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政治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证券无纸化下中国证券登记存管法规范体系

我国证券登记存管法律规范体系目前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范(业务规则)以及相应的习惯做法等构成。尽管行业规范的效力层级最低，但从数量来分析，其大约占90%以上，在实践中发挥着指导和规范证券登记存管的作用。

(一)证券登记存管法律的滞后性

从法律性质分析，证券登记是对公司发行的证券的资产确权行为，而证券存管则在证券存管机构与证券所有人之间建立起保管合同关系。登记的确权功能以及保管合同在民事法律中都有一般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主要基于动产和不动产这种实体物而言。证券的无纸化彻底消灭了纸质证券的实物载体，投资者也不再通过持有“证券”而证明证券所有权，证券登记表现为登记机构储存的电子记录，证券存管也是以证券账户的形式保管的电子记录。这样，以实物为基础建立的民法上的登记和保管法律规范就无法真实、完整地表彰无纸化证券权利，确立无纸化证券的保管关系。

无纸化证券登记存管规则在典型民事法律中的空缺在《证券法》中仍没有弥补，第159条、160条和166条虽基本确立了证券直接登记、证券登记确权以及证券存管制度，但证券直接登记的唯一化使之前和之后立法规定的间接登记面临合法性问题，以“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作为确权依据含糊不清，证券存管的规定则更显简陋。显然，《证券法》此次修订并没有为无纸化证券的登记存管提供完整的指引性规范。

(二)其他证券登记存管规范的合法性问题

部门规章以及行业规范对无纸化证券的登记存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以行业规范为主，从证券持有方式，到证券登记确权，再到证券托管存管，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行业规范在证券登记存管操作中的主导性地位在我国的法制环境下却面临合法性问题。首先，配合证券登记存管业务发展需要而创制的行业规范或者习惯做法可能与传统的法律原则或规则不一致;其次，无纸化情况下证券登记、转让、抵押的效力和结算规则的效力等还没有得到立法确认，近年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业务规则做出的许多行为被诉诸法院，严重影响了结算秩序和证券市场安全运行。

二、证券无纸化与我国证券登记存管法规范的不适性

《证券法》确立了我国证券登记结算体制的基本框架，即“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模式。从时间来看，我国证券登记存管的法律制度建立在证券无纸化之后，立法基础比较充足，但从规范内容来看，立法质量并不高，证券登记存管法律规范仍表现出相对证券无纸化技术性规范的不适应性。

篇（2）

一、我国保险市场开放面临的规制挑战

随着入世后对入世协议的逐步落实，我国保险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保险规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1．外国保险公司大量涌入，再保险市场在开放中面临着最大挑战。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先进保险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外国保险公司与不成熟的中资保险公司同台竞争，这无疑会给中资保险公司带来竞争压力，并压缩中资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保险市场份额将被重新分割。特别是再保险市场，根据前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具体承诺减让表》来看，我国的再保险市场将面临百分之百的开放，直面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

2．保险费率趋向市场化，使保险定价越来越细，不良风险获得保险保障的困难越来越大。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必须与投保人的风险水平相适应，至少应该接近于其他保险公司所采用的费率结构，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风险分级变量自由定价，否则会失去竞争机会。开放保险市场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不同风险之间价格差异的扩大，保险公司将通过越来越多的风险分级变量把投保人根据其风险水平分成许多不同的费率组别，自由定价的政策将迫使保险公司充分利用有关保单持有人相关统计信息来确定保单价格，从而使保险市场价格趋于敏感性和多样化。

3．经营费用和人佣金将大幅下降。在所有实施垄断经营、价格控制、卡特尔或缺乏真正竞争的国家，保险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其经营效率普遍较低，如经营管理费用过高，支付给人的佣金远远超出必要的水平，而这些经营费用水平在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中是不可能维持的。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市场不断开放，国内保险公司为了参与竞争，抢占市场，必定采取低费率政策，从而导致承保利润下降，无力支付高额的费用和佣金。因此，削减经营费用、降低人佣金将成为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手段。这必将对目前我国保险经营方式和保险市场利益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

4．保险监管机构压力增大，监管体系将与国际惯例接轨。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使我国保险市场上竞争主体不断增加，成份愈加复杂，这将给我国的保险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根据WTO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对保险市场竞争的规制上，内资与外资保险机构在市场准入和退出、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这就要求保险监管应尽快通过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现行保险市场竞争规制与WTO法律制度之间的差距

我国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等方面，虽然正在努力与WTO法律制度但仍有不符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过于强调保险市场的安全和秩序，疏忽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自主、效益、公平竞争。尽管WTO法律制度在金融服务问题上给自由化以相对的保留，但是自由化始终是金融服务协议的基本目标。然而，我国现有的保险竞争规制模式在价值目标上，强调国家的管制利益，疏忽了市场主体自益的维护；强调行政性的强制监管，相对忽视保险业的自律和保险公司的内控。

其二，将内资保险与外资保险、外国保险区别对待。为强化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业监管，我国制订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专门性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表明，我国在针对保险市场主体的立法上试图做到内外有别。其实，《保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体现了内外资保险公司差别待遇。如《保险法》第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办理境内保险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规定：“合资企业和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

其三，在保险法制的公开与创制方面，透明度尚有很大差距。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这不仅是一项程序性原则，也是一项实体性原则，它体现在世贸组织上主要协定、协议中。《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第7条对成员方国内法规创制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即对于成员方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其国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遵循合理、客观和公正、统一的原则。统一性要求在成员领土范围内管理贸易的有关法规不应有差别待遇，即中央政府统一颁布有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上述事项的法规不应与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触。但是，中央政府授权的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员对法规的实施实现非歧视原则。

透明度原则要求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必须及时地公开和通报，并应将有关法令、规章或行政指令等迅速地报告给服务贸易理事会，还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和机制来确保这种公开和通报的全面与及时。我国现有保险法制的公开，虽有了一定的机制，但是仍然缺乏严格的执行和监督规程。特别是监管当局针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实际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对性答复和解释，往往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其透明度难以保证。根据WTO法律制度的要求，任何成员方认为其他成员方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法规将影响协议的实施的，有权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报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保险立法的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性的状况，我国将可能面临众多来自WTO成员方保险公司的，从而在国际保险合作和竞争中陷入被动局面。

事实上，我国的保险竞争规制制度也缺乏透明度。政府对保险业进行规制的内容、措施、手段和程序缺乏透明度。诚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要确保透明度原则在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实践中得到实现，还有一定困难。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虽然开始建立并受到普遍关注，但由于认识的偏差、物质基础的缺乏及体制的障碍，我国的信息公开，无论从内容、范围还是从形式和程度上都还远不能满足WTO的需求，甚至被认为是贸易上缺乏透明度的国家。其次，部门立法制约了国家法律体系的科学和统一。我国的保险法制的草拟和创制者大多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中国保监会来充任。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着明显的行政目标、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草拟创制必然会渗透其主体利益色彩。这势必会影响保险法制的合理、公正和统一，从而在实质上违背透明度原则。

三、完善我国保险市场竞争规制的对策

1．确立保险竞争规制的市场化理念

所谓市场化理念，就是对以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市场化理念应该是保险市场竞争规制基本价值体现。因为：①市场化理念是竞争规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规制强调的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从经济角度分析，它主要通过对该行为的鼓励、限制或惩罚给竞争者以压力，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虽然这种压力的形成也依赖于直接的行政约束，但更多的或主要的通过市场的力量问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在这里，市场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市场规制与市场管制的实质区别所在。②市场化理念是WTO法律制度的灵魂。WTO所架构的是一种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应当是完整的、开放的，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市场监管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是规范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有限度。这是WTO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或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走向的改革。各国经济的市场化使作为“经济联合国”的WTO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基本制度基础。要在我国保险竞争规制中贯彻市场化理念，必须对我国现行保险市场规制模式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包括：规制主体要从政府他律一元规制主体到除政府以外的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中介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结合的多元规制主体的转变；规制手段要完成从政府行政审批、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单一行政规制手段到对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审查的法律规制手段为主的转变；规制的目标上要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安全、控制保险风险为唯一目标的安全规制到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的规制的转变；规制的时问上要完成从事前上报审批的事前规制和向事前报批、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和惩处的全过程规制转变；规制的内容要从以条款和费率监管为中心到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转变。

2．借鉴保险竞争规制的国际经验

保险市场的国际化决定了保险竞争的国际化，这就要求我国应开展和加强保险竞争规制领域的国际合作。WTO要求成员方在制度变革上应能逐渐地接受金融自由化理念。我国应在维护国内保险市场秩序的同时，要大胆地为保险法制的国际化创造条件，为我国保险市场早日真正地融入国际保险市场提供法律保障。

3．进一步完善保险市场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适应WTO法律制度的要求，必须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顺应世界保险业竞争发展的趋势，加快完善我国的保险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立有效的保险规制的各项法律制度，以规范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在遵循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法律资源，保护我国民族保险业。一方面，我们按照WTO的要求，抓紧修改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废除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歧视性待遇规定(如经营许可证审批的条件过于严格、程序过于繁琐，经营地域和展业范围的限制等)和超国民待遇规定(如税收优惠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优惠等)，以创造一个内外资保险公司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遵守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律给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保护性条款，以及我国在与WTO其他成员方谈判中所争取到的一些权利，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尚属于幼稚行业的我国民族保险业给予适当的保护，使我国的保险开放能够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监管法律体系，构建一个以保监会为核心、保险行业自律为补充、保险公司自控为基础、其他相关部门(如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配合的保险市场规制的多元立体网络结构。在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还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尤其要在法律上明确保监会在保险竞争规制中的职责权限，加强保监会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时，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我国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统一监管体制，做好必要的立法准备。

篇（3）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篇（4）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在作者的审美意识中．他们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真情所至．率性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违反“魔鬼习俗”去追求“天许可”的爱情．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庄子把对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写都具有脱离尘世的美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自然之子．他们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样纯洁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风情融为一体边城的女子是温柔纯净的．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心底善良淳朴却又执着刚强。就像一泓深泉，清灵却不见底。《边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孙女．她的身影飘荡在山水相融的风景中．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善良、恬淡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显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说女性在这里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一部分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在《龙朱》中，龙朱便作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饰的原始的出现了．他“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绵羊”．集狮子与绵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之子，他们热情、真实、诚实、勇敢、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配合的恰到好处。完全体现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两性之爱是沈从文经常关注的．它自然而又美丽纯洁．不在乎一切外来的干涉．沈从文常常把男女之间的恋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听一切大小虫子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落在地上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静谧中生命跃动的声响交合着从林间隐隐绰绰的意象．四狗的爱情就在这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中萌发、膨胀、生长．情感及欲望在一种饱和状态中走向极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张扬过程中也正蕴蓄着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无疑孕育了沈从文对湘西的向往与崇敬．他的笔端．随处都流动着自然的身影．人则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动。

《三三》中，三三从小就在“比屋连墙、嘉树成荫”的堡子里长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她完全生活在几乎纯自然的环境中．没有与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缚。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样纯净透明。三三与自然互为象征，互为背景。互为对象。三三还在与宽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与对话中达成共识和默契：“三三的事．鱼知道的应当比母亲还多。”他们互相依赖唇齿相依．从而使三三完全释放生命的欲望与冲动．尽显生命的欢愉与跳跃。自由人格获得了解放与归依在这走向返朴归真的过程中．人其实也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在无根的飘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点．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的生命之根．

篇（5）

财政集中收付管理制度改革是财政资金运作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整个预算执行机制和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性创新。某省从2002年11月1日开始在省内部分事业单位试点推行，省内大中专院校从2003年10月开始推行。在这种制度下，财政收支实现了规范化管理，收入不能随意退库，支出得到了事前监督，资金使用效益也明显提高。目前世界上发达的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3年多的实践，该项工作已经全面走上正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使用国库授权支付额度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现就有关问题进行如下探讨。

财政拨款是预算单位在前一个月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资金使用计划，向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申请次月的月度用款限额，财政国库执行机构将批准的限额通知银行和预算单位。由银行从“零余额帐户”给开户单位打出银行盖章的“财政授权支付额度通知书”，预算单位据此做帐务处理：

借：零余额帐户用款额度1000000元

贷：教育经费拨款—财政授权支付1000000元

预算单位在本月批准的限额内使用额度时，要在国库网上打出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和单位开据的银行转帐支票或电汇单一同到银行办理结算业务：

借：教育事业支出—XX100000元

贷：零余额用款额度100000元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不在银行开据“零余额用款额度通知书”就做帐，这是不正确的。“零余额帐户”与其它银行帐户最大的区别是：不允许该帐户有余额，银行每天业务终了需报省人民银行，由省人民银行和财政厅国库处统一结算，再由省人民银行给各银行返还代垫资金。

某预算单位在使用“国库授权支付额度”过程中，曾丢失授权额度。年底决算出纳对银行帐时，因不了解“零余额帐户”的特殊性，认为银行存款都是用余额对帐，年底银行和预算单位存款余额都是零就对上帐了。3月份有经办单位称去年转帐支票未拿，后用银行对帐单和单位发生额一笔笔对账后，确实没有开出支票，但经国库网上查实，此笔业务财政授权支出指令上年早已开出，授权指令还在银行（因这一期间出纳换岗造成）。经与财政厅国库处发生额一笔笔核实此笔款，只用了额度国库没有显示银行资金划出，确实钱还在国库。当时上年财务决算工作已经彻底结束，主管部门也已结帐。因国库集中支付年终与各预算单位、上下级之间账务必须一致，还不应有未达账项，造成用款额度丢失。

那么，单位欠经办人上年资金应怎样作帐务处理呢？

某单位作以下帐务处理：

摘要：购设备

借：专用基金—修购基金50000元

贷：银行存款—XX50000元

上年度已作账摘要：购设备

借：教育事业支出—设备购置费50000元

固定资产—一般设备50000元

贷：固定基金50000元

零余额用款额度50000元

跨年度帐务处理，此做法欠妥；“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对修购基金有名确的表述，修购基金的来源，是按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的，提取时在修缮费和设备购置费中各列支50％。如果该项经济业务跨年度再用修购基金购置设备，必须再入固定资产，必然造成重复支出和重复入固定资产。鉴于以上意外原因的发生，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年终结帐后如果发生以前年度会计事项的调整和变更，应直接通过事业基金科目进行调整，并在会计报表附加上加以说明。

借：事业基金―般基金50000元

贷：银行存款—XX50000元

那么，对于只用了计划，实质上未从国库拿钱，这样的事例我们除了应加强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工作的宣传力度和业务知识培训工作外，还应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断加以完善，来避免和堵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如年终增设未达账项或在国库软件上增加功能等等，尽量减少基层预算单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总的来说，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非常适应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它体现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是对现行制度的创新，是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监督、防范腐败行为发生的得力措施，它从根本上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目前国库授权集中支付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国库授权集中支付工作会做的越来越好，争取早日实现财政管理和财政资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参考文献：

篇（6）

    另一方面,宣扬民主、扩大政治参与也可能给现存政权造成破坏和威胁。西方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研究中,针对社会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民主过剩”“参与危机”“参与爆炸”等一类概念。如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会使社会挫折感增加,这种挫折感会使人们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并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扩大来满足这些要求;而当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不充分时,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质与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时,现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将引发政治参与的无序,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又一定会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破坏社会和谐。

    由上观之,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来说,民主确系意味着诸多进步,但也需谨慎应对民主化之后产生的问题和挑战,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会混乱、政权覆灭。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篇（7）

从本质上讲，人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教育。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内在提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丰富而视角深邃的传统文化背景相联系，通过汲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来陶冶人的情操，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目标是塑造人们健康的人格，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提升人们理解人与人、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的能力。所有这些都符合今天我们所大力倡导和追求的道德品质和理想，与今天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目标是一致的。目标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的活水源泉。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着爱国主义思想和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的价值信仰，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衡量指标。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题材广泛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不竭源泉。

总之，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深叶茂，健康发展。否则，丢掉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当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绕开的“结”，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优秀的文化成果对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作用，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不竭的资源，人们通过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会使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概括来说，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塑造人、培养人的功能等方面。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现代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不断发展，结合时代要求变化而来的，没有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文化基础，现代文化发展必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的教育功能，必须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和基点，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价值。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优秀而题材广泛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它激发了我们的民族白尊心、自信心，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并且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积淀成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高尚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标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奉献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等等。这些最优秀、最可贵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及其宝贵的教育内容。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原则和方法。一般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如下几种教育原则和方法：一是教育注重言传身教的原则。如孔子主张以道德示范为特点的教育方式。“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说明了以身试教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为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二是道德教育与内心自省相统一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心理教化的积极作用，“内省”“慎独”的人身修养以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道德修养方式，为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心里教化方面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鉴。三是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代教育家大多认为德育要高于智育，一个人首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做人，知识只有用于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三、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实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表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切实的效果，能否始终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必须充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作用和功能。新形势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切实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积极利用各种传媒，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众传媒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平台，通过各种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载体具体而形象的向广大群众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群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从而达到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篇（8）

在现代企业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将人性化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一般来说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首先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工作相结合，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企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其次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相结合起来。再次，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高度融合，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实现时刻牢记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化，即在企业工作中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穿其中。

1.2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遵循的原则

既然是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涉及到员工思想和员工态度的问题，因此对员工思想情感和个人生活的适当关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对员工实行关心原则，做到对员工的物质和精神层次的双重关怀。其次，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还要做到对员工的尊重，不仅尊重员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尊重员工的生活等。另外，对员工的信任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只有对员工有着足够的信任才能使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最后在思想政治工作对员工要进行适当的激励，这样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2.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我国经济贡献十分突出。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导致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缺乏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贡献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我国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缺乏相应的工作体系，尤其是对员工思想素质教育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健全的体系。这导致在国有企业中员工不能齐心协力，在公司遇到困境面前不能团结一致的进行解决，严重缺乏企业凝聚力。甚至有些企业在员工思想工作上完全不予理睬，企业文化严重缺失，导致国有企业出现各种腐败现象。所以，在当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缺乏完整健全的体系和制度。

2.2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分配不明确

国有企业除了缺乏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以外，在有些企业即使有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由于责任分配不明确，责任归属模糊，依然导致很多企业在有些工作中不能很好的将责任归属到个人，从而导致惩罚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现代企业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建立完善的人本责任制度，实现人管人，人治人，责任明确到人，惩处负责人等制度。

2.3思想政治工作惩罚不明确

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涉及到员工对企业文化和企业规章制度的执行和遵守情况，因此，加强对员工行为公正合理的惩处是保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方面。但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惩处不明确的情况，尤其是对不同层级的员工存在不同的奖惩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企业综合形象和整体素质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实行公正的奖惩制度十分必要。

3.如何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实施人性化管理

3.1努力形成企业人本管理的舆论导向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做到以人为本，以员工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关系到国有企业内部稳定和企业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方面，只有企业全体员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创造更加优秀的业绩，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目标。因此，固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加强对人本管理思想的宣传，坚持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重视对员工利益的维护。在全体员工中形成人本管理的理念，真正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同时，在国有企业中要特别注意和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等。利用科学的管理制度使全体员工自觉的遵循为企业发展发挥自己的力量的意志。因此，树立人本管理思想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是保证国有企业顺利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企业内部团结稳定的重要手段。

3.2实行目标管理，促进人本管理责任到位

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意图在于人本管理思想，即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部分，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关键。人本管理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与整个而企业的思想素质联系在一起。根据目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大部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也有一部分专业的思想工作人员进行维护，但是由于对人本管理实施不到位，管理目标不明确等现象。因此，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强调人本管理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完成，能改变当前存在的口号多，文件多而落实不到位的状况，又能改变人本管理的工作由于无明确标准而难以将责任归咎与个人的情况。同时，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实行人本管理，能促进员工工作的目标化，使员工在工作有更加的工作目标，从而为实现企业的整体利益创造价值。3.3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性化管理离不开优秀的企业文化的熏陶。因为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灵魂的体现，也是企业价值的体现，对企业价值和企业宗旨有一定的反应。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将对企业员工产生积极的效应，从而对企业效益产生正面影响。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建立适合企业的企业文化必须能突出企业的整体气质和个性，这样才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另外，合适的企业文化更加能够促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也离不开企业的社会目标，树立正确的企业目标也能对企业员工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员工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同时，将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性化管理的影响力，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人文素养。

篇（9）

大会将围绕新型纤维材料、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及技术纺织品等热点，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额发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奖，为国内外高层次的纺织理论研究者、纺织科技工作者、纺织生产管理者和纺织技术产业化实施者的零距离接触提供互动空间。现诚挚地邀请您就相关内容投稿并参加此次会议。

一、论文征集范围

（1）纺织基础理论研究；（2）高仿真、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材料；（3）天然纤维的改性研究；（4）聚合物结构与分析；（5）聚合物的合成及在纺织工业的应用；（6）生物质纤维及其关联技术；（7）纤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8）新型纺纱方法及设备；（9）高性能、智能化的新型机织、针织。编织技术；（10）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工艺；（11）节能节水型染色，印花技术；（12）纺织品的复合功能后整理；（13）纺织用酶的研发及应用；（14）化学品资源循环利用技术；（15）各类高功能技术纺织品（含军用）；（16）技术纺织品非织遣、机织、针织和编制成型工艺；（17）技术纺织品复合加工技术；（18）技术纺织品长效功能性整理和多功能复合整理；（19）环保低碳纺织专用机械与器材。

二、论文提交细则

（1）会议只接受原创首发稿，文贵自负。

（2）论文可选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但参加“2012年中日纺织学术交流会”的交流论文只能用英文书写。论文的具体格式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会议征文”栏目。

（3）作者须在大会官方网站（.cn）在线注册后提交Word格式的论文，会议秘书处会在收到论文后的3个工作日内用电子邮件回复。如在1周内没有收到回复，请重新提交论文或与秘书处联系。

篇（10）

《战国策》一书，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记载了许多的言谈游说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的言论，正如西汉刘向所言，此书“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历代学者也大体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但是笔者认为，书中的言谈游说之士的纵横捭阖，就其本身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干人主”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性质，其中并不带有什么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就是教人如何为了某种利益而打动对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术”。然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许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时期，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必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权利的分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政治主张的概念及论证涉及政府(政治机构)的措施与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为的人，如古时的君、臣，近代的议员、公民，皆在其讨论诠释的范围之内。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论及当时的游说之士时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各人的一套议论主张”来游说上层人物，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本文就是对这些游说之士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

因为在《战国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讨时，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其总体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观点。

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都想战胜对方，或是达到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当时战争就体现了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战争之惨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国国君“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国之间的征战依旧如故，并且各种指挥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颇等人也都为人君所重，而如何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即所谓的“兵家”。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那些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就将战争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

夫徒处而致利，安座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也。

这段话中，就提出了当时的人主治国的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广地”。但是在当时群雄并立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可以查阅《史记》中所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无年不战，无战不是杀人逾万、血流成河，最终的政治利益的实现靠的就是战争。不但“致利”和“广地”需要战争，守护国土、避免邻国强占本国的土地，更是离不开战争。《战国策》中所载的郑同说赵王之辞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围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在战国这个纷争惨烈的时代，想要保住国土，不能向邻国“告以礼”、“说以义”，用文章或口头作道义上的论争，而是必须备守城之具，有充足的军队，通过战争来守卫国家。这与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广地”为主的目的虽有不同，但两者欲达到目的的手段必归于战争。由此可见，《战国策》中对战争的重要性的叙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也是深深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策》中尽管夸大了言谈游说之士的重要，如通过苏秦的“和纵”之计，“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俨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纵横捭阖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国的实力为基础的，而这种实力的最好体现，就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所以哪怕是书中极力夸大的人物苏秦等人，在游说国君之时，也是必说“带甲数十万，车千乘”这样体现一国实力的话语，这也是《战国策》中重视战争的一个良好的佐证。

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战国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春秋时的封建国家开始解体，郡县制的集权国家开始出现，“各国的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了变革，废弃了原来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大臣开始由国君任命，并且听命于国君，而对于国君而言，如何加强集权、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如何控制驾驭臣下使之完全为己所用，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战国策》中对这方面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如书中所载的有人向秦惠王所进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忘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虽然这段话是否符合史实值得商榷，因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本身就是打击当时的贵族势力，使君主得以集权，并非是让自己的声名盖过君主。但姑且不论这些，这段话就是要君主独揽大权，不能使大权旁落。因为“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如此一来，则“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作为新兴的集权式的君主，应该全力制止“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的情况，否则，是很不利于君主独揽大权的、臣下完全听命于君主的集权统治。故而要极力避免“大王更为臣”的现象出现，哪怕杀掉威胁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这样的结果，“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除了君主要独揽大权之外，还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不能出现“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恶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况。作为集权的君主，要想在战乱纷争不止的战国之世有所作为，就必须让全国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一切以君主之命为鹄的，“士民”不许违背君令、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使君主“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权君主，应该像书中所载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闻古之善为政也，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

如此一来，臣下“不敢为非”，君主中央集权、独揽大权的目的才是完全达到了。最后《战国策》还提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与“佚”的关系，具体讨论了君主的“统治术”问题，这就使得书中所论的关于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备了。如《战国策·齐策五》就写道：

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

控制权力，不让臣下权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再加上重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佚关系，使主佚而下劳，这样就可以实现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目的了。这些观点符合当时的政治现状，达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要求。王夫之说战国是“古今之一大变会”，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正是这“变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兴的集权君主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上将《战国策》看做是“阴谋诡计”“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

重用贤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战国时期君主的中央集权倾向明显加强，臣下的录用与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来执行，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国家的各种职位由各国的封建贵族担当，职位世袭，国君不得随意干涉的贵族政体——趋于解体，而“贵族阶级垄断政治之制度既废，平民遂获得登上政治舞台之机会”。一时间，求贤用贤成为各国君主的当务之急和时尚，所以如何才能获得贤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贤人，也就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主题。《战国策》中就提到了“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的观点，说明了“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想获得贤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贤人，书中所载郭隗对燕昭王说道：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已者至。先趋而后息，先词而后嘿，则什己者至。若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这段话就说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则越优秀的人才就会来到朝廷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摆架子，“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辈了。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讲学的兴起，使得许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知识，从而走上仕途。当时许多属于不同君主的政权同时存在，为这些新兴的“士”阶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他们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严的面貌出现。《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宣王见颜斶，后者俨然为王者师的姿态，直呼“王前!”，要齐宣王走到他跟前说话，并指出“明乎士之贵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除了尊重贤人之外，还应该虚怀纳谏，广开言路，并且择善而从。这样可以使国力强盛，国政清明。书中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说明了这一点：

(齐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这段文字不但写出了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如何的鼓励臣下来进谏，而且还极力突出了虚怀纳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的良好政治效果，国内是“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颇有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景象；诸国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齐国也因君主的虚怀纳谏而强盛起来。虽然这里有一定的夸张性，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战国策》一书鼓励君主应虚怀纳谏的思想。不但君主应如此，在书中，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也说道：“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可见虚怀纳谏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贤人的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应该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贤人可以无阻碍无滞累的行其治国的主张。书中所记载苏秦说赵王之辞就提到这一点：

臣闻明王绝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迹”“朋党之门”都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贤人整日被流言所诋毁，遭朋党所排挤，就无法有效地为君主贡献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贤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作为臣下而言，也应该做到“贤臣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女石而进贤”，公忠体国，不做嫉妒排挤同僚之事。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战国策》一书中所体现的最后一个政治思想就是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我们知道，中国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爱民的思想。《尚书》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惟王以小民用百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这类的语句，就明显地体现出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勿滥施刑于民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君，也十分重视民众问题。《孟子》中所载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一副十分关注民众生计的样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国内的民众数量繁衍增多，故而询问孟子在他这样关注民生之后，为何依旧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战国策》一书中就有了体现关于重民爱民思想的语句。书中所载的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元恙邪?”齐使不高兴她的询问顺序，赵威后便解释道：

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指明了民众才是使统治者得以顺利统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众生计有问题，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就要动摇了。而民众生计得到保证，则会使一国的生产储备、作战能力、田赋税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重民爱民，关注民众的生计问题。这段话的思维逻辑是“岁—民—君”，虽然与孟子著名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维逻辑顺序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承认民众是统治者治国的根本与基础则是一致的。此外，书中记载的齐襄王问人如何对待齐国重臣田单，那人主张应嘉奖田单，理由便是：

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一比之，称寡人之意。

篇（11）

二、“中国梦”是提升军校学员历史使命意识的必然要求

当今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履行多样化的任务，这为我军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军校学员应该树立牢固的历史使命意识，加强学习、提升素质完成国家赋予各种任务所需的能力要求，必须要加强“中国梦”的教育引导。“中国人的个体梦并不排斥物质性追求，但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它使军校学员有效的树立社会责任感，明确履行使命必须自觉担当时代赋予的神圣任务，自觉养成对自身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相统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第一次如此接近，作为军校学员更应该对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所蕴含的使命倍感珍惜。“中国梦”的实现不能坐等，梦想不可能自动转化为现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军校学员应立足本职，以“中国梦”为契机，激发内在的使命意识，努力学习，为目标实现贡献力量。“中国梦”是当前加强部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必然为提升军校学员的历史使命意识提供坚定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梦”是促进军校学员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军校学员的培养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应当唤起军校学员学习发展的内在动力，将自身的发展和理想的实现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提高军校学员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实现个人与国家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伟大的梦想必须落实到每个小小的梦想上，才能常开常新、永葆活力。”能否对个人与国家的利益统一，是影响军校学员实际行动的重要方面。“中国梦”的提出即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概括也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总结，它将人民群众的个体追求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共识，有助于消除当前价值多元化造成的价值取向冲突，有助于形成共谋发展的共识，成为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中国梦”的教育引导，有利于军校学员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人生理想，夯实军校学员的坚定政治信仰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对于提高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