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础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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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2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

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ε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j=1，…，n)，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令非限制性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限制性变量(5)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则F(SSE2-SSE1)/nSSE1/(T-n-m-1)应服从自由度为(m，T-n-m-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0，则X是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0，说明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

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1]石爱虎，霍学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1996(2)：35-38.

[2]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18-120.

[3]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EB/OL].20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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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议；对策

统计基础工作的扎实程度决定着统计数据质量，统计数据质量的真实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规范化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统计管理规范化、业务流程标准化、任务落实制度化、统计调查法治化、统计人员专业化和统计手段现代化工作机制，成为目前摆在各级统计机构和每一名统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政治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谈几点浅薄的感悟和认识。

一、基层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1、部分调查对象的认识偏差导致配合程度偏离。一方面存在“七分统计，三分估计”的陈旧观念依然在某些统计对象的脑海里存在，调查对象为了某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他们对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产生偏见，或者怕泄露自己的实底有意虚报或瞒报，故意不提供真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人为地造成了统计基础资料来源的渠道受阻。另一方面基层单位报表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比较差，基层源头数据搜集难度大。每当临近报表送审时间，县（区）级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电话催表，一两次还不行，得反反复复才能把报表催到手，无论是定期的报表还是抽样调查表，催报难度及花费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报表录入处理分析过程。

2、基层统计机构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乡镇两级统计机构承担的统计任务与人员力量过分悬殊。目前县（区）、乡两级统计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收集、审核、汇总任务，特别是上级统计机构局、队分设后，县（区）级统计局在原有的在职人员和工作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承担上级局、队安排的统计业务和调查任务，人员配备和力量与统计工作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3、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统计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影响。按照统计工作对统计人员要求，真正达到会统计、会调研、会分析、会微机的“四会”标准的人员为数很不乐观，而懂政策经济、知法规、能统计、会预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少缺乏。

4、基层经费紧张成为制约基层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除上级业务部门仅有的一点业务经费外，统计部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县（区）级财政以保人员工资为根本，而满足统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的需要举步维艰。

5、统计执法举步维艰。统计违法行为多发生在为单位工作的行为上，一般都是对单位进行处罚，如果某单位受到违规处理，势必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二、对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

1、强基固本夯实统计基础。健全机构和人员是夯实统计基础的关键。一是不断完善壮大县（区）、乡统计机构，充实、培训县（区）乡统计人员，在筹备成立市级调查总队的基础上，应尽快考虑成立县（区）级相应的调查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大对基层工作的督导力度，提高局、队统筹组织协调和统计业务能力，确保基层各项统计任务的顺利组织实施。二是加强对部门统计的指导和管理，理顺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的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使部门统计成为统计部门依靠的重要力量；三是搞好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强化统计职业道德意识，强化统计法律意识，提高统计从业水平，为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奠定基础。四是建议上级业务单位要加强统计报表的管理和各专业报表间的衔接，杜绝统计报表指标重复统计，不随意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2、质效并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重点从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简便性和适用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计数据在统计信息的采集范围和内容含量上的完整性。要求统计调查覆盖的范围要完整，被调查对象的报表起报要完整。二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准确性。对基层报来的各类报表必须严格审查，是否按统计制度规定的指标填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统计数据是否符合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等，从数据采集的源头把好质量关。三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时间价值上的及时性。以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统计工作的手段和方法，缩短统计调查与数据结果的间隔时间，以最快时间统计数据，建立和规范统计信息制度，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四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简便性。一方面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部门统计资料，减少重复统计，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调查负担。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统计分析文章，力求简洁、清晰、明了，要把枯燥的数据、专业的图表和术语转化为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理解。五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价值实现上的适用性。及时了解、掌握各级领导决策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情况，在调查之初就要考虑收集的统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符合用户的需求，从而缩小统计信息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统计产品，才能使统计数据发挥最大的效益回报。

3、转变理念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紧扣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动搞好服务，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为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的同时还要为企业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二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在开展统计服务和统计分析时，除要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的同时，更要注重分析的质量。服务的角度要准确，服务的内容要充实。对社会、经济方面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认真选题，做到分析问题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三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实效性。把握经济趋势、科学预测，由事后分析为主向事后分析与事前预警预测并重转变，改变过去单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的做法，在深入研究问题、提供实用有效的产品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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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陕西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职业教育得有序发展能够快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担任生产和服务的实用一线人才。因此，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与陕西省当前阶段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要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结构，是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必然要求。高银桥（2009）认为职业教育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素质以及脱贫致富。[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地指出了“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现有的研究状况表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是一对高度相关的共同体，二者有着互动关系，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区域经济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如《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张献召，2006），《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欧阳育良、戴春桃，2006），《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辩证关系》（王佳媛、李慧民，2006），《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陶晋如，2006），《就业收人和谐——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沈超，2006）等文都做了相关的论证。然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不能满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杨梅（2009）结合对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培养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3]解芳，姚波，杜琦（2009）通过调查了解陕西职业教育发展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速度、质量、规模不能协调发展，并且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4]近年来，有关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调查研究侧重在了某一个省或者某个区域进行。如《以就业为导向的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阮小葵，2009），《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山东省滨州市为例》（孙先富，2011），《重庆市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研究》（潘自立，2012）。但是，对于我省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只有零星的少许文章，特别是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桥头堡，只有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满足技能人才的新需要，培养出符合市场要求的高素质一线技能人才，陕西省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发挥区域经济中的优势，打破瓶颈。

二、陕西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目标

陕西省位于我国中西结合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是西部大开发率先启动的地区。其历史悠久、山川秀美，拥有较好的资源优势、制造业基础，科教实力和人才资源雄厚。2015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8171.86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97.63亿元，增长5.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8%；第二产业增加值9360.30亿元，增长7.3%，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5%；第三产业增加值7213.93亿元，增长9.6%，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7%。[5]全省的三大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由“一、二、三”到“二、三、一”的快速转变，目前陕西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15年，陕西省人均GDP达48023元。从1978年至2005年27年间，陕西省人均GDP从291元起步发展到突破一万元大关，达到10674元，又经过10年的发展实现了37349元的提升。陕西地形南北狭长，由北至南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黄土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区。关中、陕北和陕南的三大区域资源不同，发展基础差异较大。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按照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的原则，陕西省三大区域错位发展，协调发展的路子愈加明晰。陕西现已基本形成了“关中先进制造、陕北能源化工、陕南绿色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产业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构想提出后，我国沿线省区立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力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起点、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陕西省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并且通过“一高地六中心”，“一高地”，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六中心”，即金融商贸物流中心、机械制造业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高端人才培养中心[6]，努力建设成为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能力、最具辐射带动作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

三、陕西省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和保障，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一线的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它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从世界发达国家兴办职业教育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以政府力量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有要求“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因此，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强大助推器，应围绕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功能及时做好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专业规划，以及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所以，陕西省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认识，使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门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紧迫要求，看到职业教育发展对陕西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更加自觉地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首先，需要明确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和定位，才能使其在人员培训和专业设置的方面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的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合理调整培训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使其人才培养方案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其次，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地方政府应该立足陕西产业结构的基础，根据陕西省的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做到合理的调整专业结构，加快技能型紧缺人才的培养。再次，政府必须加强统筹，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加大职教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陕西省的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完善地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为职业教育发展扫除障碍；稳定职教发展规模，促进职教招生，提高职教学生人数；出面引导校企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协调校企之间关系的维系。

参考文献:

[1]高银桥．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互促关系[J]．成人教育，2009(12)39-40.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3]杨梅．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西南交通人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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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外向型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香港发挥人才、信息、资金、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和背靠中国内地的优势，在商贸服务、运输服务、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明显，对亚洲乃至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最新的国际评估结果显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全球列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服务输出对香港经济的“起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目前香港经济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2007年服务输出贸易额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已高达40.33％。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和巩固。本文试图通过对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历程特征、原因及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期促进香港服务输出在未来更加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大都市服务输出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历程特征

(一)服务输出总量分析

香港虽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仅占世界总面积的百万分之八，人口也只占世界人口千分之一多(张作乾，1999)，但根据全球服务输出的排名及所占比重来看。香港的服务输出位居全球前20位，超过瑞典、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亚太区也领先于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排行第四。

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使香港服务输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见图1)。1980年，香港的服务输出总额仅为292亿港元，而到2007年，香港的服务输出总额猛增至6518亿港元，可见香港在服务输出，包括旅游、离岸贸易、金融、商业和专业服务等各方面，都具有强大竞争力。根据WTO秘书处的数据显示，2007年香港服务输出总值位列全球第12名，占有2.5％的份额，反映香港在亚太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担当重要的商业及服务枢纽角色。并已经成为可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商业大都会比肩的世界服务业之都。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资料，1980年至今，香港服务输出大多数年份保持两位数增长，只有在少数年份(1997～1999年，2001～2003年)因香港经济先后遭到世界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股票市场价格狂泻等的冲击出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为了尽快扶助香港经济复苏，中国内地和香港2003年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CEPA的实施带动了香港服务输出高速发展，其后几年的增长率均维持在15％左右。

(二)服务输出结构分析

根据国际标准以及香港本地需要，香港服务输出分为六个主要服务组别，即运输、旅游、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以下简称商贸服务)，以及其它服务(香港统计年刊，2008)。

一直以来，运输、旅游和商贸服务为服务贸易带来了大量盈余，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服务输出组别。近年来，香港服务输出结构不断地优化，金融服务与商贸服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输出组别出现较快增长，无论输出额，还是在服务输出总额中所占比重都有所增长，而旅游、运输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输出组别从输出额数据来看是有所增长，但在服务输出总额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见图2)。

自开埠以来，香港因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灵活的自由港制度、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及大量的金融、会计、工商管理、法律、贸易等方面人才，为金融服务成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奠定了基础，金融服务的发展不仅提高和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也推动金融服务不断向外输出。到2007年金融服务输出额达1001亿港元，比1997年增加了3.92％，占服务输出总额的15.36％。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输出在香港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商贸服务一直以来是香港服务输出总额占有量最大、增长也最快的组别，2007年商贸服务输出额为2014亿港元，比1997年增加了5.28％，占输出总额的30.9％。这两类服务输出组别的较快增长，显示了香港服务输出结构逐渐由传统服务业的服务输出转向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输出，这将有利于优化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服务输出市场分析

多年来，香港服务输出贸易伙伴一直集中于亚洲、北美洲和西欧三大市场。2006年，亚洲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50.22％，北美洲占23.05％，西欧占19.45％。香港往这三大市场的服务输出总额占整个服务输出额的90％以上，而往大洋洲、中美洲及南美洲等市场的服务输出总额在整个服务总额中还不到10％(香港统计年刊，2008)。虽然近年来香港加大了对非洲、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服务输出，但服务输出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受服务输出伙伴国特别是美欧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较大，所以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稳定性，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到目前为止，香港已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设立领事及商务专员。而从输出国家或地区分布上来看，中国内地及美国一直是香港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目的地，其次是台湾、日本及英国等。1996年香港对中国内地服务输出额为401亿港元，占输出总额的16.7％：对美国的服务输出额为511亿港元，占输出总额的21.2％。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的签订，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减少双方的贸易壁垒。到2006年香港对中国内地服务输出额为1370亿港元，比重增加了8％；对美国的服务输出额为1190亿港元，比重增加0.3％(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但从CEPA签订到其五次补充协议的实施效果来看，成效并不明显，服务开放的领域也不足，对香港服务提供者要求过高、限制太多，申请审批手续繁杂、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影响服务输出的实际运作(饶小琦、钟韵，2009)。

二、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分析

“前店后厂”的模式使香港经济得以成功转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香港服务输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与很多因素相关，本文试图借鉴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理论中的“钻石理论”(MichaelPorterDiamondModel)，分析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波特的菱形的钻石体系以四大关键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为支撑点，彼此相互作用，组成动态的竞争模式。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两个辅助要素为：机会和政府(刘颖琦、吕文栋、李海升，2003)。本文认为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发达服务业的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及政策、机会。

(一)生产要素

波特认为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它包括：天然资源、基础设施、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等。香港是东西方贸易及交往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中外贸易的桥梁，有优良的港口，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和仓储设备，现代化的通讯系统，投资手续简便。开办企业的门槛非常低，配套服务非常完善(刘冬杰，2007)；香港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融之处，具有浓厚的国际化特色，其沿用了普通法和其他国际认可的规则和惯例，金融、法律、司法等制度均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它是一系列经济发展要素的集散地，大量的市场信息、资金、技术在这里汇聚，并自由流动；香港有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规划师、评估师等10大专业团体的专业人员形成团体效应，仅会计师就有2.6万人，金融业雇员达到近18万人，约占香港本地总就业人口的5.3％……这些共同推动着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杨国川，2009)。

(二)市场需求

香港的服务输出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吸引香港以外地区使用香港的服务，其二是鼓励香港的服务业“走出去”为香港以外的地区提供服务。作为全球商贸中心，目前全球有近4000家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或者办事处(杨国川，2009)，因此对相关的商贸服务、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等都产生了很大需求，使香港的服务输出走上了腾飞之路。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大批香港企业内迁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服务产业与其配套，从而带动了法律、会计、金融、物流等一系列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刘冬杰，2007)，对距离内地地理位置最近、文化基础最近、服务业先进的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三)发达服务业的支持

服务输出要发展，就必须与其相关产业比如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新兴服务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而香港是服务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含量的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近年来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在本地经济中也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90％，香港就业总人口中有近90％从事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服务和专业服务四个主要行业在本地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48.7％增加到2006年的57％；就业人数比重也从2000年的43.3％增加到2006年的47％。发达的服务业使香港拥有优秀的专业人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国际网络，特别是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香港长期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的枢纽地位，从而为香港服务输出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务部服务贸易司，2008)。

(四)产业结构的转型

香港大力推进“前店后厂”式发展模式，将增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移到内地和发展中国家，而专注于管理及相关生产支持(杨国川，2009)，实现了从“工业化”向“经济服务化”的转型，在贸易、航运、融资和其他专业服务方面创造了大量需求，这不仅推动了香港服务业及服务输出的持续增长，也提升了香港的服务业层次和竞争力水平，使香港迅速崛起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和国际信息中心。据统计，2007年香港服务输出额比1980年增长了22倍以上，输出地位也稳居全球前20位。

(五)政府及政策

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除了经济发展规律使然，香港特区政府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可以说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所有的提升投资环境的政策，都是对服务业的促进和支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在强化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并在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商贸、物流、旅游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上不遗余力。

另外，香港是一个全球闻名的自由港，实行税种少、税率低、税制简单的自由贸易政策，并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带动了本地运输、仓储、金融、商业咨询等服务业共同振兴。香港也一直坚持市场主导、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采取“最大支持，最小干预”，即“积极不干预”政策(顾宝炎、许秋菊，2007)。香港的金融市场自由开放，没有外汇管制，资金、黄金和外币自由进出，外币自由兑汇，黄金自由买卖，金融衍生产品丰富，很多内地的企业纷纷到香港的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直接促进了香港金融市场的不断壮大。用香港人的话说，就是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而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发展到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无非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引。

(六)机会

从CEPA协议到其五次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内地在法律、会计等38个领域对香港采取了192项开放措施，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措施已实现国民待遇，开放的服务行业2009年也将达到40个，包括会展、银行、运输物流等相关领域的服务。截至2008年5月底，香港共有37家银行全面办理存款、兑换、银行卡和汇款4项个人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达776.8亿元(饶小琦、钟韵，2009)。与此同时，内地访港旅客稳步增长，不仅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也给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随着内地进出口需求的增长，香港作为地区性运输及仓储服务枢纽继续得到保持，其他贸易支援服务(例如业务洽谈、广告、市场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贸易融资服务、保险、品质认证和测试、贸易仲裁等)向内地的输出会继续加大。CEPA的实施不仅抵消了金融危机对香港服务输出的影响，而且促使香港经济和服务输出全面繁荣。

三、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前景分析

(一)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前景

根据上文对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历程特征及原因的分析，得出香港服务输出额总量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将稳健增长，到2010年预期香港服务输出总量达到7000亿港元，年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参见图3)。香港的服务输出也将稳居全球前20位，在亚太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担当商业及服务枢纽的重要角色。

从服务输出组别来看，商贸服务与运输服务将继续成为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组别，但随着香港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型，金融资产管理、保险、地产服务的资本服务领域的增长潜力很大，其中，金融服务的增长潜力为最高，而旅游和运输服务输出将有所下降，但是其输出增长预期会较输入快，所以这两者仍然能获得盈余。

从服务输出市场来看，预期香港不仅不断增加对亚洲、北美洲和西欧等主要市场服务输出，而且还不断开发新兴市场以促进其服务输出的发展。中国内地及美国仍是其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目的地。随着内地制造业不断发展以及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进一步升级，内地将继续成为推动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主要动力，香港对内地的服务输出基本集中在旅游服务、商贸服务和运输服务等传统服务项目，但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等新兴行业输出也将得到较快增长。

(二)主要服务输出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而四个主要行业中的金融、物流、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香港长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等领域的枢纽地位。2006年，三者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已近四分之一，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之和超过15％。

1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金融业作为香港服务产业的支柱性行业，是带领香港迈向知识型和高附加值经济的火车头，其服务输出成为金融业的重要收入增长来源。但是，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先后崛起如东京、新加坡、曼谷、汉城、台北和上海等多个不同规模及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杨英，2002)。同时，中国内地很多城市的财富及金融资产迅速累积，金融业的发展步伐逐步加快。这些都会给香港服务输出带来挑战并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从近年来香港金融服务输出显著的增长趋势来看，在未来的发展中，预期香港金融服务输出额及在总服务输出额所占比重仍是不断增长的，其对金融业产值的贡献也将逐步提升。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金融服务输出额及其所占比重甚至会超过旅游服务输出，在香港服务输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些都反映了金融服务输出强劲的增长前景。

近年来，美国是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最大目的地，其次是英国及新加坡，而中国内地的贡献维持在低位，约占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3％。从区域来看，西欧及北美对香港金融服务输出总收益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二，亚洲区的贡献则为四分之一(梁伟耀、周锦华、司徒永君、谭仲贤，2008)。所以，在未来短时期内，预期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市场还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但是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将逐步得到开发。而随着香港金融体制的逐步开放，中国内地居民及企业不断增加的融资需求以及在香港的集资活动持续增长，香港向内地的金融服务输出将逐步增加，内地因素在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发展中也渐显其重要性。

2香港运输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香港运输服务发达，一直保持着世界最繁忙货柜港及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的地位，其服务输出是香港目前三大服务输出行业之一，也是发展较快的行业(杨英，2002)。但是近年来，香港运输服务越来越多的受到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现代化机场和货柜港口的挑战。内地运输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收费低廉的优势，使香港运输服务的未来发展受到一定的威胁。

但是。从香港运输服务输出发展的趋势以及香港运输服务的营运环境来看，预期香港运输服务在未来短时间内仍会不断增加。也仍然高于金融和旅游服务输出额。但是三者之间的差距将有所减少。同时，预期运输服务输出在服务输出总额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其对运输服务产值所做的贡献会有所减少。

从对香港物流服务输出发展所做的贡献来看。内地是其发展的主要贡献者。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合作关系的更加紧密的发展。香港联合广东物流业将大珠三角地区打造为世界级物流城市群，同时，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运输服务输出也将不断增加，物流服务输出能力不断提升。

3香港旅游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香港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性旅游中心。旅游业十分发达，其服务输出额也是逐年增加的。但是，近年来各国均纷纷着力发展旅游业，并有不少国家已将旅游业建设成其主要的经济支柱。世界旅游市场的竞争也由此越来越激烈，并日趋白热化。这些给香港旅游服务输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杨英，2002)。

从近年来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服务输出额有所增加，但是其占服务总输出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因此，预期香港旅游服务输出额在未来的发展中仍会有所增长，但其占服务总输出比重将有所下降或维持不变，对旅游总开支增长的贡献也将有所下降。

从旅游消费的主要来源来看，旅游消费主要来自度假旅客，其次是商务旅客。但是，随着香港会议及展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CEPA实施后，香港与内地企业业务的不断增长。商务旅客对旅游服务输出的贡献将预期上升(梁伟耀、周锦华、司徒永君、谭仲贤，2008)。

从对旅游开支增长所做的贡献来看，中国内地的旅客是带动香港旅游服务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个人游”计划的扩大。内地来港旅游人数持续增加，使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预期在未来的发展中，内地因素将继续成为推动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在内地市场的作用将因进一步合作而不断扩大。同时，因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来自非中国内地旅客也将呈现上升的趋势。

篇（5）

2007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额达到了12020亿，庞大的高额外汇储备，势必冲击中国经济及中央经济政策，重庆作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为需要关注中国外汇储备过剩问题对重庆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及风险分析

综合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大量模型研究，使用以下几种国内外计算外汇规模的模型：

1、进口比率法(特里芬模型)；

2、成本效益分析法(阿格沃尔模型)；

3、储备与短期外债比率法(R／SD)；

4、外汇储备模型ER=D1+D2+D3+D4=a1*IMP+a2*DEB+a3*FDI+a4*FEM[1]

据此估算我国合理外汇储备的规模应为3600亿美元左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远超出国内外公认合理的范围。

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一定额度的外汇储备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保障国际支付能力的作用，但更要重视超过合理范围外的高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经济及政策风险。

综合目前国内经济学者的观点，当前高额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有：

1、高额外汇储备冲击中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能力。

2、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

3、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为主要储备所带来的高汇率风险。

4、投资结构单一并且以短期为主所带来的高金融风险。

二、中央政府及央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影响

（一）中央银行为保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性,一直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其中以稳定信贷总规模为目的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削减或回收操作将对重庆市的产业有如下冲击：回收再贷款的冲销操作改变了不同领域内的货币供给结构，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资金进入了外贸和与外贸相关的部门，造成外贸部门和外贸相关部门的资金宽裕，而非外贸部门和非外贸相关部门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现象。

这体现在一方面对于重庆的出口创汇的外向型企业通过结汇,可以轻易获得人民币资金；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市场的重庆内向型企业,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回收,它们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二）我国高额外汇储备导致了当前货币流动性泛滥问题，除了紧缩再贷款规模、增加特种存款数量、公开市场操作外目前还有两种主要的手段可以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其中，加息的操作空间较小，央行可能主要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方式限制流动性。

出于保持汇率稳定的目的，中央银行不得不保持中美之间的利息差，而随着美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一轮减息周期，中国再次调高利率的空间正在缩小，这使得央行在利率工具方面的操作性不大。调整准备金率成为央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外汇储备作为比较剧烈的货币政策手段，2006年央行已经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中投证券的报告认为，央行在2007年仍有可能2－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有遏制信贷扩张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又会产生以下的影响：

1、对于大中型业绩优秀的企业和有政府大力扶持的企业，将会受到银行贷款的青睐。

2、重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将会雪上加霜。

目前重庆市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基本特点还是融资渠道狭窄。法律不允许中小企业以自身信用发行债券；中小企业板块运作不畅；主板市场又门槛太高。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只能依赖于银行信贷融资。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供应的98.7%来自银行贷款。而且，银行贷款多为短期贷款，中小企业要得到中长期贷款非常艰难[2]。这将是重庆民营中小企业需要着重面对的问题。

（三）外汇储备过剩，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冲击中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能力,汇率调整的可能性逐渐加大。

全球范围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已经说明中国目前流动性泛滥的原因不仅仅是央行的和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外汇操作，而且还要加上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原因，外资追逐利润的结果在现实中体现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了更多热钱的涌入。

持久的双顺差导致了央行不得不采取持久的对冲操作过程，中央银行持续的正回购使央行持有的债券数量不断减少，并迫使央行定期大量发行较长期限的票据回笼货币。2003年4月开始，央行通过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2005年，央行共发行了27882亿元的央行票据，共进行了62次正回购操作和3次逆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一旦陷入下面的循环：央行票据发行-市场流动性减少-央行票据到期-市场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发行。再加上利息的影响，实际上就宣告了流动性问题不是得到了解决，而是被积累了。

对于重庆的企业界来说，实际上要关注两个问题：

1、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是一个过程，流动性过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市场已经出现需求不足，实际上提示重庆的投资者再对目前的低水平重复项目进行投资，将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2、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重庆的出口型企业要努力改变出口产品结构，低附加值产品将很快被国外市场所淘汰。而对重庆的进口型企业，则要合理安排进口的数量和时间，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

（四）针对当前国内外汇储备带来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中央政府将会加大涉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力度，从“重流入、轻流出”转为实现流入流出循序渐进和保持基本平衡，以平抑巨额贸易顺差。

目前对于上述国家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估计国家将会有下面两大举措：

1、国家将利用外汇储备批量定购能源及如石油、铜铁、稀有金属等国际市场价格看涨的原材料，并建立相应的储备体系，这一措施则既可保值，又可确保国家经济战略安全。

2、国家将利用此次调整外汇储备机会，建立高、精、尖技术的全球采购体系。

这两条对于重庆企业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确切的说，是挑战大于机遇！

第一，如果重庆不抓紧建立原材料储备体系，某些原材料成本占据主要成本的行业，将会受到全国市场竞争的冲击。

第二，重庆制造业的整体研发水平仍然较为落后，在制造规模上的优势将可能由于研发的劣势使得总体优势丧失殆尽。

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开放程度低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一旦国家建立高、精、尖技术的全球采购体系，如果重庆市的产业政策没有采取相应对策，如果重庆市的产业群不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将使东西部产业发展的技术差距拉大，并最终影响到重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五）从外汇管理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将可能逐步实行企业意愿结售汇制,适度放松银行的外汇周转额度。这样,一方面企业可以持有一定量的外币资产,分流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企业的部分外汇需求由国内银行外汇信贷满足,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在这种情况下,因外汇资源的分散,中央银行将从被动的干预中解脱出来,不再作为惟一的售汇来源而面临巨大的兑换需求,不再独自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和持汇成本,也不必因为大量结汇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3]。

此举对重庆市的产业经济有如下冲击或影响：

企业可供掌控的外汇资源增多，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加大企业资本品的进口需求。需求扩大的结果，对于重庆资本品进口型的企业来说可能在短期会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企业利润增长。

同时，全国企业可供掌控的外汇资源增多，将可能导致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某些重庆中间产品的制造企业，面临全球市场采购竞争的威胁而导致国内市场萎缩。

三、重庆对中央政府及央行外汇政策操作的因应政策建议

（一）以全球化的视角改善目前的就业结构，迎接就业挑战。

目前我国的进口顺差多集中与经常项目中的有形贸易，从重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关分析发现就业弹性最好的是第三产业，最差的是第二产业。这说明第二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小，第一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一方面，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在就业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效率型、高技术型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偏重型并存的就业模式[4]；另外一方面结合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现状，我们要积极鼓励对外“劳务贸易”，向国外输送劳动力支援。

（二）重庆政府应尽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体系及高、精、尖技术引进及研发基地。

目前全国的原材料储备体系都较为薄弱，从全球市场上来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利用外汇储备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是必然选择，重庆应尽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储备体系，这既是为将来重庆企业的发展控制成本风险，又是对长期重庆产业发展提供后续保障。

在全球制造工业市场上，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不断淘汰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重庆主要支柱产业的发展历程也无不是如此规律。重庆政府要利用此次国家外汇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尽快规划针对重庆产业集群的高、精、尖技术引进及研发基地，一旦错失此次机遇，重庆的几大支柱产业都将会面临严峻挑战。

（三）加速重庆制造业由重生产型转变为重研发型。

重庆市目前主要以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冶金作为支柱产业，机电、建材和食品为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行业。从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主要是生产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相结合形成了重庆制造业的整体主要优势，但毋庸置疑的，缺乏研发优势再加上全国市场形成的全球市场采购，前面的两项优势将很快就会丧失。当前重庆的制造业必须抓紧时间，利用目前已有的优势，尽快和尽可能地利用国家外汇储备调整的历史机遇，形成自己的研发优势。

（四）加速重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转变为高附加值优势。

国家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是对以外销为主的重庆制造业的严峻挑战；另外一方面国家针对高额外汇储备的政策如前文分析也对内销为主的重庆制造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高额外汇储备都将是引起飓风的蝴蝶效应。目前重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往往意味着薄利，往往意味着研发优势的缺失，它可以取得一时的辉煌，但绝对不可能持续，高附加值产品才是重庆制造业在全球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利器，才能从容面对竞争，从容控制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五）抓住机遇，鼓励重庆企业在原材料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上进入全球产业链。

国家调整高额外汇储备，是一个历史机遇。重庆企业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市场上无所作为。一方面，重庆企业要利用可供使用的外汇资源，在全球市场上寻求生产资源和资本品；另外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技术和人才，缩短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第三方面，要利用机会扩展全球市场版图，主动进入全球产业链，不能局限和满足于国内市场，否则也就无法面对来自全球企业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若晨、廖俭．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及对策［J］改革与战略，2006，（7）．

篇（6）

1．1针对精神分裂患者，在进行娱乐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并进行一些适当的辅的治疗，例如认知康复、家庭治疗等，在使患者获得一些认知行为的同时，逐渐减轻患者的精神病症状。

1．2采用心理教育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心理教育主要是对患者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同时加强人际关系和家庭的治疗，有效的降低了疾病的复发率，缓解了患者的紧张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药物治疗采用临床上使用较为广泛的利培酮和奥氮平，一日两次，一次0．35mg。这两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的症状有着非常好的疗效，且镇静作用较弱，椎体外系反应较少。

1．3放松治疗。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放松治疗有着积极作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对患者的健康会产生巨大影响。放松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舒缓患者的情绪。具体操作为让精神病患者以轻松的方式坐下来，同时将患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上，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患者的紧张心理。同时进行深呼吸训练，上手平伸，每天进行10分钟的深呼吸训练，护理人员要在患者身边进行积极的引导，让患者在这样反复的训练下自然的形成一种放松的心理，从而舒缓患者的情绪。

1．4心理疗法。对患者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本院精神病患者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程度不一样，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型的，因此在进行心理治疗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全面整体的心理教育，使患者对医嘱可严格遵守，配合相应治疗，按量、按时服药。心理治疗可采用专门的治疗方法及技术，对患者行随时的、经常性的教育，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1．5统计学分析：处理本次研究的数据我们采用的是SPSS17．0软件，计量资料用（x±s）来表示，采用t检验，技术采用x2检验，用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通过对比发现，对观察组患者采用心理疗法在患者的心理以及情绪方面的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篇（7）

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目前,我国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现状来看,还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1]。

(1)对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大部分单位领导对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观念淡漠,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内部会计控制是一种既浪费时间和精力,又消耗财力的管理形式,它看不见、摸不着,又没有直接回报,因而不重视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建设、人员配备和经费投入。有些单位虽然设置了内审机构,但只安排一些外行充数,机构形同虚设。有的即使安排了内审工作,也只侧重于经济效益和财务收支审计,缺乏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了解和重视,偶尔发现了问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内部会计控制要求单位加强内部会计及与会计相关业务的控制,形成完善的内部牵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而由于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各项管理措施不到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内容上片面、零散,不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将导致单位决策者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统一领导、部署,经营项目和投资决策缺乏统一规划、随意性大。一些单位虽然建立了会计稽核和会计内部牵制制度、定期检查制度、计量验收制度、财产清查制度,但是授权不清、分工不明。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着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执法不严的现象,会计的事前审核、事中复核、事后监督都流于形式,使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3)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缺乏力度,监督、检查、考核体制不健全一是会计人员监督不得力,财务控制存在漏洞,致使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人员的素质和独立性,是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职能发挥的重要素。现阶段,我国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对会计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也流于形式。致使部分会计人员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不高,自我管制能力差,影响其会计监督职能的发挥。二是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未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考核和奖惩力度疲软,从而人为地削弱了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自觉性和警觉性。三是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监督和考核措施。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对内控运行情况的深入考核,未设置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四是外部监督乏力。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失控,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环境有关[2]。

2提高内部会计控制有效性的对策

(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内部会计控制意识和科学的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提高各级领导对内部会计控制管理的重视程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实际中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分工、程序方法、相互制约,权力和责任对等,真正做到制度和实际相统一。要树立正确的财产保全控制意识、风险控制意识、授权批准控制意识。牢固树立内部会计控制面前人人平等,内部会计控制是一种权利制衡机制,内部会计控制优先,防范于未然等内部会计控制的新理念。(2)以科学发展观加快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控制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会计稽核制度。加强会计职能,保证一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可靠、准确、完整。贯彻各项财经法规、制度,保证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强化预算管理。预算管理是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环节。预算编制要体现导向性,强调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加强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跟踪分析、考核及评价。必须建立严格、规范的预算调整审批制度和程序。三是落实内部审计,注重外部监督。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大内部审计力度,督促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四是采取科学、循序渐进的策略,实现内部会计控制与财务管理的有机相结合,完善、提升内部会计控制的功效。建立健全与内部会计控制相衔接的奖惩制度。五是建立健全电算化环境下的内部控制系统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应相互分离,各岗位权限应设置保密措施,以防资料外泄。

(3)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与监督,提高控制的有效性一是对内部财务牵制制度和财务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内部监督的日常性与过程性控制作用,强化对经济活动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监督与过程控制。二是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要定期进行稽核,稽核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为准绳,公平、公开、公正地进行考核,稽核结果以及相应的奖惩要有透明度。注重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责任划分及相应的奖惩制度。三是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进行全方位的审计,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对较大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控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四是建立内部会计控制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激励与推进有关部门及财务人员尽职尽责地去做好内部控制工作,保证内部会计控制的建立、运行都处于科学的评价、监控之下。

(4)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人的专业素质和道德品质是关键。为切实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建立会计人员的考核选拔机制,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格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制度,坚持持证上岗;加强对现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力度,完善、加强专业资格考评制度和继续教育培训制度,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和提高;教育引导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建立考核、奖励、晋升、淘汰机制,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业绩、道德品质、思想操守等综合考核,奖优罚劣,充分激发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确保内控会计控制目标的实现。(5)强化外部监督,营造良好的外部控制环境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实施,且能良性循环,离不开科学严格的监督制约过程。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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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扩大内需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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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464-02

藏象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心藏象是藏象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在建构过程中涉及古代解剖学，文字发生学，古代社会人事制度，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原理的应用，并在观察人体生命的生理、病理现象，反复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升华，在方法学方面，以意象思维为核心。现就心藏象有关理论的发生从文字文化方面探讨如下。

1.《内经》心藏象理论的基本内容

《内经》心藏象内容主要见于《素问》的《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宣明五气论》、《藏气法时论》、《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灵枢》的《本神》、《本藏》、《邪客》等篇。综观各篇所论，心脏外观色赤，形有大小坚脆之分，位有高下端正偏倾之别。五行之性属火，为阳中之太阳。主要功能：(1)心藏神而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即心主神明。(2)心合脉、充脉，主血，部于表，华于面，即心主血脉。(3)心在液为汗。(4)心主言，在志为喜，在声为笑。(5)心在窍为耳与舌。另外，心与小肠相合而为表里，与夏气相通而恶热。

2.心主血脉的文字蕴意特点

心是个象形字，甲骨文的形态颇象一颗心的纵向剖面图，清楚地显示出左右心房和心室。殷商甲骨文的5个心字，都是造字者们在详细解剖心脏并进行认真观察后“依类象形”的结果。第1个心字产生年代最早，属甲骨文第2期，它的外周部分代表头和胸腔，胸腔内的“”是简化的心脏，此为造字者立于仰卧体之前连头、胸腔、心脏一起抽象描绘的。其它4个心字，都是将心脏取出体外剖析观察的抽象描绘，这4个心内部都有两点，分析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的造字者将心内瓣膜朝上描绘，分析房室瓣的朝下描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心内有7个孔窍，即现代解剖所证实的肺动、静脉孔，上、下腔静脉孔，左、右房室孔，主动脉孔。第5个心字底部多了两条线，是造字者对心底部的4条大血管的描绘，即左锁骨下动脉、左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和上腔静脉。其后春秋时期的齐国有关史料对心的结构与功能继有记载，其一是《管子・内业》所载：“凡心之刑，自充自盈……灵气在心，一来一逝。”恰好从两个方面反映了活体心脏的舒、缩过程。其二是齐灵公时期“叔候镩铭”和“叔候钟铭”的心字，突出了心脏底部的四大脉，是为齐景公时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的基础。其三是管子反复强调的“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心术上》)，“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水地》)。可见，心是一个象形字，是实指人体之实体器官的心脏。正如《说文解字》所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荀子・天论》云：“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许翰注扬雄《太玄经・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均说明人之心脏位居人体正中，通上引下，且与四大脉相通，产生治五官的天君之用。

又，《白虎通义》：“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思也”，《释名》日：“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曰：“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入皮毛腠理也。”说明心之血脉有任养人体的功能，且能辨别细小的事物，感知、识别各种细小的变动，即《孟子・告子》云：“心之官则思”之义。总之，心的主血脉、君主之能、神思之功的发生均有一定文字学基础。

3.心主神明发生的社会官制文化特征

前已述及，心是实指人体实俸脏器之心脏，《说文》所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札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皆称：“中央土，条先心。”虽然对五行土与五脏相配因从解剖部位与功能特性角度不同出发而有过争论与演变，但五行之土配中央一直稳定，且对土行一直重视。从解剖位置，心居人身正中，五行配土，且由于“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具有“上下通也”、“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作用，故古人“尚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又“君者中心、臣者外体”(《汉・五子渊・四子讲德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管子・心术上》)许翰注杨雄《太玄经・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乘之，”亦言心居中央而有君德之象。余洞真《悟玄篇・中宫》将心与中央土结合来论其重要性，“土生万物，心主万物，心即土也，土即心也，故日中央戊己土。中央即玄关一窍也。了得土，万物死，了得心，万物息。”董仲舒《春秋繁露》进一步以君民关系喻心与身关系，强调“身以心为本”，可见，心为君主，为身形之主宰，是古代官制文化和尚中思想的文化产物。

心君主神观念，使心由实体向功能转化。《说文解字》云：“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尔雅》释：“神，陈也。神、陈、引、古声亦相近，”郑注《礼运》云：“神声，引物而出。”可见，神具有申、引、陈之义，意为造就万物之主，产生万物之源，成为天地万物之主宰。而人体亦以神为主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皆具，乃成为人。”(《灵枢・天年》)既然神是自然之主宰、人之主宰，而心脏又居人体正中，亦为人之主宰，则心脏与神就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主神之官。《荀子・天论》所论心为“天君”，自然管理着“好恶喜怒哀乐”之“天情”与产生感知觉的“耳目鼻口形”之“天官”。作为人体主宰的心，一方面要主司感官、控制情理；另一方面通过思维、意思支配人的行为，进一步成为“思之官”，主管人之精神意识思维能力。如《孟子・告子》云：“耳耳之官不思，而敝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恩则不能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同时认为心主宰与情性，亦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另外，心为感官之统帅，有征知任物之功。《管子・内生》云：“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官也，安之者心也。”《荀子》进一步提出：“心有征知，

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荀子・正名》)

总之，心是身形之君，主出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其主明则下安，不明则诸官危。《内经》“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理论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为藏象理论的社会模式。

4.心与小肠相表里的文字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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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始，在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能源、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政策的带动下，各地纷纷制定放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实施意见，宣告了一些尚处于“灰色”地带的投资领域的正式开放。但是，能源的各个行业一直都是资金、技术高度密集，公共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国家意图高度体现的敏感。因此，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面临更多的政策壁垒和技术难题。

一、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理论基础

能源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分类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其中，常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生物能、水能等；新能源，如：核能、地热、海洋能、太阳能、沼气、风能等。无论是常规能源还是新能源，都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自然垄断被错误地理解成行政垄断，进而导致部门垄断的投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有企业投资，但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缺位和非经济职能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削弱了企业运行的效率。国有企业的结构复杂，导致企业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不作为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企业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者、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制衡，能够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保证资本的增值。

从垄断行业的特征来看，自然垄断产业具有投资需求量大、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传统理论认为这样的产业需要由少数几家进行垄断经营才符合产业特征，但是垄断容易产生腐败，垄断企业会通过制定高价，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来排挤竞争者，导致市场的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的滞后性，管制又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允许较多企业进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才能迫使垄断企业提高效率，但是众多企业竞争又会损失规模经济，进而陷入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综合考虑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程度，要求二者都做出适当“让步”，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能源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降低了产业的成本，促使价格不断下降，产品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能源产业民营化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麦金森等人对18个国家的61个公司民营化前后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民营经济进入之后，行业销售、利润和投资以及就业都有相应增长。而从民营资本的出路的角度来看，民营资本实现资本增值，势必要不断拓宽其投资领域。截止至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2万亿元，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冲动强烈，能源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具有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大等特征，符合民营资本的逐利性强的特征，符合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同时，放宽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能够有效规避资本向股市、楼市汇集，引发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

二、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现实问题

1、传统体制障碍

长期以来，民营资本无法实质性融入垄断行业，已成为严重影响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障碍。2005年，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行业和领域，加快进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度被媒体和民间称为“开启民营资本飞天元年”的这一指导意见却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且不说这36条本身的问题，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形式上，暗地里对民营企业仍然心存“戒心”，甚至出台了自相矛盾的公共政策，比如《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明确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强调在电力、通信、石油等领域内国有经济绝对控股。很明显，面对这两个相互“打架”的红头文件，民营企业要想在垄断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仍然困难重重。《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不仅作为单独的一项提出，而且首次提出了改革过程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明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负责，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发展水平制定了相关规定，如河北立法叫停能源行业垄断福利，山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能源等垄断行业。但是，由于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尚且刚刚开始，我国的电价、油价一直是国家垄断，国有电力、能源企业长期得到政府的价格补偿，这种补偿机制极大地排斥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各级政府的相关规定只是一份笼统性的意见稿，缺乏明确的实施办法以及惩戒措施，导致民营资本在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2、民营企业自身的缺陷

虽然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获得强劲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粗放，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决策随意化，抗风险能力弱，人才短缺，企业家素质不高，短视现象普遍，技术积累和开发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参与能源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急于收回投资、尽快获利的投机意识，在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造成资源的破坏。以石油资源为例，这些年来，民营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石油产业的经营，但更多集中于中下游产业，即流通领域的批发、零售企业争取成品油油源，较少进入开采领域，这其中当然有民营资本规避投资风险的原因，同时更多是因为民营企业存在短视问题，即为获取短期利益，采取破坏性、掠夺性开采手段，严重损耗国家的石油资源储量，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限度利用，给本来有限的石油资源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浪费，同时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能源，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新能源能够缓解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但是新能源生产背后引发新环境污染，比如生产太阳能板的多晶硅污染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势必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成本。

3、融资难问题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民营资本壮大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投融资矛盾尤其突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能源行业，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也能进入这个行业分一杯羹，对于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考虑到国家能源安全及规模经济，全面开放是不可能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最广泛的领域还是新能源行业。但是，银行不原意贷款给规模不大、前景不明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行业的熟悉程度不高，不了解技术成熟度等关键性问题，对投资新能源也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因此，融资难也是限制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三、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发展路径

1、破除行政垄断，为民营资本的全面进入扫除体制障碍

能源行业一直存在着“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距完全竞争还很远，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破除行政垄断，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会触犯相当一部分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阻力很大。按照美国经验，对于能源行业的管制应该去行政化，因为行政化会由于信息垄断和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寻租行为和行败。其次，加强竞争的培育，竞争的培育要与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相结合，如果不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细则，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只能流于形式。山东省在《关于促进和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每年确定的省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要不少于40%；市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不少于50%。类似这样的规定是对民营资本的极大扶持，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保证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尽量做到具体化。其次，长期以来的政府直接定价或监管，导致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之间的价格差别并不是由从生产到消费的成本和能源品质本身所决定，而是决定于政府与不同能源行业和不同用能终端之间的博弈，各种能源之间存在比价不合理问题。因此，推动能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核心，政府应转变角色，不能直接定价，只能进行价格监管。

2、民企与政府双管齐下，解决资源破坏与污染问题

民营企业在参与能源开发与经营过程中，应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维，不仅重视生产效率与效益，又要重视发展环境的保护，做到统筹兼顾、持续发展。已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批的《能源法》规定在能源领域建立准入制度，因此，对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应设定明确的门槛，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等进行严格限制，严格审查。对于一些污染性严重的项目，应实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企业必须对污染物进行预先无害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才能排放。对于企业新上马项目环评先行，必须在立项前向当地环保局提供生产工艺，做评估报告。无论是什么企业，只要生产就必须清洁生产，保护环境。决不能因为是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民营资本的参与就忽视对环境的投入，任何企业都必须按照环境保护法行事。

3、发展多元化的融资形式，破解融资瓶颈

能源行业的特征决定了其进入壁垒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开发的前期投入和高额成本，而新能源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银行的“惜贷”。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能源，作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的领域，在推动民营资本进入方面，应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除了争取银行贷款外，还应通过私募或风投基金、政府投资、协会支持等来获取资金支持。银行、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投资主要考察技术含量、企业规模、市场需求和上市前景，说明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关键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企业应加强与投资机构的沟通，通过翔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获取银行的信赖。吸引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尚德模式”的成功揭示了政府投资成为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破解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政府风险投资模式的制度化进程。行业协会在解决融资难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创造新的融资渠道，比如建立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资金。

目前，我国民营资本在能源行业创富，主要集中在煤炭行业和石油行业，而长远来看，新能源行业的创富机会更大。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资本全面参与能源行业不仅是个趋势，也将成为事实。可以想象，只要政府不断破除行政垄断，加强监管以及对民营资本的一贯性支持，民营企业凭借着机制等优势，将在能源行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马祥民. 对民营企业进入石油开采领域的分析与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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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手续不全的房屋指的是没有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或因产权关系正在诉讼的，因产权关系发生纠纷的房屋。房屋产权手续不全，补偿安置的主体将难以确定，但拆迁中不能因为其主体不明确，或不对此类房屋进行补偿。本文首先阐述了产权手续不全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相关规定，其次，提出了妥善处理产权手续不全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具体方法及途径。

1.产权手续不全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相关规定

1.1产权手续不全房屋的产权归属有争议或难确定产权所有人的房屋

对于产权手续不全房屋的产权归属有争议或难确定产权所有人的房屋，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进审核并认可后将需要进行拆迁的房屋相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然后进行强制拆迁。

1.2共有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

对于房屋共有人集体要求对共有房屋进行产权调换的要准许，进行产权调换的房屋与被拆迁房屋的差价，主要由房屋共有人承担。如果是难以分割的房屋，有的房屋共有人要求产权调换，有的房屋共有人要求货币补偿的，要实施适当的货币补偿。

1.3存在抵押权的房屋拆迁补偿问题

按照相关规定，抵押权由于抵押物灭失而不存在，在灭失情况下实际获取的赔偿金，应归列为抵押财产。针对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现象，抵押权人应根据此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享受相应的补偿。对于产权调换补偿，我们都知道，调换房屋属于一种特定物，能够将抵押权进一步延伸，抵押权人和抵押人无需针对调换的房屋再签订抵押合同，无需再办理登记，能优先享受一定的补偿。

1.4临时建筑和违章建筑的拆迁补偿问题

临时建筑指的是规划部门准许建设短期内临时使用的建筑，没有产权证。国家对于临时建筑有着极为严格的使用年限，凡是已经超出了使用年限的临时建筑没有任何的补偿，还在使用年限范围内的应予以相应的补偿，可遵循的补偿标准是按本建筑剩余年限的租金进行计算。对于一切的违章建筑，拆除时不进行任何的补偿。

2.妥善处理产权手续不全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具体方法及途径

2.1健全报建手续，办理房屋产权证

造成无法办理到房屋产权证的原因具体有：首先因历史原因，大部分人实际报建过程中无法提供齐全的用地报建手续；其次，有的房屋选址与现有规划不相符，为了有效解决这些情况，应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对于用地手续完整且与规划、水利建设条件相符的房屋，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完善相关报建和确权手续；如果是历史原因导致建房用地手续等不完整的，要给予帮助完善用地手续；采用补缴费用等方式健全报建手续，以确保房屋产权证的获取。

2.2完善住房供应保障体系，保证被拆迁人基本居住需要

首先是构建商品房、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二手房为一体的健全的住房供应保障体系，以此为被拆迁人住房提供充足的选择空间，真正让被拆迁人能够买得到，能够买得起，有房住。其次是构建相应的政府住宅基金，大力实行廉租房屋和经济适用房，对被拆迁人购房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在有关税费上予以减免，为低收入被拆迁人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来源，要偏重于“双困”被拆迁人的安置，构建完善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另外是确保拆迁安置办法的健全性，控制拆迁还原房的价格，基于拆迁安置工作做的不好的行为实施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

2.3处理好产权纠纷，明确合法权利人

凡是采用交易、赠与、继承等诸多方式进行产权转移但没有过户手续的房屋，要求房屋受赠人或者买入人应在房屋产权管理部门中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对于难以进行过户手续办理的，将原房屋产权人作为补偿安置对象，以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为首选。如果是存在产权纠纷，合法权利人不清晰的房屋，可采用公证机关公证、基层组织证明等各种途径对合法权利人加以明确；难以确立的，应通过产权调换的途径对拆迁问题进行处理，安置房主要由使用人居住，关于产权归属，应采用司法渠道来明确具体的合法权利人。

2.4构建完善的商业性用地拆迁的市场化机制

清楚认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把政府部门强制执行程序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畴中。并且，要求政府部门退出商业性用地的房屋拆迁，对房屋拆迁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听证、裁决，以提升政府部门的规范性、合法性。准确划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制定不同房屋拆迁标准规范。首先是程序要合理，主要是适当补偿，其次是通过市场价值规律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有效处理，主要是充分补偿。构建完善的商业性用地拆迁的市场化机制，把出于商业目的的房屋拆迁交给市场，严格根据现代市场规律进行，在被拆迁人自愿的条件下明确是否同意拆迁。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共同协商确立补偿标准与安置办法。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对政府部门行为加以规范，健全房屋拆迁流程：采用公告、协商等有效方式接收被拆迁人的意见，以确认房屋拆迁的具体事项；构建针对公共利益需求的认定流程；构建规范标准的商业性拆迁的有关程序、实施原则和具体办法。

3.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房屋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直接与依法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发展紧密相关，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严格根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基本要求，始终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相关法律加强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应对房屋拆迁工作加强领导与管理，切实做好房屋拆迁中的所有工作事项，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拆迁安置房源保障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房屋拆迁，要求建设单位科学制定拆迁计划与安置补偿方案等，加大依法拆迁制度，推动建设项目的正常开展。

参考文献：

[1]黄美军.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8年.

[2]邹莹莹.我国城市拆迁补偿机制研究[J].理论导报，2009年06期.

[3]张良培.农村房屋拆迁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4]樊军，余中林.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09年04期.

[5]王达.房屋征收拆迁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