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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结构(capitalstructure),是指企业筹措资金的各种来源、组合及其相互之间的构成及比例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构成企业的各种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有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从狭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现代财务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确定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业银行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并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与其他企业一样,以利润为目标。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经营对象的差异。工商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但是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受《公司法》的约束和调整,其财务目标同样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一个能够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体系正在悄然兴起。这既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形成了巨大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尤其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的缓冲期已结束,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为迎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形成的挑战,国内的商业银行纷纷选择了上市,因此,研究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于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分析
银行资本结构与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相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债权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银行的债权资本主要包括:银行长期债务和分散的小额存款。二者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相同。银行,作为从事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贷放的负债经营性行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和债权结构分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债权资本在银行全部资本中占很高的比率,银行债权人与银行内部经理人员之间的成本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银行的债权结构较一般企业来说较为分散,难以发挥大债权人治理结构下的监督与控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降低银行债权成本的难度。
2.银行资本的高杠杆性
银行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其负债和资产是微不足道的,其净值很低,银行主要是利用负债来形成资产并进行经营,即银行用较低低的净值撬动较高的负债,可以说银行资本具有高杠杆性。正因为银行的杠杆作用巨大,银行能否筹集到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性、业务种类、管理质量、与资本水平等,而不是其负债与权益的比率。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债权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1.资产负债率高,债务规模大
银行是负债经营性企业,负债是银行经营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债务规模庞大。
从中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负债总额是91505.16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78%,中国建设银行的负债总额是70878.9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81%;从股份制银行来看,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负债总额分别为14920.16、12677.24、4580.39、9996.78和7042.16亿元,负债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94.92%、96.82%、96.54%、94.81%和96.25%。虽然高负债比率能够获得很高的财务杠杠利益,但是它也会带来很高的财务风险。
2.各项存款构成银行债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都在负债资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是8O.02%,工商银行是80.65%,建设银行89.96%;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中,中信银行最高,达86.58%,兴业银行最低也达65.07%。这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资本结构比较单一。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权益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权益资本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代表着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权益资本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内部融资,即银行通过自身经营所获利润积累的资金,主要体现在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项上;二是外部权益资本融资,即外部投资者投入的权益性资金。根据投资主体身份不同,权益资本又划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及外商资本金。
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表现出以下弊端:
1.资本金不足
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重要制度。它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限度。资本充足率指标现已作为衡量单个银行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重要指标,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水平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大体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深发展达到了1O%的稳健水平,但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金充足率还有差距。
2.不良贷款依然存在
虽然不良贷款的比重,2008年相比较2007、2006年下降了很多,但是它的存在依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银行资本,造成银行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三、优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此类缺陷,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
一般意义上讲,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金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上市银行除了一般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外,应充分利用上市这一筹资的渠道,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等方式,并且严密控制这种方式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
提高资产的质量,降低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
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可以从两方面来人手:第一,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第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份额。
2.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
要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减少高风险资产的份额,例如,可以采用出售高风险资产的方法,将风险转移出去;第二,提高发放贷款的质量,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应从源头上控制贷款质量,例如,了解贷款客户的资信、贷款的投向等等。
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施加的影响
1.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所谓生产性金融资源是指那些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资源,是被企业用于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金融资源,它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以及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相对于居民手持现金和居民储蓄存款等非生产性金融资源而言,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国家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生产性金融资源可以表示为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与储蓄投资转化率的乘积,因此通过扩大一国的金融资源总量和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变,相比较资本市场而言,银行在促进生产性金融资源数量持续增长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后工业经济时代标志的新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赖于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的支持,资本市场正成为财富创造的推进剂。这样一来,必然促进我国银行业在生产性金融资源上的运作,十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进一步拓展。
2.资本市场分流我国银行大中型优质贷款客户。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日益降低,资金需求方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在我国,优质大中型企业可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一方面可增强其内在动力,一方面也可通过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防止将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的现状。这些能够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往往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因而直接融资分流了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给以存贷款为核心业务的传统银行带来巨大冲击。
3.资本市场改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资本市场产品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其收益往往高于储蓄存款,对居民很有吸引力,成为居民新的投资渠道。当股票、债券等大量发行时,居民的储蓄存款就会不断转移到资本市场,引起储蓄存款增速减缓甚至绝对量的减少。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负债短期化。居民投资资本市场产品时,一般动用的是处于闲置状态的定期存款,且为便利投资交易,往往还要备用部分活期资金。因此,居民和企业在参与资本市场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期限较长的稳定资金,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期限较短的活期资金,从而影响了银行负债结构,加大了银行资金的不稳定性。三、资本市场环境下我国银行的驱动发展
1.我国银行应积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寻求复合型金融创新工具。投资银行是与商业银行相对称的金融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和灵魂,是企业直接融资的机构。作为一个产业,投资银行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对世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购并重组、安排直接融资、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投资银行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目前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所以商业银行可通过在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等形式,大力拓展非资本业务尤其是中间业务,积极进行复合型金融工具创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2)策划企业兼并收购,为企业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实现购并目标服务。(3)设计债券发行方案,为企业债券融资服务。(4)提供融资安排,解决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5)充当企业财务顾问,为企业生产经营、资本运营、长远发展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6)直接投资,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发展。(7)创新金融工具,如运用可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增加市场品种,活跃资本市场。
2.我国银行应主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形成互补。无论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管理风险,这就决定了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在不断积聚风险的同时,自身也需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并要承担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然而银行的风险管理目前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且随着各国金融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金融可持续发展条件下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与金融体系的稳定的要求。
3.我国应建立银行金融控股集团。以资本为纽带,以银行为主体,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年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渐发展成为金融集团,实现集团综合经营。以参股、收购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为例,我国新修订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对股东的要求中,商业银行位列主要出资人的首位。因此,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是在目前政策环境下实现银行金融控股集团的突破口之一。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发挥资金优势,扩大客户基础,提高赢利能力,最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也符合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惯例。对融资租赁行业来说,商业银行具有较丰富的专业人才、客户资源、营销网络、无形资产等方面的优势,其进入融资租赁行业,必将更好地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设备销售、技术更新乃至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在信托公司方面,针对目前信托公司处境比较艰难的状况,抓住监管层支持商业银行收购信托公司的政策机会,商业银行可以收购信托公司中开展人民币理财、信贷资产转让信托、企业年金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等信托创新业务。
总之,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与银行发展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这种关系,找准切入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于促进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深刻而远大的历史意义。
【摘要】目前,资本市场正由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向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并重的“双核”体系转变。这一转变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同时也为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提供了动力和发展契机。本文旨在探讨资本市场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打造一流的国际型商业银行。并结合相关内容探讨商业银行下一步的做法。
【关键词】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创新工具
参考文献:
[1]田瑞璋,李勇.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李树林.论资本市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经济论坛,2008,(2).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范文
论文写完初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之前的几次初稿中,我的致谢这部分总是空着的,我清楚地明白,写完这部分,我离毕业也就很近了。
论文的写作过程是痛苦的,但终于写完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疲惫,也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百感交集。六年的喻园求学生涯,将划上一个句号,我的最美好的大学生活也将关上大门,从此,我将真正走出校门、踏进社会。
清楚记得自己在2002年9月刚入校的时候的稚嫩情景,而如今的我,早已完成了许三多式的华丽转身,而眼前这一切,我要感谢太多太多的人。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成绩。面对熟悉的亲人,我们反而很难表达爱意。或许只有借助这样的机会,我才能放开声音对父母说声谢谢!在我25年的人生、18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是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得以安心求学。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工人,但他们给了我太多,父亲是70年代的省劳模、正直踏实,母亲善良勤劳朴实,他们是我成长的不竭动力。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难忘,最终化为两个字谢谢!
其次,要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进步和成长。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赵振宇教授,这篇论文是在赵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从选题、构思到定稿无不渗透着导师的心血和汗水;在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中,赵老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终身,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其次,感谢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耀老师,感谢新闻学院的全体老师,特别是吴廷俊和刘洁老师,感谢辅导员王潇潇、陈琳老师及学工组的何立群、夏、罗曼老师,感谢研究生工作部的金凌志、郑小建、刘老师,在6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们或给我指路照明,或教会我怎样做人做事,或教给我知识与技能。衷心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第三,要感谢我的朋友同学,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值得留恋。感谢本科期间三羊斋的兄弟们张杨、杨扬、汤河,感谢硕士期间的五人组张瑞栋、郑焕坚、胡金波、徐剑桥,感谢所有给我提供帮助的师兄师姐们,感谢新闻学0201班、06硕新闻班的同学们,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一个社团中结识的朋友、同志,这些都是我大学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四,要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个社团,没有它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感谢《新闻青年》报、新闻学院学生会、《华中大研究生》报,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青年时代》杂志、新闻学院研究生会、06硕新闻学党支部。我的大学,我的社团,我的精彩!感谢我所有的实习单位《南通日报》、《江南时报》、《湖北日报》、《南都周刊》及我的所有实习指导老师。
如果说今天的论文算是一种成果,我想一定要奉献给以上所有要感谢的人。
致谢写到这儿,要结束了,但请允许我借助这么一小块地方,对母校说两句心里话。别了,韵苑、东一区,我最可爱的宿舍;别了,南大门,难忘的像;别了,东六楼,新闻学院的根据地;别了,白云黄鹤BBS;别了,世界文化名人园、青年园,校内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别了,东九楼、西十二楼、西五楼、东五楼、东一楼,我曾今也是学在华工的践行者;别了,学二食堂、韵苑食堂、教工、百味小吃城、集锦园、百景园、集贤楼、西园、西门、南坑,华工的种种美食我会怀念的;别了,一号楼学术报告厅、大活、韵苑体育馆、东操、西体,这些地方留下了我组织或参与活动的印记;别了,人文讲座、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QQ签名档和白云昵称早已改成我爱华工,这也是我现在最想说的。虽然离世界知名高水平一流大学还有差距,但我绝不会为高考填写的志愿而后悔!华工的博大、积极、实干、活力,让我受益匪浅,在喻园这个泡菜坛子里,我收获良多。
学了六年新闻,虽然自己最终没有从事新闻事业,或许这是大学的一个遗憾,但对于新闻事业,我想套用一句俗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是2008年5月18日,刚刚看到新闻,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5000年来第一次真正为普通公民下半旗,并暂停奥运圣火在境内的传递活动,这个决定或许不是媒体呼吁的必然结果,但最终和媒体呼吁的内容是一致的。现在的一小步,或许是历史的一大步
我毕业论文的致谢
致谢:
感谢我的导师XXX教授,他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感谢XX、XX、XXX等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供资料对于我一个对网络知识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到网络知识并完成毕业论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感谢XX同学在非常时期,我不能去实验室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指点我的学习。她可好了。她的QQ号码是XXXXX56大家要加他为好友呀。她经常在,只不过隐身了,大家要和他说话,烦死她。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养我的黄土高原,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的甘甜的汾河水,感谢太原那清新的带有煤渣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被我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感谢幼儿园到大学期间拒绝过我的无数女生,不是你们我那有这么多时间从事我的技术研究,你们对我真好,我理解你们。还感谢那些被我拒绝的女生们(虽然目前还没有,但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的)。
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4年来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还感谢非典封校时期陪我玩网络游戏的同学,我们一起砍怪物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感谢网络游戏中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团长,是你给了我好多装备,让我身心得到愉悦,更好的投身到毕业设计的工作中。感谢不勘兽,感谢半兽人杀手,感谢哈比,感谢巨魔武士高卷,感谢灰狼给我光武,感谢《骑士》这个游戏陪我度过日日夜夜。
感谢SARS让我可以不用去实验室,天天睡到11点。
感谢人类当今的技术,不然我就没有毕业课题了。
没有感谢的了,再谢就太贫了。88
毕业论文致谢词幽默版
致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这个谋杀我青春年华的地方,郑而重之附在大学时代的末页!
经过这次毕业论文设计,提高了我很多的能力,比如抄袭水平、把简单问题搞复杂的能力、不到字数誓不罢休的坚持精神、拖拉但不懒散的工作作风等。
感谢廖朝辉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没有他的帮助和提供资料,对于我一个对经济管理知识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到经济管理知识并完成毕业论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感谢韦怡同学在非常时期,在我写不出论文的三更半夜和我鬼扯。她可好了。她的QQ号码是198987703大家要加他为好友呀!她经常在,只不过隐身了,大家要和她说话,烦死她。
感谢养我的广西山山水水,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甘甜的郁江河水,感谢横县那清新的带有茉莉花香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感谢幼儿园到大学期间拒绝过我的无数女生,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你们对我真好,我理解你们!还要感谢那些被我拒绝过的女生们,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虽然长得很丑,但你们是坚强的!”
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感谢大学生活让我天天睡到11点。
感谢人类当今的技术,不然我就没有毕业课题了。
我要感谢爸爸在一个腥风血雨的夜晚,将几千万的兄弟姊妹派遣到妈妈体内,然后也要感谢其它与我一同冒险犯难,当然更要感谢那一个卵子最后接受了我,在十个月后还要感谢开着拖拉机的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全家去医院,并且感谢那一个实习医生颤抖着手,把我从妈妈体内夹出来,当然也要感谢那一个漂亮的护士姐姐拍了我屁股几下,然后感谢……
我要感谢蚊子,每当我想睡觉时,他们就会在我枕边耳提面命地说:“快起来写论文啊!”当我不理他们继续睡时,他们就会咬我一口,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还睡!”当我爬起来坐在计算机前,因为坐太久而需要活动筋骨时,他们轻舞飞扬地说:“来打我吧!”最后我把他们打死了,因为这股成就感而觉得前途光明时,黏在墙上的他们还不忘肝肠寸断地说:“去……写……论……文……”
我要感谢小泽圆、朝河兰、长濑爱、美竹凉子、高树玛莉亚……正是这些异国的友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敢于和封建伦理做斗争的人,视艺术为生命,对AV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总是陪我渡过一个又一个写不出论文的夜晚,在我精神最不济的时候,适时地安慰我;在我思路不通之时,让我体会到通畅的;在我灵感枯竭时,让我了解到泉涌的喜悦!
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二、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渐彰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银行的国际金融业务日益增多,也因此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尤其是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整个金融行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明显放缓趋势,加上市场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现实因素,商业银行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业务拓展范围变窄,贷款投放对象相对集中,企业倒闭乃至破产更加容易增加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据相关数据显示,就整个经济体系中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贸易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等关乎国民生计和宏观经济运转的行业。一旦信用崩盘,对我国的经济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作为反应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资本充足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在因为借款人违约资产蒙受损失之后,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资金损失的程度,预示着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有明确的规定,早在2011年5月初,银监会下发《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其别指出,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资本作为一种风险缓冲剂,能够保护商业银行抵御外来风险的冲击,防止银行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体系,是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合理性
银行资本金的多少是维持银行稳定经营的前提,对商业银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促进银行高效运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银行的资本金越多越好。建国初期,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中并无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商业银行各类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审批通过,可以说没有一个违约风险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登上历史舞台,为适应市场的发展的需要,我国也相继出台了有关金融风险防范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必须开始考虑自身经营的风险管理问题,同时采纳了《巴塞尔协议I》中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办法,但仍没有单独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体系,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直至2003年中国银监会正式成立,并于2004年推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从此建立起以检查监督、资本充足率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并且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纳入监管范畴,加大了资本充足率的覆盖范围,逐步与《巴塞尔协议II》接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断修改完善巴塞尔协议的相关内容,提高资本充足率,在保持其资产规范性扩张的同时,也注重资产结构的合理性。从目前来看,我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主要参照国际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缺少对我国经济状况、银行运作模式等的考量。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金,固然能提升储蓄者存款的安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过量的资本会大大降低银行撬动财务杠杆的能力,影响其实现利润和提升自身经营业绩,因此,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理还应综合考虑我国的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及资本市场的供需状况等,在保证银行安全稳定经营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盈利性,合理选择最优规模发挥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四、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策
近几年来,银行持续、迅猛的业务扩张使得其资本消耗速度过快,2015年4月,标准普尔公司出具的报告预计,标普调整后的资本比率均值介于6%-7%,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将基本维持在“一般”水平,而银行快速成长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很可能影响其信用评级,从而成为限制其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
1.调整资本结构。
根据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界定,银行资本的规定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简单看来即是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国家财政直接向银行拨款、减免银行赋税或是国家财政政策补贴的方式使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扩充。其中银行通过上市融资可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资本补充机制,是比较便捷的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上市后新增股本将计入核心资本的范畴,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使其融资渠道大大拓宽,提高了银行的社会认可度。而对于已经上市的银行可以通过增发、配股等进行股权融资。商业银行还可应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减少资金使用成本,拓展业务范围等各种方式增强银行自身活力,从而提高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还可以调整附属资本占比以追求资本总额的提升。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提高银行的准备金,以调节房地产资金供应、资本市场融资融券或者混合资本工具等方式提高银行的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和金融可转换债也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发行次级债券是补充附属资本的重要方式。次级债作为一种主动性负债,是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发行相对灵活,发行成本也较为低廉。对于资本充足率不高的银行来说,发行次级债可以调整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快速补给银行资本金。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应对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保持较高的敏感度和警惕性,可以通过发行优先股、二级资本债,以及配股、增发股份等股权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金,或者调整自身业务发展速度以满足监管的要求。
【关键词】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人本资本;公司业绩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者自己经营自己的作坊,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经营者即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纯粹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但是这种生产经营主体不仅生命周期短暂,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差,生产能力低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委托—现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由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于是产生了经营约束、监督和激励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控制资源的增多,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作用下,企业的股东数量不免越来越大,即企业的所有权难免十分分散,单个小股东既没有动力,也无法承担巨大的成本去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于是在相互分离的股东中产生了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企业的治理结构便越来越倾向于经理层,出现了被贝利和米恩斯(BerleandMeans,1932)所称的“经理革命”,公司的治理中心由股东转移到经理层。为了制衡经理层权利的失衡,又产生了所谓的“资本觉醒”。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不断地寻找制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的公司理论认为,资本雇佣劳动,企业是围绕资本所有者筹建起来的资源和契约的集合体,对公司价值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多是从资本结构这个视角来进行的。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大致经历了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传统理论、MM理论、权衡理论、委托—理论、信号揭示理论、啄序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这几个理论阶段。Masulis和RonaldW等研究发现,公司债务与权益比同普通股的期望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Lapozta(1999)和ThomsenPedersen(2000)就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国内陈小悦和杨晨(1995)研究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收益同负债权益比呈负相关关系。其他的相关研究结论各异,既有发现公司财务杠杆率同公司业绩正相关的,也有发现他们负相关的或不相关的。随着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要素得到了很高的重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如何激发企业经营者知识和技能的潜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研究的新方向。美国学者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持有较少公司股份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有动机追求在职消费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施股票计划可以激励管理者选择和执行能增加股东财富的行动和投资机会。Mehran(1995)随机抽取了153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Morck,Shleiferh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91),Griffith(1999)研究发现,CEO的持股比例同公司业绩相关,但并不是单调线性的相关关系;Himmelberg,Hubbard和Palia(1999),Palia(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弱相关关系。关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袁国良、王怀芳和刘明(1999),魏刚(2000)等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或不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石建勋(2003)和葛文雷、荆虹玮(2008)等却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200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意见,指出要求上市公司增设独立董事以来,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对公司治理和业绩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问题。熊俊顺和许敏(2008)随机抽取了沪市3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高军(2006)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板块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促进作用;朱治龙和王丽(2004)以及吕兆友(2004)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动摇,管理层股权激励、技术入股、专业技术人员入干股、风险投资的价值导向等充分说明:对于信息技术经济时代稀缺的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已呈现出人力雇佣资本的态势。我国学者盛明泉、倪国爱、丁胜红等在论证最优资本结构存在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结构的人本思想,即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能力的最优条件,核心是人本资本结构理念。本文试图从人本资本的视角,探求人本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研究理论及假设
本文从人本资本角度对公司治理的要素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人本资本结构。人力资本雇佣、吸引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围绕人力资本组成公司实体,资源配置影响权利,权利作用于资源。各种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影响权利分配。企业经理人拥有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独立董事拥有专业领域专门知识,投资者拥有资本的投资导向能力,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能,普通员工拥有劳动能力,这些人力资本相互结合,决定企业的权利分配。本文研究的假设有:
假设1.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有相关关系。
假设2.资本配置决定权利分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业绩。
假设3.人本资本可以由相关指标有效度量。
假设4.人力资本决定人本资本结构,人本资本结构又反作用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潜力的发挥。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见表1)
1.被解释变量:公司业绩
公司业绩的考核指标有会计利润率和公司价值指标等,而公司会计利润可以采用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和息税前利润率等等;公司价值指标可以采用公司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托宾Q值)、公司股票市值等等。笔者选取净资产利润率来作为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特殊性造成公司市场价值可参考性小,同时净资产利润率相对于其他会计利润率指标而言更能体现公司对单位权益资本的利用效率。
2.解释变量:人本资本(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
从人本资本治理角度,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本资本的最优结构,本文将从人本资本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将公司人本资本划分为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同时将核心技术人员人本资本纳入管理层资本考虑,因目前企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的主要是同质性的劳动,而且其人力资本尚未被纳入公司治理之中,所以本文暂没有将其记入公司人本资本之中。同时本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来衡量管理层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衡量独立董事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平均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权人资本;因为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小股东的人力资本也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和发挥,不能将其纳入人本资本,所以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率来衡量所有者资本。
(二)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假设和变量设置,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ln(Y)=α+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ε
其中,Y为公司业绩,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X1为管理层资本,以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GC)来衡量;X2为独立董事资本,以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DC)来衡量;X3为债权人资本,以平均资产负债率(ZC)来衡量;X4为所有者资本,以前五大股东持股率(SC)来衡量;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尚未考虑的如普通职工人本资本、宏观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处理和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6年已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股东大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2007年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考察的是2007年度的公司业绩和其他指标。通过对样本进行必要的筛选,剔除了几家亏损企业的数据,得到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新浪财经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1.样本描述
由表2数据可知,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净利润率相差很大,但平均净利润率较高;管理层持股指数相差很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程度和覆盖面相差很大,但平均管理层股权激励力度很小;我国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出勤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独立董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另外,我国前五大股东的平均持股率很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但是个别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2.多重共线性分析
由表3数据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存在。同时发现,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很小。
3.估计模型
笔者运用OLS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解释变量债权人资本未通过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其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稍后再对此作分析,在此先剔除这个解释变量,于是,回归模型可以设置为:
ln(Y)=α+β1ln(X1)+β2ln(X2)+β4ln(X4)+ε
通过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2:
由回归结果发现,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且F值也大于F0.10(3,28)。下面对该模型进行其他的相关检验:
(1)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横截面数据不需进行自相关性检验。
(2)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18.36150,p=0.031204,所以模型存在异方差性,这时OLS估计不再具有最小方差的特性,此时事实上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才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BLUE)。一个很常用的做法就是将权数直接取成方差的倒数,即ωi=1/δi2,本文取权数W=1/e2,可以得到以下的估计结果如图3:
(3)对新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3.745630,p=0.927343,所以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4)对新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分析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模型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和所有者人本资本的效用的发挥程度。其中,公司业绩关于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094957,关于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20929,关于所有者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71285。
(四)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所得到的模型中,债权人人本资本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可能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片面追求信贷规模,对信贷风险和安全性的控制不足,银行并未重视对贷款业务的后期监督,实质上银行并未参与公司的日常治理和监管;另一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有时甚至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帮助企业取得借款;而其他法人和个人在借款时更关注企业的口碑等商誉,而不大重视企业的经营实力等。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企业的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对企业的业绩都是起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提高管理层持股指数来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同时促进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公司业绩与所有者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由于在其他人本资本利用程度不高的环境下,我国的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国情,股权过度集中,所有者人本资本仅发挥的是大股东所有者人本资本,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更倾向于维护大股东的利益,从而侵占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不再是发挥每一单位权益资本的效用,而是谋求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和其他特殊目的,而且由于其他人本资本利用效率不高,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缺乏制衡力量,公司的各种风险增大。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其与公司业绩没有相关关系。另外,我国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度过高,所有者人本资本仅能代表少数大股东利益,而且缺乏必要的制衡力量,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同所有者人本资本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要适当增强企业其他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发掘职工人本资本,充分利用债权人人本资本,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效用的发挥,适当降低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度,提高所有者人本资本的质量,使企业内部的人本资本结构实现长期的动态平衡,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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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创性的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指出,资本成本已成为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效用方法从规范和分析的角度而言具有严重的缺陷,因而为资金成本找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法,需要将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认为西方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为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所需负债资金的比例问题,即负债在企业全部资金中所占的比重问题。企业筹资决策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结构决策,而资本决策的中心问题就是最优资本结构如何确定。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46年Hicks在“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开始研究资本结构理论。Durand(1952)将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净收入理论(Net Income Theory)、净营业收入理论(Net Operating Income)和传统理论(Traditional Theory)。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对资本结构理论的一种初步认识,是对企业所有者行为的一种推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本结构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而形成的,始于1958年由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M定理。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深入探讨了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严密推论的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了著名的MM资本结构理论,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
近年来,随着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资本结构问题已远远超出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进一步扩展为包括融资结构、投资结构以及利润分配结构在内的涵盖公司整体资本运作结构的研究范畴。汤谷良(2000)提出了“资本结构复合概念”:资本结构的内涵包括资本结构的要素和组成,如诸要素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动态调整。资本结构概念的外延至少应该从三个角度来界定:
1、在纵向上,包括不同层次的资本空间结构和不同层次资本结构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
2、在横向上,包括资本结构许多超越纵向控制的、多样性的横向联系和多样化功能。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权益资本与负债融资的比例关系;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比例关系;资本各种筹资方式的比例关系,如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等;各有关投资者成员之间资本投资数额的比例关系。
3、从时间序列上,包括资本结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各种时间结构。
总之,资本结构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多层次集合而成的复杂巨系统,同时也是一个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和发展的动态系统。
二、国内外银行资本结果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国外银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将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入银行行为中,发展出了银行企业论(Theory of the Banking Firm),Klein(1971)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把银行作为一般的企业,利用预期利润最大化方法对银行最优资产组合、负债结构和最优规模进行研究。
Pringle(1974)认为,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全,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或投资获得超额利润,以达到股东权益最大化。当贷款的超额边际收益等于权益资本的超额边际成本时,银行的权益资本达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指出,在不完全金融市场里,若银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那么,银行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Kareken和Wallance(1978)指出,在有进入障碍的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储蓄存款获得独占利润。因此,负债越多,银行价值越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权益资本为零,银行价值最大化。但当破产成本存在时,风险会伴随负债的增加而提高,因而部分抵消了负债增加带来的利益。因此,在考虑负债税盾和破产成本时,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Buser、Chen和Kane(1981)对有存款保险的银行进行分析。他们认为,资本管制作为隐形担保,可以减少银行因资本不足而发生危机的概率,同时也会减少存款保险公司的理赔概率。当同时考虑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和政府隐性担保时,银行存在一个最有资本结构。Maisel(1981)认为,应该将破产成本、不完全资本市场、公司所得税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考虑到银行资本结构中。Orgler和Taggart(1983)以Miller(1977)的银行资本模型为基础,将所得税、金融服务成本、破产成本和成本等要素引入银行资本结构决策中。结论是银行财务杠杆与存款准备金的数量以及银行规模有关。即政府管制会影响银行的资本决策,破产成本会降低银行财务杠杆,而银行管制和存款保险会降低财务杠杆的效果。
(二)国内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其中对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关注居多。
张杰(1999;2003;2004)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十分特殊,它是国家声誉与居民存款在特殊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奇妙组合。国有银行改革须着眼于资产结构而不是资本结构,或者说以资产结构调整来改善资本结构。王胜邦(2006)从经济资本、监管资本、会计资本3个角度进行考察,分析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但是在一个长期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用一个神奇的公式进行精确计算。1988年资本协议确定的8%最低监管资本要求是根据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状况得出的经验数据,也是试过集团内部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张丽华(2004)指出,单纯依靠补充资本和剥离不良资产等类似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银行资本结构单一和资本不足的问题,必须加强资本管制。侯菁(2004)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财务杠杆过高的资本结构不合理现象主要是由产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李喜梅(2011)指出,国家控股上市银行有利于其绩效的提高,而核心及附属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不仅是商业银行应对资本监管的需要,也是其绩效提高的要求。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不仅包括股权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股权和债权的比例关系。杜后扬、张兰波(2005)指出了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应用及其局限性,提出银行经济资本理论很好地把银行价值(市值)最大化和风险管理结合起来,是未来资本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胡援成(2009)指出,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根据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账面或市值资本资产比率的决定,一派是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卢斌、郑丽丽(2009)在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得出有些传统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对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也因此而验证了银行业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梁媛(2002)认为,由于银行的主要债权人――存款者受到政府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持有较少的资本,并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因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看作是监管者为了减小其存款保险的运行成本而采取的制度安排。郑鸣、肖健(2008)年基于对中小股份制银行财务数据的分析,讨论了资本结构是否对银行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功效,其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股权的资本结构对银行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有关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的简要评价
上述理论通过引入银行破产成本或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说明政府监管或存款保险的逻辑必要性,但是大部分的实证分析依然无所得到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指标的直接的、显著的关系,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的适用性依然存在谜团。对于现在逐渐兴起的能够覆盖银行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概念,无法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联系到一起,使得我们对资本结构理论在商业银行领域的解释能力持有怀疑的态度。已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理论大多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资本结构在银行的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需将银行的特殊性包括在资本结构理论中做特别的说明,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对银行的特殊性纳入到银行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框架内的话,因为无法说明银行的特殊性进而研究的结果解释能力就会大大减弱,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何实证分析中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之间影响不直接的原因。
三、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层次
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银行资本结构就是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在银行领域的简单运用,由于银行高杠杆、高负债比率而具有的高风险特征是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重要隐患,银行股东和经理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不具备消除风险的自主性,使得银行具有较高的负外部性,必须依靠外力加以解决,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就此孕育而生。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主要指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的企业法人,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商业银行最为特殊之处就是它经营的是货币,而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商品。由于货币的特殊性导致了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一般的工商企业用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运营整个企业,转化为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存货等构成了整个企业的价值,而银行用权益资本和次级债、混合债等资本取得了银行的经营牌照后,购买的“商品”为货币,用属于自己的权益资本和短期内可作为权益的次级债、混合债等债务资本去吸收存款,按照企业的价值恒等式V=S+D,银行的价值因为吸收了公众存款而比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扩大了数倍。
由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可得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可以为以下几个层次:
1、广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总资产中各种资金的比例及其关系,即为权益资本与各项负债资本的比例关系。
2、狭义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就是银行的权益资本,次级债、混合债等银行长期稳定的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权益资本增量的比例关系和方式;次级债、混合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商业银行再融资过程中内源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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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损失(ExpectedLoss,EL)是指银行从事某项业务所产生的平均损失,计算公式为:
EL=AE×LGD×EDF其中:AE为风险敞口;LGD为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EDF为预期违约率。一般以准备金计入银行经营成本或在产品价格中补偿,已不构成真正的风险。灾难性损失发生概率极低,但损失巨大。非预期损失额就等于经济资本,也可将非预期损失称为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的计量是经济资本管理的核心,也是经济资本配置、计算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及经济增加值(EVA)的基础。依照现代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经济资本也可相应地分为覆盖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覆盖市场风险的经济资本与覆盖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其计算基本公式为:
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重叠计算的损失
从数量上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管理者总是希望银行需要持有的经济资本越少越好,越少的经济资本表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
二、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2006年底开始生效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指出,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的最终保证,应在所有敞口上得到合理配置,资本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将资本要求与风险度量直接挂钩,这是新资本协议基本框架第二支柱内容的一部分。
(一)样本数据的采集
以某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一地级市分行为例,该银行2002年7月至2007年1月发生的全部公司贷款数据,共有370笔贷款。其中2007年1月31日仍具有余额的贷款227笔,没有余额的贷款143笔(已到期并本息结清)。将具有余额的227笔贷款作为一个组合,计算其非预期损失,其中11笔贷款已到期但本息未全部偿还,作违约处理。我们需要估计在2007年1月31日这一时点各债务人的年违约概率,并在这一时点计量该贷款组合的非预期损失。
(二)违约概率的估计
该银行已建立了客户信用评级系统,根据债务人的信用评级与其年违约概率之间的映射关系,可以分别确定2007年1月31日这一时点各债务人的年违约概率(见表1)。
(三)违约损失率的估计
我们采用该行上一期,即1998年1月至2002年6月的违约损失率38.2461%作为该分行2002年7月至2007年1月发生的公司贷款的预期违约损失率的估计值。
(四)样本数据的分组以及频带的划分
按照加权平均的方法进行频带划分并要求每个频带内的贷款笔数不少于10笔,将贷款组合划分为8个频带,计算结果如下(见表2):
一旦确定了频带,便可估计出各频带内的预期违约个数和预期损失,并计算出贷款组合的违约损失分布。将不同频带内的贷款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整个贷款组合的违约损失分布,使用聚合信用风险模型结合表2的参数,计算得出整个贷款组合损失为n×L的概率P(loss=n×L),n=0,1,2……,从而得出损失分布图,如图2所示:
根据违约损失分布图计算出贷款组合的预期损失和在置信水平α=99.9%下的非预期损失,结果如表3。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置信水平99.9%,计量出该贷款组合应配置的经济资本为12510.7万元。另外,按照预期损失的计算公式:预期损失(EL)=风险敞口(EAD)×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计算出的预期损失为5269.012万元,与表3中的预期损失5339.300万元相差不大,说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三、在现阶段中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管理上,某些地方的银行就存在着重理论、轻操作,重宣传、轻落实,重推广、轻实践等问题。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关注表内贷款管理,对经济资本的管理幅度不能涵盖银行全部风险;与财务和资产风险的管理衔接性不够;较注重风险资产经济资本的事后定量计量,而不具备资源配置和预算管理的功能,没有形成对风险资产和资本回报的有效约束机制。
第二,在考核方式上,由于各行的考评办法与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的要求存在资产分类不一致、资本要求比例存在差异,所以导致和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事后考核机制仍然不是刚性的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经济资本的导向性作用。
第三,分配方式上,额度确定主要依据年初确定的利润计划和新年度的经济资本目标收益率,未充分考虑一定时点上银行下级机构实际实现的利润差别,可能会造成下级机构经济资本额度松紧不一,在额度调整尺度上较难把握,难以平衡协调,进而造成管理效率低下,不利于经济资本在全行范围充分而适度配置和高效使用。
第四,在资本约束上,与国际银行业比较,中国银行还处于初步阶段。由于数据、系统和人员制约,还难以对关键风险因子和资产组合进行准确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基本还是空白。现有的风险管理技术不足以完成从风险量化到风险损失的映射,不能在银行内部准确衡量风险的总体水平和风险分布。风险控制主要还停留在传统的信贷质量管理上,而资本约束的作用只是体现为满足监管要求,与国际银行业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存在不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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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图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政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政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