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毕业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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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108-03

[作者简介]程燃，复旦大学高教所硕士生（上海200433）

一、法律专业硕士的培养现状

据统计，在2012年度法学专业排名前十的我国高校中，2013年计划招收了2560名专业硕士，1844名学术硕士（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两所法学专业高校之外，其他高校的专业硕士计划招生人数均远远多于学术硕士，这导致了近几年法律专业硕士的毕业生大幅增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反，法律人才缺乏与过剩的悖论局面却依然存在。一方面，法律专业硕士在就业时面临一定的歧视，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许多企业、生产部门急需大批优秀法律专业人才，如外事、经管等方面的法律人才缺口尤大。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培养方式同质化导致法律硕士的专业交叉优势和就业优势消减，不被社会认同，就业困难。这一点从复旦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统计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职业分布情况（表2）可以看出，专业硕士毕业生中有将近一半人去了待遇相对来说差一点儿的民企，而学术硕士毕业生分布又很分散，没有实现预想中的提供博士生后备力量的要求，毕业后升学的只占了10%，其他人则挤占了专业硕士的就业空间。这反映了当前的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模式在适应市场需要、适应不同领域职业的需求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在国外，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在学位上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理念和规模则各有侧重与不同，相应的专业划分、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科研和论文要求、法律职业背景、质量评估体系等都有区别（理想的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如表3所示）。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背景下，不仅很多用人单位搞不清楚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之间的区别，就连高校法学院的教师也不能很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往往采取统一的授课模式。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培养目标方面，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有着不尽相同的培养定位。法学硕士设置的初衷是为法律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非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而法律硕士（JM）的培养目标是“为实际部门培养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传统的法学硕士教育更侧重于学术，而非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是法律家（即所谓的律师），也就是既有一定的法律功底，又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从业人员。法律硕士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重应用、重实务，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突出。相比于法学本科的基础通识教育和法学硕士的学术研究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是一种职业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面向各行各业的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方面。根据培养目标，法学硕士应当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而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对比复旦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所开设的必修课课程可以看出，法学硕士开设的方法课、对比课突出了研究型特点，而法律硕士所设课程与本科生课程较为接近，体现了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差异。但目前法律硕士的课堂教学基本还是遵循课上满堂灌的教育模式，依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内容也同样是侧重于理论，实践性课程的设置远远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因课程设置没有实现与其他学科和法学知识的有效结合，致使法律硕士的跨学科优势难以发挥。

科研与论文方面。由于两者培养目标的区别，法学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多强调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重视理论分析，而法律硕士的科研与论文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律原理和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应通过多分析实际案例来阐述理论。现实中，大部分高校法律硕士的论文要求与法学硕士没有实质区别，对两者的科研和论文要求混同。加上法律硕士的生源是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其法律基础知识积累不够，科研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导致其实际水平甚至不及法学本科生。这使得法律硕士不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影响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评价。

质量评估体系方面。英国大学的做法值得借鉴――法律硕士培养侧重在本科基本训练基础上提高实际运用技能，学生选课通常集中于某一专业方向，只需选择几门课程，并且一般不写论文，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获得学位，通常以法律实践能力为考察核心；法学硕士则需要写论文，但不需要修习过多的课程，通常以科研能力的提高为考查核心。这既适应了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又突出了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区别。

二、大学应该培养法学家还是培养律师

篇（2）

法律硕士（J.M）学位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不仅是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首先，它借鉴了美国的J.D法律教育模式，以弥补中国法学教育过分偏重学术教育、本科教育之缺陷。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都以“本”为本，基本上是从本科教育开始的，主要是一种学术教育而不是实务教育。而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为主。考虑到法学是一门涉及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经验性的学科，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了较为全面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因此美国的法学院一般会要求申请进入本院学习的学生必须要有一个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的学位。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弥补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带来的理论思维的浅显和社会实践知识的不足等等弊端。[①]

其次，从招考实践来看，法律硕士专业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都名列各高校报考研究生热门专业之前茅，最多的报考人数，最低的录取比例，法律硕士一时间成为考研招研的社会新宠，有些教学单位甚至提出要将法律硕士打造成为与MBA一样的金牌学位的口号，这一切无疑都证明法律硕士的设立合乎社会发展要求，其培养目标定位极端必要、高度可行。

基于此种目标，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着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但是，这种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然性要求与我国现行法硕教育的现实情况和培养模式之间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此结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2003年底进行的一次关于法律硕士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②]对目前法律硕士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叙述。

（1）目前我们在法学学位上实行的是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齐存的双轨制，对此有部分大学的法学院也正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但究竟法律硕士如何进行培养，还没有多少经验和制度设计，许多法律硕士教育单位中仍然沿袭和简单复制原有法学硕士、博士教育那一套，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缺乏创新，学习效果差，从而使得法硕教育和培养没有特色、缺乏应用性，缺乏特色和深度，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教授的话说，就是：“对于法律硕士，不知是当作法学硕士来培养还是当作法学学士来培养。我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给本科生上课，我知道应当讲些什么；给法学硕士上课，我也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就是给法律硕士上课，我不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套形式与内客俱佳的法律硕士教科书。即使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也存在争议。”[③]

（2）目前各高等院校法学院相对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其法律教育资源的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本来就十分有限，而面对研究生连年扩招的时代背景更是“捉襟见肘”，不仅使之在法硕招生收费和学生住宿安排等问题上屡遭质疑，[④]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法硕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这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律硕士制度的整体形象和社会评价。目前在校的法律硕士在被问及对法硕教育的总体感受和评价的问题时，只有2.25%的被调查对象感觉很满意，感觉良好的占17%，而感觉一般和不好的却分别占到41.1%和39.7%.而对于认为社会可能对法律硕士作出何种评价的问题，有67.3%的被调查者选择一般，25%的认为较差，而只有7%多一点的认为很好或好。

（3）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硕士教育体制与法律职业需求以及司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之间相互脱节，相对脱离法律实务，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联系较少，致使法律硕士的就业优势无法体现，成为法律人就业市场中的“鸡肋”。尽管有很多人呼吁尽快确立J.M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也已经有不少高校的法学院也为此进行了多项制度改革，将面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公安人员的社会就业问题，看成法律硕士教育的“指挥棒”和“晴雨表”。然而，由于其培养法律硕士的动机和方式均非为着满足实践部门的需要，而是偏重于理论性法学教育，培养研究性人才，加之学制较短，法学知识的传授尚不全面，故此在法律硕士的就业问题上，同法学学士、硕士以及法学博士相比较，总处于劣势，形势不容乐观。在调查问卷中，当在读的律硕士被要求就自己的就业前景对作一个预期时，问卷一中58.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乐观；而对报考法律硕士者的调查问卷即问卷二中则有76.3%的认为就业情况会一般。

（4）除了在培养应用性和高法律素质的法硕人才方面尚有欠缺之外，宽口径和复合型这两项要求也还需进一步落实。尽管法律硕士学生分阶段涉猎了两种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而普遍（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理应属于复合型人才，但也有40.2%的人认为自己的法律理论基础薄弱，同法学硕士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另外，对于如何将法硕阶段的法律知识学习与原背景专业相结合的问题，回答说不知道如何结合的竟然占到53.8%.

显而易见，法律硕士研究生报考的高热度与社会对法律硕士的满意度并不成正比，二者之间也绝非简单的数学公式。当前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按照法硕培养目标来建（重）构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改变法硕培养中的“本科化”局面，变单纯“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为学术教育（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和实务教育（法律硕士）并举，并形成按照两种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执行的两套可操作的培养方案，最终实现培养目标和培养实践的平衡。

二、建设结构合理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

在攻读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课程体系的科学设置问题。课程体系设置的基本宗旨，就是安排结构合理、循序渐进、互为支撑的多门相关课程，实现法硕教育和教学的目标。课程设置的关键就是把握好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之间的平衡，把培养学生的法律理念和习得法律实务技术结合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针对法律硕士课程设置这样一个学生反映比较多的问题，[⑤]人大法学院针对实践要求，对课程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改进课程设置，调整教学计划，使学习更具系统性。按照法硕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需获得学位课程总学分保持在45学分以上（其中必修课不少于30学分，选修课不少于20学分）的基本要求，在开设通行的法学必修课之外，注意做到：（1）系统开设多项程序法使之同实体基本法相配套，如民诉、刑诉、仲裁法、行政诉讼法等）；（2）对于各个实务性部门法，均安排相关案例法选修课（如民法案例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民诉案例分析、刑诉案例分析、经济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等）；（3）案例课采取法学院教师与外聘实务人才相结合授课的办法，发挥两个积极性；（4）专门就法学新兴应用学科和社会热点领域开设选修课程（如法律经济学专题研究、信托法、房地产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物证技术学等）。这样一来，尽管法硕招生数量和规模仍相对较大，但是通过面向法学实务，每学期滚动开设近30多门的任意选修课程，既有利于学生各取所需，方便选课，又确实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了他们从事法律实务的能力。

当然，围绕着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组织的其他环节也要与之紧密配合，一体改革。其中包括：（1）选任合格的、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主讲教师，合理安排指导老师，改变法律硕士学生没有导师的现状，在选择指导老师和专业方向方面，应该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而不是靠抽签或指定的形式，应该充分发挥指导老师制度的积极作用，如建立导师与学生的固定联系制度，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和处理案件的活动等等；（2）加强教材建设，组织优秀、精干的法硕教育专家（包括一定数量的资深律师、法官以及立法、执法人员参加）编写一套适合法硕培养需要的专用教材，并同司法考试与培训书籍相互配套；（3）鼓励法律硕士同学学以致用，与法律实务部门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和普法活动，还有就是由法学院统一组织以法律硕士同学为骨干的模拟法庭活动；等等。

针对学位论文问题，我认为按照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在修满必要课程学分外，获得学位的最终环节不应以撰写毕业论文为唯一条件，也可以是某种调查报告（如案件调查、立法调查等）、毕业设计（如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等）甚至于某种特殊贡献（法医学鉴定成果、证据认证方案等）。而论文也不应强求多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而更应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选题一般要具体、应用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三、推进密切联系实际的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硕士的教育方法有待改进，这个比例占到了69.2%，此外还有27.8%的人认为目前（2003年前）的培训方案很糟。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设计问题，有73.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与法学硕士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我们对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是非研究性专业，换句话说，它要培养的是法律实务人才，而不是理论家（当然也有不少法律硕士选择考博或立志做研究，但由于其比例极少，暂不讨论）。所以，在法律硕士的教育中应该突出其实践性和针对性。在这方面，法律硕士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问卷一中，在问及法律硕士相关教学方法的缺陷时，有61.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用性不够，56%的认为针对性差，而在问及所钟爱或认为适合的教学方法（多选）时，案例教学法排到了第一位，占78.6%，61.3%的人选择小规模教学，59.5%的人选择互动式分组讨论，54.2%的人选择情景模拟教学。同样，在被调查者的建议中，多数也反映教学没有针对性，教师没有考虑到法律硕士的特点，即各有特色的专业背景，而是“一视同仁”。

对此，我们要认真改进教学方法，使其更适合法律硕士的特点。这样的改进方案，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2）改变现有大班（通常是200人左右的大教室）授课制度，采取小规模教学模式；（3）法硕分班分组，在课前、课中、课后均进行互动式分组讨论；（4）针对具体法律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采取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等等。

法硕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时普遍感觉到，法律的概念、规则、制度、法律条文都非常抽象，其之所以抽象，因为这是法学家们通过长期对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进行抽象逻辑思考后归纳整理出来的。对于这些抽象的法学（不仅是法理学，还包括民法、刑法等各个部门法）理论，单纯的死记硬背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一个法律制度，学完以后，能说出其中所涉及概念的定义、法律特征、构成要件，可一遇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依旧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案例分析”方法就是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法学理论真正与法律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的桥梁，它非常有利于培养法硕学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具备的能力。

以民法的案例分析教学为例，首先，对于初学民法的学生来说，应该选定一到两本非常简明、清晰的民法学教科书，认真读上几遍，对书上讲到的民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制度都非常清晰的通盘了解。这是下一步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对民法理论掌握成都的根本前提。然后，学生们可以在得到老师的指导帮助或聘请高年级同学加入的前提下，组成案例分析小组，三五人或七八人都可以，从一本好案例分析的书籍（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从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公布的案件）中选择一个案子，发给参与讨论的同学。获得案例后，由小组选出一位负责的学生将案例材料复印分发给大家，同时规定一个时间，让大家各自研究，写出案例分析报告。等待开会讨论的前四五天由这个负责的同学收上来，交给老师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邀请到的法学硕士），由他们选择一到两个主题发言人。在开会时主题发言人先就各自对案例的研究做出主题报告，其他人既可以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冲撞砥砾，好的思想观点自然脱颖而出。会后参与讨论的全体学生中分析的不正确的同学应该应反思自己为什么分析的不对，找出原因，发现问题，然后查找资料，进行核对，进而重新学习没有理解透彻的民法理论，此时他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的。如此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穿梭于法律与事实之间，循环往复，持之以恒，就会有非常大的长进。

四、完善面向就业和社会需要的法律硕士管理和评估体系

（一）从法律硕士的管理体制上讲，招生规模问题、学制问题以及收费问题至为关键。

首先，关于招生规模的问题。对此目前学生们的反映比较大。在问卷一中，有51.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适当缩小规模，44.2%认为应该大规模削减，只有0.6%的人认为仍有扩大招生的余地。实践中，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学校盲目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把法律硕士视为“创收”的重要途径，法硕人数的激增必然导致听课效果的降低。尽管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最近作出了继续扩大硕士招收的决策，但如前所述，考虑到目前各高校现有教室、教师等教学资源相对有限，捉襟见肘。因此，一味地扩大招生规模，只会进一步降低法硕培养水平，导致低水平的教育和低水平的就业二者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的招生规模条件下，不再认为扩大，而是进一步改革挖潜，优化资源，合理安排教室，最大程度解决法硕教学“座位紧，上课难”的具体问题。

其次，就法律硕士的学制问题，有6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用三年的时间读完该专业，只有13.8%对目前的两年制感到满意。在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反映，两年的时间对于法律硕士是远远不够的。对此许多任课教师也是这样反映。法律硕士入校后，除去写论文，找工作，真正学习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甚至不到一年，而即就是在这短短一年里，也无法进行深入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改革法律硕士目前实行的两年学制为的弹性学制，一般毕业为2～3年，个别人提出延期答辩的还可以再行延长。在实际操作中，应该针对法律硕士不同的背景，实行不同的或相对灵活的学制，平均下来，一名法硕学生在校修完50学分，应该花3年时间，其中优秀者，则可以提前申请答辩拿到学位。

最后，关于法硕收费的问题。有超过89%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收费偏高，10.1%的人认为适中，0.6%的人则认为收费偏低。尽管各高校的教学水平、所处地域、市场平价等具体情况都有不同，从而导致法律硕士收费不一。但也应该按照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认真讨论，关键是要做到培养费的收费透明化，然后依靠人才使用市场的供求来决定最终的收费。

篇（3）

[中图分类号]G64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6―0111―03

[作者简介]王满生，谷声燕，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2)

我国自1995举办法律硕士学位教育以来，已经走过了16年的历程，法律人才匮乏的困境基本得以缓解。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体现了阶段性、政策性与探索性等特点，但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用性依然不够。面对新形势，如何解决好法律硕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制定法律硕士发展规划，既是广大法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更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层决策部门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1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主要基于法律人才市场供求的变化，体现了阶段性与探索性特点，教育的规律性实现不够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成功举办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家对法律人才的紧迫需求。由于建国后长期对法律不重视，法律教育与科研人才十分匮乏，实践中出现了法律人才十分紧缺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逢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时期，中国急需大量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警察。而当时的教育机制、招录结构无法满足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借鉴美国的JD教育制度，开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以缓解司法人才的紧缺情形。。国务院学位办于1995年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列为法律硕士首批试点单位，招收法学与非法学本科生，分类培养。1998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正式招生。从2000年开始限制法律本科报考法律硕士。经过这次调整，法律硕士教育的二元模式正式形成0。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决定通过部分高校法学院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经过公务员公开考试招录的本科生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在校学习一年，再经过一年的实习，回到原招录单位工作。这次招录主要是基于培养的法律人才无法满足司法机关的需要，反映了供求的局部不平衡。2009年教育部的《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在报考法学硕士的研究生中。调剂一批学生攻读法律硕士(法学类)，学制两年。这次变化主要是因为法学本科毕业生难以就业，而法律硕士招生有限，放宽法律本科报考法律硕士更有益于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所以，我国法律硕士招录政策变化体现了法律硕士教育中的探索性、政策性等特点，其发展始终伴随着来自市场供求矛盾的压力，而较少基于法律硕士教育的规律性。

2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借鉴了美国JD教育经验，实践中遇到中国国情的强力阻抗，体现为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教育的趋同化

我国法律硕士的教育借鉴美国的jD教育的成功经验而设置，美国不存在高中起点的法律本科或者法律专科教育，所有学习法律的人都是非法律本科毕业生，经过考试和考核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律，目的是培养复合型与应用型人才。在美国，法律教育被看成是一种精英型教育，法律与其他专业不同，入学的门槛更高。就其教育的性质而言，赋予了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从其受法律教育的层次上看，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法律本科，即为初次法律学位教育者。相比之下，中国有着比较严格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体系，在举办法律硕士以前，我国就已经有了法律本科、第二学士学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之间存在着层级性，前一学位是后一学位的基础，具备了前一学位方可申请后一学位的学习．学位的不同意味着待遇的不同，其等级性十分严格。我国的法律本科招收对象为高中应届毕业生，法学硕士招收已经具有本科学历的学生，法学博士招收的是已经具有硕士学历的学生，其专业限制只是各个培养单位自己作出的一定要求。如果借鉴美国的JD教育招收非法律本科生，学习三年后再授予学士学位，在中国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虽借鉴了美国JD教育的招生模式与培养目标，保证了非法律本科专业的学生报考，但在学位授予方面，我们不得不本着中国现有法律教育的国情，在三年受教育后授予法律硕士学位，享受与法学硕士同等的待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高校主要从事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并无培养应用型职业性法律硕士的师资、图书资料、法律诊所，导致法律硕士教育与法学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应用性区别并不明显，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法律实际能力的养成等各个方面区别不突出，造成两种不同培养目标的人才采取相同的培养模式，其区别依然是因其开始报考时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

3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采取了从试点到正式举办再到逐步推广的策略，法律硕士教育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道路上，基本沿袭了我国改革的一般思路，即从试点到正式举办，最后到逐步推广。我国最早的法律硕士是在1995年开始试点的，最初的试点单位为8所高校，2001年全国试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高校为28所，2009年已经达到115所。为了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两届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并于1996年、1998年、2006年三次制定与修订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入学考试从最初的多元到逐步统一。1995年根据报考者是否拥有法律本科学习背景，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入学考试科目。1997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全国统一命题。2004年起法律硕士的命题与考录工作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1996年招生人数为488名，1998年为1072名，1999年为3 100名，2000年为5 360名，2001年为7 392名。据各校历年的招生简章统计，截止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非法学法律硕士招生数为345人，法学类法律硕士为330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类法律硕士为200名，非法学类为200名；中国人民大学非法学类法律硕士为200名，法学类法律硕士为90名；北京大学法学和非法学类法律硕士共300名。数量不断扩大，规模效应逐渐凸显。经过十余年法律硕士招生培养工作的探索，教育主管部门不断从实践中调研，总结办学经验，发现问题，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进一步趋向科学与规范。

二、现阶段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法律硕士的培养规模急剧扩大，特别是2009年法律硕士开始招收应届法学类考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多种形式并存，法律硕士的培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难题。总体而言，我国现行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职法律硕士、第二学士学位多轨并存，亟待调整规划

我国法学教育主要是197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存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导致法律人才极度匮乏。为了充实国家司法队伍，解决市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必须采取一定的短期行为和一定时期的政策，在职法律硕士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可以认为是国家在短期满足司法人才的一种救济措施，而法律硕士却可被视为是一项较为长期的行为，而法学类法律硕士招生也被看做是一项比较仓促的行为。为了满足市场的急需采取的某种应急措施，必然与长期发展起来的符合教育规律且比较稳定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产生冲突。法学第二学士学位在入学基本条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与法律硕士要求一致，只是在学制上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两年，但法律硕士待遇为研究生，而法学第二学士是研究生班，两者存在着冲突。法律硕士与在职法律硕士两者也存在着冲突，法律硕士招收的是非法律本科学生，而在职法律硕士从最开始只允许有五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在职人员报考，逐步放开到有三年工龄的法律实际工作者。前者为学历教育，颁发研究生学历与学位证，后者只是颁发学位证。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类)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生源背景与学制不同，法律硕士的生源为非法律本科学生，法学类法律硕士招录对象为法律本科学生，非法学类法律硕士学制为两年，法学类法律硕士学制为三年。除此之外没有多大的区别，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上体现不出其特色。特别是法学硕士研究生大量的扩招，由于高校的饱和以及博士数量的增多，法学硕士已经无法寻求科研性岗位，转而与应用型法律硕士展开竞争，造成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相互重叠，无法凸显不同类别的优势，多元型模式亟待重新调整规划。

2　我国高校的优势在于培养学术型人才，而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难以担负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重任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在教育性上应该是成功的，但是在法律性或者说职业性上，则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我国现行高校评估体系上来看，高校的排行主要取决于课题与发表的论文上，对于教师的评价也主要在于主持课题与发表文章数量上。高校关注的是其在行内的排名，教师关注的则是其职称，上课很好但是一辈子评不到职称的大有人在，但上不好课照样可以评教授。由于科研的压力和繁重的教学任务，法学院教师难以深入到实践中去从事法律实务，况且在中国的现实中，不是拥有司法资格的教师人人都能接到案子。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发文禁止教师兼职从事实务工作，这样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对于定位为研究型与学术型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来说，既能发挥高校教师的优势，又能让教师的学术得到较好的传承，秉承师徒关系，所以法学硕士研究生更受教师的青睐，其教学质量也较为令人满意。相反，法律硕士教育由于定位为职业性与应用性，很少教师有比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即使一部分有也被视为是不务正业拼命赚钱的兼职律师教师，这部分教师在学校基本上是被排斥的。另外，这些教师也基本不会将自己在江湖上的一套经验教给学生，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由于这部分教师整天忙于接案、办案，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业，难免生出浮躁之气，学生难以从这些教师身上学到职业技能。有些学校聘请一些实务界人士来给法律硕士上课，施行双导师制度，但是学校往往计算其办学成本，有经验的检察官、法官、律师也往往不会因为学校付几十元甚至几百元钱一节课的薪酬去上课，因为他们大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双导师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学生往往只能联系到学校的导师，难以联系到实务界的老师，实际上也是徒有虚名。从总体上说，高校难以担当应用型法律硕士培养的重任。

3　由于法律硕士与法律职业之间认可机制的欠缺，公务员招考岗位设置对法律硕士有一定歧视，导致其应用性优势未能充分展示

1995年的《关于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将法律专业硕士定位为“具有宽口径、复合型、外向型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要求能够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和有关管理工作”。但是法律硕士教育缺乏一个政策性或者说法律性的职业认可机制，与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竞争时没有体现其优势。1995年出台的《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规定：“建议中央政法主管部门在制定有关职位岗位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时，对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取得相应职务方面有一定的考虑。”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六款和2001年《检察官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分别规定，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即可获得法官和检察官资格。但是随着《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所有法律执业者均需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导致相关的待遇无法兑现。另外，根据《国家公务员法》，法律硕士要成为检察官和法官的也需要通过统一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这样法律硕士的应用型和复合型特点在择业时没有得到展示、发挥，与自考、函授本科、全日制本科、法学硕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同时对于高校的法律硕士教育，国家没有一个整体的评估体制，图书馆书籍、师资配备、实训基地、法律诊所、社会评价等各校参差不齐，导致法律硕士教育在高校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高校创收的一条重要渠道，法律硕士教育质量堪忧，法律硕士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三、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改革思路

1　理顺多类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关系，大力发展应用型法律硕士教育，适度抑制法学硕士招生规模

大力发展法律硕士教育，是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设置之初的基本指导思想。1994年国务院学位办的《关于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几点原则意见》指出，“在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创设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将与法学硕士双轨并存，以适应人才培养的不同需要，并使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体制不断发展。从发展目标上看，随着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学科研人才主要通过博士生教育来培养，法学硕士将逐渐减少，最终与法律硕士专业并轨。”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亚杰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二十年，我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目前，我们正努力进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力

发展专业学位，大力培养应用性高层次人才。”2009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基本是以面向实际应用为主，教学科研人才更多是来源于博士研究生，必须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逐渐将硕士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与法学硕士教育规模扩招相比，法律硕士的扩招速度比较缓慢，从招生总量上来看，很多学校法学硕士人数依然大于法律硕士生人数。由于高校科研机构所接纳的基本上是有博士学位的法律人才，法学硕士只能进入其他应用领域。法律硕士扩招与法学硕士限制发展成了必然，但法学硕士培养实际上为高校之优势，快速地限制甚至取消发展将对整个法学教育发展不利。笔者主张不受理新增法学硕士点的审批，同时对于现有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应该进行数量限制，将所有新增的硕士点用于法律硕士专业的审批，将所有的新增人数用于法律硕士点的招录。再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将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并轨。对于两种不同类别的法律硕士关系的处理，笔者以为应该维持现有状态，因为现有中国法律本科生数量庞大，限制法学类招生，同时法律硕士又仅招非法律本科，必然堵死更多法学本科生的求学之路。严格限制法学本科招生也将导致我国高校很多教师失业、教学资源严重浪费，不利于法学教育的长久发展。

2　坚持以高校法律硕士培养为主体，发挥司法部门的职业能力优势，探索法律理论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分离的新思路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高校是以学术为基本导向的，教师注重学术，法律应用能力弱，难以承担法律硕士培养的重任。但是法律硕士又是以培养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为宗旨的，如何协调其矛盾成为难题。笔者以为，从长远看，将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分离，由高校承担其法律理论教育功能，由法律职业培训学院承担法律职业教育功能较为合适。法律硕士的第一学年由录取学校承担其法学理论教育，进行一定的学术训练，第二学年由专门的法律职业培训学院进行职业能力培养，第三学年由仍然由高校承担其毕业论文写作以及相关毕业工作，实行由高校和法律职业培训学院共同培养的机制。这种分离培养必须是实质性的分离培养，职业培训学院必须为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导师，有专门的学院教师进行管理，调配实习单位，设置专业课程，一年后经过课程考试和业务能力考核，进入第三学年的学习，学生毕业文凭上可以加盖毕业学校和法律职业培训学院两个单位的公章。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职业机构的培养能力，可以由各省的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以及律师培训机构担负起临时培养的职能，因为这些机构比较规范、师资力量也比较强，能够承担法律硕士的培养职责。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机构合并，共同组成法律职业培训学院。

3　增加高校法律硕士办学的压力，定期进行评估，严格实施法律硕士教育资格的淘汰制度，提高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论法律硕士如何改革，实际上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培养的人才上，要适销对路，要靠质量取胜。十多年来，法律硕士教育取得了很多成绩，培养了很多质量上乘的毕业生，但由于从事法学硕士培养的高校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导致在实践中法律硕士的认可度依然有待于提升。提高法律硕士的教育质量，除了前文所言的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分离的思路以外，合理的评估制度与资格淘汰制度也是不可缺少的。现有的法律硕士培养评估只在于法律硕士培养的资格准入制度，除此之外，没有比较细化的评价制度。笔者以为，在完善现有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要细化法律硕士培养的评估制度，包括图书资料、师资配备、毕业论文指导情况、就业情况、社会认可度，并定期检查，对于不达标的应该予以黄牌或者红牌警告，限制招生或者停止招生，以此来达到迫使高校重视法律硕士培养的目的，彻底改变以法律硕士招生作为牟利手段的做法，让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教育并轨，并最终成为向实务界和博士阶段输送人才的唯一硕士通道。

注释：

①霍宪丹．法律硕士教育定位的背景和基础[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3)：5．

②王健．招生政策的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口]．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春季卷)：296．

③④⑤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lO一16；96，217，265，329；175．

篇（4）

即将进入社会，张天一发现自己的身份就要变了，过去事事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如果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买车买房，付出的机会成本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三线城市。张天一畏惧每天挤两三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可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如果问妈妈，除了当律师、坐机关，恐怕只有出国这第三个选择了。

这一天，张天一到驾校学开车。仅小学毕业的教练笑呵呵地告诉张天一，工作很好找，他还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教练对张天一说，他原来是开出租车的，钱挣得多，可为了图舒服，就当了驾校教练。这次无意中的对话，像一阵清风打开了张天一的心窗。他突然间豁然开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是谋生手段，那我的谋生手段比一万条还多，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

可到底做什么好呢？直到有一天，张天一看到一部日本纪录片，讲述的是“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故事。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89岁，研究如何做好寿司五十多年，他的寿司被誉为“值得花一辈子排队等待的美味”。张天一想，一份不起眼的寿司，甚至难登大雅之堂，充其量也只是为稻粱谋的小买卖，可是人家做了一辈子，在八十多岁时也没放弃，他因此才被称为神。张天一将这部纪录片反复看了多遍。小野二郎的成功，深深刺激了他。在他的职业选择框框里，这无疑是一个无比鲜活的样本。

给张天一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他的导师吴志攀对他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提出的批评。

张天一这样写道：“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了。”结果导师批评了他。吴志攀说：“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张天一恍然大悟，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用心去做好，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张天一在电话里和妈妈讨论就业问题，以北京东三环国贸桥堵车为例：“国贸是个好地方，人人都想去，但是你看人人都想去的好地方，结果可能并不是大家都能到的地方，直接堵在路上了。我是急性子，堵车会让我着急，体现在我的人生选择上，我会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主流的路，可能别人会认为绕，但是我知道这条路不堵车。”

为了人生“不堵车”，张天一决定选择自主创业。 经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小到大，张天一都有些与众不同。高考那年，张天一未按常理出牌，写了篇文言文。可阅卷老师没时间细细研读，结果，作文得了零分，张天一的北大梦碎，只好就读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他曲线求学，考入北大法学院，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

大一暑假，张天一和妈妈要6000元钱“下江南”，遭到妈妈的拒绝。他发现，经济不独立，思想也无法独立。于是，大二那年，张天一辞掉学生会主席职务，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天一碗”饺子店，没想到生意红火，后来他一口气开了三家连锁店，捞金80万元，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除此外，张天一还在国家机关做法律顾问，推销保险，摆过地摊，甚至装过乞丐。他写的《我本科期间做过的十种职业》红遍网络，被许多年轻人顶礼膜拜。

2014年春节，张天一对妈妈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小野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

张天一很快行动起来。2014年2月，他回到老家常德，带着表弟吃遍了常德市区所有米粉店。最终，他们敲定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软磨硬泡，拜师学艺。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张天一学会了所有工艺，还买到了祖传配方。他向师傅承诺，绝不在常德本地开店。

张天一回到北京，成立了最初的“四人组合”：24岁的周全，早在深圳有稳定工作；25岁的柳啸，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硕士；25岁的宋硕，放弃了美国高校MBA全额奖学金。几个都有着“另类创业思维”的年轻人拿出15万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

4月4日，张天一的“伏牛堂”米粉店在北京东三环中路环球金融中心正式开业。

开业前，张天一的妈妈才接到邀请函。她冷静地问儿子：“为什么要选择餐饮？”张天一告诉妈妈，他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件事。选择餐饮，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社会再发达，也离不开餐饮。他还说，他考察了雕爷牛腩、黄太吉煎饼等，发觉用互联网思维做传统行业机会很多。既然儿子是经过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应该尊重他。

开业当日，张天一的妈妈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出乎她意料的是，儿子不仅做出了正宗的牛肉粉，还采取了特别的经营方式，由于店里没有服务员，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分类放好，伏牛堂会回馈一份水果。妈妈乐了――这是法律里的利益均衡，互动的公平精神。妈妈感受到了儿子的严谨和踏实，欣慰地说：“妈妈服了。”

6月25日，距离张天一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还有三天的时候，北京朝外SOHO“伏牛堂”第二家连锁经营店开张。张天一在开业仪式上说，到年底前，仅朝外SOHO店，就要卖掉10万碗粉，用掉7头牛。

这个宣言雷倒了北大师生，也有网友觉得他在炒作，然而事实却是最好的证明。从开业起，伏牛堂米粉店的顾客是应接不暇。伏牛堂连厨房带收银台和餐位，总共才37平方米，却用84天的时间卖出了14362碗粉，有回头客，也有带着好奇心来的，口碑就这样树起来了。 总理为他点赞

然而，突如其来的盛名，让张天一和创业伙伴一下被置于放大镜下。有媒体解读张天一，说他是北大硕士生意才如此好。也有人质疑，张天一学习了6年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是不是资源浪费？

事实上，张天一的创业结合了经验、兴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施。张天一喜欢美食，北京的美食他尝了好多，对美食很了解，对常德津市米粉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也很清楚，还写过美食文章。

张天一觉得法律学习带给他的，是帮他掌握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去做互联网，也可以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也可以。”

张天一也通过互联网吸引顾客。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建立了8个QQ群、3个微信群，他们的微博也有一万多的铁杆粉丝。张天一说：“互联网固然重要，但米粉好吃才是最关键的。”张天一说，他们没必要非得满足北京城数千万人的胃口，通过互联网，能精准地找到那三四十万在北京生活的湖南人，让顾客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就够了。

有一天，伏牛堂米粉店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阿姨。她说：“我是常德人，定居北京16年了，听说你们米粉做得地道，想来尝一碗。”一碗汤面很快见底，喝完最后一口，老阿姨意犹未尽地咂咂嘴：“有家乡的味道。”更让张天一感到意外的是，老阿姨说：“小伙子，如果你们不嫌弃，阿姨愿意在你们这里做义工。”

对张天一来说，开米粉店不仅是谋生创业的手段，更是一群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情感，对未来的梦想。张天一的“壮举”赢得了原北大校长周其凤的肯定。周其凤说：“北大学者从来都不是一个声音，北大也不同意只提倡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只有一朵花的世界是不美的，我们提倡百花齐放。”

2015年5月7日，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会客厅里，张天一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握着这位“90后”的手，问道：“你衣服上的‘霸蛮’是什么意思？”张天一回答：“这是湖南方言，意思是拼命三郎。有一句俗语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作为伏牛堂的品牌口号，希望团队有这种精神。”听完，脸上浮现笑容，点点头说：“我为你们点赞，加油！”

2016年初，张天一带领团队进行多次头脑风暴，想把米粉店开到国外，比如伊拉克、老挝、朝鲜、日本。他们正研究这些国家的法律政策，争取早日实现梦想。张天一还说，希望有一天，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而是尊重每一个岗位，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编辑/纤手暖

30-32半

娄乃鸣是“全国十佳”导演，曾连续12年担任央视“春晚”小品总导演，执导的《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闲人马大姐》等影视作品，堪称经典。丈夫孙文举是娄乃鸣的下属，比她小7岁，癌魔来袭，小丈夫不离不弃。在外人眼里，这对年龄、外表不般配的夫妻，却将婚姻演绎成一曲温馨和谐的双人舞……

周末临近，有单身同事在群里发起周末武汉看樱花自驾游，闲来无事，报了名。 启程时，意外看到橙。

没以为她会去，原因很简单，橙去年刚刚做了母亲，如今，女儿不过一岁，正是最依赖她的时候。而在我的概念中，所有年轻妈妈，这个时段几乎把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孩子，寸步不离。包括曾经的自己。

印象中，橙也是个典型的新妈妈，聊天时，话题总会不由自主转到女儿身上，说起女儿，万千柔情。所以，并未想到耗时两天的旅行，她将女儿留给家人，说走便走了。

暗忖，橙或许一时兴起，出来了，恐是不能安心吧。

却并不。三四个小时车程，橙并未如我所想，频频打电话询问女儿境况，亦无片刻心神不宁，一路上，悠然自在地听着音乐看途中风景。抵达目的地，橙更是欢呼雀跃地观赏繁盛花开，惊喜、拍照……专心致志独自安享这美好时光，不被任何事物打扰。

夜晚，几个人在繁华的街头夜市吃小吃、喝啤酒，兴之所至，同行的三个女子，都喝至微醺，包括橙。频繁地推杯换盏中，橙跟我们聊眼前美食，聊当日美景，并无只言片语絮叨家中小女，亦未拿出手机炫女儿照片，仿佛，此刻的她只是一个单身女子，安享一场出游的盛宴。而直到深夜，回到酒店房间，才听她在打电话询问了先生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