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7 15:02:2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少儿保险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篇（2）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年的数据已达到523%，较1992年增加12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2000年到2008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3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长408%；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长476%；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长587%。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和Cao（2004）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2）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
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2009）和汪伟（2009）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2009）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0124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2009）对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系。另外，由图2和图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别是在城镇地区，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在这里被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却有着正向影响。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本文借鉴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时考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关系，特别关注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另外，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财政手段的影响举足轻重，例如税收与财政支出会影响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因此居民储蓄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规模或支出规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财政政策这一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图2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图3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时纳入财政政策，故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农村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在解释变量里面，我们首先选择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依据Horioka和Wan（2007）具体选用少儿抚养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抚养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差别，这里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其次，我们选择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以上解释变量为核心变量，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计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必要的储蓄率保证，因此这里引入GDP增长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故应该纳入表征转型特点的指标，故引入第三产业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产业比（trans_rate）以控制转型国家数据模型的稳健性；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居民储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关系，故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将纳入城市化指标（urban_rate），具体使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度。
以上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财政政策影响，受个别省份的财政收支数据的限制，省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从1999年开始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献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这里为了对比其结论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为主。（3）根据图2和图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高储蓄率的真实相关性。
本文使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个影响机制中，特别引入了财政收支比重，以分析当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这个由图1就可看出，但再观察图2和图3就会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储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并且这个特点在城镇地区极为明显，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变化有关联？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际财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财政手段是否构成对“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城乡储蓄效应”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储蓄率的关系，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为基本回归方程，意在分别考察忽略财政政策时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然后引入控制变量：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个指标，同时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两种抚养比，以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针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计算财政收支规模的最优门限值，为后面的财政收支区间分析作准备。
根据模型（1）和（2）可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非常显著，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两种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形成巨大反差，这与图2所显示的特点是一致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个情况刚好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相反，这说明人口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稳健性起见，模型（3）和（4）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602减小至0575；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559减少至-0781。数据虽有少许变化，但总体上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原来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是稳健的，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结果相反。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在影响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几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二三产业比，它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81和685，前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次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这说明影响城乡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产业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的转型特点对储蓄率的积累特性，其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系数较为显著，但在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二三产业比更适合控制转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长率在城镇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方面却未通过检验，为此我们对模型（3）和（4）做了GLS回归，结果表明，该系数的t值概率分别为0509和0031，城镇居民方面未通过检验，而农村居民方面却较为显著，这个城乡差异不足以说明GD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结论相反。城市化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这说明，城市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城镇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农村地区不明显，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财政政策影响的情况，城镇储蓄率方面，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644，财政支出系数为-0706，两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易见收入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规模的扩张却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较大。农村储蓄率方面，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也较为显著，系数正负与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个控制变量中，只有二三产业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415，而财政支出系数为0748，容易发现这与城镇储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据模型（3）和（4）可知，引入财政收支比重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力度仍较强，同时财政收支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下面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由此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根据我们计算的财政收支规模门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过分析不同的财政收支区间来反映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不断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税收规模为465%，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713%，城乡储蓄率存在着相反的特点。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只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支出规模为399%，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剔除数据后，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标准差为757，最小值为851，最大值为5576，平均来看，财政收入比重没有超过465%，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影响。类似的，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最优税收规模为399%，而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也未超过这个门限值，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省际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601，标准差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来看，财政支出比重远超过门限值86%，故验证了表1中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储蓄率的系数值-0559。
根据表3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84%，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也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支出规模为86%，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无影响。
从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的制约，不同的税收规模与支出规模可能对应着相反的储蓄率效应。另外，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会对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发生冲击，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17］在这个宏观系统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平衡着储蓄与消费的互动，比如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如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增加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消费减少，从而改变了居民的储蓄水平。（2）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在年轻时会多储蓄而到年老时就会拿出储蓄部分来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应使得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3）人口老龄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中位数大幅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收入就会随之减少，因而储蓄也相应减少。［18］
但是，根据中国数据的测算，结合表1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大，而使农村居民储蓄率不断减小，可能的解释如下：（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以城镇职工为主，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障，即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责任共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改革在制度和标准上都不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趋势较为严重。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共有1900多个县级统筹单位，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正在试点的新农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同时存在多种制度。另外，没有纳入试点的农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个人养老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远不如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制度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老年人的收入不减，近年来政府又提高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使得城镇老年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故其储蓄份额有所增加，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故农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远远不如城镇居民。（2）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这在城乡都是一致的，但城乡就业岗位性质的差别在于，城镇地区的岗位多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农村地区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城镇老年人仍可以有机会或有时间继续工作，以获得薪金收入。而农村老年人就会因身体的原因而走下岗位，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城镇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农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储蓄的重要来源，因而农村储蓄率必然下降。（3）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政策，［19］因而较容易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较多地使城镇老年人受益，而使农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却明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农村地区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在城市地区却无影响，可见财政压力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财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减少，这就影响到其储蓄水平。
关于少儿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少儿年龄人口不具备劳动能力，因而没有收入来源，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使得社会负储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少儿年龄人口。然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抚养小孩成本的城乡差异。一般认为，小孩需要抚养的阶段是指从一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抚养一个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产前费用、生产费用、衣食住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期的费用，而我国城乡地区在这些成本支出项目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线为594286元，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线为196801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3312%。［20］这说明农村整体上的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城镇的高消费水平使得城镇家庭抚养小孩的开销大大增加，从而可储蓄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农村因其较低的消费水平而较小地影响其储蓄能力，但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储蓄效应系数为正数，也就是说，小孩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储蓄水平。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农村一直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所以农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保证自己老了有人所养。（2）财政政策影响。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税或消费税的调整，很容易使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发生改变，而这却较小地影响到农村劳动者，因而抚养小孩数量明显会造成城乡家庭储蓄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所具有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消费性支出的挤出效应）会影响到城镇居民而不会影响农村居民，因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比较大，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改变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比例，从而传递到居民部门，影响其储蓄行为。（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体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这个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加之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转型调整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到储蓄能力。从以上原因来讲，我国高储蓄率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储蓄的减少，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单凭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的增长而忽视中国发展阶段的实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释放直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国家调控的方向应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为主，这些措施虽然看似较为传统，但考虑到中国高储蓄这个发展特点，它们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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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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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篇（4）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从经济学上讲，人身保险需求主要是针对消费者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即保险的有效需求。这部分需求是人身保险商品使用价值量指标，可以用人身保费收入来表示。用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截止到08年底，我国的人身保费总额收入已经达到7337.7亿元，增长十分迅速。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总体上看保险深度（保费收入与GDP的比值）和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支出额）也得到了提高，前者从1980年的0.1%上升到3.26%。后者则从0.47元上升到735元。相比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是8.97%，日本为11.07%，印度是2.86%，而保险深度在8%左右的是发达国家，6%左右的是中等发达国家，4%的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1988-2008年）
从1978年恢复我国的保险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人身保险需求抑制被释放，得到大幅度增长，1992年中国保险市场开始对外开放，美国友邦保险子公司在上海设立，国外保险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而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更加面临新的挑战跟竞争，各保险公司在竞争中优化管理努力创新险种，提升服务质量，使得我国保险业更加成熟与有效。
所以不管是从保险深度跟保险密度的数据上来看还是从保险业的发展市场来看，中国的保险需求都潜藏量巨大。
（二）影响人身保险需求的因素
1、文化制度因素
我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部分国民都有，相信神权。大部分民众对保险感到陌生，对于风险的防范或者控制，有时候宁可相信神灵也不会想到去投保来转嫁风险。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多数人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风险都属于被动防御型，而不是主动控制型。这只是对风险控制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将其转嫁控制――购买保险――投资小额资金防范可能发生的较大损失。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于受益于国家强制养老和医疗保险，形成了个人风险意识较为淡薄观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员工政府强制保障水平相对下降，养老和医疗的费用逐渐大部分或全部由员工个人承担，这使得城镇人口的生活风险加大，从而对商业人身保险的需求大大增加。
2、人口因素
人口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直接。从人口总量上说，人口数量越大，对人身保险的潜在需求就越大。我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庞大，对健康保险、意外伤害险这种适合每个人的保险险种，有着巨大的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人口的就业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空间结构等对人身保险需求有明显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影响人们对寿险的偏好，从而对寿险市场需求产生影响。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在不断的延长，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65岁及其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8年的6.64%，短短20年间，上升到2008年的23.68%，差不多平均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这就意味着我国寿险的潜在需求量巨大，寿险需求只会有增无减。另外，独生子女是各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少儿的健康医疗险也将在人身保险中扮演重要角色。
3、保险替代因素
保险也是一种商品，那么就会存在它的替代品，如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跟社会的辅助项目、财政转移性支出等等。我国目前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本文研究的商业人身保险的替代因素之一，从1985年开始各地（有个别地区是1984年）纷纷重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试点，到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覆盖面扩大，包括了企业及其职工和个体工商户，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直到2001年开始建立的“统账分离”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来源由三部分：国家、企业、个人组成，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规模跟覆盖面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从1998年开始，政府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所以随着我国社会保险的推出跟发展，人们有了基本养老保障，那么会对人身保险需求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是正面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呢？下文将给出量化分析。
4、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整个人身保险市场最直接、最普遍的因素，其中包括：（1）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将导致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人们对较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将逐渐重视，进而愿意投资寿险市场来满足安全的需要。从世界寿险市场的发展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寿险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一般来说，人身保险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2）个人可支配收入。我国人均年收入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情需求、被他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达到满足以后，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随之而来――安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问题，所以我国的人身保险需求应该增长很快，并且应该有庞大的市场。（3）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保险业影响最大的就是寿险行业，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人们对寿险需求的购买意愿。因为通过寿险分期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资金（或者利率）是早在购买保险时就确定的，所以一旦发生通货膨胀，那么到期所得的资金就贬值了，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期寿险的需求会下降，人们会转而把资金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以增值保值，而不是用来购买保险。90年代左右由于重复投资和计划的失控，导致我国遭遇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1985-1995年期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6-18%，对寿险的需求带来了负面影响。（4）保险费率。随着保费费率的上升，即保险商品的价格上升，保险需求肯定会下降，就我国而言，由于保险业才发展不久，所以在保费费率制定上存在很大的不足，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保费费率普遍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
二、需求模型的建立及回归结果
（一）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人身保险需求选取1988到2008年的人身保险保费收入――premium，作为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
我们从上文提到影响因素中选取以下几个并将其量化。
①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经济总量指标。
②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PCI），用来衡量我国人均收入的上涨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③物价指数――price index，物价指数用来反映通货膨胀的大小。
④保险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用保险企业职工数来反映保险供给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
⑤老年人口比重――The proportion of old elderly，用老年人口所占全人口数的比重反映社会人口结构。
⑥为了反映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
D1=0（1988-1997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
D1=1（1998-2008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保险金，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对回归模型的分析与解释
基于模型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经济解释：
（一）解释变量GDP估计系数与预期相符为都正，说明了我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间的弹性系数是2.94，表明我国GDP每上涨1%，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就会上涨2.94%，这也说明我国目前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保费收入的巨大推动力，这一结果也符合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即以经济增长来拉动保险需求。
（二）解释变量物价指数（price index）与回归模型（1）的估计系数跟预期相符都为负，即我国人身保险需求与物价之间存在负相关性，随着物价的上升保费收入会减少，这也与前文分析相符，但是这一反映通货膨胀指标的变量是检验不显著的，它存在66.8%的变异，不能很好的解释保费的变动。本文对此的理解是，我国居民对保险的认识以及对保费费率认知是不足的，并且居民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滞后的现象，大部分人都无法对通货膨胀的发生作出迅速的判断跟相应的反映，直到发现身边的物价都上涨，银行利率上调以后才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到来，此时才发现通过寿险得到的钱贬值了，才开始减少对寿险的购买，所以在模型（1）中，物价指数这一变量检验不显著，不能很好的解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变化。
（三）老年人比重，这是反映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模型（1）当中，我们看到回归的估计系数与预期是一致的，都为正数，意味着，随着人口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我国人身保险保费也会增加，但是它却是检验不显著的，存在53%的变异。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逐步完善，很多老年人口都得以通过社保获得经济来源，所以商业保险养老的比重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而且受传统思想“养儿防老”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老年人都是由自己的儿女赡养，少有购买寿险的想法与举动。
（四）保险供给。本文采用的保险公司的职工人数――employee作为解释变量来表示保险供给的大小，在模型（1）跟（2）中，其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与预期不相符，模型表明两者呈负相关性，本文对此的理解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即市场需求不足，如果保险公司只是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扩大供给来提高保费收入的话，反而会增加公司的销售成本，使得保费费率中的附加费率上升，导致总保费费率上升，从而使得保险产品的价格升高，反而会使得保险产品的销售递减，保费收入降低，所以会出现模型中估计系数为负的现象。
（五）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由于模型中引入的是倒数模型，所以1/PCI的估计系数为正，则反过来说明，PCI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个也与预期不符，对此的解释是，我国正处在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居民大部分都是把它储蓄起来，以应对医疗费、教育费等的支出，或者购买汽车、房屋等耐用消费品，而不是购买保险。而且我国财富分配不均，20%的人口占了总存款的80%，所以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环境下，在收入标准线以下的人有保险需求，但是无法支付，而富人则是买得起，却不会再次需求，比如一个富人，是不可能买好几分相同寿险的。所以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的需求并没有很大的正效应。
（六）表示社会养老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替代作用的虚拟变量D1，模型的回归结果是检验显著，很好的解释了因变量，但是其估计系数与预期数字相反的，本文认为，由于从1998年政府开始可以足额按时的发放养老金后，人民大众都开始实实在在的看到或体会到养老保险带来的益处，于是大家开始纷纷投保，也基于对保险的认识加深，人们除了社保以外也开始自己购买需要的保险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所以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手头上有闲置资金的人，也纷纷购买寿险，增加自己的养老金数额。
总的来说，从模型（1）到模型（2）的修正可以发现，物价指数与老年人口比重对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影响不大，而GDP、人均收入以及社保制度的实施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变化有很高的解释度，鉴于我国保险市场状况、人们投资习惯与观念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保险公司职工数，对我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负的。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人身保险的需求也会随之而增长。
注释：
①倒数模型是一个变量非线性，但是却是参数线性的模型，倒数模型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随着自变量的无线增大，因变量接近渐近值(asymptotic value)或者极限值。
参考文献
[1]叶浩然.中国保险市场需求的实证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45-49.
[2]Damodar N.Gujarati著.张涛译.经济计量学精要(第三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193-196.
[3]吴江鸣,林宝清.我国保险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10):2-3.
篇（5）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篇（6）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改革相比，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明显滞后，保障水平在全国各行业中属于中下游水平。社会保障的滞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引起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它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经济补偿和养老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问题
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是指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而给予补偿的保险制度。我国对国家级运动员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据规定，运动员伤残或者亡故，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赔偿，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运动员最高获得60万元的赔偿。但毕竟，国家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是少数，在竞技体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没有得到过冠军和荣誉，但是他们却在训练中付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艰辛，落下各种伤病，他们是亟需保障的一个群体。此外，在各级各类的运动队中，有些运动员在训练初期被上一级教练选中，但在比赛中并未取得优异成绩，甚至未曾正式进队，教练又让其回到原籍。这些运动员在训练中没有出成绩，却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直接导致退役后的出路问题。由此，为各级各类运动员设立退役养老保险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劳动和保障部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通知》将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到国家保障工作的制度体系中，使运动员养老保障工作进入制度轨道。但是，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不仅涉及到我国社会保障的总体安排和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退役运动员群体的特质性，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中各种制约因素。
1、养老保障的可及性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本上把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和择业让位于市场。而针对运动员群体特质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却没有相应跟进，给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带来很大的困扰。
第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养老难保障。长期以来，我国的竞技运动把运动成绩作为质量管理的单一评价指标，运动员的生存技能过于单一，个体素质和社会需求相脱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退役，几乎成为“文化知识的废人”和“身体的废人”，他们就业难、收入无保障、伤病多，生活问题难以解决，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帮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运动员保障主要集中在对“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如安置就业必须获得过世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运动员退役后要自谋出路，生活难有保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2年编制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在湖南等8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另据《南方周末》报道，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获得各种冠军的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与严峻的现实不相称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没有给职业运动员带来有效的保障。这有我国整体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强的原因，也说明职业运动员这个群体还游离在制度设定之外，从政策层面看，则是对运动员的保障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措施都相对滞后，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制度设计不完备，缺乏群体的特质性。
第二，制度设计缺陷，养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国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运动员的养老保险类比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模式，执行结果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首先，运动员作为特殊人群，他们退役之后身份各异，有国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学生，更多的人处于待业状态，如果将其简单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长期处于待业或就业状态不佳的伤残运动员，很难形成养老金积累。因为现行政策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并且参加保险缴费期限满15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个人缴费满15年。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待遇。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运动员伤残的不可避免性。伤残不仅发生在运动当期，还发生在延迟性上。延迟性是指运动员的伤残有一定的潜伏期，退役前没有表现出来，退役后，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逐渐表现出来，并且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伤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显然，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难再就业或就业的稳定性差，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和累计缴费将无从谈起。再次，目前的养老保险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规定，国发[1997]26号文件实施后参加工作的新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为59．2％，其中基础养老金35％，个人账户养老金24．2％。无论是基础养老金，还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设计作为参保者的养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那一时点的替代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养老金相对收入水平会趋于下降。对于伤病缠身的运动员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费大量的医疗费，基本养老金显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对象性问题。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为运动员提供的养老保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还是仅仅作为国家统一制度在体育领域内的运用，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里涉及到运动员参保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缴费记录是否可被统一制度接受，保险费和保险金如何转移接续?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是否可以视同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该责任又由哪个部门负责?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盖范围问题。运动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是什么呢?目前没有确定。即使我们认定运动员的养老保险应该覆盖所有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优秀运动员，如何确定运动员的参保条件也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运动员在训期间身份较为特殊，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还有的是学生身份，对其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以什么标准界定运动员参保和参保待遇值得考虑。
2、体育保险发展缓慢，养老保险亟待开发
体育保险是指各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为体育运动和体育产业提供的保险。自桑兰、姜涛等事件后，我国已有2万多名运动员自己付费购买了体育保险。但相较于国外成熟发达的体育商业保险，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当缓慢。最早提出体育保险设想是在1995年3月，当时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提案，要求给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6年，香港南华体育会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款1200万元，用于建立专项保险基金，为国家队运动员进行保险。同年5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设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育保险部，作为体育保险的职能部门。闭在国内，体育保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体育产业保险，一类是运动员保险。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保险作为一种商业性分摊损失、转移风险的经济手段，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补偿作用。从我国的情况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体育保险大多还停留在一些传统险种上，缺乏针对性。主要原因在于：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业务只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发展速度缓慢。表现为对体育保险市场开发的意识不到位、专业性不强、保险产品险种少、条款粗、理赔难、服务差等问题：一是险种少，投保人缺乏选择空间。目前，国内专门的体育保险产品非常少，相关险种只有《综合责任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仅有的险种，也存在费率高、条款缺乏灵活性等问题。生命人寿保险业相关人士表示，国内的体育保险产品大多是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财产险的变种组合，养老保险等产品在国内至今还是空白。二是条款粗。由于一些保险公司生搬硬套现有的格式化产品，条款不细，权利和义务规定和体育本身的特点不匹配，保障范围不够全面，难以满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体育、保险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术、理赔核赔技术及保险公估技术的人才，难于开展业务。四是业务对象过于单一导致逆向选择，业务风险无法分散，使保险费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场竞争力。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仍然不够。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实行举国体制，运动员由国家出钱培养，由国家拨发工资，有伤病由国家出钱治疗，养老和转业多由国家负担，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的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这种隐性的社会保险使体育运动主体缺乏风险意识，有的甚至心存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体育运动主体客观上有没有能力购买体育保险。总体上看，虽然目前我国体育保险有非常大的潜在需求，但是一般运动员收入水平都不高，难以支付保费，一些俱乐部、运动队及体育企业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经济效益不好，也无力为运动员投保。
从外部因素看，一方面，体育保险经纪市场发展滞后。成熟完备的保险市场应包含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体。体育保险经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已经有了成熟的运动员保险市场，通过经纪公司购买保险的投保人占投保总人数的50％。相比而言，中国的保险经纪市场发育较晚。全国仅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体育保险中介公司，这与我国庞大的运动员保险市场极不协调。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覆盖面窄、比较零散、条款陈旧，和现实脱节且不成体系，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二、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构
我国运动员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约为25％，如果恰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淘汰率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每年平均约有2700名运动员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面临走向人才市场和双向选择的问题。考虑到运动员职业是青春的职业，运动员从青少年时期或更年少的时候就进入运动队，这使他们失去了其他获得机会，这些机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运动员退役养老保险旨在为运动员因职业的特殊风险损失和退役后养老的基本需要给予补偿。
1、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制度设计
运动员过去的养老问题由国家和职能部门负担，改革后将运动员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改革的成本不应该完全由退役运动员个人承担。如果将退役运动员养老保险类同职工养老保险，要他们依靠个人账户养老，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账户基本上是空的，这实际上存在一个国家没有对他们付出的贡献做补偿的隐性负债问题。为此，应该由国家通过专项财政支出来填补“空账”。从长远看，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更有作为。首先，必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养老基金。其次，坚持公平性原则，调整和改变“一刀切”的做法，对从事运动强度大、易受伤、对身体健康危害大的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养老保障作相应的政策倾斜，让他们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障待遇，这即是对运动员的生存保障，也是对从事高危运动项目的一种激励。再次，坚持统一协调性，政府必须统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伤保险、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福利与优抚问题，促进各项保障功能协调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
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风险，应该建立一个多支柱的运动员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项共同思路，它既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又能够为被保险者提供更全面、更丰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们认为，我国运动员的养老保障可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偿性养老福利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等四个方面。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从财政中列支，设立运动员保险专项基金，向所有运动员提供，其资金来源于体育事业经费。在缴费年限上可以考虑给予运动员一些特殊权利，如将人队训练时间视同工龄和缴费起点，缩短缴费年限，运动员退役后失业或待业的，只要个人愿意继续缴费，可以视同缴费年限。在给付待遇方面，依贡献不同给予区别：(1)对人队时间较短、运动成绩一般的运动员的给付。从运动员人队当月起，参照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办法计缴，由国家和个人分别按规定比例向个人账户注入基金进行积累，其总额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当，运动员退役后即可转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2)对有卓越贡献的运动员的给付。这些运动员的养老金给付应不低于伤残或者亡故的赔偿金额。
运动员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类同于企业年金，由国家体育总局设立，向所有运动员提供。采用待遇确定型模式(db计划)，即运动员将来退休时的待遇水平是预先确定的，等到退休时直接支付养老金。待遇标准因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而异。替代水平可参照企业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为界。补充养老金主要从福利彩票收入、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广告收入、俱乐部冠名权等商业性收人中提取作为保险基金。
补偿性养老福利金。运动训练是一项青春职业，运动员大多数是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专业训练，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超负荷的运动训练，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短暂的运动生涯过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还错过了人生的最佳学习时机，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设立养老福利金作为对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是社会对他们的回报，也是党和国家对他们负责和关心爱护的最直接体现。补偿的社会学依据是社会交换理论，其重要特征是用代价和报酬分析社会关系。补偿概念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是补偿不同于奖励，奖励是针对人们的贡献和成绩而做出的，不涉及损失；其二是补偿也不同于单纯的赔偿，赔偿大多是针对损失而言。补偿含有奖励的贡献因素和赔偿的损失因素，是二者的结合形态。问补偿金的给付以工龄为依据，资金来源于运动员培养费，可从中拿出部分作为运动员补偿养老福利金。商业养老保险。在国家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体育保险事业，鼓励运动员参加商业保险。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参加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直接从其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主管部门协助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加强精算，降低保险费率等。就当前而言，鉴于我国保险公司开发的体育保险险种少、费率高、保障范围窄等问题，体育行业可考虑加强行业自保和互助保险。事实上，在桑兰事件后，我国已经建立起运动员的互助保险，但是这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加强体育保险相关法制建设
篇（7）
据2005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我国将于2010年迎来老年人口的大爆发，老年人口年增长数量将达到800万人以上，到本世纪中期，全国老年人口将达4亿，其人口比重将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续十年左右。换言之，我国正面临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之势．社会老龄化中的民生问题亦日益凸显。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最为艰辛，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在演变为新的贫困群体。
一
与先行的老龄化国家比较，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有三大特征：一是时间短、速度快。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进。二是数量大、延续时间长。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龄人口总量的20％强，占亚洲老龄人口的50％，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的社会还将延续半个多世纪。三是未富先老。欧美国家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有财力和实力应对人口老化，而我国则是在人均l000美元时就提前迈过了社会老龄化的门槛，老龄社会的不期而至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特征，在我国现实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较之城镇表现得更突出、更严峻，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人城镇．农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据对湖北省若干县的调查，老年人口约占农村留守人口的30％．该比例大大超过我国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农村人口老化速度远远快于城镇。加之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五普资料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10％一14％，农村则高达25％一31％。可见，农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着新的贫困群体．该群体不仅随人口增加而扩展，还随其年龄增长而加大贫困的程度。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农村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他们的生存状况往往被忽视，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往往无处表达．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解决他们的困难应成为整个社会和各级政府必须关注的民生热点和焦点，消除农村老年贫困已成为当今社会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二
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劳动参与方式。五普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城镇老人占87％，农村占50％：继续参与劳动的老年人为33％。众所周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我国城镇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都享有养老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因维持着传统的劳动参与方式，没有建立起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是通过一家一户的劳动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这种劳动方式没有年龄界限，一般情况下．是否退出劳动只能视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健康条件而定。有调查显示，城镇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离退休金，而农村只有4％的老年人拥有离退休金，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农业劳动收入的相对低下，刚刚满足温饱的农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难以顾及养老积蓄。这使得农村老年人退出劳动的时间更迟．参与劳动的时间更长。尽管现实农村老年人大多拥有承包的土地，从理论上可视为养老保障，但因为老年人丧失的正是劳动能力，加之土地流转难，使其在体力日衰后难以维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贫困之中。由此可见，对于步人老年的劳动者而言，因劳动参与方式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就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养老保障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保障和自我养老保障前述城乡劳动参与方式不同，决定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普遍缺乏社会养老保障。而通过储蓄和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保障虽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农村经济条件普遍欠缺，多数农村老人一生无积蓄或储蓄甚少，养老的自我保障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和个人。只有家庭养老保障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农村养老方式的主体。
现实农村的家庭养老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延续。虽然当前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属多子女家庭，具有传统意义上养老的家庭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在急骤的社会变迁中遭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与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动导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家庭养老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个人自觉和风俗道德约束，随着农村代际鸿沟因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差异而加深，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被边缘化，加之老年人维权意识淡薄，致使农村歧视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等问题较突出，虐待、遗弃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将自己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和社会，使得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会救济和福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谐社会氛围缺失。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启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较低．能享受的还只是极少数人，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艰难，维系和支持家庭养老已成为农村新的社会问题。
三是农村老年人致贫因素。从个体来看，由于农村养老以家庭为主体，老年贫困首先源于家庭贫困。家庭贫困既可能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可能是因家庭劳动力缺乏或家庭成员疾病、生活能力欠缺、婚变以及意外灾害等多种凶素所致。其次。老年贫困源于其自身的衰老和疾病。农村老年人整体生活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大多数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诸如风湿、类风湿等慢性疾病，或是高血压、心脏病等突发性疾病，体弱多病和生活无依靠，凶病因老致贫成为老年人难以回避的窘境。从所处环境来看，一地农村的贫困会推动青壮年人口的外出，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又阻碍了当地农村致富的步伐，进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和人口的老化，由此形成了贫困一人口老化一加速贫困和人口老化的怪圈，致使农村的贫困往往与老年人相伴相随。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导致农村老年人贫困还有着主观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各级政府对老龄社会的思想认识和准备都不足，造成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建立缓慢，导致政府投入少、社会养老起步晚、社会关怀乏力等一系列制度性缺失。即便是已建立的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投入也严重不足。据调查，在农村，能享受到现有的“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困难救助等方式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很少，九成的老年人无法通过社会养老渠道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少应保未保的“五保”老人，有些地方还在供养标准上大打折扣。
三
毫无疑问，农村人口老化正随时间的推移而加速，尽快消除和杜绝老龄人口贫困化现象的演变和蔓延，已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应对老龄社会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紧迫任务。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作为主体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域，大都在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的工业化中期。中国现已步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断深化中，关注民生已成为政府职责的中心要义，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的经济政治基础业已奠定。
从我国人口转变看，当前仍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也是解决农村老年贫困的有利契机。人口研究表明，在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中，当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劳动力(国际标准是16—64岁人口)范畴时，人口年龄结构会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需要赡养的老龄人口少，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经计划生育后也少，社会总抚养系数低，而劳动力资源充沛。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快速发展最为有利，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最佳人口环境，被称之为“人口红利”，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得益于该“红利”的收获。据测算．如果维持现有生育水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还将持续至2033年．达到高峰12．14亿(注：取人口预测高、中、低三方案的中方案数)。2009年中国社会总抚养系数将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37．82．随着建国后首波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老年阶段，劳动力人口开始萎缩，总抚养系数转而上升，2020年上升至43．06，2050年将高达63．40。即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最丰厚时期还有十多年，但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抚养系数的逆转上升会随时间推移而加速，届时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也将随之弱化。因此，充分利用此时机，通过加快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积累社会财富，应对不断加速和加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在必行。
当然，农村老年贫困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问题，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大，并非能一蹴而就，即便具备了上述有利条件，解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工作依然是困难且艰巨的，以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完全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起来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它既需要有长远筹划和部署，又需要有近期的具体措施和安排。
从长远看，关键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养老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经济承受能力和农民富裕程度制定配套政策和制度，设置多层次保险方式。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增加财政资助和法律的强制性，变现有的与商业养老保险并无二致的农村养老制度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于财政支持的力度问题．依据西方的经验，“政府投人多，公平程度不一定高：但政府投入少，公平程度往往偏低。”因而，“低标准、高覆盖”可成为现实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革的原则。二是创新制度设计和增加制度弹性，不仅要改变现行农村养老金偏低无法养老的现象，还要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创造条件。三是拓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四是在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时．要加强对养老保障的关注，促进土地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的转换和衔接。如，在依法保护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同时，要依法确定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收益与老年人共享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又如，要妥善解决被征土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确保被征土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并将其逐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从近期看．关键是探寻多种灵活、有效且又切实可行的措施．遏制住农村老年人贫困势头的蔓延，以杜绝后患：同时，营造出养老敬老的社会文化和氛围，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重点工作应从下述三方面着手：
其一，加大农村丰十会救助对老年贫因人口的覆盖和倾斜，逐步建立非缴费性农村老年津贴。事实证明，社会救助足缓解贫困的有效方式之一．即使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出台的农村低保政策已显示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强度。例如，湖北2007年始建的农村低保制度，已有110万农村人口受益。其中，老年贫困人口约10万人(不含“五保”户)。但因其初创，标准偏低，覆盖面窄，仍难以解决农村养老中的贫困问题。加大农村养老的社会救助无疑是解决当前老年贫困的有效途径，但是，如何建立长效的养老救助制度，如何将老年贫困纳入到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之中，应该成为当前有条件的农村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予以试点和尝试。建议将农村养老救助制度逐步转变为非缴费性的老年津贴。所谓非缴费性养老津贴．是相对于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缴费为资格而言的，农村养老社会救助制度则是建立在以实际收入来界定资格的基础之上。如对年满6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老年津贴标准(可以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参照)，便可从当地政府领取养老津贴，以实现老有所养，缓解现实的老年贫困问题。
另外，以社会公平理念论，由于人口控制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是最该享受社会求助的群体。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夫妇一方或双方年满60周岁时，可领到每人每年600元的养老扶助资金，但这与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是不相称的，尤其是那些因缺少劳力而陷于生活窘境的家庭，该奖励就更显得杯水车薪了。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水平应随经济社会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计划生育户的老年人还应该可以同时享受老年津贴。
篇（8）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 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篇（9）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改版，其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着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着力打造自办精品文化栏目，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公益电视服务和良好的收视体验。这次改版的突出变化体现在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购外包节目，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几个方面。
一、重庆卫视改版后面临的问题
不播商业广告，使得观众看节目更加方便，但是在电视剧的播出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电视剧的题材选择上，是不是仅仅局限于播放弘扬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其它题材的电视剧可不可以播?在我国，衡量“主旋律”电视剧有三条标准，即思想积极向上、艺术质量上乘、观众喜闻乐见。①在选电视剧的时候，如果只遵循前两条标准，而忘记了第三条，电视剧播了都没人看的话，收视率也就很难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面对其他卫视的竞争，重庆卫视能不能原创些影视作品出来？这些都值得思考。
重庆卫视改版后收视率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收视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电视台的价值，外国的很多公共电视台的收视率也常常不如商业电视台。但是从节目内容上看，诸如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电视台，都是更多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声音，所以，公共电视有更多文化性节目，更多深度报道。重庆卫视倡导“红色文化”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因此笔者认为，重庆卫视应该在以“红色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同时传播一些其它的文化，让节目的内容更加充实些，应该倡导文化的多元化。
现在在同质化节目泛滥的环境下，节目的形式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因此媒体想要突出重围，吸引受众，就要靠自己不可替代的节目内容。内容为王，才是媒体确立其形象的关键。因此，重庆卫视的改版，要把重心放在节目内容的创新上。但从重庆卫视的电视节目单可以看到，在很多时段播出的都是重播节目。重庆卫视应向国外的一些公共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其它省级卫视学习，借鉴它们中办得好的公益节目。当有重大事情发生时，要制作大型专题栏目来弘扬主流文化，这点很重要，符合重庆卫视的“主流媒体”的定位，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民俗文化这块，要在弘扬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多发掘地域文化，为优秀的民俗文化提供舞台，这样更能体现重庆特色。
二、对重庆卫视改版后节目内容的几点建议
我国目前的电视公益节目的主要类型大致分为电视公益广告、服务类节目、以救助与帮扶弱势群体为目的的民生记录、公益电视活动产品四类。在这四点上，重庆卫视可以进一步创新。
1、重庆卫视改版后增加了公益广告和宣传片
每天播出60分钟，比改版前增加了52分钟。我国的公益广告以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传优秀民族文化、倡导社会公德观念为根本，立足于使更多的公民树立健康文明的行为规范。②正因为这一点，吸引观众注意力就非常重要了，要使观众“想看”并“想继续看下去”，吸引注意力是施加影响的前提。我国的公益广告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宣传味太浓，更像是一个说教短片。从思想意义上来看，公益广告与公众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重庆卫视为了展示重庆改革发展生动实践、颂扬先进模范和感动重庆人物等方面推出的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主题立意没有问题。关键的是在诉求方式方面，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传播的层面上，而应该加强人性化诉求，将自发的一次转化为自觉的终身行为。因此无论是公益广告或是宣传片都不能忽视观众的情感需求，要以情动人，在情感上让观众产生共鸣。重庆卫视现在播出的公益广告都是自己制作的，还可以选择和企业联手，由企业出资来制作公益广告。这样一来，既宣传了企业的形象，也为电视台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来源，也不违背公益的宗旨。
2、服务类节目也是不可忽视的类型
它可以不是一个完整的节目，甚至可以以节目中的小版块形式出现，但要做到以下两点：
（1）传授新知识、新技能和生活中的小常识、小窍门。比如怎样叠衣服可以减少空间等生活中的小窍门。
（2）无偿为受众提供有效信息。比如气象信息和旅游资讯等等。除了平时介绍这些零散的服务信息外，还可以提供多个话题供公众讨论，比如房价、养老保险、高考政策等有关民生的话题，这样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参与愿望，而且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关注焦点热点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公众的生活品质。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这类的服务性节目很多，推陈出新的关键就在于要给观众提供实用性的信息。如何在泛滥的服务信息中，找到对观众切实可用的信息，值得认真思考。
3、以引起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帮扶为目的的民生节目，也可以当做一个重中之重来做
这种节目类似于深度报道，深入到公众中去，挖掘弱势群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揭示他们的生活矛盾和情感。此类节目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主要内容，唤起人们的同情与关爱之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帮助弱势群体。通过真实、朴素、温馨的节目格调，给电视屏幕带来一股暖流。此类民生记录能“从时代关怀、社会关怀、现实关怀出发选取那些社会群体性的题材，正视与反映生活的矛盾与现实，并进行及时的整体性的摄取，运用电视叙事与归纳分析，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此引导人们作深层思考，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且尽可能地缓解矛盾，解决问题。”③如果这类节目做得成功，不仅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们，也能够提升电视台的品牌形象。成都电视台公共频道在其民生新闻栏目《成都全接触》中，推出大型人文关怀环节《特别帮助》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4、电视活动产品指的是以受众参与性社会活动为依托，以电视媒体为主要的手段，在活动进程中向观众进行同步展示的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电视文本
电视活动产品既不同于单个编排的电视节目，也不同于固定播出的电视栏目，而是阶段性编排的电视内容产品，整体来看具有较为明显的层层递进的仪式感。④公益类电视活动产品以受众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为核心，以创意和创新铸造强大的传播力，追求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重庆卫视推出的《重庆好人》节目，其实就可以升级为一种电视活动产品。《重庆好人》展现重庆各行各业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迹的节目。当这些事迹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以此为主题办一个主题晚会，来表彰那些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迹。除了表彰类的电视活动产品之外，还可以推出一些有关慈善类的，让企业和观众都参与其中，多做慈善，既可以宣扬主流文化，也满足了大众文化中受众希望参与的需求。
公益节目关注公共利益，彰显人文关怀，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庆卫视的很多节目都有涉及，但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这两块还需加强。制作出反应人与自然关系的节目，倡导公益环保，邀请全市人民一起参与其中，正好可以呼吁“森林重庆”的口号，既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也可向外界展示重庆良好的宜居环境。
经济是现在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最好能聘请一些有专业的经济知识的主持人，播出一档演播室互动式财经类谈话节目，采用谈话的方式，可以把财经类节目从单调、乏味、枯燥的形式中解脱出来。因为纯叙事性的小人物大故事这种类型的节目已经有了，而财经类的节目比较缺乏，需要加强。
还可以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全公益性质的教育频道，不播广告，不播少儿不宜的节目。借鉴教育台的模式，可以播出一些知识型讲座，或是有关旅游、健康等方面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节目，适合各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看。在观看电视公益节目的时候，观众能得到视觉、听觉和心灵上的极大享受和满足，在这种情绪状态中，“教化”的内容能够转化为公众内心的一种需要，应该说，电视公益节目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电视对观众施加的文化和哲学影响无以伦比，它正在取代家庭、教会和学校成为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⑤
如果说可以另辟蹊径的话，社区类的节目也是个很好的突破口。重庆卫视可以和社区团体加强联系，将社区里的一些活动搬上电视荧屏，这些节目的制作者可以是非专业的社区居民，用他们的视角拍摄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样不仅能随时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动态，也使公益电视与社区融为一体，有了更多的节目素材。
电视公益频道应该以好的节目内容来吸引受众，让观众参与到公益中来，这样才能凸显公益节目的属性。如果节目不能吸引人的话，观众不愿意看，传播效果肯定为零。因此，重庆卫视节目内容的创新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蔡尚伟：《影视传播与大众传播文化――文化工业时代的影视方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75
②马玉梅、周云利，《论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学术交流》，2000（2）
③黄家雄，《监守媒介精神立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对湖北卫视公益特色的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3）
④唐洁，《论公益类电视活动产品对频道品牌的提升》，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篇（10）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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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某市图书零售市场的现状分析：
某市区总人口约20万，市级与市直属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集中分布在新城区，各类学校近10余所，在校学生4万人。
市区是整个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相对发达，人均收入较高，形成了一定对文化商品的购买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类似这样的中西部经济较落后的中小城市，人们更加渴望获取先进的信息，学习优秀的文化，吸取更多的知识;藉以改变自身落后的面貌，由此产生了对文化商品丰富的需求。
由于本地文化发展的滞后，文化消费市场不发达，种类单一。
虽然存在各种书店，但没有充分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要，图书零售市场仍有容纳小型特色书店的空间。
书店毗邻市政大厦、世纪广场、会展中心，位于新城区主街道-神舟路与玉门东路的十字交界处(广厦家园8号)，周边办公区、商业区、商住区密布，东接xx老城区，南领玉门石油生活基地，西领世纪大道、阳光小区，常住人口年内将达5万人，且为高收入阶层，消费能力较强。
该区域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规划整齐、周边商铺门店密集、居住人口众多、商业前景十分广阔。
二、目前xx图书音像零售行业已存在竞争者的分析
1、国有书店仍然占主导地位(xx市新华书店)
优势：(网上精品店创业计划书)
1) 声誉与品牌优势几十年来对广大读者根深蒂固的影响;
2) 总体实力强大资金、人员、系统不是小型书店能够比拟的;
3) 政策优势对教材教辅的垄断经营。
劣势：
1)运行成本高，不具备价格优势;
2)管理环节较多，对市场需求反应速度慢;
3)服务意识缺乏，特色化个性化服务没有，欠缺文化氛围;
4)国家对教材教辅市场的逐步开放。
对策：没有总体抗衡的实力，采取市场补缺者战略
1) 细分目标市场，避开主导者的优势商品;
2) 着力降低经营成本，让利于读者;
3) 狠抓服务质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提高读者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2、民营连锁书店在悄然兴起(三味书屋、南转盘、蓝天)
优势：
1) 在当地已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
2) 统一采购，销售方式灵活，有一定价格优势;
3) 较为重视服务工作。
劣势：
1) 决策管理层不在当地，信息、决策沟通不畅;
3.本地个体书店已经长期存在(10余家，分布在学校附件)
优势：
1) 经营时间一般较长，有一定知名度和顾客群;
2) 经营方式灵活：零售、少量批发、租书;
3) 价格优势，且有可能出售盗版图书。
劣势：
1)作坊式门店，环境差，没有文化氛围;
2)缺乏经营管理意识，得过且过;对策：此类书店一般不会形成较大威胁。
三、商业机会
某市的图书音像行业中，虽然本地的新华书店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年，xx新华书店的门市业务却不断的在萎缩，门市越来越小，主要靠对教材教辅的垄断经营维持生存。
虽然有这些对手先行进入了市场，但除了新华书店以外，其他的对手都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对市场的占有也相当有限。
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对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地位也会越加巩固。
因此，在对手立足未稳的时候，尽快进入当地的图书市场是必要的，也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否则，一旦市场格局已定，大部分读者形成对已有书店的偏爱，再要从中形成自己的优势恐怕就会是事倍功半了。
书店定位基于以上分析，市区还存在适合小型综合专业书店生长、发展的市场环境。
然而，影响书店生存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书店是否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是其能不能顺利地在行业中站住脚的重要因素;在书店进入市场之前的初次定位尤其关键。
书店的市场定位就是要对本书店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设计，从而使其能在读者心中占有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位置。
定位的核心是差异化
(一)、小型 ---小而精根据xx市区的市场规模与行业状况，小型门店成本低、投资风险小，更有利于开展特色经营与提高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场地，降低成本，以价格优势吸引读者。
针对新华书店大而全、小而全的特点，从书店的装潢、陈设到图书的品种、陈列以及各种服务都要突出精的特点小型创业计划书范文小型创业计划书范文。
1.小巧的环境布局给读营造一个清新舒适、格调高雅的文化氛围， 2013毕业实习生思想汇报范文，有利于读者读书的而不仅仅是买书的环境。
(形象差异化)
2.亲切周到的服务努力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一切从读者的需要出发， 毕业论文结束语，体现文化行业的特色，突出人文关怀。
(服务差异化)
(二)、特色：同样针对新华书店种类全面的特点，加之xx地区目前还没有对某一领域图书突出的大量的需求，书店在种类和数量上完全没有优势，而且做某一门类的专业书店的市场条件也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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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是要在既不追求全面又不专做一类的情况下，抓住几类市场需求较大或者新华书店忽略了的又有一定市场需求的图书，深入地挖掘，做出专业水平。
(产品差异化)
2.特色还要在经营的范围上考虑。
比如，文具、贺卡，以及图书包装、礼仪送书等增值服务。
(产品差异化)
3.在直接面对读者零售的经营方式之外，主动出击挖掘客户，争取集团购买的大客户。
四、核心竞争力：
有针对性的图书种类，全面人性化的服务。
尤其是服务，因为书店出售的所有东西里，只有服务是自己的产品。
当然，书店的定位不是一次就能适当合理的确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必须根据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的变化，需要适时适当的不断加以调整和改进。
五、投资产出预算
一)书店的投资主要是前期铺底图书与书架等设备的采购，以及门店的租金与装修。
总投资15万元。
1、图书音像商品的采购：7.5万
计划经营各类图书50006000种，8000册左右，费用5-6万元，首付3万，其余计划经营各类音像制品500006000种，15000张左右，费用4.5万元。
2、设备采购与装修：3.2万
根据书店的定位，书店的环境应与一般个体书店有明显的区别，整洁、明亮，具有时尚气息和文化氛围，必须在书架和装修上能体现出来。
门店应进行经济型的装修。
装修费用：地板8000元;吊顶2000元;粉刷1000元;门套4000元;广告牌2000元;17000元
设备：书架20组600=12000元;电脑售书系统(电脑利旧，打印3000元)
3、店面租金：4万/年
(二)收益预测：
1、书店定位销售的少儿、大众文化、教辅等种类图书的批发折扣一般在6折以下，如按定价销售则有40%的利润空间;按照xx的市场情况，如以8.5折进行优惠销售就能够形成价格优势，而且仍有25%以上的利润空间。
每天销量估计为10-30本，则营业额可达150-450元，保守平均250元;
2、音像店定位销售的的批发折扣一般在5折以下，批发价3元，售价6-8元;如按定价销售则有50%的利润空间;每天销量估计为20-40张，则营业额可达120-240元，保守平均150元;。
3、外延其他商品销售：咖啡100元;其余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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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计收入550元按平均35%毛利率则200元30=6000元
书店每月的固定费用 =房租(含水电)+税费 +人员工资 (实际运行中还有不少杂费)每月预计总额 = 3000 + 800 + 1800= 5600。
那么,书店每月的损益平衡点 =固定费用 = 5600元损益平衡点营业额 =固定费用 /毛利率= 5600 / 0.4 = 14000元即:每月营业额达到 14000元，平均日销售额 360元就可保证收支相等。
保守估计：以上合计收入420元，略有盈余;
正常估计：书店日均营业额达到600元左右，月营业额达到18000元。
则：月毛利额 = 18000 x 0.35 = 6300元，年为75600，即：一般情况下，按计划总投资10万元计，1年半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乐观估计：书店日均营业额达到800元左右，月营业额达到24000元。
则：月毛利额 = 24000 x 0.35 = 14400元，年为172800，即：一般情况下，按计划总投资10万元计，8月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六、促销策略：
在保证书店店面正常营业的前提下，书店可以采取多种宣传促销手段， 大学生实习周记范文，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尤其是政府、学校、幼儿园和机关单位的批量购买，对提高营业额应有不小的贡献。
1、集团客户拓展：
可考虑和中国移动合作，根据移动各类集团客户分层打折优惠，如钻石卡7折;金卡75折;银卡8折;贵宾卡85折;普通客户9折。
可考虑和中国人寿合作，给其员工提供购书阅览方便。
2、积分奖励计划：
每单均计入电脑记录，每10元销售额1分，累计满5分 ，赠咖啡一杯;累计满10分 ，免费参加1期培训;累计满20分 ，免费参加1期培训;
3、延伸服务：
销售文体用具：纸张、笔
销售咖啡饮料西餐：
代售邮册、贺卡：
销售音像制品：
销售鲜花：
销售计算机耗材：
开办职业技能培训：
七、风险规避;
任何经营都有一定的风险，无庸多言。
如何正视风险的存在、防范规避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
书店经营的风险相对较小，因为目前图书批发市场是明显的买方市场，批发商从出版社进书基本都是寄销的方式，三个月回款，而且剩余滞销图书都可以退货。
零售书店从批发商处进书也采用类似的方式。
这样，书店的风险就主要来自自身的经营管理，如何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吸引读者等方面了。
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在充分进行实地观察、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谨慎选择店址。
2、尽可能控制固定费用，减少固定设备的投资小型创业计划书范文工作计划。
3、建立完备的会计制度，作好详细经营记录。
4、理智对待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全面分析、解决问题。
5、确属选址错误，应早做另觅佳址的打算。
八、远景规划
书店定位是：在xx市区有一定竞争实力的特色书店。
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并能拥有自己忠实的顾客群。
书店经营的目的是：占有xx图书文化市场的一定份额，形成长期的盈利能力。
一旦经过努力经营和不断摸索，书店能够按计划达到目标，并且形成一套成熟的经营与管理的模式，有了由少而多的资本积累，就可以争取投资，进行发展
发展的方式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扩大单店规模。
(营业面积、经营品种、经营范围)这种方式风险较大，需要依靠对当地市场容量的充分了解和合理预测，以及在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
在有新华书店大中型书店的区域应不考虑使用。
2、开设分店有了xx市区母店的成功经验， 大学生入党申请书，加之在母店经营过程中与供货商建立的良好关系，在市场竞争较弱的区域开设分店是一种投资孝易于操作的方式。
有以下两种方向可以考虑：
(1).横向(在市区的其它区域)在市区内开设分店可以采用围绕母店设售书点的方式进行，既可充分利用母店的图书资源，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又节省投资，降低成本。
2016最新自助餐店创业计划书模板【2】
创业计划书的起草与创业本身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要对行业、市场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
一、餐馆名称：
XXXXX。
命名规则说明：低调，简单，易记，有特色(这里的特色不是说直接反映风味)但不古怪，不超过四个字，不带湘字。
目前预定的形式是XXXX酒家或XXXX荘
二、餐馆风味：以湘东地区的农家风味为主
三、餐馆预计面积：280 ~ 350 M2
四、目标城市：广州
五、选址要求：
1.在周边1里内起码要有一个中型居民小区，周围最好一定量的流动人口，应该是白领来往或是租房目标区;
2.如果条件不能满足第1点，则位置需要交通比较方便，来往有一定量私家车和有消费能力的人员能醒目的看到餐馆的位置;
3.租金不能超过60元/M2，40元/M2为最佳，最好是1楼有一个10M2左右进出铺面，主要营业面积在二楼;
4.餐馆本身需要能停车7 ~ 10辆家用轿车的能力，或是附近不超过200M有停车场。
选址总体评价，由于新手投入资金不宜过大，因此餐馆位置不能为现今已经很繁华处，但希望往来比较多的人员，并且具有消费能力，希望通过餐馆的风味特色能吸引到老客户，要求能在三个月后能做到盈利1万元/月。
六、餐馆布局要求：大厅内部要求能摆放4人小台或小圆桌12 ~ 15张，10人大台4张，16M2包厢(4*4M规格)4 ~5个。
(但具体要看店铺的布局)
七、餐馆开张预算：
1.租金：两按一租，以300 M2计算，每M2预计50元，此应一次支付4.5万元;如果面积有出入，无论如何不能超过5万
2.装修设计费用：800元
3.装修费用：A.门面外部装潢能突出特色、显眼、但不夸张费用为X元;B.内部大厅装修风格以突出农家风味为主，装修一般，但要求装修完不能有异味，费用为X元;C.厨房面积为40
M2，装修强调排污、通风，费用为X元;D.厕所两个，男厕为1.5M2，女厕为1M2，要求通风，其他无特别需求，装修X元。
自己买材料，总共预计8万元
4.办证费用：要求有消防、环保、卫生许可和营业执照等，费用预计6万元
5.购买用具费用：A.3台5P的空调，包厢4台小1P空调，共元(也可能使用中中央空调);B.十把吊扇或壁扇，共3000元，C.两个冰箱，两个冰柜，一个消毒柜，其计1万元;D.厨房用具，共4.5万元;E.
桌凳，共5000元; F.其他(请见清单)，共计2000元，G.自动洗衣机1台，1000元
6.其他不可预计费用，2000元
八、餐馆装修风格说明：
1.门面装修要求显眼，突出特色，不夸张，简练，能体现其消费水平
2.大厅说明：A.桌凳使用原木色的大小八仙桌和长条板凳，或是使用外观上比较结实的大小圆桌，大小圆桌上覆上比较好的米黄色桌布;B.墙面和厅中原有柱子的1M2左右以下以深色瓷砖，厅中为了装修目的自立柱子均以深色为主，天华板不进行完全装修，使用射灯，射灯以上的天华板喷为黑色，大厅灯光要求柔和，但桌面上的灯光要求明亮。
(这里只我的想法，实际以最终的设计为准)
3.包厢装修与大厅一样
4.其他无特别要求
九、人员配备：
1.厨房：共6人，1个主厨，2个副厨，1个配菜切菜，1个洗涤人员，1个洗/捡菜人员
2.包厢：以5个包厢计算，5个服务员，
3.大厅：5个人，每四张台1个
4.其他：其他临时人员1人(主要用于服务休息时的轮换)，店主1人。
十、运营费用明细：
1.物业管理费用：每平方不能超过2元/月，以300 M2共计600元/月
2.排污费用：600元/月
3.水电费用燃油费用：水电4000元/月，燃油2000元/月(暂时以此计算，如果燃油越多，说明生意越好)
4.人员费用： A.工资：主厨为1800元/月，副厨为1400元/月，其他均为1000元/月，共计1800*1 + 1400*2 + 14*1000
= ;B.住宿火食费用：住宿为2000元/月，火食费用以200元/人/月，共计18*200 = 3600元/月
5. 折旧费用：
6. 原材料：A.原料， 共元/周
7. 其他不可预知费用：1000元/月
十一、菜品说明：
1.坚持两个特色：A.绿色健康食品;B.湘东地区的地道农家风味，大概30%左右的菜品在一般湘菜馆吃不到。
2.坚持推重出新：A.不断推出新菜品，每月2个新菜品;B.跟季节变更，及更换菜品
3.消费水平定位：跟门面地址周边环境相关，但初步定为平均 35~60元/人。
总体来讲，以农家特色和绿色健康为卖点来，不一样的菜品才能买得到比较高的价格，并取得比较高的利润
十二、直接成本估计：
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油，盐，各种佐料，以及构成菜品的原料。
1.特色菜(挙头产品)成本控制在50%
2.中档但一般湘菜馆少见的，成本控制国40%以内
3.中档常见成本控制在60%以内
4.低档常见菜控制在30%以内，此类主要以蔬菜为主。
以不改变菜品的质量为前提来降低直接成品
十三、最终费用核算：
十四、其他问题点：
计划安排，租房要求房东提供三个月的免租期，第一个月办理与营业相关的各种证件，第二个月准备装修，第三个月准备好与开张相关的事宜。
五 优势与劣势：
本餐厅经营解决了学校食堂饭菜口味单一等问题，也无流动小摊卫生没有保证的担忧，并且与食堂同样方便快捷，节约时间。
另外，本餐厅采用自助选择方式，应该很容易受到顾客欢迎，并能节省部分人力资源。
同时，非餐点还提供冷饮、冰粥、等，并提供免费茶水。
简洁舒适的装修将是餐厅的一大特点，学生普遍喜欢在干净、服务态度好的餐馆就餐，因此令人满意的服务也将是本店的一大特色。
此外，学校食堂有明确的就餐时限，而校外很少有餐馆出售早餐，因此在校外的本店则可以较容易地抓住这部分因时间差而导致丢失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就是由在就餐点前后的一段时间要就餐的潜在客户群所产生的市场份额。
由于刚起步，快餐店的规模较小，如就餐的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等都比较有限。
而校区内外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因此还存在着不小的劣势。
另一方面，因为学校假期是固定的，寒暑假期间的客源会骤降，而寒假期间会比暑期更少，这将会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据我们的市场调查与分析，本店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存在的，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而本人正是学生----这个最大客户群中的一员，所以更能了解顾客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从这些方面来看，是应该是很有机会挤入该餐饮市场的。
六 财务状况分析
1.初始阶段的成本主要是：场地租赁费用(3万)，餐饮卫生许可等证件的申领费用，场地装修费用(5000)，厨房用具购置费用，基本设施费用(5000)等
2.运营阶段的成本主要包括：员工工资，物料采购费用，场地租赁费用，税，水电燃料费，固定资本，折旧费，杂项开支等。
3.据计算可初步得出餐厅开业启动资金约需12600元(场地租赁费用5000元，餐饮卫生许可等证件的申领费用600元，场地装修费用2400元，厨房用具购置费用1000元，基本设施费用等2600元)。
资金可有父母提供80%，自己积蓄20%。
4.每日经营财务预算及分析
据预算分析及调查，可初步确定市场容量，并大致估算出每日总营业额约1500元，收益率30%，毛利润500元。
由此可计算出投资回收期约为一个月。
七 风险与规避
1 外部风险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大型餐饮公司进军中国，国际品牌既快又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必将给中国餐饮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餐饮业竞争激烈尤其是来自国外的快餐连锁店，如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的快餐业中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2 内部管理风险
餐饮业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行业，但是它需要严格的管理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对于大多数中国自办的餐厅来说大部分存在着内部管理松散，服务人员素质较低，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经营机制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关系着企业的生与存，成与败。
3 市场风险
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市场的风险，具体有以下几种风险可能：
(1) 在本项目开发阶段的风险，市场上可能会同时出现类似餐厅的开业。
(2) 项目生产阶段的风险，如果项目已经投产，但没有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项目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生产费用和偿还债务。
(3)项目生产经营阶段的风险，项目投产后的效益取决于其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和其他表现，而对于本阶段项目而言，最大的市场风险来源与市场上餐饮业的竞争风险，如果项目投产后效益良好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相似经营项目的诞生，从而加剧了本项目的竞争压力。
4 原料资源风险
本餐厅的原料主要以果蔬、豆类、菌类为主，是当今最受欢迎的绿色天然无污染食品，尤其本餐厅是以保健为主的餐厅，因此在原料的选择上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投资，这样才有利于采购到新鲜、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5 应对措施
(1)汲取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验，开发出自己的特色食品。
(2)严格管理，定期培训人员，建立顾客服务报告。
(3)项目开发阶段进行严格的项目规划，减少项目风险。
(4)进入市场后，认识食品市场周期，不故步自封，积极开发更新食品。
(5)与原料供应商建立长期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保证原料资源的供给。
6保险和法律 事务健身中心的保险将通过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购买。
资产保险将保险固定资产和私人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商业意外保险保证赔偿由于意外事故而关门造成的固定现金流入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