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旅游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民俗文化旅游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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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畲族自治县，是著名的畲乡、生态之乡、廊桥之乡，具有原汁原味的畲族风情、苍翠浩瀚的森林景观、秀丽壮观的溪瀑景观、神秘动人的民间传说，是人们理想的游览观光、避暑度假、休闲游憩的生态旅游胜地。笔者主要以景宁畲族婚俗文化的开发问题作为研究的切人点，在分析开发特点、开发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开发思路，进行相应的策略研究。

一

、畲族婚俗的内涵及功能畲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方式和婚姻习俗都蕴藏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其进行深入的考究不仅可以窥探出畲族文化的深层根源，还可以梳理出畲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畲族婚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习俗，同时也蕴涵着一种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问的‘第三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创造、传播、占有、享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化活动过程，它侧重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畲族人民在婚姻仪式的举办过程中，拥有着许多较为特殊的方式，这些方式有的是直接借鉴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而有的则是Et常生活中某些行为的变体，只是这些行为附着上了‘婚姻”二字，从而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畲族婚俗在景宁的民俗旅游开发中有以下几个功能：其一是经济功能。畲族婚俗是景宁民俗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特色的畲族婚俗表演为景宁当地旅游经济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实地调查时也发现，很多旅游者都是专门来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而且以团队为主。其二是调适功能。在畲族婚嫁过程中，个人与血缘群体通过仪式，如‘馈郎礼”、‘哭嫁”等增强了个体对家族的依恋与关联，使二者关系更加融洽，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大家庭。

同时，畲族通过婚礼，对加强彰显邻里的关系与交流、促进团结有很大的好处。其三是文化功能。畲族婚俗有着深刻的内涵，体现了畲族人们传统的生活文化。通过畲族婚俗的表演，能使旅游者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文化的精髓。

二、传统的畲族婚俗文化

畲族娶亲队伍有‘亲家伯”～人(男方全权代表)、‘高媒”一人、‘行郎”两人(对歌兼抬轿者)、‘车郎”两人(运送聘礼者)、‘接姑”(提灯接引新娘者，常被称为‘哧娘”)两人、抬嫁妆者若干人，并有两个‘照火郎”(要夜出夜归)。

若是行‘借镬嫁”，则还要一位“当门车郎”(代表夫家带去的厨师)。人员总数要凑双数(返回亦同)，但忌‘18”、‘24”两数。迎亲队伍在黎明前到达新娘家，独特而有趣的娶亲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是女方‘拦路”。迎亲队伍到女方村庄附近，即鸣鞭炮报信。女方的‘妻姆妯娌”们闻声后，即在要道路口用荆棘柴把拦路，设路障数处，阻其通行，等媒人递上小红包后，才撤路障放行。

此乃抵抗‘抢亲”之为。

第二环节是‘关门迎亲”。迎亲队伍行至女方家门前，女方‘妻姆妯娌”们又闩起大门‘对抗”。

媒人等即在门外不停地鸣放鞭炮，女方亦在门内院子对放，像是一场混战。而后女方门开一缝，男方亲家递上一对小红包后，才开门让迎亲队伍进屋。之后便是杀鸡洒红。红轿抬进入新娘家大厅，女方婚宴的‘动用人”接过男方带的鸡杀之，将鸡血洒粘于厅壁、两栋柱和大门两框上，然后将鸡从轿顶上抛出，俗称‘淋轿煞”。

第四环节是‘火笼暖轿”。畲族原盛行‘行嫁”(步行)，红轿乃受汉族的影响，其轿全用竹编制，小巧轻便，或云‘竹种凤凰山”之说。红轿进门后停于院子一旁，下垫脚盆，轿脚不粘地。轿后还挂米筛、镜子、剪刀及尺等物以镇邪，此乃华南一带相沿的巫术。落轿后，女方‘理事者”用一火笼盛炭火，放置男方从女方取回的火种人种，预示婚后生活红火、人丁兴旺。可能是古人在骚乱时首先保存火种之举的变异仪式。

第五环节是‘查亲举礼”。男方挑来的礼品置于中堂桌案，点上红烛明香后，亲家在中堂右首，大至小逐一查讨招呼女方亲属代表及账房、厨馆等主要理人即分别上堂，被推之‘大边”(左首)与亲家兴礼，表示对母系亲属的尊重，畲民称之为‘高头嫁女，矮头讨女”。‘杀家伯”若是站错位置，则被责之‘不懂规矩”。双双作揖后各自向对方跨出右脚一步，双手碰到对方下身，俗称‘拣田螺”，是父亲生殖崇拜的变异遗存，强调父亲的血缘地位。

第六环节是‘奉宝塔茶”。迎亲队伍进入女方厅堂落坐后，女方女眷代表首先给他们敬茶，有的地方女眷端给‘亲家”的是用桶盘托着叠成三层宝放的五碗茶(上一、中三、下一)，要“亲家伯”一人接去分送给媒人、‘行郎”与‘‘车郎”，用他们的智慧来为难‘亲家伯”。‘亲家伯”如何接茶，当有定法，若把碗弄翻了，则不仅要出红包，还要遭奚落。接着女方男理事亦以盘托酒壶至媒人跟前，问‘‘是行云而来还是骑马而来”。媒人若说‘行云而来”，行致雨，就要给媒人灌酒；若说‘骑马而来”，并将小红包置于盘中，他则口说彩语高兴而去。这些都是为难、考验男方迎亲人之举。

第七环节是‘借镬”。迎亲人用茶、‘脱草鞋”(吃点心)后，行‘领酒水”婚仪的“当门车郎”即端桶盘(上置一对红烛一刀肉及红包等)到厨房举行‘借镬”仪式。意即女方一应宴度酒菜都自男方挑来，男方厨师“当门车郎”来女方厨师面前作揖，厨师接过桶盘置于灶头，“当门车郎”先说几句谦语开场，即念一串谜语式的‘惜镬”词，女方‘妻姆妯娌”们多方刁难，若说漏一件要重念一遍。

炊具‘借”齐后，“当门车郎”还杀鸡、刷锅、生火。杀鸡时，如果有一滴鸡血滴出碗外，就要罚饮．158．一碗酒，女眷们故意左推右推，使鸡血洒出碗外。

刷锅时，女眷们不断朝锅里撒糠粉、菜叶等，使之刷不干净，但‘当门车郎”把肉放下锅，就不能再撒。生火时设法使之总烧不着，甚至还将火炉管上口抹上炭灰，‘当门车郎”用之吹火，嘴上即粘上黑圈。但“当门车郎”都有办法对付。这些仪式完毕，‘

当门车郎”双手平端菜刀与红包向女方厨师作揖，女方厨师接过菜刀，将刀口调向已方，向‘当门车郎”回礼，即表示愿意代庖，‘借镬”仪式结束。

第八环节是畲族祖先崇拜的遗俗即‘请祖公”。

女方厨师将三牲祭品和主要菜肴各盛一碗并一包饼干置于祖宗堂前，点起香烛，由畲族师公请女方祖宗来受用婚宴。它与平常祭祀不同的是，酒杯数目要与该姓项数相同。如雷姓是‘大、小、百、千、万”五项；蓝姓有五项，也有‘大、小、百、千、万、念”五项，则要置六杯酒；钟姓无‘‘千”项，是‘大、小、百、万、念”五项。这项数既代表纵向大小辈份的代数，也代表五组或六组包括天神、道教神、师爷神、战神、狩猎神和祖宗神在内的神团系统。

最后便是畲族婚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长夜对歌”。迎新队伍到女方家后，女方女歌手先与‘‘车郎”对一阵歌，俗称‘嚓车郎”。中午后直到第二天凌晨轿子起身，皆是女方女歌手与男方两‘行郎”对歌。歌的内容大体与婚俗程序相一致，从择吉日、定亲开始，直唱到“红轿起身”，最后唱《十二生肖》压歌门，表示对各位客人致谢。。这些歌统称为‘嫁女歌”。然而在多数场合，女方歌手往往插入一些情歌和赛智歌，以压倒‘行郎”为胜事。比睿斗智，人们尤喜听。上席宴饮时，女方来劝酒，必唱《劝酒歌》，准夜半吃点心时唱《点心歌》，均有唱有回，‘行郎”边吃边听边回，宴饮时仍然歌声不断。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传统的畲族婚俗已经被过度商业化了。畲族婚俗在民俗旅游开发中被作为一种商品来展现给旅游者。婚俗表演的人员基本上不是原住民，大多数是从县畲族民间艺术团、职业高中等聘用的其他人员，然后聚集在一起，进行统一的排练，呈现给旅游者的畲族婚俗也并非完整，而是截取了娱乐性、商业性较强的桥段，比如迎宾、拜堂、拦路等有商机可图的环节。此外，这些演员在17I复一日的表演中表现出态度冷淡、缺乏互动性等现象，大大降低了畲族婚俗的真正内涵，导致很多旅游者成为一次旅游消费者，表示不会再来当地进行婚俗体验了。

三、景宁旅游开发中对畲族婚俗利用存在的问题(一)表演化、舞台化倾向严重畲族婚礼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严肃性和严格的程序。真正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一般有十个环节，中间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其具体细节在前面畲族婚俗的介绍中已经详细提及。从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这些传统礼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当地在开发畲族婚俗旅游的过程中，没有尊重当地民族婚礼程序，不分场合与内容，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片面迎合游客的口味，只选择畲族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导致畲族婚俗向表演化、低俗化发展。同时，由于婚俗表演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表演而敷衍应付，游客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从一项对游客在景宁观看畲族婚俗表演的印象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满意度仅为20％左右，中间态评价(即‘般”)占45％，认为‘‘无特色”和‘‘差”的旅游者占35％。

也就是说，有高达80％的旅游者对畲族婚俗表演评价不佳。作者也实地参与调查过，感觉此类表演只能满足游客一时的新鲜感，却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二)游客对于此类婚俗表演参号l生比较差一般来说，在对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以博物馆的形式，以图片为主，供游客参观，缺少参与陛；另一种则是婚俗旅游中比较泛滥的模式——婚俗表演，这种模式看似存在着潜在的参与陛，但其实这类表演也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新娘，大部分游客仍然作为观众观看，游客的参与I生比较低。在当地旅游区表演的婚俗文化，一般新娘是由当地居民担任‘新娘”，邀请旅游者扮‘新郎”来参与表演。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完整的婚俗表演，会要求其他男性旅游者扮演‘赤郎”的角色，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女性旅游者和大部分男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性比较差。

(三)婚俗旅游开发呈现商业化、低俗化特征许多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不择手段地设计旅游项目，把游客当做‘挨宰”的对象展示的婚俗内容不具有文化内涵和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有些景区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

笔者在实地走访发现，很多畲族民俗旅游区内的表演者大部分是非畲民，不能真实准确地展现原汁原味的畲族婚俗文化。我们在对当地居民访谈中了解到，其实很早以前畲族居民结婚并非如此热闹，新娘都是半夜去新郎家的，而现在当地一般也实行现代婚礼，原住民已很少有采取传统的畲族婚俗礼仪的了。

四、畲族婚俗在景宁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利用建议(一)对于景宁旅游业的定位要合理旅游业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定位就不同。在对旅游地依赖程度很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重点产业；在对旅游业依赖程度一般的地区，旅游业被定位为一般产业。对旅游业的定位越高，政府对旅游的开发热情就越高。景宁当地政府已把畲族民俗旅游定位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资金、技术、管理力量不足。因此，景宁当地政府就以优惠政策为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出现了盲目引资现象，不切实际地追求旅游产品商品化，不加分析地吸引外来文化因子。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当地还把过多的权利外放，甚至包括旅游地开发的决策权。显然，旅游开发商拥有过大的控制权将给当地政府对旅游地发展的协调和控制带来困难。

(二)开发商要合理利用畲族婚俗文化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开发商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时，都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原则，这种对旅游者数量和消费额最大化追求的倾向，既会使旅游者充斥旅游地，又会引发社会消费趋前化，改变旅游地社会的观念意识、文化心态等，导致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太大变化。开发商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商打破了旅游地稳定循环系统，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循环注入了各种物质、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造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异化。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对当地传统文化进行商品化包装，只要有利可图，一些当地婚俗文化就会成为大量复制的对象。这种用片段时间、片段意向打造畲族婚俗文化从而使景宁畲族当地文化的特殊性与演进过程被忽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原住民要从婚俗文化的开发中获益民俗旅游地居民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不是介入者(旅游者)单方面作用的结果。(下转第169页)当地的旅游民族作为与游客接触的主体人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参与旅游活动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旅游地新的旅游文化的形成。事实上，不同的居民对外来文化的反应不一样，与游客相互作用的效应就不一样。笔者在深入景宁畲族自治县调查后发现，景宁畲族原住民特征主要体现在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景宁畲族原住民参与旅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旅游活动。

篇（3）

少数民族婚俗是地区垄断性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成为体现民族文化内涵内涵及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可以以少数民族婚俗这根红线将地区内的资源穿连组合在一起，成为该地区旅游的“点睛”之笔，提高旅游文化亲和力的同时，丰富本地区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

一、少数民族传统婚俗的内涵及功能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民族及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少数民族婚姻习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发掘出该民族文化根源，还可以梳理出它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在科尔沁草原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科尔沁婚礼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草原上战争的印记，还处处留有草原漫长的游牧历史。婚礼中使用的马、蒙古包、勒勒车、服饰、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婚礼上吟诵的祝赞词和演唱的叙事民歌，无不表现出了科尔沁草原独特游牧文化。在进行婚姻仪式的过程中，祭天、拜火等特殊的方式，直接借鉴于科尔沁草原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婚姻使这些行为附上了神圣二字，从而产生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内容，是在地区民俗旅游开发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在旅游利用开发中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功能。少数民族婚恋习俗因它的不可复制性，是民俗旅游开发特色和重点项目。很多旅游者到一个民族地区，有的专门是为观看该民族婚俗表演的，而有的更是为了亲身体验。游客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提高当地财政收入。

二是继承和发扬功能。少数民族婚俗体现着少数民族人民传统的生活，但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正逐渐被取代、消失。本地居民通过旅游开发中的参与，使传统文化得到继承。游客通过婚俗表演及直接的参与，能更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文化精髓，使其得到更大传播和发扬。

二、少数民族婚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舞台化倾向严重

婚俗文化旅游开发晚，又在明显的利益驱使下，多数回报甚少，甚至影响了地区文化的旅游形象。如在西南彝族区，模拟“抢婚”遗俗的仪式，搬上舞台，编排了舞蹈《抢新娘》，在登上舞台初期曾有过很好的经济效益。但舞台化的婚俗表演节目毕竟同现实民俗之间的距离太大。而且，这种表演一日数场，日复一日，没有固定的演员，很多不是本地少数民族，他们只为报酬而敷衍了事，台下的旅游者对演员毫无感染力的表演，产生“审美厌倦”，更谈不上满足游客求异、求知的欲望。

（二）游客参与性比较差

一般来说，对婚俗旅游的开发利用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博物馆，以图片及文字为主，通过讲解让游客了解，没有参与性可言；另一种是婚俗表演，这是最普遍也较为泛滥的利用模式。这类模式开发中，有的地区也融入了游客参与的环节，但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或者新娘，大部分游客还是作为观众来欣赏演出，无其他的参与内容。在旅游区编排的婚俗表演中，一般新娘由当地居民担任，邀请旅游者扮演新郎来参与表演。还有一种较为完整的婚俗表演，也会邀请一名男性旅游者扮演新郎。这类表演中，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游客尤其女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或者观赏者，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

（三）商业气息浓厚

婚礼作为人重要的人生礼仪，不仅有严格的程序，而且有其自身的严肃性。过程中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从保持其原生性及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婚礼中很多程序和礼节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但婚俗的旅游开发利用中，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设计旅游项目，有的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不分场合与内容，片面投游客所好，只选择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只为利益，使得婚俗表演及其他衍生产品中，渗透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导致婚俗文化向表演化、低俗化方向发展。此类表演可能只满足了游客一时的新鲜感，但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三、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旅游产品的系统开发策略

（一）婚俗文化的静态开发

旅游必须通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或实景，或物品、或建筑等来展示，给游客具体的感受。通过建立民族婚俗博物馆和婚俗文化展览馆等形式“原貌复现”婚俗文化旅游产品，展示其发展历程，开发一个民族婚俗历史寻访游，提供高水准的导游服务、专家讲解和纪念品。科尔沁婚俗旅游开发中，应建立科尔沁婚俗博物馆，完整的讲述科尔沁婚俗形成发展历程，充实孝庄产业园的内容，可开发满蒙联姻寻迹游等旅游产品，举办各类婚俗节庆活动。利用现代旅游会展这一平台，展示科尔沁婚俗嫁妆、首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提高科尔沁物质型旅游产品附加值。

（二）婚俗文化遗产动态开发

民俗旅游资源与其它文化旅游资源相比，其最大优势在它能使旅游者参与到其中，给游客不一样的文化体验。这不仅能开拓游客的视野，也会更加深刻的理解生活的价值。因此，在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应更加深入挖掘婚俗历史文化内涵，为旅游者制造广泛参与婚礼过程的机会，让旅客亲身参与到婚礼的过程。科尔沁婚礼中提高游客的参与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组织游客参与真正的科尔沁传统婚礼，就是邀请游客主动深入草原牧民家里，以宾客的身份参加婚礼，不改变婚礼原有的形式和过程，自然而然地融入迎亲、喝喜酒、拜火、唱歌跳舞等活动中。对游客来讲，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使他们身临其境，从游客变成“亲友”，融入到真实的草原婚俗氛围中，体验做一回“科尔沁蒙古族”的感觉。

二是吸引年轻人到科尔沁相识、相爱，举办独特的婚礼。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希望有一生难忘的相遇。针对年轻人这样的心理，可以以“敖包相会”为主题，举办大型相亲会；针对广阔的婚礼市场，可以尝试将霍林郭勒市“草原婚礼节”中注入更多的科尔沁地域特色，转变为独具特色的真正的“科尔沁婚礼”，吸引年轻人来科尔沁举办特色婚礼或者度蜜月。

（三）婚俗文化的衍生商品开发

旅游纪念品开发是传统旅游产业衍生的一种开发模式。各式各样的婚俗商品，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传统性、观赏性以及很高的纪念价值。少数民族婚俗内容丰富，涵盖了本民族居住、服饰、饮食、宗教、歌舞、礼仪等方面，这也是对游客的吸引力所在。如科尔沁婚俗中使用的很多实物可以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新娘缝制的烟袋、新娘佩戴的头饰、新郎穿的长筒靴、佩戴的弓箭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内涵，具备纪念意义的同时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必将受到游客的欢迎。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品种单一、没有特色、品位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或者企业可以依托本地区或本民族婚俗文化特色，挖掘其内涵，设计、制作高端旅游纪念品来提升旅游纪念品的品位。

（四）婚俗文化资源的酒楼开发

旅游业中，餐饮业是重要的开发内容，突显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才会为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婚俗旅游开发中，可通过设立以婚俗文化为主题的酒楼，将民族文化概念进行全新的策划和创新。婚俗文化型酒楼的设计上，科尔沁婚俗酒店可以建成蒙古包式，把婚俗文化渗透到整体装饰、局部布景、器物点缀、服务、甚至名字雅号，达到“博物馆和酒楼一体化”。游客得到婚礼上游客的礼节，“情”、“景”的穿插，让游客体会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在休闲的过程中享受消费的愉快。例如可以设立一个以诠释满蒙联姻作为主线的酒楼，在设置上复原清初科尔沁草原片断和婚嫁盛况的博物馆，用草原生活具代表性的多个场景讲述孝庄及其嫁到清朝皇宫的科尔沁女子的故事，再现历史上科尔沁草原的生活方式，将人们带进自然、带进历史、带进传统。

四、少数民族婚俗在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开发建议

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时， 要注重抓好旅游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强调与其他旅游资源的整合。各种旅游资源之间是相互依托和共生的，婚俗旅游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纯粹的“婚俗旅游”应该是不存在的。在开发婚俗旅游过程中，应将婚俗文化融合到本地区自然资源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丰富资源文化内涵，提高旅游吸引力，发挥地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整体综合效应。

二要体现文化的时代内涵，重视文化的市场形式。通过婚礼过程和细节来体现其文化性。

三要反对浅层利用和开发。婚俗文化的创新和开发必须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尊重文化的原生性。

四要注重文化的整体重塑。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有其优秀的内容，，也有糟粕之处， 开发时要客观再现， 保持文化的整体性， 但同时要进行现代诠释和整体塑造，既注重原生态， 又易于被现代人所接受。

五要吸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参与， 保证文化的持续性。就地吸收和培养部分本土人员参与婚俗表演，，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文化氛围， 不仅展现本民族婚俗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活的形象， 从而保持其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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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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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引言

    主题公园始于1955年,诞生在美国。在我国经历了“人造微缩景观”、“人造景观”、“人工景观’、“主题公园”等阶段。国内主题公园诞生伊始,对于它的定义,学术界、舆论界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一直试图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保继刚认为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旅游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魏小安等则认为主题公园就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题,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董观志把主题公园称为旅游主体公园rI01urismPark),他认为旅游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主题公园的一个分支,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但从众多学者对主题公园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可以用以下文字概括: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具有多种吸引物(包括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有吸引力的活动而为旅游者的消遣、娱乐而设计和经营的场所。

    1.研究目的及意义

    旅游规划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发现、认识区域的特色,而且要在开发实践中将其突出出来,形成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场.众多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旅游景区开发实践中,设置哪些旅游项目、规划什么旅游产品、如何将景区无序的空间通过旅游项目安排变成有序的空间、怎样进行游客游览线路的安排,这些问题都和景区的规划主题息息相关。

    在对景区进行规划设计时。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题是成功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因为主题策划是成功策划的灵魂,只有将产品概念进一步提炼、升华成为形象化、情节化、甚至戏剧化的主题,才能对消费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主题策划方法

    2.1主题选择原则

    2.1.1与时俱进: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应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旅游需求,选择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主题。并在主题选择上应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使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具有较大的弹性,能延展开发相关联的旅游产品。

    2.1.2注重地方文脉:任何一个成功的旅游规划,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本土山川灵气和地方历史文化为根基,才能找到正确的旅游规划指导思想,山川灵气与人文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是主题思想确立的根本。

    2.1.3差异性:主题应具有鲜明的个性魅力,在能够满足现代旅游的时尚需求的基础上,还要与周围相类似的旅游景区形成区别,差异性竞争.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1.4符合市场需求:旅游主题应具有个性、创意,并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反映旅游者的态度、爱好和动机,能贴近游客的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需求,符合游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兴趣取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原则。

    2.2构建主题框架

    董观志探讨了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框架,时问、空间和文明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轴线,三个轴线有机组合构成了旅游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框架。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策略:

    2.2.1沿单一轴线方向的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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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

>>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 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失语” 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中国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则把翻译放在文化大背景下去研究。在寥若晨星的研究中，民俗文化翻译的理论原则只是偶尔提及或者不成体系，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翻译民俗文化理论原则一、翻译理论概述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国外翻译理论原则中可借鉴的流派比较多，可以说欣欣向荣，风格各异。其中主要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学派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等。这些学派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解释。语言学派从语言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角度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解读；阐释学派主要从语言表达的内容试图解释翻译现象；功能学派主要来源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角度阐释如何进行有效地翻译；文化学派则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挖掘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从跨文化的角度解释翻译的过程；建构学派则来源于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注重从语言的多方复杂因素解释翻译过程。然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原则大多沿袭国外的成果，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试图对其有所发展。在翻译的指导原则上整体遵循着信、达、雅；至于对翻译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对性质不同的材料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研究提及较少。二、国内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方向的研究论文能够查找到，但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指导原则的研究凤毛麟角。查阅中国知网，输入“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10篇，其中5篇为期刊，5篇为博、硕士论文。通过检索“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3篇。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蒋红红老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翻译应置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大语境之下。民俗的翻译只有明辨其文化身份，才能在翻译中有意识地避免文化移植，保持文化身份的清晰度。由于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民族特性,翻译中应通过语言符号——表层结构，挖掘展现文化内涵——深层结构，并且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其口语化、非正式的文体特征。” ［1］ 安徽工大的杨东方从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的角度指出“文化负载词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2］在翻译方法方面，杨东方认为“用‘移植’、‘文化替换’以及‘交际翻译法’来翻译民俗文化词汇，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的融合具有独特之处。”［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姜智慧老师谈到了对浙江民俗文化翻译时应该运用的理论为“归化与异化”；因为“异化”翻译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源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目的语中，保留源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4］ 中南大学的硕士刘连芳提出旅游文化的翻译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动态的选择。所谓“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改造源语的词汇、句式和文化特点，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待，从而使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悦纳。合肥工大的硕士杨勇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应该适用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三、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的不足与建议所有上述研究，要么集中于对文化大类的翻译理论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要么提出了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但是对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并未提及。蒋红红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民俗翻译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则归结方面却并未明确指出，只强调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杨东方从词汇的文化负载角度谈了翻译，整体上是从微观角度入手，在字里行间中能够体会一些民俗文化翻译的指导原则，但太过零散、缺乏系统性。姜智慧谈到了在民俗文化翻译中应该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论文在翻译的实证方面研究较少，给人的印象是拨开了云雾，但还未见到太阳。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既要翻译出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能够让译文读者比较轻松的悦纳。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笔者同意杨勇的观点暨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去指导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最为合适不过。参考文献［1］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国外外语教学 2007（3）［2］ ［3］杨东方，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探索，［J］ 科技创新导报 2009（14）［4］ 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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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一）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故有人称它为“文化”或“社会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源于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也随着时代的渐进和外界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变化。民俗文化包罗万象，大致包括3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为重点；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等。并有着教化、娱乐和心理的功能。

（二）古城镇

古城镇，是指“需要或是已经给予保护要求的城区或城镇”（吴承照，1998），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生活不断延续与演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物、古迹点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现代生活在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古街区、古建筑群、城市地段依旧延续；第三，城市的遗存具有自身的特点，区别于其他城市而具有明显特殊的意义。由此可见，古城镇一般是民俗文化相对发达，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

（三）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县，又名大研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它始建于宋末元初，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集中了纳西文化的精华，并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历史风貌，在城市格局、街道布置、民居建筑极具特色。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丽江古城就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国内外旅游者。古城蕴藏着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纳西文化内涵，是吸引世界各地游人到丽江游览的主要文化资源。这是丽江人民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造就和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古城纳西族人特有的人生观、道德观、生态观和审美观。

二、纳西民俗文化与丽江古城旅游开发双赢

（一）纳西民俗文化推进了丽江古城旅游的发展

1、独特的纳西族民俗文化是丽江古城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丽江古城借助有800年历史的丽江古城建筑、独特的历史氛围、淳朴的居住环境和特殊的民族艺术等，通过古城的修复与文化保护，把有形的文化载体和内涵丰富的纳西民俗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丽江古城成为具有特殊魅力的旅游吸引物，大大提升了丽江古城的知名度，并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人通过开发发展丽江古城旅游，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纳西族民俗文化为丽江古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血液。一个旅游景点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丽江古城也不例外。丽江古城受到游客的追捧，也证明了纳西民俗文化是得到市场认可的。旅游景点的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纳西民俗文化是古城的造血机，能不断地输入新的血液，保持丽江古城旅游发展的竞争力，实现丽江古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丽江古城旅游发展成就了纳西民俗文化

1、纳西民族文化得到较好的挖掘、保护和发扬。旅游业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民俗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开始复苏，并融入了旅游市场，得到了新生和“重构”。例如，木府、洛克故居、白沙壁画等古迹的修复；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字画等民间艺术的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一些传统的饮食也得到了开发与发展；传统的纳西族建筑得到了保存。一批专家学者还对丽江的人文景观、东巴经典、史料文献、节日庆典、婚丧习俗、饮食服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音乐歌舞等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和论证，还撰写了一批专著和论文，为纳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丽江古城旅游发展增强了纳西人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丽江古城的成功让丽江人尝到了旅游带来的硕果，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在逐渐地增强。他们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他们继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内涵并与时俱进，不断主动地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创新，并积极地把它推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并以他们的独特民俗文化为荣。

3、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为传统文化保护奠定了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使丽江古城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推动了丽江的社会经济的进步，使得文化和文物保护部门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当地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就可以用更多的经费来支持民俗文化保护和创新，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三、丽江古城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发展的矛盾

（一）原居民的外迁使丽江古城面临文化博物馆的危险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规模最大的聚居地，独特的纳西民居形式、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统一的建筑群体、尺度适宜的居住环境、亲切宜人的绿化环境、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孕育和承载着丽江的纳西民俗文化。古城是纳西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而古城淳朴善良的原纳西居民则是民俗文化的天然守护者和创造者。

古城和古城所承载的纳西民俗文化成为吸引游人的卖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入丽江，大量的游客打破了古城原有的宁静与安逸，为了给商户和游客腾出地方，也为了躲避旅游带来的喧嚣，很多的原住民陆续迁出了古城。根据古城开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1996年前，古城内居住着3万多纳西人，到2005年只剩下不到6000人，且多为老人。古城居民取而代之的是商户，住户多为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人多没有古城纳西人的民族文化底蕴，也不能真正地与纳西民俗文化水乳相融。文化天然创造主体的缺失使丽江古城的民俗文化黯然失色，古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的展示场，那些店铺和旅游商品多为廉价的道具，古城面临着变为文化博物馆的危险。

（二）纳西民俗文化商品化导致丽江古城文化氛围减弱

独特的民俗文化使丽江古城大放异彩，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把民俗文化推到了风口浪尖，民俗文化通过商品的形式表达出来，一方面文化的商品化是市场的需求，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影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某些开发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文化习惯，把文化作为赚钱的工具，必然导致民俗文化的粗俗化和庸俗化。目前丽江古城正遭受着这样的命运，作为一个纳西族聚居地，古城内却随处可见傣族民乐葫芦丝吹出的乐曲，民族服饰店里的服饰很多也不是纳西族服饰，而是苗族的刺绣、白族的服饰的等，而生产厂家也多是广州、温州等地。民族歌舞被定义为娱乐游客的节目，服饰、动作的文化内涵被削弱，其原来所代表的文化涵义不复存在，丽江古城市场上充斥着的大批量生产的毫无特色商品终会使游客审美疲劳。

（三）民俗文化的真实传承与古城旅游发展遭遇尴尬

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首先是真实的存在与发展，旅游的开发，游客纷至沓来，很多游客要的只是快餐的体验，并不要求深层的真实。但是民俗文化要想有长久的生命力，必须深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按照其发展规律发展，不能急功近利，否则长久以往，必然会产生失望的旅游者和无所适从的变异的民俗文化，从而两败俱伤。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的真实传承有两个尴尬：一是旅游的开发使丽江的纳西下一代生活在扭曲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对民俗文化的印象很多来自当地的旅游部门对游客的宣传和表演，一开始看到和听到的就是异化的民俗文化。二是原居民的大量外迁和房产的转移，纳西族的下一代失去了继承一个真正的有着丰富的纳西民俗文化丽江古城的机会。纳西下一代儿童大都出生在新城，已经失去了接触原民俗文化的空间，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已经被剥离，再加上强势文化的影响，一种文化的传承面临中断。

四、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实现丽江古城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的保护要结合纳西族聚居的乡村的民俗文化保护

丽江古城是纳西民俗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地和物质载体，但是纳西民俗文化的保护仅仅局限在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是不完整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丽江的几个国际驰名的文化品牌都要依托乡村，如东巴文化的根基和土壤就在乡村，只有保持乡村鲜活的民俗文化土壤，才能保持东巴文化的生命力。如果乡村里已经没有依托纳西民俗鲜活地留存的东巴文化礼俗，那在古城范围内繁荣一时的东巴文化产业就不可能持久地发展，将日益成为一种仅仅是表演性的民俗展示。为保持东巴文化的“活水长流”，需要选择一些乡村作为纳西族民间的文化传承基地，培养民间艺人，打造具有独特纳西民俗文化的乡村，这样才能保持纳西民俗文化真实的活力。

（二）加强对本土青少年的教育，培养纳西民俗文化传人

当今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主流文化的系统教育，为了融入主流文化，同时也因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教育相当薄弱，很多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学艺术、文字、、传统习俗、地理生态、植物动物等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甚至连本民族的语言也逐渐在忘记。丽江也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在丽江古城的小学里，已经不能讲或只能讲部分纳西语的纳西学生在增多，很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和故事只有一些纳西老人会讲，青少年既不喜欢听也不想去记，而宁愿去看电视。因此要想保持纳西文化的传承，必须先培养文化传人。这个项目的实施可以争取民间基金的支持，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拨款。

（三）留住原居民与加强现居民的文化参与性

古城居民的外迁已经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但是可采取一些措施来留住还未外迁的原居民。同时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地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和发展的。因此，要想保持古城的文化氛围，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设法加强古城现有居民对纳西民俗文化的认同感，让他们自动加入到古城文化的保护中来。

（四）控制古城的过度旅游商业化

目前游客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氛围过浓的现象反映较多，因此控制旅游过度商业化势在必行。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缓解：将丽江古城的商业店铺集中在传统的商业街，同时控制其他街巷的商业活动；对丽江古城的商品进行控制，摒弃那些毫无特色、与纳西民俗文化无关的旅游纪念品；不要让喧闹的流行乐和歌曲充斥着丽江古城的夜晚，保持高原水乡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恢复一些“老字号”店铺；开发具有纳西族风土人情的饮食、艺术、土特产品；修复一些文化遗存。

参考文献：

1、杨宁宁.论旅游与纳西文化的传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2、马琳.试论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功能[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

3、廖冬梅,张诗亚.丽江的旅游开发对传统纳西文化传承的影响[J].民族教育研究,2006.

4、刘燕.旅游的发展对丽江古城社会文化的影响[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

5、杨福泉.从丽江古城谈遗产地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一些想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

6、朱良文.丽江纳西族民居[M].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

篇（8）

一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化下，在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下，民俗文化的纯净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使多样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必须对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及宣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根据IV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的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予以承认和确定。”［1］而各国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民俗及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2］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根源。但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民俗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按古规，苗族的芦笙在每年春种秋收这一段农忙日子里是不能吹奏的，可在贵州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倘若来了旅游团队，不论什么季节，只要付上3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以观赏到全套表演。［3］从中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工作，从而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化？要使民俗文化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传承下去，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掘并宣扬各种民俗文化中的文化内涵。下面就以我国花卉文化为例加以说明。

二

在我国的民俗文化中，花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桂花与民俗文化

关于桂花，汉晋以来，有月宫桂树之说。《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云：“月中有桂树。”进而有吴刚在月中伐桂的传说。比喻科举考中为月中折桂、蟾宫折桂，且作为成语，至今使用。月亮和桂花的传说还演化出中秋赏桂、饮桂花酒的习俗。［4］

桂花除了与中秋节相关，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彝族剪纸中就有桂花的图样。［2］

2.与民俗文化

重阳节的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重阳节也叫“菊节”、“节”，重阳节与有关的民俗有赏菊、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

《燕京岁时记·九花山子》记载：九花者，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4］可见清代赏菊的盛况。至今，每逢金秋时分，我国一些地区仍有有展览。

唐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宋代《乾淳岁时记》记载：“都人是日饮新酒，泛黄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4］在这些记载中可略见古时重阳节饮菊酒、簪菊、食菊糕的风俗。

重阳节与的关系如此之密切，是与我国民众所创造出来的的文化密切相关的。被认为是辟邪之物，《续齐谐记》云：“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鸡犬羊牛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5］因传说有此辟邪之功效，所以重阳节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习俗一开始不免有辟邪的意思。发展至后来，簪菊有了装饰的作用，而饮菊酒、食菊糕则与其保健作用更多地联系起来。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列为百草上品，认为“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药用价值更被追求长寿成仙的道教借用，认为是食之可以不老的仙品，东晋道士葛洪《神仙传》云：“康风子服甘，柏实散，乃得仙。”［5］

除了与重阳节联系密切，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壮族的壮锦花纹图样就有等纹样。［2］现在，茶也是大众普遍饮用的饮品。

3.牡丹花和民俗文化

牡丹的栽培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记载。传说唐朝武则天冬日醉酒，令百花开放，唯牡丹抗旨未发，被贬洛阳。牡丹不惧，不畏权贵，不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正与中华民族的气节相吻合。［6］牡丹的国色天香，更寓意富贵吉祥。锡伯族的门框、窗、屏风、相框上所雕绘的图案就多有牡丹。壮族的壮锦也有“凤穿牡丹”等图样。土家族织的土花被面的花纹也包括了“蝴蝶扑牡丹”、“四凤抬牡丹”等。［2］

4.其他

除此之外，在我国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是彝族剪纸的图样，也是苗族蜡染的主要图样；象征傲雪高洁品质的梅花是彝族剪纸的图样；象征爱情和幸福的羊角花（即杜鹃花）是羌族人民的最爱，也被羌族妇女广泛应用为挑花和刺绣的花卉图案。［2］

三

在我国民俗文化中，花卉包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避免经济全球化及旅游活动等对民俗文化的冲击，就要在发掘这些民俗文化的同时，做好民俗文化内涵的宣扬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避免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冲击着多彩的民俗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掘并宣扬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比如，现在情人节的玫瑰花、圣诞节的圣诞树等西方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在我国年轻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中秋节的桂花、重阳节的等中国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却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地淡化。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民俗文化被同化的现象，同时失去本国民俗文化的底蕴，也失去民俗文化创新的根本。在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如果报纸、电视等媒体适时宣扬桂花、等内在的民俗文化内涵，有条件的公园适时组织桂花展、展，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将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2.避免旅游活动对民俗文化的冲击

在我国的一些旅游地，“旅游经营者们往往对旅游者持一种迎合的态度，旅游者喜欢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艺术品、手工艺品，甚至某些建筑样式和风格都以游客的趣味为标准，缺乏恰当的引导和可贵的守护精神”。［3］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成民俗文化的扭曲、失去真我，旅游者看到的也不再是真正的民俗。在旅游活动中，应让旅游者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并使旅游者了解这些文化的内涵。在广州的茶楼喝茶应可以喝到茶，而不是八宝茶；去彝族看到的剪纸中应有石榴、桂花、梅花图样，而不是玫瑰花的图样；欣赏羌族的挑花和刺绣应可以看到羊角花（即杜鹃花）的图案，而不是郁金香的图案。而且，导游应讲解相应的花卉的民俗文化内涵。这样，游客不仅会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所了解、尊重，认识多样化的民俗文化，而且当地的民俗文化会得以传承、繁荣。当然，在避免旅游活动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的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要尊重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就拿来说，在德国、法国等国家，是葬礼上用的花。［7］如果在接待来自这些国家的游客时，遇到旅游地适逢展，或预计参观壮锦时会看到花纹图样等情况，都需要导游事先向游客说明我国的民俗文化，说明绝非有心冒犯，并征求游客的意见是否去参观，以表示对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的尊重。

我国的民俗文化绚丽多姿，要在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代，避免民俗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断繁荣，就需要我们发掘出民俗文化的内涵，让人们了解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这样，处于这种民俗文化氛围的当地人会珍惜本地的民俗文化，发展本地的民俗文化；而慕名而来的旅人则会欣赏到地道而多彩的民俗文化，尊重这种民俗文化。如此，民俗文化才能保持其多样性。

参考文献

［1］萧放.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遗产（第一辑）［C］.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2008.81.

［2］吴忠军主编.中外民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4，141，140，136，143，142.

［3］姜建春.民俗旅游对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J］.泰山学院学报，2010，（32）：123-124.

［4］乔继堂.细说中国节［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80，186，200，203-204.

篇（9）

巩义民俗民风文化资源可概括为物态类民俗文化资源、制度类民俗文化资源、行为类民俗文化资源三大类。

（一）物态类民俗文化资源

巩义市的物态类民俗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民间工艺品、风味饮食以及土特产等。通过调研统计，现巩义民间手工技艺包括根雕、织布、印染、剪纸、编织、篆刻、刺绣等31项，其中站街镇大黄冶的唐三彩、潜彩画、剪纸以及巩义绞胎瓷尤为突出。巩义唐三彩窑由我国著名陶瓷家冯先铭在黄冶村发现的，由于它专为皇宫贵族烧造明器，技术高超、品种繁多、釉色晶莹可爱，1963年，被河南省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潜彩画是一种别具一法的绘画艺术，它的颜色在画中潜藏着，对着自然条件的变化颜色会随之变化，故称“神画“。巩义的剪纸主题直观，结构独特，造型洗炼，火爆鲜艳，乡土味浓。图案的简练简到不能再简的程度，整体结构相连不怕风吹日晒，是民风民俗的产物，是民间剪纸的活化石。

巩义地方民众喜面食，由于离省会郑州较近，巩义的餐饮风味也越来越体现出了多元化。如巩义虎家烩面汤红菜绿面筋斗，汤香味美，口感劲道；回郭镇肉合外焦里嫩、香酥可口、经济实惠；城区镇北路的老君烧鸡离骨离帮，鲜嫩脆香，不油腻、不粘连、不夹牙。巩义土特产品种繁多，南河渡石榴，个儿大籽保，酸甜可口；鲁庄镇的星神鸡蛋，皮为绿色，是环保绿色食品中的佳品；小关柿饼个儿大肉厚，无籽霜多，含糖高，久储不干，生津、润肠，清咽利喉等特点；南山核桃，外形美观、皮隔均薄，出仁率高，含油量大，药食并用，营养丰富，久食可抗衰老，延年益寿。

（二）制度类民俗文化资源

巩义庙会，历史悠久，每逢过年过节都会举行庙会。文娱活动多为群众自发组织，同时，庙会上小商小贩云集，群众边看戏边选购自己需要的商品。据统计，巩义市建国前尚存古庙会267个。最特色的要数回郭镇苏林观会、孝义二郎庙会，浮戏山老庙，庙会期间大戏连台，朝山进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古庙会保留至今的已为数不多，随着巩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巩义的人们更加注重文化生活，每年正月十五的灯会和正月十九各乡镇的文艺汇演仍然是巩义市民期待的项目。

巩义虽属于县级市，各种各样的礼教制度却非常多。如：新婚之夜压床的习俗，传说这能保平安，保健康；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里，小辈都要尽可能赶到家中，团聚在长辈身旁。在中原大地娶亲，都要抢时辰或抢绣鞋。这种礼制起源年代久远，至今世代相传。

（三）行为类民俗文化资源

行为类民俗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民间舞蹈、民间曲艺、民间体育活动等。据调查统计，巩义的民间传统体育与竞技包括鲁庄镇的高跷表演、河洛镇南河渡村的旱船表演，米河镇的舞狮表演以及民间杂技东庄秋千等12项传统技艺。其中被誉为“中原第一狮“的巩义小相狮舞，被河南省文化厅推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候选项目。另外，东庄打秋千是巩义市鲁庄镇独有的秋千形式，它集骑秋、跑秋、翻梁秋等独特秋千为一体的打秋千，是集秋千艺术、体育艺术、建筑艺术和杂技艺术为一体的完美艺术结合。据统计，巩义民间曲艺大致涵盖30个门类，其中以河洛大鼓书、说书、十八盘唢呐尤为突出，并在民间广为流传。

二、巩义民俗文化旅游现状的SWOT分析

通过以上对巩义市民俗民风文化资源种类的了解，综合游客行为学、心理学等相关因素，笔者得出巩义民俗民风文化资源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1）比较优势（Strengths）

①区位优势

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巩义位于郑州最近的辐射区，中原文化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巩义的发展，同样巩义的发展也必将提升中原文化的发展潜力，因此巩义更应该发挥它的区位优势，挖掘巩义民俗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发展。

②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开发潜力巨大

从第一部分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巩义的民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手工技艺类资源尤为丰富，详情请参见图表1。巩义不仅拥有无比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具有无限魅力的民间文化，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比如河洛大鼓书，是河南历史比较悠久的戏品种之一；小相舞狮和东庄打秋千两大体育民俗文化，在河南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民俗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传播广泛，部分优秀民俗文化资源有待发掘，开发潜力巨大。（见图表1）

（2）发展制约（Weaknesses）

①观赏性弱，缺乏资源整合

巩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并未体现出真正的民俗内涵，多是一些外在的表面现象，观赏性不强。各地区的民俗文化处于分散、独立的状态，资源整合度不够，譬如：巩义各镇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因人数聚集太少，逐渐被取消；河洛大鼓书也只有在局部地区传唱度比较高，大多数地方都对此曲艺类别去向陌生状态。同时，一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未进行合理规划、分类、收集和挖掘，整合效益差，使得巩义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缓慢，缺乏活力。

②民俗精品缺乏，深度挖掘不够

巩义大鼓书、小相狮舞等历代传承的民俗现正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族民间保护工程，大多数民俗文化资源挖掘深度和力度不够，效益低下，精品太少。

③产品创新不够，缺乏体验性

目前游客到河南巩义旅游观光时，除了到康百万、浮戏山雪花洞、巩义石窟观光外，很少参与庙会、社火这类民俗旅游项目。大同小异的秧歌、高跷、捏面人等表演形式缺乏创新意识。虽然舞狮在一些节庆活动上还比较盛行，多为经济目的，因此并未开发成旅游产品，缺乏参与性。

（3）发展机遇（Opportunities）

①政府支持

近年来，巩义市在发展民俗文化上，政府相关部门已认识到，要把它作为重要的产业链来开发，须加强旅游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加大对民俗风情游的扶植力度，使民俗文化焕发光彩，发挥更大的作用。2012年，在巩义康百万庄园举行的“巩义市第三届民俗文化节“吸引如织游客，精彩的民俗文化展、“明清真人秀“、传统婚礼礼仪展示、书法作品展等多项活动让大家陶醉其中。

②民俗文化保护意识增强

随着民俗文化旅游称为一种热潮，游客对民俗旅游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保护、传承与发展民俗文化，就成为了当前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催化剂，对于巩义来讲，若想保护，必先挖掘，毕竟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形资源，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传承和保护。

（4）面临挑战（Threats）

①部分民俗文化后继无人、日渐萎缩

在我们调查过程中，随着人们思维的不断转变，不少民俗文化受到外来异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烙印越来越淡化，使得民俗文化面临着后继无人、日渐萎缩的局面。除了河洛大鼓书在巩义家道频道播出外，如潜彩画、婚庆习俗、东庄秋千在近几年呈萎缩状态，有些甚至后继无人。

②周边区域竞争力增强

巩义属于县级城市，与周边洛阳、郑州、安阳等地相比，宣传力度、服务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这无形中在横向空间上制造了一定的威胁，政府应加大民俗文化旅游的创新性与宣传，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3巩义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①以核心景区为依托，挖掘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针对巩义市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状况，依托巩义市每个乡镇区域的核心景区，如南河渡镇的石窟寺和黄河游览区、康店镇的康百万庄园、新中镇的浮戏山雪花洞、大峪沟镇的青龙山慈云寺风景区等，以它们为依托，挖掘各乡镇的民俗文化资源，对其进行设计，作为景区内的附属项目，贯穿于整个景区。譬如：南河渡镇，可在当地举办石榴节、庙会、垂钓等活动等，结合黄河游览区和石窟寺，使其形成特色鲜明的民俗旅游产品线路。两者的结合，可以同时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

②增强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开发特色产品

巩义民俗文化资源很独特很优秀，如地方曲艺河洛大鼓、民间工艺水浒英雄脸谱、口水画、潜彩画等等。如何更好的保护和继承这些民俗文化，使其后继有人，就需在产品特色上下功夫，可举办一些河洛大鼓说书比赛，像河南著名的节目《梨园春》一样，使其发扬光大，或举办一些竞技大赛、秋千大赛等，使巩义民俗文化特色更加鲜明，增强品牌意识。

③增强游客的参与性，转变开发模式

民俗文化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地域性，因此可转变产品开发模式，从游客的参与性入手，使其入乡随俗。将巩义民俗文化中的礼教习俗、饮食习俗、婚庆习俗等文化转变成民俗体验项目，一改以往只看不参与的观光游览模式，感受当地的风俗及传统。另外可以设置新颖独特的旅游项目，如“巩义美食一条街“、“巩义土特产购物中心“等等。还可以在旅游线路开发方面采取“洛阳-巩义-开封“为中心的线路，或以“巩义石窟-康百万庄园-龙门石窟“为中心的中原民居旅游等。

四、结语

篇（10）

【关键词】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吴中区古村落

在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流行选择的主体态势下，古村落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已然在旅游市场中赢得了众多游客的眼球。同时，伴有乡愁回忆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具有亲民性和体验性，古村民俗旅游日益为人们所青睐和重视。然而随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推进和不断走热，其对文化环境的影响愈加明显，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位于苏州西南角，嵌于太湖之中，11个古村落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中的东山岛和西山岛。苏州市级认定的古村落共17个，吴中区独占六成11个，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其分别为陆巷、明月湾、三山岛、东村、杨湾、植里、f里和东蔡。吴中区太湖古村落[1]，作为太湖古村落集群面积最大、最完整且高品位的区域，集中反映了太湖之畔吴地特色乡土民俗风情，充分显示出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与独特性。

然而当前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古村观光、农家休闲为主，内容单一而非物质文化利用不到位；有形物质遗产备受青睐，深挖经济价值，而忽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内涵，尤其是融于古村生活常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对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视角

古村落旅游以其历史性的旅游空间和传统的社会人文气息，博得诸多游客青睐。古村民俗文化囊括了古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世代传承的智慧，是古村延续并保持活力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一定程度而言，古村落旅游的尽数内容，从古建民居、古街商贸到特色餐饮都属于民俗文化范畴。民俗文化作为古村落的文化瑰宝，是古村旅游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动力。

吴中区古村落群体性保护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特色地域文化、民居风貌、建造技艺、民俗风情历代传承，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传达着太湖吴地乡土文化，极具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

（一）耕读传家

吴中古村自古人才辈出，乡举里选之风极盛，有“进士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勤敏为贵，代有其人。太湖第一古村陆巷，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明代王鏊连中三元，两朝宰相、两大书香世家为故里传延下淳厚的诗书习教之风，至今儒风习习。“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 [2]思想广为村民流传，成为古村人之家风家教。同时坚持“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尝废”，即使是家有千金财富、位有宰相之高，也不忘上山砍柴修剪果木，或育苗栽种，或下地劳动。至今可见耄耋老人坚持日耕、富贾官员从事耕作，并非完全为了生计，而为承袭一种勤勉的生活习惯。

（二）商帮文化

洞庭商帮作为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说的即是如今吴中区古村落之所在。因地狭民稠、不堪重赋，借其物产丰富、水路之便，而行贾四方，厚积资产，亦有“钻天洞庭” 赞叹其精明能干，无物不营，糜远不到，无业不精。清末民初由洞庭商人投资开办的上海钱庄就有65家，在上海钱庄业占相当比重，实力雄厚。涌现出席、叶、翁、王、沈、周、吴等一大批富商望族，他们审时度势、和气诚信、乐善好施、重文化教养，使洞庭商人在长江八九百年的经商活动中，经久不衰。

洞庭商人尤珍视乡帮情谊，互帮互助，情重桑梓，敦亲睦族，义举乡里。修桥铺路、兴学施药、办善堂、置义渡，恩报故里。告老有还乡筑宅的传统，可见虽吴中偏隅乡村，巨宅连片颇有衣冠礼乐、博采人文的大邑规范，这都与洞庭商帮文化密不可分。

（三）游艺民俗

吴中古村落游艺民俗异彩纷呈，不亚于苏城之热闹精彩，而为外人所注目与向往。正月猛将活动作为古村春节期间的全民盛会，从初一出巡“贺年”，初五“路头会”接财神，初六“逛会”，初八“出灯”，初九至十二“漫山转”到十三猛将诞辰，各种猛将活动热闹持续。旗伞蔽日，锣鼓震天，威仪甚盛，一村一猛将，一村一节目，人声鼎沸，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台阁为民间演艺，以高空杂技表演剧艺为主，两孩童被抬至高空，手持道具，一脚悬空，衣裙飘拂，飘然而又惊险，令人惊叹叫绝，为东山一绝。原汁原味、精彩绝伦的游艺民俗文化，独树一帜，为吴中古村落一道靓丽的风采。

（四）本真生活

吴中古村落大多背山而拥太湖，依地势而建，讲究天人合一风水观，古街古巷空间宜人，住宅、祠堂、庙宇、池塘井然有序，封闭式宅院园林化、盆景意趣盎然。大量留存的古民居多由明清时期和民国留存至今，民居风格上延续苏州特有的粉墙黛瓦，在型制上更显内敛与简约，营造法式以“人”为中心，建筑营造技艺精细考究，雕刻冼练彩绘秀美，集“太湖文化”之大成。古村物产丰富，常年花果不断、湖鲜肥美，饮食讲究时令，村民天明即起、午来吃茶，生活自然生态又讲究细致，透露出浓郁的太湖流域的吴地乡土气息。如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台阁、婚俗及以太湖水产农产为原料的船餐、开捕节等，都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古村落旅游虽如火如荼，然而其民俗文化利用与开发却并不如人意。吴中区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多年，古迹探幽、观光游览、农家乐休闲、特色采摘初具品牌。而民俗文化旅游近年兴起，以庙会活动、民居体验、时令性登山活动等暂时性群体活动为主、以热闹吸引眼球为主，民俗文化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民俗旅游开发的共通性问题。

（一）民俗文化资源，因“看不见”而被忽视

目前，相关部门对古村落的保护尚集中停留于物质层面，如沿古街立面的整治、古建筑的评定和修缮及村落卫生环境的改善等。即使是开发较早的陆巷和明月湾，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关注较少，尚未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与开发。

民俗文化概念有待深化，对其理解不应只包括物质部分，非物质部分更是其生命和灵气所在。区别于传统手工艺、特色服饰、地方特产、大型民俗节庆活动等“看得见”的有型遗产，古村落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特有历史传说、饮食、乡里民风等无形资产更没有纳入到保护与开发的视野。“看不见”资源――民俗文化的开发脱节致使古村落徒有其形，失散其神，古风古韵打折。

（二）民俗文化环境，变迁与冲击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对古村带来的影响，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迁，受到冲击。以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各种技艺、民间习俗等不断消失，文化内涵被弱化，以农耕渔猎为基础的民俗文化氛围逐渐被淡化。以乡里社会交往为目的的各类活动，如庙会、台阁等活动的市场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的普及。大量古建民居因缺乏严格的保护，年久失修而失去了旅游开发价值，部分民俗文化景观也因低水平的修补或改造，造成隐性破坏和不可逆转的文化环境破坏和退化。

（三）民俗文化产品单一而合力不足

古村落现有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局限于原有物质载体范围，如陆巷古村落遗风的参观游览及杨湾杨梅节，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吸引力低，资源的整体开发层次低。

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受同一文化氛围影响，主体民俗文化趋同。同时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割和影响，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从而导致开发利用上难以协调、不成系统，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

三、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认识

（一）民俗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关注人类文化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关系。参照自然环境生态，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秩序、状态等[5]。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各类民俗文化事象糅合了创造者和传播者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集体性文化，表现为富有情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例[6]，具有明显的环境适应性和历史延续性，蕴含了其文化生态特性的内在的规律与秩序。因此，全面审视民俗文化，认识、掌握其文化生态性，并尊重民俗文化生态，对多样民俗文化形式的保护，民俗文化内涵的传承，民俗文化活力与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特性

以吴中区古村落为例，南渡中原文化、原始太湖文明与吴文化根基碰撞交融，并在其特有环境感应下融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而经典的文化生态特性。

1.独特的太湖地域文化。吴中区古村落群像颗颗珍珠散落在太湖之畔，是太湖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北宋以后，中原士族的迁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吴文化的一个亚圈层。既有吴文化的地域背景，又与宋室南渡历史渊源极深，同时又深受太湖特有文脉的影响，在饮食起居、工艺审美、节庆礼仪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可以看成是典型意义上的太湖孕育下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表现出可贵的原真性和原始性，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典型代表。

2.多样民俗群落式富集。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保存完整。现存民俗资源中，包括传统节日民俗、游艺民俗、自然崇拜和婚庆民俗、工艺民俗和饮食民俗、乡里民俗和农耕渔猎民俗等，其中被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碧螺春茶叶炒制技艺、东山台阁、婚俗。形成质朴而独特的吴地太湖民俗资源集中分布区，如表1所示。

3.天人合一的本真内涵。民俗是民族的古老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的智慧。吴中区丰富的民俗资源中，无论是传统手工技艺、营造法式，还是自然崇拜、乡里民俗或传统节庆，无不暗含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本原哲学观，折射出太湖人家独有的儒雅气质和文化精髓。

4.安居乐俗的原生态传承。调研发现，与其他地区古村落民俗资源过度开发、商业化和舞台化不同，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文化由于开发较晚，受商业化影响较小，较好地保有其特色和自发性，在当地呈现为原生自然式安居乐俗的和谐状态。如西山村民修复天后宫，杨湾人集资重建刘宫祠、重塑刘猛将，自主开展庙会等民俗活动的自发行为成为吴中区古村落民俗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形式。

四、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启示

（一）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

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旅游景区化的侵蚀，古村落遭受内外夹击。看得见的是古村环境污染、古建坍塌消失、传统工艺不再，看不见的是古村文化意蕴的淡化、陨灭，人心不古。历史街区拆旧建新，而忽视文化生态环境、割裂文脉式地开展旅游开发，必将陷入生搬硬套的死胡同和古村发展危机，失去了纯朴乡情传统民俗的乡土村落就像失去了灵气的展品，留下的只是一个物质的空壳而已。

古村落民俗，是自古延续的活着的文化，其旅游开发是以保护为基础，合理利用以彰显其地域文化魅力为目标。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树立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厘清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保护的4大层面：民俗文化景观及空间的保护、传统人文风貌及自然环境的保护、民俗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民俗传承人与传播者的保护。突破“看得见”才为资源的误区，将自然环境基础、人文环境底蕴纳入保护范围，健全民俗文化资源观，重新审视和更新民俗文化资源库。

（二）尊重古村落民俗文化生态，挖掘民俗文化内涵

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作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已取得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其民俗文化资源正为人瞩目，据了解多个古村均已有民俗旅游开发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民俗文化旅游主题作为地区旅游形象的关键词，具有重要影响力。民俗文化旅游应赋予什么主题内涵、展示什么，值得努力探讨研究。如西双版纳以经典的泼水节民俗活动突显傣族水文化，并融入民族服饰、舞蹈等民俗内容，从而树立起西双版纳傣族水文化的旅游形象。因此只有尊重古村落的民俗文化生态，分析其民俗文化资源，依据历史文脉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方能把握民俗文化旅游主题。

苏州吴中区古村落以太湖文化、吴文化为本质特征，其经典内涵是吴文化。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围绕“太湖吴地人家”这一主题内涵，挖掘太湖文化、吴地风情的特质要素，融入风水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信仰文化以及孝道文化、廉政文化等，开发恰当的旅游产品，真实反映太湖吴地人家的生活风貌，构建太湖古村落吴地乡土文化圈，保证其地域性和真实性，诠释其民俗文化的本原内涵。

（三）优化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突显文化旅游效益

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方式历来备受研究，主要可总结为博物馆型、民俗村（寨）型和异地模拟型三种，也有针对“孤岛式”弊端提出生态博物馆概念。文化生态学理论，从文化生态视角对不同文化景观的开发模式作出了分类研究及建议，见表格2，以最大保持原真性、减小破坏性。

吴中区古村落呈群落式分布于太湖之畔，大小11个古村民俗各有特色和亮点，其民俗文化生态也各有差别，原生―次生―再生民俗文化生态类型俱存，因此，按照民俗文化生态要求，需要考量其不同生态类型，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开发模式，深入结合每个村落的个性特征，形成一村一品的民俗旅游特色。

此外，吴中区古村落的民俗旅游开发，还应把握集群化战略和协调原则。一是将古村落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统一的保护开发体系中；通过资源共享与重组，提升太湖各个古村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旅游品牌与项目的整体开发和创新，提升整体旅游形象，打响“太湖古村落民俗文化传承示范区”、“太湖吴地人家”品牌。二是系统协调保护、传承与利用三者关系，以多元价值利用为手段，既注重对古村落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利用，破环民俗文化生态平衡，使古村民俗文化资源利用与保护互生共进，相得益彰，实现古村落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契合。

五、结语

古村落凝结了灿烂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活态体现，而民俗文化正是其灵魂所在，对古村落民俗旅游的研究也将随着民俗开发热潮不断深入扩大。本文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结合深入详实的实证调研，尝试探讨文化生态性对旅游开发的要求，对苏州吴中区古村落民俗旅游开发是一次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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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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