要既备教材又备学生，对课堂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事先的估计，精心设计好教案，准备充分。比如对课文的重难点及疑点作出多种解释；对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反应，甚至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在课堂上如何动作作出预测；教师对可能引发争执的内容设计好下台的台词等。只有这样，教师才会临阵不慌，从容自如。上面一个成功的教学案例中的教师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一次教坛新秀评比课上，某教师上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她分析完父亲那个蹒跚地穿过铁道爬上月台，给儿子买桔子的背景，让学生感悟了一番深沉的父爱之后，提了一个问题，她问学生生活中有没有感受过类似的浓浓的父爱。结果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说：没有。这一回答一下子令听课老师感到意外，正担心课堂出现冷场时，只见这位教师灵机一动，马上说：看来生活中母爱容易让人感受得到，而父爱却常常让人忽略。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父爱表达的方式和母爱有所不同啊，父爱如山，有时会压得你怨恨呢，但如果有一天你仔细品味了，那爱也是多么伟大啊！有时父亲对你严厉，打你，骂你也是一种爱。同学们还记得初一七年级上册《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吗？文中英子因为上学迟到便赖床不起受到了爸爸严厉的惩罚――“爸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来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从此以后英子再也不迟到了，而且成了每天清晨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栏校门的学生之一。她最后成了一名台湾作家。这件事成了全文体现父爱的亮点，读了让人难忘。接着这位教师讲到：“通过英子的事例，我们可以体会到父亲打你骂你都是对你的爱。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体谅父母。”――听完教师这些话，学生们茅塞顿开，马上举出一些表现父爱例子。听课的老师会心地笑了。这样一种机智的课堂处理方式不仅复习了以往学过的课文而且还让课堂大放异彩，不得不让听课的学生及老师们由衷佩服这位女教师的睿智。课后这位教师在谈教学感想时说她在备课时也想到过这个问题：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得太幸福了往往体会不到父母的爱，只感觉父母太严了，又常常受到批评与挨打。针对这种情况她事先作出估计，早有准备想给学生拿《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文的父亲和背影中的父亲作比较的。所以当时一点也不紧张慌乱呢。

二、在重难点处给学生放梯子，避免课堂沉闷

语文教材中由于词语句子意思理解有很大的分歧，常常会引来纷争，影响教学有顺利进行。这犹如下山时遇到一个个陡坡，教师要给学生放一架梯子，让他们走得顺畅，对课文理解到位，做到心悦口服。例如教学《塞翁失马》时有一个句子：“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其中的“子”“父”意思理解有难度：

师：文中的“之”和“父”该怎么解释？

生：前者指塞翁的儿子，后者指父亲。

生：不对，前者指塞翁，后者指对男性老年人的尊称。

（一时学生众说纷纭。看来此处遇到拦路虎了。教师必须提醒了。）

师：此文中的主人公是谁？（生答是塞翁）上文中“其父”出现过吗？又怎么解释呢？（师提示）

生：哦，我明白了。从上文看一直有“其父”二字，“父”又指的是“对男性老年人的尊称”，所以第二种理解是正确的。

教学中的重难点要解决，这是既定目标。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如果不给学生放一架梯子，教学的要求便很难落到实处。

三、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

篇（3）

1.引言

《诗经》开篇首句“关关雎鸠”，《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白居易《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是拟声词。古汉语“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洋洋得意”；现代汉语“绿油油”、“黑乎乎”、“矮墩墩”都是拟态词。日语中拟声拟态词亦是俯拾皆是，词汇之丰富、功能之强大、使用频度之高、使用人群之广是世界其他语言所不常见的文化现象。能够很好使用，也会被识为日语能力较高的一个标志。如果纯熟掌握，就有助于提高写作或说话表现力，使文字表达或口头表达更形象化、更具音乐性和临场感。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在完成了基础语法、句型表达的学习，待一定数量词汇积累后，想让自己日语表达更生动形象，该词的学习是一个门槛，在教学中又常常被忽视。

2.拟声拟态词的特性

特性概括地说：（1）音节反复多。（2）促音结尾。（3）拨音结尾。（4）「り音结尾。（5）母音长音化。这些构成拟声拟态词的模式特征，尤其由一个语基派生出多个词汇是拟声拟态词的最大特点。这些派生词的意义非常相近，是学习的难点。

例如：由「ばた语基派生出「ばたん「ばたっ「ばたり「ばたばた「ばたん「ばったり。目前的问题是：①教材中基本没有专设集中训练拟声拟态词的课文。因此，拟声拟态词的教学环节常常被疏忽。②与日语比较，中文的拟声拟态词相对较少，导致翻译贴切难度较大。③由于假名表记的便利性，拟声拟态词构成了日语的特性之一，词汇非常丰富。其中还有文化和习性的因素。忽视了这一点，将导致学生在语言习得中对拟声拟态词的语义无从把握。

3.拟声拟态词的文化意义

入夏，草丛茂绿的树林间，路旁林荫树上总会传来不绝于耳的鸣，时高时低，真不知是因燥热而鸣唱呢，还是因蝉鸣而使人感到炎热。当夏云多奇峰骄阳似流火时，静心聆听，会感到蝉的鸣唱更高亢。这就是日本之夏的“风物诗”，有那份倾心聆听蝉鸣的纯真心灵，酬和着自然，在自然中生活着，一切尽在自然中。“如果没有听到蝉鸣，常常会觉得夏日未至。”这是日本人对大自然非常敏感的习性所致。蝉鸣蛙唱乃天籁之音，美称为“妙音”。这也许因人而异，有人把自然的蛙鸣比喻为“癞蛤蟆呱呱呱”。

希腊出生的日本文豪小泉八云在其文学作品中，妙趣横生地应用自然的尤物鸣唱，表达作品主人翁的心里和故事的发展状态。他曾专门论述过蝉鸣之音，还作了分类，他说：有的如音乐之美妙，大多数是令人惊异的鼓噪。他按种类做了评论。“熊蝉”的鸣唱是噪声，犹如不停地踩踏缝纫机。“茅蜩”的鸣唱“咖啦！咖啦！”（カナ?蔟カナ?蔟）令人感到清澄甘美，惬意心爽，犹如动听的音乐旋律。日本明治时期的文豪幸田露伴有俳句“空耳心静时，湖美也有声，此时蝉鸣亦相知。”（空耳（か）うつくし湖（うみ）と蝉のく）。因为有这份纯美的心灵，才会有这样的感知。这是文学家丰富自由的联想所得佳句。雌蝉从来都不鸣唱。作家北杜夫的随笔中介绍了一句西方著名诗句“蝉的生涯多幸运！妻伴终生细无声！”（蝉の生涯は幸いなるかな／彼らは声なき妻を有すればなり）。阿波野青有“蝉巢幽深意尤在，却不再归。”（ふたたびはらじ蝉の穴深し）。闻蝉鸣唱，自然感到盛夏来临，蝉是日本俳句、短歌的季语。高亢鸣唱的蝉，生命力至多两周左右。蝉脱壳后叫做“空蝉”，这多少有世事难料之意，与这样的思考相比较，西方的那句名诗是多么富有人情味。

4.拟声拟态词的教学思考

专家关于拟声拟态词的分类思考是：

（1）“カ”行假名开头的拟态词，一般描述“干燥、坚硬”的状态，如“カラカラ”。

（2）“サ”行假名开头的拟态词，一般描述“爽快、潮湿”的状态，如“サラサラ”。

（3）“ナ”行假名开头的拟态词，一般描述“光滑、发粘”的状态，如“ヌルヌル”。

（4）“ハ”行假名开头的拟态词，一般描述“轻盈、飘动”的状态，如“フワフワ”。（金田一春彦，1979）。

我思考的分类标准：以“物”“人”分类，再细分为“样态”“动作”，在此基础上以常用例句，简单明快地说明。

①动物的叫声：コケコッコメメワンワンキャンキャンヒヒン

②表述人的心情：表情 话语 动作/いらいらぷんぷんおどおどおろおろ ぺこぺこ もじもじ

（1）分项列出例句、用法、语义、同类语、同义语、同音异义语；（2）尽可能将拟态拟声词译成汉语推进教学。这是较难的部分，要做好备课。同时引导学生从童话故事书、文学作品中多体味。要求学生读《红楼梦》，就其中拟声拟态词做笔记，找到对译词比较；（3）本教案表记除动物拟声外，都用平假名，适应快易接受，通过训练让学生语言记忆里，养成日语思维的形、声、意的深层意念。

教案1：意味型

刺激する：つん～とくる/く鼻の感を刺激する味、刺激のいい/刺鼻，刺激强烈的臭味。

用法：つんと鼻に来る。/わさびがつんと鼻に来た/病院に一入ると、消毒のにおいがつんとする。

教案2：五十音图排序型

あっさり/做事情果断、爽快、干脆的样子。いそいそ/兴致勃勃高高兴兴地做某事情的样子。

教案3：场景型

「ぎらぎら真夏の太がぎらぎらと照りつけている。

「ぽたぽた真夏の太が照りつける暑い日は，体から汗がぽたぽた落ちる。

5.结语

之所以强调日语拟声拟态词教学的重要性，是因为：①前述文豪的实例印证了拟声拟态词生动贴切地表达日语的重要意义；②拟声拟态词是表达自然实态和声音的语言现象，日本人有亲和自然的习性，由此而生发的语言词汇非常丰富，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这一点；③教学中应该从文化内涵上去悉心理解其语义结构，并循循诱导，以求使学生贴切生动表达，保证教学质量。随着教学设备完善、教学手段的不断更新，如何帮助学生在日语习得的较早阶段正确地把握语义，将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教学贯穿始终，以使后来的口语表达贴切生动，是每一个日语教师面临的课题，对教师的业务水平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徐一平.日语拟声拟态词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2］赵爱武.近20年汉语象声词研究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2008，（2）：79-93.

篇（4）

新课程强调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三维目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确通过该课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哪些知识?拓展哪些能力？培养什么情感？我认为，教学目标不仅是教师确定教学重心、明确教学主线、开展预设与生成的依据，而且是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内心情感、提高自身素质的保证。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主要定位于公民教育，淡化阶级意识，注重文明史的教学。因此教学内容应引发学生兴趣和思考，贴近社会生活，通过教学，促进学生人文精神、公民意识的培养。历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 潜藏着厚重、深刻与哲理，其鲜活的学科知识本应该让历史课堂成为丰富多彩、趣味盎然，而且能够引起思想交融、心灵共鸣的“磁场”。但遗憾的是，历史课堂大多没有形成这样的“磁场”，历史课堂中普遍存在着思想贫乏，人文精神退化，怯于思考历史和叩问心灵的现象。在一些课堂热闹的表象下面，真正宝贵的东西却与我们擦肩而过，它就是本应贯穿于整个课堂的灵魂、思想，而医治的根本措施就是让思想的礼花纵情绽放历史课堂。如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至1875年的政体变化过程中，出现几次共和国和几次帝国？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总结指出，三次共和国，两次帝国的交替出现，体现了法国走向共和的道路是艰难的（展示函数图像）。

从图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走向共和的历程是艰难的，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共和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试用一句话概括上面的曲折过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妨用辛弃疾的一句词来概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样教师既抓住了课程标准要求又用思想把沉睡的知识点激活，赋予历史以现实和灵魂的思考，点燃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促使学生思潮奔腾，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真正魅力。

二、合理使用教材，开阔教学视野

目前，我们有了新标准及依据新标准编写的四种版本的高中历史教材(人教版、岳麓版、人民版和大象版)，无疑是向构建新的教材体系和新的教材观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可以明确地说，有了新教材，不等于有了新课程，更不等于有了新的课堂教学。因此，如何使用新教材进行教学，便成为推进目前课程改革发展的关键一环。况且由许多经验丰富的专家精心编写的教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教材的处理仍然不可能完全适应接受能力、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班级和学生。在课程标准和教材之间，尚有很多可供拓展的空间。这要求教师从单纯的教材组织者、执行者转变为教材的研究者、开发者，尽情释放智慧，在教材与课程标准之间合理创造，在不违背教材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对某些“原版”适当舍弃，实现由“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转变。

“教”教材视教材为“圣明”，被动地围着教材转，不敢越教材半步。而用教材“教”，“教材”则走下神坛成为“范例”，教师不仅要解释教材，而且要以教材为“诱饵”，“钓”起学生思考的“鱼”，以教材为圆心，可以从内容、形式上向外延伸，不再局限于教材，教材从而成了一条知识之“舟”，一座能力之“桥”，一个心灵洗礼之“池”，用教材“教”便是一个动态、可延伸的过程。尤其在当前中学历史新课程的大教材观与新课程资源观下，在教学中基于学生的知识、思维和生活经验实际而对教材进行开发与整合可以弥补一些缺憾，开阔教学视野,演绎出精彩的课堂教学情景，提高教学有效性。

三、坚持乐学原则，调动学生参与

在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是学生精神王国的主宰，学生是教师意志的服从者。课堂上的所谓理想境界是圆满完成教案，“死”的教案成了支配和制约“活”的教师与学生的工具，课堂成了“教案剧”演出的舞台，教师是主角，好学生是配角，多数学生只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观众”和“听众”，课堂没有了灵气。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只有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的精神活力才可能得到释放和生成，原本由老师控制的课堂才会变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一派盎然的生机。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对话中分享彼此的思考，交流彼此的情感，实现智慧的撞击、经验的共享。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凸显，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亢奋状态，这样一加一就会远远大于二。为了使学生活动更加丰富有效，在必修二“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教学中我设计了“读图导史”“材料证史”等环节，把学生活动融入到对史实的探究、规律的探索和现实的延伸中。以“读图导史”为例，我出示了“木兰从军图”，并在旁边配上了《木兰辞》中的一句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设问：（1）我们能从上述诗句中得到哪些历史信息？（2）木兰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把东西配齐？这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明确：南北朝时期，“市”已经普遍存在，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各种商品都有固定的场所，说明当时商业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商业经济的发展深刻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这样的导入必然会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欲望，使他们的思维得到充分发展。

在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合理选取史料，围绕史料拓展学生的思维是促使学生活动的有效方式。在本课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史料的功能，设计了“材料证史”环节，把艰涩、枯燥的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程转化为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开阔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与视野，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意识，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学习中。

四、创新教学模式，强化能力培养

创新教学模式要体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要善于选择和引入材料，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开展活动；用心设计教学，方法不能单一，而要多样组合，这样才能充分激活学生探究的热情，全面发展学生的能力。

1.创设情境要别开生面，疑窦丛生。

要精心创设具有新意、强烈刺激的历史情境，最大限度地引起学生的关注，并且在具体的情境中蕴涵矛盾和疑惑，促成学生对原有认知的挑战，从而引发探究的愿望。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有效途径是角色扮演，创设情境。如在讲授必修二《中国古代的商业和城市》时，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唐都长安的坊市制，可创设这样的情境：“假如你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你是唐都长安的一名市民。某天晚上你饿了，家里又没有你想吃的东西，你想去隔壁的小饭店吃夜宵，可不可以呢？为什么？”

2.问题要引人入胜，玄妙精微。

从貌似常规的历史现象中发掘深层含义，提炼出发人深省并有一定思维价值的问题。问题所及的知识范围和认知水平与学生实际相对应，让学生通过探究圆满地解决问题。充分关注发问的时机，精心策划问题的表达与呈现形式。对于问题的表达既要玄妙精微又要指向明确。如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中国大部分人知道了乔家大院，一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让我们了解了晋商，了解了乔致庸恪守诚信、不断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的过程。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在包头苦心经营。终于发展起一家最大商号，店铺、居宅达到1000多间。到第二代乔致庸，开始了金融业活动，把商行、银号从包头开到北京、天津、太原等地。现存的乔家大院是乔氏家族经数次扩建而成的。这种与现实结合的情境，容易缩短与学生的思维距离，激发其主动探究的兴趣，这是历史教学有效性产生的关键。

3.诱导要启而有法、收放自如。

及时捕捉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与困惑，适时予以指导和调控。恰到好处地点拨，为学生的深入思考和交流提供启示“阶梯”。鼓励学生多渠道、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和认识历史，但绝不直接提供现成的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必修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果一个人因赋税过重，生活困难，偷盗了邻人的钱财，假如你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代表，面对窃贼，你会怎样评价这一事件？

4.教学过程要随机调控、形散而神聚。

课堂上的多元互助不意味着任其发展，随意漫谈。要在学生难以深入之时，给学生提供一些方法和思路；要在学生认知发生偏离之时，机智地调整方向，聚焦主题；要把握好课堂教学的节奏，使学习活动能够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得以顺畅进行，放得开、控得稳、收得拢；要及时矫正学生在知识、认知或方法方面的明显错误，并和风细雨地指出其错误的要害、根源，引导学生提供认知，领悟历史教育的真谛，完成课堂教学的最高责任——运用知识培养人。

五、积极主动反思，开创教改新路

历史教学反思就是历史教师把自己的教学实践作为认识对象，对教学过程和环节的思想和行为重新审视，对其合理性、成败得失进行思考和判断，使学生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教学反思不是简单地回顾教学情况，而是教师针对自己教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理性思考，以寻找和解决教学问题为基本点，并在随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使课堂教学活动不断趋于优化，从而达到较佳的课堂教学效果。

那么怎样进行教学反思？

1.通过教师书写教学后记进行教学反思。

这样既可以防止教师教育机智、教学感受的流失，又可以为今后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借鉴与鲜活的素材，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把零散的教育之珠，穿成精美的教学之链。当然要写好教学后记，必须注意五个方面：及时性，要趁热打铁；恒久性，要锲而不舍；简约性，要言简意赅；探究性，要格物致知；上升性，要历练升华。如在教“新航路开辟对世界的影响”时，用“三个一”总结即一个中心：以欧洲为中心；一个市场：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一个整体：人类由孤立分散走向一个整体。

2.教师通过书写教育案例进行教学反思。

教育案例是一个教育情境的生动故事，但它又不是简单地记录故事，还要对故事进行精彩的点评。典型的教育案例，均源于对已发生故事的反思。案例能够直接地、形象地反映教育教学的具体过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它为教师提供了一个记录自己教育教学典型经历的机会，是教师生命之光的记载，是教师理性的反思，使教师更能登高望远，把握好历史课堂教育的方向。

篇（5）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25306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学术贡献：“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82严复译介西学为什么要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严复这一首创的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梁启超未加具体论述，但它们恰恰启发后人不妨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严复的西学译介，尤其是清代学术对严复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严复义理“反证”说的学术创新，在于以西学为视角“发明”[6]ix、“反观”[4]49中学之义理，严复译著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发明、反证了诸多与西学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发”[4]1413之义理。翻译《天演论》，以西人“天演”学说发明、反证了儒家首经《易经》之“易”道，认为“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9]4。翻译《群学肆言》，发明、反证了《大学》《中庸》之精义，认为该书详实地阐明了《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义理，且“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10]xi。翻译《群己权界论》，发明、反证了《大学》e矩之道，认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译西方逻辑学，发明、反证了“《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认为《易》重演绎法，《春秋》重归纳法[6]viii-ix。翻译《原富》，发明了《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等，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经济学说，但存在着相似之识。[12]译事例言，7-8评注老庄，认为老子之言是“天演开宗语”[4]1077，“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严复一生中西学兼治，“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0]xi，义理“反证”是他解决“读古书难”[6]viii新的治学方式，是其整理国故的独特途径，“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8]384。

严复这种义理“发明”和“反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学义理的困难，虽难免有附会之嫌，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书新的义理之“识”，渗透着严复译书经世的诠释，这种学术方式与他“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3]127的文化观一脉相承。由于中西传统之别，严复的义理“反证”经常把中西实然（Is）、应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义理进行置换，一方面增强了西学义理的形而上质，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学义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然和应然。以《天演论》为例，“《天演论》是严复的天演论”[8]334，严复频繁以儒、道形而上的义理予以诠释，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极、阴阳、德贤仁义、人伦、礼乐、修齐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译文字里行间，与原作融为一体，译写参半，几可“乱真”为本土元典。如论一“能实”开篇论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学化。再如论十三“论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与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学义理溢于言表。反之，严复的义理反证，也借助西学增强了中学的实然和应然。如《天演论》手稿仅以evolution发明、反证《易经》就多达近20处，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语义场，在严复笔下与《易》道进行了全方位会通，以一连串的“变”反证了“易”之生生不息、刚柔相推阴阳互动而生变化、天地变化草木蕃、万事万物虚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赋予了《易经》新的“天演”内涵，巧妙地渗透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导士大夫以“易”变思想认同“天演”学说。再加上严复在“蜂群”“人群”“善群”“严意”等中把“群”赋予了西学sociology的义理内涵，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达到托译言志、译书经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良方。严复义理“反证”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朴学”，注重考据实证。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东树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6]ix。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4]51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8]250。《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12]9，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2]13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曰：“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10]49等等。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6]xii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6]xi术、“雅”之“招徕术”[8]313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xi。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下面以一具体译例对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文章学的第三个要义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译文要有文采，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严复把“雅”引入翻译学，肯定了文章学传统对翻译的文采要求[15]6。梁启超曾批评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8]267，对此，严复则不苟同：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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