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管理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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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以来，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实业界和研究者的视野。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的颁行，可以看成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大规模本土化的开始。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 环境 、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 语言 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法律 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 指导 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 财务 风险、 市场 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

二、企业风险 管理 理论 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总结 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 历史 传承、 文化 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 药 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 企业战略 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 发展战略 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 语言 ，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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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主体，也是一个社会主体。在传统模式下，对企业的考核更多的是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伦理观念的深入人心，现在意义上对企业的考核除了经济指标外，还有其所承担的伦理责任。HRM是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名HR，除了关注企业和部门利益之外，更应该重视员工的利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伦理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关系”管理仍然存在于企业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

二、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的表现

伦理是指，在日常的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伦理在道德层面上要求人们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进行活动，而不仅仅是满足法律的要求。企业伦理，是指企业活动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也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则是指面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在企业人力资源资源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协调，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违背了基本的伦理规范，损害了员工利益。

颜爱民等（2012）立足于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包含4个维度：权利使用、操纵和强制、制度监督、忽视与侵犯员工权益。他强调了在HRM过程中权力的强制性和执行的随意性。本文依据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职能，分析了主要职能过程中的伦理困境的表现。

1.招聘环节

招聘是企业“招贤纳才”的关键要道，通过招聘，企业可以引进大量优秀的人才，提升企业活力，从而推动企业创新。企业在制定招聘标准的时候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招聘过程中的歧视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比如，对女性的歧视，一些企业在招聘要求上明确写着“只限男性”。同样，尽管国家大力鼓励福利企业的创办，但人员招聘中歧视残疾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另外，为了招聘到优秀的人才，企业会过分的夸大自身优势，给出“虚假承诺”。

2.培训环节

企业对员工或者管理人员实施培训，除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文化及规章制度之外，通过培训，管理人员可以学习他人成功的管理经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员工可以增强在实践中工作的能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但是，部分企业认为培训会增加成本，而且也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减少员工培训。另外，培训作为激励员工工作的方式之一，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企业在选取培训对象时，更多考虑的是“关系”因素，而不是员工的实际表现和需要。

3.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中绩效考评的实施是对传统考评方式的挑战和创新，这一方式可以激励员工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然而，实际评价过程中，由于考评主体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绩效考评仅仅是形式上的考评或者考评结果与实际相差很大，严重影响了员工工作的热情。在最后的运用环节，高绩效的员工并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职位的升迁也不是依据员工绩效考核的结果，往往中国式的“人情关系”在其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360度绩效考评结果中，迫于上级的“压力”，下级对上级的评价往往都很高，这也是伦理困境的表现之一。

4.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一样重要。在企业薪酬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对于额外的工作时间不计算工资，导致“压榨”员工工资事件的发生，引发劳资纠纷。另外，一些企业对于内部正式员工和劳务派遣工的薪酬标准是不一样的，“同工不同酬”，这些都损害了员工的正当利益。

5.人员淘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很多企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不是想办法团结员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而是实施大规模裁员政策，导致员工失去工作，这是企业的非伦理。此外，对于一些绩效较差的员工，很多企业也是采用直接劝辞或辞退的方法，而不是努力帮助员工改善绩效。

三、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伦理困境原因分析

1.个人价值观的影响

在招聘和绩效考评的过程中，由于招聘人员和考评主体专业知识、个人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很多非伦理。例如，招聘官和考评者会依据自身的经历或者个人爱好去评价一个人，出现“晕轮效应”、“首因效应”等现象。

2.企业价值观的影响

企业文化会直接影响到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念，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对员工的考核和评价也主要是以财务指标的完成结果为主，忽视了对员工工作行为和工作态度方面的考核，导致员工仅仅是关注自己实际任务的完成情况，而忽略了自身应承担道德责任，部分员工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3.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儒家文化同样也是以“仁”为本，注重“人情关系”。在我国，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庄贵军（2012）指出，关系是指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中国是一个“人情式”的国家，关系有时候会远远胜于标准。在家族式的企业中，人员的录用、晋升一般都是以亲近的人员为主，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这种非伦理行为容易导致团队冲突，不利益企业内部的团结。

四、本土文化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1.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伦理素质

人是生产和创造的主体，对人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时时维护好员工的正当利益，使得员工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管理人员的日常培训中，强化他们的伦理观念，坚持以员工的利益为重，关心员工，鼓励员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要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重视自我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帮助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2.完善企业伦理制度

当今时代，企业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每个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企业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的活动。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而且要符合伦理规范。企业伦理制度的完善，要体现在企业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招聘和绩效考评等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符合伦理观念的制度。在薪酬发放的过程中，要切实按照考核结果和具体标准来进行，而不是人为的来随意发放。企业应该实施伦理奖惩制度，对于符合伦理要求的行为给予表扬，反之则进行惩罚，以此来鼓励员工使自身行为更好的符合伦理规范。另外，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的时候，除了关注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之外，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其纳入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

3.营造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社会风气的好坏会间接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国家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为伦理制度的形成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积极宣传优秀企业的良好事迹，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同时也要及时披露企业的非伦理，通过合理引导使之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推动社会伦理氛围朝着更加良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Kevin C.Wooten.Ethical dilemma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 applic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a unifying taxonomy，and applicable code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01，（11）：159-175.

[2]郭雅丽.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伦理特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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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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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案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研究策略的意义和潜在科学贡献在国内已经广为接受，不容质疑。国内案例研究者也普遍对案例研究的规范有了_定了解。佐证之一就是过去五届案例论坛的论文质量的大幅提升和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在基本解决了案例研究的认可和初步规范问题之后的此时，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案例研究是否提出了有趣的研究问题?数据分析过程是否足够严谨?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目前答案还并不十分肯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国外管理学界则相对比较肯定。构建理论和检验理论被认为是实证研究论文广生理论贡献的两条根本途径(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之一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在1963~2007年近5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理论检验型和理论构建型的论文数目都在逐年增长(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理论构建型研究通常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归纳式研究，也包括假说演绎式的实证论文。理论构建型论文虽然一直少于理论检验型论文，但差距越来越缩小，到2007年，两者的数量几乎接近。这一结论有力地证明了高水平国际期刊以及学者对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的重视和支持然而，近5年来本土案例研究在哪些具体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为此，在对本届案例论坛回顾之后，本文对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给出改进步骤。

 

二、论坛的主要观点和概况

 

本届论坛邀请了美国阿拉巴马大学JeffreyA.Martin教授等专家，为与会者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Martin教授具有丰富的案例研究经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KathleenEisenhardt教授，曾和StephenBarley和RobertSutton等著名案例研究专家一起工作过。他为论坛做了两场主题报告，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Martin教授从一般定性研究入手，介绍了定性研究的几种类型，特别强调定性数据的研究、归纳研究、比较案例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等虽属于不同类别的定性研究方法，但相互之间有重叠。在实际运用中，研究者常常组合运用这几种研究类型，但如何组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模板"。这并不是说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随便地堆砌在_起，而是需要"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得出更有意义的真理。Martin进一步指出对定性研究而言：⑴分析层次可以是个体、团队和组织;(2)样本规模可以是_个、几个或者许多个;⑶数据收集可以通过民族志、文档或者面对面访谈;⑷数据分析的手段可以是归纳法、演绎法或者两者相结合，可以用定性数据分析，也可以用定量的统计方法;(5)最后的理论模型可以是过程模型，也可以是因素模型，或者两者的结合。事实上，案例论坛的稿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定性数据的研究但并非案例研究。Martin教授重点介绍了多案例比较研究，作为定性研究的—个主要类型。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了从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到最后写作和发表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据收集方面，Martin教授认为，访谈时要使被访者专注于叙述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或亲眼看到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应该防止让他们去描述那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事情，例如在他们没有参加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此外，通常要避免提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找出事件背后的原因不是被访者的任务，而是研究者自己的工作(分析数据、解释关系，从数据中推导)。此外，数据收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次的数据收集工作应能转化为几篇论文。

 

在数据分析方面，Martin教授认为，所收集数据/证据的力度来源于跨案例之间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复制逻辑。从相似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模式，能保证作者不会因为某个鲜活的特例而心猿意马。

 

Martin教授特别强调了寻找能指导案例研究的理论的必要性。他认为几乎没人能够宣称某个研究没有现存理论依据，文献中总能找到一些相关理论，可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数据分析中。因此，研究者应该去探寻现有文献的缺陷，而不能说没有相关文献。这样做有两重意义。首先，这能给读者——我们的最初评审人个框架来理解我们的研究贡献;这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专注于自己想要做的贡献。如果没有聚焦，那么研究者就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可能产生的众多贡献中摇摆不定，导致最终没有完整地建立基于其中任何一个发现的理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潘善琳(ShanLingPAN)教授做了题为"将企业实践提炼为学术论文：结构化、实用化、情景化(SPS)案例研究方法"的专题报告。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李平(PeterPingLi)教授分享了其倡导的阴阳案例研究方法。他认为案例研究是开展本土化研究所必需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当某个学术研究领域内存在差异较大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理论观点相互冲突时，阴阳案例研究法非常适合研究人员创建整合式的新理论。

 

在案例教学方法模块，厦门大学的沈艺峰教授剖析了案例教学的本质。复旦大学的包季鸣教授提出案例教学要体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体现学员的现实需求，通过即时性、进行性、追踪性案例来达到案例教学的效果。台湾大学管理学院的李吉仁教授对案例教学的定位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浸会大学MichaelYoung教授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付莘研究员分享了教学案例写作和课堂使用的经验和教训。

 

本届案例论坛共收到来自海内外94所院校的123篇稿件。经过程序委员会的初筛和评审专家的"双向匿名评审"，最终收录论文集65篇，其中研究型案例45篇，理论构建研究论文13篇，教学型案例7篇。分论坛报告研究型案例23篇(实际录取率为26%);理论构建研究8篇;教学型案例7篇。论坛程序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以双向匿名方式经过两轮投票排序，评选出9篇最佳论文(其中6篇研究型案例、3篇教学型案例)。

 

因篇幅关系，本文仅简要介绍6篇获奖研究型论文。其中周江华等(2011)通过多案例研究(7家企业)深入剖析了我国山寨手机行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BoP(BottomofPyramid,金字塔底层)市场开展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于天远和吴能全(2011)以珠三角地区的三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结合使用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阐释了"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与组织文化变革历程的关系。王世权等(2011)针对理论上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尚未理清的事实，对海信集团及其主要的13家子公司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于春玲等(2011)以上海家化、云南白药和晨光文具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了中国情境下成功品牌延伸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郑晓明等(2011)基于双元能力的理论视角，以海底捞公司发展历程为案例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促进企业服务敏捷性形成的特征、过程和原因。王欢和汤谷良(2011)通过案例研究发掘了双汇成功实施MBO的一系列要素，通过双汇MBO"路径创新"的典型案例验证和补充了原有的MBO理论框架。

 

三、近5年案例研究论文规范性分析

 

这里，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毛基业和张霞(2008)借鉴Dub6和Par6(2003)的方法所归纳的案例研究规范性指标，来评估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的质量。这套指标便于"使得案例研究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都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尽可能避免研究人员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这些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是我们进行案例研究时的参照，也可以用来评价一项案例研究是否达到了规范化要求〃(毛基业、张霞，2008,p.118)。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5年来论坛的研究型案例在各项规范性指标上几乎逐年提高。进步最为明显的方面包括明确的研究问题、说明相关理论、基于团队的研究、采用多种收集方法、引用原始证据。而有些方面相对仍然不足，特别是数据收集程序、数据分析过程，以及与现有理论的比较。考虑到有些规范性指标是笼统的评价，为获知更多的细节信息，以本届论坛报告的论文为样本，我们有如下进一步的发现。

 

研究问题方面。研究问题可以具体说明研究者试图想要知道或理解什么(Maxwell,2005),此外还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帮助研究者聚焦研究和指导实施研究(MilesandHuberman,1994)。可喜的是本届论坛报告的案例中只有个别的没有清楚表述其研究问题;但也有个别论文，虽然提出了研究问题，但过于发散。研究问题所引致的研究必须是真正可以实施的，也必须是读者读完研究论文之后能够得到解答的问题(Maxwell,2005)。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案例研究都应该回答一个或若干具体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好在引言中就明确告诉读者。

 

理论基础方面。案例论坛_贯强调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毛基业、李晓燕，2010)。我们看到本届论坛报告的每篇案例都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但也发现一些研究在指出缺乏对某现象的研究之后，所回顾的理论仅是走过场，没有指出现

 

有理论能够解释哪些方面、缺口在哪里、为什么现有理论没有对该现象给出满意的解释?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理论驱动型，也可以是现象驱动型(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对于那些由现象驱动的研究问题来说，研究者必须强调此现象的重要性和现有理论的贫乏(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

 

理论抽样方面。数据收集的第一个步骤是确定数据来源，即案例对象的选择。案例的选择要符合理论抽样(GlaserandStrauss,1967),而非统计抽样。有些研究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不太考虑案例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而是有选择知名企业的倾向。

 

本届论坛中案例对象更加多样化、有趣和独特，但是多数作者却没有清楚交代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即没有说明理论抽样过程。

 

数据分析方面。样本论文中多数作者都会交代自己的数据分析方法，但有些只是简单交代了一下步骤。即使有些作者宣称自己采用了扎根理论中的二步编码法(StraussandCorbin,1998),或者是采用从经典案例研究文献中归纳出的其他数据分析方法，但读者看到的只是机械的模仿，而没有看到诸如以下信息：理论如何指导了作者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过程中产生了哪些中间构念和最终构念(甚至要给出数量)，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的。

 

篇（5）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10―0012―04

引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国农先生认为,“如何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1]教育技术学理论界如何来解答这个“第一主题”呢?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沿着先行者的脚步继续前进,从正面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过头来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条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分类

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开辟时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新世纪后,从2005 年起,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进入重构时期。”[2]经过了从开辟到发展再到重构的历史进程,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理论立场的不同,还有方法论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体系进行共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形形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种模式。

1“教科书模式”

所谓的“教科书模式”是指用编写教科书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来编写教科书,即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或是教科书的主要知识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电化教育刚刚崛起的时代,就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南国农先生提出了电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由七论构成。这七论是“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和管理论。”[3] 该理论体系是土生土长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论,并认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时期的电化教育,同时还重构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4]不管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还是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都是现代教学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南先生组织编写的《电化教育学》以及《信息化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痕迹。

李康教授在其专著《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中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引论、发展论、教育媒体论、教育信息资源论、教学设计论、信息化教学论和远程教育论等七个部分组成。[5]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该专著的知识体系。

2“内容模式”

有学者把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概括如下:(1)技术和技术化;(2)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3)教学内容选择技术;(4)教学目标制定技术;(5)教学内容分析技术;(6)教学传播技术――教学策略:即教学设计。(7)教学传播技术――教学媒体;(8)效果测评技术;(9)教师遴选和评估技术;(10)教学研究和改进技术。[6] 该体系以教育技术的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中技术的分解而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1)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①教育技术教、学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③教育技术的教、学特点;④教育技术的作用;⑤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原理;⑥教育技术的教、学实施原则;⑦教育技术实施方法等。(2)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①认识论;②教育心理学;③教育传播学;④系统科学;⑤艺术(音乐、美术)等。[7]这种概括与众不同,它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也纳入到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具体分析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体系就是所谓的“内容模式”,即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分解为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具有理论特性的知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这种以具体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层次结构模式”

“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中的工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技术学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术学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8]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中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对教育技术中“后天事实”的理论考察,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文科;作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理科,而关于教育技术应用的方法、程序等应用科学部分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这三层次的理论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技术的本体论、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教育技术的应用与教育技术的评价。 [9]同样,该体系也是把教育技术学理论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却不如“三层次说”清晰。

以上两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是“层次结构模式”,其中“三层次说”是一种万能的理论构建模式。任何学科都存在“哲学―原理―应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层次理论,并由这三种层次的理论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优点就是层次分明,逻辑清楚,缺点就是内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以上列举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非是最科学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现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进行归类并用“教科书模式”、“内容模式”和“层级结构模式”来加以区分,是为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同时为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划分本身不具有评判优劣的意义。

二 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学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教育技术学那样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还很不成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术学有理论吗?――体系构建的前提性问题

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科学领域中的尴尬源于理论建设的薄弱,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只是技术,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而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有来自教育技术学领域内的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在知识积累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的。”[10]连知识积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术学,会有多少理论呢?这是危言耸听吗?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育技术学》的教材,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多少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理论是什么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1)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2)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4)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11]这显然不是对理论的界定,而是对理论属性的陈述。以这个标准看,教育技术学有多少是具有理论属性的知识呢?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教育技术学仍然缺乏一个规范的概念系统(虽然有许许多多舶来的或者自产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表述这些概念及其范畴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形形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实实在在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当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有哪些属性?那些纳入到理论体系种的理论算得上理论吗?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2 有必要选择逻辑起点吗?――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12]经典的社会科学一般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比如哲学是以“存在”作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教育技术学以什么为出发点呢?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据统计,目前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多达17种。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呢?是“如何教育”、“解决教学问题”?还是“借助媒体的学习”、“借助技术的学习”?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术”或“借助技术的教育”?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

只要教育技术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3演绎还是归纳?――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南国农先生认为在90年代,教育技术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类理论体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国AECT 教育技术94 定义为依据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13]有学者指出“94定义”是我们构建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基本依据,因为它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由该定义演绎出了一套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14] “94定义”真的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了吗?“94定义”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但没有明确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揭示教育技术的本质,因此把“94”定义作为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妥当。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条道路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就带有归纳的性质了。教育技术学本来就是教育学中的应用学科,它的理论应该是来自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学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或者不关照实践,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去教育技术实践中找依据,通过对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归纳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既不是依靠演绎的方法提出来的,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很多研究者非常随意地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在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就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可靠的吗?具有科学性吗?答案不言而喻。

4理论体系要面面俱到吗?――体系构建的完备性问题

完备性是任何理论体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论家都希望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但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只要实践还在发展,思维没有停止,理论及其体系就会不断发展变化,或改变、或扩充、或缩减。一个理论体系追求的是相对完整或完备,即就目前来说所有的属于该学科的理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

在本文列举的七个体系中,其构成的要素数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备了?恐怕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没有十要素的完备。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模式”中,有的体系就没有包含被公认为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学系统设计。很多体系没有把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纳入进去,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采取“层次结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就必须包括在内。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用不同数目的要素来概括,但都必须涵盖这几个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备的。

完备性内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要素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列举了所有理论,但它们之间具有包含关系或者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要追求满足逻辑自洽的完备。比如,把“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教学内容分析技术”与“教学设计技术”并列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就出现了不相容的情况,因为前面两种技术就内含于教学设计技术,因而,该体系也是不完备的。

5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的教育技术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教育技术(包括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教育技术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意味着不再以AECT的定义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无论是“94定义”还是“05定义”都不是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我们需要吸收这些定义以及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并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土壤。

南先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遵循‘和为贵’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主要通过‘三重’、‘三化’、‘三防’三种途径,促进已有两类理论体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在重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单纯的以西方教育技术理论为尊或只考虑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借鉴和自我探索中寻求一条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 结语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集合,是教育技术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识体系不是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也不是理论体系,然而有论者常常把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可以将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领域当作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7]这种简单的以研究领域来代替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的。

本文的出发点不是构建,而是反思,从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共性入手,总结其模式,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应当属于教育技术学元研究,在理论体系的层次中应该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文科研究,是以现有的思想为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本文总结的三种模式是不是合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从五个大方面来反思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是不是周全了?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航程,已经在学者们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荣,相信通过教育技术学界众多前辈和一批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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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09,(8):5-9.

[5] 李康.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3.

[6] 周越等.也谈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理论框架[J].电化教育研究,2007,(4):22-27.

[7][14] 张恩成等.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体系[J].电化教育研究,2006,(5):25―28.

[8]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1):3-19.

[9]汪基德.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几个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 2006,(7):56-61.

[10] 杨开城.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J].中国电化教育,2008,(8):1-3.

[11] 刘亚猛.什么是“理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6,(4):264.

篇（6）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逻辑进程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期,此时法作为“礼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时期,此为“礼治”衰败而“法治”兴起的时期;3.汉以后的礼法结合时期,此为以法为制,以“礼”为魂的时期。在“礼治”时期,法仅为“礼治”体系的一个部分。在“法治”时期,法作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法从“礼治”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与“礼治”分庭抗礼,形成了“法治”与“礼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治之争。汉中期以后的“礼治”复兴,并非对三代“礼治”的复辟,而是在总结了三代“礼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础上找到了“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即以“礼”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以法体现“礼”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就是所谓的“礼”法融合。[1](P110)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看,传统中国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以君权为核心;从法律情感层面上看,惧法、“无讼”是其鲜明特点。

现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权、赢得民心、制约权力和司法职能独立为核心内涵。其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制度来处理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应注意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见,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1)“人治”传统与“法治”要求的冲突;(2)特权观念与“平等”原则的冲突;(3)“德主刑辅”与“法律至上”的冲突;(4)重“信”轻法与契约意识的冲突;(5)重“刑”轻“民”与“刑民”并重的冲突;(6)消极避罪观念与积极守法精神的冲突;(7)“义务为本”与“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冲突;(8)“非讼”观念与公断意识的冲突。[2](P59-62)

二、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现代法治与法律文化的联结点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现代法治要求“法”必须既能满足人的主体需要、权利、尊严、自由,又能契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经济决定,受政治影响外,还来自文化的遗传。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3](P17)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是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开始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其“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绝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实践意义罢了。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由于多利亚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迁徙。“跨海迁徙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5](P130)因而在跨海迁徙的航行中,古希腊人幸运地把人身依附关系抛进了大海,而散布在爱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则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方面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生产者地位,一方面则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古希腊社会开始步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平民依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贵族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步建立起来。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变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公民的民主制变成全体公民的民主制。这就是精神的最初体现。[6](P383)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7](P355)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8](P603),“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9](P220)。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却会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国民性等种种条件的不同而相异,“西方法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趋向,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法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占品,它在每个国家总会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法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变革过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一进程的动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性的定在,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着各个国度法律文化发展的固有逻辑。”[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说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与日本的法律传统找到了契合点。单纯的法律移植若不能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法治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法律条文与制度的渗透类似于贸易商品的进口。进口可能损害民族经济,但是,在评价这种不平衡时还要与闭关自守很可能带来的匮乏相比照,况且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临时性的。”[12](P14)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能够降低法现代化进程的成本。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礼治”主义的法律原则

“礼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3]。“礼”的实施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4]国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礼”为核心。“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围却比“法”广泛得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6]“礼”与法的统一,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国方略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用德行来教化人民,用礼来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耻而且能改过向善。现代法治建设应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精神中吸取营养,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补,法、德结合,规范社会,维护秩序。

2.“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国出现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强调法的重要作用;主张有法必依、赏罚分明;倡导富国强兵。在“法治”精神指导下,统治者极端重视法制建设,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出现了律、程、课、式等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和“制”、“诏”、法律答问、廷行事等相对灵活的法律规范。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18]虽然,这里的“刑无等级”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这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政体决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这一进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0]。除体现为“刑”的法律,还有大量制度化的“礼”,从“周公制礼”到唐律的“一准乎礼”,这种“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思想是极具现代价值的。

3.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选择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解决纠纷以“和”为最高价值选择。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传下来的道,以礼为最美好,不论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价值追求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一种机制。这种解决纠纷的“和”的思想是当今法治实践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智慧。今天的调解制度正是传统法律文化解决纠纷“和”的思想的积淀,其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则。从我国司法体制的架构来看,调解在基层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民间纠纷解决的职能。

因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精神,辩证地诠释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充实与超越,最终确立我国现代法治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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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论语·为政[M].

[18]商君书·赏刑[M].

篇（7）

从产品结构看，我国的化妆品市场与世界各国相似，以护肤产品为主。护肤产品约占36％，美发产品约占31％，美容产品约占18％，在可预计的将来，我国市场将仍以护肤品为主导。化妆品目前在国内的销售渠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商场形象专柜及超市专柜、货架销售；

2、 区域商及终端渠道销售；

3、 化妆品专卖店及化妆品连锁超市；

4、 美容院销售及整店输出销售模式。

专卖店的产生和发展

专卖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独立化阶段、专业化阶段、成熟化阶段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独立化阶段

最早开设店铺的是手工工匠，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专门从事店铺经营而不从事商品生产的商人出现，独立化的专业商店开始出现。

早在路易十三时代，就有一些游商告别浪迹生涯，在城市中开小店铺，与工匠为邻。到十七世纪，受商店自身规模、店主的经营能力和当时商品丰富程度的限制，一般商店都以主要经营一类主要商品为主。

2．专业化阶段

十八世纪，西方零售业的主要形式是杂货商店，常采取物物交换和赊销的形式，提供日常所需用的物品。十九世纪上半期，是西方专卖店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但大多以小店铺为主。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居民产生了对特定产品的选择性需求，各类专业化销售应运而生。

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大有变化，专卖店随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专业店，例如：肉店、面包店、鞋店、帽店和食品杂货店；另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新潮消费的精品店，例如：时装店、珠宝店、首饰店、香水店、化妆品店等。

3． 成熟化阶段

随着零售业发展多样化，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等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商店愈来愈多，商品种类也琳琅满目。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脱颖而出成为赚钱的关键，集中销售专一领域的商品、提供相关深度产品的新型专卖店，适时抓住了市场的脉搏获得很大发展。

从营销学的观点看，专卖店是大型卖场中的产品经过市场区分之后再加以细分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业商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提起专卖店，在人们脑海中已不是肉铺、菜店和粮店，而是时装店、香水店、电器店等，甚至有的专家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商店排斥在专卖店之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型百货商店为了与各类自选市场竞争，放弃了过去价廉货全的特色，开始突出专业化，并提高商品档次，重点经营女用饰品和装饰用品，每个商品部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商店。这样使百货商店走出了困境,但使专卖店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一些世界级名牌时装专卖店，品质牌单一、顾客有限，只好靠开拓其他高利产品维持经营，这也是许多时装店老板兼做香水生意的重要原因。

综观海外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各类不同专卖店已存在多年。我国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专卖店的前景亦随之拓展攀升。

而随着商品经营形态转变，坐在雅致的服饰店内享受悠闲的下午茶已成为趋势；咖啡店内各种精美的摆饰也都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诸如此类采取多元化经营且各具巧思的复合店，已逐渐取代传统单调而缺乏规划的商店。

专卖店的定义类型

专门经营销售特定商品，这些商品具有极强的关联度，或者同一个品牌的商品，或者一个系列专门的商品的商店，其特征为，非常讲究店面装饰，给人以精品的感觉。

专卖店必须具有这样几大特征：

1、着眼于特定顾客群的需求。

2、商品成系列、紧凑，且有品质保证。

3、实施特色经营，讲求个性化。

4、与顾客有较强的联系，并能加以控制。

5、专业化的服务包括提供购买建议、实施概念营销、售后服务等。

6、售货员有丰富的商品知识，有较强亲和力。

专卖店主要有以下类型：

1、贵重品专卖店。包括专营钟表、皮革、金银首饰、手工艺品商店。

2、耐用品专卖店。包括专营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商品商店。

3、规格型号要求严格的商品专卖店。包括专营五金、电料、药品的商店。

4、花色品种选择性强的商品专卖店。包括专营棉布、丝绸和服装的商店。

5、生活用品专卖店。包括专营粮、鱼、肉、煤炭等商品的商店。

6、信息类产品专卖店。这类专卖店特意列出来主要是因为这类专卖店随着IT产业的发展，发展极为迅速，像电脑专卖店、软件专卖店与各种耗材专卖店。

化妆品专卖店的兴起

中国的专卖店模式大约是从1980年前开始操作的，它在日本运作得非常成熟，比大百货渠道做得还要好，来到中国以后，这种经验慢慢的被逐步移植。专卖店作为一个崭新的销售渠道出现。

在中国，化妆品专卖店还是一个新业态，所占市场销售份额微乎其微，70％的化妆品仍然是通过商场专柜或超市货架的形式来销售的。

专卖店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这种新的模式却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势必会对传统的化妆品专柜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在屈臣氏、莎莎等国际化妆品连锁专卖在国内市场进一步推进的同时，“娇兰佳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作激起了鲶鱼效应，众多国内品牌纷纷自建渠道，广东和江浙部分中小企业也纷纷跟进，大力开拓化妆品连锁专卖店渠道。

专卖店的兴起使许多传统的商、经销商不敢小觑它的实力，他们纷纷进行转型，以直营店或供货渠道与专卖店结盟合作，直接导向终端。

炙手可热的化妆品专卖店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但其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在与商超大型卖场争夺客源、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化妆品专卖店还要面对同行之间本区域、跨区域的竞争，谋求自己的发展之路。

从化妆品专卖店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现有的生存状况得到极大的挑战。由于品牌结构和层次的丰富、化妆品专卖店的公信力、品质得到较大的提高，消费者对化妆品专卖店的认可度、忠诚度、信任度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顾名思义，作为专卖店，就要体现一个“专”字。经营者就要在“专”字上下功夫，一方面以专业的美容咨询，专业的皮肤护理来抗衡商场超市的冲击，另一方面可考虑形成精细化的品类专卖店，如彩妆专卖、眼部用品专卖、男士化妆品专卖等。

化妆品专卖店现状与特性

经过十几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已成为亚洲第二大、全世界第化妆品市场，行业内品牌化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日益成为集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1980年代中期化妆品专卖店蓬勃兴起，并于19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时期，然而19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大卖场、连锁超市等新型终端的强势挤压下，化妆品专卖店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并面临新的危机：比如消费多极化导致客源流失，比如恶性竞争和劣质服务引发顾客信任危机。

于是，化妆品专卖店面临发展征途中新的转折点：单体化妆品专卖店和连锁化妆品专卖店将面临向具有“服务品牌”的品牌专卖店转变。规模比较庞大、网络比较健全的大型化妆品专卖店将逐步挤占单体化妆品专卖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经销商自有品牌和独家专卖品牌也在专卖店，特别是连锁专卖店中，成为争夺市场的一个重要角色。由于许多化妆品连锁专卖店有着自己比较庞大的销售网络、较强的销售能力，他们在实现由普通专卖店向具有“服务品牌”专卖店的转变，需要提供不可替代性的产品和服务，以保护和巩固自己的市场。

目前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中高端市场基本上被外资、合资企业所占据，本土企业无一入围。欧莱雅、宝洁、资生堂、雅芳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这其中又数欧莱雅的市场份额最大、实力最强。仅剩的低端市场则由几千家本土中小企业瓜分。

化妆品专卖店模式未来的发展空间

目前，国内化妆品企业的专卖店经营比重极小，只不过刚刚起步，化妆品专卖在国内市场潜力仍然深厚，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今后我国化妆品连锁专卖店将发展到各种零售业态上，如：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卖店面、商业街、商业中心地区、仓储商场会成为化妆品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根据不同的目标顾客设立不同层次的专卖店。

化妆品专卖店在我国会有长足发展。它们会在化妆品的品牌、经营方式、规范服务等方面形成自身的风格。其中一部分精品店、名品店会进入到大型百货店中设址；化妆品专卖店将进一步向个性化的发展。随着化妆品专卖店的扩张，今后要不断的增加化妆品专卖店的网点，逐步摆脱地域概念、规模扩大、集中程度提高，出现一批优质的、服务好的化妆品专卖店面。体现化妆品专卖店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

随着化妆品国际化的竞争，化妆品行业越来越快的变化，在化妆品企业的规模扩张过程中，化妆品连锁专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大型具备实力的化妆品企业，通过连锁专卖店的营销方式发展速度最快，业态创新成为化妆品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篇（8）

关键词：

中小企业；供应链；集群控制；批量营销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创业就业、改善民生和壮大民营经济意义尤为重大。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截至2014年末，全国中小企业已超过5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了全国约60%的经济总量，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将近一半①。2015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中小企业84.4万户，同比增长38.4%；新增注册资本4.8万亿元，增长90.6%，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普遍难题，理论界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近年来，供应链金融模式受到普遍青睐与推崇。AllenN.Berger（2006）等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思想；我国学者则对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持肯定态度，多数学者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进行分析，少数从中小企业角度论证，个别从两者结合的角度阐述。闰俊宏（2007）认为供应链金融有效地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深圳发展银行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组成的“供应链金融”课题组（2009）指出，供应链金融借助“团购”式的开发模式和风险控制手段的创新，使得商业银行改善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收益成本，并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白马鹏（2008）认为供应链金融借助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实力、交易的自偿性以及货物的流通价值，对供应链上单个或上下游多个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以上研究成果论述了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优势，对我们思考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供应链金融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供应链金融真的适合用于解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吗？本文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模式概述的基础上，从银行信贷实践的角度出发，以西部地区特大城市成都市为例，总结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的特征，进而分析成都市打造供应链的难点，最后提出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基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概述

供应链金融指银行将其金融服务从供应链核心企业拓展到整个供应链，为链上渠道伙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代付、存货融资、原料和制造融资等服务。供应链金融模式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探索实践，因而能够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一）理论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委托理论都为供应链金融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当今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只能利用外部资源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转与忠实合作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最终产品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因此，核心企业有动力配合银行解决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供应链由不同期望目标的企业和组织构成，具有参与主体多、跨地域、环节多等特点，它们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通过不完全契约方式实现企业之间的协调（韩东东，2002）。委托理论解决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第三方物流企业与银行存在委托关系，着重解决物流企业对质押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还可将物流企业和银行视为共同委托人，更易掌握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还款能力，同时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回购协议条款，有效防范供应商与中小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及违约风险。供应商和中小企业也形成了委托关系，主要解决中小企业违约的情况下，供应商面临向银行退款、无法销售产品进行回购的风险。

（二）国内实践进展从供应链金融的实践运作形式看，运作主体多数是商业银行，其次还有第三方物流企业、大型企业集团、综合金融物流提供商。国内商业银行典型探索以深圳发展银行（今更名为平安银行）构建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为代表，该行在探索初期推出了货押授信等，并逐步在实践中总结出了“1+N”理念，后期围绕供应链整合了20多项产品和服务，有力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内其他银行围绕应收、应付、存货三大环节设计供应链金融产品，如中国银行2008年开始推出的“达”系列融资产品等；部分银行针对自身擅长的行业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如光大银行在钢铁等行业推出了“阳光供应链”等；个别银行则专注于信息技术在供应链金融的运用，如招商银行的“电子供应链金融”。总体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现实需求，高视野解决对策的研究直接为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外对供应链金融融资研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国外侧重于研究大型企业的供应链延伸及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性问题，国内主要分析通过供应链条的捆绑和链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国内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从实践进展看，供应链金融并不适合所有的领域，做得好的地区主要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主要是对那些行业边界清晰、供应链成员之间长期密切协同而无严重利益冲突的领域，由一个核心企业引领形成。

三、西部地区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金融模式分析

中小企业营销与信贷风险的防范、控制有赖于对该地区中小企业特征的准确认识、中小企业信贷规律的总结，有赖于对中小企业行业和鲜明的区域特色的把握。成都市作为西部特大城市，其中小企业具备西部地区的代表性。下面，以成都市为例，结合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进行具体分析。

（一）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1.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结合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成都市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具备核心竞争力且能利用外部资源响应市场需求的核心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但又不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且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按照要素分类，主要包括高新科技型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型企业。2.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首先，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链的低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从成都市中小企业在东中西部的定位来看，东部地区主要是高科技、资金密集型企业，而西部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企业。从成都市等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企业来看，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原材料，连能源矿产品初级产品都谈不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西部一些城市才提出能源矿产品由量大、价值低向量小、价值高的初级产品转变。西部地区主要向东部地区供应能源矿产品的定位决定了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不在西部地区，所以，成都市的商业银行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还不现实。我们按国外大型企业供应链延伸的做法，通过银行营销、风险控制实践来证实成都市极少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先不分析其整合供应链的意愿。成都某地方商业银行随机抽取了7户中小企业客户，它们2014年末的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数据计算得出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知，该7户中小企业活劳动量占产品成本均低于7%，说明活劳动量消耗小;劳动者占固定资产的数额除1户外余者均在30%以上，数据水平比较高,该两项数据均不具备活劳动消耗大、资本有机构成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而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产量在20万元以上，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本量在7万元以上，占有水平较高，符合资本有机构成高等资金密集型企业特征。成都市的中小企业不像西部其他地区普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市是西部地区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大量的资金和中小创业者，属于西部地区的发达城市之一。从成都市某商业银行的实践看，即使是作为西部特大城市的成都市，虽拥有大量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但仍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低端，很难形成供应链,表现在部分企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出现销售急剧下滑，挪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投机等，还有些企业存在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难以增长的“成长困惑”，普遍存在着产品雷同、主业不突出、技术含量低、易模仿、产品盈利差等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其次，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非常少。上述企业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的人员也非常少，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均为零。上述企业也没有加大技术设备升级和企业经营改造，没有在转型升级中找活路，很多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依靠自有资金、信贷资金维持高速运转，并频频出现资金投向虚拟经济等高风险领域的问题。代表企业发展方向、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最有可能成为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但科技型企业在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非常少，难以形成供应链。

（二）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及特殊性1.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一是成都市产业链上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缺乏形成供应链的引领者。从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看，成都市所谓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非常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有外包业务方面的意愿。同时，多数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东部地区核心配套企业关联度也不紧，其外包业务并由此管理外包渠道的动机不强，很难在供应链中起到主导作用。二是成都市供应链链条整合难度较大。国外供应链金融是大企业主动整合，以具备核心竞争力且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的大企业为主，在这种条件下，较易寻找到愿意被整合进供应链且愿意为此而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配套中小企业。而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较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发展战略中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多数是为了供销渠道畅通而有意愿被整合的中小企业，且在供应链形成难度大的情况下不愿意先为此而放弃资金使用权、资金收益等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购销链条每个环节上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利益一致、精诚团结的几率较小，彼此之间在信息交流、资金结算、供销渠道、成本核算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很少完全依赖合作对象。由于结算条件较苛刻，遇到资金困难时不会通过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解决，宁愿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所以，依靠中小企业自身形成供应链的概率比较小。因此，成都市中小企业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条件下要想形成和发展供应链，首先需要强势的第三方来培植核心企业，然后强势的第三方有动力去协调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上下游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达成利益上的一致。因此，国内的供应链金融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而以有实力的政府部门、银行、物流公司等去配置和整合供应链的成功率较大。2.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特殊性。一是从西部地区城市看，产业链路径非常明显。虽然从随机抽取的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客户数据未发现以某核心企业形成的产业链，但是不妨碍从城市整体角度寻找产业链，以便将来通过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整合等宏观层面的引领促进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或延伸产业链长度、拓宽产业链深度，从而来发展商业银行产业链金融。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发现，从城市整体上来看，成都的物流方向有相反的两股：一是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沿四川其它市县——成都郊县——成都五城区方向流动；二是产成品、商品沿成都五城区——成都郊县——四川其它市县流动。成都早在几年前就将提供原材料的雅安及提供市场的资阳、简阳、眉山等捆绑发展，从城市的角度看，产业链路径是明显的，成都是产业链的核心城市。二是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难以形成供应链现象以外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努力摸准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规律中，虽未发现供应链现象，但却找到了中小企业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以成都市为例，其中小企业的集群效应比较明显，体现在成都市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具有专业市场、市场区域、行业集群、家族关系等总量特征及总体变化趋势，把握住了这些总体特征将能够更准确、客观地把握住中小企业信贷规律。反之，成都市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难以基于单个信贷主体的经济特征及其衍生出来的信贷特征进行点对点的孤立管理。这种集群效应是在难以形成供应链时，中小企业所体现出来的微弱凝聚力，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供应链通过企业间长期合同捆绑在一起，集群效应则完全是市场力量在支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成都市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金融现象不明显，但是集群效应比较明显。要想形成供应链，需要在某些中小企业群打造供应链的引导者,并注重供应链内部成员利益冲突的解决、长期合作机制的打造，以提高链条内成员之间的交易等稳定化程度。在目前供应链金融不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政府作为供应链的舆论先导者引导形成供应链金融政府可以在打造供应链金融强势的第三方引导者方面作出努力，比如通过法律、产业金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对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创造政策氛围，鼓励银行、物流企业、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在消除供应链金融内部成员利益冲突方面，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引导解决，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各方相互协作扫清障碍；另外，为减少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各方艰巨复杂的谈判、沟通、协同工作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相应专业中介机构来推动解决，以此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发展。

（二）商业银行作为供应链金融的实际主要主导者引领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和发展银行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业务创新，在组织架构上，可集中资源设立供应链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审查审批及风险控制部门，专门负责供应链金融业务，还可以与第三方中介企业合作发展商品融资；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专门针对供应链金融，再造信贷业务流程，通过打造相应授信模式来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三）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中小企业和银行的连接者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主要是促使供应链金融各个运作环节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畅通无阻，为银行提供质物仓储、第三方监管和动产拍卖等服务，确保质押物完整有效，还为银行提供中小企业相关信息、监控原材料供应商，也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在供应链金融形成过程中发挥与商业银行、上下游中小企业之间的连接作用。

（四）多方联动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针对单个中小企业之间有某种非紧密的联系所体现出来的聚合效应，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工商联、专业市场管理方、市场区域的管理方、行业协会等机构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通过做一定量的中小企业信贷来覆盖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运用大数法则测算出特定行业的风险概率，甄选金融产品进入的行业，然后迅速找到有效的客户群体进行批量营销，实现金融产品在特定行业、特定市场的受众群体规模化、风险可控的目标。另外，通过批量化的行业和集群研究，从中小企业批量风险判断的角度研究风险信息、业务特点和风险程度，从地区、行业、集群角度探索风险控制的“本土化”、“批量化”和交叉印证模式，以适应成都市中小企业集群化、转型化、家族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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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东东等.供应链管理中的风险防范［J］.工业工程，2002（3）.

篇（9）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研究的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各方面要求在发生逐步的转变和提高，而形成应用型会计人才主要途径的会计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使培养出的应用型会计人才适应会计人才市场的需求，会计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正确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现行会计教育存在着培养出的学生与会计人才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的问题，很多大、中专甚至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的会计教育，毕业时却与会计工作失之交臂，没有或不能从事会计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在参加工作时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而在这时会计行业又在呼吁急需会计人才，原因是他们所拥有的会计人才知识结构陈旧，这就出现了会计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会计教育部门因为学生不能就业而简单的判断会计专业面临“萎缩”局面，要减少对会计专业学生的招生；而市场中却呈现会计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么市场需求的会计人才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的会计人才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中就业？这里就突出一个应用型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会计教育所面临的这种局面是我们所必须研究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对应用型会计人才需求的这种趋势，我们在这里专门针对会计教育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这个问题展开研究。

二、重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实施应用型会计人才教育的前提。

（一）影响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确立的因素

1、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将知识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会计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知识经济时代要建立起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资本市场支配者和企业生命主导者的新型理念。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的深化，会计的职能和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变更着。仅仅核算、反映、监督经济业务运行的全过程并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知识经济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转变工作理念，树立全局观念，扩展企业理财思路，从微观的具体的会计核算工作中解脱出来扩展到宏观的全面的企业管理工作中去，支配资金运作，增强企业活力，成为企业利润的创造者，资本市场的支配者。

（2）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形成要求应用型会计人才熟练掌握会计电算化和运用会计网络传递会计信息。会计电算化使会计由手工记帐的“原始社会”进入计算机会计处理的“文明时代”。会计电算化实现了会计信息瞬间无误处理，摆脱了繁琐的手工记帐程序，提高了会计数据处理速度，保证了会计信息质量，突破人工计算对计算复杂问题产生的限制，使原来为追求简便而简单化了的计算得到完善，使之能更准确地模拟和反映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实施会计网络化使会计信息共享是会计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会计网络化是在会计电算化基础上的高科技结晶，它会使全世界投资者通过网络了解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可以使企业足不出户而将其财务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

（3）知识经济条件下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大大减少了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使会计工作重点由核算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和财务管理，实现了会计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转变。由核算型会计转变为管理型会计，就是将会计工作的重心由传统的对会计信息的加工转变为对会计信息的分析、运用。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会计的功能不仅仅是反映经营成果，更多的是参与企业管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美国大企业只有29％的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报表及相关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工作，71％的会计人员从事资本运作、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等管理工作，而且美国约有70％的公司总裁是来自于财经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以会计行业的专家为主。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知识创造利润的时代，运用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会计人才为企业创造出不同的利润。

2、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显现，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市场环境，建立和优化了经济行为在市场活动中的“游戏规则”，调整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比例和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会计理论、会计方法和对会计行为规范的要求等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要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应用型会计人才是直接的传递者。

（1）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应充分考虑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的现状。“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人，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应用型会计人才，其一是经济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其二，是实施会计教育行为的结晶。考虑和研究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现状，首先可以使社会得到所需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其次，可使学校实施的教育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只要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即使没有眼前的经济效益，也会实现一种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其他效益的最大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人力资源是相对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物质资源的一个概念，同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但人力资源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2）经济体制改革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学校和用人部门共同确定和研究解决的问题。A、高中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培养目标的确定要着眼与如何将培养出的人才推向社会。推向社会是基本的定位，要想推向社会，其方式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用人单位和部门对人才的需求，要把学校的培养行为转变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共同行为，例如由学校招生实施教育，接受教育结束，把学生推向社会这一行为转变为企业定人才类型、人才规格、数量，委托学校招生和教育的“定单式”教育行为或过程。B、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后续教育，其培养的目标的确立要着眼于如何提高被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开拓被教育者的专业思路。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和完善是终身教育成为必然，后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有被动接受者和主动接受者两种类型，然而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由于用人部门或单位所需的人才和正在拥有的人才产生差距而急需改善人才状况所造成的。

（3）只有完全摒弃仅依靠学校的力量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思路，才能真正找到培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途径。学校依托企业办学或干脆转变为企业办学校，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思路，应用型会计人才作为经济活动、经济信息提供的主体，其培养行为的市场依赖性将会更强，例如，现有经济发展条件所需的“收银员”与计算机技术普及前需要的“收银员”在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操作能力上的要求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经济体制改革了市场环境中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层次及人才素质的要求，改变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3、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了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扩展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活动平台。加入WTO后，会计作为一种商业通用语言参与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会计人才作为经济信息的提供者，市场将由有限的国内发展空间引向国际发展空间，这对应用型会计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语言能力的要求，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从而对作为生产应用型会计人才的会计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如何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等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2）随着国际办学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对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竞争愈加激烈。加入WTO后，我国的教育市场逐渐开放，大量国外的办学机构涌入我国，都来争先恐后地分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无形中对我国教育事业形成了压力。国外的办学机构有着与我国培养目标与模式不同的办学思路，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体系，有着与中国教育机构不同的吸引力。还有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有着先进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实务知识，都会为我国本土化的会计教育带来冲击。

（3）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实现跨国界的转变。外国的办学机构可以进入中国办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走出去；同时，外国的学生也可以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学生也可以到国外去，从而实现会计人才培养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真正的全球化和国际一体化。

（二）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框架

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要使所培养的会计人才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不仅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只不过层次不同其理论升华和实践运用水平不同而已。

1、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一个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全才。会计行业的特点是实践性、操作性较强，但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直接接受理论的指导。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彼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此种思想与人才培养问题相结合，便会得出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目标通过接受教育（学历教育、后续教育）最终要实现应用型会计人才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并能将理论付诸于时间；同时又能将实践转化为理论。通过相互促进，实现人才规格的不断提升。

2、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既是教育目标，又是经济目标，还是市场目标。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的的培养目标是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

3、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是个动态概念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具备一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才基础上的专才，主要围绕宽口径，即知识面宽；厚基础，即基础扎实，根基牢固；广用途，即不仅仅能从事会计核算、会计管理工作，还能介入到其它经济工作中去；多层次，即能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这四个角度为出发点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而无论是口径、基础、用途、层次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使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成为一个动态概念。

（三）按人才类型确定各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

学者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为四大类，即学术性、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我们将从会计职业的特点和会计从业人员的特点结合人才的分类也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均为应用型人才，将应用型会计人才分为三类：即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技能类应用型人才。他们应该分别具备不同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知识结构和实践技巧。下面的内容中，我们试图将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分别描述：

人才类型

特点

职称层次

会计教育层次

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具有将各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高级会计师

硕士研究生

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应用智力技能来完成工作

中级会计师

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

技能类应用型会计人才

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

初级会计师

中专教育，短期培训

1、工程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开展财务管理活动为主，亲自指导会计实践，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这类会计人才要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要具备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的能力；要能依据已搜集到的各种经济资料，设定某些经济参数，采用一定的管理会计方法，对企业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趋势作出事前预测或规划。能融理论和实践于一身；能指导全局性、整体性财务工作；能为企业财务管理进行整体规划；能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突发事件；能为企业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

2、技术类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并进行适当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会计人才，其工作的侧重点仍然是进行会计核算，但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注重智能运用，能根据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进行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要有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技能性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从事会计核算工作为主的应用型会计人才。该类应用型会计人才工作的重点是进行会计的核算、反映和监督，具备一定会计基础知识，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能够操作计算机和使用会计软件，并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类会计人才主要依赖操作技能来完成工作任务，从事执行性会计工作，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因此，大量具有一定会计基础知识和会计专业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三、研究和探讨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模式。

“模式”词义来源于“模型”。“模型”最初本意是用实物做模的方法。后来，模型由实物模型发展为非实物的形式模型，例如数学模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非实物的形式模型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并使用“模式”这一词。例如方法模式、教育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等。在这个时候，“模”包括了实物模型的意义，“式”包括了形式、样式的意义。“模式”一词兼容了实物与形式两大类。本课题研究和探讨的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这个模式不但兼容实物与形式，而且将实物和形式动态化，是一个与人才成长息息相关的问题。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目标服务，培养目标决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同时培养模式实现培养目标是实现目标的指定路径。

（一）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性分析

1、培养模式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培养模式是根据培养目标的提出来并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的，是指导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活动的依据。良好运行的培养模式能将培养目标渗透到人才培养活动中去，并通过培养活动实现培养目标。如图所示：

构建

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

运用

培养活动

（教学活动）

实现

2、培养模式根据人才成长规律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系统化、秩序化。目标是岸，模式是航线，培养活动（教学活动）是舵手，三者缺一不可。在培养模式的规范下，培养活动在系统化和秩序化的前提下发挥自由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如中专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形成达到的不同目标。

3、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精髓。只有培养目标和培养活动的教育行为就犹如只有躯壳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培养模式是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中枢环节，连接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培养模式体现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目的是社会对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质量的总体要求，对教学方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起着决定作用。教育的目的性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联并产生相互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将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发展调整教育目的。而培养模式中完全渗透着教育的目的。

（2）培养模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体现主体多元化特性。社会、学校、学生都将成为培养模式中的主体，强调多元化，坚持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及用人单位共同商定的原则，同时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3）培养模式的内涵中要体现层次性。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据此，人才培养模式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次，目标体系，主要指培养目标及规格；第二层次，内容方式体系主要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途径等；第三层次，保障体系，主要指教学队伍、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等。

（4）模式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人才培养模式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尤其应当强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的模式，才有生命力，才有借鉴作用。

（二）确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出发点

1、实现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结合。从一般意义上讲，通才教育是当代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但现实的问题是我国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教育仍然处在"专才教育"阶段，学校的专业特性不可能改变，社会各行各业所迫切需要的仍是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所以，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实施通才教育在理论上虽然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在实践上（无论是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教育的现实条件）尚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确立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并为我国现阶段教育力所能及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

2、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我国高中后教育在"专才教育"模式下，突出的弊端就是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分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认识、适应、掌握发展了的世界，并着力于教会学生知识和本领，教学的内容也是一些以知识、技术为主的纯科学的东西，忽视了让学生从人生意义、生存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以致有许多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却没有健全的人格。现代社会的发展强烈地呼唤着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把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成为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的一代新人，既会做事、又会做学问、更会做人。因此，在应用型会计人才中不仅要进行科学教育，还要进行人文教育，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得到统一。

3、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教学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基本要求。那种迎合空谈理论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利于培养懂理论、能运用、具有创新能力专门人才的。同时，空谈理论，不谈理论产生的实践根源，也不谈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或者不以适当的实际材料帮助学生获得完全的知识，使理论脱离实际，也是不行的。社会实践是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的基本途径之一，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践中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劳动观念和事业心、责任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因此，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应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导，把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构建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为受教育者构建为达到一定的知识体系、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它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紧密相关。构建应用性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全盘否认过去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而是在更新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力求站在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新审视过去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摒弃、有创新地构建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目标：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依据。

研究培养模式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培养目标问题。如前所述，培养目标则是由社会需求的人才类型、人才层次决定的。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2、素质教育：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特征，不仅在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在于基础素质，其中，创新素质、人文素质居其他素质之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不断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创新人才是决定一个民族竞争力强弱的关键要素。由此可见，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会计人才，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根本任务。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反映了人才的质量。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从知识经济发展需求的高度，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精神的熏陶融为一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会学生做人。为此，要在教育思想上变过去单纯地以培养学生“做事”为目标的模式为既培养学生“做事”，又培养学生“做人”的模式上来。就人才素质的整体而言，“做人”比“做事”处在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位置上。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促使其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学会做人，学会合作，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培养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创新能力，会与人共事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素质教育是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基础。

3、拓宽专业：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方向。

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社会的服务方向。一个学校能否建立主动适应的市场机制，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不断拓宽专业口径，为社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学生创造更宽阔的就业渠道。因此，必须根据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在拓宽专业口径上下功夫。横向上，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按大类专业招生；纵向上，延伸专业内涵，改革传统专业，扩大专业服务范围。

4、课程整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核心。

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其重要一环就是课程的整合与重组。因此，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对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进行分析，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原有课程体系问题，该整合的必须整合，该重组的必须重组。

5、“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