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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张涌生病在西安住院,不便于接受采访。张涌的弟子权富生教授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近些年实验室的研究进展及其成果。
今年1月23日,张涌及其团队研究的克隆羊阳阳在过了15岁生日后去世,被做成标本永远安置于克隆羊基地。“母羊的寿命一般是8到10岁,阳阳已算很高寿的了,因为身份特殊,得到了特殊照顾。”权富生说。
阳阳的特殊,在于她不仅是中国活下来的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例。
上篇 克隆羊及其应用
2000年6月22日晚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克隆羊基地,一只白山羊诞下了一只青灰色的山羊。张涌亲自替她取名为“阳阳”,希望她能健康成长。
“山羊一般是白色的,青山羊的颜色是灰青色,为了更直观,所以用了青山羊。”权富生解释选择克隆青山羊的个中缘由。
阳阳并不是基地诞下的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却是中国、乃至世界活下来的首例,且活成了羊界的寿星佬。
在阳阳出生六天前,基地迎来了第一只克隆山羊的出世。张涌为其取名为“元元”,意即“第一”。不幸的是,三十六小时之后,元元因“肺部发育不全”,加之天气太热等原因而死亡。面对逝去的元元,张涌的心如箭穿般地痛。
1956年3月,张涌出生于内蒙古边陲的和林格尔县。1981年,他从内蒙古农牧学院兽医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84年考进西农大读研,接着又读了博士。
“张涌教授天赋高,聪明刻苦。”权富生介绍说,“29岁就已经是教授了。”
西农大的动物胚胎工程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家畜产科学开拓者之一的王建辰教授,亦即张涌的博士生导师,敏锐地意识到胚胎移植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带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进行胚胎移植试验。1980年,两只鲜胚胎移植山羊在这所学校诞生。1984年,西农大建立了山羊胚胎工程实验室。
张涌一直专注于哺乳动物培育生物工程的理论及技术研究。读硕士期间,他负责完成的“小鼠胚胎分割方法及同卵双生试验”被誉为开创我国哺乳动物胚胎分割成功先例;随后,他负责完成的“山羊胚胎分割及同卵双生试验”,被同行专家鉴定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科研成果。
胚胎分割对现在的硕士生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因为可以使用先进的仪器,但在以前则属于很前沿的一项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在于,胚胎要手工分割。张涌与此相关的硕士论文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读博士期间,张涌主持完成的“小鼠山羊半胚冷冻和冻胚分割试验”被同行专家鉴定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其博士论文获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全国优博论文。”权富生说。
1990年,张涌成功培育出了世界上首批7头胚胎克隆山羊;1995年,他利用胚胎核移植―去掉一卵细胞的细胞核,植入另一受精卵的胚胎核,克隆出45只山羊,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群胚胎克隆动物群体。张涌因而被誉为“中国克隆羊之父”。
1996年,西农大畜牧系的种羊场专门划给了张涌作为哺乳动物发育生物工程科研基地。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该基地正式被命名为“中国克隆动物基地”。
克隆,“Clone”的音译,即复制的意思,属于“无性繁殖”的一种。后代与前代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特征。从技术层面讲,克隆分为胚胎克隆和体细胞克隆两个层级。
1997年,克隆绵羊“多莉”面世。“多莉”的诞生,打破了教科书上的“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进行克隆是不可能的”这一教条,使世界生物遗传技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这对张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山羊后,就开始尝试用体细胞克隆山羊,但一直没能成功。
1999年末,张涌从一只山东小青羊耳朵后面取下一块皮肤,进行单个细胞克隆,待其成熟后将细胞核取出,注入到去核后的卵母细胞中,卵母细胞来自另一只山羊,经培育形成克隆胚胎,并分别移入两只白母山羊的子宫内。
2000年6月,随着元元以及阳阳相继出生,张涌终于登上世界动物克隆技术的制高点。
2001年8月8日,克隆羊阳阳成功诞生了一对龙凤胎―“欢欢”和“庆庆”,其父亲系世界首批胚胎克隆安哥拉山羊,证明体细胞克隆羊、胚胎克隆羊与普通羊一样具有自然生殖繁衍的功能,这在世界尚属首例。几年后,阳阳已是五代同堂了。
据权富生介绍,克隆技术在胚胎育种、优良个体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日常生活中,有些羊主要用于产毛,有的羊是产肉的,有些羊主要是产奶的。应用克隆技术可以把两种或三种羊的优点集于一种羊身上,克隆出肉好吃、产奶多、又能产毛的羊。
“中国克隆动物基地克隆出不膻的种羊,用以繁殖不膻的体重超过500公斤的肉羊;还克隆出日产奶是其它奶羊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奶羊。最为神奇的是,该基地在培育高产奶山羊的同时,创造性地在山羊的胚胎中植入人乳基因,繁殖出了能产‘人奶’的山羊。”权富生说。
张涌和他的同事们围绕两个世界级“羊”难题开展工作:一是让更多的克隆羊宝宝诞生,提高克隆动物的成功率;二是让克隆羊“身价”更高,生产出有重要经济、营养、医疗价值的转基因克隆羊。
下篇 挑战转基因牛
2015年3月,张涌带领的课题组成功培育出抗结核病的转基因牛,其牛奶并不含转基因成分。
牛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尤其在亚洲、非洲不发达地区,目前还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和消除。公开资料显示,由牛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结核病,还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可由动物传播给人,并在人类之间传播,对公共卫生也产生严重威胁。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上,论文题目为《TALEN介导插入sp110基因能增加牛对结核病的抗性》。TALEN是进行基因改造的方法之一,能精确地对目标基因进行缺失、插入等突变。与其他方法比,其特点是精确性。
论文称,该研究将有助于控制和预防牛结核病,研究中建立的方法为其他抗病动物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前瞻性探索。这是TALEN技术首次应用于牛基因组的改造。
2004年2月6日凌晨,张涌一直守候在羊圈旁,直到第四代体细胞克隆山羊出生,并为之取名“笑笑”。离开基地不久,张涌便病倒了,被确诊为冠心病、大面积心肌梗死。
“治疗期间使用了进口溶栓药,很贵,一针几十万,是从一种牛的奶里提取的溶血蛋白。”权富生说:“病愈后的张涌教授,对牛有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克隆牛项目是从2006年起步的。
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克隆培育牛奶含溶血蛋白的牛,但没进入生产阶段。接着克隆一种肉牛,这种肉牛的肉很贵,在香港一公斤100美元,目前克隆牛基地有400多头。
2009年11月25日,张涌培育的世界第一例转人防御素基因的克隆奶牛通过剖腹产降生,其牛奶含有人的防御素。据介绍,实验室将400枚转基因胚胎移植到200头黄牛受体,六个月后监测妊娠受体30头,现获17头转人防御素基因的克隆牛,3头转人溶菌霉素基因克隆牛。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是,奶牛的奶里含有能将细菌溶解的物质,这样牛就不会得乳腺炎,可大大减少抗菌素的使用。
转基因抗病牛的整个培育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成三个部分:首先对细胞进行基因改造,在实验室取一个牛的细胞,将外源抗病基因转到细胞里;其次,待带有此基因的细胞发育后,进行分割,将单个细胞放在取了核的卵细胞里;最后,将卵细胞移植到黄牛受体子宫里发育成个体。
抗口蹄疫转基因克隆牛,是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成果,目前只处于育种材料阶段。
“之所以用黄牛做受体,是因为黄牛比奶牛便宜,可以降低实验成本。”权富生解释道。
截至目前,实验室做的都是一种技术研究。转基因牛都还没进入实际应用中,牛奶、牛肉以及牛的排泄物的环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处于中试阶段。“将转基因牛的奶、肉给实验鼠吃,进行对比实验,观察老鼠生长的情况,观察器官、血液变化,如果没发现变化,说明没有不利影响,是安全的。实验动物除了老鼠,还有猪、羊等大型动物。”权富生介绍说,“现在转基因动物都处于安全隔离阶段,即将牛圈在一个地方,不和外界接触。等确定测试安全之后,才会和非转基因牛混在一起养,进入环境释放阶段。”
2015年1月25日,由陕西省科技厅组织河南农业大学张改平院士等全国9名同行专家对张涌主持完成的“牛羊基因定点精确编辑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进行成果鉴定,专家们认为该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推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和乳腺生物反应器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牛羊业种质创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今年4月,西农大进行的一场“与身边的科学家面对面”活动中,张涌针对学生们关心的转基因的安全性进行了科普。
论文摘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提出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但是,转基因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之后,虽然我国已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常有法律法规较为先进而执行不力的现象,更何况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做得远远不够。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其特殊性,因为它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带来轰动效应,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局限于知识、财力、时间,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现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捉襟见肘地应对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前些年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那场讨论,已暴露出某些学者和官员已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加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人类的直接影响
转基因食物对人类本身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潜在的安全影响。
1.1没有经过长期的安全性研究
转基因食物从1993年出现到现在仅10多年,改变了人类食品的自然属性,未经过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没有人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知道许多认为安全的药物可能数年后才显示出隐患,食物的效应应更为长期。
1.2减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转基因食物的主要动机是满足某种商品价值,如更高的产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种成分的改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美国有报道,在具有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中,异黄酮类激素等防癌成分减少了。
1.3引起人类过敏反应
转基因技术会在生物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变态反应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黄豆上去,结果却使一些对胡桃过敏的人在吃黄豆时产生过敏反应。
1.4产生对人类不利的毒素副产品
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使原来的毒素水平提高,产生新的毒素或副产品。1999年Losey等试验发现,在一种植物马利筋叶片上撒有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罗克西普斑蝶食用叶片减少,长得慢,4d的幼虫的死亡率变为44%,而对照组(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死亡率为0%。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剂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周围,但尚不清楚会产生何种影响。
1.5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细菌
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链霉素等)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这就意味着农作物带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国的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进入到生物有机体,突变的基因如跨越种群和转移至细菌,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如出现无法治疗并广泛传播的、对生物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设想。
1.6 直接引起人类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时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应。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报道,美国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死亡,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12个基因治疗项目全面遭禁。后来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类试验。
2对生态系统(包括环境)的影响
生态系统是各种动物、植物与环境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而转基因食品是人为对特定物种进行干预,改变其性状,因而也改变了该物种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预料和复杂的变化。
2.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不足
虽然基因技术发展可以将DNA进行切割,将一异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准确地预见作用后产生的新的蛋白质的性状是否完全吻合我们的要求。
2.2物种多样性的破坏
基因技术加上商业营销将使某类作物如超级水稻为某一公司垄断供应种子,使原来多个品种减少为同一基因的单一品种,当真菌、病毒、虫害侵袭这种植物时,会发生严重的产量减产,也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
2.3基因的污染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自然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影响;基因化的生物、细菌、病毒等进入环境,保存或恢复是不可能的,其较化学或核污染严重,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2.4引进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出现,如超级杂草、超级昆虫等,可能对地壤、野生近缘种、普通作物、相邻的植物及环境造成破坏。
2.5环保的影响
有资料证明,基因化的农作物对除草剂具有抵抗力,实际耐用药量高于正常的3倍,农民知道其对除草剂有抵抗力,会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剂等化学药物的使用量。
2.6生态系统的破坏
转基因技术使某种物种的性状改变,如A昆虫以B植物为食物,我们认为改变B植物为转基因抗虫植物,提高了B植物产量,但A昆虫因缺乏食物使虫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虫为食物的天敌C生物的生存危机,进而引起整个生态平衡的破坏,将来可能暴发某种虫害大面积流行等。
3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
3.1严格控制境外转基因食品进入
对国外转基因食品进入我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进行限制,这方面检验检疫系统应有较大作为空间。
3.2加强国内市场控制
虽然我国农业部已一系列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国国内市场的管理是较为混乱,如转基因水稻还未批准上市,但有众多报道转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场。因此,必须完善这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重罚甚至采用刑法严惩不法商人,当然这也依赖于整体执法环境的改善。
3.3加强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有众多机构对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进行研究,但食物加工从原料到成品经过多个加工环节,要严格区分转基因成分存在较大困难,可采用以下检测方法:①检测转基因成分所独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检测或仪器检测对碱基对进行测定,可精确确定转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术进行检测。《国门时报》曾报道,检验检疫科学院采用“亲合吸附-PCE Hyb-ELISA”检测方法,能特异的检测35S启动子和Nos终止子核酸系列,这2种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转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进行检测。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异酸胍盐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美国ADM公司称他们建立了一套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可以保证向国外供应农产品时,不含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食品是基因修饰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bjects, GMO)中的一类,又称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GMF)。GMF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这种以GMO为食物或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食品就是GMF。现阶段的GMF主要以GMC为食品(比如转基因番茄)或以GMC作为原料而加工的食品(比如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豆奶)。转基因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
一、GMF发展概况
1994年,第一例进入市场的GMF(转基因番茄)在美国诞生。现在至少有13个国家种植了GMF,其中美国的种植面积最大,达3030万公顷,68%;其次是阿根廷1000万公顷,23%;加拿大300万公顷,7%;我国50万公顷,占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确定的GMF品种达43个,有60%以上的加工食品有转基因成分,GMF的销售额达百亿美圆;有调查显示,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大多接受了GMF,仅有27%的消费者我食用GMF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
我国已批准了6种GMF的商品化,其中食品3种: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延迟成熟番茄。随着我国对GMF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的GMF品种会越来越多。目前,研究重点是开发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鱼等食品。
根据GMF的来源可以将GMF分为植物源GMF、动物源GMFH和微生物源GMF。现阶段的主要是植物源GMF,涉及的食品或食品原料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全球转基因种植中,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最大2580亿公顷,占全球GMF的58%。
二、转基因食品的特点
GMF与传统的食品比较:传统食品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杂交育种来进行。虽然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是并无实质差别,但生产GMF的转基因技术着眼于从分子水平上,进行基因操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做基因的 修饰或转移),因而更加精致、严密和具有更高的可控制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且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种。比如,可以杀死害虫的食品植物,抗除草剂的食品植物,可以产生人体疫苗的食品植物等。其具有如下特点:
(1)成本低、产量高。成本是传统产品的40%60%,产量至少增加20%,有的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2)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等特征。其一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其二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2000年的GMC达4420万公顷,其中抗除草剂的有3280万公顷,占74%;抗虫性状的有830万公顷,占19%;抗虫肩抗除草剂的占7%。
(3)食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提高。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谷物食品赖氨酸含量以增加其营养价值,通过转基因技术改良小麦中谷蛋白的含量比以提高烘焙(bei)性能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4)保鲜性能增强。例如,利用反义DNA技术抑制酶活力来延迟成熟和软化的反义RAN转基因番茄,延长贮zhu藏和保鲜时间。
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1998年,英国苏格兰研究所的Arpad Pusztiai 教授用转基因马铃薯喂老鼠,1998年秋在电视上宣布大鼠食用后,引起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损。此事引起国际轰动。这是对转基因食品提出的最早的,有所科学证据的质疑,并在英国及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大讨论。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宣布此项研究“充满漏洞”,从中不能得出转基因马铃薯有生物健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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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和DPL(Delta and Pine Land)公司联合申请的所谓“终结者”技术(terminator technology)专利,“终结者”技术获得专利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该技术不是一般性技术,利用这个技术可以使作物第一年种植获得的种子不育,在第二年种植时,种子会自动死亡。“终结者”技术是将一种终止子基因插入到作物基因组中得到转基因作物种子,种子公司在种子出售前,在种子表面喷上一种诱导剂,农民播种后,种子可以长成正常的植株,结出成熟的种子。但是在诱导剂的作用下,插入的终止子基因会在种子成熟时激活启动,产生毒素杀死种子胚胎,因此收获的种子在第二年再种植不能正常发芽,但这种种子在油脂、蛋白质等方面完全正常。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声称,“终结者”技术是为了保护基因工程技术的知识产权。1998年10月,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明确提出禁止“终结者”技术,理由主要有:外观上不能辨认终结者技术生产的种子,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花粉非故意传播造成生物安全风险。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一个研究组报告,一个斑蝶食用了转苏云金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bt)玉米花粉后44%死亡,表明GMF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此事引起科学家对GMF的广泛争论。Bt玉米中的杀虫晶体蛋白CryLA是特异毒杀鳞翘目害虫,斑蝶属于鳞翘目昆虫,自然会受到bt蛋白的影响。事实上,Science、Nature拒绝发斑蝶的文章,审稿人认为,这并不反映田间的情况,最后在Nature上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但该事件却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报刊的头版消息。最后,该事件被科学界否定。
2001年7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认,GMF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它们可能把自身的基因传递给相关物种,产生超级杂草,也可能会对其他植物或动物产生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有关GMF和GMC的潜在危险和安全性的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下结论。因此,对GMC和GMF的种植于市场化要慎重,否则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GMF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案例,并不表明没有危害,因为它进入人类的时间还太短,其潜在危害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来。直到目前为止,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而科学界对这些食品是否安全也没有共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即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去评估转基因生物及食品的风险。国际消费者联会(成员包括全球 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表示“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目前大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仍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目前还没有可以评估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时间上的验证。
1999年4月,查尔斯王子授权BBC了自己撰写的反转基因的文章,同时还在电视上说出了“决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的话,这一言论后来被当作笑谈。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花蝶的幼虫,导致这些毛毛虫死亡。但他们的实验受到了同行质疑,并被检查出数据有误,《自然》杂志最后对论文撤稿。
1999年11月,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试验,考察转基因作物对局部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农田杂草和虫子的影响。试验报告于2003年出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有好有坏的。
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声称已证实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份报告的可靠性遭到了众多中国农业专家的质疑,但也成了中国国内“反转”的序曲。
2007年,维也纳大学的泽特克教授声称,发现喂了20周的转基因杂交玉米的小鼠产下的后代数量较少、体重较轻。这一结论立刻被绿色和平广泛传播,该消息传到中国后,被简单有力地翻译为“转基因玉米导致绝育”。不过,这一研究受到科学家及监管机构的质疑,并为此展开调查。2009年,包括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内多家权威机构发表声明,指出泽特克教授等人的数据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其研究是无效的。
2010年,《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报道,称山西地等出现动物异常现象,是因为吃了美国的“先玉335玉米”。该文引起消费者和农户的恐慌。此后,山西农业厅认定为“该报道所述的因果关系缺失科学依据”。农业部随后辟谣称,“先玉335”并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曝光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等研究人员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利用湖南省衡南县的25名小学生进行黄金大米(一种转基因大米)的营养实验,引起轩然大波。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通报称,黄金大米试验违反了相关规定、科研诚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随后表示,“黄金大米本身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012年9月,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卡昂大学研究者的一项报告,称喂食美国孟山都公司NK603转基因玉米的老鼠的寿命比正常老鼠短,并且前者长肿瘤的几率更高。欧洲食品安全局对此展开调查,并于12月份表示,卡昂大学研究人员实验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
转基因大米“品尝”启事
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研究性状的控制基础。1944年,美国科学家艾弗里和他的同事一起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1953年,沃森一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由此开创了生命科学的新纪元。通常情况下,高等植物的世代交替途经花粉双受精过程,实现雄雌配子的融合和子代种子的形成。随着人们对基因结构和功能的了解,基因工程操作逐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利用超脱常规授粉技术的手段实现遗传物质整合、培育转基因植物应运而生。在自然界中,根瘤农杆菌可以将其Ti质粒上的T-DNA转移并整合到寄主植物中,该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创建。此外,许多直接转化方法也被用于转基因操作。
转基因操作是一项可以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害人类的技术,可以利用它让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的特性,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去除食物中的有害成分,增加作物产量等等,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它,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食品更安全、更营养、更便宜,对消费者、对环境也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如果使用不当,也会造成问题,比如转入的新成分可能会导致过敏,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转基因产品在推广、上市之前都会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排除这些可能的不良因素。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1993年,美国第一例转基因晚熟西红柿上市,自此,全球转基因食品蓬勃发展起来。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发达国家的转基因产品占世界总量的85%,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据统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确定的转基因品种已有43种。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是转基因的。除转基因食品还有转基因植物,如:西红柿、土豆、玉米等,还有转基因动物,如:鱼、牛、羊等。虽然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没有多大差别,但转基因的植物、动物有明显的优势: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
掀开“转基因”面纱的一角,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它的全貌,它究竟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
“转基因”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诸多争议,矛头大都指向其安全性。1998年起发生的“英国普斯塔事件”、 “美洲斑蝶死亡”、 “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 “欧洲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 “中国抗虫棉破坏生态”等事件,让国际上对“转基因”的安全倍加关注。但这些事件最终被各国政府和权威研究机构一一否定。例如1998年,英国科学家普斯塔个人在电视台(并不是通过学术论文或者通过权威机构)了他的实验结果,称用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可以破坏免疫系统。英国皇家学会针对普斯塔的报告,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评估,最后的结论是,实验结果不能证明转基因土豆对大鼠有这样的一些危害。这是第一个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事件,它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全球性的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之争。2009年的所谓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大鼠的肾脏、肝脏的实验,指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生物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报告。为什么说是所谓的事件?一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做了实验,而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用3个转基因玉米进行90天大鼠喂养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重新分析;二是他们的工作受一些极端环境保护组织的资助,其报告发表的动机和结果的可信性也受到质疑。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小组对这些作了分析,并于2009年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决议:论文提供的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关于转基因玉米对大鼠肾脏、肝脏造成伤害的结论。关于“Mon863喂养对老鼠造成免疫系统影响”的有关报道问题,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的主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科学数据均已表明,转基因玉米与传统非转基因玉米具有实质等同性,未发现额外的安垒问题,以科学事实否定了其不实传言。国际上数十个国家,长达10余年的安全食用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4年,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但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全世界每年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化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发生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和农业状况的报告提到一个共识,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可以放心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检测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科学恰当的,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食用了转基因作物加工食品未发现任何不利影响。
2009年,25个国家种植了1.34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比2008年增长了7%。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种植面积为6400万公顷。抗虫和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占据了美国玉米种植面积85%,抗虫转基因棉花占据了美国棉花种植面积90%。美国人的膳食结构与中国人不尽相同,其主食中不仅有水稻,还有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除转基因小麦产业化滞后外,玉米、水稻、马铃薯均有转基因品种被美国政府批准种植和食用。2000年以来,美国先后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伊朗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种植。加拿大、墨西哥等四国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允许食用。同时,美国批准了孟山都公司培育的耐草甘膦除草剂小麦品种。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10年4月13日在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最新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具说服力。该报告从农户视角对美国发展转基因作物14年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指出从总体情况来看,与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环境收益和经济收益。
为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防止具有潜在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市场,我国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制定的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制定了科学规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对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进行全面的评估。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营养学评价、抗营养因子评价、毒理学评价和过敏性评价等内容。
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学呼价。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须的能量和各类营养物质,因此,对营养成分的评价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的营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淀粉、纤维素、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矿质元素、维生素、灰分等与人类健康营养密切相关的物质。评价时,将不同年份或不同生长地点的转基因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对照的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评估转基因食品在营养上是否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具有等效的营养价值。除需要与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还需要参考OECD、ILSI及本国已有的同类非转基因作物营养成分,确定转基因食品的营养成分是否在这些范围内,如果在范围内,则可以认定转基因食品具有与非转基因食品同等的营养功效。
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评价。食品不仅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也含有广泛的非营养物质,有些物质当超过一定量时则是有害的,称为抗营养因子或者抗营养素。通常,抗营养素被理解为抑制或阻止代谢(特别是消化)的重要通路的物质,抗营养因子降低了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最大利用,以及食物的营养价值。几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中都含有抗营养因子,这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的物质。目前,已知的抗营养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剂、植酸、凝集素、芥酸、棉酚、单宁、硫甙等。然而大多数抗营养因子的有害作用是由未加工的食物引起的,经过简单的处理都会消失,如加热、浸泡和发芽处理等。如我们经常食用的豇豆中由于含有豇豆蛋白酶抑制剂不能生食,需要烹调熟制后,才能食用。对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的安全评价,是将转基因品种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与其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其评估方法与营养成分的评估方法一致。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4-0649-03
伴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的脚步,作为生物技术革命前沿的转基因农作物日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讨论与争端,诸如进出口贸易、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频频出现在科技、经济领域,也成为政治、社会学术领域中纷争不断的话题。转基因技术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的生物技术革命,而它在不同的国家,因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构成与文化传统,又遭遇不同的市场反映,有着不同的命运。因此,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可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透视与分析不同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融合的重要切入点。
在诸多转基因农作物中,转基因大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种。看似不起眼的大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又能从中透视出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演变过程与特性,正因如此,它当然应成为社会人类学关注与探讨的对象。
1转基因大豆的优缺点
转基因大豆是大豆育种和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突破。目前,尽管国际社会对种植抗除草剂大豆仍有争议,但与传统大豆相比,转基因大豆的应用优势已在多方面得到证实,如它能简便、高效地控制杂草,保护土壤以及减少除草剂活性成分从而利于改善环境等。
1.1转基因大豆的优点
1.1.1控制杂草简便、高效控制杂草简便、高效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最突出的技术优势。目前在全球种植最为普及的转基因大豆是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其改良功能在于能抵抗草甘膦除草剂[1]。“草甘膦”除草剂不仅可以有效去除多种杂草,还可将以前所使用的多种除草剂减少至“草甘膦”这一种。因为农户在种植这种转基因大豆之后,只需喷洒1~2次草甘膦除草剂即可控制杂草生长,而大豆生长却不受影响。抗除草剂大豆的推广,逐渐改变了除草剂使用的格局。
1.1.2保护土壤的技术优势与传统大豆耕作相比,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有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技术优势。因为对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而言,使用草甘膦这种非选择性除草剂,可以不受土壤条件及施药时间限制而都能达到稳定的除草效果。于是这鼓励了许多大豆农户纷纷采用少耕或免耕的耕作方法。在作物耕作中免耕或少耕法的长处有:一是免耕法因不再耕作土地,可以减少水土流失;二对于少耕法而言,由于耕作次数减少了,从而也减少了农用机械的使用,进而降低了燃料的使用,也就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三是抗除草剂作物(包括转基因大豆作物在内)采用免耕或少耕的保护性耕作方法可以提高土壤固碳量。比如2007年,此法的使用使“二氧化碳固存达131亿kg,相当于减少了580万辆汽车的排放。”这对减轻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起了积极作用[2]。
1.2转基因大豆的缺点
1.2.1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可能会损害人体的内部系统转基因大豆的组成物质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如植物凝血素提高了约1倍、蛋白酶抑制剂高了26.7%,而蛋白质和苯丙氨酸有明显下降,维生素B2复合体胆碱的含量低了29%等,这些组成物质的变化可能会使长期食用其的人身体生长发育缓慢,致身材矮小;转基因大豆中还含有一种类似雌性激素的化学物质,它会破坏人体荷尔蒙,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并损害免疫系统。此外,有证据表明,食用转基因大豆食品与非霍奇淋巴瘤发病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2.2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过敏反应全世界有近2%的成年人和4%~6%的儿童发生过食品过敏,而90%的过敏是由蛋、鱼、贝壳、奶、花生、大豆、坚果和小麦等8种食物引起的。转基因大豆由于其引入外部基因所以可能对人体更容易产生过敏反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事实也证实了转基因大豆存在一定的过敏性[3]。
2我国的转基因大豆油市场现状
2.1转基因大豆油的利用情况
中国是食用油消费大国,又是一个食用油缺乏的大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食用油约占总量的2/3。我国本土传统生产的大豆、花生、菜子、葵花子等农作物均属于高油脂作物,可以直接用来榨取油脂。而由于转基因大豆的“侵入”,这些农产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培育,致使转基因大豆油不断侵占我国的食用油市场,使中国消费者成为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试验品”,而对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由于受到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冲击,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相继出现了卖大豆难、卖油菜子难、卖花生难、卖葵花子难等“多难”现象。我国的大豆种植规模较小,即使是在土地资源丰富的黑龙江,专业农户的土地规模也只有10 hm2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农场大豆生产规模远远超过我国,大豆的种植成本大大低于我国。按完全的种植成本比较,我国的大豆种植成本比美国高出33%。美国所种植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其中大部分出口到中国,主要用于生产大豆色拉油,其次是用于做豆浆、豆粉等。研究表明,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22%,比国产大豆16%~17%的出油率高出2~5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相差1个百分点,加工10万t大豆,其效益就会相差1 500万元。受效益影响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的大豆这曾经的“金豆子”变成了“愁豆子”[4,5]。
我国是世界上的大豆、花生、菜子、葵花子主产国之一,大豆主要产于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花生主要产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辽宁、新疆等地区;菜子主要产自以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产区;葵花子是以华北为主产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民达2亿以上,播种面积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1/4以上,是一个油料作物的生产大国。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又是一个油脂需求大国,但是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一方面我国大量生产油料作物,另一方面却又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作为油脂原料,致使本土的油料产业逐步萎缩,农民卖油料难的现象日趋严重。
2.2转基因大豆对中国食用油产业链的影响
转基因大豆进入我国后,大部分进入了以外资为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形成小包装的色拉油后进入市场。这种油品虽然有汽油残留,但由于价格低廉,很能吸引一些消费者的眼球。而我国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业,例如黑龙江九三油脂公司、贵州长城油脂公司和以山东鲁花为代表的花生油加工企业等,他们使用的是国内农民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菜子、花生,采用的是传统的压榨工艺,其油品具有安全、营养、健康的优势;但同时他们又具有成本高、价格贵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油品经营者斥巨资大力宣传油品品牌,而模糊转基因的可能危害,以改变转基因食品的劣势状态。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大豆的警惕性不高,有针对性的宣传不够,如此背景下,国外转基因油品在我国销售势头良好,而国内食用油制造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如贵州省有3家稍具规模的食用油企业,其中两家常年遭遇行业性亏损。仅一家长城油脂公司由于2010年未开展生产而躲过一劫,2011年被迫将规模扩大至年处理300 t。2010年上涨的油菜子收购价格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以2.80元/kg计,每吨成品油成本达6 600~6 800元左右,而当年的成品油价格最高为6 400元/t,因此生产得越多亏得也越多[6]。在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支配下,我国油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目前只有山东鲁花等企业因实现了规模经营,加上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才有着较好的效益,使黄河流域的花生价格3年翻了一番。但这只能算作我们民族食用油加工企业的一个特例。
3我国大豆生产与加工的出路
3.1限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从保护国民健康的目的出发,我国应抑制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口的现状。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尚没有得到科学的确认,我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这些措施对抑制转基因食品的大量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光有这些政策法规还远远不够。我国已是WTO成员国,WTO农业协议允许成员国政府采取正当的以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为目的的贸易限制措施。由此可以灵活运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以国产油料为原料的内资企业实行税收、科技等扶持政策,促其提高生存与发展能力,有能力反哺国内农民,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对于主要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可以考虑严格进口程序的审批,使这些企业的进口成本上升,拉大进口转基因大豆成品油料与国产非转基因作物油料的价差,扩大我国非转基因油料的优势。同时,对非转基因原料产地进行保护,提高我国非转基因油料的竞争优势。并对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实行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识制度。从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看,此举可从很大程度上抑制转基因大豆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进口及销售[7]。
3.2加大宣传,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推动我国非转基因产品的发展
根据我国的现有国情,有必要开展一场全民的食用油安全食用方面的宣传教育运动。应大力公告转基因油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宣传非转基因油脂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强调转基因油脂与非转基因油脂的本质区别。我国长期以来的舆论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报道,只注重了关于标识的问题,而对转基因油脂对国内各领域产业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可能不安全隐患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建议我国舆论应深入、客观地报道“转基因”问题,将转基因产品的知识逐步灌输到消费者的思想意识中去。站在民族利益和道德的高度大力宣传国内非转基因产品的高价值和安全性,全面剖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之间的价值差别,让广大消费者树立健康的绿色消费意识,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8]。
3.3实行政策支持,保护本土非转基因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对非转基因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够,导致我国的油料产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还有几个转基因食用油品牌被评为了中国名牌产品,让消费者更加无所适从,致使国内的非转基因作物油料产业“雪上加霜”。鉴于此,呼吁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用政策法规来大力扶持国内非转基因油脂产业,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使我国农业和农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4展望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是现代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产物,是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成果,但它也与科学技术一样,对人类的发展来说是柄“双刃剑”,福祸相倚。如何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在于对其正反两方面的关系和机制有充分的认识,要掌握得法、监管适宜、运用恰当,摆脱转基因大豆对我国食用油产业链的影响。寻求我国非转基因大豆生产与加工的出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化解当前的危机。建立我国独立的食用油原料基地,培育壮大本土食用油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转基因原料进口的门坎,以造福我国广大农民。同时加大宣传,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将转基因油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非转基因油脂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转基因油脂与非转基因油脂的本质差别等信息告之公众。让广大消费者深刻了解非转基因农作物的天然品质才是值得选择的绿色健康消费,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实行政策支持,保护和扶持本土非转基因产业,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使中国的食用油产业链更加安全健康。
参考文献:
[1] 苏少泉. 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的种植与问题[J]. 世界农业,2006(2):41-42.
[2] 姜萍,王思明.转基因大豆技术发展动因探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4):34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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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继承,周瑞宝. 转基因大豆及其安全性[J]. 粮食与油脂, 2004(9):39-42.
[5] 罗振风,李启云.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现状及展望[J].大豆科学,2008,24(30):220-223.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有计划的在最基础的遗传物质层面改造生物,这一巨大的力量及其伴随的各种风险,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备受争议,转基因食品自然不能幸免。转基因食品是指以转基因生物直接作为食品,或者将转基因生物作为食品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转基因食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可以直接用来吃的转基因生物或者是包括了转基因生物的食品;第二类是将转基因生物加工而成的转基因食品,但在最后的食品中不再包含活的转基因生物体。第一类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生物依然存活,危害生态系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二类转基因食品中由于不再存有活的改性生物,通常只会影响人类健康,而不会危害环境。为防范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上述风险、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护不同食品提供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尊重特定社会的文化和信仰,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从而使其有别于普通食品,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选择。必要的标识规制政策也被国际自由贸易法律体系所容许,并成为环境保护国际立法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和要求。因而,从国外立法、国际立法两个层面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进行比较探讨,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的完善可以提供有益参考。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可以有不同分类,比如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全部标识和部分标识。每一种分类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基于标识管制的范围、强度和程序的不同而形成的。完全采用一种标识政策的情形比较少见,比如美国被认为是采用自愿标识制度的典型,但这种自愿标识的自由并不具有绝对性,符合要求的产品也必须按规定加注标识。下面部分标识与全部标识为分类标准,以说明典型国家之间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差异。
2典型国家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之比较
(1)部分标识政策。即只要求对部分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该政策又可分为三小类:第一,如果某一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则不要求加注标识,若其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才要求加注标识。判断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是否实质等同的依据包括构成、营养作用、使用、过敏性等。采用这一标识政策的典型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认为,只有与食品的自身性质相关的信息才是实质性信息,转基因技术导致食品在功效、储存和管理条件等方面的改变,能够影响食品安全或品质等情况,即属于实质性信息,应当予以标识。依照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相关规定,除了其包装标注没有反映实质性的相关信息,才可能被认为具有误导性。这种部分标识政策在美国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为其要求标识的字样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的”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等,这与直接标识为转基因食品,还是有很大不同。由于该政策认为转基因技术与杂交等传统的普通生物工程方式相比没有什么特别区别,因而对于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的转基因食品标注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即可。第二,以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所占的百分比为标准确定是否加注标识。各国根据各自情况,结合标识管理的其他制度,规定具体的成分标准和标识要求。第三,规定需要强制标识的转基因食品范围,不在强制标识范围的转基因食品则不要求加注标识。(2)全部标识政策。即不论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和范围,所有转基因食品都要加注标识。这一政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某一食品中转基因成分达到一定含量才被要求加注标识。例如欧盟1997年的《新食品管理条例(258/97)》要求在欧盟范围内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只要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中的比例达到1%才要求加注标识。2002年欧盟修改了上述标准,规定所有转基因植物衍生的食品和饲料均要加以标识,并且将转基因成分含量的最低标准降为0.9%,未超过上述标准的转基因产品才无需标识。第二,没有规定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比例,只要在最终产品中检测到有转基因成分都要求加注标识。采用这一方法的典型国家有捷克、巴西、马来西亚、沙特等。较之部分标识政策,全部标识政策体现了更广的规制范围和较高的规制强度。一些实行部分标识政策的国家,其标识政策甚至体现或接近于自由或自愿标识制度。此外,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需要与转基因食品其他相关管理制度互相衔接。依照欧盟相关立法,欧盟成员国要采取措施保证转基因食品在市场的各个阶段的可跟踪性、检测性,转基因食品生产商需要经申请审批其产品才能够上市,并要求确保转基因食品在被确认对健康存在危害的时候能够及时从市场上撤回。上述规定与标识规制规定相互配合,确保了欧盟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处于更为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
3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国际立法
相较于各国法律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具体安排,国际立法中直接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相关的内容要少许多。不过,不同国家转基因食品管理方面的差异,包含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不同选择,都有可能演化为国际(贸易)冲突,并成为国际法关照的对象。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间冲突的核心问题是贸易自由最大化与环保健康最大化的冲突,换言之,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肯定会强调贸易自由和减少干预,为了保障环境和人类安全则必须对贸易自由进行必要限制。由此,以环保健康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与以贸易自由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标准之间必然存在诸多冲突,这一冲突在标识制度上的表现非常典型。以贸易自由最大化为中心的WTO协议缺乏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有力规则或直接规则。按照WTO规定,产品能否等同的标准是最终产品的功效、用处和物理化学性质等方面,而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或方法,只要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危害,就应该将其和传统食品同等对待,也就不需要加注标识。然而,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为代表的涉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际规范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别于传统食品,有必要予以专门规范,以预防其可能发生的、现有科学无法证明或预测的危害,这其中就包括采取标识措施。对于任何转基因生物的越境转移问题,上述国际立法对其标识规制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作为食品加工用的转基因生物附有单据,阐明其中可能包括转基因生物成分,并且无意将其引入社会环境,并要附上供提取资料的联系方式或者地点;对于有意引入进口缔约方环境的转基因生物应该附有单据,标明其为转基因生物,并详细说明其称号、个性,以及自身性质对于安全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求。缔约国发出通知所需提供的资料应包括转基因生物的名称和标志,如果出口国有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程度分类制度,应当列出其所属类别。
4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完善
我国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有2015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2011年修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部门规章主要由农业部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以及原卫生部出台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已作废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学界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已有较多研讨,结合这些研究,特别是域外经验,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1)立法模式选择与管理体制的重构。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法律文件分布零散,一度存在着部门间规定不一致、管理体系不合理(比如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农业部并无足够执法力量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实行管理,质监部门主要是生产环节而非流通环节的监管)等缺陷,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制定综合性的标识管理制度加以解决,从而形成职权相对统一集中、部门间职责分工合理、符合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要求的标识管理体制。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此职能依法授权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但旧有立法清理、配套制度完善、相关部门配合的问题仍待继续解决。(2)立法层次提升。《食品安全法》第151条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法第153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因而,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的行政法规提升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立法层次,显得很有必要。这既合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立法精神,推动监管体制改革,也有助于增强立法的正当性,防止发生贸易争端时陷于不必要的被动。(3)具体规则的细化和完善。具体而言,重点细化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则:①扩大强制标识范围。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尚未有科学定论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依此初衷,只要某一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都应加以标识。目前国内强制标识的品种范围较小、目录更新迟缓,为了加强监管,应及时更新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名录,添加将来一定时段内可能出现的转基因食品类别。②完善强制标识的起点标准和检测标准等标准体系。尽管各国对于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阀值并无统一规定,但我国若无比例规定或比例规定不合理,显然不利于国际竞争和市场监管。此外,与起点标准相配套的检测标准体系也需同步完善,形成既符合当前国情又尊重国际经验的转基因食品标准体系。③细化、明确强制标识内容和形式。在标识内容上,对于利用含有转基因生物加工制作而成的食品,且在销售过程中也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也应作出类似“本食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然而本食品中没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提示说明。在标识形式上,应该采用能够让普通消费者也能一目了然的标识设计。④强化标识监管力度。目前,我国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方式,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之规定,处罚金额已较高,但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微乎其微。消费者协会、行业组织、环保组织、各类媒体特别是消费者自身,与市场接触更多,较之政府监管更具灵活性,可以鼓励支持他们通过公益诉讼、社会调解等方式参与监管,以强化标识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记者:能不能生产出既高产又抗病虫害的农作物新品种?能不能吃上口味好、品质更加优良的黄瓜、西红柿?随着转基因食品的出现,这些昔日的幻想正在变成现实。转基因食品摆上西方人餐桌已经五年了,一直平安无事,可是近来我们发现有关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论多了起来。争论是从英国科学家发现“实验鼠”吃了转基因土豆以后,免疫功能受到损害开始的,那么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请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凡:转基因食品又叫做基因改良食品或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微生物、动物或植物的基因植入另一种微生物、动物或植物中,接受的一方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它所不能自然拥有的品质。
记者:三位专家对英国科学家的实验结论有什么看法?
凡:以前,媒体把转基因食品当做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来正面宣传,对它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很少提及。其实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汽车,它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同时也造成了污染。基因工程技术,一方面能解决困扰人类的不少重大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效益衰减等,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存在潜在的威胁。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到底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至少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要重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我听说过英国的这个实验。但转基因食品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代表目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生物技术领域。英国的实验只是无数试验中的一个,不能以偏概全。目前对转基因食品我们是个案分析,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美国,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研究搞得比较多,还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记者:不知你们吃过转基因食品没有?
凡: 我没有吃过,但如果有,我会吃。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国家严格检测的转基因食品才允许上市,所以肯定是安全的。
宁:我见过耐储藏番茄,也就是西红柿,颜色很绿,很好看。我觉得跟原来比只是改变了属性,其他没有改变,是安全的,如果放到我面前,我想我是敢吃的。
记者:从1983年起,在一些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出现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不知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什么范围?
凡:从农产品来讲可以分为五类:一是转基因植物,如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甜菜等;还有转基因微生物,分为植物用微生物和兽物微生物(就是疫苗);还有一类转基因动物,例如转基因猪、转基因羊、转基因鸡、转基因鱼等。
记者:据我了解、李健凡研究员正在研究转基因鸡,从鸡蛋里提取宝贵的珍稀药物。听起来,这个过程还真有些奇妙。
凡:在国外,各种转基因动物正陆续问世,像转基因牛、羊、鸡、兔子、老鼠等等,发展很快。一是做药物试验模型。二是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比如,美国推出了一种转基因虹鳟鱼,它比普通虹鳟鱼的生长速度要快十倍。这样的试验我国也正在进行。三是用于器官移植,比如,在猪的身上移植进入的基因,把它变成转基因猪。由于猪的器官与我们人的器官大小相似,所以把转基因猪的器官再移植到人身上不但比较适合,而且可能会最大限度地消除排斥反应。四是做生物反应器,可以从中得到珍贵的动物药物蛋白。
记者:人们吃了转基因食品,短期没有影响,长期又如何呢?再就是公众比较关注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宁:应该说,跟常规方法培育出的食品比较,转基因食品更为安全,因为两者都是对农产品生长发育性状的一些修饰,增加进新的、好的因素,减掉不好的因素。但是也存在一个新食品的长远影响还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严格监控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评价分几个档次,包括从所需要的DN断的载体开始检测,即从分子层次做出检测;接着对转基因动植物进行检测;然后还要看它们对环境有没有影响,如它们的花粉传播会不会污染其他生物。变成食品以后上市之前,还要进行最后的检验。
记者:有人说,转基因食品的出现违反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我想问,科学家能不能控制转基因动植物变异的方向呢?
凡:现在的科学研究,正是要筛选出转基因生物中有益的变异性状,把它固定下来;对不好的变异就坚决淘汰掉。
宁:实际上也没有某些人想得那么可怕。在美国则开始做转基因研究的时候,研究人员甚至穿着太空服,戒备森严,后来慢慢觉得并没那么可怕。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在发达国家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做过大量的安全实验,而且明确规定: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动植物,必须建立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必须有科学根据,经过严格的检测才能生产和出售。
记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的安全是检查包括哪几方面呢?
宁:举一个转基因抗虫棉做例子。大致说来有三个步骤:一、检查受体棉花的安全性,看它对环境和人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二、检查基因的操作等级,包括棉花花粉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农作物上,会不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物质;三、最后评价成品转基因抗虫棉的安全等级。
记者:您怎样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徐:前不久,几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英国专家曾跟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我们问起他们对使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喂老鼠所得结果的看法,他们的回答是,这个实验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发表任何科学论文,所有材料都是一些人私下向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透露的,所以无法确定它的科学性。可见,这个实验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议,在英国许多严肃的科学家对此大多持怀疑态度。
记者:转基因食品对人来说到底有没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呢?
徐:这要看转进去的基因对人体有利还是有害。举个例子,如果转进去的基因是一种有毒的蛋白,可能是针对某种昆虫的,如抗虫棉。那种毒对高等动物、哺乳动物都是无害的,只对鳞翅类昆虫有毒,这样对我们人类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转进去的基因表达的是一种广谱性的毒素,那可能会对其他生物造成危害。比如转进一种神经毒素,就可能对另一些生物的神经系统造成危害。这个问题涉及的面较广,要特别注意,对具体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要个案分析。这包括:一、用严格的科学手段来保证它不会对人类产生大的影响;二、对非目标生物不能造成危害。比如转基因抗虫棉,除了对虫子外,它不会对其他生物形成毒性攻击。再比如转基因鱼,如果转进去的生长素基因不是鲤鱼、草鱼基因,而是人类近缘物种的基因,这个生长素就可能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长。短期影响可能看不出来,长期的影响则难以预料。所以当前我们对转进鱼体内的基因,就严格控制在“鱼”的范围,对人则不会有影响。
记者:对生态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呢?
徐:对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人们最担心的是转基因微生物,因为微生物通过杂交或别的途径,很容易和其他微生物交换遗传物质,就容易造成一些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危害。例如,利用抗生素基因和外缘基因连在一起,转到受体生物中,抗生素基因就容易扩散到别的微生物中,使别的微生物产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从而造成病害流行。把耐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籽和杂草一起培育,结果产生了耐除草剂的杂草,使得杂草疯长,很难除掉,这表明,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基因有可能转移到自然界中去,必须引起重视。
记者:不可否认,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有利有弊的。人类已经有了滥用原子能的教训,今后不应该再重蹈覆辙。请您介绍一下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现状。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
1.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寻根溯源,生物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
众所周知,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全球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土壤污染的重金属可通过农作物吸收而进入食物链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并危及人类健康。而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更是有近20%的耕地存在镉、砷、汞、铅、镍、铜等重金属超标现象,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并危及民众健康。据了解,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原因复杂,包括工业排放、化肥农药使用及地矿开采等,通过物理和化学手段治理非常困难,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曹树青认为,植物修复基因工程是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寻找和发掘耐受重金属毒害且调控重金属超量积累(或降低重金属吸收)的关键基因并阐明其作用机理,则是植物修复基因工程获得成功并从源头上控制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关键。
为此,曹树青带领科研团队展开了植物响应重金属信号传导的长期研究,并得到了转基因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希望能够通过正向或反向遗传学途径,筛选和克隆涉及植物重金属超量积累(或降低重金属吸收)的关键基因,并阐明其作用机理。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植物耐受重金属毒害的分子机理,而且可为利用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提供新的基因资源,并为从源头上控制农产品食品安全提供新的技术途径。
于是,科研团队利用正向遗传学途径筛选和鉴定了一个拟南芥耐镉突变体xcd1-D,并克隆了其相应的基因MAN3,该基因编码一个1,4-糖苷水解酶。过量表达MAN3基因导致镉的耐受和积累,而MAN3基因功能缺失则该突变体表现出对镉敏感。镉胁迫诱导MAN3基因表达、增加甘露聚糖水解酶活性及甘露糖水平,从而激活谷胱甘肽依赖的植物螯合素合成途径上的相关基因协调表达,进而增加植物对镉积累和耐受。
如今,研究已经初见成效,发现了MAN3及其介导的甘露糖的新功能,首次揭示了植物响应重金属镉胁迫的分子调控机制,为土壤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基因工程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和基因资源。“利用此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定向增加植物对镉的积累和耐受,使其在受到重金属镉污染的土壤中仍可以茂盛生长,并将镉吸收后储存至液泡中。”曹树青介绍,“之后我们再对吸收了镉的植物进行处理,即可有效降低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
2014年10月,该原创性成果在线发表在国际植物学知名学术期刊New Phytologist,引发广泛关注。不仅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国内的一系列主流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和转载。
但这些荣誉并未羁绊住曹教授前进的步伐,目前,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一步研究针对砷、铅等其他重金属的植物修复机制,并致力于产业化探索,致力让更多的国人吃上放心粮食。
解决粮食安全,实际意义深远
民以食为天,华夏儿女自古以来就对粮食有着独特的情感,而到了现代,粮食也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危的重要问题,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物资基础。如何增强作物品种的抗逆性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此,曹树青教授认为利用转基因育种提高作物的耐寒和抗旱能力对粮食安全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经济意义。于是,他带领课题组开展了“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研究,即利用转基因育种等技术增强作物品种的抗逆性,提升植物对抗不良环境的能力,如抗旱、抗涝、抗冻、抗病虫害等。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对植物抗逆分子机理的认识及关键基因的发掘。他们以模式植物拟南芥为材料,通过正向和反向遗传学途径,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基因工程手段,筛选和克隆抗逆关键基因,阐明其功能,并用于作物抗逆分子遗传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