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分析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计量分析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铁路现有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铁路现有的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主要包括两类：单纯计量设备和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这些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铁路车站、货场，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及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等，对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维护铁路和客户双方的利益至关重要。

1.1单纯计量设备。单纯计量设备包括：轨道衡（静态轨道衡和动态轨道衡）、汽车衡、平台秤、门吊秤、吊钩秤、核子秤、皮带秤、装载机电子秤、平板秤，等等。单纯计量设备主要应用于整车或零担货物实际装载量的测量。

1.2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施。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包括：超偏载检测装置、轮重测定仪、限界测定仪、危险品检测仪、货车装载状态电视监控系统等计量装置和安全检测设备等。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主要用于检测货车装载的超载、纵向超偏、横向超偏、超限界、危险品及状态参数等。

2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全国铁路货运现场大量装备了计量、安全检测设备，但仍不能满足铁路货物运输现场计量和安全检测的迫切需要，许多安全检测手段尚不完备，亟待开发完备高效的检测设备，尤其是像装载限界检测和超偏载检测等在线检测设备，亟待开发。即便已经配备的设备，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普遍存在于设备的开发、配置、技术保障、维护等环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2.1缺少统一的研制、开发、配备规划。缺少统一的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研制、开发、配备规划。设备的研制、开发、配备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开发商、生产商的手中，设备市场的技术走向受开发商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发商和生产商往往把具有可观经济效益的设备放在开发的首位，尽管这样也会促进装备水平的提高，但更多体现出开发的无序性。设备使用单位也很少主动提出装备技术水平和配备数量的要求，其设备投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2.2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市场秩序混乱。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市场秩序混乱，产品质量水平良莠不齐，开发商之间无序竞争，甚至存在某些厂商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有的厂商根本不具备开发生产的技术条件，但为了追求利润，居然采用仿冒手段制造伪劣产品；有的厂商无原则地追求低成本，甚至采取使用劣质材料、以次充好等手段与人竞争，不但对正当、优质产品造成冲击，而且对运输安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2.3行业技术标准还不完备。用以指导生产的有关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铁道行业技术标准还不完备。相当一部分设备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如：超偏载检测装置、轮重测定仪、限界测定仪、危险品检测仪、货车装载状态电视监控系统等，还缺乏完备的能够对生产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行业标准；有些标准陈旧落后，其指导作用显然不足，有的设备还仅仅是依据不规范的“技术条件”来生产；有的虽已制定技术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标准的技术要求与实际生产水平相比有些不符，生产水平还不能满足技术标准的需要，等等。这些技术标准方面的问题，导致检测设备的生产现状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检测手段与实际需要之间、检测需要与生产水平之间、检测技术普及与检测设备管理之间等等，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3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尽管铁路有关部门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备十分重视，也已经建立一定规模的管理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管理上不尽如人意。3.1配置要求和配备标准不够规范。全路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置要求和配备标准在规范化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各相关单位的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置往往侧重于经营因素，忽视对技术因素的可行性论证，更谈不上设备配置的长远规划。经济实力越强、设备本身的直接效益越明显，单位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投入力度就越大，反之，投入力度就越小。另外，设备采购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对所采购的设备质量缺乏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有效控制，导致设备利用率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造成资金浪费。

3.2计量意识淡薄。设备使用单位，尤其是安全检测设备的使用单位，缺乏科学的计量意识，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日常监管非常薄弱，无法实现正常的周期维护和检定。误以为安全检测设备不属于计量设备，因而对其用于判别目的的量值不进行科学溯源，甚至不溯源，绝大多数的安全检测设备没有以合法、有效的量值溯源作保证，无法判定量值是否准确或量值的偏差（误差）是否在正常范围，致使设备的可靠性无从谈起。

3.3设备安全防护薄弱。设备本身缺少安全防护措施或防护手段不完备，加之设备管理存在漏洞，给不法者以可乘之机。如：为达到不正当目的，采用非法手段，有的与生产厂商勾结，在例行检定后擅自非法更改设备初始设置参数，致使其量值与检定状态不符（曾发生某区段的两台状态未见异常的轨道衡称量同一对象，其量值竟然相差5吨之多的现象，这已经远远超出轨道衡的正常称重准确示值变化区间，若非操作人员人为调整设备，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设备检定状态与使用状态不一致，导致设备无法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势必影响设备的工作质量及其可靠性。对计量设备而言，其结果是严重侵害国家和客户的利益；对安全检测、监控设备或设施来说，这种做法将对运输安全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是运输安全生产的重要隐患。

3.4检测信息网络化基础薄弱。计量、安全设备的检测信息无法共享。铁路货运是一个动态系统，运输系统的各个环节之间要靠信息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充分发挥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效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测，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检测信息共享是必由之路。在高速信息化的今天，重要设备的检测信息未实现共享，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而从管理的必要性来看，信息共享应该在检测领域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以求达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这对推动高水平运输安全体系的建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韩远谋，蒋运华，侯媚娟.散堆装货物超载因素的调查与分析，铁道运输与经济，2004,(2):53-54

[2]王维.克服计量手段落后现状确保货物运输安全，铁道货运，2002，（5）：37

[3]赵如进.轮重测定仪在铁路货运安全中的作用，铁道货运，2003,(3)：37-38

[4]于冬，顾培亮，陈钟.铁路货车装载状态监视和超限检测系统的研究，中国铁道科学，2004,(5):141-143

篇（2）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是由科学家萨顿1912年在比利时创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萨顿作为《ISIS》第一任主编，对《ISIS》具有巨大的贡献。萨顿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确指出：“《ISIS》是哲学与科学的哲学杂志；是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杂志；是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杂志。”[1]

很显然，ISIS是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熔科学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份综合性很强、内容丰富、水平很高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志[2]。本文主要选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研究。

1 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计量分析

根据ISIS的目录，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论文按学科和断代进行计量统计。按学科可分为数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医学、技术、其他；本文以十年为时间单位并将分类的研究论文数占总研究论文数的20%作为划分热点的标准对ISIS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统计，详见表1。

按断代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16世纪～21世纪和其他。详见表2。

从表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论文的领域统计分类所占比例分别为数学8%，物理科学28%，生物科学9%，地理科学4%，医学7%，技术4%，其他40%，总计1794篇。

很显然，在1913-2012年这100年中物理科学的比重平均超过20%，一直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与物理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热点关系密切相关。数学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过20%，可以称为是阶段研究热点。其他类所占比例远远超过20%，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表2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断代中得出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9和20世纪呈逐渐递增趋势，这说明这两个时间是研究热点。其他类仍占有最多比重，这是由于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和人类学普遍受到关注。

从图表的数据显示上看，现代科学史研究趋势已超越古代科学史。从而反映出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近代科学的源头希腊科学向“现代性”型的科学通史转化。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的关注度不同，从而导致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出现变化。20世纪以来80年代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科学思想史向科学社会史发生转变，科学社会史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科学史的发展迹象也从实证角度向科学事实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2结论

从上面对研究论文的计量研究判断出这一时间科学史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学都是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这说明物理科学就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有望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二，我们得出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已接近现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纪为主。

通过分析100年来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在研究论文方面的统计数据，大体反映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科学史内在逻辑看，表现为从物理科学研究一枝独秀到多门学科并举；从科学史发展的社会与境看，交叉学科关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学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史的一门显学。正如袁江洋研究员所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篇（3）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09207

一、引言

作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优博论文）的评选工作，已纳入教育部《面向2 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第一项启动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旨在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鼓励创新精神，提高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对博士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和激励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培养和激励创新精神，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1]。

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名单经过推荐、初选和复评后产生。参评论文由学位授予单位向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推荐；省级学位委员会对推荐学位论文进行初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组织对初选出的论文进行复评，复评工作包括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专家审定会审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承担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工作。

二、历年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数据统计分析

自1999年首次进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以来，至2011年共进行了13次，共评选出中国156个高校/科研单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 279篇，提名论文1 902篇，如表1所示[2]。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中的说明，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100篇。评选工作进行13年来，评选结果平均为每年98.4篇，说明评选工作符合“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

2010年全国毕业博士生4.90万人，评选出97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仅占总数的0.2%。在评选第一年1999年，参评论文基数仅为8 957篇，评选出的100篇优秀论文占总数的1.1%。可见，虽然随着国家博士生的逐渐扩招，每年的博士毕业论文数量急剧增加，2011年全国博士生招生达到6.38万人，然而，论文评选依然不超过100篇，使得获评难度急剧增大，获评几率大幅降低。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初衷在于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创新精神，然而可以预见，未来每年的参评论文基数将大幅上升，获评论文将低于总数的0.2%，显然这将大大降低参评博士生的热情，无法起到鼓励人才的作用。因此，建议能够随着博士生毕业人数的增长，将获奖论文的数量控制在1%左右，保持与评选初年持平的水平。

三、历年获奖论文学位授予单位分析

（一）学位授予单位分析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参评单位包括全国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单位，即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部委所属科研院所等。截止2010年底，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7个，其中高等学校481个，科研机构316个。至2011年，1 279篇获奖论文共来自156个高校/科研单位，对其中“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获奖论文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对高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影响效果。获奖总数排在前十位的单位如表2所示。

中国科学院共有44个下属科研院所获评优博论文，总数达184篇，占获奖论文总数的14.39%，并且相比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获奖总数都在2倍左右。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培养规模庞大，2011年共有4 832人获得博士学位，相比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评选基数较大；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拥有320余位两院院士、4 200余名博士生导师，其以研究所为基础的高水平导师队伍和一流科研实践条件，为培养优秀博士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排名前十位的单位中，除中国科学院外，全部

是国家“985工程”一期大学。这一方面说明“985工程”一期建设高校都是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985工程”大学依托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为国家高精尖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56个学位授予单位中，包含了 39个“985工程”高校（共39所），和89个“211工程”高校（共113所），也就是说，包括了全部“985工程”高校以及78.76%的“211工程”高校，39所“985工程”高校共产出优博论文768篇，加上中国科学院的184篇，这40所高校/科研单位共产出952篇优博论文，相当于25.64%的学位授予单位产出了74.43%，大致符合“二八率”的分布，说明中国优秀博士生的培养已经形成了由“985工程”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成的核心群体。

（二）学位授予单位的洛特卡分布统计

（四）各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相关性分析

将历年获奖论文的数据，按照一级学科进行统计，统计出各一级学科获奖论文的总篇数，以及其中指导老师是学位评议组成员的文章数量。同样将数据导入Excel软件，选择Pearson（皮尔生）函数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为0.836，大于0.8，说明各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同样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将其中指导教师是学位评议组成员的文章数量与总篇数进行比重分析，按照所占比重降序排列，比重大于等于50%的学科如表6所示。

在85个获得优博论文的一级学科中，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相关性平均为32.74%，也就是说，对于所有一级学科而言，将近1/3的获奖论文来自评议组成员指导的博士。并且，超过50%的一级学科有20个，有4个一级学科相关性达到100%，分别为公共管理、军制学、社会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相比按照学科门类统计得到的相关性，以一级学科进行分类统计得到的相关性更加明显。显示出一些学科获奖论文成果高度集中在评议组成员指导的博士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学科门类或者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都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博士培养的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尤其是对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占获奖论文导师比重超过50%的一级学科，杰出的研究人员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形成了该领域的核心团体。然而，指导教师与评议组成员的高度相关性也反映出优势资源的高度集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发展氛围。另一方面，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结果已经普遍作为高校对博士生培养单位以及指导教师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那么如果能够建立更加有效的评选机制，避免指导教师与评议组成员高度的相关性，将能够大大增强评选的信度。

六、结论与思考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初衷在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然而通过以上统计和分析结果，反映出中国学科发展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机制存在的问题，值得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参考文献：

[1]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项目简介[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257695.shtml.

[2]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历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 [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

[3]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1.

[4]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界的杰出人才――曹雪涛[EB/OL].[2012-05-22]. http：///cae/jsp/jump.jsp？oid=2011123111541584367424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QIU Junping， ZHAO Yuehu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 R. China）

篇（4）

关键词： 虚拟样机技术；论文统计；计量分析

Key words： 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paper statistics；quantitativ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9-0312-02

0 引言

虚拟样机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计算机上建立能够反映产品特性的样机模型，用样机模型代替物理样机在各种工况下进行仿真试验和分析，测试和评估产品的整体性能，进而不断改进和优化样机模型的设计，直至获得最优设计方案后，再制造物理样机[1]。虚拟样机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产品研发和设计思想，极大地降低了产品研发和设计的技术风险和开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提高了产品性能，加速了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开发、研制与使用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虚拟样机技术及其应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获得重大进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不同领域。世界众多著名的制造公司在生产开发过程中都广泛采用虚拟样机技术，设计、装机、测试都在计算机中模拟完成，保证了产品一次试制成功[2]。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快速推出产品，迅速抢占国际市场，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依托“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这一平台，通过对2003～2012年10年期间与虚拟样机技术相关的期刊论文的检索，采用论文计量学方法，对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和总结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状况，以期为虚拟样机技术今后在我国更广泛地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以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统计分析源，以2003～2012年为时间条件，以“全部期刊”为期刊范围，以“虚拟样机”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全部专业论文的检索，经过整理汇总，删除重复论文后共计2508篇。通过EXCEL将整理后的论文数据套录成数据库，采用论文计量学方法对论文的发表年份、涉及领域、研究机构以及第一作者等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和总结近10年来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状况[3]。

2 统计分析结果

2.1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年份统计分析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态势。2003年至2009年期间，论文数量逐年增加，2004年和2005年，论文数量增加的幅度最大，之后增加幅度在逐年减小，2009年论文数量达到顶峰。这表明，2003年至2009年，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发展得比较快，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2010年开始，论文数量较大幅度减少，特别是2012年，论文数量减少到152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近三年对虚拟样机技术相关的应用研究力度减小，也有可能是相关研究论文的产出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库的收录有一定时滞性[4]。

2.2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涉及领域统计分析 笔者对研究主题涉及到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汽车与发动机、工程机械、矿产机械、农业机械、机器人与机械手、教育等领域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涉及各个领域，部分论文同时涉及多个领域，论文涉及领域分布情况见图2。论文产出居前三位的领域是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这表明，随着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领域近十年来的迅猛发展，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在这些领域中也取得了不斐的成果。

2.3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在2508篇论文中，没有署名作者单位的共有23篇。笔者将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分为本科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大专院校四类研究机构，统计结果见表2。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本科院校，为2145篇，科研院所、企业和大专院校发文数量分别为419篇、368篇、117篇，其中科研院所、企业、大专院校与本科院校作者合著的论文数量分别为280篇、244篇、46篇，本科院校的发文数量远远高于其他机构。这充分显示，本科院校是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的主要机构。

2.4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根据论文第一作者发文数量的统计结果可知，无作者数据的论文10篇，大部分作者1至2篇，发文数量排列前10位的作者见表3，其中，七位是本科院校的教授或讲师，二位是博士研究生，只有一位是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由此可见，本科院校的教授和教师是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的中坚力量。

3 结论与建议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10年期间，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发展迅速，至2009年达到顶峰，近年又逐渐回落；应用研究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研究成果比较多的是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领域；应用研究的主要机构是本科院校，应用研究的主要群体是本科院校的学者和教师。本文的检索分析结果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状况，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机构和群体比较单一。

虚拟样机技术问世之后，得到许多发达国家制造商的高度重视，立即将这一先进制造技术引入企业的产品开发中，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不应仅在本科院校，不应仅有本科院校的学者和教师，更应广泛推广到企业和科研院所，让广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参与研究和应用。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企业应积极主动充分利用虚拟样机技术，减小产品的技术风险，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产品研发的成本，提高产品的性能，从而增强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提高我国企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和市场竞争力。此外，虚拟样机技术的研究专家也应加强向企业推广虚拟样机技术，推动这一先进制造技术在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普及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郭卫东.虚拟样机技术与ADAMS应用实例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

篇（5）

在现代企业中，内部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可以反映企业管理的先进性，而内部机构的设置具体又表现在人员的结构和分布上。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稀缺，我国的企业机构设置呈“纺锤性”，企业的生产经营重点是生产，生产一线人员很多，而市场营销人员利科研人员相对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机构的设置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前不久，已经审理结案的全国最大的国企破产案――阿城糖厂的破产为此作了一个痛苦的注解。阿城糖厂拥有员工五千多人，“一年之内中层干部的人数增加了近4倍，从40人增加到了188人。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该厂销售人员却一直没有增加。”（引自中国电视报《新闻调查》）市场销售人员仅二十多人。现代企业管理和营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下，一个理想的人力分布配置应里“哑铃型”，企业的科研人员和营销人员相对来讲应该较多，而生产人员应该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按人力资源的作用即生产部门人力资产、管理部门人力资产和销售部门人力资产对人力资产分别确认。这样一来，信息需求者就可以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分布，从而可以分析企业的人力结构是否合理，据此还可以作为预测企业的未来前景的工具之一。二、关于人力资产的特点

人力资产是相对于物资资产而言的，因此，搞清两者关系是正确提供人力信息的前提。物资资产目前一般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两大类来计量。非流动资产一般来说是一次性投入，并且企业一旦取得某项非流动资产，此项资产就属于企业所有，企业对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然后按此项资产在企业收益的受益期长短来分摊其价值。流动资产流动性较强，一般是分期购买，分期计量。同样，企业对其也有着完全的所有权。但“人”却不同，“人”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会思维的高级动物。企业可以通过支付工资等费用来拥有人的劳动力使用权，但企业不可能对人本身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可见，人力资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分离的。计量物资资产时，由于企业拥有对物本身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计量对象是物本身，计量人力资产时由于企业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对人本身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如果把人本身作为计量对象是不恰当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只能是人的劳动力，也即人力资源的计量对象是劳动力，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使用该能力可以为企业创效益做贡献。由于计量的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样一来人力资产就具有无形资产的特征。同时我们也知道，企业中的人力资产的流动性是不一定的，有的终生服务于企业，有的经常变换单位。也就是说在总体上人力资产既有流动资产的性质又有非流动资产的特征。三、关于人力资产的计量

由于人国资产具有上述特点，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计量呢?

目前，普遍的方法是将各种费用资本化或者将人力资产使用期间的各种费用折现，然后，再将其在以后期间内摊销，这种方法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法。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该方法所涉及到的资本化或折现时间是主观确定的，同时所用计量模式中涉及的有关数据，例如折现法中的原值，还要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调整。这样一来，会计所提供的有关人力资源信息的可核性和反映真实性必然较低，从而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怀疑。另外此方法的可操作性也很低。

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必利用上述方法来计量有关信息，而可以根据其不同的费用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企业取得人力资产之前，必然要发生一定的费用支出，如招募成本，选择成本，录用成本，安置成本，取得人力资产后还要发生一定的培训费。对于前者，由于费用是在资产取得之前发生的，并且费用的发生与资产的取得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花费在特定对象身上的支出有效，也就是说，对某人力资产的费用支出结果是取得了该资产，那么此费用应该计入该人力资产价值，反之，如果也计入此人力资产的价值，则很不恰当，而是应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这类似于研究开发费的处理)。对于有效费用和随后发生的培训费如果有合同并且数目较大则在合同期内摊销，如没有合同则在三到五年或更适当的年限内摊销；如数目较小，则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这类似干固定资产修理改良费的处理)。人力资产取得后，正常情况下企业都会每月支付工资，而支付工资是企业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的购买。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项人力资产的取得，是企业多了一位供应商，此供应商供应给企业的是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在有效人才市场假设下，企业每月付款，供应商定期供货，否则，如果供应商不满意，就会停止供货，这表现为员工离开企业，同样如果企业不满，则停止购货，这表现为企业解雇员工。这样一来，企业就好象在购买如原材料这样的流动资产。会计处理时就可以参照类似于原材料等流动资产的处理方式，借记“人力资产”，贷记“应付工资”或“银行存款”等科目。这样做的原因或好处如下：

其一，这种做法所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较强。会计信息的提供也应贯彻“以需定产”的原则，从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更关心的是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大小，期望人力资产信息能帮助他们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对人力资源价值的需求相对而言要小些。也就是说，利益关系人并不太在乎企业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大小，他们更关注企业取得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效益。

其二，此法的可靠性也较高。这里的会计计量所用的是投入价值中的历史成本，而历史成本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前面已经讲过，影响人力资源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工资因素以外还受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影响，人们追求的既有物资上的享受又有精神上的满足。而精神方面是难以衡量的。但在一个有效的人才市场中，买卖双方必定会权衡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得失，工资可以很好地充当交易的显示器。长远来看，如果交易价值较低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人力资产在该企业得到了较好的精神满足，而人力资产精神的满足程度又从侧面体现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高低。

篇（6）

1.2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便利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的管理者为实现企业或个人利益，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主要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从而使企业盈余达到预期目的。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既是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也是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会计准则在主观上制约着盈余管理行为，但盈余管理在客观上促进会计准则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会计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但会计准则天生会成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所借用的工具。所以，会计准则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弹性如何，无疑对企业管理者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是有很大的影响。尽管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也懂得这一关系，但会计准则并非完全为了防止盈余管理而制定的，新会计准则正是在考虑其科学性、实用性进而扩大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的范围，还是制止盈余管理而压缩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的范围的矛盾中产生的。新会计准则在这种矛盾中适当调整了会计选择的范围和职业判断的内容，但客观上仍为新的盈余管理手段的运用提供了契机。新会计准则更多地体现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也适当增大了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从而客观上增大了企业在某些方面进行盈余管理的机率。

1.3会计人员的素质可能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运用公允价值存在着缺乏可靠性的致命弱点，在操作上很大程度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会计人员素质较低便成为影响公允价值确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会计人员的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人的趋利动机越发明显，在利润所带来的巨大诱惑面前，会计人员往往容易丧失道德水准和职业良知，对资产进行虚假评估或不愿意披露详细、真实的信息，低估损失，高估收益，甚至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职业道德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合理估计和判断能力较差，也影响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从目前出台的新会计准则看，部分准则存在一些高难度动作，如购买法、计税基础、资产重组等，除计税基础外，大部分是与公允价值有关，公允价值究其本质是估计值，会计人员不但是报表的编制者，在新会计准则下还应是估价师，但在我国现阶段这种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数量并不很多，严重影响着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运用。

2新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2.1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为应用公允价值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允价值计量植根于完善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充分竞争的交易市场是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前提。就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而言，急需完善资本市场，扩大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黄金等贵金属市场，建立充分竞争的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工具交易市场。同时，要打破行业垄断，降低金融、电信、能源、电力等行业的准入条件，允许私营、民资进入金融、保险等领域；打破分业经营的限制，鼓励混业经营，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

公允价值计量一般采用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市价法是指将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作为其公允价值的方法。类似项目法是指在找不到所计量项目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通过参考类似项目的市场价格来确定所计量项目的公允价值的一种方法。估价技术法是指当一项资产或负债不存在或只有很少的市场价格信息时，采用一定的估价技术对所计量项目的公允价值做出估计的方法。这三种方法运用时首选市价法，因为公开的市场价格是最公允的。赔偿制度、处罚制度，这些措施能相对有效地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为了保障公允价值计量“公允”的使用，我们也需要比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相应的制度，采用加大违法成本的办法来阻止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以有效的防范造假现象的发生，促使企业自觉按照公允价值确认、计量和报告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

2.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允价值应用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公允价值运用中的真正公允必须解决人为操纵问题。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先天不足主要在于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公司治理简单地说是处理公司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内部人由于掌握了外部人所不知的内部信息而会取对自身有利却不惜伤害外部人利益的决策。我国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所有者缺位导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程度相当高，他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进行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之间不正常的关联方交易。公允价值成了关联方之间达成的随意价格。在上市公司粉饰经营业绩报告、伪造盈利的行为中，公允价值则成了一个法宝。这些行为极大地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降低了资本使用效率。因此，关键的措施是尽量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资本市场，实现产权多元化以弱化内部人控制程度。只有这样，才是公允价值能在我国合理运用的根本保证。

2.3加快制定公允价值估价技术的操作指南由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最能反映形成市场价格的各种因素，因此，现值法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评估公允价值的方法。当无法获取市价时，就需要应用现值技术来计算其公允价值。提高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可操作性，是要使其在具体实务运用上既便于操作，同时又能很好地解决具体问题。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制定一套如何采用现值技术估计公允价值的操作指南，在指南中尽可能详尽地规定有关现值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例如，在估计某一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时，指南中应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现值，对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折现率的选择以及折现方法的选择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操作指南制定得越详细，就越能为在市场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应用公允价值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

篇（7）

由于人力资源有一种不同于一般资本的特殊性，在日常的活动中，很多情况下要依靠这种资源的主观能动性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人力资源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客观条件的要求等，即人力资源要维持自身和家庭的正常生存，他们首先会考虑“经济要素”，这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底层需求。按《人》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来说，“从时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就是指当年价值。”《人》还就为什么选择当年价值进行了论述“（1）人力资源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历年累加，如果历年累加既无据可查，且计算更趋复杂化。”“（2）时间上定为当年，与现行会计、统计核算制度的年度规定相一致，便于采集数据，便于操作。”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人》认为“当期价值是指人力资源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以此作为人力资源的总价值”。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对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不是为计量而计量，而是需要这个计量结果有助于组织正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有助于组织的顺利健康发展，不能仅从当前计量手续与过程的复杂程度上来考虑。而且，采用这个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很容易诱发“短期行为”，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道德风险”。当被测主体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当期价值理论核算的体系中，逆霍桑效应就会发生。因为计量者只关注当期员工创造的价值，所以员工就会急功近利地处理日常工作事宜。由逆霍桑效应导致的“短期行为”就会发生。这样一来，原本希望通过计量和核算有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的措施却引致了人们的“近视效应”。如何有效规避这种计量诱发的“短期行为”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如何有效解决“人才”的两难困境

《人》文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是从两个方面来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的，即“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并且“从空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反映的是一个单位人力资源所实现的经济价值，这与现行核算的单位主体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计算的人力资源价值要受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高、效益好，人力资源价值就应大些，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低、效率低，人力资源价值就会小一些，这里不论群体价值、个体价值都是如此。”诚如《人》所言一样，人力资源价值的大小要受到“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那我们在利用当期价值理论进行计量时候如何规避这个问题呢？该理论并没有就此做出必要的说明。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许多非人力资源共同存在的。而且，人在组织中发挥作用是要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其他配套物资资源的到位情况以及制度安排等。同时，由于很多项目不可能在一个“当期”就能实现其对组织创造价值的贡献，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开展的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准备阶段工作，那么，按“当期价值理论”，该如何对这些人力资源主体进行计量和考评呢？难道他们在“当期”除了成本投入外，没有创造其他任何可以鉴定自身的价值？如果按这种逻辑，或许组织中的很多真正对组织发展有用的“人才”将根据“适者生存”原则，最终选择“孔雀东南飞”。因此，这样的计量对组织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和难以想象的。

3.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并认同“Q=LαKβ”，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

正如《人》中所言，“如何从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中把人力资源创造的部分分离出来，这是国内外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人》通过构造Q=LαKβ（其中Q为效益或产出，L为人力资源的投入，K为物力资源的投入，α、β均为参数）投入－产出函数，“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愚者又有些疑问。首先，关于Q=LαKβ的构造。这个投入－产出函数与经济学上经典的道格拉斯－柯布生产函数很类似，后来这个经典的生产函数被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各种修正与变换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该说这个模型用于对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更多地是考虑到诸如科技、制度、人的心理预期等多方面的环境分析后逐步才得到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纯仅从人力资源L的投入和物力资源K的投入是不能很好地对由于这两种资源所创造的价值Q进行准确计量的。比如工作环境、社会制度、心理状况等都是对L乃至K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同时，即使认为这种计量方法不存在理论上的误区，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问题。因为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时考虑的都是“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如果一项投入在“当期”没有创造出可以依据会计制度核算的产出，或者这项投入可能跨越多个“当期”甚至最终成为“呆帐和死帐”的时候，那么又将怎样对其进行计量呢？这个“当期”难道仅是为了“便捷”而与会计核算制度相一致的吗？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界定这个“当期”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4.采用这种方法，如何规避组织用于人力资源投入方面的风险

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在一个“当期”投入的成本，不论最终能否收回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最终都将作为“当期”人力资源价值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很多这方面投入没有相应回报的事例，比如在“当期”内人力资源主体突然由于各种原因消失、流失等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投入就不能再视作一项人力资源价值了，而是变成了组织的“呆帐或死帐”。因此如何规避这种投入风险，这种理论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小结

愚以为，在人力资源额本身的计量上，正如T.W.舒尔茨所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处理上，如何区分既具有消费功能又具有人力投资功能的支出都是困难重重的。”而且即使不去思考这些人力资源计量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可行，这些观点首先即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要素，即资本非同质。人力资源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动态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以一个静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动态的劳动过程和分配过程，是很不恰当的。因此，人力资源不能像非人力资源那样可以在静态下以货币加以确定。

的确，目前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计量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难题。同时，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又有着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组织认识自我的情况会有很大帮助，比如有利于对员工进行有效的薪酬设计和激励等；另外，对人力资源管理也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不论是从未来组织的发展还是从组织对现状的自我核查来说，对人力资源进行准确有效的计量都是很重要的。T.W.舒尔茨建议“就估算人力投资来说，原则上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用它的产量而不是用它的成本来进行计算。”或许到目前只有像T.W.舒尔茨所建议那样进行创新才能找到一种比较完美的计量方法。Rosen等人以T.W.舒尔茨的思路，在提出激励合约选择的两大约束，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力资源定价的“以产定酬”模式。但其始终没能把产品的价格风险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而简单地把产品价格设置为1，即用产品产量表示产品的价值，把产量作为激励的依据。但“以产定酬”为我们提供了把产品价格风险也加入分析范畴的思路，即建立“以利润定酬”模式。在考虑到这一模式进行分析的复杂性以及可能会引致的短期行为后，可以再次将问题转化，即将某一时点的利润指标转化为某一时期的公司股票市值，并借助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即把企业某一时期的全部股票看作是一种股票期权，从而最终把人力资源的定价转化为企业的股票期权定价问题。当然这种依靠期权定价的模式也有其不足。因此，如何准确、有效地最大程度上规避由于对人力资源计量所诱发的不利影响，仍然是一个难题。

篇（8）

基金项目：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6年度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编号：SZJY-1608）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总体偏低。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还是体现在教学方面，就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而言，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科学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就必须了解高职院校目前的科研现状。

陕财职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创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为陕西省财政学校，先后更名为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陕西省财政会计学校、陕西省统计财金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等，1986年由西安迁建咸阳。2001年9月独立升格改制为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陕西省财政厅划转陕西省教育厅管理。陕财职院秉承“博学、慎思、诚朴、笃行”的校训，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的办学理念，立足陕西省，面向全国，依托会计行业，面向三大产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为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团结、严谨、勤奋、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实训与理论相融并进、岗位与课堂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陕财职院以建设成为陕西财经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陕西财税干部培训基地、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会计工作能力训练与认证基地、财经类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基地，实现“省内一流，行业著名”为办学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和调整专业，旨在形成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专业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网址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检索时间为2017年2月7日；检索方式为“高级检索”，控制检索条件为：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模糊匹配方式，发表时间从“2001年”到“2016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共检索到文献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组浏览”和“文献分类目录”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与分析。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单位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不仅能体现单位的科研水平，同时也能说明单位的学术氛围。表1为陕财职院2001～2016年发文量统计。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实力薄弱等原因，年发文量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来，陕财职院年度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科研总量在增加。（表1）

（二）学科分布统计与分析。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所得数据能体现学校设置的各个学科（专业群）的学术水平及科研实力。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超过50篇的学科共有11个，具体如表2所示。陕财职院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学科是企业经济、会计，发文量较多的学科有贸易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这与该校开设的主要专业吻合，也体现了该校的办学特色。其中，在企业经济学科203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3.96%，说明该校企业经济学科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表2）

（三）研究层次统计与分析。研究层次是指研究论文所属的领域。截至2016年底，陕财职院作者所属最多的五个领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说明陕财职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高职院校。在以工科为主的省属高职院校群体中，陕财职院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较为鲜明。（表3）

（四）合作机构统计与分析。合作发文机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合作对合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发展有很大帮助。截至2016年底，与陕财职院作者科研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陕财职院地处咸阳，该校作者与民族学院（坐落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陕西科技大学（以前也坐落于咸阳）合作比较密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表4）

（五）基金资助统计与分析。基金论文是指由各类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文，是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比是各类基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例。陕财职院作者科研论文标注的主要基金项目详见表5。截至2016年底，该校作者共有33篇产出论文标注了7种基金项目的资助，基金论文比为2.27%。这一比例在陕西省高职院校中属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薄弱，较难获得高层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发文期刊统计与分析。期刊档次整体上反映了该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陕财职院作者数最多的10种期刊。可以看出，在该校作者发文最多的10种期刊中，有《教育与职业》、《财会通讯》、《商场现代化》等期刊出现（或曾经出现）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该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大部分论文质量尚待提高。（表6）

（七）论文关键词统计与分析。关键词频次越高，说明相关主题论文数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陕财职院作者发表期刊论文标注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陕财职院作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高职院校”、“对策”、“问题”、“高校”、“教学改革”等，这说明陕财职院作者关心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同时，高频关键词“电子商务”体现出来该校的专业特色。（表7）

三、结语

本文统计了陕财职院升格为高职院校以来到2016年底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统计显示，该校科研实力持续不断增强。该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经济、会计等学科的科研实力最强，财经特色较为鲜明。该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倾向，发表的基金论文较少，的主要期刊影响力不足，论文质量尚待提升。该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职院校”等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关注教学改革，能够针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伟平，唐林伟.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总体水平偏低[N].中国教育报，2015.7.9.

篇（9）

经济、能源消耗及环境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省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江苏省的增长速度普遍比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从1990～1993年，江苏省的GDP增长率每年都在上升，到1993年达到最大值，其具体值为22.02%。1993年后，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大的，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的消费量也是相当大的，江苏省的能源消费量逐年递增，并呈加快趋势。1999年，江苏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是5960.14万吨标准煤，而到2007年则快速增长到18031.67万吨标准煤，是1999年的三倍多。同时，电力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其年增长率变化较大，最大已达22.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各种能源的消耗量也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江苏省自身产能水平极低，供需缺口很大。而且，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江苏省在过去几年普遍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许多企业被迫调整厂休，避峰让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因此，能否很好地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将成为影响江苏省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环境污染方面，这里主要分析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从总体上来说也在不断增加。1996年排放量最低，为85481万吨，2007年则上升为192426万吨，这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这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违背的。

能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虽然社会能源的种类很多，但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各种能源投入，其初始状态通常是煤、石油、天然气及水电四种能源。而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与振动危害及其他。本文仅以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FS）表征环境污染程度。并以能源消费量（NY）和废水排放量为自变量，全省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Y=β0+β1X1+β2X2+μ

其中，Y、X1、X2分别表示GDP、NY、FS，μ为随机项。

本部分收集了江苏省1990～2007年的全省生产总值（人民币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等有关数据。所选数据全部源于1997～2008年各年的《江苏统计年鉴》。由于从年鉴上得到的全省生产总值是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各年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修正，以便使所得结果比较客观准确。

根据以上建立的模型，对所收集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0进行线性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Y=-554.7009+0.307044X1+0.001697X2

(-13.29282)(52.36129)(3.287607)

R2=0.998840，F=5594.677

统计学检验、计量检验。从回归结果看，拟合优度R2接近于1，解释了总离差的99.884%。同时，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参数估计都通过了t检验，F值也大于其临界值，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拟合得很好，而且变量电力消耗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此外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及异方差。因此，回归方程是总体线性显著的，它能正确地反映能源、环境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意义分析。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β1为0.30704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能源投入的增加，江苏省的生产总值将不断增加。能源多消耗1万吨标准煤，全省的生产总值将增加0.307044亿元，这种正向的相关关系与实际也是相符的。能源是一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能源的提供与利用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的供应。然而，由于江苏省“无油、缺煤、少电”，资源匮乏，95%以上消耗的能源都要从省外调入。因此，江苏省不适合发展高能耗项目的产业模式，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另外，β2为0.001697，说明江苏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江苏省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在我国，普遍采用GDP或GDP的增长率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成就，用产值和经济增长率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进行考核，这就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由此所产生的恶果也最终将对经济产生“报复”。因为环境污染的加剧，又不断会拉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

同时，运用Eviews软件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得出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79059。这说明能源的高消耗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环境，就要从减少能源的消耗入手，不断提高能源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江苏经济的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同时江苏省资源不太丰富，不断拉大的供需缺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环境污染最终也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极不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优化江苏省的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大力发展轻工业，向结构轻型化发展。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行业的发展。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定量技术指标，在水泥、钢铁等行业，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从而促进能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优化江苏省的能源结构

首先要加快江苏省的电源电网建设，并大力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以缓解电力供需矛盾。其次要积极开发水电，利用江苏抽水蓄能的丰富资源，重点考虑建设一批调峰能力强的中型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再次要优化发展煤电，推行高效洁净燃烧技术和提高技术设备水平，以提高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利用江苏省具有引进天然气港口和良好住址的条件，大力发展天然气，并加快对风电、潮汐发电等适合江苏省情的新能源项目的建设。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三）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流程，从而使物质和能源能够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环经济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耗等融为一体。同时，循环经济还能拉长生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此外，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江苏省的省情，我们要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消耗型向循环型、投资推动型向创新推动型经济转变，实现江苏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四）完善绿色GDP指标体系

江苏省作为全国“绿色GDP”核算的试点之一，首次也是全国首家向社会公开通报了全省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监测效益。但是，江苏试点的并不代表全面计算完整意义上的绿色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而且在已有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如现有核算只是对当年流量的核算，对历史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如何估价，悬而未决；污染损失的口径范围也没有明确等。因此，要不断着力于提高全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绿色GDP的认识观念，提高绿色核算技术，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并制定出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摸索并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

参考文献：

篇（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11）

客观性是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会计工作提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因此，就应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在会计计量工作中，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就应当在进行计量的时候，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各种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给出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且使计量结果能够经受住实践的考验。

（二）可比性原则

企业的会计计量，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制度规定进行，以使所有企业的会计计量工作都能够建立在相互可比的基础上。只要是相同的经济事务，就应当采用相同或者相近的会计计量模式。计量模式的统一是保证会计信息可比的基础。不同的企业可能处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有社会经济状况都不尽相同，为了保证计量结果能够满足企业经营者决策和预测的需要，以便于比较不同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以企业的会计计量应当遵循可比性原则的要求。

（三）一贯性原则

一贯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计量模式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地变更。如有必要变更，则应当将变更的内容和理由、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以及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等，在会计报表的附注中予以说明。

二、三种特殊情况下的多元化会计计量模式选择

（一）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业的衍生金融产品。现行会计制度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入账后一般不再变动。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种尚未履行的或处于履行中的合约，若按传统的确认标准，它们一般是不能在表内确认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种风险，因此，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时，可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将衍生金融工具单独立项反映，在交易完成前逐期归结，交易结束后再一并结转。

（二）人力资源计量

一般说来，会计工作中对人力资源的计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计量模式，它是应用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把会计主体针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即人力资源成本，按照其具有提供未来服务或经济效益潜力的性质，确认为资产，并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种是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计量模式，该模式是把人作为具有价值的组织资源并对其价值进行评估、计量和报告。因此，人力资源也应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把商品化和市场化作为其计量的前提，即对人力资源的计量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按劳动力现行市价进行计价，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三）预计未来事务

对未来事项进行计量时应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合理的进行估计，并运用最合适的计量属性。由于未来事项属于尚未发生的事项，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计量中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往往采用现值和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贴现值作为其计量属性，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求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它对企业财务后果的计量。

三、开展会计计量工作的一般性原则

（一）权责发生制原则

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计量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担负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二）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和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配比原则是根据收入与费用的内在联系，要求将一定时期内的收入与为取得收入所发生的费用在同一期间进行确认和计量。

（三）历史成本原则

历史成本原则要求企业的各项财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其后，各项财产如果发生减值，应当按照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另有规定者外，企业一律不得自行调整其账面价值。

（四）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

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计量应当合理的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界限，凡支出的效益仅及于本会计期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及于几个会计期间（或几个营业周期）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划分这两种支出要求企业在会计计量工作中确认支出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支出，将资本性支出计列与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反映，以真实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将收益性支出计列于利润表中，计入当期损益，以正确的计算企业当期的经营成果。

四、开展会计工作的修正性原则

（一）谨慎性原则

企业的经营活动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会计计量工作中，坚持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做出职业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风险和损失，几步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谨慎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设置各种秘密准备，否则就属于滥用谨慎性原则，将被视为重大会计差错，应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二）重要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计量过程中对交易或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从而采取不同的计量方式。对资产、负债、损益等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的披露；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再不影像信息的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

（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计量，而不应当仅仅按照他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计量的依据。在实际工作中，交易或事项的外在法律形式并不总能完全反映其实质内容。所以，会计信息要想反映其所拟反应的交易或事项，即必须根据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不能仅仅根据他们的法律形式进行计量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