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教育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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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机制和标准不够科学全面，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

评价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对学校的评价。

（1）对学校的评价。目前对一所学校的好与坏的评判，其主要标准都集中在“升学率”这点上，哪所学校升学率高，考取高一级学校的人数多，就是好学校，反之亦然。

（2）对人才的评价。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也有偏差，就是只看学生的“出处”，“唯文凭论”，“文凭等于人才，分数就是天才”，其他素养白搭。另一方面是学校内部评价。应试教育至今顽固不化，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但学校内部评价是最直接、最关键的。

（1）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基本上是围绕分数与“升学率”展开，谁教的班级学生考试成绩好“、升学率”高，谁就是好教师，评优、评先、聘任、晋升、晋级、荣誉纷至沓来，挡都挡不住，其他就如敝履，如师德师风、劳动纪律等。

（2）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更加集中在分数上，谁考的分数高，谁就是“好学生”，至于德、美、体、劳像聋子的耳朵———成为摆设了。

三、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跟不上需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加大了对教育投资的力度，教育投入在占国家财经收入的比重也日益上升，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教育发展水平也提高很快，但优质教育资源总体来说还是“粥少僧多”。况且分布不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办学水平差距很大。所以造成一些优质学校、名校人们趋之若鹜，成为社会、家长、孩子追逐的对象，而那些“普通”学校则“门前冷落车马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也跟不上要求。目前很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存在师资不足，教师任务重，工作量较大。教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完成课堂教学，没有知识更新、能力提高的时间，很多教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参加过相关的业务知识培训。教师忙忙碌碌于教学，教师沦为“教书匠”。很多老师还是习惯于“填鸭式”“灌水式”教育，讲究单向的流出，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只想当一个演员，自始至终演“独角戏”，而没有去想自己应该是导演，把舞台让给学生，让学生把“戏”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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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衔计划的定义及步骤

2．1转衔计划的定义

1997年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案》(IDEA)的修订案认为，为残疾儿童和残疾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合适的公共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他们的就业和独立生活”做好预备。因此，它要求:为所有年满14周岁的残疾学生制定个人转衔计划，并将它作为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中的重要部分，其目的是为他们走向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每位年满14周岁的残疾学生(如果IEP团队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更早)，学生IEP中的关于转衔服务的需要应体现在学生学习的课程之中并且每年更新(例如，参加大学预修课程或者职业教育课程)。对于年满16周岁的残疾学生(如果IEP团队觉得合适，可以更早)，其转衔服务还应包括对社会相关机构责任的规定以及如何建立必要的联系［9］。在2004年，《残疾人教育法案》进一步强调了转衔计划的要求，并对转衔服务做出了新的规定:转衔服务是为残疾儿童开展的一系列有目的的协调性活动，活动过程的重点是提高残疾儿童的学业和功能(如社会适应)上的进步，以帮助他们顺利地从学校生活过渡到学校后的社会活动，这些学校后的社会活动包括中学后教育、职业培训、融合式就业(包括支持式就业)、成人继续教育、成人服务、独立生活和社区参与［10］。

2．2制定转衔计划的步骤

制定残疾学生个人的转衔计划分为四个步骤(如图1所示)，这四个步骤依次是实施适宜年龄的转衔评估;残疾学生目前学业表现水平的评定;制定可评价的中学后目标和年度目标以及最终制定相关的转衔服务［11］。制定转衔计划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残疾学生进行转衔的评估。实施转衔评估有助于学生的老师、家庭成员有机会去了解并确定这名学生的优势、爱好以及需求。美国残疾儿童委员会职业发展与转衔部(TheDivi-siononCareerDevelopmentandTransition)定义转衔评估为一种对于残疾学生的需要、兴趣与爱好等数据的采集，这些要素会影响残疾学生未来的工作、教育与生活。与此同时，这些评估数据会为残疾学生转衔服务的制定提供重要的依据。当对残疾学生进行评估后，学校专业人员会对残疾学生个人目前在学业上的优势与弱势、学习成绩以及功能能力(FunctionalPerformance)进行评定，在该生的IEP会议中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讨论。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普通教师、特殊教师、言语治疗师以及学校心理师。通过上述对于学生优势、爱好和需求的评估以及对学生目前学业表现的评定，学校IEP团队就可以为残疾学生制定个别化的转衔目标了。这些目标包括了学生中学后的教育与培训目标以及独立生活和就业目标。在设定残疾学生个人的转衔目标后，IEP团队中的专业人员就会根据这些目标制定针对残疾学生的相关转衔服务，这些转衔服务可能会包括学习指导、课堂环境外的社区体验、日常生活技能的训练以及相关的服务等。

3学习障碍学生转衔遇到的问题

3．1缺乏职业成熟度和自我倡议的能力

与没有学习障碍的同伴相比，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常常表现出较低水平的职业成熟度(CareerMaturity)和自我倡议(Self－Advocacy)。职业成熟度是一种始于儿童早期对于未来就业的意识。因为缺少职业成熟度，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常常持有不切实际的工作期待。他们缺少合适的个人就业目标，不去考虑他们的优势与弱势，同时无法意识到这些优势和弱势如何影响就业的成功。与此同时，自我倡议(Self－Advocacy)是一种个体能够做出有效的交流、表达、商议或维护自身利益、要求以及权力等的能力。它同时意味着应对做出的正式决定负责。学习障碍学生没能形成自我倡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个人的优势和局限性，不能与人有效沟通，而且也不知道他们的优势和局限性会影响到学业和就业。因为缺少自我倡议的能力，许多学习障碍学生不能够有效参与到为他们设计的合适的转衔服务中［12］。最终，与非残疾伙伴相比，学习障碍学生常常经历失败，并将这些失败归咎于他们自己，而且会认为所有的成功是因为幸运或者是外界力量帮助的结果［13］。久而久之，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差。学习障碍学生在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能力。Michaels指出这些必要的能力是:对自己负起责任;离开父母的控制和重视;离开学校体系的控制以及发展一种内在控制力［14］。

3．2中学课程与中学后活动要求不对等

虽然IDEA要求转衔服务包含学业在内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但很多为学习障碍学生提供的中学课程几乎完全集中于针对这些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结果是，针对这些学生转衔设计的就业课程很少，主要集中在就业咨询，独立生活的支持或娱乐与休闲活动上［17］。对学习障碍学生过分强调学业的重要性是不正确的，因为真正进入到普通课程中的学习障碍学生可能很少;这些课程对于他们中学后的社会适应的影响也很小。Blackorby和Wagner发现，虽然有80%的学习障碍学生在普通教室学习，但这些课堂恰恰是会造成他们学业失败的环境［15］。中学课程过分地强调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而学习障碍学生因为自身的障碍在学习这些知识时常常遭遇困难，这使得他们对学业心灰意冷。另外，针对他们未来就业技能的课程开设的很少，以上都是他们转衔失败的主要原因。与非残疾同伴相比，学习障碍学生很少能进入到中学后的就业或学业中去，同时离开高中后缺乏竞争力。

3．3高中与大学学业要求的不一致

Mull等人(2001)提到自从1997年以来，进入大学的学习障碍学生的人数有了十倍的增长。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实属不易，更何况是有学习障碍的学生［16］。然而，虽然学习障碍大学生的数量在增长，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历的困难常常与高中和大学间对于学业要求的不对等有关。这些不对等体现在班会时间、班级规模、学习要求、评级方法以及教学策略等方面。

3．4转衔计划开展太晚

IDEA授权在IEP包含个人转衔计划的学生年龄应不晚于16周岁，同时纳入到IEP中的与个人转衔计划相关的课程的学生年龄应不晚于14周岁。然而，即使个人转衔计划开始于14周岁，也可能太晚了。职业发展理论显示:就业意识(CareerAwareness)与就业兴趣随着时间而发展，应尽早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与此同时，人们的职业兴趣源于他们的生活史及个性。学习障碍学生一般都会缺少就业意识。例如，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常常有着不切实际的工作期望和不适当的就业目标。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优势和弱势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教育，社交与就业。因此，针对就业的预备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应该开始得早一些。早期的转衔计划对于学习障碍的学生来说更加关键，因为他们在学业上的障碍会阻碍他们职业的正常发展。因此，应更早地融入转衔计划来帮助他们发展就业意识。最后，在中学后教育和就业环境中获得成功的能力需要多年的培养。这些能力包括:进行有效人际关系的交流能力;提升自我意识的能力;独立实施自我倡议的能力;对多样化就业机会的意识等。这些能力需要在较早的年龄阶段即开始培养。

4美国义务教育阶段(K－12)学习障碍学生转衔计划的实施

鉴于早期干预对残疾学生教育与未来职业、生活发展的重要性，美国在残疾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即K－12)即启动转衔计划。针对学习障碍儿童的转衔计划始于小学，跨越初中和高中阶段并与学生的发展目标以及持续的评估手段相结合进行。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计划应该包含三个阶段的计划:小学阶段、初中阶段以及高中阶段的转衔计划。

4．1小学阶段的转衔计划

根据转衔计划实施的步骤，转衔计划应始于一种对于残疾学生的评估。因此，小学阶段转衔计划的评估鉴定学生的需要和价值、兴趣、能力、人际交往技能以及做出决定的能力［17］。虽然一些学生的学习障碍直到小学中段甚至更晚才被鉴定出来，但大部分学生在幼儿园或小学入学前已经通过学习障碍的筛查评估。一旦学生的需要、价值、兴趣等能力被评估确定后，转衔目标就应该被包含在儿童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中。评估结果与转衔目标相联系，这种目标集中于学习障碍学生的职业探索活动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实施评估并同时设定转衔目标后，学校将会提供与学生转衔目标相联系的针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教育指导。这种教育指导引导学生进入到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有机会与处于这些环境中的工作者们见面与交流［18］。与此同时，这些学生能够通过观看录像和影片，阅读各行各业成功者的故事来了解这些工作。教师和家长们设计开展角色扮演活动来帮助学习障碍学生想象自己变成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来模拟不同的工作情景［19］。

4．2初中阶段的转衔计划

学习障碍学生初中阶段的转衔评估测量学生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工作习惯以及职业成熟(CareerMa-turity)。评估策略法包括有访谈，观察以及标准化的常模参照性评估工具(Norm－referencedAssessment)［20］。然而，一些学习障碍的初中生可能因为发育迟缓而需要等到高中才能进行正式的职业兴趣与职业能力的评估。评估的结果继续集中在对于学习障碍学生未来职业的探索方面。学生有很多的机会去练习实践与未来工作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严守时间，获取同事的信任以及对于工作制度的理解。这些技能的训练不仅仅在普通课堂或资源教室中进行，而且还可以从夏季志愿者工作或兼职工作中获取［21］。初中阶段的转衔计划同时有必要建立与多种成人服务机构的联系。这些机构包括职业康复机构、独立生活设施、工商业界以及高等教育机构，机构的代表们被邀请与学习障碍学生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面，向学生推荐可适用范围内的社区以及地区的指导服务。初中阶段的转衔服务同样集中在就业指导活动上。这些就业指导活动帮助学习障碍学生建立初步的职业身份认同(VocationalIdentity)［22］。一旦这些学生在即将进入高中时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身份认同，他们就可能在高中阶段决定哪些课程与他们将来的工作相关。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确保这些学生从学校到成人生活的有效转衔。为了促使职业身份认同的发展，学生接受来自教师和转衔顾问的直接指导:他们给予学生有关学习障碍的真实信息，教会他们如何发挥优势，弥补弱势。有了这些知识，学习障碍学生将学会如何得到教师和未来雇主的支持并做出适当的转衔调整。就业指导还教会这些学生如何与家长、教师以及同伴互动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教育他们如何建立短期学业及工作的目标(例如建立有效的学习日程表或者寻找做志愿者的机会等)。学生同样有机会参与到学业外的活动中，例如各种俱乐部和体育活动等。最后，在此阶段中应让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参加自己的IEP会议，并且鼓励他们在与他们相关的转衔目标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3］。

4．3高中阶段的转衔计划

高中阶段的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评估使用基于经验的测量工具，例如工作样本和情境评量(WorkSam-plesandSituationalAssessment)［24］。这一阶段对于学习障碍学生的职业兴趣和态度的评估应更能反映学生实际需求与发展的可能性。评估结果关注具体技能的鉴定或者学业的调整，这种调整对于学习障碍学生的就业或者获得更高层次教育机会来说是必要的［25］。当学习障碍高中生获得高中文凭后，他们就不再受到IDEA法案的保护，而是受另两部法案的保护，即:1973年的《职业康复法案》(VocationalRehabilitationAct，又称93－112公法)的504款条例和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DisabilityAct)［26］。面对计划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的学习障碍学生，他们的高中课程灵活性地反映就业与学业的双重需求［27］。转衔活动应完全融入到他们的高中课程中;这些活动强调对于职业的自我意识、有关工作领域的知识以及适当的就业行为指导。例如严守时间、取得同事信任、遵守工作日程等。在学习障碍学生与中学后(postsecondary)各机构专业人员见面的正式会议中提供与他们未来工作相关的转衔服务。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员可能包括有职业康复顾问、职业资源教育者、职业顾问以及人力资源专家等［28］。虽然大多数的有学习障碍的高中学生将会在毕业后进入到工作中，但有些有轻、中度学习障碍的学生可能会选择进入2年制到4年制的社区学院甚至大学中进行深造［27］。针对这些学生，职业辅导服务(CareerCounselingServices)十分重要，这些职业辅导服务包括人际交往中的社会技能训练，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倡议。同样，职业辅导顾问为准大学生提供大学学习和生活的信息，包括:课堂花费的时间、班级的规模、测试和评分方法、教学策略、自由空间和独立性等［29］。最后，职业辅导顾问帮助学生安排学业性向测验(ScholasticAp-titudeTest，SAT)和美国大学测验(AmericanCollegeTest，ACT)，提供必要的调整，如预约测试时间、延长考试时间或者安排辅助人员帮助记录答案等［30］。需要这些帮助的学习障碍学生需要提供相关的评估文件。一旦他们需要特别的帮助时，他们应该提前通知测试服务的负责人员［31］。另外，为了能够使学习障碍学生为学业性向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可以参加学业性向考试预备测试(PreliminaryScholasticAptitudeTest，PSAT)以熟悉问题的类型并发现他们在学业性向考试中的弱势［32］。

4．4小结

从美国义务教育阶段(K－12)学习障碍学生转衔计划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特征。首先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是贯穿了这些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这种转衔从小学开始，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继续，直至义务教育阶段后。这种持续性的教育转衔可以帮助学生在最初的教育阶段就确立好转衔目标，在随后的教育阶段中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转衔的调整。其次，设立转衔目标后，会聘请与转衔相关的人员共同参与到这些学生的转衔服务中来，不仅学校教师向学习障碍学生传授实践的知识，还有就业机构的代表到学校直接传授实践知识并将学生带到工作环境中传授工作知识和技能。另外，让学生家长、教师、校外机构的代表共同参与到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计划中来，通过合作促进学生的成功转衔。再次，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将来的就业兴趣、就业能力等进行及时的评估。最后，为学习障碍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为他们的顺利转衔提供帮助。

5对我国特殊教育的启示意义

美国学习障碍学生转衔计划的实践为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

5．1结合学习障碍的实践，加强转衔理论的研究

国内对于学习障碍儿童转衔的研究目前还很欠缺，有关残疾儿童转衔计划的文献也十分缺乏。我国最早关注转衔的研究始于台湾。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林宏炽、陈静江、林幸台等学者就非常重视残疾学生的转衔问题，开始介绍美国的转衔模式和理念［33］。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研究应基于对于残疾学生的整体转衔的基础之上，还应借鉴国外以及台湾学者对于学习障碍儿童的转衔研究，弥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5．2推进特殊教育的立法，保障学习障碍学生转衔的实施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这一部特殊教育法律和《残疾人教育条例》这一部有关特殊教育的行政法规，其余都是大量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数量少，层次不高，并且法律条款用词空泛，原则性表述较多，可操作性不强。赋予了残疾人一定权力，但却没有写明保障此权力的措施，责任不明确［34］。因此，应加强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建设，逐步将残疾儿童转衔的内容纳入其中。这项任务也可为学习障碍学生的转衔提供法律的保障。

5．3加大政府投入的力度，促进学习障碍学生的职业教育

据统计，我国政府对于特殊教育的投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投入的力度加大。但仅仅对于文化教育上的投入是不够的，还应将资金投入到与残疾学生(当然也包括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未来工作相联系的职业教育中，以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顺利就业。与此同时，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雇佣有技能的学习障碍学生，并给予他们例如减免税收等的政策，同时政府应大力扶持能够促进残疾学生就业的企业。

5．4开展机构之间的合作，增强机构之间的交流

美国十分重视学习障碍学生与各式各样的机构进行互动交流，并让这些机构的代表和专业人员积极参与到学习障碍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和个别化转衔计划(ITP)中，这样做更加有利于制定符合学习障碍学生未来发展的职业规划。我国也须发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学习障碍学生的就业以及继续教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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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政治理论课上，还是学生二课活动中，归根结底需要结合学生学习、工作、生活实际一道去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其明白如何在社会建设中体现价值。脱离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像列宁批评的那样一文不值“、毫无用处”，就是“空对空”，没有实效性与生命力。现实中，除了结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讲好政治理论课外，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渗透到学生专业课教学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去“，植入式”的教育更能使学生消化甚至感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生活，才能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2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与民主性

主体性是相对客体性而言的。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句话揭示了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换言之只有人才可能有主体性、成为主体，但并非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主体，都有主体性。只有当他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了自主性、能动性时才能真正成为主体、具有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源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人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化。一定意义上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本质在于对象（学生）能否接受与认同某一观点，从而促进自我教育。因此，没有学生接受、认同、自我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便不可能取得实效。民主性是相对集中性、纪律性而言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片面强调民主，抛开集中和纪律，搞极端民主化，将走向单子式的主体性。离开客体本身只讲主体性是虚假的主体性、离开学生群体孤立强调个人主体性则是单子式主体性，都将必然走向主体性的异化、走向非理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极端民主、单子式主体性、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只会走向事务的反面。因此，主体性与客体性、民主性与集中性两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都不应过于绝对化。

1.3具有显著的职业性与教育性

高职院校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普通高校，其定位是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与普通高校相比，侧重实际应用，熟练掌握主干技术，强调实务知识的学习，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基于此，某种意义上说高职院校就是以职业为导向，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将面对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职业性与教育性是高职教育不可偏废的“两翼”，职业性决定了教育性的实践价值诉求，教育性决定了职业性的知识本位取向。对教育性的追求，如果脱离实践价值取向，必将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虚化和泛化，也就无法培养出适应工作岗位所需要的良好职业素养的人才，难以实现职业性的目的；职业性的实现，不是简单的操作、规范等方面知识的传习，需要学生具体技能背后的知识逻辑，为实现职业创造的岗位变换提供丰富可能性。没有职业性的高职教育，无法实现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目的；缺乏教育性的高职教育，难以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健全人格品性、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专业技能人才。因此，高职教育过多强调职业性而遮蔽了教育性，是一种教育短视行为。

2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的规律

2.1思想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规律

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就是既要强调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错误思潮，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允许和提倡多样化的形式反映个性和表现社会生活，并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允许其自由发展。首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适合高职学生特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进行提炼和简化，使之易懂、上口、好记，融入学生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当中，增强高职学生的价值认同，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知行合一的养成教育。其次，着力构建高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认同基础，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为学生的理想信仰和自觉行为，将思想问题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多做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对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切实做好，最大限度的消除引发心理失衡、失调的外部诱因。由于互联网、手机已经成为覆盖广、效率高、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利用其传播技术的开放性、即时性和社群化特点，扩大意识形态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抢占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2.2学校教育主体与对象互动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对象互动是指教育主体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广度以及教育主体、对象与对象交往互动的深度，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凸显主体性，避免了简单地把对象（受教育者）看作客体的传统教育观念。二是强调互动性，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所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对象之间的多边互动。三是趋向平等性，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人，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是平等的关系。

2.3校园文化发展与文化需求规律

文化需求是大学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之外，还在思想、道德、价值追求和娱乐等方面表现出来对学校文化氛围的需要与求索。既包含精神需求也包含环境需求，当前校园里的大学生主要是“90后”群体，他们对校园文化需求的特点代表了当代大学生校园文化需求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下，对时代主流文化的向往。二是期盼突出自己主体性地位，对情感与爱的追求。三是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越来越依赖于新文化技术，期望校园文化中体现新媒体文化。

3开展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

3.1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将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变

传统的思政教育强调理论层面的灌输，教师在学生当中扮演主体角色，学生被动参与教育活动，体现为一种“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与调动。同时，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概念与理论讲得多，学生内化为自身素质的少。当前“90后”大学生更加崇尚多元化的学习氛围和自由，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发散式的教育模式，对各种“形式”与“口号”不屑一顾。一方面，教育者应当转变对“90后”的传统认知，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正确对待其思维模式多元化、自我意识强烈、心理抗挫能力脆弱等特点；另一方面，将传统的正面理论灌输转变成一种渗透式的、体验式的教育方式。高等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激发大学生的内在道德自觉，使之主动地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结构和健全人格。因此，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90后”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不仅符合其个性色彩鲜明、自主意识强烈的特点，而且能提高其甄别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做出理性的合乎自我发展需求的选择。进而，逐渐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将所接受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变为内在自觉和外在习惯，为个人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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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6013207

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诸多道德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殿堂的神圣形象，并进一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大学教育伦理建设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大学教育伦理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众多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建议与对策。笔者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此推进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回顾

国内学者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高等教育伦理”、“大学教育伦理”为关键字进行检索，重点选取了2000―2012年期间发表的80篇核心期刊论文及相关专著，对其研究的主要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见图1）。

由图1可知，学者们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意义、问题及成因、目标及对策等方面，其中对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较为丰富。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教育伦理的重构、高等教育伦理改革、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

图1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研究成果（一）研究出发点：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教育伦理的内涵及其研究对象是开展教育伦理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基于教育现实活动及社会活动的鲜活呈现，学者们对于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王本陆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教育伦理是一门哲学，是本体、价值、规律和策略研究的统一体，其灵魂是有关教育伦理价值观的探讨，即确立一种教育善恶自觉的追求，或者说是对教育善的追求，即教育崇善[1]。陈旭光认为，教育伦理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一切伦理道德现象，探索完善人格过程中的道德规律，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2]。他主要强调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因此大学教育伦理的关键则应当注重教育各个主体人格的培养以及道德的规范。钱焕琦等认为，教育善恶矛盾，不仅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存在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当中，教育伦理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学科[3]。教育的善恶矛盾渗透在道德关系中，在学校教育中表现的道德关系包括以人际形式出现的道德关系、以制度形式出现的道德关系以及以精神形态出现的道德关系[4]。曹和修从和谐社会角度提出，教育伦理是指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重在研究教育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性关系。它在人们现实教育活动中产生，是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涉及到教育的制度、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结果、评价等多个方面。它既是教育从业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规定，又是教育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5]。高兆明则从伦理角度提出，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伦理，是教育运行在道义和人性上处于一种理想生存状态的条件和精神前提，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就有着不同的教育伦理理念，这些教育伦理反过来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和作用[6]。王正平认为，教育伦理主要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7]。他认为教育伦理与教师职业道德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学教育伦理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彭湃则认为，教育伦理不仅局限在教师职业道德的探究上，更在于探索教育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合理性、价值性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8]。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重视角，教育伦理包含了人格完善、道德规范、伦理理念、职业道德以及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内涵，其中大学教育伦理则主要是上述各种问题在高等院校的集中体现。

（二）研究着眼点：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价值

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涉及伦理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重点研究了大学教育伦理开展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

1.伦理哲学角度。糜海波认为，教育伦理之应然是现实社会的一种价值表达。道德规范本身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教育伦理之应然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对教育者行为的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实质上这种教育道德具有善恶评价的属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是作为价值主体的社会对教育者的一种价值期待。它作为教育者行为的“指挥棒”和“调节器”，引导着教育者不断趋于社会设定的价值体系。同时，他还认为，教育伦理之应然是教育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教育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教育者是伦理行为的主体，受教育者是道德价值主体，教育者必须以人格影响人格，教育伦理表达的是一定教育主体对一定教育活动关系和人们教育行为的一种优化要求[9]。另外，有学者认为，教育伦理是教育主体自觉的实践理性。教育伦理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道德经验，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为教育活动开展所必须的道德真理，它既是教育主体自觉选择的一种价值意识，更是主体自觉把握教育活动方向的一种实践精神。

2.教育发展角度。蔡辰梅、刘刚等认为，大学教育伦理发展主要基于教育本身发展的属性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其一，教育既需要一种内部的充满道德色彩的目标和氛围，同时也能外部性地实现对社会的道德影响力，因此，教育的发展应然地具有伦理属性；教育通过对人的精神影响使人更好地在社会活动中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存在价值，因此，教育的发展如何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方向感，需要伦理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其二，在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知识和经济都曾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维度，然而仅有知识和经济是不够的，大学也是人类精神的圣殿；因此，伦理的力量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世界和人类和谐发展所必不可少的[10]。

3.和谐社会角度。曹和修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价值重大。其一，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现代化教育必须以真律教、依法治教、以善律教，要以“真、善、美”的道德标准来引导当今的学校教育。其二，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谐社会追求的和谐教育应该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正当性，因此现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动方式都要合乎先进的道德规范。其三，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是教育走向法制化和科学化的客观要求。科学、法律和伦理是教育的三种基本规范力量，三者相互联系。教育伦理是保障教育科学良好社会形象和内部声誉的重要力量[5]。

4.生态环境角度。郭明维、何喜刚认为，大学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不解之缘，科技的发展需要大学重新审视教育伦理问题。他们认为开展大学教育伦理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处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使得生物学和医学遵循社会道德和伦理的有力指挥，是保证物质循环和减少人类文明消极后果的有效途径[11]。李英华、翦英红等认为，环境保护需要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只有当我们出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而保护环境的时候，环保事业才能走向深入和持久。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让人们能在环境问题上以“德行之知”武装自我，而该任务则无可非议地落在了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等教育身上。并且，大学生将成为明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的环境素质将直接影响其步入社会的环境行为，因此，开展大学教育伦理从生态和环境角度来看意义十分重大[12]。

（三）研究聚焦点：大学教育伦理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笔者对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2000―2012年期间有关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文献进行归类分析（见图2），发现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伦理、学习伦理、科研伦理、管理伦理等方面，其中学者们对教学伦理和科研伦理中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

图2大学教育伦理问题分类归纳聚焦点之一：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面临的问题

1.我国大学教育教学伦理问题。邹之坤、李洋认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越来越高，但是，当前高校教师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偏差。首先，高校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学能力有待加强。“重视业务水平，轻视思想道德”，“重科研，轻教学”，“育人责任感缺失”等现象普遍存在。其次，教育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高校在教学过程和管理中存在“学与钱”、“学与权”的交易。随着物欲的膨胀，一些教师不再恪守职业道德，不再甘愿寂寞清贫而陷入教育腐败泥潭[13]。

刘红英认为，教与学的伦理关系实际上就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其核心就是教育权威问题。但是，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表现为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和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传统教育权威失败，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14]。

王黎祥、王恩华认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出现了一系列教学伦理失范问题。滥用教学自由，教师责任失范，课堂教学、作业布置、大学考试随意性较大；师生关系异化，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互为利益，尊师重教、和谐的师生关系受到破坏；教学评价道德失范，评价机制不科学、不完善，教学评价问题很多[15]。

2.我国大学教育学习伦理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教师学习伦理和学生学习伦理分析我国大学教育学习伦理出现的问题。邹之坤、李洋认为，一部分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首先，他们在价值观念上较为迷茫。重真才实学与重功利、重物质享受与重道德、讲究实用与追求理想、重个人发展与重团体协作等矛盾突出，部分意志不坚定者难免会在社会与个人、奉献与功利的取向中偏向后者。其次，急功近利对学生影响日渐深入，勤俭、诚信被轻视，一些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送礼、作弊等现象突出。最后，人际关系出现功利色彩，学生把师生友谊、同学关系看作当干部、入党、评优的捷径[13]。

王宝国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教师应当具备自我保全、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素养。自我保全，是指在一定环境中为了履行一定责任必须拥有的体能素质和技艺素质；自我发展，是指教师能够自主培育和扩展知识体系，渴求知识更新，崇尚和追求真理；自我创造，是指大学教师应当孜孜不倦地奋斗，树立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职业形象[16]。目前，我国许多大学教师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素养，教师疲于学习、怠于创造，不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等问题成为大学教育学习伦理发展的一大瓶颈。

闫建霞认为，在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社会，大学已经不再是与世隔绝、潜心于学问研究的“象牙塔”，而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的运转，部分大学教师未能实现自我超越，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专业化”意识淡薄，对学习伦理轻视，进而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17]。

3.我国大学教育科研伦理问题。曾天山认为，科研不端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伪造、篡改数据；第二，剽窃，剽窃他人的数据或者文字而未给予说明；第三，个人偏见，表现为研究者对其研究进行扭曲或者撒谎；第四，侵犯被试的身心健康和利益[18]。郭明维、何喜刚认为，当前科研伦理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环境意识淡薄，重视科技忽视环境的现象依然严重，特别是在理工类高等院校。第二，大学教育科研伦理与社会道德伦理分裂，例如医学科研中的克隆技术等，这些技术必须要考虑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只顾科研利益。第三，科研伦理忽视人的感受，即生产的技术产品引起人的厌恶[11]。

4.我国大学教育管理伦理问题。金保华认为，过于推崇以物为基础的理性管理范式，而淡化了以人为基石的人本管理范式，使得我国当前教育管理实践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价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第一，人道之残缺，主要表现为对人权的漠视和对自由的困束。对人权的漠视，一方面指学生的人权受到学校、老师的漠视，另一方面指教师的人权受到行政部门、学校、家长的侵犯。另外，许多教育管理者认为规范与管理是约束人的，把管理与人的自由对立，使教育管理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第二，民主之遮蔽，主要表现为教育行政决策民主缺失、教职工民主管理缺失、学术民主缺失等，这就使得一些高校缺乏民主自由的气氛。第三，公平之戕害，宏观方面表现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等，例如区域招生的不平等；微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教职工管理不公平、学生管理不公平。第四，公益之褪隐，这主要表现在教育产业化，即把学校演化为“创收”的“企业”，视学生、家长为“致富”的对象[19]。

聚焦点之二：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成因

肖文认为，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师德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下的功利主义冲击，使师德面临挑战。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更复杂，引发的矛盾冲突为教育伦理带来挑战[20]。宋润霞、曾伦武以研究型大学为例，认为教育伦理问题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冲击产生的社会普遍浮躁心理：教师社会期待与自我实现的反差导致浮躁追利；学术政治化、官僚化导致方向迷失；不合理的考评机制与自律缺失助长学术不端；心理干预机制的缺失导致自我约束力下降；自我道德要求的隐性放弃[21]。

李菲认为，大学教育伦理问题产生是由于大众化进程中教学变化带来的挑战。其一，教学规模扩大带来挑战。学生数量增加使教学工作变得繁重，许多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从而忽视了教学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其二，教学目标改变带来挑战。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精英人才即掌握高深知识并崇尚知识“真理性”的人。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由“求真”转向“求用”。职业取向逐渐凸显，谋职所需日益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因，知识素养的提高已退居其次。其三，教学角色转变带来的挑战。教师以传授高深知识为目标，因此教师成为高深知识的权威者或代言人。进入大众化阶段，教师的学术活动从追求知识的认识价值转向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知识的圣洁性开始弱化，教师的角色出现“去圣化”[22]。

劳凯声认为，我国教育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源自几种观念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第一，市场竞争，即引入市场机制，取代或部分取代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为基础的传统公立学校的运行机制。第二，学校自主，即在政府与公立学校之间重新进行权力的配置，赋予学校以办学的自利，使学校能够进行市场竞争。第三，法人化管理，即建立公立学校的法人制度，借鉴工商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学校内部组织机构改革。第四，经济效益，即强调“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原则，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取代线性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第五，成本分担，即通过学习者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中来，缓和政府的财政负担。第六，教育服务，即强调服务意识，把教育服务的接受者视为消费者或“顾客”，赋予他们选择和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23]。

（四）研究落脚点：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及对策

所谓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即教育伦理的价值。李春秋提到，教育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教育对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二是教育对人的生存和自身发展的满足[24]。刘云林、糜海波认为，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根本上在于使教育本身的原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使人类对教育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人的生命本质在教育中及其在教育影响后得以真正展开和提升[25]。因而，提升教育者的德行及完善教育者的德行就构成教育伦理的两大价值取向[26]。蔡辰梅、刘刚等认为，自由和责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伦理目标。第一，自由包括过程的自由和结果的自由，包括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生在大学各方面的选择自由等。第二，责任包括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大学的学术责任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另一方面是对知识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道德意义进行自觉的反思并承担相应责任。社会责任主要指大学承担和发挥的特殊社会影响力，指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能够以自身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和公平[10]。

对于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对策，郅庭瑾将教育管理制度伦理化和教育管理伦理制度化相结合，教育管理制度伦理化要求教育管理制度要合论理性、合道德性，教育管理中任何制度选择都应体现正义、公平、公正等基本的伦理价值。教育管理伦理制度化，则是把一定的伦理原则或道德标准转化为明确、具体的道德要求，并制定成为教育管理中的刚性规则制度，强制相关的成员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27]。李菲从大众化进程角度提出，教育者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并坚定人道主义与理性的教学伦理精神。第二，树立教书育人的职业观、职业性向与学术旨趣相结合的教学观和平等互学的师生观。第三，践行敬业、尽责和关爱的道德规范[22]。

蔡辰梅认为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大学文化的重建。要超越官本位文化，超越对权力的过度迷恋，超越功利主义，超越对金钱的一味贪求。其次，需要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关大学的制度应当内含对人的尊重，对学术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尊重。最后，需要教师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大学社会责任的担当最终要通过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教师应当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对知识和社会发展的特殊使命[10]。曹和修从和谐社会角度提出了几点对策：第一，真正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教育伦理建设。第二，加强对伦理基础的研究，确立教育伦理建设的科学和价值基础。第三，树立教育崇善观念，形成和完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第四，在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同时，重视教育整体道德状况的改善，努力创建教育制度伦理。第五，努力提高教育系统的道德实践能力[5]。

二、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不足

大学教育伦理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规范力量，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学术界重点分析了大学教育伦理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现状以及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深刻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和实现策略。但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疏忽了不同问题之间的均衡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主要集中在教育伦理内涵及研究对象、研究意义、问题及成因、对策等方面，大学教育伦理的重构、对教育伦理腐败的监管、教育主体关系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不丰富。并且研究针对性不强，许多文献都是关于教育伦理或者高校教师道德的，例如，樊浩、田海平编著的《教育伦理》，钱焕琦的《教育伦理学》，宋润霞、曾伦武的《伦理视角下研究型大学师德失范的归因与师德建设》等。直接检索大学教育伦理，得到的相关内容并不多。

第二，相对模糊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分析。在大部分有关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文献中，普遍分析了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现状及其问题，尽管我国主导文化相同，但是各地区的差异明显，因此大学教育伦理面临的问题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大学教育伦理改革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国外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经验的深入借鉴。美日等作为经济和科技发展强国，在大学教育伦理建设方面均有各自独特的方法和风格。不能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忽略对西方国家教育伦理建设经验的借鉴，我们应该多对外国的教育体制、教育伦理进行详细分析，去粗取精，结合中国国情，寻找更适合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伦理理论。

第四，缺乏丰富的实证研究。分析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大学教育伦理的某些问题与现状更多地停留在描述说明层面，涉及各高校乃至各省市地区的数据相当少，缺乏丰富的实证案例分析，更缺少实证方法研究。进行详细数据调查和分析，不仅能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更有利于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方针的制定。三、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展望（一）今后研究的重点

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笔者分析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为研究重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继续强化大学教育伦理现状与问题的分析研究，注重均衡。只有深入了解现状并且分析问题，才能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改革与建设的方案。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对大学教育伦理的重构、教育伦理腐败的监管和教育主体关系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要注重研究的均衡性。

第二，进一步加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教育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价值对我国高等教育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对教育伦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且结合国外教育伦理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改善我国教育伦理中的不足。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大实证研究力度，进行更为丰富的调查实践，并对调查数据认真分析，从而得出更适合我国大学发展的理论依据。

第三，加强区域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具体分析各地区各层次高等院校中的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深入挖掘问题的差异性和普遍性，但要避免同质化研究的严重现象。

第四，不断深化对学习伦理领域的研究。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的研究中，缺少对学习伦理的深度研究，这必然会使得学习伦理受到轻视。事实上，大学教育者疲于学习政治理论，缺乏追求创新精神的现象也很普遍。只有加大学习伦理的研究，强调学习伦理的重要性并大力构建科学的学习伦理理论，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今后研究的难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教育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这不仅包括对国外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和主导道德的分析以及实践考察，更重要的是寻找外国独特的教育伦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第二，加强对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多学科及其均衡研究。大学教育伦理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多个学科，对每一方面问题的研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断促进理论研究的丰富与完善。

第三，注重对各地区大学教育伦理差异的研究。不同地区有各自迥异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在大学教育伦理建设上也将面临不同问题，这需要研究者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便为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更科学的对策，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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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二、采取积极的措施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分析了解问题是最关键的，面对问题采取措施是最重要的。虽然，小学教育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应该紧随新课程改革的步伐，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性对措施。首先关于教材的守旧，过多的理论知识的问题。虽然教材的编订是由专门的人士进行，但是也是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在学习教学中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都可以与编教材人员联系谈谈自己的想法。凝聚每一滴水，便可以形成大海。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在一起进行讨论，取其精华，才能编纂出优秀的教材。其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问题，教师与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充分的锻炼机会，可以提供合适的实习机会，可以举办相关的赛客等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够真正理解理论知识。再者教师缺乏一线实践的经验，忽视教学方式的多样性的问题。教学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不仅仅将课本上的知识教授于学生，也在教学的过程中反省自我，改进教学。小学教育学的教师们虽然很少有机会亲身接触一线的教学，但是可以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了解一线小学的教学情况。现在很多优秀的小学教师都组成团队，研究小学教育，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小学教育学这个学科不应该是枯燥无味的，而是应该是生动有趣的。在教学模式上，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适当播放优秀小学教师的授课视频，适时向学生报道现在的小学教学情况。教师们应该适当减少理论知识的教授，更多的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例如可以让学生讲解某个章节；可以与学生讨论某个教育方法的利与弊；可以让学生进行小学教育的调查研究。至于最后一个原因：学生对小学教育学的不重视。学生们首先应该重新认识小学教育学，正确对待这个学科。小学教育学是师范生必须通过的一门考核课程，对于师范生的师范技能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作为师范生眼光不应该仅仅盯住课堂，课堂教师所能传授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而是应该利用高科技产品，多方位全面的了解小学教育的现状，学会思考小学教育现在所存在的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既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就不应该幼稚到不喜欢某个老师就不听某个课程。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不同，不能过分以自己的标准评判教师，学会适当宽容教师，有些教师年龄很大，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发展，不能够与时俱进，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心。所以，学生们应该认真学习小学教育学。

篇（6）

2.中学化学教育教学问题的成因及解决措施

2.1中学化学教育教学问题的成因分析

中学化学教育教学的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就是教育观念的落后，传统教育中对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知识的传递，但在当前的素质教育发展过程中，这一观念显然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需求，也没有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所以造成了学生的学习不主动不积极。还有就是在评价机制的发展上比较固化，创新的方面没有得到有效体现，这样学生在学习的动力上就不充足，逐渐会对化学课程的学习失去兴趣。还有就是应试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当前正处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重要时期，但应试教育依然是当前的主要教育教学的模式，所以这对中学化学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有着严重阻碍。

2.2中学化学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措施探究

第一，针对中学化学教育教学要能多方面进行实施措施，首先要对中学的化学教育教学问题得到充分重视，从而形成社会的合力。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以及学生本身，都要能够重视起来，对学生的各项能力进行提升，学生要从根本上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第二，要能将绿色实验引入到化学课堂当中来，在通过化学实验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的同时，还要将环境保护的意识传输到学生的思想观念当中。这样就能在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同时，又能够将环保意识得到加强。第三，要和化学的教材紧密结合，将价值观的教学和情感态度教学有机的结合，充分的将新课程标准对中学化学的教学要求得以实现。通过兴趣教育以及意志教育等方式手段加强化学教学的策略实施。将情感态度在化学教育教学中进行融入，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追求上进行引导，要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化学是一把双刃剑，科学的利用能够造福社会，并要和实际相联系，进而增强化学历史教学的内容。第四，对教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行加强完善，从而来提升工作的热情，对老师在实际工作中的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手段方法进行改善，对教师实施师德教育，进而来增强职业素质以及自身的责任感。将老师的绩效考核体系的建设要进一步的完善加强，采取奖惩措施对教师的不负责行为采取控制手段，以此来提升老师在教学上的质量保障和工作的积极性。第五，要对化学的实验教学力度进行强化，同时也要保障经费的充足，为化学的实验教学提供经济的支持。实验教学能够对学生的化学概念形成以及实际的理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并能对学生的观察、分析、解决能力进行有效培养，从而使得学生对实际中的化学问题的解决能力得到增强，故此在实际教学中要对实验教学结合实际加以有效调整。

篇（7）

二、切实转变理念，夯实推进措施，有力保障语文教学深入进行

我国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都应当牢牢把握新课程改革的精髓与方向，号准教学改革的脉搏，以扎实有效的措施保障语文教学深入开展。重点要抓住三个方面：

一是要始终秉承课改理念不动摇。高中语文教师应当将新课程改革精神的学习落实作为重中之重，从思想上转变认识，将促进学生综合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第一要事、第一要责，将贯彻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作为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始终沿着这样的方向不动摇，并且要广泛汲取其他老师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坚定不移地推动教学改革深入发展。只有坚定了这样的理念，才能够有效克服片面的应试理念，才能够将教师的精力从题海战术、时间战术、灌注式教学等方面解放出来，为素质化教育的推进拓展空间。

篇（8）

诞生于德国的文化教育学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教育哲学流派之一。作为一个教育流派，文化教育学的思想先导为狄尔泰，而在狄尔泰之后，李特、斯普朗格、诺尔、福利特纳、鲍勒诺夫也都是这一教育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文化教育学的理论深邃、系统，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视野。其中，对体验、表达、理解、唤醒、陶冶等问题的探讨尤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体验。“体验”是狄尔泰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狄尔泰的“体验观”超越了“经验”的局限性，破除了教育场域里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外在关系，使人真正回归到自身发展完善的道路上，开拓了人向自身探索的新途径。狄尔泰的“体验观”在其教育哲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观念的核心思想与独特之处给我国的传统课堂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2．表达。狄尔泰所倡导的“表达”是人类探索外部世界，建构自身生命体系的重要出路。表达“使得个人能超越自身的局限而走向广漠的人的生活世界，并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也使得人的教育成为可能。”在表达中，个体不仅可以把握当下，更能对话过去，展望未来。而在这种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整合中，个体的内在体验世界与人类广袤的表达世界豁然贯通，个体生活被赋予历史性的本质和深度。而这，正是教育的核心与本质之所在。

3．理解。狄尔泰认为，所谓“理解”，即是“我们理解体现在一个物质符号中的精神现象的活动”。而福利特纳作为解释学教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提出了自己对“理解”的看法。福利特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以“理解视界”为出发点，所谓“视界”即指人的前判断，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时，就已经带着从家庭和周围环境中所得到的零散知识参与学习，这就构成了他们的前判断体系和理解视界。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这种“理解视界”，使学生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获得多方面的发展。

4．唤醒。斯普朗格通过对人的本体结构重要特征的揭示，提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此外，鲍勒诺夫从生命哲学上也赋予了唤醒本体论的含义，在鲍勒诺夫看来，只有当教师以其恰当的方法和时机给学生以心灵上的震撼，才会空前增加学生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

5．陶冶。“陶冶”是李特提出的文化教育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李特看来，正是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才构成生动的陶冶过程。而被教育者是陶冶的目标，是陶冶全过程的重心所在。同时，被教育者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的不同，以及性格、气质的差异，又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陶冶可能性”。因此，就要求教育者注意被教育者的“陶冶可能性”，因材施教，方可收到满意的陶冶效果。

二、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我国当前课堂教学价值观改革的启示

我国当前的课堂教学价值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重理性认知，轻生活体验;重理智训练，轻精神世界的建构;重知识灌输，轻主体意识的培养。德国文化教育学所倡导的“体验”“表达”“理解”“唤醒”“陶冶”等教学观，恰恰与我国当前的课堂教学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理论观点对改革我国当前的课堂教学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体验性———在体验中深化课堂教学的意蕴。首先，要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主体性体验。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学生生命的一部分。其次，要加强学生课堂学习的过程性体验。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全体参与全程参与。最后，要深化学生在课堂中的情感体验。

2．表达性———在表达中焕发课堂教学的生机。“表达”教学观蕴含在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发展特点，把表达的权力还给学生，使他们能够体验到活动的乐趣，从而唤醒学生多样化的表达。

3．理解性———在理解中实现课堂教学的整合。第一，在学生与教学内容的关系上。理解意味着一种视界的融合，个体通过视界融合从而不断地扩大了自己原有的视界，并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第二，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理解意味着教学过程是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第三，在学生与自我的关系上。理解意味着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过程。以上三种“理解”是贯穿于课堂教学始终的，学生只有真正地走进教材、走向他人、走入自我，才能实现个体潜能的最大发展。

4．唤醒性———在唤醒中提升课堂教学的品质。“唤醒”作为激发学生学习的直接动力，它的载体便是言语的使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更好地践行“唤醒观”，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更要注重情感的投入，把“爱”作为唤醒学生心灵的一剂良药。因此，教师要不时地对学生给予称赞和鼓励，唤醒学生生命中的灵性和欲求，使学生切身感受到自己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

5．陶冶性———在陶冶中升华课堂教学的内涵。“陶冶”是对人的心灵加以影响和塑造，因而它与情感是分不开的。由此，实施陶冶的最佳策略便是“以情动人”。一方面，教师要有良好的情感品质，能够用体贴入微的情感来感染学生，使其受到精神上的陶冶，获得强烈的内心体验。另一方面，教师要有正向的意志品质，对学生产生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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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简介课文背景来加强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很多，仅从历史的角度讲就有许多名人名胜值得宣扬，还有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医学家李时珍到现代的文学巨匠鲁迅、著名作曲家聂耳、铁路专家詹天佑、桥梁专家茅以升、科学巨匠钱学森等等都是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力篇章。但是有的课文含义深刻，有的课文内容距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小学生阅历浅、认知寡、见识短浅，学起来困难。为了帮助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领略其内含的爱国主义情感，我经常通过简介背景的方法达到此目的。

三、紧紧抓住课文中的形象情节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还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可以想见，若没有或忽视情感教育，学生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长，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祖国建设者，更难以想象他们能够成为用于为祖国毫不犹豫献出生命的英雄。所以，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头说教和抽象的概念讲解，而应落实在打动学生心灵的行动上。为此，我特别注重结合课文中的情节和形象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从前我教《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描写景物的课文时，首先运用彩色挂图，让学生感知了西沙群岛的位置，懂得了它“是我国的海防前哨”，是镶嵌在祖国大陆南边南海的西边的一串明珠，“是个可爱的地方”。接着放映了一组幻灯片，带学生作了一次到富饶的西沙群岛的假想旅游。课文中生动形象的语言，银幕上五彩斑烂的图像，向学生揭示了海底世界的奥秘“五光十色的海水，丰富的海产品——珊瑚、海参、大龙虾、鱼、贝壳、海龟和岛上的旖旎的景物、茂密的树林、海鸟、鸟蛋……”，使学生直接感知到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从而使热爱祖国宝岛——西沙的激情油然而生，爱国主义教育目的自然达成。如此这样从感性形象出发，使学生受到感染，并生成为爱国主义情感。

四、抓住课文中的重点问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小学生对祖国的过去和现在懂得很少，要激发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并形成爱国主义思想与行动，既要凭借直观形象的讲解与演示，又要依赖于恰当语词来支配他们的认知活动。因此，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和情境中，语文老师有感情地讲解、描述、启发、提问、质疑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尤其在小学阅读教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为此，我经常引导学生抓住重点问题和用得恰到好处的词句，理解其意，感受其情，让作者的爱国激情，牵动学生的心灵使学生的爱国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比如我在教《难忘的一课》的第二段时抓住这样几个问题：作者来到一间教室旁，站在窗外看到了什么？那位年轻的台湾教师是怎样教孩子们学国文字的，孩子们又是怎样认真学习的？反映了什么？让学生抓住重点词语懂得“一笔一画地写，写得很认真，也很吃力”，是因为台湾“光复”不久不少教师“也是重新学国文字的”。教师用不太熟练的国语，“一遍一遍地教”，孩子们用不太熟练的国语“一遍一遍地读”，很“严肃认真”，那么“富有感情”，大有每个字、每个音都发自他们“火热的真挚的心”，反映出对祖国无比忠诚与热爱之情。这样的教法不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而且也使学生领会了语言文字中所渗透的爱国情，并从中受到熏陶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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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安全教育的主流理念———“主动安全”教育

从各国学校安全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育策略，但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大家都秉持了近似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核心是突出强调培养人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动性在安全防范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不良倾向逐渐引起了各国安全专家和教育者的关注，就是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防护设施来保护自己。汽车安全就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人们越来越迷信汽车厂家的安全技术宣传，诸如碰撞星级、安全气囊、ESP 系统等，认为依靠这些安全设计，驾驶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正是这种错误观念才埋下灾难的种子，很多车祸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者主动安全意识的降低和缺失。安全专家和教育者都认为，技术防范始终是一种辅助，是低级防范策略，它只有与人的主动性防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发挥人防范的主动性才是高级防范策略。学校安全教育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建立了和发展了人的防范主动性。“主动安全”理念下的教育实践表现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其一，着重培养人的主动安全意识和主动安全行为习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教育实践，这是“主动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英国的小学生守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十条内容虽然不多，但几乎全部都是安全教育的内容，而且非常具体，通俗易懂，例如“……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6.不与陌生人说话；7.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8. 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9. 不保守坏人的秘密；……”安全教育（有学者也认为是“生命教育”）可以说是英国人受到的全部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开端。其二，积极运用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辅助，以人为本且不断改进。随着安全防范技术的进步，技术手段既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辅助。法国在学校中推行了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细致，且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升级。监测系统及其监测评估结果，既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教师、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最好教材，可以将教育培训活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日本还专门开发了保护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带 GPS 定位功能的安全报警器、手机、隐蔽的发射装置等。教师和家长经常辅导孩子使用这些设备的方法，辅导的过程就是有效的安全教育过程。其三，制定具体可行的法规、制度、标准等，保障安全教育及成果的落实。美国是依法保障安全教育的典型，奥巴马政府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BL）关于学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学区对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并公布结果。该法规定，各州必须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的学校”作出说明和认定，保证学生的知情权。这与法国的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的作用是相似的，而且上升到法律保障的水平。美国学校都严格执行门禁制度，对来访接待和学生外出都严格审查和登记。这对学生是很具体的安全教育，让学生懂得，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才是安全的，服从管理也是有利于自护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我国学校安全教育需要改进和创新

我国学校安全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学校安全教育实践、安全防范技术、相关法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绩。国家教育部 2006、2007 年还先后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学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但是，与世界学校安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主流比较，我们仍存在差距。比较突出的不足是，我们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还没有跟上“主动安全”理念的主流，安全教育实践没有充分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重点，大多还停留在“应急”的层面，有些初步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改进和大胆创新。首先，法规制定方面。我们的法规条文相对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是以教育部令的身份下发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其第五章安全教育的第四十一条“……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站参观体验……”这值得商榷，消防安全教育是必须做好的，而且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和技能训练，没有条件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做好。第四十二条“……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这要求太低，一个学期（半年）1~2 次，这很容易使演练流于形式。《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安全教育讲的相对更具体可行，但《纲要》又没有法律效力，只能靠学校自觉，实际没有保障。这种状况显然需要改进。笔者认为，需要在国家法定课程中明确纳入安全教育的内容，保障课时，严格考核，可以和“品德课”“、体育课”结合。各地政府还要明令增加学校安全演练的内容和频次，并监督落实和考核。其次，教育实践方面。目前我们的学校能落实的安全教育比较不足，多数都是“应急”或“应季”的提醒式告诫，如寒暑假前，学校发给家长一些注意交通安全、防止溺水等告诫通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比较系统的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笔者建议，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其一，要明确学校安全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建议设置专职负责安全管理教育的学校负责人，专门指定公安、消防等专业安防人员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协调指导人，而且这些人员任期 4~5年，其工作情况纳入本人业绩考核。其二，统一编写具有专业水准的、符合“主动安全”理念的、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安全教育计划和教材，由品德课、体育课教师分别负责知识和技能教学，期末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记入学生操行档案。安全教育教学情况也纳入学校工作考核指标，并加大其权重。其三，加强学生安防演练，规定每月都要安排学生不同专题的安防演练，各地政府要明确要求社会有关单位给予演练大力支持，并监督年度演练计划、演练过程和演练效果。再次，安全技术辅助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化支持系统建设。笔者认为，加大投入不要只想到为学校添置安防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支持下为教师、学生和家长建立安防学习和实训的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在社会各部门发挥优势、密切合作下建立起来，可以在国家安全、国防、公安交通、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社会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整合和开放各种资源，建设多种安全教育专业学习和实训基地（国防基地、消防基地、交通基地、防疫基地、环保基地等），并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安全技术支持网络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信息服务系统，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全方位高层次的技术支持。

作者：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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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教育形式的日常化

幼儿的一日生活丰富多彩，处处都隐藏着知识和道理。他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探索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因此幼儿科学教育应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重视随机教育。《纲要》中还指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在日常生活、游戏、散步时，幼儿常常会专心致志地去观察某一事物或现象。如植物需要喝水，那么它的嘴巴长在哪里？用塑料梳子梳头发时，头发会飘起来，这是为什么？在幼儿自发的观察中，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广泛的兴趣，这时我们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扶持。如当幼儿对植物生长有兴趣时，我就找来两个玻璃瓶，一个放满水，一个不放水，把两颗芹菜分别放在两个玻璃瓶里，叶子放在瓶外。过几天我带幼儿去观察，他们发现没有水的瓶里的那颗芹菜已经干枯了，而另一颗芹菜的叶子长大了，可瓶子里的水却少了一些。这时幼儿都争先恐后地告诉我芹菜的嘴巴长在根里，我抓住这个时机，引导幼儿思考还有什么植物也是通过根来喝水的？幼儿的思维活跃了，有的说小草，有的说白菜，还有的说牵牛花等等。随着幼儿思维的活跃，他们不仅体验到了发现的乐趣，对科学的探索兴趣也随之浓厚。同时在一日活动中可增加幼儿自由活动的时间，多开展各种自选活动。幼儿在自选活动中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自己去发现，去制作。幼儿找谁结伴，玩什么，怎样玩，都由幼儿自己决定，幼儿既可以在树下一起捡落叶，在草丛中寻找昆虫，也可以一起谈各自感兴趣的事。这不仅提高了幼儿的主动性，也为幼儿提供了自由探索、自我成长的机会。

二、科学教育情境的自然化

幼儿园的科学活动应还原于生活本色，创设出生活的、又是蕴涵科学的探索环境，让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感受科学、发现科学、探索科学。在幼儿进行科学活动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过多地限制和干预，应给幼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必要时可进行适度的引导，启发幼儿作进一步探索。当孩子将停下了的玩具火车又推起来，想使它再次跑动起来的时候；当孩子专心地看着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的花草的时候；这些都是他们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探索这个世界的表现。对孩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值得探索的。此时，我们不要忽视和否定孩子的探索行为，而应该精心地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努力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跟孩子一起去诧异，去思考，去讨论，去共同做出结论。同时，我们还可以让幼儿直接到大自然、社会中去观察和探索，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因为置身在大自然中，他们可以直接去看、去触摸、去聆听、去观察、去探索。而亲身的体验，全新的感受，带给幼儿的将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正如陈鹤琴先生所说的：“大自然、大社会是一本无字的书，活的书。是我们的活教材、活教师。”夏天，蜻蜓飞舞，知了鸣叫，不妨和幼儿一起捕捉蜻蜓和知了，引导幼儿观察它们的体态结构；秋天，风吹落叶，硕果累累，可带着幼儿一起捡拾落叶，解剖各种果实；到了冬天，这就更有趣了，可以在和幼儿堆雪人、打雪仗的过程中，引导幼儿留心观察雪花的形状。还可以指导他们参加一些实践，如让幼儿自己收集各种种子、搞发芽的试验、栽种盆花；也可饲养一些小动物。孩子在和大自然、社会的亲密接触中，视野开阔了，知识也丰富了。生活中充满了千奇百怪可供幼儿探求的问题，幼儿对周围的事物充满着好奇，只要我们善于发现、捕捉，就能引导幼儿进行他们感兴趣的科学活动，获得他们需要的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的探索欲望与探索精神，使幼儿的科学教育既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又能指导幼儿的生活。

作者：臧妍 单位：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