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梦的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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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篇（2）

进一步来说，就是我应该主修什么专业和我想学什么专业。

“应该”，意味着人们对我的印象，有着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压力。

“想”，意味着我基于本能和自然意愿而渴望做的事。

大学第一年时，我“汇编”了一张详尽的自己应该选的课程列表，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实用性社会科学。然而，每次浏览课程目录时，我总被文学、历史、外语等各种人文科学所吸引。由于缺乏自己坚定的想法、倾向于听从更“厉害”的权威，这两点使得我允许了他人来告诉我这些课程是“没用”和“不切实际”的。“学了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程能有什么用？”然而，真的没用吗？

擦肩而过

在精疲力竭于选择我的“实用”课程之隙，我也去听了东亚研究系的课程。几乎其中的每门课程我都想学。“晚期帝制中国社会与文化”？是的。“东亚电影”？是的。“红楼梦研讨”？当我看到给新生提供这门研讨课时，我就知道我需要修读它，尽管我必须把它作为第五门课程加进去。这本经典著作是我成长过程中对我情感生活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我能逐一复述出贾府用膳时的确切菜名。我能讲出其中盘结交错的家族关系，描述出每个丫鬟的性格特征。这几乎令我着迷。我知道这部小说从头到尾的故事情节，但从来没有机会从学术角度研究它。

我猜想每个人都想修这门课程，于是我拜访了这门课的教授以巩固自己的“选课地位”。这位教授叫李惠仪（Wai-yee Li），一位精神饱满的来自香港的华裔中年教授，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还记得敲她办公室旧木门时的犹豫，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接近一位哈佛教授。我脑子里有关于哈佛教授的各种“狂野”猜想和模式化形象，其中大多是认为他们会很学术或令人生畏。李教授却绝不像我想的那样吓人。她休闲随意的长发、圆形的金属框架眼镜、温柔的眼睛、温和的举止很快消除了我的紧张。可能是太放松了，没几分钟我就迅速“供认”自己从11岁开始反复读这部小说，我从小就非常认同林黛玉，还能背出她的《葬花吟》。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李教授变成我的《红楼梦》心理学家，频频点头，以她柔和的声音向我提问，追根究底我对这部小说的激情和着迷。她向我保证，只要我愿意，将在春季学期（即第二学期）“红楼梦研讨”这门课程中获得一席之地。她的风度仪态使我感受到一种温暖和被接纳，让我在一所有着6000多名卓越本科生的学校中，从觉得自己显然“不特别”到“特别”。

回想起来，我现在为当时对她讲的一些幼稚的话和个性的陈述而感到难为情，但李教授却绝没有一点儿认为我在浪费她的时间，或认为我只是一个愚笨的本科生。她向我表现出的是，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值得她聆听的。离开她的办公室时，我为自己和哈佛教授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谈话”而感到轻松愉快，也兴奋地期盼着这门研讨课的开始。在哈佛艰难的第一学期，我把这门课程当作一个盼头。一旦我修读了这门课程，每件事都会变得更美好些，每个决定也都会做得更容易些。

不幸的是，我没能有机会在本科期间修读这门课程。那年春季，李教授遗憾地通知我，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而无法开课（我原来认为“每个人”都会跳出来，抓住机会学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想法）。那门课程原本是我在哈佛第二学期的亮点，没有了它，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不那么有劲。我在一位中文讲和写都一样烂的教授那里修读了另一门中国文学课程，这门课难以置信地好。但我还是不禁会去想，如果是“红楼梦”课程会多么的美妙。后来，到大二时，我从东亚研究转移到心理学作为主修。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修读了“红楼梦”，或许事情会和现在不一样。我再没有和李教授说过话，努力使自己融入新的学习。

红楼圆梦

当大三这门课程终于开课时，我却因为在巴黎学习而不能选课。本科时我最终没能去修读这门课。它渐渐从我的记忆中褪色，落入不断增长的“我想学”但因为觉得“不应该学”所以没有学的课程名单中。几年后，我上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因为不满足于教育学研究生院关于中国的专题课的缺乏，我跑到文理研究生院去注册选课。在网上“扫描”课程目录时，我看到了被自己长期遗忘的这门课程——“红楼梦及其背景研讨”，虽然它是作为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列出来。我第一时间敲响了李教授的门。

“我记得你”是她在我自我介绍以后的第一句话。“你大一时来过这里，你10岁左右就开始读《红楼梦》。是的，我记得我们的谈话。”6年多以后，李教授几乎一点没变。同样的发式，也许多了些白发，同样的眼镜，同样的温柔的脸和温和的声音。当我向她表示为自己没有中国传统文学学术训练背景而担忧时，她平静地向我保证，这门课真正地向所有对它感兴趣的人开放，不管有什么样的经历和背景，每个人都可以带来他/她的新观点。她说，有一些修读这门课的人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还有一位中国的访问学者是在大学里教《红楼梦》的。她的再次保证给了我不惧失败、学习这门课程的信心。

整个课程中，李教授保持着这种开放、不装腔作势、兼容并包的态度。每周四，我们聚集在一起，研读和讨论3小时的《红楼梦》。我们讨论与它相关的一切——清朝的文学传统、曹雪芹悲剧的一生和家族史、佛教和道教对小说的影响，当然，还有贾家成员们的家族和个人关系。刚开始时，作为唯一的非东亚研究系的研究生，我还怯于表达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但李教授却鼓励我讲出自己的观点。她“不经意”地宣布，我作为一个差不多是《红楼梦》终身读者的人，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当我回顾这门课程时，我有着充满感激和温馨的回忆：李教授谦逊、理智地包纳和引导着所有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她从来没有让我感受到，她是在我们之上的世界级的红楼梦和中国文学专家。她广博的知识表现在她如何“搭建”我们的对话，表现在她温和地向我们提出挑战性问题。当我写这门课程的期末论文时，我认为自己“不够格”而对写论文没有把握时，她就此和我进行了谈话，耐心地听着我脑海里浮过的各种选题，并没有简单打发我或显现出不耐烦。

李教授的引导也改变了我对两位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看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情感生活的成熟。我与李教授讨论时，我们反复讨论读者对两个角色提出的整体象征：她们互相代表着对方所没有的特质，并促使自己大量忠实的读者趋向于讨厌另一个角色。在李教授建议下，我仔细分析了这部作品和文学评论，论文选题定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不同于模式化角色分类的、变化的、复杂的性格演进。不管这是不是李教授原本的打算，我意识到，通过我们的讨论和论文的写作，我理解了这些角色的复杂性，进而是人性的复杂性，这反映了我个人的成长，和我对这部小说理解的加深。

我猜想每个人都想修这门课程，于是我拜访了这门课的教授以巩固自己的“选课地位”。

篇（3）

《红楼梦》是汉Z典籍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堪称为一部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它内涵丰富，包含了大量的美学和文化信息，颜色词在其中出现频繁，从人物的服饰、容貌到自然环境的描写，甚至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都应用到了颜色词。《红楼梦》颜色词的隐喻解读、英译策略如何，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本文以《红楼梦》颜色词的英译文本及其原文为对比、分析对象，从隐喻的视角对《红楼梦》颜色词英译过程中的隐喻解读及采取的英译策略进行研究，分析语言表层背后深层次的隐喻文化认知信息、隐喻发生的语境、存在的动机与作品的创作意图等，同时探讨英译过程中的具体处理与转换，寻找翻译规律，探析译者在汉语典籍颜色词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及采取的策略。

一.《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红楼梦》的全译本面世，即1986年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和John Minford合作完成的全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此后对于《红楼梦》英译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文军、任艳在《国内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1]中将《红楼梦》英译研究分为总体研究（文化英译、译本研究和英译事业）及部分研究（词语英译、诗词英译、修辞英译、文化现象英译 、对话英译、称谓英译、名称英译、篇章回目英译、片段英译、典故英译、句子英译、对联英译、人物形象英译、器物英译及灯谜英译），其中词语英译共133篇，占《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总数的17%，是所有研究主题中比例最高的，而《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仅占6篇。

另一方面，通过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结果显示，从1984年截至今日，国内学者们关于《红楼梦》颜色词的研究论文总数已达到1673篇，这显示出了颜色词，作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近代汉语典范”之称的《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与之对应的，从1984年至今，《红楼梦》颜色词英译研究相关论文却仅有平均每年不到3篇的总量，却未能充分将本土学者对《红楼梦》颜色词丰硕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红楼梦》的外译事业中去。

本文拟以国内本土学者对《红楼梦》颜色词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隐喻的理论视角探讨《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译过程中如何解读这些颜色词背后的隐喻以及传达过程中所采取的英译策略，发掘汉语典籍英译规律，探索汉语典籍向外译介的启示意义。

二.概念隐喻理论的框架与意义

在“Metaphors We Live By”[2]中，Lakoff和Johnson（1980：3）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隐喻在组织我们的概念系统时所发挥的的认知作用。“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中，更是存在于思想和行动中。”也就是说，隐喻被认为是人类在对世界感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思维与行为。

根据Lakoff和Johnson（1980：5）[2]，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诸如此类的讨论将隐喻从一种语言形式提升到一种思维形式。在他们看来，概念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映射。换句话说，通过源域的知识和经验来描述相对抽象的目标域。

与此同时，Lakoff和Johnson还关注为什么我们的日常概念是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组织而成，为什么概念隐喻能够将约定俗成的概念隐喻式地阐述出来。在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中，我们认为，当说话者感知到语境异常，同时与约定俗成的概念产生对照时，隐喻就会被识别。这种对隐喻表达的识别触发了自身隐喻机制的阐释，它所触发的对语义的映射便获得了即时隐喻意义。

在“Brent Berlin &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3]中，Brent Berlin和Paul Kay（1991：104）采取了98种语言的样本，通过大量考证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出了11种基本颜色词语：黑（black）、白（white）、红（red）、绿（green）、黄（yellow）、蓝（blue）、棕（brown）、紫（purple）、橙（orange）、粉（pink）、灰（gray）。同时Berlin和Kay还认为着十一种基本颜色词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里。基本颜色词的普遍性原则说明了人类对客观世界中的色彩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具有同一性，而且不受个人语言差别的影响。这表明了在不同语言交流中，颜色词的语义存在着对应关系。

正如曹莉亚教授在《颜色词计量研究》[4]中所说，“《红楼梦》中颜色词使用精准且富创造性，其种类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无出其右者。”而概念隐喻理论恰恰是研究《红楼梦》颜色词英译中认知过程最适合的理论工具。

三.从隐喻视角看《红楼梦》颜色词英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文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探讨《红楼梦》在英译过程中如何解读这些颜色词背后的隐喻以及传达过程中所采取的英译策略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具体从两个方面探索《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中译者对于《红楼梦》颜色词英译过程中隐喻的解读，同时深入探析在这一解读基础上《红楼梦》颜色词的英译机制。

1.《红楼梦》颜色词隐喻同一性

尽管人与人之间因地域、历史、文化等原因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众多的文化形态中，人们的隐喻认知都建立在同样的机制上，即利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所要表达的某些抽象概念。人类的语言存在同一性，而“语言的普遍性是认知普遍性的子集”，人类的认知也存在同一性。霍克斯对《红楼梦》大部分颜色词的英译过程都是基于其隐喻同一性。现举例如下：

例句1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第四十八回）[5]

“I've been through all the ones marked with red circles，” said Caltrop.[6]

例句2入泥怜洁白（第五十回）[5]

On mud and dirt its pure white flakes fall down[6]

例句3大家打开看时，原硐荒诔淖呕⑽平酢⒔跎系着一束蓝纱。（第九十二回）[5]

The three men gathered round as it was opened. On its lining of tiger-brocade lay a length of blue gauze-like material，many times folded.[6]

上述几个例句中，“红”对应“red”、“绿”对应“green”、“白”对应“white”、“蓝”对应“blue”，译者之所以能够直接从目标语中找到对应的颜色词，都是基于这些颜色词具有隐喻同一性。

2.《红楼梦》颜色词隐喻差异性

介于人类的共性，人类的认知也存在共性。而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历史发展也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国家社群的人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认知。在《红楼梦》颜色词的隐喻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情感与文化认知根源。

（1）情感差异

人类往往能够通过他人脸色上的变化来感知对方的喜怒哀乐。比如喜悦、激动、羞臊时，大量血液就会涌向面部，使之呈现红色甚至紫色。而惧怕、焦虑、忧郁时则呈白色。《红楼梦》中译者会常常将某些颜色词用目标语背后所代表的情感认知来表达。如：

例句1这傻大姐听了，反吓得白了脸，说：“再不敢了。”（第七十三回）[5]

Simple turned pale with fright.“No， no， I won't.”[6]

在该例句中，译者选择了“pale”一词在这里隐喻了原文中“白”所代表的情感―由于对所听到话而产生的恐惧。

例句2 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在凤姐身背后，只望着平儿，杀鸡儿抹脖子的使眼色儿，求他遮盖。（第二十一回）[5]

Jia Lian turned pale with fright. #2He grimaced piteously at Patience from behind Xi-feng's back， and drawing a finger across his throat，silently entreated her to keep her discovery hidden.[6]

此句中，同上一句的原文一样，人因害怕恐惧而体现在脸色的颜色，在汉语的语言认知体验中为“黄白之色”，而在英语语言认知体验中，这就是惊吓、恐惧的情感，因此译者仍然选择了“pale”一词。

（2）文化认知根源差异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颜色词的认知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红楼梦》颜色词的时候，需要将其隐喻的深层文化认知翻译出来，使目标读者能够感知到原文深层次的涵义。例如：

例句1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儿过门。（第六十四回）[5]

Everything had now been taken care of. All that remained was for Jia Lian to name the day. The calendar was consulted and the third of the sixth month， which was just beginning， was found to be the earliest auspicious day. On that day， it was decided， Er-jie should be received as a bride in her new home.[6]

例句2 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第一回）[5]

But when he sent a servant to invite him over， the servant brought back word from the temple as follows： “The monk says that Mr Jia set out for the capital at five o'clock this morning， sir. He says he left a message to pass on to you. He said to tell you， ‘A scholar shoul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almanacs， but should act as the situation demands，’ and he said there wasn't time to say good-bye.”[6]

黄道吉日[7]根源于中国传统历法“黄历”（万年历），指的是诸事皆宜的日子。黄历中以十二神煞 “青龙、天德、玉堂、司命、明堂、金匮”（十二值日中的“除、危、定、执、成、开”也属黄道日）称为六黄道，每当这黄道六神值日之时，便诸事皆宜、不避凶忌，即为“黄道吉日”。

如何将“黄”中所隐喻的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认知翻译出来？译者选择了直接取其义甚至是表义而舍掉背后繁复的解释，直接译为“auspicious”及“almanacs”，毕竟这些繁复的解释可能会使目标读者因在理解上产生的巨大困难而失去阅读的兴趣，但也正因为未对其做信息补偿导致其背后所隐喻的深层文化认知丢失了。

参考文献

[1]文军，任艳.国内《红楼梦》英译研究回眸（1979―2010）[J].中国外语.2012（01）

[2]Lakoff，G.&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5

[3]Brent Berlin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California：CSLI Publications，1991.104

[4]曹莉亚.《红楼梦》颜色词计量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I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外文出版社，2003.

[6]Cao Xueqin. The Story of Stone[Z].trans. Hawkes D.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73.

篇（4）

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篇（5）

一、中日民族打击乐发展现状

中国民族打击乐历史悠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是一种音乐类别，它始终活跃于民间音乐活动和民俗活动中，因此民族打击乐的发展和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有的民族打击乐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世界范围内，打击乐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二战后，西方才开始真正意义上重视和发展打击乐，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才建立起完善的打击乐教学体系，而我国到70年代才开始系统、规范的进行打击乐专业教学。中国传统锣鼓乐自80年代以来，由于演奏家们对乐曲的表演、作曲家们的积极创作，使得锣鼓乐的发展更具深度和广度。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随着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继承，对于民族打击乐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尤其是在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表演方面更为突出，例如：京剧打击乐、秦腔打击乐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高度评价打击乐的潜力，因为打击乐演奏者可以单独只用西洋或民族打击乐器来演奏各种独奏以及重奏作品。

日本打击乐随着科技和传媒的进步与发展，在近二十年逐渐为中国的音乐界所认识并接受。日本的打击乐在表演方式上更加侧重与宗教仪式性的表演和学术型的交流，所以真正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能够进行参考的资料和作品并不十分多见。近年来，日本的民族打击乐随着民间的文化活动和交流增加也不断进行了充实和发展。

目前关于打击乐的研究文献很少，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有效论文数量只有15篇，在论文方面，打击乐相对处于一个劣势状态，较为系统地对民族打击乐体系的演奏法和技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除去少数的专业院校民族打击乐专业之外并不多见。日本的打击乐专著也多存于日本本土，这也加大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日本打击乐文化研究的难度。且日本的打击乐专著除本身数量稀少之外，目前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翻译和出版。现在只存在少量的侧重关于中日民族打击乐演奏法和乐器学的介绍。这说明打击乐学者要对打击乐学科的研究加强力度，并且深度发掘打击乐演奏中的使用技术、技巧和打击乐创作中的特征和特性。

二、中日民族打击乐的异同点

中国民族打击乐和日本民族打击乐都使用了木制的结构，并在两侧蒙上鼓皮，鼓皮用金属固定或者铁圈或绳索进行固定。演奏的时候使用鼓棒敲击鼓面，使鼓内的空气产生震动发生。虽然在之后的乐器演变过程中，中国和日本的鼓在外观上有着一定上的差异，但是在乐器构造的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形成这一共同点的原因是缘于中国与日本的音乐文化都受到东亚大陆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加入了自身的本土文化特色，但是这一演化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乐器基本形制上的改变，使之在今日相比而言依旧保留了共同的风格特点。

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表现出了它的丰富性、形象的多样性和音乐色彩的变化性。以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为例，就有《丰收锣鼓》、《渔舟凯歌》、《金蛇狂舞》、《滚核桃》等著名打击乐作品；表现动物题材的作品有：《龙腾虎跃》、《老虎磨牙》、《鸭子拌嘴》、《老鼠娶亲》等；表现战争场面的作品有：《秦王破阵乐》、《赤壁战鼓》等；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有《五彩云霞》、《黄河激浪》、《夜深沉》等。从这些中国打击乐作品的创作题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更加的宽泛，其创作的对象和欣赏作品的对象也更加的多样。这使得中国打击乐表现音乐形象时更加的灵活和富有色彩感。

日本的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著名的日本打击乐作品有：《L雷》、《wo三段がえし》、《勇x》。这些打击乐作品更多的加入了神道的风格色彩，并加以演绎。这种表演风格的一贯性使得日本打击乐更加忠于传统中宗教色彩浓厚、仪式感很强的风格。但由于这种一贯性，在一些程度上也限制了日本打击乐在创作题材上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中国打击乐在曲目的创作题材中表现出了灵活、广泛的特色。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每逢节庆或婚丧嫁娶时，喜庆锣鼓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众多的打击乐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以表现日常生活的、表现动物的、表现战争场面的、表现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日本打击乐则更加注重遵循有固定的风格和传统，在音乐表演形式上尽量保持了传统的内容、题材和表演方法。两国打击乐的音乐创作上各有特色，都能够反映出本国的音乐特色和音乐文化，这两种具有特质的音乐体裁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

中日两国的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存在着一些相同点。两者都是使用木质的鼓槌敲击鼓面进行演奏，保留了这一单一材质的使用方法。在演奏中，都是通过强弱变化、技巧变化、速度缓急、乐队配合来完成音乐作品。但是，两国的打击乐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中国打击乐更注重的的通过敲击鼓面使鼓本身发出的音色产生的变化，结合击鼓心、刮鼓钉、鼓边轻奏、重音等演奏技巧来表现音乐形象。通过对日本打击乐作品的欣赏与分析，日本打击乐在演奏技法上则比较单一，太鼓的演奏重点并不是对于太鼓乐器本身发声的变化，而是强调了在演奏动作上的夸张以及和音乐节奏、其它乐器的配合上。

中国打击乐侧重的是更多的与其他打击乐乐器或者其它声部、乐器种类的配合，多有民乐合奏作品能够体现，例如《月儿高》、《红楼梦组曲》、《庆典序曲》等。既能够独立针对一种鼓乐器创作、演奏音乐作品，而且还能够和其他管弦类乐器进行配合。而日本打击乐则侧重不同的鼓来进行表演，很少加入其它乐器，并且其中单独使用一种鼓乐器并不能完成一首作品的演奏，必须借助其他鼓乐器才能够完成。

参考文献：

[1]. 李民雄；《中国打击乐》；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年6月

[2]. 《日本の唤y音S》；world music library 1990

[3]. 《民族音乐概论》（中央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新编，1963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将打击乐器分为五大类；鼓类、锣类、钹类、板梆类、其它类.

篇（6）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篇（7）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篇（8）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①。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②。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③，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④，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⑥。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围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⑦。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⑧。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①。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萧萐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③。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萐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⑤。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①；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篇（9）

把实现中国梦融入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根据其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使理想引导实践更好地发挥其职业技能。

一、高职院校学生《中国梦》实现的意义

中国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确立了自己的梦想也有利于推动自身的提高和进步。中华民族能够繁荣与富强，基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如今高职学生的增加，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把学会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应用在学习生活中。高职学生中国梦的实现也是紧跟了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树立了更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教育方式的思考和探讨，也有利与提高教师本身的教学水平，更为吸引学生。每个学生朝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前进，在学校中形成良好的氛围。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学到的技能，毕业后在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实现中国梦的推动下，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高职院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及培养目标

教育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因此，在探讨其教育策略之前应该先总结一下现今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因材施教。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于枯燥乏味书本知识不能接受和理解，而对于注重实用和动手能力方面的技能很感兴趣。考试的成绩与正规院校学生相比有一定差距，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学习方法不科学，效率低下。因为成绩的不理想而对自己缺乏信心，缺少远大的目标，甚至会有自暴自弃的倾向，对未来缺少长远的考虑和计划。对于学校的说服教育并不会认同和接受。

但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也有着他们独特的，别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和闪光点。在各项活动中都会看到他们踊跃的身影。脑筋灵活思维开阔，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更容易接受新的教学方式。比较情绪化，对于感兴趣的事情接受的比较快。想法更为实际脚踏实地，以工作和就业为导向。

高职教育以培养社会发展与要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以高职教育为平台，为他们提供展现自我，走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注重实践的高级技术人才，更注重实践及动手操作能力。毕业后直接面向企业输送人才。

三、《中国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的教育策略

每个人的努力，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从高职学生的情况和特点，总结出了以下观点。

1.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关于中国梦的教育和指导，渗透在点点滴滴的教育之中

老师教导学生的方式方法，也要灵活、生动、有趣，学生就会更乐于接受并掌握。要引导学生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要空泛地谈中国梦，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也依赖于每个人的奋斗与努力。朝着自己心中的目的地，不断地前行推进。让同学认清当下学好技能，掌握好本领，才是以后实现自己的梦想，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根本。

文化对人的影响渗透在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无意识中我们就接受了某种文化。在学校中多多的宣传中国梦这一思想，不断地去引导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怀揣自己的梦想，致力于当下的学习中。

2.加入到有关中国梦的各活动中，通过自己的体验得到更为令人铭记的重要意义

开展征集论文活动，使其加深理解。开展各项公益服务活动，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会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3.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强沟通，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队伍也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在每日的授课过程中，找到学生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式教育学生。多与学生及其家长谈话，了解学生的心中所，想更好的开导教育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

结语

在加强中国梦建设的今天，如果把伟大的中国梦看成一个大整体，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这个大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们，在中国梦这个大集体中更更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作为思想道德教育者的我们，更是要结合我们学生的文化基础及性格特点，经常总结分析我们的教育方法，多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以调节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计划，从而推动中国梦更好的进行，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出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卫民.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资讯报，2007（22）.

[2]王丽娟. 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沟通机制的完善[J].辽宁高职学报，2008（10）.

篇（10）

其一，“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

文集中包括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类，100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故周汝昌先生在《姚奠中文艺丛书》的总序中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非溢美。

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方能确定自己的选择，逐渐形成特色和专长。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注重弟子们的个性、爱好、特长，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爱护学生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梁归智教授的《石头记探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左右。”姚先生本人不喜欢《红楼梦》，但对梁归智研究《红楼梦》的选题同样加以支持和指导。试想，如果当年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选题，那还会不会有当今的红学家梁归智呢？

其二，贵“讲”重“习”的知行合一观

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重于习，是说讲者也得“习”，即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以至于承担科研课题。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上升。文集中的“论学篇”，即是姚先生围绕教学进行科研实践的成果。无论是论文、序跋，还是札记、书信，皆有真知灼见。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结论；或揭示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极富原创性。惜墨如金，故篇幅不长；言必有据，故说服力强。博学多识，故能旁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如《论治诸子》、《论苏轼知不知音》、关于《诗经》和唐诗的独到解读等文章，均使读者有“焕然冰释”之感。

其三，“五以、五不”的人格养成

1939年，姚先生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了“汉国学讲习班”，并亲自为师生制定了“教条”，即：“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朋党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于华。”姚先生说：“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五以”中以“正己”为本；“从义”是说信仰真理，追求正义；“博学”是说识今知古、会通中西；“勇决”是说言必信、行必果，义无返顾；而以“用世”为归宿，即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正面讲人格的养成。“五不”则是从反面讲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和气节：不苛求于人；不阿附朋党势力；避免孤陋寡闻、故步自封；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沉溺于逸享受而丧志。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将马克思讲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化。期间，姚先生与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志士英雄“重整旧江关”，正是其“五以、五不”主张的光辉实践。

篇（11）

3."真"(まこと)——私小说的生命力之源刘倩卿

4.东京文学 深刻的人性思考——读施林克的《朗读者》刘慧

5.从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真东西》看小说艺术中的真实与想象张晋

6.从《罗生门》中动物般的人物形象看利己主义董妍娜

7.《苔丝》中的圣经原型与循环叙述黄乐

8.找寻人类最后的栖息地——从生态批评视角解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胡红渊

9.从沉默到话语——浅析《眼望上苍》与《紫色》的女性成长王艺

10.自然与女性的赞歌——华兹华斯诗歌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蔺咏新

11.浅析色拉叙马霍斯和苏格拉底关于正义观问题的对峙张戎

12.解读人类生存状态——从《等待戈多》谈起王巍

13.浅议中国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宋媛媛

14."柔情"背后——琼瑶作品分析周秉荣

15.《围城》中语言的语用偏离现象分析高倩

16.新时期中国小说魔幻意象的美学透视陈黎明

17.论刘恒小说的悲剧性启蒙叙事王海强

18.华丽形式下的苍白内容——也谈中国式大片楼海珍

19.小议群文舞蹈的创作郭兆军

20.传媒对河北民间艺术发展的影响郝艳杰，王二军

21.简析新媒体时代后文学的审美意识武晶

22.电视谈话节目现状研究东京文学 杨航

23.从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看黄自音乐创作民族性特征孙颖

24.论当代舞蹈作品中人文精神的体现陈珩

25.西汉布衣将相研究综述褚寒社，邓超

26.略谈明朝绘画理论肖业伟，成志功

27.中西文化跨时空的对话——从民歌《木兰辞》到电影《mulan》的转变张萌

28.从《孙子兵法》和儒学思想看管理者郑晓婕

29.谈的读书观张金林

30.身世酒杯中,长歌复长恨——试论辛弃疾的饮酒词郭文娟，贺艳红

31.谈"烟花"刘宁

32.仁者无敌——论元杂剧里的包公戏李伟

33.董仲舒的天人哲学民本论王云涛

34.东京文学 论汉赋的形成发展特点张东杰

35.《孙子兵法》对后世思维模式的影响刘娜

36.文学的化身——论宋代歌妓词中的意境和感情基调申重实

37.和谐家居,和美人生——小议房地产广告中"和"的使用情况陈丽敏

38.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解读马杰

39.一弯明月,几许清愁——浅议唐诗中的月亮意象黄文珂

40.《红楼梦》中林黛玉诗词的修辞艺术王悔洁

41.从律例看明朝的涉外法律李运通

42.论韩愈的文道观与中唐散文风尚的改变刘承智

43.纵横捭阖,砥砺自得——评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张金梅

44.汉字"鬼"及华夏的鬼魂崇拜邹小华

45.浅析先秦时期成都农业经济发展概况彭力勤

46.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下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思考马艳雯

47.借你一双慧眼——谈中学单项材料作文的审题褚慧敏

48.浅谈二外日语中交际能力的培养——以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中心陈姗姗

49.高校学生军训模式研究——军训后期管理模式的研究宋钰静，樊少华，何云

50.我院篮球专项课考核办法改革的实验研究蒋恺，裴建伟，徐金广，巫坤亚，孙国勇

51.浅谈多媒体辅助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张继栋，许鹏

52.形式体言「はず和「ゎけ刘云

53.宗教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略淡庄兰凤

54.美术艺考生之自我效能感初探江海涛

55.浅析高职计算机网络专业教学改革刘超敏

56.新时期关于高职会计教育改革的思考王东梅

57.让校园音乐文化的教育功能回归校园生活潘晓芳

58.从合作原则和面子理论角度谈期刊学术论文中模糊限制语的功能肖建平

59.设计和营造建筑与室内的心灵空间朱琦，肖丽

60.跨文化言语行为中的不和谐探原李高明

61.浅议物业管理公司如何规避治安风险李刚，路艳娜

62.生活和时间知觉贾志平，梁小伟，王彤

63.RewritingTourismTextunderthePrincipleofTheme-HighlightedStrategy陈玲

64.冷战后西伯利哑地区在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田西鑫

65.中国独立影像该何去何从——21世纪以来的中国独立影像论黎健明

66.档案工作者保存传递延续文化的功能浅析韩馨叶

67.广告符号的分析——Channel[V]倪若拙

68.网络,一块超级大蛋糕董小易

69.揭秘彩叶植物东京文学 马晓

70.浅析人本理念下的自主管理王东梅，李刚

71.实施沉默权制度后讯问应注意的技巧王朝辉

72.浅议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限制兰垒

73.网络恶搞成因及管理王义杰hHTTp://

74.关于网络伦理问题及其对策思考孙艳杰

75.谈谈新闻热线怎样发挥在新闻节目中的作用施媛媛，李文峰

76.论什么是袖珍公园张鸶鸶，邹宏玉

77.近代中国市政建设与城市现代化关系试探王醒

1.《剪刀手爱德华》中爱德华阿尼玛原型分析张卫波

2.从《交叉小径的花园》到《迷舟》——浅析博尔赫斯与格非之间的同与异乐晟霁

3.试论初期佛教自然观杜国伟

4.骑士精神VS信息时代祝乃荣

5.从荣格的象征理论看绘画心理治疗的可行性周梦

6.康德时空观的特点及其影响张爱云，罗春华

7.西方作品中"镜子"意象的功能异同陈丽

8.现代文明的困惑——"廊桥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张希英

9.论莫里森小说中美国黑人的自我憎恨心理孔珍

10.论余华早期小说中的时间意识蔡信强，李倩

11.越时空的毁灭——论新时期战争小说的"人"悲剧陈婉

12.浅谈"玩家"朱新建"美人图"中的"真"石琳

13.90后语言解构侯婷

14.读图时代"看"音乐杨小利，张鲁遥

15.浅谈声乐演唱的艺术表现马睿

16.女性意识视角下王安忆与张爱玲的文学对比刘岚

17.论当代中国法的文化建设毕绍斐

18.浅谈动画电影的听觉语言金鑫

19.《呼兰河传》中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邱丽娟

20.与媒体联姻让戏曲突出重围房伟奇

21.关于绘画与平面设计的讨论刘芳

22.存在之思——关于刘亮程的小说《虚土》雷建鹏，王红星

23.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评阎连科中篇小说创作祁欢

24.《围城》与《名利场》之相似比较孔祥兰

25.浅析新疆当代女性绘画艺术的特征与不足李娜

26."色彩"绘画中的灵魂薛瑛

27.论中国设计文化的价值董静，杜鹃

28.浅析科学技术在影视艺术传播中的作用孙永江

29.浅论佛教思想对苏轼诗歌的影响刘本艳

30.浅谈中原传统文化的日常化传承黄文熙

31.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20年代周作人的民俗文化观张华

32.王维山水田园诗中色彩的组合林晓

33.试论辛弃疾词中的三国人物纪胜全

34.浅析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色彩形式蒋保伟

35.从《汉宫秋月》与《陈杏元和番》看山东筝与河南筝王慧

36.简析李商隐"无题"诗中的情感寄托王晨，李桂云

37.孟浩然诗歌"清淡"美学风格及成因之探析许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