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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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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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转变教学观念是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大家都认为，要想学好政、史、地这些文科课程，就必须下大力气去死记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更多的还是在延续着这样的教学模式，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生进行各个知识点的解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就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背诵记忆。政治老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们不断地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实际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贯彻落实新课改的指导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广大的高中政治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政治教学理念，积极学习新的高中政治教学理念，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指导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学习。

二、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传授方法

由于面临升学压力，高中学生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很重，因此分配给高中政治的课时比较少。在有限的政治课堂上，老师很难把所有的政治题目都完全仔仔细细地给学生进行一一讲解，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学生的疑难问题都一一地进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学习方法的教授，使学生们在正确的政治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从而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师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学习方法，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们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传授，从而可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性强是高中政治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学这部分。但是，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让学生们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老师一定要注重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注重时事政治。

时事政治是高中生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让学生用学习过的相应的政治理论对时政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学生们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对于时事政治学习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举时政方面的例子，引导学生们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逐步培养学生用政治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其次，高中学生自己本身要积极和主动，毕竟政治课堂一起学习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学生们在课下自己还要多下功夫，多多的关注新闻，并试着用政治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

2.广泛的关注社会现象。

各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如何去挖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师要多留意一些社会现象，以社会现象为基础，可以开展各类的课外时间活动，启发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政治课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增强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创设政治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高中政治老师要鼓励学生们进行大胆的质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解疑的过程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时机。高中政治老师在设置政治问题的时候，要以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设置出难易程度比较适合的问题，从而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进行探讨，交流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类问题，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优点，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还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信心更加十足。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学习活动

1.组织多种多样的小型政治辩论会。

由于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组织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为了有效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政治老师可以提前从学生们中征集辩题，学生自主进行准备，老师只是起到指挥性的作用，学生们负责整个辩论会的各项事宜。经过辩论，学生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学生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同时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

2.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政治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会使学生们的政治学习效率低下。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要求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同时还要组织好书面的语言。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高中政治课程与初中政治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政治学科本身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师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们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广大的政治老师，要以新课改的要求为基础，积极的尝试课程教学方面的创新，发散思维，积极借鉴和学习，促进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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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教育客观存在偏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错位。因此，探索和完善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学生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我国恢复、重建和发展，还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其课程体系建设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学生能力培养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1.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清楚。一般高校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具备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并能进行政策研究、管理规划研究、组织与人事管理、行政立法、行政监察、机关管理、文秘等行政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尤其适合基层各级政府部门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这种目标是以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培养专门型和理论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对此，学界仍有争议。

2.专业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师是学生能力培养的主要推手和源动力，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能力的高低。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学科背景较为复杂，很多高校的该学科的教师是从哲学、法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转过来的，缺乏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在专业教学中往往出现非专业的教学，或者在科研中偏离本专业研究。有些教师即使出身本专业，大多数也都是深居象牙塔，从学生到学者，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际行政经验，也缺乏与政府的交流和互动，致使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脱节。学生只能学到一些专业知识，而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培养无从谈起。

3.课程设置不规范。专业学生的培育成功，专业的课程设置合理是一个先决条件。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高校政治学专业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教学大纲。在这些大纲中，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突出了各校的特色，但也反映出课程设置的不规范。表现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比例不当，或者过分突出一方而削弱另一方；课程设置往往以教师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而定，由此产生了随意性。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由于招生和分配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一些高校在教学计划中直接引入了一些热门的课程，这就使得课程体系有低水平的拼凑嫁接之嫌，失之庞杂，往往冲淡了学生对本专业的学习。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凝聚力不够，专业素养不足，对非专业知识也一知半解，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4.专业冷门不受重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从1980年开始在各大高校设置，但是这一学科长期以来并不被高校与考生所青睐，这当然与学科本身有很大关系，它不是一个很快见到经济效益的专业，社会上各个工作岗位好像也没有几个专门为它量身定做的，以致长期以来被人们戏称为“万金油”――什么工作都能干，什么又都干不了。学生本身对本专业排斥，没有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加之各大高校对本专业重视不够，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上，对本专业的支持力度都难以与其他热门的或者基础的专业相提并论，有的高校甚至逐渐将本专业边缘化、取消化，造成了学科专业的发展没有一个良好氛围的支撑，举步为艰的困难局面。

二、构建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学生能力培育新模式

1.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这既有利于发挥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功能，也符合大众化教育背景下高校办学特点和实际条件。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是实践能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中提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政治与行政学的一般规律，能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理论宣传、行政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适应社会经济要求，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为社会培养“信得过、用得上、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以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目标。

2.创新实务人才培养方式。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跟实际联系得比较紧密，特别是行政管理学、中国政治制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与实际联系得更是紧密，因此必须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创新实务人才培养方式。可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公共课实践、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爱心服务；专业实践旨在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技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共同课实验（实训）、专业课实验（实训）、课程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第二课堂等。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形式，加强大学生同社会的联系，让大学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在社会专业人员和教师的共同指导下提高专业的实践能力。

3.培育理性思考的学风。理性思考的学风既是研究者学术积淀的保障，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学风直接影响到教学改革的步伐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到学术氛围的形成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体系并不是单纯抽象理论的堆积，不能把具有丰富深刻学理内涵的专业知识简单化为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理论和空洞的说教，要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高校要营造学生学习、思考的氛围，如可经常性地举办专题讲座，让学生接触新鲜、前沿的学术思想，使学生受到启发，进而独立思考。其二，教师在培育学生时可从课堂上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自己某些课题的研究调查之中，这样才能缓解教师只讲不启，学生只接收不输出的局面，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知识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在不断的经验教训中思考问题，进而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其三，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思考，对知识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并不能很好地学习知识，只有边学习边质疑才能使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当然学生还可以不定期地就目前的热点问题进行班内辩论、宿舍探讨，这也是提升学生理性思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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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 正 文】【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转贴于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 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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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ch and Olse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

篇（5）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篇（6）

比较政治学是需要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学科分支之一，从其学科化的历程来看，其发展与兴盛得益于国家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外向化”程度的增长，受现实政治需求的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但现阶段，中国崛起成了不可否认地事实，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国家。伴随着这一需要的同时，比较政治学也将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从而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比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源于简单的观察，是人类意识形态生活中最早的形态之一，之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之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现状，当人类开始用比较的方法认识社会组织形式的时候，就产生了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意识形态研究学科，有三点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学科的区分概念，第一，顾名思义，比较的研究方法必须始终贯穿每一项研究工作，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时，必须在理论上有合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使得该项研究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比较方法是一种可以包容其他学科原理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据现代社会所新发现的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现今社会形势下的比较政治学可以概括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才属于比较政治学，这是其学科边界。在这一理论意义下我们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上述对象为唯一。在研究的事实上，所有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个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作为一门以比较方法贯穿始终的研究学科，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是一门经验科学，每一项研究都不能在推断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必须以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和研究来陈述比较政治现象，是本门学科的第三个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日益提升的国家地位，对外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二、中美崛起对外战略比较

大国崛起的概念是二战以后兴起的研究现象，通过对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兴衰史进行总结研究，意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西方社会开始流传“中国”的声调，在此情况下，我国国内研究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国崛起的研究领域。大国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阶段持续走强。纵观美国崛起历史，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使其占据了有利地缘政治条件，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方面，美国审时度势，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比如，建国初期，处理与霸主英国的关系，冷战后对苏联的遏制、对欧州的援助关系。中国崛起的历史情况远比美国的复杂。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崛起环境，除了获益于冷战结束之后总体向好的国际和区域安全与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对外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对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威胁降低，也使中国对它们更具经济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需要处理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和与周边国家这三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都有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的提出。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本质差异。

（一）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方案”。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对二战后的欧洲进行直接的经济、物资援助，但和西欧相关接受援助的国家签订美援的相关协定，这些条件对美国当时国内大量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大量的军事工业产品可以随时转成民用工业和产品，面对西欧二战后的一片残破，这些产能对西欧来说正是他们缺少的，双方一拍即合，这一计划既能为西欧在战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资和财政支持，又能让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后劲更足，在此基础上，西欧避免了向东欧和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发生，保护了西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二）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因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一再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于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

（三）两者的比较

“一带一路”略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两者是不同的。

1、经济层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中提出的战略构思，主要体现在海外存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大规模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在二战中，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当前的亚洲，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

（2）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被清除，第二次工业革命随后大规模开展，以制造业为首的美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开启，十九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远隔重洋，虽然以主要参战国的性质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工业因此大发战争横财，随着两次战争后德国、英国、法国的彻底衰落，美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霸主，战争结束后，没有了巨大的消耗来源，巨大的工业产能使得美国本土市场急剧饱和，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化解国内的过剩工业产能。

目前，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但是中国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续的工业产能，无法完全被消耗，制造业产能扩展过速，国内过剩的产能难以被化解。

（3）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首次正式提出“欧洲一体化”的观念，为欧洲的复兴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

2、两者的不同性

（1）运行机制强调平等互利

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整体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维护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作为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所以制定之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

相较之下，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

（2）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认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实已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内容。

（3）开创经济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伟大构想，既是对理论界的挑战，也对实际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马歇尔计划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支持欧洲经济恢复。

三、马歇尔计划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多方面与“马歇尔计划”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促进出口增长和就业增加，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实践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

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审慎地处理好与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重重困难。而目前的中国只是具备了资金和产业实力，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比较低。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内，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机构。在国际上需要成立一个跨国家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处理诸如国际铁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

（二）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为主，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很多国家大多是直接竞争关系。中国想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其他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的保证。

（三）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由政府积极推动，但是，再好的规划也需要企业的配合，市场才是战略实施的主体。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推动之下，大量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其中，使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美元流向西欧国家。当前，中国企业在把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输出中国的文化和理念、加强与所在国民众的沟通等方面，可以肩负较大的责任。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决策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

（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当美国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种近乎馈赠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欧洲的同时，马歇尔计划大大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更为用经济手段控制欧洲打下了基础，因而显示了“美元换盟友”的效果。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是重中之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小，还需要在贸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四、结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这一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政治学成为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比较政治学对于他国政治的研究不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是为本国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国家曲解和误读中国，而且中国的现实国情，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国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础上，对外战略的提出也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它不仅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本文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为例，通过比较政治视角对其加以客观剖析，两者在解决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上有共同点，但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中国应该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有效的策略：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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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萧公权曾说：“(严复)《政治讲义》真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在中国，严复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式的经验理性、通过对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来系统地思考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比较罕见地沿着经验主义路向、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独立地思考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学思想。虽然，除了《政治讲义》之外，他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学著作，但是，从大量的译作、按语、论文和书信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政治学思想的潜在体系，可以找到隐含的内在理路。

一、天演论和人类社会起源

天演论是严复政治学说的基点，它是严复吸纳并改造斯宾塞、赫胥黎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产物。严复试图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天”演化而来。“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历程。天演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各种生物自产生之后，它们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由于人类对环境最有适应能力，于是就逐渐成为地球上最有竞争力的物种。同时，人群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天演论》按语中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而“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也就是说，群体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发展之物。接着，家庭组织日趋稳定，人群日益成熟，人类社会就随之出现并日趋复杂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种形态

政治关系、政府、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问题也同样以天演论来加以解释。

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有些能力比较强的人(体力或脑力胜于他人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就成为人群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种组织与被组织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严复看来，就是政治关系的雏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关系。在部族的生存竞争和部落联盟的扩大之中，政治关系不断稳定化，政治权力不断扩散。于是，稳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出现了，政府的雏形也就随之出现。当成熟的政府出现之时，国家也就出现了。国家是天演的产物。严复说；“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契约论，认为契约论是一种先验臆说。

国家和政治制度不断演化，发展成为各种形态。对此他又有比较详细的分类。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国家可分为“深演”和“浅演”两种。“浅演”国家又分为“宗法国家”(tribe)和“神权国家”(theocracy)。“深演”国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国家”(stare)。“宗法国家”、“神权国家”和“真正国家”因国家内部的结合比较有机，所以可称之为“自然国家”。此外，还有内部联系不紧密的“非自然国家”。按照政府的具体形式，又有country state(域邦国家)和citystate(城邦国家)之分。而country state可分为Federate(联合制)国家和Unitary(单一制)两种。联合制国家又分为Staatenbund(邦联制)和Bundesstaat(联邦制)两种。联合制国家则可分为Centralized(中央权力较重)的国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权力较重)的国家。等等。这些分类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并无多少创意。但是，它为进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规律作了经验知识上的梳理和准备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进

严复认为，生存挑战是一国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机。但是，如果生存挑战过于严酷，超过了一国应对能力的极限，则该国可能会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战比较适度，则有利于该国生存能力的增强。适度的生存压力可以使一国国内“机关渐完，团体弥固。”外患深浅与一国政治制度的疏密有这样的关系：“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一国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浅而深、由简单向复杂、由幼稚向成熟不断演进。

地理因素对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有很大的影响。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国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该国原有政治制度的稳定。例如，在中世纪的西欧，在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城邦制国家。相反，中国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所以那些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他说，中国“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方数万里之地，带河厉山，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一统。”而欧洲的情况则相反。在中世纪的欧洲，十几个国家“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欧洲各国长期处于适度的生存挑战之中，迫使它们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各项制度，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近几百年中进化到全球领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认为“虽日人事，抑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

严复还认为，政治制度演进的程度取决于社会演进的深浅。社会演进程度越深，则政治制度就相应地更加成熟。他说，“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通过分析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各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初级的社会形态是蛮夷社会(或称图腾社会)，比它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宗法社会，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如欧洲各个民族和国家测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西方现代社会是目前最为成熟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优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进的复杂条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众多复杂的条件。严复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又借鉴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斯宾塞以社会有机体论来分析社会分工问题，而严复则用它来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进规律。严复认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菱，而后有其支叶华实。”这里，他将整个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l体，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机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又说；“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则全局皆变。”这个比喻还是说明政治制度与社会整体中的其他部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关联盘根错节，牵一发则动全身，如要对某项制度进行变革，则“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总之，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依赖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变革也必然牵涉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有机体论是理解严复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关键所在。

五、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

依据天演论，一个国家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它的各项制度必须向优化的方向演进，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优化变革乃大势所趋。但是，依据社会有机体论，则政制变革又不得不谨慎从事。

任何一国的政治制度都与该国的其他制度和社会条件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而这些关联非常复杂，无穷无尽，很难被认识所穷尽。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进的条件，所以，政治制度变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将先进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个完全异质的落后的社会有机体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难存活。这样的政制变革不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说这样做“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干里焉。”堪至还不如让牛老老实实地耕地。所以，严复强调，人们在进行政制改革时不可无视本国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这些复杂的社会条件是一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无法超越的集体经验。

对于新旧制度转型的历程严复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说，新制度兴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样，奔泻而下，势不可挡，经过一段急湍之后，就会平静地畅流千里。而激流阶段就是制度转型中的危险期。对于这种危险严复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激进的政治变革必然要废止旧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与社会现实不协调，则原本还勉强可以维持的社会秩序必然崩溃，社会反而会更加混乱。激进的变革，就象对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剂猛药，不但不利于国家的康复，反而会加速这个国家的衰亡。所以，严复认为，虽然新制度的胜利是必然的，但旧制度在特定阶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变革是由人来实现的，严复并不否认人在政治制度演进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又认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进中的作用。人只能适应环境，根据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因而，稳健的制度变革是严复的一贯主张。他说，在新旧制度斗争的“急湍河段”应以疏导为主，“治水之功，当利于疏凿。”又说：“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引导人们进行稳健的制度变革的历史重任，在严复看来，就落到那些通达事理、智识超群的精英们(所谓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们的作用，就是认识国家和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认清发展的方向，把握时机，稳健地推进本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这就是，“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一言以蔽之，严复的改革观是渐进主义的。

篇（8）

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在国外各领域教学实践中经过多年的运用，在理论及实际操作方面已经比较成熟，被公认为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种学习方式，不失为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好方法。

研究性学习在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加深知识的理解，促进合作探究意识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新课改强调“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是其中的重要一种。这种学习模式充分体现了学习的自主性、探究性、过程性的特点，培养了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自主学习精神，培养了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交流和合作的能力以及用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将变革学习方式，把研究性学习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强调在学科领域，要为学生创设研究性学习的空间。

通过研究性学习在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破除教师中心论，建立教师为主导，学生主体参与、主动探究的多维互动，由机械模仿变为合作、探究学习，实现学生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善于合作、勤于创新的教学目标，创设学生为中心的民主和谐的教学环境和氛围，建立平等、民主和互相尊重、互相负责的交往式师生关系。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意识，使学生有创新的兴趣，有求异求变、求新求奇的心理，敢于向书本、向教师、向权威质疑的勇气，逐步提高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时展、社会进步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课程与各门学科课程存在着内在联系，是相辅相成的：“研究性学习”课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在各学科领域内得到拓展、加深；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可以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中延伸、综合、重组与提升；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性学习”课程也可和某一些学科教学打通进行。

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与思想政治课的教与学有着天然的匹配性。“研究性学习”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政治课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并不容易掌握。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课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要么划划背背，要么就理论讲理论。但是，高中学生的阅历浅，对理论问题的理解比较肤浅，泛泛而谈，就本论本，只能使学生更加模糊，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更无法为培养学生能力，提高学生的觉悟打下理论基础。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学生学习政治课后应养成以下能力：自学能力；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比较鉴别、判断是非、正确观察问题的能力；运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创造思维能力；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研究性学习”理论的提出，“研究性学习”方式的横空出世，为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良好契机。我们不反对学习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相反，“研究性学习”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知识之上的，但是，作为一种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它更关注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究性学习应包括探究性学习方式和探究性学习课程两个层面。作为学习方式，探究性学习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过程，完全可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作为课程形态的“探究性学习”是为“探究性学习方式”充分开展所提供的相对独立、有计划的学习机会，即在课程计划之中规定一定的课时数，以更有利于学生从事“在教师指导下，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动地获得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无论是作为学习方式的探究性学习，还是作为课程形态的专题探究性学习，对着眼于改变学生学习方式，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性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觉悟有独特的价值。“研究性学习”首先要选择研究课题。不管学生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如何，不管选择何种类型的课题，如果想提出具有研究价值和可行性的课题，学生除了需要仔细观察、积极思维，能从寻常现象中发现不寻常之处的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道德品质，即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自然的爱及对生命和人生的关怀”。否则就选不出有价值的课题。同时，在寻求课题的过程中，学生会主动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思考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研究性学习”是由学生自己负责完成的。学生在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比平时更大的责任。因相互的分工合作，每个成员的研究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小组的研究进程和质量。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既是对自己尽责，也是对小组和其他成员尽责。

综上所述，政治学科研究性学习不以掌握系统知识为主要目的，它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进行多向思维，从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同一事物，并善于把他们综合为整体性认识，能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去对新情况做出价值判断、经验组合和改造，其结果不是现有的知识的积累，而是在深刻的求知体验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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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注重管理转向注重公共服务和协作，起初的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和范围、管理与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理应加以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民主价值诉求的发展需要。为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体现理论和实践强有力结合的教学体系，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注重对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编制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1、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的课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取向，即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行政管理学界的这种取向上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表现为，政治学类课程和管理学类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有几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学类的课程除了公共财政学和行政法学之外都是属于管理学范畴的课程）。

2、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需的衔接性

这尤其反映在公共财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门课的设置上。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必须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这两门基础课。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学生是不可能学懂公共财政学的。当然，目前国内大多数行政管理学专业所用的财政学教材是建构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也可以被学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课程比重过小，并且缺少相应的基础课程

如果将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动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偏重于内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极其少。

4、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之上，因此对于经济学类课程的重视就显得不够。当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为缺乏经济学类的师资。所以，目前只有极少数院校的行政管理学专业开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1、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训

为适应社会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内涵不仅包括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技术创新的专业素养，还应包括社会综合能力的扩充训练、精神气质的陶冶和人格品质的塑造。

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行政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针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开设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从管理者的观念、品格、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强化训练。如开展务实、敬业、拼搏、创新精神的训练，伦理道德、毅力、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加强人际沟通、表达能力、创业策划、情商训练和社交礼仪等素质的培养。现代政府存在与活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为少数人或行政官员自身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这是对政府及所属行政工作人员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只有在这种专业意识的指引下，才能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

2、同等重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安排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计划除设置大量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更多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应使学生能真正胜任公共服务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学之中，通过专题研讨会、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服务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服务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整合的能力。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有效实施，提高专业人才应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转贴于

3、同等重视定性与定量课程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高等数学、公共管理统计学等定量课程的教育与学习，有助于为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定量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术分析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将在实践中统计的资料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中，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改革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和单一的管理学取向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及其管理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体现诸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的逐渐削弱，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逐渐强化，社会对行政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上创新。因此，行政管理学在学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应更多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紧密联接起来，达到互相借鉴与渗透，相互促进与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多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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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not Small； Dripping Possession of the Sea； Ascendant

——China Mainland Micro Film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ANG Anq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NKI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of micro-film related academic literature retrieval collate， review research status of micro-film， micro film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generally include communications， marketing， advertising， film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social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depth.

Key words micro film； research； review

利用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微电影相关学术论文进行检索，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四个学术库中选取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等五个查询目录进行检索，把题目作为检索项、“微电影”作为检索词，匹配为精确，时间为2010-2012年，共查询到246条记录，其中关于微电影的硕士学位论文3篇。作为广告与电影的衍生物，微电影很好地迎合了时下的需要，成为新兴的一种的营销模式。微电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二是移动设备的快速发展；三是受众注意力的碎片化；四是受众自我意识的提升。微电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微而不小、方兴未艾，虽然研究历史不长，但是已经引起一些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微电影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

1 何为微电影

对于微电影的概念，各家意见不一，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微电影进行概括，按照“百科名片”的说法， 微电影（Micro-film），即微型电影，又称微影。微电影是指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超短）时”（30秒～300秒）放映、“微（超短）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超小）规模投资（几千～数千/万元每部）”的视频（“类”电影）短片，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是网络时代的类型电影，名称具有中国特色，事实上发端于国外早期的“短片”。微电影之特征表现在：微时长、微制作、微投资、微播放平台，以其短时、精悍、灵活的形式风行于中国互联网。

2 研究视角

自2010年微电影一词在中国风行以来，短短几年里，微电影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传播学、营销学、广告学、电影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以及其它领域的实践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从最初的微电影广告特征研究到后来扩展到全方位研究，研究的内容也从基本状态的描述深入到学科的探讨。

2.1 传播学

持此视角的学者主要对微电影的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传播特征、内容特点等进行分析研究。微电影的传播方式多样。它不像传统的电影，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播放。它开辟了许多新路径，在网络、手机等领域探索新思路。在传播机制上采用创新的手法，注重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调动受众的积极参与性，影片以互动的方式，将主动权交到观众手中，为观众增添了更多主导影片的乐趣。微电影宣传相对于传统的宣传方式，拥有时效性快、直接性好、互动敏捷的优点，同时，还具有树状传播结构、渗透性强、个性化互动、草根式交流、语言亲切等特有的传播机制。在传播特征上主要表现在传播主体的全民性、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性。在传播内容上具有独占性和灵活性，有的是反映社会的现实，有的是科幻故事，有的揭示扑朔迷离的悬疑情节，有的还与广告联姻，体现出营销产品和企业文化。此外，如何控制微电影传播并进行舆情引导，也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关心的话题。

2.2 营销学

微电影建立了一种营销的新模式——植入式广告，一方面是对电视节目的限广令的一种新的广告形式的探索，突破了电视广告和传统广告的限制，同时，微电影能带给受众良好的视听享受，另一方面通过有创意的故事诠释品牌，也使受众在体验影片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了解广告产品。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和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加（截至2013年7月，移动互联网对中国手机用户的渗透率达到69.2%，3G上网用户总数达到2.5亿户），微电影营销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微电影营销模式市场潜力不可估量。但是微电影行业才初出茅庐，很多相关研究还没有延续，其商业价值和营销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来探讨微电影，微电影营销模式的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2.3 广告学

微电影来源于广告营销，部分学者认为微电影里有的可以作为长广告片，但大多数具有广告功能的画面场景可看作是植入式广告，微电影植入式广告突破了原有的广告理念和模式，使广告呈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其旺盛的生命力将在广阔的空间里得以延长和继续。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缺失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例如有的广告显得比较做作、生硬，反而使受众难以接受。至于微电影植入式广告究竟能走多远，还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2.4 电影学

由于微电影的出现，与传统的电影制作和传播媒介相比，微电影制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技术更好，传播媒介更加丰富，这些都对传统电影的明显量变。而且，微电影对电影概念的升华，必将使得电影的美学和产业格局产生质变。微电影以浓缩之精华，体现大主题的故事情节，而且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播放模式，使得电影艺术走出影院，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以更亲民的姿态走进了大众之间。大部分微电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电影叙事结构，拥有明星阵容的出演，制作技术的精良。播放平台的扩展，适应了时下人们的碎片化生活方式，让我们随时随地选择它。微电影的诞生，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奇迹。目前，微电影产量逐年增加，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如果能合理运用新的技术成果加以制作，科学的管理模式，微电影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相信它在电影界会走得更远。

2.5 思想政治学

持此视角的学者主要探讨了微电影在理念和主题思想宣传中发挥的作用及对受众思想的影响。微电影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养成性，也会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宣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同时，微电影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主流意识淡化、网络道德失范、享乐主义、过度消费、快餐文化泛滥等，这时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下，提高微电影创作团队的责任意识，推出有创意的微电影作品、降低植入式广告、提高微电影内涵、构建微电影文化产业、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微电影的审核力度，规范微电影行业，使其得到良好健康的发展。

2.6 社会学

微电影是“微时代”的产物，“微”时代，是web2.0带来的横向传播特点，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信息很容易被获得，使得“微事物”被人们无限放大，迎合受众从细节中体现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心理感受，快餐文化、碎片化精神追求成为一种潮流。“微诉求”和“微表达”是这个“微时代”的人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诉求，并自发形成一种无形的“微力量”，它使得“微”观念深入人心，催生出许多新鲜事物，从而衍生出新鲜的名词。在这横向文化传播时代，许多名词都以“微”字为开头，例如微博、微小说、微信、微表情、微现实、微电影等，这些词汇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渲染着微时代的来临。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碎片化社会的快餐消费时代，微电影赶上时代的班车，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3 主要研究方法

（1）已有研究主要是实践调研为主，探讨微电影的拍摄技巧、商业前景和受众喜好，举办微电影节等。微电影的作品自诞生以来已经突破千部大关，随着技术和投入的加大，关注度的提升，微电影的数量将会快速的增加，主题也会越来越丰富，商业前景也将被大多数商家和企业看好。为了促进微电影的发展，各大网站和电视台也相继推出微电影节，主要的微电影节包括中国国际微电影节、大学生微电影节、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盛大美我微电影节、沈阳国际微电影节、南方微电影节等。这些微电影节设置奖项，鼓励微电影制作和研究，微电影节在提升微电影作品、培养部分微电影人才、规范微电影行业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2）对微电影进行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实践研究较多，少数文献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已有文献主要分布于2011至2013年。研究以描述性论文居多，研究内容为微电影的基本现状，多为作者自身的观点阐述或现实案例介绍评论。对微电影进行理论研究比较少，实践研究比较多，少数文献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微电影的经验研究比较少，学理深度有明显不足。研究方法上，仅有少数文献采取了同传统电影和国外微电影相比较研究的方法。随着微电影关注度的提升和行业前景的明朗，管理的逐步规范，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研究将会延续，研究的学科切入点将会增多。

4 结论

通过对已有关于“微电影”研究的梳理发现：学者以及实践者主要从传播学、营销学、广告学、电影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开展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广告营销学视角。鉴于微电影主体的公共性，后续研究应增加心理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视角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融合技术、管理、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来考察微电影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建设的宣传作用研究，并加大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或进行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1] 李荣荣.传播学视域中的微电影叙事策略探究[J].东南传播，2011（12）：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