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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等原因,我国南方有的地方有的农田被抛荒,各界对此非常关注。通过田间现场调查并走访乡村干部和农户发现,××市并没有出现大家所担心的抛荒现象。××市有农田104万亩,其中一季农田10万亩,常年水稻播种面积200万亩。近年来全市稻谷年总产量一直稳定在16—16.5亿斤之间,单季平均亩产820斤左右。从目前情况看,××市的粮食生产形势比较稳定。在调研过程中,据山区乡镇的村组干部介绍,极少数灌溉条件差的零星田块两季被改种一季的情况偶有存在,但数量极少,还不到百分之一。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需引起重视。
两种人在种田
一是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和妇女在种田,这是当前水稻生产的主力。××市与其他中西部县市一样,田少人多,土地远远容纳不了现有劳力,农村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经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和少量中年以上妇女。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务工经商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种粮收入只是农家经济的补充。张巷镇何家村乌桕组共有32户农户,劳力58 人,目前常年在外打工经商的有51人,占劳力总数的88%,其中有3户全家在外,春节都未回家。该组共有水田118.5亩,其中101亩由留守老人、妇女自耕自种,占农田总面积的85.2%。乌桕村的情况在××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80%以上的劳力已经离开农田,近90%以上的农田仍为各家各户散耕散种。
二是种田大户即规模经营者在种田。按农业部门的统计口径,种田50亩以上为规模经营。照此标准,××市现有规模经营户650户。但××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农田只有1亩左右,50亩相当于10个以上家庭的责任田总数,要求农村十分之九的家庭退出农田让位于规模经营,目前还不大现实。如果把规模经营的标准定为30亩以上,则××全市规模经营的农田面积已达10万亩,约占农田总面积的10%。种田大户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百亩以上的种田大户,如秀市镇一种田大户种了1700亩,荣塘镇一种田大户种了500亩,目前这种大户的数量还不多。二是百亩以下的种田大户,多为一对夫妇耕种三五十亩,不另雇工。百亩以下种田大户主要是一些村组干部、有种粮技术的中年农民和家庭情况特殊外出打工不便的农民。
20__年种粮效益账
先看售粮收入和种田成本。
1、20__年平均每亩农田的售粮收入:双季为1394元,单季为810元。其中早稻产量820斤,百斤价80元,计656元;晚稻产量820斤,百斤价90元,计738元,双季合计1394元。种单季的产量900斤,百斤价90元,售粮收入为810元。另有国家政策性补贴每亩79元,不管转租与否,此款一般归责任田承包者领取,承租者无此项收入。
2、20__年平均每亩农田的农资、种子、水费三项支出:双季为440元,单季为240元。其中早稻化肥100元,晚稻化肥100元,早稻农药40元,晚稻农药60元,早稻种子40元,晚稻种子40元,早稻水费20元,晚稻水费40元。
3、20__年平均每亩机耕、机播、机割三项支出:双季为280元,其中每季机耕费各50元、每季机割费各50元、每季机播(插)费各40元。种单季的一般不用机械作业。
4、20__年劳动力平均日工价为50元,妇女、老年人可略作下调计算。
那么种田效益如何呢?
1、20__年自耕自种散户每亩(双季)的效益情况:又分两种,即完全自耕自种的散户和农忙时请人帮工且使用农机具的散户。完全自耕自种的散户平均每亩效益为954元,即售粮收入1394元,扣除农资、种子、水费等项成本440元,尚余954元。按平均每亩用工25个计算,这种散户种田没有利润,但每日赚到了约38元工资。请人帮工且使用农机具的散户效益为674元,即售粮收入1394元,扣除农资、种子、水费、机耕、机割、机插等6项成本720元,尚余674元。按平均每亩用工8个计算,除赚取300来元工资外,每亩利润350元左右。
2、20__年种田大户平均每亩可获利润404元。即每亩售粮收入1394元,扣除以下成本:①农资、水费、种子等440元;②机耕、机播、机收等280元;③租田费120元;④雇工工资150元,尚有利润404元。
山区种田大户由于田块机耕程度低而增大雇工开支、自灌条件差而增加水费开支等原因,利润要低一些,有的甚本文来源:文秘站 至低至200来元;平原田块耕作条件好,每亩利润高的可达600来元。
如此算来,在目前粮价稳定且略有上涨的前提下,规模经营的种田大户是能够实现预期效益的。一对夫妇只要租种30亩水田,一年就可获得1.2万元的收入,加上其他农业收入及农闲时的零工收入,共计可赚到1.6万元以上,与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差不多;一对夫妇如果租种50亩水田,总收入可达2-3万元,比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则要强一些;百亩以上规模的种田大户,种田利润就更为可观。20__年,××市荣塘镇种500亩田的种田大户获得利润达30.2万元。
目前农资和工价上涨对种田效益的影响
今年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凶猛,目前反映在化肥上,每百斤尿素由去年的95元涨到120元,上涨26.3%;磷肥由20元涨到30元,上涨50%;复合肥(含量45%)由100元涨到160元,上涨60%;氯化钾由128元涨到230元,上涨79.7%。按每亩单季施用复合肥50斤、尿素32斤、氯化钾20斤计算,单季化肥成本增加43.6元;种子、薄膜价格也已上涨;农药目前尚未上市,但价格肯定将上涨。这些项目每亩将增加成本20元左右。预计今年单季将增加各项成本63.6元,双季将增加130元左右。
今年的人工工资也在继续上涨。人工工资上涨将主要反映在农机收费上,预计今年的农机收费每亩将增加成本60元。
这样算来,由于农资和工价上涨,今年的种粮成本双季每亩将增加180元左右。
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要消化农资、人工工资涨价的180元,保证种粮农民不减收并且有所增收,主要取决于今年的粮食价格。从目前国家公布的情况看,百斤早稻最低收购价提高了7元,若晚稻提价与早稻相同,则每亩产量1640斤的提价增收部分只有__.8元。照此算来,今年每亩将比去年减收65.2元。即使把今年国家粮食补贴标准提高部分的52元与之对冲,每亩仍然减收13.2元。
据有关人员分析,去年市场实际粮价在国家最低收购价上位运行,今年的实际粮价还将可能上位运行。从当前粮食行情看,今年市场实际粮价将达到百斤早谷90元、百斤晚谷100元的水平。故今年的种粮效益不但不会减少,预计每亩比去年还将增加150元左右。然而由于物价、工价上涨等原因,即使种粮的比较效益有所提高,农民受对比心理影响,还是会觉得种田效益不升反降。
种粮农民的“怕”与“盼”
(一)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的目的和意义
税收执法责任制是新时期推行依法治税工作的主要内容。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有利于促进税务机关内部税收征收管理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保证各项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得以正确贯彻实施。它也是我国税收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税部门如何服从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和推进地税收入可持续快速增长,最关键的就是要以岗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抓手,来破解地税事业科学发展中的难题,并且把加强岗责体系建设作为地税系统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工作方针,作为促进、保证和检验地税收入可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举措和载体,作为做好税收各项工作的总纲。
(二)税收执法责任制涵盖的基本内容
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基本内容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岗位职责,明白做什么工作规程,明白怎么做评议考核,清楚做得怎么样过错追究,解决做得不好怎么办。其中,考核评议是执法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岗位职责是基础,工作规程是关键,过错追究是保障。这四个部分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共同形成了以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的职责与权力为依据,以严密科学的岗位责任体系为基础,以量化细致的工作规程为基点,以评议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责任追究为保障,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的税收执法行为监督制约机制。
(三)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成效凸显
**州地税局始终把创新作为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坚持创新方法,凸显依法治税的中心地位,认真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依法促收履责意识进一步增强,初步形成了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基本框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本着在税收执法上要中规中矩,在机制创新上要不拘一格的要求,2003年6月,州局制定了《**州地税系统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及相应的考核办法,考核内容涉及基层局征收、管理、稽查等各个方面。2006年5月,经过认真调研,根据县市地税局税收执法现状,确定了州直地税系统42个执法岗位,签订岗位确认书,明确职责和工作规程,并以执法人员岗位公示牌的形式向纳税人公示,真正让执法人员明白了做什么和怎么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考核,清楚了执法人员做得怎么样,通过严格的过错追究,解决了执法人员做得不好怎么办的问题。
为强化基层局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真正将执法责任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随意性、盲目性,州局又制定实施了兼职税收法制员制度,在县(市)地税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基层税务所(稽查局、分局)均设立一名兼职法制员。对基层执法人员做出的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核定税款、减免税审批、停歇业、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审批等),由兼职法制员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一事一审,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关口前移,从源头抓起,严把第一道执法防线。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基层局现已初步建立了以科学的岗责为基础,以明晰的工作规程为重点,以严密的考核评议办法为手段,以严格的过错追究为保障的覆盖税收执法各岗位、贯穿税收执法工作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执法有依据、操作有规范、权力有制约、过程有监控、责任有追究的执法格局。
(四)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保证了每位税收执法人员对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按照什么方式做、以及出现税收执法过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都已心中有数,促使了税收执法人员时时、处处尽心做好每一项执法工作,有效地解决了税收管理中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滥用权力、随意执法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还需完善和提高
虽然**州直地税系统在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通过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地调研活动,仍然发现税收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基层局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参差不齐
一是对工作规程学习培训没有跟上,分解、细化不够,造成部分执法人员不清楚自己岗位的工作规程,工作上仍然存在按照习惯的、想当然的、不规范的方法去操作。
二是在执法评议考核上,基层局虽然做到了内部考核与外部评议相结合,但在考核的方法上还存在着没有从每个岗位考核入手的现象。
(二)税收执法要求与税收法制环境存在着差距
1、税收执法中人为因素使执法过错时有发生。表现在一是少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二是部门考核机制不合理,税收收入任务完成与否、征管质量指标考核是否达标、排名是否靠前等因素,导致了税务机关变通执法。
2、税收执法要求与税务人员业务素质存在着差距。
(1)部分税收执法人员认为依法治税、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特别是落实税收执法责任过错追究、搞评议考核完全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下套子、上紧箍咒,制定的各项税收执法规程把基层税务人员的手脚完全捆死了。
(2)部分税收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低和法律意识淡薄,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税收执法缺乏刚性。具体表现为该履行的职责不履行,该报批的事项不报批,不按法定程序办事,重实体轻程序,使用文书不规范,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甚至滥用职权或徇私枉法;或者碍于说情,削弱执法力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原本很严肃的执法行为如同儿戏,执法失去应有的威慑力。
(3)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上,存在不深不实的问题。
(4)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追究工作由于基层局主要依靠手工进行,考核工作存在着人情、面子问题,追究方法也过于单一和表面化。一方面从历年的税务日常管理和税务稽查工作情况看,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普遍存在,这固然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有关,但与税务干部对纳税人的纳税辅导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从历年执法检查情况看税务执法人员执法不到位、随意执法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诸如:应收而未收、应处罚而不处罚应移送案件而未移送等违法现象,由于过错责任的主客观原因难以彻底追查清楚,因此责任追究难以实施。
(三)责任追究难以到位
1、经济惩戒标准难统一。
由于基层局工作条件、工作人数、工作任务等均有所不同,考核系数大小也不一样,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只是整个税收工作考核中的一个部分,部分统一难,整体统一就更难。
2、执法过错责任难发现。
当前,地税税收执法监督领域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尚不能实现对税收执法的完全监控。同时,内部各执法环节间的工作衔接有时不够紧密,信息传递不及时,导致一些过错行为不能及时发现。
3、执法考核重追究轻激励。
执法责任制的考核与目标(绩效)管理考核、公务员年终考核等缺乏有机结合,也没有明确的激励机制,特别是目前经费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奖励经费的来源。
三、创新和深化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意见
(一)进一步端正对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认识
1、继续提高对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今后税收执法工作的重心必须是以执法人员为基础,坚持依法治税,公平税负,提高服务,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管用、统一、革新的指导思想,结合上级和新形势下的要求,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特别在横向税收执法岗责体系建设上,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并把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促进税收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作为长期坚持的税收执法工作指导方针。
2、增强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自觉性。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是一项打基础、建平台、利长远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执法制度缺失、执法责任不落实、消除执法失职违法行为的有效举措。充分认识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落实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的自觉性,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上不甘落后,勇往直前。
(二)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规划和目标
1、做好税收执法质量评价体系建设试点和推行工作。州局岗责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确定在霍城局进行试点,按照修改后的《税收执法质量评价考核体系》开始运行,对所定的岗、所定的职、所定的责、所定的流程、所定的评议、所定的奖惩,从效果上进行检验。
2、积极探索州地税局本级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税收执法岗责体系建设,难度主要在于综合执法岗责事务纷杂、不便量化,反反复复在所难免。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觉融入到探索实践中去,尽快闯出路子。实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从基层局向上级局延伸、上级局与下级局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的联动。
3、统一规范各项考核。结合州党委效能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局《绩效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将税收执法质量评价与绩效考核融入一体,减少各种考核名目和考核次数,把集中考核、重复考核、多头考核向日常化的联动监督考核转化,真正为基层减压减负。
4、实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总目标。到2009年底,基本达到岗位设置合理、责任明确清晰、流程运转顺畅、评价标准统一、制度管人管事、监督考核到位、执法质量效率提高、执法工作绩效明显。
(三)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发挥信息化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一是要加大对执法人员的的信息化培训力度,提高税务人员利用信息化手段的执法水平;二是要想方设法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筹措资金,及时更新硬件设备,提高办税效率;三是要通过软件设计在工作流程上对执法程序进行约束,减少和避免随意执法或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发生。
(四)认真做好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保障工作
1、加强领导。要发挥各级党组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力量,加大对基层局的指导力度。提高抓好当前、注重长远的能力,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上做实干家,在持续发展上当好谋略家。
2、统一协调。各基层局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必须按照区局的要求和州局的统一部署,步调一致,积极行动,不能畏缩不前,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迟滞拖延。
4、不断巩固作风整顿成果,把作风整顿与效能建设作为促进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动力,使地税执法工作达到严谨、科学、规范、高效,保证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完善和落实。
5、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的社会基础。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系统工程,需举全局之力、需全方位举动、需全员积极参与,因此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服务性、启发性作用,引导群众,发动群众,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全面落实。
中国老百姓的主粮都是经由祖祖辈辈几千年检验过来的放心粮,而年仅二十岁的美国制造――“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失灵的转基因
在印度的新德里,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Jairam Ramesh)称,应该谨慎处理转基因作物技术。并宣布暂时冻结孟山都和Mayhco的BT brinjal茄子商业化种植,BT brinjal茄子是印度引入的第一个转基因食品作物。
事情源于在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四个地区(安雷利Amreli,包纳加尔Bhavnagar,朱纳格尔Junagarh和拉杰科特Rajkot)的Bt棉品种被发现吸引红铃虫,这是一种袭击棉田的主要害虫。
孟山都最终承认,因为害虫已经对抗虫蛋白产生抗体,该公司的Bt棉品种未能抑制古吉拉特4个地区的害虫。
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使得主要的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但是结果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美国《科学》杂志5月13日也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等人对中国北方作物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研究发现Bt棉(即转Bt基因棉)种植地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取代棉铃虫成为主要害虫。
在《科学》杂志的最新论文中,杜文、王翔、吴孔明等人措辞谨慎地指出,盲蝽蟓的暴发与Bt棉的广泛种植存在“相关_生”。而研究涉及的北方六省中,不单是棉花,大豆、玉米、花生、小麦也都遭受棉铃虫的严重危害。
2008年中国棉花盲蝽发生面积390万公顷,产量损失S万吨,分别是2000年的3.9倍和6.2倍,两者均创20年来的新高。盲蝽虫害的加重,直接导致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2000年棉田防治盲蝽施药不足1次,而近年来上升到6~7次,严重地区达15~20次。
转基因或存利益链
2009年7月,投入资金约24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该项目与大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一起,成为中国今后10~15年国家中长期重大科研项目。而在深圳电视台“22度观察”节目中,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熊蕾曾表示,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为240亿元,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仅为19亿元。熊蕾教授的说法得到支持转基因水稻的农业部首席科学家黎志康的承认。
对于农业科学家们对转基因研究的特别热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曾提出如下质疑: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欺骗公众?大家不妨自问一下,如果你有可能从中获得几千万的经费,你是否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是否会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而作为国家转基因管理“智囊团”的安委会,也充盈着转基因的“热情”。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据“绿色和平”统计并被社会各界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在最初的安委会委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后来2006年的改选,大比例改变人员组成结构,增加了卫生与食品安全、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但最新一次又恢复原有面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透露,在目前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则非常少。
是教授,还是商人?
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主要研究者张启发教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他曾在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又在今年6月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S年上中国人的餐桌”。张教授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是转基因水稻研发者。而令张启发深陷舆论漩涡的还是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当时媒体披露,张教授在擅自扩大制种的植物基因公司任CEO。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绿色和平”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一石击起千层浪,对于13亿老百姓来说,焦点在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目前还无法保证却已在市场上流通。
转基因种子是哪里来的呢?源头被指向了华中农大,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当时调查,张启发研发出“抗虫汕优63”(也就是“Bt汕优63”)种子,并出任了一家名叫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下称“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下称“松滋种子”)来进行制种,而华中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抗虫汕优63”种子。
转基因水稻提前进入商业化种植,最终被湖北省政府证实,并彻底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宣布对三家擅自扩大制种的公司开出罚单,其中包括科尼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在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中,张教授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4年后,他成立了中国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团队。
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
Abstrac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sanessentiallinkofthefarmcropssystem,whichhascloserelationwithcropsplantersystem.Thisarticlewillaima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Firstly,wewillcarryontheconcretesoilcultivationlinkofeachmaincrops,thendiscussthecultivationsystemindifferentcropsdistributionareacombiningwiththecropsplantersystem.
keywords:Jiangnan;cultivationfarmtools;soil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1、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
土壤耕作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耕作农具,而这些农具又是与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及具体的作物种植相适应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耕作农具也应该是土壤耕作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农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6]。当然,这两个系统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相互结合,如在冬播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期的土壤耕作可凭借畜力或人力进行,但后期的开垅作沟与中耕管理环节却通常只能由人力进行。
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7]。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璠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8]”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9]。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10]。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11]。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曹幸穗先生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12],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据曾雄生的研究,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13]。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崇德县:“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14]”开弦弓村,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15]。常熟兴隆镇亦存在同样的情形,“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16]。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17]”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18],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如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就一度有增长的迹象[19]。之所以如此,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2、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水稻整地,分秧田与本田两种。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细细耕耙。如果是冬闲田的话,一般都要冬翻,预备播种前再行翻垦,灌水后反复耙碎,然后进行掏秧沟的工作(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通常沟深半尺左右,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20]。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21]”据笔者在江南农村所见,每条秧畦宽约1.5米左右。秧田整地的基本技术要求,姜皋认为要“宜平宜松”[22]。
本田整地,因前作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劚,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曰筅箒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蓋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稜而细削之,谓之折麦稜。[23]”不过总体言之,主要分为三种,即冬闲田、绿肥田与冬作田,此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渍水的冬水田,只是在江南地区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不管哪种形式,具体耕耙耖的三个环节基本不变,只是每一环节进行的次数各不相同,通常耖只在插秧前进行一次,耕与耙则可能需要进行多次[24]。
冬闲田,俗称白板田,一般先要进行冬耕,但不耙。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25],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26]”而对于冬闲田的具体耕作环节问题,包世臣曾有详细论述:“刈稻即起板,勿耢。……入春冻解,又耕之,及时,又耕之,乃耢。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泽,流土刮上膏,土板不经冻,块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减。春不耕者,土性冻涩不和,亦减收。[27]”是为三耕一耙。当然,各地情况并非整齐划一,如吴兴县第六区,先冬耕或春耕一次,分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第九区则是先冬耕,然后临插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则在这两个地方耕作环节为两耕一耙[28]。而在桐乡县,传统习惯则是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29]”
对于绿肥田,通常为二耕一耙,立夏至小满时节犁转土地直接把绿肥翻入土中,或者先把绿肥作物砍成二至三段再翻耕。第一次通常干耕,几天后灌水以让绿肥充分腐烂,然后插秧前再浅耕一次,耙耖后便可插秧[30]。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31]。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牛牵引进行耕田,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没有耕牛的农家则用铁鎝进行耕翻[32]。
冬作田则通常为两耕两耙,冬作物收获后随即平整沟稜,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耙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旧松江府地区,冬作田的具体耕作环节为: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入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33]。嘉善县冬作田的传统大田耕作亦多为两耕两耙[34]。
而对于长期渍水的烂水田,一般是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通常不耕,只是到来年插秧前再行耕耙耖的工作,一般只进行一次。对于这种田块,由于常年积水而又只耕耙一次,因而对于作物的生长很是不利,所以曾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说:“耕作仅限于种稻之前幾时,……土壤的耕作这样少,而土壤的流通空气也很少,结果便看见这种长在水中的土地完全普遍的发生一种沼铁,很有害于植物的生长。[35]”
以上我们主要从畜力耕作系统的角度论述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环节。与之相比,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没有畜力等外力的协助,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要四天”。平整土地后灌水入田,每亩田再用一天的时间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至于铁搭耕地的具体过程,则如下[36]:
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搭”的工具,它的木把有一人高,铁耙上有四个齿,形成一个小锐角。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
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3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38]。在此更是只有一耕一耙。至于具体的耕作法及效率问题,光绪《松江府志》则有此记载:“一土大一锄,以旧稻幹根为准,以锄去根二,三锄去根六,所谓三铁搭六稻幹。如此来而往复,一人日可锄一亩。”
对于翻垦稻田的技术要求,沈氏认为一是要深,二是要趁好天气,他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39]”此外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要力求做得平整,这样才能够使整个稻田都能够均匀的得到水的维护[40]。田整好后插秧,当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时便进行耘耥的工作,以清除田间杂草与疏松土壤。
3、其他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棉花,对于前作而言亦有好几种情形,即冬闲田、草子田与冬作田。冬闲田,一般也要进行冬耕,把表土翻到下层,把底土翻到上面,然后来春播种时再整理一遍。“隔寒将地岔起,以冀害虫冻死,曰岔地。清明后耙松,曰倒地,以牛犁之,曰翻。若土块过粗,再驶一过,曰划。[41]”不论冬季还是春季的整地,“宜多次”,如此才能使“泥土细熟”[42]。当然,在具体的整地环节上可能各地情况不一,如在嘉定,冬闲田就先于冬间翻耕一次,然后到播种前再仔细整地一次[43]。太仓县则不冬耕,通常是于清明前后耕起整地[44]。绿肥田,则到谷雨左右再行耕田,连同绿肥作物翻入田中以做基肥,在川沙就有此种方式施行:“掩入苜蓿头以作基肥,总以土壤匀细、经画井然为合宜。[45]”冬作田,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元麦、蚕豆等冬播作物的话,则到立夏左右收获之后再行耕耙土地。如在嘉定就是如此,春花收获后直接用犁耕地,然后用铁耙(又称为划耙)弄碎土块,并平整土地[46]。太仓县具体环节亦同[47]。如果是小麦、油菜等冬作地,由于小麦与油菜的收获期要到小满左右才开始,而这通常已错过了棉花播种的最佳时机。正如农谚所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48]”为把握农时,人们便采取了免耕播种的方法,即在冬小麦收获前一二十天把棉籽播于麦田内,待小麦收获后再行发育。对此,包世臣曾说:“沟塍种小麦者,及小满可于麦根点种。刈麦,棉长数寸,锄密补空,每窝三茎,深锄细敲,无减专种。[49]”在川沙这种方式被称谓“攒花”,只是小麦通常要条播方可。但由于可将“花子及时播入”,因而也就“毋庸翻垦”[50]。
与水稻整地相比,棉花整地过程中没有耖的工序,耕耙次数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较为简便一些。但棉花种植过程中需要做畦开沟,这项工作要在耕耙之后进行。在南汇,做畦的工作俗称分畹,“令土凸起成行,畦背之阔无过六尺,高七寸,此行与彼行交错如犬牙,俾一泄水”,但通常是“阔以三尺为度”,且“尤须中高边低,取其泄水”。做好畦播种后开沟。沟分两种,即直沟与横沟,直沟是与畦相平行的沟,横沟又称腰沟,与畦相垂直。“每塍周围务开极深水沟一条(深一尺五寸阔一尺),其在田心每隔三四畹开沟一条(较周围之沟略浅狭),每畹头开小水沟一条(长约五六尺),尤须开浚极深腰沟一条,不然多雨时恒恐水积伤苗。[51]”与南汇相比,嘉定的畦宽在1.5米至3米之间,通常在2米左右,也是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便于泄水,畦与畦之间为排水沟,沟深在10到20厘米之间,每隔二三畦的沟开得稍微深一些,畦的两头也分别开沟一条,类似于腰沟的开浚。棉花播种于畦的中间,临近排水沟的两侧则种植大豆[52]。畦做好后播种,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再进行多次的中耕锄草工作。
麦类作物,水稻收获前几天先排水干田,收获后随即耕翻土地,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进行耙的作业[53]。即使耙的话,由于时间紧促,一般也只能是一耕一耙,然后作畦开沟,畦宽通常与上述棉花畦相类似。沟也分两种,即横沟与腰沟。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54]”畦做好后播种,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要注意适时清沟理墒,对此徐光启曾言:“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55]”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同时进行敲菜麦沟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拍打麦的畦棱以使之紧实,一方面起壅土的作用,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水。
其他一些冬播作物,如油菜、蚕豆等,与小麦的整地技术基本相同,在此不赘述。只是就油菜来说,在某些地方畦可能要作的比麦窄一些,如笔者在湖州所见的油菜畦,大约只有50——60厘米宽,高约30厘米左右,畦面很窄,宽约十几厘米左右,极为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草子,一般都是采取免耕播种的方式进行播种。“于稻将成熟时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56]”
桑树[57],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对于已成型之桑园自然翻耕无法用牛力进行,只能由人力用铁搭进行。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称为垦,“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第二次是在春季进行,称为倒,也就是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此外,桑园还要随时锄草,称为丕刂,亦是“尤要天晴,尤要草未生而先丕刂”[58]。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59]”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完全按照包氏、沈氏等所说的方法进行,如在吴兴,翻耕就只在冬季进行一次[60]。
4、余论
土壤耕作制度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作物种植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土壤耕作制度与之相配套,以达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结合。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江南地区可大体分为三个作物分布区,即桑稻区、稻区及棉稻区[61]。棉稻区,作物种植夏作以棉稻为主,轮作方式以一年棉一年稻与两年棉一年稻占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受水害的程度轻,因此本区冬季作物的种植就相对比较普遍,但由于冬播作物的种植主要是在轮种水稻时才种植,棉花播种后则通常是休闲或播种绿肥,而棉花又是本区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总体的作物种植制度以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为主。稻区,则由于地势过于低洼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冬季作物的种植,因此本区大部分地区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但由于本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及开垅作沟与良好的水利设施等保障措施的实行,水稻——麦油等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在本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桑稻区,则一方面由于地势低洼,另一方面也受蚕桑高收益的影响,冬季作物的种植也并不普遍,在种植制度上则以一年一熟制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62]。
由于作物种植制度的不同,则各区间土壤耕作体系也必然就有所不同。棉区,棉稻轮作,则土壤耕作体系结合了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耕耙与开垅作沟及棉麦套种与草子撒播过程中的免耕播种环节。具体耕作环节为:一年棉一年稻,则结合方式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两年棉一年稻则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稻区,一年一作的话,则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一年两作,则为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桑区,由于桑的情形比较特殊,只有人力垦倒这一环节,而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由于一年一作占优势地位,则土壤耕作制度主要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棉区至桑区,土壤耕作制度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棉区由于冬季作物种植广泛,且夏作物采取水旱轮作的方式,因而土壤耕作制度也就最为复杂;桑区,田以一年一熟为主,地也只是以人力垦倒,因而也就最为简单;稻区,即有大量的一年一熟制,也有相当程度的一年两熟制,因此土壤耕作体系处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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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巽洁等:《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195页。
[2]如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年12月;(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载华南农学院主编:《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4月。
[3]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4]大体相当于原苏、松、嘉三府、太仓直隶州全部及湖州府大部。
[5]对于大豆,由于一般是间作于其他作物行间,土壤耕作方式也就与其间作的作物相同,因此不予以专门论述。
[6]受资料所限,在论述过程中将主要围绕畜力农具耕作系统展开进行,对人力农具耕作系统只能简单论及。虽然就实际情形而言,由于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人力代畜力的趋势,因此人力耕地在近代江南地区或许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有限,因此只能简单提及。
[7]《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2页。
[8](明)邝璠:《便民图纂》卷1《耖田》。
[9]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第18卷《农机具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第50页。当然,耱并非完全由畜力来牵引,在缺少耕畜的地方亦有用人力拖拉的。同样,耙也有用人力拖拉进行的。
[10]据《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页;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9月,第156——158页。
[11]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224页。
[12]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03—106页。
[13]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14]赵文彪:《崇德、德清兽疫防治之经过及畜产调查》,《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9期,1935年3月,第14页。
[15]:《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25页。
[16]常熟市兴隆镇志编纂委员会:《兴隆镇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81页。
[17](德)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第232页。
[18]吴江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7月,第191页。
[19]如《乌青镇志》卷7《农桑》所载:“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亦省功,乡民亦有用牛力耕田者。”
[20]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21]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22]姜皋:《浦泖农咨》。
[23]《双林镇志》卷13《农事》。
[24]当然,各工作环节在每次操作时可能并非只进行一遍。
[2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197、198页。
[2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7](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2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29]《拟请督导各乡农民,从事冬耕期增副产而除螟患案》,1946年7月28日。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M8—12—65。
[30]邹超亚主编:《南方耕作制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31]《上海市松江县城东单季晚稻丰产经验调查研究报告》(初稿),1959年12月25日,上海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6—11—20。
[32]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82页。
[33]《松江米市调查》,1936年7月1日,第41页。要指的一点是,由里面的论述可知此处的松江指的是原松江府,而非单纯指松江县。
[3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33页。
[35]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38页。
[36]:《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5—126页。
[37]张宗弼:《浙江平湖农业调查报告》,《统计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5月。
[3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39]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40]F.H.King:FarmsofFortyCenturies。
[41]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42]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43]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4]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5]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46]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7]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8]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农业出版社,1980年5月,第507页。
[49](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作力》。
[5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51]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52]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3页。
[53]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东大农科1924年所作的《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苏常道属及金陵道属)里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所有的春花作物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普遍。
[54]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7月,第39、106页。
[5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6《树艺·谷部下》。
[56](清)姜皋:《浦泖农咨》,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7]严格来说,桑并不能算做大田作物,不过考虑到桑树在近代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及大面积种植,因此在此把其作为一种大田作物对待。
[58]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2——43页。
[59](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中图分类号:TP79 文献标识码:A
1 监测系统的意义
应用资源卫星数据,许多国家开展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作物长势监测、面积监测和产量预报等。农情信息是指导农业生产、制定粮食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信息。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多国就合作开展了大面积农作物长势监测、遥感估产计,充分利用了农业、气象、数学、计算机、GPS地面调查及遥感技术。近20a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资源卫星进行小麦、大豆、水稻、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的估产,以增加或减少某种农作物的种植或确定粮食政策。
遥感技术在我国农业上的应用,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经过20a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发展到实用化水平。我国农作物遥感估产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从冬小麦单一作物发展到小麦、水稻、玉米等多种作物,从小区域发展到大区域,从单一信息源发展到多种遥感信息源的综合应用,监测精度不断提高。
农作物遥感估产包括长势与趋势监测和产量早期预报等两个方面。在充分利用多年来遥感估产成果的基础上,建成了NOAA AVHRR数据实时预处理系统,并利用AVHRR最大NDVI图像与上年同期数据对比实现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在高精度耕地数据库的支持下,解决和研发了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综合方法、区域作物生长过程遥感提取方法。从实时作物长势监测、作物生长过程监测、农业气象分析、物候和土地利用等辅助信息的运用等角度,构建了综合分析作物长势的技术。利用遥感技术对农作物进行监测具有效率高、费用低、灵活性强、简单易用和多用途的特点,精度基本可达95%以上。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21世纪后,建立现代化高标准的农业生产基地,对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运用原有的信息渠道很难保证所需信息的可靠性、精确性与时效性。建立“东北地区玉米、水稻、大豆遥感监测系统”可实现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定时、定量和定位,将使农业的科学决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促进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先进国家应用遥感技术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是农业大国,特别是东北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本项目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它的实施也将在农业生产、农业资源保护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2 监测系统的目标
监测玉米、水稻种植面积增减变化及原因;背景数据库的建设;地面样方布局设立;玉米、水稻单产估算模型设计;玉米、水稻长势监测。
3 技术路线
3.1 信息获得
通过SPOT、TM、CBCS图像获取农作物种类、面积和分布状况;通过MODIS图像进行农作物长势及洪涝、干旱灾害的监测;利用GPS技术进行地面监测并对遥感图像进行校正和补充;利用GPS技术设立固定监测点,结合遥感图像监测对区域内的土地沙地、碱化及洪涝进行监测;通过调查获取有关图件、数据及其他自然与社会经济资料。
3.2 建立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用GIS对获取的各类信息进行格式化与规范化处理、储存。
3.3 信息分析
运用GIS监测空间分析功能和有关专业模型,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解译、分析、摸拟、监测。
3.4 决策支持
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信息与技术集成形成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咨询服务,并可具体回答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各作物的面积、产量、长势、环境现状、存在问题、农业环境发展趋势、资源利用形状、沙化、碱化、洪涝的范围、程度、分布等。
技术流程图见图1。
图1 技术流程图
4 监测系统的内容
4.1 划分不同的区域
根据东北地区不同的生态特征和地域分异规律,确定玉米、水稻生态区区划指标,划分出若干个玉米、水稻生态适宜区。在生态适宜区的基础上划分遥感监测区,然后进行监测样点的配置。每个生态适宜区作为一个估产单元。
4.2 收集玉米、水稻生育期数据资料,建立东北地区玉米、水稻生育期基础资料数据库
按玉米生长的苗期、拔节期、抽穗期、籽粒灌浆(腊熟)期和水稻生长的拔节期、花期、灌浆期收集日照、温度(≥10℃积温)、水分(降水量、蒸发量)、养分、旱灾、风灾数据资料;收集各个不同生态适宜区的种植制度、农业措施、播种方法的资料;把所收集的数据全部录入到数据库中。
4.3 选择最佳卫星监测时相
玉米面积提取:穗期阶段至花粉期阶段(7月下旬至8月中旬)。
玉米产量预测:以高空间分辨率卫星数据为基础,利用EOS卫星的MODIS资料数据,对玉米拔节期、抽雄期、成熟期的NDVI进行监测,通过长势监测对比,计算出玉米单产。
水稻面积提取:利用资源卫星TM或CBCS选择水稻的花期影像,提取水稻面积。
水稻产量预测:以高空间分辨率卫星数据为基础,利用EOS卫星的MODIS资料数据,对水稻各个生育期进行NDVI监测。通过长势监测对比,结合其他资料,计算出水稻单产。
4.4 监测样方的地面资料调查与获取
以划定的生态适宜区为基础,平均每个生态适宜区布设5个样方,要根据自然地理特征及玉米、水稻主产区的不同,有侧重的布设样方,地面样方的尺寸应为500m×500m或1000m×1000m大小。
地面样方调查方法是首先在每个生态适宜区内确定1个代表本区最基本的土、肥、水、气等因素的样方,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统一调查项目,统一调查标准、统一调查时间,在各样方上展开工作。地面样方调查分为两部分。一是小地类调查,每种作物完成一次即可。二是地面抽样样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样方内的各种地类面积(GIS管理),每种作物完成一次;长势和旱情(含其他可调查的重大自然灾害类型、程度等);单产调查;访问农民。
调查所获取的各种图件资料、数据资料、样方调查报告由项目组人员分别数字化录入、建档并存入数据库中。
4.5 面积监测中的小地类系数获取
以玉米水稻生态适宜区为基础,从每个生态适宜区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实地测量,计算出小地类系数,每种作物抽样应不少于10个样方,样方尺寸不小于1000m×1000m×1000m。
4.6 种植面积图解译、编制与成果汇算
采用RS软件对玉米、水稻面积进行解译、面积量算、汇总。采用GIS应用软件对解译面积进行编制绘图。
中图分类号S15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8-0285-01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产资料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耕地的生产功能。目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耕地质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保护耕地资源迫在眉睫,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近年来,为了改善耕地质量,多个地区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丽水市莲都区各乡镇也开展了耕地质量调查,通过摸清全区土壤基本情况,可为科学、合理指导农民施肥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项目区基本情况
莲都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瓯江中游,古为处州府治,今为丽水市人民政府驻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浙南闽北交通枢纽。区境介于北纬28°06′~28°44′和东经119°38′~120°08′。东与青田县毗邻,南与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接壤,西与松阳县相连,西北与武义县交界,东北与缙云县连接。土地总面积15.02万hm2。地形属浙南中山区,以丘陵山地为主,间有小块河谷平原。地势具有盆地格局,四周高山环抱,峰峦连绵高峻,海拔1 000 m以上山峰有30余座。地形大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地形分为河谷平原、丘陵、山地3种。境内河流皆属瓯江水系,大溪干流在莲都境内长46 km,河道落差43 m,流域面积1 373.65 km2。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12~18 ℃,年平均降水量1 471.1 mm,无霜期255 d。
1.2土样采集
选择水阁街道、碧湖镇、联城镇、富岭乡、仙渡乡5个测土配方示范乡镇开展典型区域耕层质量调查。每个乡镇采集20个土样,共采集100个土样。每个土样取15个点混合制成,采样深度为0~20 cm,采用GPS定位,记录经纬度[2],取样时间是水稻收割后的10—11月。
1.3分析化验方法
土壤养分的化验分析方法参照浙江省土肥站编制的测土配方施肥管理与技术执行,土壤pH值采用玻璃电极法(NY/T 1121.2—2006),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H2SO4-K2Cr2O7氧化容量法(NY/T 1121.6-2006),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NY/T 1121.4-2006)[1]。
2结果与分析
2.1有效耕层厚度
调查表明,莲都区耕层土壤有效耕层厚度平均为18 cm,其中最小值14 cm,最大值26 cm。有效耕层厚度是土壤条件的基本特征,适合水稻生长的最低耕层深度在15 cm以上,莲都区农田有效耕层厚度能较好地满足水稻的生长条件[3]。
2.2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反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高低与结构的优劣,是土壤紧实程度的重要指标,水稻根系生长适宜的土壤容重范围为0.9~1.3 g/cm3。莲都区农田为种植多年的基本农田,熟化程度高,耕层土壤容重平均为1.19 g/cm3,最大1.39 g/cm3,最小1.02 g/cm3,可见当地土壤纳雨保墒保肥能力好。
2.3土壤pH值
土壤酸碱度是土壤形成过程中各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土壤很多化学性质特别是盐基状况的综合反映,可影响土壤生物化学及营养物质的有效性、作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生长发育等。土壤pH值过高或过低,将直接影响土壤中营养元素及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使作物生长发育受到抑制。调查表明,莲都区耕层土壤pH值最低为4.4,最高为5.6,平均为4.9,属于强酸性土壤,会导致土壤贫瘠化,还会引起土壤中有毒重金属元素的活化,不仅会影响作物产量,而且会降低农产品品质[4]。
2.4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衡量土壤肥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植物的养分来源和土壤微生物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质积累和矿化是土壤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循环的重要环节,与土壤的发生演变、肥力水平和许多属性密切相关。通过对莲都区5个乡镇100个水稻土耕层土样分析测定,水稻土有机质含量为7.1~80.0 g/kg,平均值为23.05 g/kg,属于中等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结论
根据此次调查结果,表明莲都区的农田大多属于种植多年的基本农田,熟化程度较高,有效耕层厚度较深,土壤容重适宜,土壤有机质属于中等状况,但土壤pH值偏低,酸化现象严重,对农作物的生长有不利的影响。
4参考文献
[1] 刘祥.定西市安定区耕地土壤质量调查报告[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0(1):32-33.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王凯荣指出,现在全中国有20%的农田受到了污染;去年的镉大米危机、今年的龙江镉污染事件,让人们对“重金属污染”更加关注。重金属污染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青岛农田有没有受到过重金属污染?青岛农科界的专家学者们早已开始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据青岛农科院中心实验室主任、高级农艺师陈建美介绍,一般农田受到重金属污染有两个原因:农田周围的化工厂排放废水废渣,或者农田曾经施肥不当、导致有机肥中重金属含量残留土壤中。
陈建美所在的青岛农科院曾在2010年对青岛市蔬菜种植较集中的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调查分析,最后调查显示,青岛市的土壤质量基本安全。“莱西、即墨、平度等监测点土壤综合污染指数均处于清洁安全状态,适宜蔬菜种植。但莱西和即墨有4个监测点的土壤样品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且污染主要集中在土壤表层。”陈建美表示,实际上,青岛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在全国来说并不算严重,因为没有太明显的污染源。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钱翌教授也曾经做过类似调查,他按照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将青岛市分为五大功能区: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农业区和旅游区,调查结果表明,镉(Cd)在各功能区含量均高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其他重金属如铬(Cr)、铜(Cu)、镍(Ni)、铅(Pb)、锌(Zn)等浓度均低于国家二级标准。
钱翌教授还对青岛市两个重要蔬菜批发市场的24种常见蔬菜分季节进行过抽样检测,结果表明青岛市冬季蔬菜重金属污染情况较春季蔬菜严重,且以铅(Pb)、镉(Cd)污染为主;葱蒜类铅(Pb)、镉(Cd)含量高,其中大蒜受到中度污染。幸好,健康风险评价最后表明,青岛市蔬菜中的Pb、Cd含量未对市民的健康产生显著风险。
居民区污染多缘于电池
“镉在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土壤中的镉主要来源于锌矿、铅锌的冶炼,合金、电镀 、化工厂等废水的排放,工业固废堆放以及化肥农药(磷肥、复合肥)的滥用等等。”钱翌解释说,他的调查选择的功能区一般是受污染时间比较长的代表性地段 ,例如钢铁业、碱业、水泥制造业企业所在的工业区。
居民区也有可能因为电池等生活垃圾而受到污染。“生活用品中很多都是重金属的污染源,煤炭颗粒、涂料、油漆中也都含有重金属,这也会导致土壤的表层重金属含量会高。”
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 ,严重影响群众健康,政府部门和学界也在研究对策,希望尽快净化受污染农田、将损失降到最低。不过,土壤修复花费动辄上千万元,谁来负责修复、又有谁埋单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部门。
大豆、花生易“吃”重金属
王凯荣介绍,土壤中重金属污染很容易使植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尤其对于含蛋白量比较高的植物来说,比如大豆、花生、小白菜等,最容易受到重金属污染的侵袭,而且不同的植物品种对重金属的吸收不一样。
青岛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建美表示,此前花生出口时曾经被检查出重金属超标,这也使很多专家开始研究吸收重金属含量比较少的品种。
吸收重金属的差异,在不同水稻品种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的团队曾做过一项实验,发现杂交稻、超级稻的镉超标风险比普通水稻更为严重。专家们采集了种植南方水稻的两种土壤,并在部分土壤里特意添加了镉元素,结果专家发现,在未加镉的土壤中,超级稻对镉的亲和力是常规稻的2.4倍,其籽粒中镉的含量是普通杂交稻的1倍多。潘根兴对此解释说,超级稻之所以镉污染超标更为严重,是因为它的根系发达,对土壤中的镉具有更强的吸收力。
种桑养蚕净化土地
农作物重金属超标让人们备受困扰,但也为农田土壤污染治理提供了思路。“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包括土壤清洗法、化学氧化法、植物修复法等,一般来说,农田中重金属修复采用的植物修复法,作业周期长,而且想要完全清理土壤是不可能的。”王凯荣以自己参与的湖南某铀矿区农田污染修复为例,“这个修复工作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了,前后做了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
那么湖南的农田镉污染是怎么治理的呢?答案是种桑树。王凯荣曾经详细论述了桑树在治理镉污染方面的功效:通过采用桑蚕生产模式替代粮作生产模式,杜绝了污灌污染,消除了食物链中镉的危害,使土壤生产力得到恢复,农田年均产值比水稻模式提高2880元/公顷,比种玉米提高8880元/公顷,利税增加1980元/公顷,耕层土壤镉含量年平均下降1.33mg/公斤。“种桑养蚕是治理和利用我国镉污染农田的一种成功的经济生态模式,更多的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去探索。”
不过,七八年是个很长的周期,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呢?如果用物理化学方法修复农田土壤污染,是可以缩短周期,但动辄上千万的费用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农田污染的快速修复,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但经济上不可行。”王凯荣表示。
工业用地也需要“消毒”
相比较而言,近年来城市工业用地的土壤修复案例成果更多。工厂搬迁后,遗留土地很有可能由政府牵头引进环保公司进行土壤修复,不过费用动辄上千万。
青岛新天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吴涛正在忙着进行一家化工厂的土壤修复准备工作,由于这家化工厂的生产部门已经陆续搬往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希望能利用这块空间新建一个产业园,但在此之前,这块土地必须先“消毒”。“3月份,我们将会对这块化工厂的污染状况进行更详细的调查,比如土壤污染的类型,重金属浓度高低,是否污染到了地下水等等,然后上报给政府,由政府上报立项,审批后就可以启动修复工程。”2月16日,在新天地的办公室,公司相关负责人吴涛向记者介绍了土壤修复的大体流程。
据吴涛介绍,城市里搬迁走的化工厂、印刷厂、农药厂、电镀厂等地块是最容易遗毒的。“比如印刷厂的铬渣、电镀厂的镉污水排放等。”
新天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是山东省第一家从事土壤修复的专业公司,据其相关负责人介绍,就行业前景来看,土壤修复是一块巨大的市场。“一般来说,土壤修复的花费一次都是在千万元级别 ,仅仅以北京为例,一些搬迁的化工厂需要进行修复的土地,市场就有300到500个亿。”
高额的土地修复费用,在我国该由谁来承担?吴涛表示,一般来说,目前市场上土地修复的项目以工业用地居多,开发价值比较高,但是因为目前很多遗留的企业用地都是曾经的国有化工企业,这些企业出现了产权转换甚至倒闭等情况,所以土地修复的主体还得由国家来牵头,“修复资金由政府支持,如果这块地未来用作商业开发,那么其受益者也可以参与。”
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有望艰难出炉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不过直到今天,这次污染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并没有披露。
据青岛农业大学教授王凯荣透露,这个报告将于今年二季度。“实际上,这份报告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各地数据的汇总工作,但有些地方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有关部门要认真核对,数据相对来说也比较敏感,因此比较谨慎。”王凯荣解释道,这份报告能七到八成反映目前我国的土壤污染情况,“因为这次调查是抽样调查,是环保部和国土资源总局制订一个总的调查方案,委托下面各省市的环保单位去做的,而有些省市可能因为财力或方法的限制,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土壤污染情况。”王凯荣还透露,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将在“十二五”期间推出。
青岛科技大学教授钱翌也对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出台充满了信心。“去年年初,国务院就已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山东将建立土壤污染环境监管制度,对粮食、蔬菜基地等重要敏感区进行风险评估,禁止利用重污染土壤种植、生产农副产品。开展受污染土壤环境修复,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土地不得进行流转和二次开发。
资料链接
江西等省或试点开征环境税
环保专家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估算,全国每年因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广东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可以养活常住珠三角的4000万人口。
在__镇尊三村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劳弱户、外出户不再为种田而担心,邻里间也不会出现为土地争执引起的纠纷,农民不但能学到科学种田的本领,还能获得一笔可观的劳务收入。村民刘保元喜滋滋地告诉记者,他一年能拿到土地流转费和国家粮补5000多元,还能从合作社获取劳工费8000元,“参加合作社比自己种田成算多了,不要担风险,还能照顾家庭,搞第三产业。”
尊三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建在该村31组。该组地处马丰公路西侧,有52户农户,345亩耕地。土地集中且肥沃,历史上就是粮棉丰产方基地。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出现了有田无人种甚至抛荒的现象。有些农户因为缺技术,严重影响了种植效益。去年,村党支部征得村民同意,决定成立尊三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S435.1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2-0188-01
灰飞虱是近年来淮安市楚州区小麦上的常见害虫,已同麦蚜虫一样成为麦田的常规害虫,灰飞虱对小麦的危害表现为3种[1-2]:一是直接刺吸危害,造成小麦千粒重下降,空秕粒增多,严重时造成“冒穿”倒伏,如2008、2009年小麦生长后期出现的成摊枯死现象,造成大面积减产;二是间接危害,通过灰飞虱传毒引起小麦病毒病,如小麦条纹叶枯病和小麦丛矮病,小麦丛矮病一般在冬前或早春开始发病,病株生长停滞,分蘖增多,叶色浓厚,最后逐步死亡,小麦条纹叶枯病症状同水稻条纹叶枯病症状相似,一般在抽穗以后表现症状,心叶发黄,叶脉出现黄绿相间的条纹,抽出的穗子颜色淡黄,无法灌浆;三是通过灰飞虱排泄蜜露造成煤污,俗称“煤黑穗”,小麦穗子发黑,品质下降,如2009年水稻后期灰飞虱大发生,许多麦穗发黑,表面有一层霉层即为飞虱危害形成。
多年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往往是结合防治其他病虫兼治麦田灰飞虱,防治药剂和时机大多不恰当,再加上“治虫控病”和“治麦田,保秧田”的策略,防治效果多不理想。近年来,由于气候及播种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麦田稻飞虱的发生逐年加重,对小麦生产构成直接威胁,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其种群密度和危害程度,已成为小麦生产上亟需解决的问题。
1麦田灰飞虱发生特点
灰飞虱在完整的稻桩上越冬,冬季和春季其数量平稳;4月下旬,越冬代灰飞虱羽化,大量繁殖,危害加剧;5月上旬,进入低龄若虫发生高峰期,达到最高虫量;5月下旬至6月上旬羽化成1代成虫,小麦黄熟前至收获完毕为其迁出期。
由于当地粳稻均为直播且生育期较长等,小麦播期也相对较迟,免耕麦和稻套麦面积较大,这类田块免少耕,越冬代灰飞虱的死亡率较低。据淮安市楚州区植保站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2011年1代灰飞虱的虫口密度分别为371.7、543.6、571.5、984.6、1 116.0、1 051.2头/m2,呈逐年上升趋势,个别灰飞虱发生严重田块虫口密度甚至达3 600~4 500头/m2。
2麦田灰飞虱的防治时机
越冬若虫往往在稻桩基部和土缝中栖息,位置隐蔽,4月下旬至5月上旬小麦抽穗扬花的“药肥混喷”时期,越冬代往往已羽化成成虫甚至进入产卵期,不是防治的最佳时机。5月上旬后期至5月中旬前期(1代灰飞虱低龄若虫高峰期),此时大部分卵已经孵化,栖息部位上升,接触药液的几率增加,虫龄结构以低龄为主,抗性最差,是麦田灰飞虱最为有利的防治适期。
3麦田灰飞虱的防治药剂与方法
根据综合使用效果、使用的简便程度来看,以往使用的吡虫啉、噻嗪酮及其复配剂、敌敌畏等都不是理想的药剂。2011年进行吡蚜酮防治麦田灰飞虱的试验,结果显示:在联盟村用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360 g/hm2,对水600 kg/hm2,防效达81.82%[3],若加有机硅15包/hm2,防效可达90.91%;在利民村用25%吡蚜酮悬浮剂360 g/hm2,加有机硅15包/hm2,于4月28日用药1次,药后6 d平均虫量仅为159.75头/m2,常规防治田的平均虫口密度达846.00头/m2,用药2次(间隔7 d)的田块最终平均虫量压低至60.03头/m2,而常规防治田的平均虫口密度高达2 007头/m2。
吡蚜酮因其毒理的特殊性,不仅对1代灰飞虱的防效较好,对成虫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同时还可起到保护天敌的作用,是防治麦田灰飞虱的有效药剂[4-5],所以应遵循“治麦田,保当代,控虫源”的策略,重点在1代灰飞虱低龄若虫高峰期大面积使用吡蚜酮加有机硅,但吡蚜酮用量不得低于300 g/hm2。也可使用10%唏啶虫胺乳油450 mL/hm2进行防治,可以大幅度压低麦田灰飞虱虫量,防治时注意加大用水量,以便让药液充分接触到虫体增加药效,控制麦田灰飞虱的种群数量,从而显著减轻1代灰飞虱对小麦的危害,进而减轻稻田和玉米田的防治压力[6-9]。
4参考文献
[1] 朱桂梅,潘以楼,何东兵,等.吡蚜酮种子处理对灰飞虱和水稻条纹叶枯病的防效[J].江西农业学报,2011(1):100-102.
[2] 朱桂梅,何东兵,杨敬辉,等.吡蚜酮对镇江地区小麦田灰飞虱种群的活性及防效[J].江苏农业科学,2011(1):153-154.
[3] 张守成,徐加健,潘宁,等.吡蚜酮等杀虫剂防治麦田灰飞虱效果简报[J].上海农业科技,2010(3):91,134.
[4] 刘宝法,冯长德,张维根,等.麦田灰飞虱发生与药剂防治调查报告[J].现代农业科技,2009(16):134.
[5] 郭吉山,周晓燕,朱训永,等.25%吡蚜酮粉剂对小麦田灰飞虱药效试验[J].湖北植保,2009(4):35-36.
[6] 沈静,吴文军,黄越.25%吡蚜酮对麦田灰飞虱防效探究[J].农业装备技术,2009(2):29-30.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是制约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一旦发生,损失很大,甚至颗粒无收,所有的投入和付出毁于一旦。目前由于气候给农作物病虫害提供了适宜的发生、繁育、生长的条件。根据预测预报和实地调查来看,发生的时间早、种类多、范围广。在苗床地常年没有出现的病虫今年也发生了,给农业生产提出严峻的挑战。为确保今年农业生产稳中有增,实现农民增收,抓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切实搞好农作物病虫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镇上成立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涉农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农技站长任办公室主任、农技站职工为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加强对全镇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治工作的测报调查、技术指导、协调和督查。各村(居)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加强此项工作,确保本地无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发生。
二、措施到位,责任明确。
在全省建立了60多个热点信息采集点,18个农资价格及供求信息采集点,21个水稻面积及产量调查点,籼稻收获时在22个粮食主产县开展籼稻农民出售价、市场价监测、成本收益状况调查工作。
形成信息监测和热点采集机制
每年2-5月开展农资价格及供求监测工作,充分掌握农资供应及农民种植进度;5-7月开展籼稻种植意向调查、长势情况、产量预测工作;8-12月开展早、中、晚籼稻收购价格、收购量情况监测、种植成本收益调查工作,充分掌握农民及各收购商意愿及种植收益情况。每年召开一次监测预警工作会,2-3次籼稻产业分析会商会。
建立信息宣传平台
今年以来,江西省在开展监测和分析会商基础上形成了《农民种植意向调查》、《春耕农资市场情况调查》等多篇调查报告,此外,每周编印一期《农业热点快报》,每周通过12316平台发送一条价格及供求短信至全省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和全省近万名种植养殖大户,每月编印一期《农业统计信息》。在江西卫视、江西广播电台、农产品市场周刊、江西日报等媒体上信息。
制定考核制度
将监测预警工作纳入市县农业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对省级《农业热点快报》采用的稿件奖励50元,对农业部采用的稿件奖励100元。每年年底对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对监测工作开展不积极的调查点予以调换,保持队伍的动态平衡。
保障经费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