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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8-21.
[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能性的理论分析:社会交换理论[J].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9]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198-200.
[10]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11]陈丽华,董恒年.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刘景慧.怀化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9,(4):20-22.
[13]卢丽.社会资本视阈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以甘肃省青城镇为例[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56-57.
[14]兰海.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2009,(16):124.
[15]罗丽珊,王陵黎.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71-73.
[16]谭舒月.西江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探讨,2009,(11):217.
[17]陈飚,钟洁,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陈志永,况志国.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学术探讨,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6):125-127.
[20]王颖,张敏.民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9,(3):47-50.
[21]张朋,王波.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23]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1.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1.1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现今,中国高校旅游管理本科生的培养模式非常相似:3年半在高校里学习理论知识,半年在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景点等旅游企业实习,成绩合格者即可毕业,有些高校,实习时间加长为8个月或者缩短为4―5个月,这在培养模式上没有质的变化。这可概括为:“3.5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0.5年在旅游企业实习” 培养模式,简称“3.5+0.5”培养模式。
1.2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问题分析
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问题分析,可从4方面考虑:社会、高校、学生、企业。社会,社会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模式的监督力度不够。高校,高校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理解不一,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都有自己的理解。学生,学生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不太关注。几乎没有几个考生是在详细了解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后而选择这个专业的。企业,企业(旅游企业)对旅游专业培养模式基本是漠不关心的。
针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现状和问题,笔者认为可对本科生采用新的培养模式――“分流”培养模式。即对一进高校的本科生进行分流,一部分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实践经验,使其适应旅游企业的工作(对这部分学生采用的培养模式称为旅游管理专业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简称实践型培养模式);另一部分学生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增强研究旅游实践的能力,为旅游理论研究添砖加瓦(对这部分学生采用的培养模式称为旅游管理专业理论型人才培养模式,简称理论型培养模式)。
2.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新培养模式的创建
2.1实践型培养模式创建
实践型培养模式主要涉及4方面(社会、高校、企业、学生)的利益(如图一所示),圆圈表示培养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横线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内容,箭头表示流向。社会对高校与企业影响是监督,学生对社会是回报,学生需要花精力、时间、金钱向高校、企业学习理论、实践知识,同时,高校、企业应该对学生进行考核;还有,高校与企业间应该有合同,以明确双方的责任。实践型培养模式较复杂,说明如下:
图一:实践型培养模式4方面(社会、高校、企业、学生)利益关系图
第一,实践型培养模式应该主要借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Dewey)、克伯屈(Kilpatrick)等人的教育理论来教学,因为这种教育学的兴起是为了培养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产生的。这与我国现阶段对旅游人才需求的背景很相似,借鉴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学家的经验,能使实践型培养模式有坚实理论基础。同时,注重弥补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不足――忽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学校的特质,可能能使实践型旅游人才更加完美。
第二,考虑到高校与企业资源高效利用的要求,可以采用以下培养模式: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到大四上学期结束,每一学年都开设一门最重要的必修课,理论与实践一起“修炼”,把学生分成两部分并同时进行,一部分学生在学期的上半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一部分学生在此时进企业学习实践知识;在这学期的下半部分时间里,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与学习实践知识的学生“对调”,本来学理论的学生去学实践,本来学实践的学生去学理论,一学期结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考核一次。接下去的第二学期,与第一学期培养方法类似,只是第二学期的考核是对这门最重要的必修课的总体考核。学校教授的理论知识,最好能直接用于实践。学生去企业学习实践知识,最好由经验较丰富的师傅引导,一位师傅最好带3个左右的学生。
除了完成最重要的三门必修课外,实践性人才还应该具备一些实用的理论知识,这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当然,了解一些其它学科的知识能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优化,对今后的发展有利,所以学校还应该上一些拓宽学生知识面的课程。
还有,实践型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是为旅游企业服务的,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应该体现在适应旅游企业各方面的工作上,他们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偏重于企业管理的知识。学生具体的课程安排见表一。
表一:实践型培养模式课程安排
学期 课程 备注
第一学期 旅游学概论⑴、管理学、微观经济学、英语(一)⑵、政治⑶、计算机(一)⑷、体育(一)⑸ ⑴旅游学概论课程的教材可选用李天元编写的《旅游学》⑵学习英语课程四学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⑶学习教育部规定的5门政治课⑷学习计算机课程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⑸学习体育课程四学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
第二学期 饭店管理(一)⑹、礼仪学、旅游法规、政治、英语(二)、计算机(二)、体育(二) ⑹带“”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下同
第三学期 饭店管理(二)、会展研究、旅游会计学、英语(三)、政治、体育(三)
第四学期 旅行社管理(一)、旅游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英语(四)、政治⑺、体育(四) ⑺选两门政治课程
第五学期 旅行社管理(二)、旅游选修课(一)⑻、导游基础、旅游英语(一)⑼、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⑻在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旅游心理学这五门课程中任选一门,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⑼旅游英语课程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学期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一)、旅游选修课(二)、旅游英语(二)、旅游统计学
第七学期 旅游景区景点管理(二)、毕业论文⑽、职业生涯规划 ⑽完成一个实践个案研究,5000字左右
第八学期 无⑾ ⑾不安排课程是为了有时间找工作
注:1.一些扩大知识面的公选课,一般安排在晚上,以方便学生有时间上课,学生可在第三至第七学期选这类课,一般有三个学期的课程。2.应该多鼓励学生考一些资格证书,如饭店领班资格证、导游资格证、会计资格证等。
2.2理论型培养模式创建
理论型培养模式主要涉及3方面(社会、高校、学生)的利益(如图二所示),和实践型培养模式相同,圆圈表示培养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横线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内容,箭头表示流向。社会对高校有监督的责任,学生学成后回报社会,学生花精力、时间、金钱在高校学习理论实践知识,高校有传授学生知识、训练其人格的义务。对于理论型培养模式,还有两点补充说明。
图二:理论型培养模式3方面(社会、高校、学生)利益关系图
第一,理论型培养模式不但需要借鉴教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的教育学理论,还要借鉴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虽然这两派的教育学理论本生就存在冲突,但是融合它们的优点就能使培养模式发挥大作用。这两派教育学理论都有很强的思辨气息,这对旅游学科范式的研究大有裨益。当然,加强对实践研究方法的训练也是必要的,它能弥补理论型学生时间投入不够的缺陷。
第二,理论型培养模式除了注重对学生有研究能力的培养,还应该特别关注学生专业兴趣、毅力等能力的增长。作为一个立志从事理论旅游研究的学生来说,对旅兴趣、毅力等能力的培养,可能比研究能力更重要。旅游学的知识更新很快,一般是5―8年,旅游研究方法是随着旅游研究的观点而变化的,更新速度也较快。而学生对旅游研究的兴趣和毅力一旦产生,却可能保持很长时间。旅游理论研究者没有十年时间的勤修苦练是不太可能出成果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很有可能经历观点和知识的变革。而在变革中,只能依靠研究者对旅游研究的兴趣和毅力,才能使学生积极的迎接变革,并在变革中不断成长。
所以理论型培养模式,更接近于传统理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只是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传统理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已经是成熟学科,而旅游学科还处于“青春期”),课程的设置等可能大致与理科课程设置类似。具体的大学课程安排见表二。
表二:理论型培养模式课程安排
学期 课程 备注
第一学期 旅游学概论(一)⑴、高等数学(一)⑵、哲学概论、英语(一)⑶、政治⑷、计算机(一)⑸、体育(一)⑹ ⑴旅游学概论,学习两个学期,第一学期,学习申葆嘉老师1996年发表于《旅游学刊》上的4篇文章――《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之一至连载之四)以及由他主编的《旅游学原理》一书的前言与1―4章的内容
⑵高等数学课程学习两个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⑶⑷⑸⑹与实践型培养模式相应课程安排的要求相同
第二学期 旅游学概论(二)⑺、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政治、计算机(二)、体育(二) ⑺旅游学概论,第二学期学习谢彦君老师于2004年出版的《基础旅游学》(第二版),以及张凌云老师在2008年―2009年发表于《旅游学刊》的3篇论文:《国际上流行的旅游定义与概念综述》、《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非惯常环境: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和他在《旅游科学》上于2008年6月发表的论文《近年来国际旅游学术期刊和论文选题的特征》
第三学期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英语(三)、政治、体育(三)
第四学期 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线性代数、英语(四)、政治⑻、体育(四) ⑻选择两门政治课程
第五学期 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学、调研实践(一)⑼ ⑼调研实践课程应该理论结合实践,应该保证学生有时间去实地调查,以便更好的掌握课程知识,课程有两学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学期 旅游企业管理学、考研辅导⑽ ⑽考研辅导课程包括政治、英语、数学、专业课,最好有专业的辅导老师上课,一直持续到大四上学期
第七、八学期 毕业论文⑾、调研实践(二) ⑾有一定水平的论文,2万字左右
注:1.一些扩大知识面的公选课与实践型培养模式的课程安排要求相同。
3.小结
本文在分析了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传统培养模式的现状和问题后,建立了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新培养模式。虽然旅游的发展大体需要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人才,但是社会还可能需要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管理学人才中,有一类人研究介于实践与理论之间,他们为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沟通发挥着自己的能量。战略管理之父安索夫(Ansoff)就是代表。安索夫致力于弥补实践和理论讨论的鸿沟,通过提供一种有利于实用技术评估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1]。所以新培养模式还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
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个阶段,为了解旅游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根究中国国家旅游研究院的《中国旅游教育机构统计报告》,选定61所在2000年前设置旅游学院的大学为研究样本,从这些大学官方网站收集到48份本科教学大纲,根据Ring[5]与吴必虎和黎筱筱[6]的学科分类对48份旅游教学计划进行内容分析。第二个阶段,为理解中国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过程及面临的问题,对资深旅游教育者进行深度访谈。首先根据国内外文献设计访谈提纲,涉及专业发展历史、课程开设状况、课程评估机制、专业之间的异同、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根据大学旅游本科专业开办的历史、学界认可度及其知名度以及区域分布选择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广州、重庆等地区10所大学作为便利抽样的样本。首先通过邮件寄发邀请信给这10所大学的旅游学院院长,邀请他们本人或指派一个合适的人接受大约45分钟的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有7个大学愿意接受访谈。本研究所有受访者均为在旅游领域有十余年教研经验的教授,都参与过或者现在仍直接参与所在学院的课程设计,因此本研究的深度访谈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谈获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了录音。访谈结束后立即对访谈资料进行第一轮的手工编码,把编码的结果与誊录好的访谈文稿发给受访者进行审查,对经过审查的资料进行第二轮的编码作为最终分析使用。深度访谈的同时收集7所大学旅游专业教学计划,旨在比较他们在专业培养目标、课程组成方面的异同。
二、实证结果
1. 旅游本科课程的构成与培养目标
我国旅游本科专业课程的内容构成主要分为三大块――管理课程、旅游课程与会展课程(见表1),其中管理课程是主要部分,所占比例最高。在48个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计划中,管理课程所占比例达42.8%,所有6个酒店专业中所占比例达到73.8%,10个会议经济管理专业中所占比例为32.8%。像饭店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管理学、餐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危机管理与财务管理等都归为管理课程。同时,旅游规划、旅行社管理与生态旅游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为旅游业方面的,其旅游课程在课程总数中所占比例各为53.7%、34.8% 与 88%。但是即使这些课程在旅游课程名目下,有些仍偏向旅游地理学科,比如旅游规划专业开设的区域旅游规划、城乡旅游规划与计算机扶助旅游制图,生态旅游专业开设的旅游生态学、旅游景观生态学与旅游林学等课程。由于中国旅游管理专业属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所要求开设的核心课程必须开设出,所以管理类课程所在比例就非常高。20世纪90年代国家鼓励发展旅游教育,一些历史、地理、语言、社会学等学院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并促进学院创收纷纷开设旅游专业,尽管专业名称相同,但是他们的师资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这样就使某些专业开设的课程具有明显的原有学科的痕迹。由课程大纲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会议展览与奖励旅游是中国旅游本科教育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在所有旅游专业中占课程总数的比例为0―5.6%。
旅游本科课程培养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沟通技能、服务礼仪与计算机使用,还有少量的学校培养摄影、茶道与自我阅读等能力,但是其他重要的个人技能,比如个人发展、跨文化交流、团队工作与问题解决能力、社会与个人责任方面的知识很少出现在课程计划中。其次,旅游本科课程强调语言能力。不管在中国还是其他很多国家旅游课程中都强调语言能力,绝大部分专业都至少提供一门旅游专业英语课程,有些还提供第二外语作为选修课,种类广泛的语言课程也支持了强调外语的观点:很多大学提供涵盖听说读写至少2个方面的英语课程,有些甚至还把口译作为主要选修课。另外,中国旅游课程对科研方法训练不足。72所院校中只有5所院校提供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三所院校是旅游研究外文文献,其他两所是研究方法与设计,在课程总数的比例为0―1.3%。研究方法课程较低的比例反映了中国旅游本科教育中对科研训练的不足。
2.旅游专业课程设计过程
有4位受访者说他们有一定的规定,隔年修改教学计划并且当准备开设新专业或方向的时候或者增删课程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组织良好的程序,通常由学院院长与教授组成一个教学委员会,当决定修改专业计划的时候就召开一个会议。有时候,当教师希望开设或取消某一课程的时候,他(她)要提交一个论证报告或申请,并且由教学委员会讨论。教学委员会把会议决议上报给校教学委员会以表明接收了这种修改。另三所大学的受访者说,尽管当他们决定修改教学计划的时候有一定的程序执行,但是往往由院长或教学院长基于他们个人对旅游业发展变化的认识或教学需要进行修改。
对课程设计过程的访谈结果显示,政府与教育者是课程的决策者并且旅游本科课程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业界、在校学生或校友――偶尔参与这个决策过程。只有一个受访者提到他们当开始开设一个新专业高尔夫球管理时试着探寻业界的期望并且与业界人士进行沟通,并且最终从这种沟通中获益良多。因为他们认识到业界对本科生的期望是具有更多的运动管理的知识而不是操作知识,否则基于当前的师资与现有资源他们不可能获得这种认识并且不符合学院既有的教学与研究方向。最终学院考虑到现有的体制与教学资源把业界需要的高尔夫球管理变通为俱乐部管理。三个受访者承认在现有实践下,即使有必要,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很少能够参与课程设计过程。另一个受访者反映,公立大学甚至没有认识到诸如业界和学生也是利益相关者。因为官方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评价准则几乎是纯学术的,旅游专业也无不例外,即使旅游学被认为是一种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并且需要与实践紧密联系。
3. 旅游本科课程设计面临的问题
首先,缺少旅游课程评价与总体质量标准。当问到对中国旅游本科课程的评估与质量标准时,受访者说基本上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旅游课程的相关标准。
其次,师资紧缺,实习机会缺乏。师资紧缺是7位受访者共同反映的问题,由于没有合格的教员,一些想开设的课程没有开出来。另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师资缺乏,一名讲师一个学期主讲多门课程,即使有些课程脱离了他们的学术专长。对教师学历的高要求也被认为是师资缺乏的一个原因,有些实践课程或管理层次的课程如果由具有业界经验的教师讲授效果可能更好,但是在我国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通常没有获得较高学历,所以不能在旅游本科教育机构谋取一个教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课程质量。由于用人单位喜欢聘用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毕业生,如果旅游本科生在毕业前没有积累足够的实践经验,那么用人单位的这种偏好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本科生毕业后的就业。
最后,学科定位影响课程设计。现在旅游管理是在管理学目录下,制约了旅游学科的发展,因而也影响旅游本科教育以及课程设计。当旅游业在1978年起步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决定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以赚取外汇,旅游专业最初设置在经济学目录下。当兴办旅游企业后如何管理旅游与饭店企业的开始出现,因而教育部1998年高校专业目录调整的时候决定把旅游专业设置在管理学目录下以响应这种需要。但是随着中国旅游业在过去十年里的发展,休闲与游憩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部分,与此同时,休闲研究、旅游社会学与旅游人类学逐渐出现在旅游本科课程中,但是考虑到只有2年的主要课程的学习时间,还要留出来半年到一年给实习与论文写作,其实只剩下一年到一年半的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如此短的时间造成很多课程无法开设。
4. 不同高校旅游本科课程设计的比较
专业培养计划显示,绝大部分教学与专业培养目标是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与指南制定的。教学计划里面都有相应的运营与管理技能、实务与理论能力方面的类似要求,同样也强调对旅游本科学习打下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知识基础。但是,就期望毕业生担任的职位与职业要求的表述方面,每一个专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差异的。比如南方某大学的会展专业预期他们的学生毕业后从事会展业的规划、营销与公共关系、谈判、经营与收益管理方面的工作。另一个例子是西南某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与酒店管理两个专业在培养目标方面也有差异。对旅游管理的专业培养要求是了解营销、文化与旅游业,能够从事调查、制作计划与促销,擅长写作、数理统计与信息工作;酒店管理对学生的要求是了解管理、文化与商业,能够制定计划,胜任服务与宣传工作,擅长外语、信息技术与沟通工作。同时,某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要求他们的学生能够从事定性与定量研究,基本了解国际酒店与旅游业实务,也要求他们的毕业生遵守工作道德规范,这一点在其他的专业目标与要求里面没有发现。东部某师范大学要求他们的毕业生胜任旅游行政与企业管理中的高级职位,同时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够寻找研究缺口,利用可能的研究方法从事调查并且写出可以汇报的研究结果。
开设课程方面,我国旅游本科课程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通选课与专业课,尽管在专业课下面可能会有不同的单元,比如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专业课的比例比通选课大,占到所有课程总数的50%以上。在西南某师范大学与某财经大学,将毕业论文、实习与社会实践单列,而东部某师范大学与南方某大学则包括在专业课单元里面。四个专业计划里面毕业论文大约都占到毕业要求学分的3%~4%,而社会实践所占的比例在每个教学计划里面都不同,从2.5%到8.2%不等。西南某师范大学分配给社会实践的学分是毕业论文的2倍多,某财经大学教学计划分配给实习与实地研究的学分也比毕业论文多。南方某大学在实习与毕业论文分配的学分一样多,东部某师范大学分配给毕业论文的学分比实习的更多(6∶4)。在四学年里面,对毕业学分的要求从155―180个学分。
旅游本科课程专业课之间的异同。首先,旅游本科主干课程几乎不一样,有些专业把宏观层次的课程,比如旅游心理学、旅游社会学作为他们的专业必修课或专业基础课,但是其他专业把这些课程归为他们的选修课,而有些大学在他们的旅游管理与会展专业都没有提供这两门课。其次,不同专业之间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名单中提供的课程也不一样。最后,同样专业方向下的课程也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就旅游管理涵盖的学科范围来说,旅游本科课程的内容有些类似,并且都强调信息技术与礼仪。
1996年,列农和弗勒1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概念,200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汶川大地震以后,国内黑色旅游活动和学术界对黑色旅游的研究逐渐兴起。胡传东,罗仕伟2(2007)将黑色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者通过对黑色事件发生地的旅游景点或者模拟构造的黑色旅游情景的游览,从而获得满足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等目的的旅游体验活动”。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黑色旅游业发展以及受黑色旅游地发展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其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奇心或者受刺激。
旅游伦理3的基本问题是指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当代人和子孙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人和自然之间能否做到和谐相处和可持续性发展,对黑色旅游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夏赞才4(2003)对旅行社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依据——影响力、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将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分为三大类: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紧密层利益相关者和外围层利益相关者,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一、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
黑色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黑色旅游发展中拥有直接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利益的个人或群体,包括黑色旅游地社区(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政府、黑色旅游者、旅游开发商、旅游企业等。
紧密层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能给黑色旅游发展带来机会和威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旅游志愿组织、社会团体、环保组织、学术界、媒体),其他政府部门(各级政府的工商、农业、林业、土地、环保部门等),旅游市场(竞争者、合作者、旅游行业协会等)。外围层利益相关者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
二、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有不同于一般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一)当地社区
目前社会学一般认为“社区是指居于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联系、归属感和彼此交往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及其活动区域。黑色旅游地当地社区通常包括:①当地人口;②所在地域;③当地社区公共设施;④当地居民的归属感。”
保继刚5(2002)指出当地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旅游业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通过参与旅游开发,获得合理的报酬,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环境,并享有旅游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并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尊重。
(二)当地政府
目前,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旅游战略,当地政府是黑色旅游的调控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当地政府通过旅游开发活动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获取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保证地方的稳定,并保护本地独特、稀有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保护整个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实现整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企业
当地旅游企业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并满足其需要的单位和集体,如旅游开发商、旅行社、宾馆饭店、旅游商品生产及经营商等。
(四)旅游者
旅游者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旅游者对旅游开发产品的满意程度,决定着旅游开发成功与否。旅游者在黑色旅游中希望安全有保障,获得真实、完美的旅游经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知情权,并按合同获得相应的服务。
(五)旅游企业员工
旅游企业员工是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的直接提供者,是连接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载体,是黑色旅游的形象代言人,他们希望获得经济收入、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
(七)周边旅游景区
周边同质旅游景区因旅游资源与本地黑色旅游旅游(地)景点的旅游资源具有替代性,无疑会被本旅游社区分流部分旅游客源,其经济收益会因此减少,与本旅游社区的旅游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周边异质旅游景区同样希望通过发展自身的旅游获得旅游收益,但因其由与本地黑色旅游吸引物具有互补性,可以与本地黑色旅游进行联动互补开发。
(八)旅游志愿部门与专家学者
黑色旅游与旅游志愿部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Wearing Stephen(2001)认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做出一些志愿服务,从而对旅游目的地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是最有价值的旅游形式之一”6。目前有一些旅游志愿部门组织志愿者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旅游活动,在旅游活动中以多种形式帮助灾区人民。专家学者是为黑色旅游地开发规划及其研究活动提供帮助的人。
三、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相之间的矛盾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普遍存在,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按矛盾的激烈程度和矛盾的主体来看,主要表现旅游开发商和当地社区之间、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一)旅游开发商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开发商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开发商开发黑色旅游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主观上可能存在忽视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甚至会排出社区参与旅游,造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7”等旅游非持续发展现象,使社区居民的利益无法保障;另外,如果旅游开发不当,会导致当地社区环境恶化。旅游开发商与社区居民冲突的结果是旅游者利益受损,旅游地形象遭到破坏、门票收入减少,旅游开发商的开发活动难以继续进行,社区居民无法真正通过旅游发展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二)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旅游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旅游者与旅游社区居民的相互影响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8”。具体表现为旅游心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利益冲突等方面。
在心理冲突方面,黑色旅游地居民因为有过战争、灾难 、恐怖等与死亡相关的经历,在精神上受过创伤,他们希望从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想起过去的苦难。李丽9(2010)认为“这种苦难的形象的直接承担者便是当地居民。黑色旅游在通过展示这种灾难形象的同时,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作为一种呈现形式。作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当地居民的悲惨遭遇与伤痛在短期难以愈合,更是不愿被展示的”。一些学者和当地居民认为开发黑色旅游是在“揭伤者的伤疤,在伤者的伤口上撒盐,有悖于人道主义”,对黑色旅游的开发持否定、反感和抵制的态度。但旅游者进行黑色旅游的目的就是要感受灾难场面,让心灵受到震撼,寻求刺激,这就使得灾难经历被商业化、舞台化、甚至异化。
在环境效益方面,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势必会给旅游社区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社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还有旅游者带来的噪音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自然环境污染,并给社会治安环境带来压力。
(三)其他利益矛盾分析
在众多的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中,旅游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寻求旅游需求满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门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当地社区往往是被忽视的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是黑色旅游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地位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一方面,社区居民作为部分旅游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没有充分体现,如在一些黑色旅游项目中社区居民本身就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资源,但是旅游者没有因此向社区居民支付费用,社区居民并没有得到这部分收入;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虽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打破了当地居民长期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使社区居民被动地承担了过多的外部成本。而国家的补偿有限,多数人会感受到社会成本上升,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生存拥挤等。
2.分配收入差距拉大
社区居民之间由于参与的程度不同,导致社区居民之间分配差距拉大;当地社区与外来企业相比,旅游开发收益大部分被外来企业获得,同时报酬优厚的管理性和专业性工作岗位基本上被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员占据,而社区居民只能从事那些技术性不高的工作,收入也相对较低。
3.旅游企业和政府对黑色旅游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重视不够
目前大多数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驱动,而忽略了环境利益和文化利益。造成当地特色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和异化,或对生态环境的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
四、黑色旅游利益分配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黑色旅游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下面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处理现有问题。
(一)在宏观方面
1.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的调控、监督职能
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和市场营销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用以帮带扶、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改善贫困居民的居住条件。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将黑色旅游社区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更好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落到实处真正为当地居民谋福利。
2.坚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黑色旅游可持续性发展
旅游可持续发展10是在不损害环境持续性的基础上,既满足当代人高质量的旅游需求,又不妨害满足后代人高质量的旅游要求,既保证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又保证旅游者的利益、旅游地居民的利益,实现旅游业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其实质就是不断保持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并能给旅游地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公平地分配旅游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二)在微观方面
1.增强社区参与
社区居民的支持是黑色旅游发展的前提,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的态度、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形象与旅游者的旅游满意度。只有提高当地居民整体素质和参与发展旅游的能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当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居民进行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环境参与、文化参与、心理参与,在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多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广泛参与,实现社区旅游一体化,走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2.加强黑色旅游的公益性、教育性
和公益旅游组织合作,提倡并大力发展黑色旅游地的公益旅游活动。将一定比例的旅游收益用作公益基金,进行旅游扶贫与集体建设。鼓励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增强旅游者教育,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伦理素质,培养文明的、高素养的旅游者。黑色旅游本身就具有教育目的,旅游者通过对再难过程和灾难场景的体验,思索生命和生活的价值,达到净化心灵、升华情感的作用。
3.注重生命伦理的界限11,加强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旅游伦理观念
黑色旅游地,尤其灾难旅游地,在经历重大灾难后往往不仅基础设施遭到毁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吃不同的态度,有人赞同支持,也有人反感抵制,当然有人会理性看待,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必须考虑到幸存者的感受,不能因为不适当的旅游行为对灾难的受害者带来新的心理创伤。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更是生命伦理的价值界限12。
4.形成合理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模式
可以参考发展比较成熟的旅游社区利益分配模式,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代表当地社区的利益、制定章程,形成“当地政府+社区居委会+家庭接待户”的利益分配模式。由政府组织村民,贷款投资景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定价,收取门票费用。鼓励和扶持当地居民经营旅游项目,本着民主自愿的原则,尽可能的培训、安排当地居民参与当地黑色旅游活动。按相关法律法规收取营业税,将所得税利用于社区公共事业的建设,如民居的统一改造,居民教育培训,还可用于对环境损失和土地损失的补偿等。
参考文献:
[1] 申健健,喻学才.国外黑色旅游 [J]. 旅游学刊.2009年第4期
[2] 胡传东,罗仕伟. 黑色旅游开发探索[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六期
[3] 夏赞才. 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旅游学刊[J].旅游学刊.2003年第2期
[4] 夏赞才.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3)
[5] 保继刚,钟新民.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01)[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6] 戴玉 秀. 公益旅游行为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5
[7] 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10期
[8] 庄军,卢武强,赖华东.旅游社区经济发展初步探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5):19.
[9] 李丽.目的地居民对黑色旅游开发的态度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月
一、引 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 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 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 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 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
2 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 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 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3-0029-09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3.009
引言
信息是旅游业的生存之本,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业带来了战略性的机遇和挑战[1]。在线旅游是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科技应用于旅游业的经济现象,是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技术与旅游业融合的体现,其发展雏形是早期以航空公司和饭店集团的计算机预订系统为代表的旅游电子商务。在线旅游革新了传统旅游企业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改变了旅游信息传播方式和旅游者消费行为,覆盖的旅游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使旅游产业价值链发生重构。根据Internet Travel Hotel Booking Statistics(2014)统计,近年全球在线预订的年平均人数约为1.483亿,其中,通过互联网预订人数占57%,通过智能手机预订人数占65%1。据艾瑞咨询预测,2017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4650.1亿元2。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在线旅游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课题。国内外学者已有对信息技术与旅游管理[2]、信息科学与旅游研究交叉[3]等做系统综述,但都是把信息和通讯技术与旅游分开研究,更侧重分析信息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而不是把在线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旅游行业分支,这已经与在线旅游企业领先的行业地位和扩张的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不相匹配。在此背景下,本文对近10年公开发表在境外英文期刊上的关于在线旅游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对境外在线旅游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为国内在线旅游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1 文献概况
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和百度学术检索,以“online”加“tourism/travel/tourist”为题名、主题和关键词进行检索,对获取的文献进行逐篇识别和延伸检索,最终识别出符合在线旅游研究主题的英文文献72篇(2006―2015年)。文献种类包括期刊论文和著作专题章节。
从时间维度看,关于在线旅游的研究数量保持稳定增长,其中,2011年和2013年的研究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年份;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在线旅游信息搜索是2006至2010年出现频度最高的研究主题;关于在线旅游社区、在线旅行社(OTA)的研究在2010年才大范围出现,并出现有关在线旅游信息可信度、在线旅游购买行为的研究;用户生成内容在2013年进入旅游学术研究的视野。
从空间维度看,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学者是在线旅游研究的主体,美洲国家以美国为主,欧洲国家以西班牙占绝对多数,亚洲则以我国香港地区和韩国较为集中。特别是2006至2010年间关于在线旅游的研究,多数来自美国学者。由于采样方便和语言问题,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地域来源是高度一致的。
在理论基础方面,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管理的供应链理论到产业组织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委托理论、不确定风险规避理论(un-certainty avoidance theory)、信息觅食理论(information foraging theory)、集聚理论、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社认同理论等,研究理论涉及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信息科学、计算科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并且这些学科在在线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以定量研究占多数。定量研究方法表现为结构方程模型、动态博弈模型、线性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由于在线旅游涵盖企业类型多样,企业实践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自身典型性、特殊性,因此,案例分析法得到广泛应用。大数据应用在在线旅游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基于网络文本、市场调查和访谈等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也比较多的被采用。
在研究内容方面,在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旅游信息化研究的综述是以消费者和需求、供应者和产业两个视角展开的[4],因此,本研究也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对境外在线旅游研究进行梳理。基于需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旅游者游前信息搜索和购买决策的在线行为研究,具体包括在线信息搜索行为研究、在线购买行为研究。基于供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集中反映在线旅游供给方特征的在线旅游社区、在线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分销的研究。在线旅游社区是专门为旅游者提供在线旅游信息和资讯的载体,在线旅行社是专门为旅游者提供在线预订的平台,在线旅游分销涉及不同分销渠道与酒店为典型的旅游供应商的关系。
2 研究内容
2.1 旅游者在线行为研究
2.1.1 旅游者在线信息搜索行为研究
互联网技术强有力地改变了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极大地简化了旅游信息搜索和便利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并实现游后分享和评价,使旅游者过去不可能独自完成的旅游决策过程成为可能。
对于旅游者在线信息搜索渠道,Buhalis于1998年提出在线旅游信息来源广泛,包括在线预订系统和网上旅行社、搜索引擎、目的地管理系统、社交媒体、个别供应商和中介机构的网站[1]。近年来,搜索引擎已经成为旅游者在线搜寻旅游信息的重要通道,在网络技术和旅游经济发达国家,搜索引擎是家庭制定旅行计划时搜集信息的首要选项[5]。对旅游者搜索引擎使用行为的研究集中在3个方面:搜索过程、搜索行为类型、游客和搜索界面的互动关系[6]。社交媒体呈现的内容在旅游信息搜索结果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社交媒体以多种形式存在并拥有大量的用户,主要包括维基百科(如Wikitravel)、博客(如Travelblog)、微博(如Twitter)、社交网络(如Facebook)、媒体分享网站(如Flickr, YouTube)、旅游点评网站(如TripAdvisor)、投票网站(如Digg)等[7]。为调查社交媒体在旅游搜索结果中的比重,有学者预先设定一组与9个旅游目的地名称相关的关键词,然后让模拟旅游者的实验对象使用这组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上搜素旅游信息,发现搜索得到的大部分结果来自社交媒体。可见社交媒体作为旅游信息传播渠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8]。韩国和日本的出国旅游者更倾向于通过在线旅游论坛获得旅游产品信息[9]。在瑞士,除了社交媒体外,在线旅行社也是旅游者在线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10]。Qia等研究澳门五星级酒店的预订用户,发现酒店自建的独立网站是最受欢迎的信息搜索渠道[11]。
2.2.2 在线旅游信息可信度研究
在线旅游信息更多地来自不同的线上渠道,尽管互联网为旅游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诸多选择,但是决定他们能否最终购买的关键在于旅游者对网络的信任。以在线旅游点评为代表的旅游信息,对旅游者在线购买行为影响很大,基于游客在线点评构建的人口统计推荐系统[46],有助于识别旅游者的类型及其所关注的服务要素。大量的在线旅游信息也给旅游者识别和处理信息带来困难。可以说,在线旅游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认知成本[47]。所以大多数旅游者在线上搜索时更加信任正式机构的信息[48]。
从在线旅游信息提供方来看,除了诽谤、误传等信息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以外,同质化的游记内容也在影响着在线旅游者的意愿和行为。即使在线旅游者积极地表达差异化的意愿,互联网媒体也会引导其回归到主流的旅游话题[49]。对于来自在线旅行社、政府网站、在线旅游社区等来源的信息,旅游者的信任感有所不同,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受访者倾向于相信来自在线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社区的信息,但政府网站的信息被认为可信度最高[50]。而Sparks等[51]研究认为旅游者普遍把他人的信息视为最有用和最值得信任的。尽管社交媒体越来越受追捧,但是大多数互联网用户并不使用用户生成媒介(consumer-generated media)上分享的旅行计划[52]。
从旅游者自身来看,消费者对于他人影响的敏感度能够调节个人态度、信任感和感知有用性对消费者接受在线旅游社区上的信息的影响[53]。
2.3 在线旅行社研究
2.3.1 在线旅行社服务质量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不断融入旅游行业引发创业创新现象,特别是在线旅行社,利用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了解消费者,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从而在旅行服务业中异军突起。在线旅行社相对于传统业态拥有较强的技术支撑优势,但其竞争力的核心仍是服务。研究表明大多数在线旅游消费者更加挑剔,感知服务质量直接影响顾客对在线旅行社的忠诚[54],是在线旅行社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网站服务质量是在线旅行社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最重要的手段。网站的功能质量、信息质量、安全与保障以及顾客关系等构成了在线旅行社网站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因素[55]。Chiou等研究认为有效性和易用性是评价在线旅行社网站服务质量的两个维度[56]。除了功能质量(functional quality)维度外,Bernardo等还从娱乐质量(hedonic quality)维度研究在线旅游网站服务质量,研究发现网站的娱乐质量对于吸引和维护顾客、培育竞争优势、保持在线业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57]。
2.3.2 在线旅行社营销策略研究
旅游产品具有无形性特征,旅游者在线上购买旅游产品与线下购买没有太大差异,这为在线旅行社开展在线营销,开辟新的客源和争夺传统旅行社客源提供了现实可能。Lee等基于10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在线旅行社在2001-2010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发现,在线旅行社的广告费用支出巨大,甚至构成了企业的系统性风险[58]。
价格捆绑是旅游业应用最为普遍的营销手段之一。比如在线旅行社都鼓励旅游者购买组合旅游产品,这往往比旅游者从酒店、航空公司等供应商分别购买单项旅游产品的成本更低,而且简化了购买流程[59]。
由于旅游者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多,在线旅行社面临的竞争也越加激烈,尤其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在线旅行社比传统供应商在维持顾客关系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更加强调维护顾客关系的能力。Nusair等研究了在线旅行社如何维护Y一代顾客(出生于1978-1994年),认为情感承诺对于口碑传播具有显著的影响,是维护Y一代顾客最有效的方式[60]。
2.4 在线旅游分销研究
2.4.1 在线旅行社分销研究
在线旅游分销的发展成为酒店业不可回避的挑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增加的在线旅游需求,大型酒店企业纷纷自主建立网站开辟线上渠道,而单体酒店由于知名度不高,它们更倾向于与知名度较高的在线旅行社合作拓展销售渠道,合作方式主要为模式和经销商模式。由于在线搜索的便利性使得信息更加透明,酒店难以采用传统做法在不同渠道实施不同的定价策略。从行业实践来看,模式是酒店与在线旅行社合作的主流选择,即酒店给予在线旅行社一定比例的佣金,在线旅行社则相应地为酒店提供分销服务,比如酒店信息在网站上的排名、D片或视频展示等。
在线旅行社与酒店合作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合作双方能否实现共赢。对于酒店,合作要能够提高入住率,增加酒店收入;对于在线旅行社,与酒店合作的动力同样来自经济效益即则获得更多佣金收入[61]。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是在线旅行社与酒店合作过程的重要内容[62]。美国酒店业在线分销仍存在价格一致性的问题[63]。酒店给予在线旅行社的最优佣金不仅取决于酒店房间数量,而且与酒店平均房价、预期顾客数量有密切关系。拥有较多客房且平均房价较高的酒店与在线旅行社合作的动机更为强烈,但较高的佣金并不来自豪华酒店,在线旅行社更偏爱为具有较大客房数量且入住率较低的酒店提供分销服务[64]。Lee等通过研究关于2009年精品国际饭店公司(Choice Hotels International)与Expedia之间纠纷的评论,分析了酒店业和在线旅行社之间的关系,发现酒店相对于在线旅行社的议价能力较弱[65]。
酒店与在线旅行社的合作既给酒店带来收益也会给酒店带来巨大的挑战。酒店运用在线旅行社平台管理酒店的产品宣传、定价、比价等,可以提高客房的预订率,实现利润最大化[66]。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这种合作方式能够给酒店带来更大的利益[67]。在线旅行社企业在网络准备度(internet readiness)方面比酒店更具优势[68],当存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当在线旅行社掌握的信息比酒店更充分时,酒店与在线旅行社的合作往往会出现问题[69]。在线旅行社与酒店的交易关系取决于双方实力的比较。在线旅行社与酒店之间存在正式(书面)或非正式(口头)的合同,合同正式程度与酒店规模有一定联系,比如大型连锁酒店与在线旅行社签订的合同比小型酒店签订的合同更加正式[70]。
2.4.2 在线旅游信息平台分销研究
在线旅游信息平台是相对于在线旅行预订平台而言的,是指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和在线点评而不涉及预订交易的网站,具体业态包括旅游元搜索网站、在线旅游社区、社交媒体等。
旅游元搜索网站是指专注于在单一旅游搜索引擎的主页,查找和比较多种来源的旅游产品和价格的垂直搜索引擎[71]。旅游元搜索网站正成为旅游分销领域的有力角色,它打破了在线旅行社与旅游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局面,对在线旅行社的分销作用构成了威胁。随着旅游元搜索网站的兴起,旅游供应商开始建立与旅游元搜索网站的合作关系,使其可以绕开在线旅行社的中介平台,直接与顾客产生交易关系并在顾客关系建立中保持主导地位[65]。
在线旅游社区和社交媒体能够提供生动的用户生成内容,并且如前文所述,在线旅游者更倾向于相信其他用户的点评信息,因而社交媒体对于酒店业的营销效果较为突出。有研究表明TripAdvisor的最佳名单里的酒店更易于被游客预订,特别是知名线上旅游社区的最佳酒店和最差酒店名单对游客的态度和预订倾向影响更大[72]。许多酒店网站已经引入社交媒体以维护顾客关系乃至投资者关系[73]。而香港的酒店业却在社交媒体营销方面表现较差,与顾客缺少互动、缺乏承诺、酒店信息披露不足、推送内容不恰当等[74]。台湾酒店业也意识到Facebook是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营销渠道,但其只有中文宣传内容使得营销效果大打折扣[75]。O’Conner随机挑选了100家位于伦敦的酒店,对其在TripAdvisor上的展示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伦敦酒店在社交媒体上缺乏声誉管理,尤其缺少投诉反馈机制[76]。
随着在线旅游行业快速发展,在线旅游社区、社交媒体和旅游元搜索网站等在线旅游信息平台也逐步明晰了各自的商业模式,在在线旅游分销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在线旅行社的分销作用由此不断被削弱。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旅游电子商务的确比在线旅游拥有更早的发展历史,世界旅游组织定义它是信息技术对旅游企业内外部连通性的改进。而进入21世纪以后,在线旅游的概念出现,指向旅游者借助互联网和通讯技术更加便利地实现旅游的完整过程,更突出旅游者需求导向。因此从境外近10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线旅游已经基本取代旅游电子商务成为旅游与信息通讯技术融合的新的代名词。而且,通过多年的创新和发展,在线旅游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跨行业、跨学科的融合状态,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行业力量和一个新兴旅游学科方向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相对在线旅游企业而言,境外学者在旅游者在线行为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旅游者在线信息搜索行为和在线购买行为的研究。其中,在线信息搜索行为研究涉及在线信息搜索渠道、搜索内容、游客和搜索界面的互动关系、在线搜索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线购买行为研究主要从消费者、旅游网站和产品角度研究旅游者在线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在线旅游社区和在线旅行社是境外研究给予关注度最高的两种在线旅游业态。在线旅游社区研究主要包括用户参与行为和信息可信度研究,在线旅行社研究则表现为服务质量研究和营销策略研究。在线旅游分销研究主要针对在线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信息平台两大类在线分销渠道与酒店的合作关系。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线旅游购买行为和在线旅行社等新的在线旅游业态,以及日渐多元化的在线旅游分销都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载体的在线旅游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传统的旅游商业模式不断被革新、产业链愈加细化,旅游需求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对此,国内在线旅游企业往往依托自身的企业数据描述用户特征,定位市场和产品战略,缺少来自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支撑和引导。特别是国内旅游学术界,普遍集中在对在线旅游行业供给侧的中观层面的描述性研究,尤其欠缺在线旅游市场需求的研究,未来应在充分吸收国外同行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继续围绕在线旅游消费者行为、在线旅行社服务质量、在线旅游业态竞合关系、在线旅游分销渠道与供应商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
3.1 旅游者在线行为研究
在线旅游的出现更加强化了需求创造供给的导向,因此对于在线旅游消费行为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比如,Ho等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概括互联网用户搜索旅游信息的过程,包括知R储备、搜索经验、线上搜索策略、信息处理和记录、线上搜索障碍、结束线上搜索的原因、信息总结和交换、通过其他途径搜寻更多信息[77]。而旅游者在线搜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搜索策略上。对于旅游者在线购买行为研究,在旅游者在线购买的产品偏好、行为偏好以及选择在线购买的旅游者特征等方面还有待涉及。
3.2 在线旅行社服务质量研究
旅游业属于服务业,无论传统旅行社还是在线旅行社都必须以服务质量为发展根基。在线旅行社的服务质量研究还需从线上服务感知转向线下服务管控,否则在线旅行社只解决了旅游信息搜寻和旅游预订问题,仅仅发挥了营销和分销渠道的作用,并没有对旅游业最核心的服务环节产生革新,应进一步加强提高在线旅行社服务质量和游客服务体验的研究。
3.3 在线旅游业态竞合关系研究
在线旅游业态类型随着技术应用和发展不断创新和丰富。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减少旅游分销渠道的中介数量,反而形成更为复杂多样的中介平台[76]。对于在线旅游长期发展而言,既要研究在线旅行社与传统旅行社的竞合关系,还要关注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与在线旅游信息平台的竞争关系。学术界应当跟踪研究更多的在线旅游业态并尽可能起到引领的作用。
3.4 在线旅游分销渠道与供应商的关系研究
随着在线旅游的发展,除酒店以外,构成旅游产品基本要素的交通、景区、餐馆、主题公园等旅游供应商也必将积极探索线上商业模式。在线旅游分销渠道与旅游资源供应商的博弈关系研究不应局限于与酒店的合作,还应向更多的旅游细分行业延伸,从长产业链视角分析在线旅游各产业要素及其关联关系。
由于在线旅游是旅游与信息科学融合而逐渐显化的新兴概念,与在线旅游相关的关键词存在较强的多样性,比如网站、网络博客等,本文在文献搜索过程中未能一一涵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对于境外在线旅游近10年的主要研究趋势,从本研究梳理出的旅游者在线行为、在线旅游社区、在线旅行社、在线旅游分销等4方面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Buhalis D. Strategic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5): 409-421.
[2] Buhalis D, Law R.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 years on and 10 years after the Internet―The state of e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 609-623.
[3] Li Nao, Buhalis D, Zhang Lingyu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ourism: A systematic review[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114-128. [黎j, Dimitrios Buhalis, 张凌云. 信息科学与旅游的交叉研究: 系统综述[J]. 旅游学刊, 2013, 28(1): 114-128. ]
[4] Daniel Leung, Rob Law. Discussion forum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ourism informationiz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3, 27(9): 4-5. [梁蛑遥 罗振雄.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国际旅游信息化研究[J]. 旅游学刊, 2013, 27(9): 4-5. ]
[5] Xiang Z, Wo?ber K, Fesenmaier D. Representation of the online tourism domain in search engine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2), 137-150.
[6] Fesenmaier D R, Xiang Z, Pan B, et al. A framework of search engine use for travel planning.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6): 587-601.
[7] Zarrella D. Th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Book[M]. USA: OReilly Media, Inc, 2009: 6.
[8] Xiang Z, Gretzel U.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online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2): 179-188.
[9] Hwang H, Jani D, Jeong H K.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tourists functional information need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quiries in an online travel forum[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6): 700-705.
[10] Inversini A, Masiero L. Selling rooms onlin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travel ag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4, 26(2): 272-292.
[11] Qi S, Law R, Buhalis D. Who booked five-star hotels in Macau? A study of hotel guests' online booking intention[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20(20): 76-83.
[12] Hwang Y H, Xiang Z, Gretzel U, et, al. Assessing structure in travel queries[J]. Anatolia, 2009, 20(1): 223-235.
[13] Pan B, Litvin S W, O’ Donnell T E. Understanding accommodation search query formulation: The first step in putting‘heads in beds’[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07, 13(4): 371-381.
[14] Xiang Z, Pan B. Travel queries on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search engine marketing for tourist destin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1): 88-97.
[15] Xiang Z, Gretzel U, Fesenmaier D R.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online tourism domai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7(4): 440-453.
[16] Kim H, Fesenmaier D R. Persuasive design of destination websites: analysis of first impress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1): 3-13.
[17] Henzinger M. Search technologies for the internet[J]. Science, 2007, 317 (5837): 468-471.
[18] Pan B, Hembrooke H, Joachims T, et al. In Google we trust: Users’ decisions on rank, position and relevancy[J].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7, 12 (3): 801-823.
[19] Vuylsteke A, Wen Z, Baesens B, et al. Consumers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how and why China differs from western Europe[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10, 24(4): 309-331.
[20] Jordan E J, Norman W C, Vogt C A.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online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3, 6(6): 15-22.
[21] Kim D Y, Lehto X Y, Morrison A M. Gender differences in online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on the interne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2): 423-433.
[22] Okazaki S, Hirose M. Does gender affect media choice in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On the use of mobile interne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6): 794-804.
[23] Amaro S, Duarte P. Online travel purchasing: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3, 30(8): 755-785.
[24] Law R. Disintermediation of hotel reservations: The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online buyers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9, 21(6): 766-772.
[25] Lee H Y, Qu H L, Kim Y S.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on online travel shopp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Korean trave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3): 886-897.
[26] Kim M J, Lee C K, Chung N.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trust and gender in online tourism shopping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3, 37(3): 377-401.
[27] Kim M J, Chung N, Lee C K, et al. Do loyalty groups differ in the role of trust in online tourism shopping? A proces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2, 29(4): 352-368.
[28] Hagag W, Clark L, Wheeler C.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website preferences of Egyptian online travel consum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5, 9(1): 68-82.
[29] Wen I. An empirical study of an online travel purchase intention model[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2, 29 (1): 18-39.
[30] Nunkoo R, Ramkissoon H. Travelers' e-purchase intent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service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3, 22 (5): 505-529.
[31] Ting C W, Chen M S, Lee C L. E-satisfaction and post-purchase behavior of online travel product shopping[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2013, 16 (2): 223-240.
[32] Gao L, Bai X. Online consumer behaviou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ebsite atmospheric induced flow: Insights into online travel agenc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14, 21(4): 653-665.
[33] Rondan-Cataluna F J , Arenas-Gaitan J, Ramirez-Correa P. Travel buying behavior in social network site users: To buy online vs. offlin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15, 10(1): 49-62.
[34] Kim D J, Kim W G, Han J S. A perceptual mapping of online travel agencies and preference attribut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2): 591-603.
[35] Song J, Baker J, Lee S, et al. Examining online consumers' behavior: A service-oriented 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2, 32(3): 221-231.
[36] Bui M T, Jeng D J F, Lin C H. The Importance of attribution: connecting online travel communities with online travel agents[J].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2015, 56(3): 285-297.
[37] Kim M J, Lee C K, Chung N,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online tourism group buy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oyal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4, 53(3): 380-394.
[38] Casaló L V, Flavián C, Guinalíu M. New members integration: Key factor of success in online trave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6): 706-710.
[39] Qu H, Lee H. Travelers’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membership behaviors i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6): 1262-1270.
[40] Casalo L V, Flavian C, Guinaliu M. Determinants of the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firm-hosted online travel communities and effects on consumer behavioral inten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6): 898-911.
[41] Lee H, Reid E, Kim W G.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online travel communities: Antece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action mode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4, 38(2): 222-242.
[42] Ku E C S. Distributed fascinating knowledge over a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16(1): 33-43.
[43] Wu J J, Tsang A S L. Factors affecting members’ trust belief and behaviour inten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J].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8, 27(2): 115 C 125.
[44] Elliot S, Li G X, Choi C. Understanding service quality in a virtual travel community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8): 1153-1160.
[45] Ku E C S. Recommendations from a virtual community as a catalytic agent of travel decisions[J]. Internet Research, 2011, 21(3): 282-303.
[46] Korfiatis N, Poulos M. Using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as a source for demographic recommendations: A case study using online travel review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3, 40(14): 5507-5515.
[47] Bellman S, Johnson E J, Lohse G L, et al. Designing marketplaces of the artificial with consumers in mind: Four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consumer behavior in electronic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6, 20(1): 21-33.
[48] Jansen B J, Spink A. How are we searching the world wide web? A comparison of nine search engine transaction log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06, 42 (1): 248-63.
[49] Duffy A. The road more travelled: How user-generated content can lead to homogenized travel journalism[J]. 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015, 29(6): 1-12.
[50] Burgess S, Sellitto C, Cox C, et al. Trust perceptions of online travel information by different content creators: Some soci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11, 13(2): 221-235.
[51] Sparks B A, Perkins H E, Buckley R. Online travel reviews as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 The effects of content type, source, and certification logos on consumer behavi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9(2): 1-9.
[52] Azizi E, Gazori T, Fouladdel S, et al. Predicting the intention to use consumer-generated media for travel planni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2): 132-143.
[53] Casaló L V, Flavián C, Guinalíu M. Understanding the intention to follow the advice obtained in a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 27(2): 622-633.
[54] Roger-MonzoV, Marti-Sanchez M, Guijarro-Garcia M. Using online consumer loyalty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ravel agenc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7): 1638-1640.
[55] Tsang N K F, Lai M T H. Law R. Measuring e-service quality for online travel agencies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0, 27(3): 306-323.
[56] Chiou W C, Lin C C, Perng C. A strategic website evaluation of online travel agenc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6): 1463-1473.
[57] Bernardo M, Marimon F, Alonso-Almeida M D. Functional quality and hedonic quality: A study of the dimensions of e-service quality in online travel agencie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2, 49(7-8): 342-347.
[58] Lee W S, Moon J, Lee S, et al. Determinants of systematic risk in the online travel agency industry[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21(2): 341-355.
[59] Kim J, Bojanic D C, Warnick R B. Price bundling and travel product pricing practices used by online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7(4): 403-412.
[60] Nusair K, Parsa H G, Cobanoglu C. Building a model of commitment for generation Y: An empirical study on e-travel retai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4): 833-843.
[61] Carroll B, Siguaw J.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Effects on hotels and intermediaries[J].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3, 44(44): 38-50.
[62] Kimes S E, Chase R B. The strategic levers of yield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998, 1(2): 156-166.
[63] Gazzoli G, Kim W G, Palakurthi P. Online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and competition: Are the global hotel companies getting it righ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8, 20(4): 375-387.
[64] Guo X, Ling L, Dong Y, et al. Cooperation contract in tourism supply chains: the optimal pricing strategy of hotels for cooperative third party strategic websit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1(1): 20-41.
[65] Lee H, Guillet B D. Law, R.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travel agents and hotels: A case study of Choice Hotels International and Expedia. com[J].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2013, 54(1): 95-107.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67-02
近五年来,湖南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的调研结果显示,湖南省共约50所高校开设有旅游管理专业,虽然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在85%以上,但毕业三年内,对口就业流失率也在85%以上,这就是说,旅游的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留在旅游企业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职业意识、专业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而学生到旅游景区去实习,时间长达半年,但多数学生只能在景区售票,对这个行业缺乏全面的实践把握,这种情况也降低了毕业生就业的热情。据初步估计,目前中国实际需要旅游专业人才达800万人,每年缺口至少200万,今后每年还将以20万的速度递增[1],因此,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才是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核心内容是以职业经理人为目标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载体,兼顾理论教育有先进性和产业实践的创新性,培养符合现代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备的管理意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后能直接进入管理岗位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它区别于高职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硕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说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层次上,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从“理论型”学者变成“实用型”专家,通过我们的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把在校学生“催熟”成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专业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职业精神”的“准职业经理人。”这些内容的最终落着点是培养旅游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方向:培养酒店中、基层管理者;(2)旅游管理专业旅行社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旅行社经理、优秀导游员;(3)旅游管理专业景区规划与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景区中、基层管理者和规划专业人才[2]。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达到一个目标:即实现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目标。通过校企合作,能进一步扩大并加强旅游院校与各地旅游企业的合作,真正做到“双需、双赢、互动”,共同发展。旅游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条件,为毕业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实训结束后,全面评估考核每个学生的实践技能及工作表现,并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标。学校结合实训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学生的自我评估调整培养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对在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则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计划来解决。同时学校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的管理专家对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出意见并直接参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改革。学校为旅游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管理咨询,帮助企业开展市场调研,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此外,旅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可以包括不同的层次: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二是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提出的对旅游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三是为了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二、旅游管理专业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对策
1.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双需双赢”实践教学模式建设方案,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旅游产业背景下,业态表现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车船公司、休闲娱乐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经营特点和管理规律,它们在经营和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用“旅游管理”这一专业的知识结构培养和塑造的旅游专业学生,难以达到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专业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为此,我们细分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区规划与管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与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建立工学结合教学实习基地,以培养适应旅游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在衡阳市有八个挂牌的实习基地,学生的大部分实习能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同时在珠海、桂林、长沙和张家界各建立了一个实习基地。
2.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加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聘请企业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领导为专业老师,讲授专业课。近年来我们已经聘请了谢儒生(耒阳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县级干部)、黎才发(常宁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长)、尹同君(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彭幼平(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危小明(衡阳市旅游局副局长)、邓衡午(雁城宾馆总经理)和李清河(蔡伦竹海风景区管理委会主任)作我们的专业课教师。二是试行大学生导师制,外聘企业精英当职业导师,如2009年我们就聘请了谭曦(园林工程师,衡阳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雁峰区桂竹山庄总经理)、邓衡午(高级经济师,雁城宾馆总经理)、陈冬平(副研究员,鸟类专家,江口鸟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旅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副导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此,我们进行了旅游管理毕业论文的改革。针对目前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重理论、重企业日常业务和管理实践操作,而忽视了旅游产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策划的现状,我院首先在2006级毕业生中启动了毕业设计这一教改创新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参照理工科院校的毕业设计思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提出的创新式实践教学活动。它主要是利用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外聘导师与优秀学生组成策划团队,结合旅游专业特点,与某一旅游企业合作,通过市场调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针对旅游企业及市场现状,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产品营销方案,为旅游企业开展旅游产品营销活动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动手和创造能力,尤其对企业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够直接参与或较快适应企业经营活动的高素质人才。旅游管理专业要想满足社会对这种应用型旅游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毕业设计作为一种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专业的毕业实习过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毕业设计恰恰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一项将社会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活动,既可以使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旅游学生更好地具备了旅游企业发展所需求的素质。
3.在校企合作办学的目的上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羸的目标。为了与签约企业建立紧密良好的实质性合作关系,开展深度合作项目,我们坚持“边合作、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发挥教师积极性,要求教师与企业挂钩,实行“一教师一基地”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潜力,寻求校企合作结合点,设计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开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水平的评比工作,对合作层次较高、合作内容较深、合作成绩突出的基地,奖励基地建设教师。通过教师与基地挂钩、基地建设与教师奖励挂钩等制度,激发了教师参与工学结合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水平,拓宽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教学(或学习)+科研+实践的模式。对学生而言,实行“学习+科研+实践”模式,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产学研结合的目的。为此,应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鼓励学生加强研究性学习,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提高技能。具体做法: 一是学研结合建设旅游素质拓展中心。二是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三是成立公关旅游协会、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活动。对教师而言,实行“教学+科研+实践”模式。具体做法: 一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充实教学内容。三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科研质量,为教学服务。
5.建立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为此,湖南工学院旅游专业专门成立了旅游专业素质拓展中心。该中心制定了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院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将知识、能力、技能有机结合,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这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适应了旅游行业对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打造“双师型”队伍。2006―2010年共引进博士教师4名;派出专任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者9名。在继续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职业性特色,增强适应性,提高质量效益。
7.围绕实践课程内容改革,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我院教师主编了六部旅游管理学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规划》教材已入选十一五高校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原理》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陈国生教授承担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和教育部首批旅游专业硕士生教材《旅游社会学》的主编任务。
8.紧扣职业经理人培养目标,以“合作共建”思路创新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的优势,是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专业优势和特色,为此,湖南工学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设了衡阳地球村旅游规划与设计公司、好运来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区(省级现代生态农业示范点)、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区和耒阳大皮江生态旅游山庄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龙大酒店、雁城宾馆、珠海昌安酒店集团等实践教学基地。如桂竹景区是湖南工学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桂竹景区,景区将负责硬件设施开发、建设等方面,院校将参与规划、管理、营销、服务培训等软件建设。这种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属首例。
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联,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影响。这也对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带来了相应就业难的情况。据麦可思公司调查显示,高职院校学生2008年就业率为83%,专业对口率仅为61%。当然,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也不例外。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在整个社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对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并有针对性的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要素,对于高职院校相关专业建设及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这就对当代高职院校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拥有综合素质和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学生就业竞争能力的构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就业为指导,进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1.保持原课程体系的四大板块,突出课程的专业性
目前,国内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应用性课程体系设置基本包括四大板块: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英语。新课程体系在保持原课程体系四大板块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课程的专业性,把旅游饭店管理细分为饭店客房服务管理、饭店餐饮服务管理、饭店食品营养卫生三门方向课程,把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细分为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休闲设施开发与管理四门方向课程,把旅游英语细分为导游英语与饭店情景英语两门方向课程,加强学生专业基础教育,努力寻求复合型人才与专门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可行性。
2.突出基础课程教学与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目前,旅游学、旅游管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七门课国外旅游高职院校普及开设的基础理论性课程在国内开设程度同样很高,说明国内旅游专业基础理论性课程体系设置已经与国际较为接轨,新课程体系在强化上述七门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学的同时,依据各科课程内容的逻辑性与学科之间的关联程度,在开设学期的时间安排、理论学时、学分上作了进一步系统完善,以更好的适应旅游高职学生的学习规律与特点。
旅游高职学生毕业后大多要直接面对国内国际游客,从事一线旅游接待服务,良好的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培养尤为重要。新课程体系在开设国家教育部明确规定高等院校必修公共政治理论课程的同时,加强旅游政策法规、导游职业道德教育的课程教学,突出旅游专业职业道德规范教育特色。
3.构建课程的多元化,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目前国内高等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大多设在经济管理系、管理系或地理系,各大学通常依托系科背景优势,在课程设置上或多或少偏向于经济类、管理类或地理类课程,而人文、社科类的课程设置较少,培养出的旅游专业学生往往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难以适应现代旅游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新课程体系积极构建课程的多元化,增设了中国文化、旅游文化、旅游艺术鉴赏三门文化艺术含量较高的选修课程,更加注重学生人文素质能力的培养。
二、加强实践教学,提高操作技能
高职教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将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技术理论课与实验、实训和实践融为一体,切实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达到培养专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实践教学环节,侧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应组织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教学个实践环节的模拟培训,积极参加省、市旅游局举办的“十佳导游大奖赛”、“饭店技能操作大赛”等现场实习活动;组织学生到旅游企事业单位进行生产实习,针对旅游高职开设的全部课程进行综合性实际训练;鼓励学生考取导游人员资格证书、饭店岗位技能证书等职业证书。同时,要求学生在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的基础上撰写理论性的毕业设计论文,为学生将来就业上岗奠定良好的基础。职业院校还应充分依托学校的资源,积极筹建校内模拟旅游景点、模拟旅游公司、模拟餐厅、模拟客房、实验酒吧等实习基地,以保证教学训练。主动与旅游企业寻求合作,采取联合办学、股份办学、集团办学等多种方式,合理充分的利用社会资源,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进行教学活动,充实和完善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和增强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
三、以就业为导向,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职教育形成了多方面的挑战,高职教育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国家教育部门颁布的高职学校设置标准里规定,必须建立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要求专业课的教师具备两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理论水平,有较强的教学、教研能力;二是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只有具备以上能力才能培养出多能型、应用型人才。当前,我国多数有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离国家教育部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而学校应该做的就是采取何种措施来缩小这一差距,比如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强对专业教师的培训、建立兼职教师队伍。
四、做好就业指导,改变传统观念
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是高职院校就业教育的重点。高职院校要给学生以必要的就业教育,进行就业指导。
1.贯彻就业指导,强化就业能力
高职院校应特别重视学生的就业指导,并将其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学生入学之初就注意培养就业意识,应该把开学典礼作为学生就业指导的第一课,告诉学生要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有针对性地设计自己,有意识地锻炼和培养自己,更加自觉地接触社会,勤于实践,引导学生树立符合专业和个人实际的职业理想,及早根据个人情况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精心培育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同时,院校要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的就业指导队伍。就业指导工作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知识和从业经验,加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才能切实发挥就业指导工作的作用,解决毕业生在就业心理、就业观念、就业技能等方面的问题。
2.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高职院校只有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职业观,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学生才能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勇敢地迎接挑战。
毕业生就业时期望谋求到理想职业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使期望变为现实,就必须认清形势,正确把握就业期望值。旅游专业学生在校学习以实践为主,动手能力强,就业主要面向酒店、旅行社等企业单位,因此应着眼现实,踏实工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就业。高职院校要帮助学生树立新的就业观念,要让学生做好健康的求职心理准备。在端正学生的择业观念、教育他们树立新的就业理念的同时,还要让他们立足于展现自己的实力,做好敢冒风险、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非专业对口不选也是一种择业的误区,必要的时候,非对口专业就业也未尝不可,应培养学生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念,应该让学生知道,事业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学的专业,综合素质的高低才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3.对学生进行就业政策教育和面试应聘技巧指导
毕业当年,分析就业形势,弄清毕业生就业的有关政策和人才需求信息动向,对于毕业生就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要让学生了解自己在人才市场中的位置,以克服盲目从众的心理。学校作为就业制度改革的主体,要加强就业政策宣传、就业技巧指导,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择业、就业进行必要的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面对现实,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工作,增强学生心理素质和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此外,院校还应加强对学生面试应聘技巧的指导,面试一般有较为固定的程序和模式,但招聘者在招聘人才时往往要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院校要教会学生如何巧妙地回答应聘者提出的各种不期而至的怪题难题,才能使本校学生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总之,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中,我们要认真分析就业形势,从理论课程体系、实践技能操作以及就业指导等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塑造,从而提升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及其它各种就业所需能力,这对学生的职业成长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住.新时期旅游的特征及其对旅游教育培训的影响[J]. 旅游科学,1998,(3),1-7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