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健康关系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环境健康关系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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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员工满意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已有70多年历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我国应依据国情，积极探索经济全球化下，适合中国企业的员工管理模式。员工工作满意度是员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态度，是员工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员工而言，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还是希望通过工作寻找乐趣，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正是由于管理对象的身心要求的变化与提高，客观上要求组织管理者重新定位组织的发展方向，调整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管”与“被管”的“双赢”，为员工、社会增加福址。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企业现状，重新审视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探析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管理的侧重点。

一、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管理

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定义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整体性定义，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工作本身及有关环境所持的一种态度或看法，是对其工作角色的整体情感反应。支持学者Locke认为:“对工作满意是一种愉悦的情感状态，它来自于当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工作价值时对自己工作的评价。”二是参考架构性定义，认为人的主观情感及知觉是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一种事物的知觉与解释受自我参考架构的影响。工作满意度是多构面的，不同个体的满意和不满意原因各不相同。三是效用定义，指工作给工作者在各种层次上的需求得到的总满意程度扣除工作负效用的剩余部分，要使工作满意度最大就要使工作的边际正效用等于工作的边际负效用。四是期望型定义，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一个相对变量而非绝对变量，是个体实际所得与所期望得到的之间差距的情感反应，差距越小，满意度越大。支持学者有美国心理学家Vroom，他认为员工工作满意度取决于个体期望与实际取得的期望相吻合的程度，期望未能实现便产生了不满意感，只有工作中的实际期望大于他的预期期望时，才会产生工作满意感。由此可见，满意度大小不但要看个体实际得到的，还要看个体所选的参照系。以上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定义的研究主要出自一些心理学家、组织行为学家，依据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斯洛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但实际上员工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环境、条件下，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因素很多，表现的方式不一，影响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所以，要重新认识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内涵及定义。在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应突出“工作”的性质与内容，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满意度，由工作所引起的情感变动与反应，在实际比较之中发生变化的，是个相对变量，因不同个体、不同参照系而不同，是个体对于所从事的工作的一种内心自我度量的结果。

有时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可能总的满意度很低。人的情感很复杂，很难完全被剖析，但为了把握工作满意度的内涵，便于分析，应当尽可能使问题简化、清晰。虽然一般讲‘只有员工满意，才能使顾客满意”，但实际操作往往使管理者无从下手。在实践中，对满意度的管理主要针对组织中层以上或中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工作满意度程度如何，对组织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些员工认知水平、情商比较高，能处理好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管理者应把工作满意度的概念明晰简化，考虑自身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注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实现与提高，以此来调整管理方式。

二、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进行的“霍桑实验”，以及后来，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和理论推测，都试图找出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关系或证明两者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但始终没有明确的结果。夏凌翔和黄希庭总结了三种主要的理论观点:一是早期的因果论。即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有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二是近期的非因果关系论。即包括无关系论、中介变量论和调节变量论;三是重新定义概念论。

即重新定义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以反思‘`s}’.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本文作者比较赞成Ostroff的观点，即:不能证实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仅仅从个体水平的分析来考虑这种关系;单从个体水平来测量绩效过于局限，因为这样很难考察到个体在反应满意或不满意时可能表现出的更广泛的行为。在实践中，拥有满意感员工的组织比没有满意感员工的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高。本文认为如果只在个体水平上研究，很难找出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个人绩效的关系。虽然我国许多学者都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但结果不一。

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应更换视角，从组织整体水平上研究，事实上，实际的调研可以发现:员工工作满意度水平高的组织其组织绩效也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组织绩效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处理好两者关系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工作绩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员工的满意倾向与程度，更多地反映了企业发展的健康状况，反映企业人力资源的健康状况。国内的一些研究也逐步拓展了范围，不再紧抓住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关系，而是试图寻找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忠诚度、离职率、组织承诺、企业文化等的关系。

实践中一般有两种测量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方法，即单一整体评估法和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单一整体评估法简单明了，因为满意度的内涵太广，单一整体评估法成了一种包容性更广的测量办法。不过，这种方法因只有总体得分，它可以知道企业的相对满意度水平，但无法对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诊断，不利于管理者改进工作。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强调用多种要素评价员工工作满意度，过程比较复杂。首先，需要确定工作中的关键维度;然后，编制调查问题;再次，根据标准量表来评价这些维度，这样做能获得更精确的评价和诊断结果，有利于企业根据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所以，为高效、快速、及时地了解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情况，可先用单一整体评估法粗略诊断，再通过工作要素总和评分法明确问题对症下药。

三、员工工作满意度管理的新模式

实践中，管理者可通过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掌握组织员工对其工作的满意情况及造成不满的原因，通过分析工作不满意员工的实际情况和反映来寻找相对应的激励措施，根据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我国企业一般造成员工不满的原因排在前几位的大体是薪酬福利、工作本身、晋升和同事关系、与上级关系。在企业不同群体的表现有所区别，一般员工更注重薪酬、福利，而中层以上员工更注重工作内容及晋升等，所以，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实施管理。同时，从实际调研发现，对员工激励的难点并不是对工作不满意者而是对工作满意者或比较满意者，因为，不满意可以通过适当激励让员工满意，那么满意的员工该如何激励，其需求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根据效用原理，一种政策或激励措施随着它的实施其效用是递减的。为保持其政策与激励的效用递增或稳定，管理就应当创新，所谓“新”可理解为超出被管理者的想象，如果员工认为他得到的大于或等于他付出的，那么他就会满意。实际上，就是要根据满意度评价结果以及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环境、员工个性等，制定新的工作目标，培养满意员工新的工作动机，让其对工作有新的要求，产生新的期望，导致积极行动，达到新的满意。可用图1表示这个循环过程:

对工作满意度循环管理模式应当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对员工的很设

从中国企业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本文比较认同章凯综合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人性假设，即“目标人”假设。其主要观点是: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自组织的、寻求意义的观念性动物，目的性是人的行为基本特征。人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实现心中的目标，并不断的形成新的目标。“目标人”假设有利于研究工作满意度。这种假设比“社会人”、“复杂人”更能清晰的反映人的内心需求，简化研究，使激励的目的性更强。

2.多角度、多层次培养工作动机

人的需求因人因势而不同。有针对人的动机的“需要层次论”，阿尔德福教授的ERG理论，即人有三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相互关系和谐的需要;成长需要。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1969年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着重研究了翎什么去激励员工”。而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则主要研究了“怎样去激励员工”。所以，组织要综合运用这些理论从满意员工内心的需求人手，控制需求的层次，通过反馈及时对需求进行调整。同时，要根据组织目标把新的需求转化成员工的个人心理目标，激发其新的工作动机，进而导致其积极的外在行动。

3.处理好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组织目标会发生变化，如组织可用可持续发展代替利润最大化，以公司市场价值代替市场份额，以公司间的战略合作代替零和博弈。同时，个人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样必然导致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调整和不一致，二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达到新的平衡点。组织目标要主导个人心理目标，二者互相影响互相调和。所以，培养员工新的工作动机既要考虑个体特征也要结合组织实际目标。如一个员工对现在的工作比较满意，此时管理者就要激发其较高层次的需求即自我实现和成就感，使其以此为心理目标。另外，要让员工明确组织的目标，因为员工的工作价值的体现不光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更是组织价值的体现。目标的设计要合理，既不能俯首而拾，又不能高不可攀，应该是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不努力则无法达到。

4.有效授权

对满意员工的管理是基于其较低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此类员工将会有更高的追求，对工作有更高期望。既然管理者已帮助其设定了合适的心理目标，那就应给其足够的授权，不去干预或控制其工作过程，使其在授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的效率，体验成功和控制的快乐。此时，员工的满意是主动的满意，员工将产生成就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富有成就感的员工会常处于满足、愉快的状态，其自信心、工作效率、积极性和创造性都会提高。

5.从实际过程把握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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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多重侵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理论界争议聚讼，司法实践中各地裁判标准各异。司法裁判逻辑的混乱与此类案件中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含混存在密切关系。要化解此类案件审理中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乱局，应回归刑法因果关系的体系定位与实践功能，厘清刑法因果关系的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势，围绕刑法因果关系在刑事归责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结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目的，运用归因与归责相融的双层次分析框架，建构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

关键词：肇事逃逸多重侵害致死不作为刑法因果关系

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一直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交通肇事逃逸情境下发生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因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明而常陷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困境。司法实践在评判相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裁判标准不一，裁量结果各异，严重影响了个案的裁判公正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司法实践乱局源于实务人员对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不清，混淆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应然认知与实然功能，未能立通肇事罪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归责立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制目的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具体化建构。有必要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案例，回到刑法因果关系的本源，明晰刑法因果关系的功能定位，围绕“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逻辑，理清交通肇事逃逸致多重侵害致死情形下行为人的相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一、刑法因果关系是归因与归责的融合

刑法因果关系是一个实践性与价值性融合的概念，涵括了存在论层面的事实认定与规范层面的归责评判。虽先后经历了诸多学说演绎，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依然未有定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判例颇不统一，世界各国在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上也不尽一致，我国理论界中过于哲学化的必然与偶然传统因果关系划分也开始受到挑战，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开启了“归因”与“归责”相对区分的新趋势，客观归责理论也开始步入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领域。[1]国内外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说明了围绕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一切理论均为服务刑事归责而建构和发展，刑事归责的复杂化导致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多样化。随着刑事归责理论的不断演变，刑法因果关系也经历了功能性变迁，从以限制刑事归责为初衷向为刑事归责的合理性背书转向。实质上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并非意在弄清行为与结果之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而是为了解决实际归责问题。[2]这就意味着司法实践对任何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建构与判断，均需结合具体的归责目的和归责逻辑而展开。

刑法因果关系围绕刑事归责而建构，服务不同情境下的刑事归责需要，其理论体系与实践功能，也必然伴随刑事归责的发展而演变，服务不断复杂化的刑事归责实践。理论界早期建构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教义学目的在于限制归责，而非扩张刑事归责，但随着刑事归责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复杂化，刑法因果关系也日趋复杂多样，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归责背书需要。随着刑事责任的功能化转向，不作为犯成为了颇受争议的实践归责难题。该领域的刑法因果关系建构也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既然刑法因果关系以事实因果关系为基础，那么在无明显的客观作为的情况下，如何将法益侵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如何跨越事实基础缺乏的问题，要解决这些疑问还需回到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功能定位。从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传统性功能定位中走出来，以规范背后的目的之魂为指引建构归责层面的因果逻辑，在经验判断和事实认知的基础上建构符合归责需要的规范性因果关系。实际上法律在追溯事件原因时所探寻的事实，是基于实用考虑所构想的事实，是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的事实。[3]在解释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时，我们则需立足刑法条文的规制目的规范性地建构起不作为的“事实原因”以及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也充分体现了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规范化建构之路。为阐释不作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界先后形成了他行为说、先行行为说、他因利用说、干涉说、准因果关系说等理论，但均被认为缺乏妥当性。而后演变为抛开具体的自然或物理的因果关系，从规范意义的角度建构不作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4]可见随着刑事归责实践需要的演变，以关系论为基础的刑法因果关系，逐渐为一种着眼于规范目的的归责原理所取代，将刑法因果关系的评价重点从结果发生的方式转移到了是否处于规范所禁止的危险范围[5]。

理论建构的目的与实践功能是一切理论创新的源泉，对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也应围绕着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实践功能演变进行思考。从终极意义上而言，刑法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为了阐释个案中刑事归責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建构，我们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其目的在于让因果关系理论更好地服务司法实践的归责需要，解决具体情境中刑法因果关系评判的恰当性，不是为了从事实层面理清特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彼此影响的因果关联，而是为将结果归属于谁提供正当理由与分析框架。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理论界基于不同学说立场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完善与开拓，还是司法实务中基于不同的实践归责需要和具体案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创造性应用，都是为了让个案的归责更具合理性，更加符合民众的常识常情常理。理论发展演变与实践应用证明刑法因果关系是集实践经验与价值判断于一体的规范性概念，不是悬而未决的哲学思辨，而是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既限制刑事归责的实践滥用，也为归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背书。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看，刑法因果关系已然是归因与归责的融合，司法实践对归因的寻找，目的在于归责。在具体评判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时，需结合规范的规制目的与特定情境下事实因果关系探究的实践可行性，全面衡量不同刑法因果关系假设情境下刑事归责的可接受性，合理地建构符合归责需要的刑法因果关系逻辑。

二、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刑事归责基础与标准下，司法定量的客观归责意味浓厚，司法解释将入罪评价具体化和情境化，肇事逃逸行为在入罪评价和刑罚裁量中均有所涉及。而刑法因果关系归属则相对复杂，刑法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兼具经验事实认定与规范逻辑评价，并非单纯的事实认定或规范建构。司法解释虽明确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内涵和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归属原则，但要将这一规范内涵的规整范围与具体的案件事实融合，则需结合社会事实经验，充分考量逃逸规范的规制目的与实践规制价值，更多地从规范的社会功能层面考察逃逸行为（不作为行为）与死亡结果归属之间的关联。然而部分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务人员对肇事逃逸情形适用中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依然停留于事实的层面，司法裁判纠结于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成因不明，而否认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上，有论者就主张：“逃逸”和“致人死亡”之间应有因果关系，若无证据证明死亡结果是逃逸行为所造成或介入了其他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则不能以逃逸致人死亡规制行为人。[6]更有论者将事实因果关系的要求阐释得更为明确，其主张：行为人的逃逸与被害人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方可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7]上述观点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境下刑法因果关系的评判偏重于事实的因果关系思考，未结合“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内涵与规制目的去阐释此种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也存在偏差，部分司法实务人员忽视规范的规制目的，而纠结于具体的事实因果关系。建构具体个案的裁判规范时僵硬地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未能深入探究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规制目的与规整范围，对肇事逃逸情境下多重侵害致死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简单采取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归责思路，导致“因逃逸致人死亡”条款的实践虚置。比如，在冯某肇事逃逸所致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时认定冯某的行为系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而审理该案的区法院在裁判逻辑论证中先从宏观上肯定行为人的肇事及其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但又从具体的事实层面认为行为人的肇事后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性关系不具有唯一性，进而否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8]这种事实认定存疑采取有利被告解读的处理思路实际是典型的司法妥协，未能结合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践功能和逃逸规范的规制目的判断具体案件中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再如，河南登封市法院审理申某某、万某某两次肇事逃逸的案件时，就从因果行为论的视角理解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被再次碾压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9]法院论证裁判理由时将被害人能否得到及时救助的事实可能性作为评判是否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基础，而忽视了因得不到及时救助的规范内涵。以上案例凸显了司法实践在处理多重侵害案件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从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将被害人死亡的时间节点拟定为行为人逃逸之前，显然系典型的因果关系假定思路，缺乏规范层面的归责思考。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司法裁判从保障行为人权益的角度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准确适用法律打击肇事逃逸行为，有效保障被害人权益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这种妥协式司法裁判不当限缩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条款的规整范围，大大限缩了具体个案归责中刑法因果关系存在的范围，导致立法规制的实践虚置，实际上是以司法保守之刀阉割了立法规制的适用范围。

三、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认定

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对其认定应围绕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性建构。交通肇事后逃逸本质上是一个刑法意义上的不作为，刑法中的“不作为”实际上是为特定情境下的刑事归责需要而建构起的规范性概念，没有可实证研究分析的具体内容，本身就是法律价值判断的产物。刑法因果关系的传统分析模式则建立于实证的因果行为基础上，即使是当前因果关系的“归因”与“归责”的二元判断也是建立于事实因果关系之上。因而对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若以不作为本身为建构前提，其刑法因果关系论证则存在无行为的原因解读悖论，无法按照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分析框架推进，只能从不作为犯的刑法规范目的出发，围绕规范的立法规制目的去建构规范规制领域内的不作为行为与相关结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只有回到规范的保护目的论证不作为行为的实行行为性与危险性，才能解决不作为结果归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无论是对不作为行为的“作为性建构”，还是不作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评价均建构在规范性的认知基础上，而这一系列的规范基础源于具体情境依存的规制环境。刑事归责实践中刑法因果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确定的原因与结果关系，而是为了让结果的归属合理正当。不作为犯罪案件中，司法实务人员建构个案的刑法因果关系时不应试图准确探寻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何种程度的因果关联，而应努力尝试给结果归属的可接受性做论证，其对类案或具体个案中刑法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完全是基于实践规制需要的一种后果性考察，是为了将结果归属于特定的行为主体。

肇事逃逸本身就是在特定目的主导下的积极性作为，其既有内在的目的性，也有外在的行为性，对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应立足于不作为犯的领域去建构。结果归属合理性论证中要解释具体情境下逃逸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需结合规范的保护目的与不作为的行为性进行双重考察，理清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双重规制目的——保障法律追究与救助被害人，明确以行为人的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风险负担。这就决定司法实践对肇事逃逸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不能离开先前的肇事行为单独进行评判。肇事逃逸是行为人在特定社会角色下的事实性作为，若离开先前的肇事行为评判这一逃逸行为，将最终的危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则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转化为具体的裁判规范时，既要考量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制逻辑与目的，也要考察具体情境下行为人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性。适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制情形理解为客观处罚条件，只要“因逃逸”而造成“致人死亡”的结果，就可认定为符合该客观处罚条件的规定。[10]此种理论阐释也有着地方化的实践裁判规范的印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4日的《关于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碾压致死的情形”。因而在认定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则应立足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保护目的，重点探究行为人肇事逃逸行为对刑事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在建构“肇事逃逸”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以明确的规范评判标准取代模糊的经验性认知标准，更多地进行归责合理性的后果主义考察，重点分析行为人的肇事逃逸行为是否升高了被害人被再次侵害的现实风险，是否严重危及了被害人受到及时救助的权益，而非纠结于具体的事实认定中的直接因果关系不明。要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经验认知与价值决断结合起来，不能一味地强调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践功能在于限制刑事归责，而应注重刑法因果关系为刑事归责合法性与合理性背书这一隐性功能的发挥。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毒驾在刑法中的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出行已经离不开公共交通工具，车辆是属于交通工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车辆在众多的法律法规当中都有体现，例如说《道路安全法》、《刑法》，但是，在我们现行法律当中还存在于一个极大的隐患，比如说，酒后驾驶，早在《刑法修正案（八）》当中，已经将其正式的纳入到了刑法的惩罚范围之内，而吸毒驾驶依旧成为我们现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大难题。以下针对相关的内容进行阐述。

关键词：毒驾；刑法；立法问题

根据2018年《中国形势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81%首次出现下降，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在册登记240.4万名吸毒人员，而中国实际存在的吸毒的人数更多，估计超过1000万，这样庞大吸毒群体中，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人驾驶机动车，这为毒驾埋下隐患，尽管刑法要保持谦抑性，但毒驾行为所存在的社会危害性需要用刑法加以严厉的规制。

一、国外关于毒驾的规定

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很早就通过立法对毒驾行为出台了相关规定，根据毒驾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国家对毒驾做出了不同的处罚规定。美国法律将“吸毒后驾驶”规定在了“醉驾”的情形中，只要驾驶人存在“毒驾”的行为，不管其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都要先行羁押，随后交由刑事法庭来处理，进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德国“刑法”在有关危害道路交通安全与铁路、水道安全以及空中交通安全的罪名中对毒驾做出了规定。这些罪名虽然在处罚上有些不同，但相同点是，只要行为人有毒驾的行为，就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这是属于典型的行为犯；在法国，毒驾是以非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罪或者是非故意伤害生命罪来论处的，如果行为人毒驾被发现，就会被立即判以罚款与监禁，也是不考虑危害后果的有无。通过以上三个国家关于毒驾的法律规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毒驾都是被列为行为犯加以规制。这为我国将毒驾以结果犯规制转变为更严重的行为犯规制指明了方向。

二、“毒驾”入刑的立法现状

我国对毒驾行为有比较多的规定，但都比较宽泛，且处罚标准不一，彼此之间缺乏相互联系，具体来讲，我国对于毒驾的法律规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处罚程度较轻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七十二条作出规定，如果行为人吸食或者注射，就会被处以两千元罚款和十至十五日拘留，情节较轻的也要处五百元罚款或五日拘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服用国家禁止服用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不允许驾驶机动车。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吸食和注射的行为人三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此外，对于吸食、注射驾驶机动车被发现的，还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此类规定都只是对毒驾者申请驾驶证进行限制，或者只是处以轻微的罚款，严重的也只是处以半个月的拘留，难以形成与毒驾的危害性相适应的处罚，并且处罚标准也并不一致；第二类是《刑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我国《刑法》对毒驾的规制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将毒驾行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相应的严重后果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二个地方是将毒驾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属于结果犯，目前《刑法》中尚无将毒驾作为行为犯处罚的规定，因此无法凸显出毒驾的社会危害性。

三、从犯罪构成分析“毒驾”入刑合理性

（一）入刑合理性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们知道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我们认为毒驾行为人的主观上应是故意，且至少是间接故意。《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辆，我们从中也能印证毒驾行为人的心理态度至少是间接故意。一般来说，毒驾行为人对吸毒的不良作用是有认识的，行为人明知道吸毒后的毒副作用仍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或者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吸食的足以说明其至少是持放任的心理态度。行为人毒驾明知可能会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仍然放任不管也足以见其主观心理态度至少为间接故意。

其次，从犯罪的客觀方面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描述属于兜底条款，就是穷尽了同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如果要对毒驾这种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处罚的话，只能将其归入“其他危险方法”中的一种。由于使用了这样的兜底性条款，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法律对实施了毒驾行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人进行严惩，但是毒驾与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主观恶性显然小了很多。因此，仅用严重的危害后果，就将主观恶性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处以相同的刑罚，这是不合理的。

综上，毒驾行为主观上至少属于间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其主观上为过失，所以毒驾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从客观方面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罚毒驾行为时，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依赖于法官的的判断而并不具有针对性。所以，毒驾行为本身不应该按照上述“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直接进行定罪量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都是结果犯，而我们认为毒驾行为可能造成公众个体的财产或生命、健康权利伤害或者公共安全设施和社会经济重大损失的风险，而且这种危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仅采用结果犯理论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并不能有效预防这种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进而造成对“毒驾”这种行为的放纵，以危险驾驶罪对毒驾行为进行规制更为合理。

（二）毒驾与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行为犯，不论是否发生了严重后果即构成犯罪，其客观方面表现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行为，这种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及行人人身、车辆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安全，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驾驶能力，对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在驾驶前是明知的，即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持放任的心理态度，所以是故意犯罪。

吸毒者明知吸毒会损害其身体机能，却继续进行驾驶行为，这表明其主观恶性大，是出于故意的心态。行为人吸食后，往往产生幻觉或被麻醉，导致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丧失，这种状态与醉酒状态相似，吸毒驾驶行为对不特定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具有极大的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不应当列入结果犯的范畴。综上，“毒驾”与“酒驾”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刑法不仅惩处法益已经遭到侵害的结果犯，也规制行为犯，当危险行为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陷入危险时，就可以将其犯罪化。吸毒驾驶与酒后驾驶行为显然都属于这种情况，而酒驾已经在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纳入作为行为犯的危险驾驶罪中，毒驾行为也应将其作为行为犯进行规制。由于时代的演迁，对法益的认识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过去，没有必要通过刑法来保护某些利益。随着人们对保护要求的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新的刑事立法，比如以往我们没有意识到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现在环境资源是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我们之前轻视了“毒驾”带来的社会危害，在交通事故发生前检测到驾驶员在吸毒后驾驶车辆，仅以治安管理法处罚，发生交通事故后才追究其交通肇事罪，事实证明这不足以遏制毒驾行为继续蔓延，满足了刑法第二性的原则，将法益保护前移，把“毒驾”归于行为犯，对“毒驾”导致的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更加全面的打击。

刑法对毒驾的规定并不完善而且缺乏系统性，存在着不足，所以在刑法中对毒驾的规定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为此，课题小组建议，参考“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提高毒驾刑事责任的最低法定刑，再结合吸毒量的多少作为量刑轻重的依据，并结合当事人意志及其它情节，将毒驾的刑事责任进一步细化。

四、毒驾刑事立法的完善建议。

（一）首先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之中

我国现行刑法对毒驾涉及在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名的成立都需要以一定的结果作为构成要件，显然与毒驾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不一致，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在危险驾驶罪中增加对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规定，但还是没有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毒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醉驾行为行为侵犯了同样犯罪客体，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危险驾驶行为，把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符合毒驾的特征。

（二）提高毒驾刑事责任的最低法定刑

毒驾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即使毒驾行为被纳入危险驾驶罪，但毒驾的主刑只有一种拘役，显然与毒驾的严重程度不适应，对此应加入有期徒刑这一主刑种，从而形成完善了惩罚体制、也能相对增加了惩罚力度。

（三）如果我们只是设置比较单一的主刑与附加刑很难表现刑罚的灵活性，应当结合吸毒量的多少作为量刑轻重的依据，并结合当事人意志及其它情节，将毒驾的刑事责任进一步细化才能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如果行为人的毒驾也行也符合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的，这时成立吸收犯，应根据毒驾行为的具体情况来对行为人判处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然对毒驾的规制不仅仅要从立法上进行规制，执法与司法中对毒驾的预防与控制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1）执法方面：基本上主要集中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毒驾检测的技术性问题，如检测技术范围与检测成本、了解尿液检测和唾液检测的不足、改善准确性较强的血液检查却因操作难度大很难实施的问题，因此应该推进先进检测技术的研发，积极创新快速检验技术，现阶段应该大力推进先进检验技术的发展，让更多新型快速检验技术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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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门正逐步完善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

在实践中安排城市发展规划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相对关联的实用

性学科，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决的是城市

的面和线问题。建筑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建设任务要

求和工程技术条件进行全面设想，并根据其功能具体确定建筑物的

空间组合形式和详细尺寸，构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对独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和面问题。同时，城市规

划设计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来实现的。城市规划管理是

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行为来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

计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二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加以协调解决。

2 正确处理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

2.1 科学对待城市规划设计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种设计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健康发展进程的社会实践。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包括从策划到维护的所有内容。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根据阿普尔压德的观点，城市规划设计内容日趋综合，方法包容性更强，从单纯注重形态的设计发展到综合设计。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流线，而且还要注重建筑物的体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间等。必须强调“城市规划设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将不同的物体（包括建筑物）进行联合，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设汁者不仅必须考虑物体本身的设计，而且还要考虑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一个城市建设得好坏与城市规划设计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的基础，也是建筑设计的依据。在我国一般一个城市规划设计经批准后，要执行十年以上，在批准城市规划设计时一定要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

2.2 建筑设计服从城市规划设计

美国城市规划师伊・沙里宁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把它置于一栋房子中；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设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建筑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快速发展中，建筑师在建筑创作时对人文的关注、对环境的关注显然不够。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虑建筑物所处的环境。

例如北京的长安街，虽然每栋建筑单体都采用了中国最好的设计院和最优秀的建筑师的作品，而且在建筑造价上也毫不吝啬，就其艺术价值本身而言，仍然是业界人士批判的焦点。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造型，而在于对周围环境的忽视，以及强烈的个体表现欲所造成的整体不和谐。再例如希腊的爱琴海上有一座叫伊特拉的小岛，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摄影家和画家，被称为“艺术家之岛”。整座岛上布满了十分简单的希腊式的民居，连警察局、医院、饭店都化整为零，成为民居式建筑尺度。几百年来，岛上的居民始终恪守一个规则：所有建筑均不超过三层，所有外墙均为白色。这种热爱自然、相互协调的观点，已经形成了一种设计理念。可见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指导下，注重周围环境的协调，即使是最简单的建筑设计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2.3 建立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

重要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它的好坏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影响也是很大的。应该尽快建立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组织一些专家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评审，一是看建筑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城市规划设计的要求；二是对建筑设计方案本身进行评审，看设计思想是否符合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选出好的作品。

在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决策时，不仅要关注建筑物本身，而且还应关注其是否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决策制度，这里的关键是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能把独一无二、标新立异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

3 建筑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调统一

我们做设计时经常的手法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城市规划考虑了建筑设计

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设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优秀的建筑设计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总体关系孤立地进行的，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去考虑单体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建筑的整体轮廓上，应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2）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在进行立面造型处理时，一定要从大处着眼，考虑整体效果，要从整体再到局部，从大面到细部，反复推敲，逐步深入，使整个立面从整体到局部都比列协调，互相映衬，形成完整的统一体。这方面笔者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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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际化发展愈演愈烈的局势下，经济全球化也逐渐变为一个不能逆转的事实。服务外包的发展格局也由最初的ITO开始向BPO和KPO转移。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世界有价值12172亿元的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而在全世界的离岸服务中，ITO占比533%，BPO占比219%，KPO占比248%。整个世界的服务外包国市场和接收服务外包国市场已逐渐成形。其中的代表是以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等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承接了全球85%以上的服务外包。并且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当今我国服务外包市场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严重缺失，国内的世界名牌难以寻觅等，我国在复杂化的世界服务外包竞争环境下，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人才培训体系，进一步增强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大政策的倾斜力度，才能确保我国的服务外包始终保持着竞争力，使我国的产业在发展中充满生机与活力。

中国国内的研究者们对于服务外包著作的研究中，对于服务外包的成本问题、效率问题、和竞争力问题最为关注。并且还从定性分析方面，对于外包商的选择、各国文化的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马宝军、马志强通过对问卷的收集和整理，运用问卷信度分析，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登出了风险的评价模型。外包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定性方面和定量方面，来探讨外包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国外学者将服务外包业务看作是在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中的选择，可归为“制造或购买”的问题。服务外包只是当今服务行业企业的一种经济活动，它并不能决定本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Daft（1992）认为，企业选择外包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其发展过程中需要的稀缺的资源，节约成本，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中国外包服务的近况

（一）我国服务外包的规模

根据IDC表明，全世界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已经初具规模，2012年全世界有价值12172亿元的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其中ITO占比533%，BPO占比219%，KPO占比248%。我国目前的服务外包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较快 2006年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占全世界服务外包市场约113%，达到104亿美元。2010年占全世界服务外包市场约164%，达到208亿美元。2012年中国总共签订了14多万份的服务外包协议。而其中已经成交的金额相对于相同时期增长371%，达到6128亿美元，与此同时，执行金额相对于相同时期增长438%，达到4657亿美元。2014年，中国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新增了4220家。有多达1107万人被吸收到了此行业中，总共获得991项各种企业认证。到2014年底，我国一共拥有21159家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4289万，获得国际认证的企业个数为4679项。

我国服务外包业与我国服务外包的高端行业都在稳步增长中。现如今，在我们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中，信息技术外包业务还是占有非常大的比例。2014年，ITO执行金额达到2846亿美元，约为总业务量的594%；BPO执行金额为723美元，比重为151%；KPO执行金额为1221亿美元，比重为255%，KPO增长速度最快（同比增长570%）。

在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国家及地区中，最重要的发包市场有美国、欧洲、香港、日本。中国作为主要的承接国，承接美国、欧洲、香港、日本外包执行金额分别达到109亿美元、669亿美元、639亿美元和501亿美元。总共有2899亿美元，大约占据执行金额总额的621%。并且，“一带一路”的建设使得中国和沿线国的外包服务合作更加密切。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协议金额同比增长约223%，达到1061亿美元，同事执行金额同比增长约315%，达到805亿美元。

（二）中国服务外包的市场结构

从中国的服务外包市场的结构方面来看，总体的增长速度ITO比BPO小，但是ITO所占比例比较大。

ITO的离岸业务中，以软件研发外包（1811亿美元，比重679%）和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406亿美元，比重215%）为主。

BPO的离岸业务中，主要为企业业务运营服务（159亿美元，比重306%）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127亿美元，比重244%）和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124亿美元，比重239%）

KPO的离岸业务集中在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和医药研发等。

三、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健全人才培育市场机制

中国的教育制度跟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有本质上的差异，我国的中小学采用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这项制度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这样也使我国有用之不尽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也只有对教育进行大力支持才能保持我国的前进势头。改善用人机制，尽量培育我国本土的高端外包人才；急需难以培训的人才可以在知名的国际企业中寻找，使高端人才为我国所用。

（二）注重培养国际知名品牌

对本土的规模外包企业进行培养使其成为国际知名外包品牌服务提供商，使中国外包企业向中高端市场发展。大力扶持领先企业，通过引导并购、融资等渠道使其快速健康发展。把外包业务发展的重点转移到ITO和BPO上来。外包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IT技术等高新行业对于网络通讯、电力供给和服务平台十分依赖，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到外包服务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场、酒店、商务场所等设施都需要大量的发展和资金投入。

（三）整合服务外包产业链条

当今世界的服务外包主要向BPO和KPO方面发展，而我国的还是主要集中在ITO方面。虽然我国在ITO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软件开发、动漫游戏、自动化控制、信息安全方面有着领先的开发技术。但是，这在服务外包领域算是比较低端的业务，在近年召开的两会上，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了要发展互联网+的相关行业，这就要求我们从新整合一次我国的外包服务产业。（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指导老师：蔡秀玲

参考文献：

[1]周勤.企业纵向关系论―纵向关系的产业组织关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4）：193-195.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3）：91-92.

篇（5）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组织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发端于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应)的揭示，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罗x,2001)，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人是社会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group)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complexity)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随着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个体行为(价值观、态度、激励等)、群体行为(团队工作、领导艺术、沟通、冲突等)、组织系统(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组织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日趋成熟。

    一、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组织行为理论。

    1.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兰，1972)。效率概念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既定物质技术关系的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的明显事实是，由于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员工并不一定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总还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产出。这就说明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问题，即非效率问题。哈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指出x效率理论实际上是指一种与组织或动机有关的效率;该理论从个人行为受到从表面看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影响，每种倾向都会导致不同行为模式和对环境的反应。

    2、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对人性作了全新的论释。他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思想，对个体的行为、认知与主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更为辩证和完善的分析;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通过建立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决定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如何促使个体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发展方向的趋同奠定理论基础。

    3.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e granovetter)对当代组织行为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经济镶嵌社会”概念，从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组织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组织中社会情感联系、信任、人际网络等问题，增加了组织行为理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命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运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组织信任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角度对信任的内涵及类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模型对各种信任类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者广泛重视。“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按照韦恩·贝克的解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利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二、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人性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有了人，我们便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语)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埃德加·莫兰，1972)的争议。对人类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还是一种贫乏的认识、封闭的范式。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基督教的原罪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塔”理论等，各种人性理论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人性问题仍促使人们不断去探索、解析。休漠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

    早期对人的思考囿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强大，认为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人的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确立了理性权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则把这种理性权威推向极至。然而，人类进人20世纪后，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人们开始感到，运用理性的创造活动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现代人一种普遍心态，它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失去信心、对个体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的表现，它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彻底反叛，它也是现代人绝望心态的表达。“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类根本无幸福可言，理性越发达，痛苦愈深，博爱、平等均是空谈”，真正的人生都被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纵和支配，人类的目的性不见了，人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感觉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缺失、精神“断乳”和无所适从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革命”、“重视主体间性”、“人类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映了人类为探寻人类未来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另一方面，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不仅决定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认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是“由自身定义的”自我，他或她通过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开掘自己的真正“人性”;这个命题宣布，人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从而为个人的理性主题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个原则下，组织中个体有意识、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被视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基础，而社会组织则被视为一种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理性行为人在“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非出于本意发展的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赋予理性行为人以新的名称—经济人，并为后人所继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伟大的管理实践者、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继承了这种人性假设，并采用了物理学最常用的方法—隔离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经济人”。尽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劳资合作、雇员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严格科学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兰提出应该停止将人简化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即变化作为‘噪音’、残渣、废料抛弃。”理解人性应该“超越对生活狭隘和封闭的理解(生物学主义)，超越对人的岛民和超自然主义的理解(人类主义)，超越出无视生活和个人的概念(社会学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学的整体”。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象、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他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同样，在行动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三方互惠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义取决于个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

    2.组织嵌人、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利·切克斯赞米哈利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决定快乐的秘密在于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质量。心理学的“新关系论”认为生命的动力在于“参与”，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一个人拥有完善的关系网络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须刺激员工的动机，发展他们的能力，赋予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自发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网络因为企业与顾客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间的自发合作而变得重要。

篇（6）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组织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发端于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应)的揭示，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罗x，2001)，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人是社会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group)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complexity)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随着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个体行为(价值观、态度、激励等)、群体行为(团队工作、领导艺术、沟通、冲突等)、组织系统(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组织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日趋成熟。

一、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组织行为理论。

1.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兰，1972)。效率概念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既定物质技术关系的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的明显事实是，由于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员工并不一定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总还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产出。这就说明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问题，即非效率问题。哈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指出X效率理论实际上是指一种与组织或动机有关的效率;该理论从个人行为受到从表面看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影响，每种倾向都会导致不同行为模式和对环境的反应。

2、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对人性作了全新的论释。他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思想，对个体的行为、认知与主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更为辩证和完善的分析;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通过建立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决定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如何促使个体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发展方向的趋同奠定理论基础。

3.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E Granovetter)对当代组织行为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经济镶嵌社会”概念，从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组织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组织中社会情感联系、信任、人际网络等问题，增加了组织行为理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命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运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组织信任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角度对信任的内涵及类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模型对各种信任类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者广泛重视。“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按照韦恩·贝克的解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利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二、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人性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有了人，我们便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语)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埃德加·莫兰，1972)的争议。对人类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还是一种贫乏的认识、封闭的范式。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基督教的原罪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塔”理论等，各种人性理论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人性问题仍促使人们不断去探索、解析。休漠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

早期对人的思考囿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强大，认为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人的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确立了理性权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则把这种理性权威推向极至。然而，人类进人20世纪后，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人们开始感到，运用理性的创造活动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现代人一种普遍心态，它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失去信心、对个体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的表现，它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彻底反叛，它也是现代人绝望心态的表达。“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类根本无幸福可言，理性越发达，痛苦愈深，博爱、平等均是空谈”，真正的人生都被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纵和支配，人类的目的性不见了，人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感觉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缺失、精神“断乳”和无所适从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革命”、“重视主体间性”、“人类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映了人类为探寻人类未来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另一方面，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不仅决定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认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是“由自身定义的”自我，他或她通过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开掘自己的真正“人性”;这个命题宣布，人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从而为个人的理性主题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个原则下，组织中个体有意识、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被视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基础，而社会组织则被视为一种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理性行为人在“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非出于本意发展的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赋予理性行为人以新的名称—经济人，并为后人所继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伟大的管理实践者、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继承了这种人性假设，并采用了物理学最常用的方法—隔离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经济人”。尽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劳资合作、雇员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严格科学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兰提出应该停止将人简化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即变化作为‘噪音’、残渣、废料抛弃。”理解人性应该“超越对生活狭隘和封闭的理解(生物学主义)，超越对人的岛民和超自然主义的理解(人类主义)，超越出无视生活和个人的概念(社会学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学的整体”。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象、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他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同样，在行动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三方互惠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义取决于个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

2.组织嵌人、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利·切克斯赞米哈利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决定快乐的秘密在于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质量。心理学的“新关系论”认为生命的动力在于“参与”，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一个人拥有完善的关系网络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须刺激员工的动机，发展他们的能力，赋予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自发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网络因为企业与顾客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间的自发合作而变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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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为教学提供了广阔平台新媒体依托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形成了巨大的网络体系，具有信息容量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和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较之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交流工具，都有根本性的跨越。公关课程的教学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挖掘出大量新鲜的、丰富的、典型的、正反面的企业案例资源;可以通过新媒体大规模地、主动地、快速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其跨时空的特点为师生、生生的课后互动交流提供了崭新的、空前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平台。

2．新媒体的介入丰富了课堂教学的手段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教学的方式和手段都获得了突破性的改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掌握和了解第一手信息和资料。学生可以通过“百度知道”、“新浪爱问”、“soso问问”等工具查询需要解决的难题;可以通过“问卷星”、“调查派”调查搜集相关信息;可以通过“谷歌地图”了解全球各地方吃喝玩乐的最佳去处和感受全球各地360度街景视图;可以通过“谷歌学术”搜索来自不同来源的文章、论文、图书、摘要和文章，从而找到整个学术领域中相关性最强的研究;可以通过“优酷”观看企业的形象宣传视频了解企业文化内涵;可以通过“网络公开课”聆听大师的课堂;还可以通过“微博”和“贴吧”个人掌握的最新信息。这些网络科技手段的使用，使得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更神速、更快捷、更便利，也无疑促进了教学手段的创新和升级。

3．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互动性加强了教学的自主性新媒体时代下，教师不再是主导者，更多的是方向的指引者:需要引导学生鉴别海量网络信息的真假虚实和价值观念的是非曲直;引导学生多方面、多维度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从而形成特定的适合的思维范式;把相对固定的、按部就班的课堂搬到活动的、充满个性的网络中。同时，新媒体对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不再是传统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接收来自全球各地的不同声音，可以和全球各地的网友、博友进行学习、互动和交流，用自己在新媒体上的所见所闻去思考、鉴别和选择有利的信息，补充课堂外新的知识和内容，从而找到符合自己个性发展的更好的方式。这样减少了学生对教师、对课堂、对教材的依赖，教学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二、新媒体时代公关课程教学的挑战

随着新媒体的影响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信息失控、人际关系脆弱、西方文化强化、网络信任危机给教学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

1．海量信息的真假虚实难辨新媒体传播技术打破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交往中个人的性别、年龄、身份、职业等一些重要的社会特征被掩盖，双方可以通过QQ、微博、贴吧、论坛等形式“毫无顾忌”地发表言论。在这种虚拟和匿名的环境下，有的只是符号的交往，其信息真假难以鉴别。因此，需要教师和学生冷静、理智地看待各种报道，尽量选择权威性、知名度大的官方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2．新媒体负面信息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媒体”，每个个体既是信息的转播者，又是接收者。信息传播自由，传播者大众化、平民化，传媒机构企业化，信息虚拟化，不良信息泛滥等扰乱了信息的传播环境，造成新媒体的失范。个人隐私泄露、社会道德伦理滑坡、信息管理失真失控、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影响、舆论导向偏颇、企业负面报道等问题大量存在，这无疑冲击和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需要新媒体传播更多正面的、积极的能量。

3．给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变带来了挑战目前我国高校的公关教育过于强调专业理论知识，忽视了其他学科知识的涉猎，有的缺少公关技术与实践能力的锻炼，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究其原因，一是教师本身的阅历和经验不丰富;二是教材、教法的陈旧;三是教学条件的限制。新媒体的出现有助于改善现状，但同时对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教师和学生需要转换角色，学校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变革教学模式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信息的膨胀式发展。

4．倒逼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的阅读方式、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开始发生变化，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博客、论坛、虚拟社区、贴吧、网络公开课成为学生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与传统授课相比，网络社会的学习方式更加灵活，不受时空限制，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得以转变:可以和全球各个地方的人们交流;可以浏览知名学者和教授的博客，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前沿;可以聆听国内外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学生的学习更具主动性和互动性，也大大延伸了第一课堂的时间和空间，倒逼了网络第二课堂的发展。

三、新媒体时代公共关系课程教学的改革思路

1．信息瞬间变幻需科学定位课程目标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学到什么?经常有学生说，我大学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不会。理科生学到了模型和范式，文科生好像什么都学了，又什么都没学到。其实文科不比理科，最重要的是学思维的习惯，思维的方法，学人际交往，学为人处事。大学就是当你忘记所学之后，剩下的东西。具体到公共关系课程目标的定位是:公共关系学的本质是一门素质拓展课，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关意识与情商，使他们走向社会后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带着公关意识去观察、去思考、去策划、去创造。因为意识当先，没有经验，可以摸索出经验，没有方法，可以创造出方法。其次是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提高克服困难，经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再者是侧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公关策划技能的提升。

2．教师借助新媒体加强自身公关素养打铁还需自身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公关教师要借助新媒体的开放性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参与公关实践，提高自身素养。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公关教育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开展社会调研，加强公关实践;可以通过“公共关系精品课程”学习和借鉴其他高校做法;可以通过“网络公开课”感受名师教学风采和特色。公关教师除了必要的学习培训和交流讨论外，要密切关注市场，留心企业动态，捕捉市场第一信息。每天关注新闻时事，每天浏览中国公关网、中国营销传播网、中国管理传播网、公共关系论坛等网站，反思企业公关实例，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把鲜活的、真实的、生动的、亲身经历的、具体的案例带进课堂。

3．积极开展公关实践活动，以活动促教学公共关系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理论知识的讲解“必须、够用”即可，重点是如何将理论指导实践，学以致用。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体验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公关实践活动，诸如企业庆典、公关广告、公关新闻、公关报刊等;带领学生共同参与本地企业案例研究，掌握公关步骤，了解公关禁忌，感受公关魅力;或者通过教师亲自参加的公关策划、市场调查、活动安排等活动，向学生进行经验传授和实例展示;课余举行公关演讲、辩论比赛、模拟晚会、新闻写作等实践活动。此外，学校或者系部可以成立公关协会，帮助协助组织、策划、宣传学校各系部的大大小小活动。教师只有带领学生共同参与到这些活动的组织安排策划当中，才能让学生真实地体会公关的每个环节、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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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应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合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拓展到企业边界之外，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一种)、渠道商、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竞争者的外部业务流程集成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实现的电子化的业务流程(刘璞，2007)。从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的那一天起，企业家和学者们就没有停止对电子商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即信息技术投资是如何转化成资产、资源和企业绩效的”作为对信息技术贡献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认为对信息技术投资是否会在新的网络使能环境下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给出一个适当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复杂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归结为电子商务应用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根据对美国ASP+BSP、荷兰SDOS、美国博士论文库、我国CNKI数据库、我国优秀硕博论文库等数字论文库的检索，发现在电子商务产生的价值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献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献居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1)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分析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3)分析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4)分析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应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样本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以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不少学者从企业业务活动的角度探寻电子商务应用如何成为企业增加价值的源泉。George、Ray 和 Georgios(1999)在现实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评价了EDI对企业绩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是从下订单时间、反向订货时间以及发货时间这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独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订单完成时间)的绩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订单完成的时间。

Wu、Vijay 和 Sridhar(2001，2003)应用似乎不相关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应用对美国企业的绩效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把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分解为四个方面:沟通、内部管理、订单接收和电子采购。结果显示应用电子商务并没有给企业绩效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对客户满意和关系改进的影响大些，对效率和销售绩效的影响较小。

邵兵家、蔡志刚(2005)认为企业通过将电子商务的某项活动和行为将价值增加到了产品或服务中去，使得顾客愿意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该产品，这样企业绩效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他们将电子商务中增加价值的活动分为四种:信息、网上交易、与顾客交流交互、与供应商经销商交互。通过对中国IT业64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他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的支出，但总体上电子商务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的影响。

Apigian等人(2005)认为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并和企业当前的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其市场地位，增加其收入。为此，他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257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为了实现收入增加和增进关系的战略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渠道和与客户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增进关系，企业还可以在与供应商的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在分销、供应商互动和内部运作方面使用互联网;而为了节省时间，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进行内部运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将销售管理活动和产品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预算、互联网工具的应用与销售绩效和销售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证实了网络的使用确实对企业营销活动和营销绩效有正面影响。

任峰，李垣，孙爱英(2003)构建了由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网络应用作为自变量、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销售业绩和市场改善作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在对广东等八个省份、12个行业、1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网络应用对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存在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确实可以改善营销活动，可以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的观点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Zhu和Kenneth(2002)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是将组织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相连接的桥梁，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价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应用电子商务这种特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能力，增加企业绩效。尽管如此，在电子商务应用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文献采用基于资源的观点分析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探讨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吕兰、赵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业务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为:信息技术资源和业务资源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有影响，而人力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其增加的分销渠道、新营销媒介、加强的运营效率、自动化的客户服务运营、改进了的客户数据收集技术、以及实时和互动的信息交换等方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期望。

Chu(2004)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了5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行业的250家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层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整体绩效(包括电子商务绩效、经营绩效、竞争绩效、利润和销售)的关系，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显著，不同的电子商务能力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吕兰和赵晶(2008)根据在中国收集的175份实施电子商务的制造企业的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检验了电子采购业务中的电子商务能力、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指标没有说明)，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无直接影响，但对电子采购流程绩效有显著影响，而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有影响。

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选择西班牙的十个行业(纺织和皮革制造、化工、电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手工艺品加工和贸易、零售业、旅游业、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健康和社会服务)1 010家企业作为实证调查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由在线采购成本、供应商关系、物流和库存成本表示)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这类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各项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分析由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的其他能力作用所产生的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刘璞(200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证实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证明营销能力是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与营销绩效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而且可以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对于内涵丰富的企业能力来说，尚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业是否会采用电子商务，哪些因素会对企业的这种行为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因素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后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认为驱动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 Performance)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在信息技术业务价值(IT business value)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将绩效驱动器(例如，Internet应用，流程，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准备度)和运营、财务评价指标连接起来的电子商务价值框架，认为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应用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 Performance)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为(1)IT应用(包含顾客导向、供应商导向和企业内部导向的IT应用);(2)流程的变革(包括面向顾客、面向供应商和企业内部的流程变革);(3)就绪程度(指的是顾客和供应商电子商务就绪程度)。因此，他们认为进行电子商务转型的企业必须进行增效投资，不仅在信息技术方面分配资源，同时必须规范业务流程，分析客户和供应商的准备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对信息系统创新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的。Iacovou等人(1995)应用TOE框架发现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直接受其与其他信息系统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响。Ramamurthy等人(1999)认为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制约。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准备度是对电子商务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财务资源、全球范围和监管环境同样对电子商务价值有重要贡献;虽然竞争压力会驱使企业采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的价值更多的是与技术集成和组织资源相关而非外部竞争。

四、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绩效影响

除了分析单个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的绩效影响。如Evans和Wurster(1999)认为电子商务联盟的主要利益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实客户。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电子商务下的联盟绩效。他们认为多个企业联盟能够创造更深意义的利益，像虚拟市场的网络经济能够使联盟的企业发展或者获得主要的资源信息，并且显著降低信息交换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资源联盟中谈到了传统公司联盟电子商务将挖掘出新的联盟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声誉，减少在线活动的投资，并且可以从联盟伙伴(传统的企业)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对69家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盟调查发现，营销联盟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技术联盟产生的价值。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与其它应用电子商务伙伴的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联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陈代江(2004)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了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电子商务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建立了技能型战略联盟同时应用了电子商务的国内企业以及联盟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的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盟中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发展展望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笔者发现不管是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的还是研究对企业职能绩效影响的文献，都是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或者是考虑现有企业能力将对电子商务应用产生的绩效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根据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介变量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联系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的环节。虽然国内学者刘璞(2007)分析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营销能力只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其他能力开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就分析方法而言，除了Apigian等人(2005)、Zhuang & Lederer(2006)、George & Despina(2000)等少数学者应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外，其他学者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都是比较传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由于多重共线性和忽视测量误差的困扰，分析结论的客观性经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数据分析方法的滞后影响了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论证的严密性。

就调查对象而言，只有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是针对中国企业的，其他的实证研究数据几乎与中国毫无关系。而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只选取了6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较小。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如此重视的今天，相关研究的不足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缺憾。另外，现有研究在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以初期应用和短期绩效代替深入应用和长期绩效，只选取了企业电子商务初级应用的横截面绩效数据，而没有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应用不同阶段的企业绩效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前期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应用和实施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其本身是一个与企业战略、结构、技术变革相关的过程。随着电子商务应用的逐步深入，企业将不断深化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同时提升相关能力，改善企业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电子商务应用当然难以使企业经营绩效得到显著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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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varaj， Sarv; Kohli， Rajiv. Performanc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ctual Usage the Missing Link? Management Science， 2003，49(3):27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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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u， Fang. Bringing “E” To Corporate America: The Drivers of E-Business Adoption and It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Disertation of Ph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1.

[9] Wu， Fang， Vijay Mahajan and Sridhar Balasubramanian. An analysis of e-business adoption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3，31(4): 425-447.

[10]Zhu Kevin， Kenneth L. Kraemer. E-commerce metrics for net-enhanced organizations: assessing the value of e-commerce to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2，13 (3):275-295.

[11]Zhuang Youlong，A. L. Lederer.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6(43):251-261.

[12]陈代江.技能型战略联盟中电子商务与联盟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3]刘璞.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营销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能力的视角[D].河北工业大学博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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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冗余，单从字面意思看它即是组织资源的一种多余或剩余，而且容易使人产生很多不好的联想，尤其对于当今正处于复杂动荡的经济危机环境中的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而言。但从其内涵来探究组织冗余，它并不总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组织冗余对于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它与绩效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深入到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而这些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组织冗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国外研究综述

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是组织理论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现已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相关文献讨论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常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组织现象，包括目标冲突、权利斗争行为、效率以及创新（Nohria & Gulati，1996）。

（一）国外研究背景

尽管冗余最早是由Barnard于1938年引入到组织理论中来的，但是该词是March和Simon于1958年在他们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冗余的概念、性质及其与创新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学者们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冗余进行界定，因此目前关于冗余资源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在这些观点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Nohria & Gulati关于冗余的论述，他们认为冗余是组织可利用的、超出其给定水平产出量所需最小投入部分的资源。且最近比较重要的有关冗余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对冗余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Nohria & Gulati对冗余论述的影响。

在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论述方面，首先理论界是存在较大争议的。

一些研究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理论的学者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一系列的合同关系（Jensen & Meekling，1976；Fama，1980），他们认为冗余是人或经理人不胜任的表现，是导致企业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还有一些战略学者也认为组织冗余会妨碍企业的战略选择，例如，Child（1972）指出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冗余的存在会减少企业敢作敢为的选择，从而错失机会和降低绩效。这些观点都表明，冗余和绩效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而组织理论学者则认为冗余和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即适度冗余能够提高绩效。他们通常认为冗余是组织的一种可利用的潜在资源，它能够转化和利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它对绩效的有利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可作为诱因，代表组织能够支付给成员的额外报酬（Cybert & March，1963）；可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冲突，因为冲突通常都是由于资源的稀缺而引起的（Moch & Pondy，1977；Bourgeois & singh，1953）；可被当作应对环境变化的缓冲器，使组织的核心技术在环境巨变时不受影响（Cheng & Kesner，1997）；可促进企业许多战略行为的选择和创新活动的展开，如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及进入新的市场领域等（Thompson，1967）。值得指出的是，冗余对绩效的这些有利影响在环境动荡的时候尤其明显（D’Aveni，1994；Meyer，1982）。

（二）国外研究现状

理论界对于冗余与绩效关系的论述大都集中于冗余和绩效之间是一种线性正或负相关的关系，但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1.线性正相关关系流派。Singh（1986）使用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和运作资本中已吸收冗余和现金与证券中未吸收冗余作为组织冗余资源，并以资产报酬率和主观评估的指标作为绩效指标，得出高水平的已吸收和未吸收冗余资源与企业高绩效是相关联的。Hambrick & D'Aveni（1988）通过资产负债率和运作资本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研究了未吸收冗余与资产报酬率的关系，认为破产公司的潜在冗余的平均值要显著低于继续生存的公司。Bromiley（1991）通过研究流动率与权益报酬率、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与销售报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分别探讨了可利用、可恢复和潜在冗余与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冗余资源特别是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能提高企业绩效。Miller & Leiblein（1996）、Reuer & Leiblein（2000）都以应收款与销售收入的比率，库存与销售收入的比率，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率作为冗余指标，探究了它们与资产报酬率以及权益报酬率的关系，分别得出冗余资源的存在能增强企业绩效和冗余能够提高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的结论。Geiger & Cashen（2002）探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创新的关系，认为组织潜在的冗余有利于企业的创新。Tan & Peng（2003）以折旧基金、储备基金、企业留利和销售费用与利润率的关系，探究出未吸收的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一正线性的关系正好符合组织理论学者的观点即冗余对绩效具有有利的影响。

2.线性负相关关系流派。Davis&Stout（1992）研究了现金流与收购风险之间的关系，认为更大的现金流将会增加收购风险。Greenley & Oktemgil（1998）运用主观评估问卷项目的方法，通过询问管理人员对资本冗余的主观看法，得出结论“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的关系”。Tan&Peng（2003）也通过实证研究，以大修理基金、库存和应付款与利润率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已吸收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关系，而且所有冗余资源对企业市场地位都产生正影响。

3.U型关系流派。Bromiley（1991）以企业承担的风险为绩效指标，认为冗余与企业绩效存在着“U”型关系。即一开始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然后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正相关。冗余与绩效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表示高或低的冗余都与好的绩效相联系，而中等的冗余则与坏的绩效联系在一起。

4.倒U型关系流派。Nohria & Gulati（1996）通过主观评估两个问卷项目，运用回归分析得出冗余与创新之间是倒U型关系，即太多的和太少的冗余对企业创新都是有害的。Geiger&Cashen（2002）通过对流动率；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等与创新的关系研究，也得出可用冗余和可恢复冗余与绩效之间呈倒置U型。Tan&P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冗余和绩效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组织冗余有一个理想的范围，低于或高于这个范围对绩效的影响都是负的。George（2005）研究了分散冗余与私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冗余与绩效之间呈倒置“U”型的关系：企业的绩效最初是随冗余的增加而提高，但当大量冗余尤其是低分散冗余出现时，企业的绩效则是下降的。倒U型的关系则暗示了企业应该注意控制冗余数量的增加。

5.其它相关关系流派。除上述研究结论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冗余和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如Cheng&Kesner（1997）通过研究各种冗余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的关系，得出冗余对企业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具有正或负的影响作用。Greenley & Oktemgil（1998）研究了派生冗余和投资冗余的绩效特征，认为冗余和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高绩效公司中存在，但在低绩效公司是不成立的。

组织冗余资源的来源

（一）权利行为来源观

企业好的绩效会导致企业的冗余增加，而不好的绩效会导致冗余的减少（Singh，1986；Bromiley，1991），但人们并不清楚，经理们怎样做才能使冗余的数量发生变化（Nohria & Gulati，1996）。有些研究在分析具体的问题时涉及到冗余的来源问题，通常都毫不例外地将其视为组织内部权力斗争行为的产物。这种观点确实已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比如，Schiff & Lewin（1970）的案例研究显示，由于委托—关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经理们通常采用“高估成本和低估产出”的方法来创造冗余。这表明，有意而为的“权力行为”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冗余。

（二）有限理性来源观

冗余来源的“权力行为”论可能并不是冗余来源的唯一解释。因为若冗余真的完全是“权力行为”产生的，那么，企业要提高效率就必然需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来实现减少冗余，提高组织的绩效。企业绩效与冗余之间的关系应是负相关的。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冗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效益越好，组织的冗余越多。

按照有限理性理论的观点，人们在对不确定的状态做决策时，由于受某些条件的限制，通常总是追求满意解，而并不苛求获得最优解。这种有限理性的决策思维模式反映在非常规性业务活动的资源配置行为上，一般会表现为留有余地，即保证活动有足够的、最大可能的资源需求量。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往往又可能会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这些资源，以应对随后可能出现的一些不确定情况所产生的资源需求，因而，最终可能会使这些资源产生一定程度的冗余；并且当那些不确定情况所涉及的环节越多、经历的时间越长，产生的冗余也可能越多。由于受时机、利益关系、价值偏好、组织学习以及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决策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在非常规性的业务活动中，企业在这种有限理性支配下的资源配置行为，可能也是产生组织冗余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企业的冗余资源可能不仅来源于经理们的权力行为，而且更可能来源于组织决策的有限理（方润生，2003）。冗余来源的扩展，有利于我们从新的价值维度来认识冗余在组织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组织的产出效率。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冗余资源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而且对冗余往往存在着误解。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企业对冗余尤其是人力资源冗余即组织“冗员”往往是采取一刀切式的“减员”策略。这不仅不利于人们对冗余资源的深入理解，更难以使企业经理人员认识到可以通过充分利用企业的冗余资源来提高企业绩效的观念。

（一）国内研究背景

在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人们通常认为组织的绩效将随着冗余的增加而降低，组织冗余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低绩效的共同原因。确实，中国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常常都被归咎于冗余所导致的低效率。经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常常被建议通过裁员等措施来减少和消除冗余。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冗余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是十分鲜见的，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线性正相关关系。方润生、李垣（2003）研究了冗余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基于资源和能力整合的观点运用知识创造等理论，通过对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企业内部，不同的组织冗余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组合冗余的利用与企业的过程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分散冗余的利用与企业的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对企业充分认识冗余的作用，尤其是对创新的影响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转置“S”型曲线关系。蒋春燕、赵曙明（2004）认为，在转型经济中，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总是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也可能是“U”型或倒“U”型的关系，他们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78家中国上市公司长达8年的数据（1994-2001年）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三阶段模型（或称转置S型关系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不同的阶段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图1所示）。

3.倒置“U”型关系。钟和平（2009）也分析了企业冗余对绩效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认为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应呈倒置“U”型关系，即当企业的冗余未过量时，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企业的冗余过量后，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呈负相关。这一研究成果与Nohria&Gulati（1996）、Tan&Peng（2003）以及George（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意义

由于经理们有意无意的“权力行为”以及组织决策的有限理性（方润生，2003），使得冗余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冗余资源，使其充分发挥对绩效的有力影响，成为企业提高效率乃至战略变革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为企业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冗余资源的价值，从而为其处理各种由于资源稀缺引起的冲突、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巨变、抵抗各种经营风险，以及更有效地提高绩效等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尤其是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冗余资源的价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这将成为决定企业能否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正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学以及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新热点，也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们的关系研究将成为企业如何有效分配和利用企业资源尤其是冗余资源的一个新视角。这一研究强调的是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正或负）关系，而可能更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它的最终目的，即是探索出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使冗余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最大的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研究述评

前面分析的国内外现有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模型，不难看出国内外研究者虽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但他们在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如已有文献中对组织冗余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通过组织有形资源冗余的相关变量如流动率，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库存，资产负债率等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地对无形资源如知识资源、关系资源等与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样本来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研究者如Tan和Peng（2003）、方润生（2003）和蒋春燕、赵曙明（2004）的研究样本来自中国，缺乏对转型经济时期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是目前关于冗余研究文献中一个缺陷；现有的研究很少考虑环境变量，如不同的产业、所有制结构、企业年龄和所在地区等可能对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如Tan（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了17个产业中有8个产业对冗余与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等等。

近年来，研究者已从客观数据和主观认识等方面对组织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证实了组织冗余对绩效具有有利的影响。但目前，关于这一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均不太深入，仍有许多问题急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应更多地关注于企业的人力资源冗余，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资源的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在转型时期我国企业“冗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它已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考察冗员变化与绩效如组织创新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将十分有利于从企业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来处理减员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其次，应关注转型经济时期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转型经济时期迅速发展的市场和激烈动荡的环境中组织冗余对绩效的影响作用，对于企业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应关注处于不同环境中如不同的产业、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其冗余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差异，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为企业实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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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avis G，Stout 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A Dynamic Analysis of Large Takeover Targets，1980-1990[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2（37）

12.Greenley G，Oktemgil M.A Comparison of Slack Resources in High and Low Performing British Compan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35）.

13.George G.Slack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 Held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4）

14.方润生.企业冗余资源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D].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15.蒋春燕，赵曙明.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5）

16.钟和平.企业冗余的利用对绩效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9（2）

篇（10）

刘福森教授开门见山独创性地提出，生态哲学的真谛是时代的精神，打破一贯式的“欧洲中心论”哲学观，他将哲学与民族文化、时代特征、现实生活相结合，提出哲学应该是人类思想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某种特殊反思方式，而不是形而上的“一般哲W”。结合现实世界生态危机大背景，刘福森教授提出了生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显现。

“欧洲中心论”的哲学观认为，凡是不以西方的知识论、实体论的范式存在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或观念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哲学，那就是欧洲的知识论的、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其他形式的哲学都不是哲学。针对这种情况，刘福森教授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的民族性、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几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哲学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只是“一般哲学”，而是有着“特定”立场的、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以生活世界为根源的、与时俱进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刘福森教授强调，没有超越特定时代的“一般哲学”的存在，也没有古今适用的一般“哲学知识”。因此“什么是哲学”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哲学有“立场”，它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哲学的评价尺度更不是现世的。对此，他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提出“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科学以具体事物为标准，而社科人文则是以人为中心。哲学是文化价值观的来源，是一个民族文化系统得以形成的原因。从人文与哲学的关系分析中，强调哲学不同于科学，它是不以知识论、实体论的逻辑分析为对象，如中国哲学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所超越的不是对外部对象的认知，而是对自我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使是哲学的具体社会功能，也应该与时代以及特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福森教授看来，哲学是“特定时代的特殊哲学”，应该与时代相契合。再者，哲学的社会功用评价最终根源于特定时代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行动的精神需要。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并不是因为他们远离现实生活和脱离时代的议题，相反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抽象的哲学理解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生存主题。当今时代的哲学需要重新定位“立场”，生态危机的时代议题迫切希望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得到改善。换而言之，人类的观念亟须从物质丰饶中享受凡人幸福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社会对前代社会的超越不容置疑。诚如刘福森教授所言，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和现时代的“一般哲学”，任何哲学都是在一定时代产生 ，并随着这一时代的消亡而失去其社会功能， 从而被新的哲学所取代 。任何现实的哲学都是仅仅属于它所在时代的有个性的 “特殊哲学 ”，而不能成为超越于时代之上的 “一般哲学”， 因而研究当今时代针对生态问题的“特殊哲学”是与时俱进的。显然，生态哲学不是把“一般哲学”应用于具体生态问题时所产生的一个应用学科，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一般世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哲学。诚然，当今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它迎合生态危机的需求，同时又是一种突破“一般哲学”的“特殊哲学”观。

时代性是哲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刘福森教授分析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并且是思想对时代进行把握了的哲学才是有用的哲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近代以后的西方工业文明造就了现代性哲学，而在生态文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生态哲学将是对时代把握的最新哲学。时代文明的变换昭示着哲学思维的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刘福森教授看来，任何哲学都是思想对时代的把握， 离开具体的时代条件谈论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而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 ，是思维对时代具体情况的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刘福森教授推演出，生态哲学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活生生的能动的精神，与时代问题的处理联系紧密。哲学的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弘扬适合于本时代的新观念 ，批判落后于时代的陈旧的哲学观念。生态哲学就是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的存在，它是迎合时代的精神；事实上，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仍需与其相匹配哲学的指引。现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了空前危机中，表现为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而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旧时代文明正在呼吁新的时代精神的到来――生态精神的文明。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想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2他认为，超越西方传统的“进步”观，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寻找“生态”和“人道”二者和谐共处之路，迎合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生态哲学应然而生。因为，每一个特定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哲学，而这种哲学只属于它所在的时代的精华，只有专属于特定时代的个性哲学，而生态哲学就是对当今时代的把握，就是当今急切需要的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代表着每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不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每个民族、每个时代，刘福森教授甚至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的角度，批判了以这种“一般哲学”代替每个时代每个具体现实生活的“特殊哲学”的方式，提出哲学必须是契合具体的时代和现实条件的时代精神。在当下生态危机的21世纪，生态哲学就是应对的哲学，针对现代性不可持续且充满破坏的哲学而产生。然而，生态哲学不仅是要凸显价值性，而且还要阐发一种不同于现代性哲学的自然观和知识论，刘福森教授的历史主义哲学观，针对现代性哲学而提出生态文明的哲学，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将哲学与科学分开对立，似乎预设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哲学有立场而科学却没有，隐含着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性哲学与科学分离情况下，间接导致了人类欲望的膨胀，过度依赖科学而不去追逐精神的指导，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生态危机的日益紧逼。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

卢风教授阐释了一种社会化的整体性思维建构，对现代性哲学提出挑战，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他认为现代文明是工业的文明，其结果就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我们的时代亟需要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来将其取代，而生态文明的时代中所需要的就是生态哲学的指导。

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域来看，文明是指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组成的族群的整体性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它往往包含着三个维度：器物、制度和观念。卢风教授认为，器物代表一个文明的物质基础，何种生产力水平直接关乎文明的发展，制度是一个文明的未来图景，如生活理想、价值追求甚至世界图景。而观念是文明的灵魂。人类与其他动植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观念或精神，指导人类去实践，观念创新则技术和制度不断创新，任何一种文明都内含着丰富的观念思想，而哲学则是一切观念精神的最高范畴与概括。文明随时代变化而不同，哲学亦如是。“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哲学并不是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它的时代的实质性的知识。”1可以说，时代性决定了文明与哲学的实际视域，时代问题需要何N哲学，这种哲学就会应然而生。

然而，现代性的哲学是理性泛滥的哲学。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卢风教授首先分析了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内核。现代文明是一种以理性为内核被统治阶级所信仰的文明，经过启蒙精神的鼓舞，这种理性迫使人不断地向大自然进军，在满足人类自身需求而攫取资源的同时，放纵了人性，无度，使人性变得贪婪。可以不客气地说，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续，在器物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方式；而与之相应的现代性指导哲学更是表现出与自然对立分裂的趋势，也就是说，现代文明的哲学是对自然破坏的、不可持续的、展露人望的哲学。

对此，卢风教授具体分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物理主义自然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科学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自然主义价值论、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现代性思想貌似周密，其实包含着极端的畸形发展思维。不扬弃现代性哲学思维，就无法揭示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和潜在危险，更无法为生态文明提供有利的借鉴。如物理主义自然观认为大自然只是物理实在的简单累加，可以用计算主义方式来对待一切，甚至使人认为能够凭借理性去彻底地认知外部世界。现代性文明是以理性为导向，科技万能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文明；它强调社会物质方面的增长，要求人们大量消费。波德里亚曾将现代性社会指控为消费社会，即从以生产型社会进入到由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为了让物品的消费促进生产，不断给人家造成需求的假象，尽管不是生活必须品，但是在舆论和广告的掩饰下，给人们的消费观造成了扭曲，让人们不断地去消费。于是，消费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

现代性文明，是不平等的文明，人类为了自我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大地存在物，如猎杀一部分动物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可以说，人类的这种不平等、局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潜在地建构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等级划分。现代文明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让人迷失在了物质丰饶之中，导致现代人的狂妄、贪婪，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技过分依赖的理念甚至变成了人走向自由的哲学，但实质是与自然对立敌对的哲学。其实，自然（人平等的在其中）是终极的本体，它包容一切，人应该心存敬畏，不应该僭越自称“上帝”，即使在自然的世界中，人类的理性让其拥有了比其他存在物更多的权利，也仅仅只是暗示着人类比其他自然物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显然，我们的时代急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来指引生态文明的发展。

卢风教授认为，生态哲学正是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是未来时代的时代精神。只有生态哲学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才会开始去改变器物及其制度方面的追求，不再无限制地去攫取自然资源。对此，卢风教授对生态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说现代性理论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合理性作了“合法”的辩护，那么生态哲学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提倡生成论自然观和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人类才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了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我们才能明白，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很小一部分（包括各种系统），无论是经济圈、生物圈、政治圈以及人类的伦理道德方面，人类文明必须与地球的一切协同共生。树立了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我们会发现，物质丰饶的享受仅仅只是人生的子部分，对内寻求境界的提升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满足感。这些对重构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的生态文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对生态哲学的分析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应该是绿色的文明，它呼吁人们适度消费、理性消费。诚如卢风教授所强调，人类理性只能去发现和用以指导有意义的人生规划，用以指导有节制的改造环境、制造产品、创造财富，而不是企图去发现自然奥秘的全部。生态文明呼吁人们适度追求物质财富，鼓励人们对内进行精神方面的追求，即追求非物质方面，让人从中超越出来，以追求德行与境界的方式追求无限，在适度向外用功的同时，对内修身，加强对哲学生态思想的追逐，以此来改善自由放纵的心态，让人类明白，尽管在地球生物圈中，人类享有比其他生物更多的权利，但在此同时却负有更高的责任。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生态哲学定然要求理性为自然而服务，它进步的关键在于抑制人类的物质贪欲。

从社会性整体建构上研究生态哲学，卢风教授深入剖析了现代性哲学及其带来的各种利弊，尝试消解“主体―客体”和“事实―价值”的截然二分，并结合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进行科学的完善，与以往哲学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不同，卢风教授的生态文明及其哲学分析是以现实性的中西方理论比较为切入点，为后来研究者开拓了视野。同时，卢风教授呼吁人类明白，理性应该确保知识进步而不僭越，并在价值观上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性，厘清科学导向。在实践中，人类对地球上的其他存在者承担相应道德责任，使个人与生态共同体处于有序互动关系之中，同时走出文化贫乏，走出物质财富孤单增长，以一种正确的生活之道去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如此，生态文明才能为“大地”中的一切事物带来希望和光明。卢风教授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三、关于生态哲学本体的思考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试图找寻生态世界本体论的理论支撑，扬弃主奴式的本体论承诺，提出建构人与自然世界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主奴关系的终结，是生态哲学的时代使命。

（一）哲学本身生态化――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探究

曹孟勤教授认为，生态哲学的建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为核心，从人与自然整体上来建构一种对立统一的平等关系，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西方哲学的潜在传统思维），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需要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世界一体的哲学，使哲学本身生态化。为了与当前的生态哲学区别开来，曹孟勤教授将哲学本身的生态化称为哲学生态学。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化不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普通成员与其他生物个体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而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对立面，直接与自然界构成生态系统。这种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不是生态哲学所推崇的消解的整体观，生态哲学虽然强调整体性，但是整体决定个体，整体的价值大于甚至优先于个体的价值，主奴关系结构仍然没有在其哲学中得到消解，或者说又退回到古希腊的自然中心主义哲学之中。曹孟勤教授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属于主奴的自然关系，或者人屈从自然，或者自然被人不断征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在更高的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中得到升华，那就是人与自然平等对立，这种对立平等的关系是有生态概念作为导向的，其目的是为了终结人与自然分裂的趋势，将人与自然世界建构成一体不分的整体，以此来终结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暗含的主奴关系。可以通俗地说，以建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的哲学来终结传统哲学中的主奴关系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生态化。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中得出，迎合现今时代危机的哲学必然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其关系论也应以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为中心。整体观是生态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其实，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不会贬低人类的主体性和尊严，自然本是大全，万物之源，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物，它具有化生万物的特质，人类只有意识到这点才会心存敬畏，自然永远充满着神秘，永远充满着包容，人类不应以征服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再者，地球作为人类甚至一切存在者的共同生活世界，不仅人类有道德伦理上的地位，作为其他动植物也应该与人类等同对待，这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它要求人与自然辨证同一，如曹孟勤教授强调，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显然，作为生态哲学的重大变革，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平等的本体论建构给我们提供了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目前的生态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主张以人为本体还是强调以自然为本体来进行生态研究，都欠缺整体性观点，是片面的研究方式。超越这种片面的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伦理本体。正是由于这种生态本体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一体化，人为中心即自然为中心，自然为中心即是人为中心，于是就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对立，成为两者之上的新的生态伦理本体。

曹孟勤教授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结构出发，分析得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内在结构是主奴关系。主奴关系式的哲学视域使人类将自然看作与自身对立的东西，内在包含着一种主奴征服与被征服的异化生态关系，要么人被自然所统治，形成敬畏自然的奴仆心态，要么人类以主人的视角对自然进行任意践踏，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不是一种平等互动的良性状态，更不是人与自然的正当合理关系，随之而来的本体也是有所倾向。人类需要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哲学，即哲学本身生态化，作为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回应，消除从古希腊就开始的本体论承诺所带来的潜含的主奴式生态关系，对传统理性工具思维进行人道化的生态超越。从何种向度入手研究，曹孟勤教授提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不能以“一与多”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人与自然，这样只会使人类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无所顾忌地去向自然索取。再者，将自然理解为“一”，而人则是“杂多”中的一员，贬低了人的地位的同时，也异化了自然。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辩证思维模式给予我们启示，人与自然应该是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换而言之，哲学的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平等关系，从整体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和自然处在平等对立的关系上，但这种整体关系不是说人是主体的普通成员，而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超越传统以人和以自然为单一本体的片面性，从整体上来进行探究本体，得出人与自然辩证同一，人即自然和自然即人。

（二）生态自由思想的创造性精髓（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是人的生态自由）

关于生态自由思想，曹孟勤教授也有其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生态自由是一种人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由，我们不能孤立地原子式地进行研究，只有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式去探索，才能澄明生态自由的本质。

曹孟勤教授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生态自由，必须人自由，物亦自由。人与自然同一就在整体上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同一消解了两者的对立，人也就克服了外物对人的束缚；没有他者的物役，人便能独立自主地安排自身活动，从而达成了自身的自由。“只有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我才能说是自由。”1但仅仅只是祛除人自身的限制，是终究不能克服自然本身或者自然整体与人的对立。在整体的向度上，人不仅在自然面前赢得自由，而且也应该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曹孟勤教授强调，所谓让自然万物获得自由，即是指让自然万物按照其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存在，在人获得“自由”，对自然无所畏惧、肆意破坏的情况中，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做自然忠诚的看护者，找到自然物本身的美和自由，而不是单纯的有用性。

人c自然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整体，从中生成的精神也就是生态精神，从中生成的自由亦为生态自由。曹孟勤教授提出，人与自然统一，人只有在生态整体中与他者进行物质交换，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平衡才能实现生态自由，那么，自然界所表现的是人生命本质的对象，具有表现和确证人类自我的价值，人表现为自然，自然也就表现为人，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那么，作为自然的人，也就担负着保护自然的责任，关怀万物，就是这种自由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人的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才能有人的自由。在生态自由的关系建构中，人在其中是扮演着自然的守护者的角色，为自然界承担着道德责任，事实上，生态自由（人与物都自由）本身就蕴含让万物竞自由的生态道德责任。再者，伦理的原初意义中就包含着人对自然的看护，真正的自由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由，人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是在看护自己的自由，因为自然界就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毫无疑问，只有在这种人德（人守护自然）与天德（自然关爱万物）相统一的情况下，才可成己成物，在看护自然的同时得到自由。自由在于人对自然的看护，看护好自然就有人的自由，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人的自由就是自然的自由，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由，人要真正实现两者的自由，必须对自然进行看护。

曹孟勤教授开辟了一条研究生态哲学的新路径，拨开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迷雾，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本质性的统一及哲学生态学，从而实现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在生态哲学的研究中，人的研究是与自然的整体建构息息相关的，曹孟勤教授面对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的局限性，充分利用黑格尔统一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学论证了人与自然达到 “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整体融合，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更高境界中去找寻生态哲学的本体论理论支撑，对生态哲学进行大胆研究尝试，为人类走出现代性以征服自然的自由之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理论借鉴。

四、反思“自然”：态势哲学新解

生态哲学是针对现今主导性哲学――现代性哲学而产生的批判哲学，尽管与发展了三个世纪的现代性哲学比起来，生态哲学还尚显稚嫩，但是其强大的兼容性，汇通着中外哲学精华。谢阳举教授就从老子哲学中汲取“自然”，以此来阐发态势哲学的观点，增加生态哲学的理论厚度。“自然”一词首见于老子的《道德经》，尽管只是出现了寥寥五次，但其意义之重大，预示着中华文化开始思考与环境关系问题，寻求与生态系统的高度和谐，考证“自然”有利于丰富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点，为哲学生态化、生态哲学中国化提供更实在的理论权威支持。

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自然”不等于自然界，而是指一种正常、恒定、动态平衡的态势。在老子看来，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就是事态或态势，“有”、“无”就是其用来表示事物及其状态、动态转变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存在”与“虚无”，“有”“无”更倾向于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昭显这世界的流动性和事物的不确定性。再者，在老子的哲学话语中，说事物“自然”，等于说事物表现如常态，以合理、健康、稳恒的状态存在着、发展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16章）王弼注曰：“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将“常”解释为复命，从整体意义上来看，更接近正常、恒常的状态和趋势。可以说，“自然”就是一种如其所是的恒常态势。

从对老子的“自然”的分析，谢阳举教授认为老子的哲学是一种态势哲学，具有存在和事物变化方面的意义，“有、无”描绘了事物运动变化中的两种趋势，表现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趋势以及运动发展过程中充满张力的状态。那么，态势哲学的意义是什么？谢阳举教授对此回答：“超越是自然之实践环节的关键。”1由于人类群体的特殊性，在事物交往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性，老子哲学中抽象出“有为”和“无为”这对概念来总括人类的活动行为。然而，“有为”并不绝对地与“无为”对立，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是彻底的无为而有为，可以说，无为中包含着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自然优先的体现，自然是无为的，同时又是无不为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人和自然的常态。“老子的取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自然是统一‘有为’和‘无为’的理想概念，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原则。”1在实践上，“无为而无不为”就成了事物的常态特征。老子哲学内含着对自然友好的意思，无论人还是自然，都是“有无”两面的运动。从“无为无不为”的释义中可以得出，尊重自然的最佳态势的本质就是尊重自然态。占有、自恃、主宰等都是破坏自然所规定的态势与平衡的，皆为外在强加于自然状态之上，事事皆有自己的规律，即“无为而有为”。

篇（11）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05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向来是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伴随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愈来愈强烈地影响着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正如Knight所言：“近一个世纪，城市主导交通方式从马车、地铁演变至依赖高速公路的私人汽车，每一次交通方式的变革都引起城市的爆炸性扩张”[1]。作为重要的大运量快速交通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极大地改变着城市内部的流动性状况和特点，促进功能用地的分化与组合，逐渐成为影响城市内部空间变化的主导性因素之一。

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上世纪50年代过度发展小汽车和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直接加剧了城市无序蔓延，致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组织的积极意义。对中国而言，当前各大中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普遍采取了发展公共交通的策略以缓解交通拥堵。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作用可谓与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此论题的研究，但缺乏系统总结，不利于及时了解进展与借鉴学习。基于此，笔者梳理国内外文献并比较分析两者特点，对其进行展望。这里的公共交通主要指市内快速公共交通，包括电车、常规公交（巴士）、快速公交系统（BRT）、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市郊铁路）等。

1 研究进展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已有文献论及北美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但大部分成果集中在1980年后出现。从内容来看，国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0年以前，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尺度观察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应关系。此阶段的研究尚不深入，对问题未形成共识。第二阶段从1970年末至1980年末。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从实证上探索各类公共交通方式的空间影响效果，重点考察这种效果的存在性与表现形式。由于研究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学者们对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结论持谨慎态度。第三阶段从1990年初至今。从1990年中期起，学者们逐渐明晰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拓展的积极作用，并将公共交通视为引导土地开发和调整空间秩序的一种手段，对其产生影响的条件、结果和作用机理等问题展开广泛探讨。而后随着实践深入，公共交通沿线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土地变更的驱动因素成为研究热点。

对国内而言，在90年代末期大中城市普遍发展公共交通的背景下，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论题才得到广泛关注。总体而言，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时间不长，初期主要从城市宏观尺度探究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近年侧重公共交通对土地利用影响的实证研究。随着愈来愈多的城市大规模建设与轨道交通开通，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内容。

2 研究内容

2.1公共交通对城市形态结构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公共交通与城市形态结构的关系，二是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发挥的“集中”或“分散”作用。

从国外研究看，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根据主导交通方式的差异，北美城市发展可划分为步行马车时代（1800-1890）、有轨电车时代（1890-1920）、娱乐性汽车时代（1920-1945）和高速公路时代（1945年至今）[2]。不同交通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空间结构特征：步行城市用地密度高且混杂；轨道城市用地密度居中，呈向心组团型结构；汽车城市用地密度低且呈分散结构[3]。由此可见公共交通在城市形态结构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波士顿，其城市发展恰处于快速分化期，此时电车线路的扩张促进了城市分散结构的形成[4]。此外，类似研究也出现在北美其它城市中[5-6]。

在城市蔓延过程中，关于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的“集中”与“分散”作用的问题得到学者的热烈回应。Kim建立均衡模型比较案例城市就业、居住区位与交通系统的联系，结果显示地铁的建设对中心商务区的振兴或郊区化趋势的扭转无必然作用[7]；Israel的研究表明通勤轨道交通是内城居民考虑是否迁居至郊区的决定因素，它加剧了郊区化与分散化[8]。然而Myung和Bocarejo等的研究表明BRT引导郊区活动向城市中心集聚，促进了城市中心的高密度发展[9-10]。从目前成果来看，公共交通对城市扩张的作用属性受公共交通规模、城市人口规模与密度、城市用地组合、公共政策导向等多方因素制约，它在不同城市及城市内部不同地域的作用差异显著。

从国内研究看，虽然起步晚于国外，但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差不大。官莹等认为不同模式的轨道交通线网影响城市空间形态扩展模式，其线路常常发展为城市空间形态扩展轴[11]。李文翎等基于居民出行探究广州地铁沿线的城市空间格局变化，认为地铁促进多中心都市形态的形成[12]。一般认为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变化、商业空间变化及城市更新三方面，国内许多城市如郑州、宁波的轨道交通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引导作用[13-15]。这类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反映轨道交通空间引导作用，侧重解析其影响下城市形态格局变化的过程与状态。概括起来，轨道交通的导向作用体现在：轨道交通强化城市中心（CBD）的集聚与辐射功能；促进沿线交通枢纽节点发展成为城市副中心；带动城市边缘新区的开发。在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下城市沿轴线发展并向多中心演进。

2.2 公共交通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探讨公共交通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影响，不仅是深入解释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形态关系的需要，更牵涉到城市交通与土地开发政策的制定，向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关注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公共交通影响沿线土地利用的程度

公共交通对沿线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具体表现在强度、范围与时间等方面。例如在全线和局部上公共交通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Moon认为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BART）和华盛顿地铁（METRO）对郊区段站点周边商住用地的发展贡献大，且使人口从CBD向沿线郊区扩散[16]；但Cervero 等人的研究则显示20多年来，BART的发展未给沿线地区带来大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他们利用回归模型测得与BART的邻近性、可供开发的用地量和土地混合度是影响站点区土地用途变化的三个关键因素[17]。另一方面，站点尺度上公共交通的影响作用相对趋同。一般来说愈靠近站点，集聚作用愈明显。例如，在首尔BRT沿线土地变化类型影响因素的测度中表明距离因素最显著，以站点为中心500m范围内的用地更容易获得紧凑使用效果[18]；Johnson提出有必要在公交汽车站点周围形成混合的用地形态，零售活动在距站点1/4英里范围内表现活跃[19]；位于马德里近郊的新地铁线吸引了零售、金融房地产、餐饮酒店、社会服务等众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这些经济活动的区位模式与城市可达性和由规模经济引起的集聚相关[20]。

（2）公共交通影响土地利用的条件和机理

公共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属于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的范畴。大量实证表明公共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效果不一，探析这种作用发生的条件及机理是深入实践的需要。Polzin针对这种情况总结了交通投资对土地利用产生直接、间接和次要影响的条件与路径（图1）[21]。纽约城市地铁与土地的互动影响探讨中显示：地铁线网的拓展往往跟随商住活动的发展，商业繁荣的区域线网密度最大，这表示快速公共交通并非总能对城市土地发展起主动的引导作用[22]。客观而言，公共交通对城市土地的优化整合需要在其它因素的共同协作下才能发生作用[23]。

（3）多类型公共交通影响土地利用的效果比较

由于不同公交系统的载客量、占地规模、适用性与可达性等属性特征具有很大区别，因而它们对土地利用产生的作用效果并非一致。在多种公交形式中，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地铁、通勤轨道、轻轨等）更可能带来显著的土地利用变化，而传统常规公交影响甚少[1]。其中，地铁最早成为研究重点且成果最丰富。伴随新式交通系统的推广，轻轨和BRT的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亦逐渐增多。

从国内研究看，国内学者主要围绕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影响程度和空间分异特征两方面展开探究。轨道交通带动沿线土地利用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沿线建筑用地占主导且迅速集聚成片状[24]；上海和南京的研究显示轨道交通对城市用地空间分异的作用随距离增大呈衰减趋势，对居住用地的吸引最显著而对工业用地“排斥”明显。由此可见，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的作用强度不均，不同功能用地具有不同的响应方式[25-27]。以深圳地铁1号线为例，表现出传统商业中心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下降，新区土地利用信息熵和均衡度上升的特点[27]。这种空间响应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站点所在的城市区位和原来的用地组合状况的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常常带动地下空间开发，与土地的复合利用存在密切关系[28]。

2.3 公共交通对城市内部功能区变化的影响

城市由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休闲娱乐区等各类功能区构成。公共交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部分功能区的区位条件，成为城市内部功能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从国外研究看，虽早有研究论及公共交通对社会空间隔离的影响[29]，但关注点集中在公共交通对商业与居住空间变化的影响上。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相似的是大部分文献不直接从商住实体空间变化的角度讨论公共交通的影响效果，而从沿线土地经济属性变化的角度反映公共交通发展下功能区的变化。这类研究围绕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前后沿线商业、居住用地价格的变化和公共交通站点邻近区域内商住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等内容展开，常使用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测度物业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30-33]。

从国内研究看，关于轨道交通对商住空间影响的探讨比较活跃，已有研究涉及轨道交通影响下城市不同尺度范围内商住空间形态结构、等级体系的变化状态等内容，并借用区位论和土地经济地租等理论解释变化的原因与过程。蔡国田认为地铁的布局改变了零售商业的市场、距离和竞争区位因子，推动城市零售业活动空间发生巨大变化[34]；林耿等认为地铁开发引导大城市商业业态的向心集聚，强化了大城市消费空间的等级分异和职能分异[35-37]；在城市尺度上，轨道交通建设使零售商业由传统的点状、条状和块状空间逐步转变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38]。由于城市商业空间的变动是局部商业活动重新布局和组合的结果，因此了解轨道交通沿线的商业集聚状况是解析其影响下商业空间演变的关键要素之一。方向阳、暖等对广州地铁站口零售业的集聚类型、分布形态、集聚规模等展开系列研究，为深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格局提供了丰富的实证[39-46]。此外，轨道交通是影响城市居住区位的重要因子，潘海啸等基于上海实地调查得到轨道交通对居住地选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通勤时间减少的结论[47]；部分城市地铁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中心区商服用地的付租能力，加速住宅郊区化进程[48]。与商住空间相比，国内对其它功能空间的探讨明显较少。

2.4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空间发展与土地开发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探讨适宜公共交通发展的城市形态或公共交通沿线的土地开发，属于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延伸。国外研究通常从土地与交通整合发展的角度出发，探寻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如南非豪登省地区采用的SDI模式具有典型性，即利用快速轨道交通推动沿线土地整合以达到城市空间重构的目的[49]；在低密度城市里，城郊铁路站点区宜采取步行式、小汽车环境式以及站点换乘式相结合的土地开发模式[50]；轻轨开通前实行“覆盖分区”不失为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土地开发模式，“覆盖分区”内土地利用模式的差异受站点所在区域的特征影响[51]。此类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较成熟，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参考模式。

由于国内TOD实践尚未深入展开，因此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除介绍国外理论与案例外，借鉴国外经验探究适合中国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亦十分必要。在宏观层面，常常探究有益于公共交通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态结构。例如，管驰名等建议国内大都市建立公共交通导向的以CBD为中心、沿着放射状的公共交通线站点为次中心的、疏密相间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模式[52]；邓春林针对南宁市外东环地区提出“轴带组团生长+高密度混合中心+开敞绿地空间”的空间结构形态发展构想[53]；陈燕萍总结出适合公共交通服务的居住区组织模式是以公共交通站点（枢纽）结合商业服务和其它公共活动场所为中心，以步行距离为半径的居住单元（细胞）为基础，以公共交通线路为纽带组织居住生活用地的模式，这在空间上表现为“细胞”布局形态[54]；金鑫等认为TOD模式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借鉴价值主要在于“交通与土地使用整合”和 “公共交通优先”两大内涵[55]。在微观层面，主要围绕轨道交通沿线（站点）的土地开发强度、土地功能类型及其空间组织等方面展开讨论。例如，何建军等人对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和TOD开发密度分区构建等进行详细探讨[56-58]；刘旭辉等认为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地下空间的衔接是一种很好的开发模式，它不但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开拓了新的城市发展空间[59]。

3 国内外研究的比较

3.1 以实证研究为主，方法趋同

国内外研究多以案例实证为主，宏观尺度上的结论较一致，既公共交通能够引导城市空间发展与土地整合，并且这种作用已成为规划、决策与管理实践中实施公共交通导向策略的重要依据。但两者都缺乏对众多实证的理论提炼，显现出深度不够的特点。另外，两者研究方法相似，宏观层面多从公共交通线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上总结对应关系；中微观层面主要基于公共交通建立前后不同时段的调查数据，建立统计回归模型检验相关关系与测度影响效果（表1）。

3.2 研究背景和起步相差较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由于国内与国外城市的发展阶段与背景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两者的研究程度不同。具体表现在：

研究地域范围的差异。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市与城市之间已形成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带，因此研究地域已突破核心城市内部，进而对整个大都市区内的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效应进行探讨，而国内研究基本为大中城市内部的探讨。

研究对象的差异。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研究涵盖多种公交形式，对公共交通体系的空间影响作用已有较完整的认识；国内公共交通建设起步晚，研究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上，而对其余公交形式的涉足较少。

研究深度的差异。国外非常关注公共交通在郊区化与城市蔓延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作用。在90年代兴起的 “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理念影响下，公共交通对沿线土地产生影响的条件、时间、结果、机理等各方面均有细致探讨。相比之下，受国外理念的影响和基于国内实践的需要，国内研究之初就介入影响结果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探讨，特别在公共交通对沿线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与空间分异带来的影响上积累大量成果，而对影响关系产生的条件与因素关注较少，表现出实用主义特色。

3.3 研究角度与尺度存在差异

国内外研究视角的差异反映在解释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路上。国外研究多以沿线物业价格变化的角度反映公共交通对商住空间的影响；国内研究直接探讨公共交通影响下城市商住实体空间变迁，而公共交通引起的房产价格变化反映的只是公共交通影响下沿线土地经济属性的变化，通常只用于辅助解析实体空间的变化模式。从目前成果来看，国外的微观研究优于国内。国内学者对城市形态结构与土地利用层面的理解比较深入，但对城市内部微观空间层面的认识仍不充分。关于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结果与沿线地区居住就业等社会特征的关联分析比较少，这不利于在综合因素影响下合理看待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反映了以公共交通为载体的城市流动性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关系。随着今后城市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公共交通的城市空间效应将愈发显著，这对城市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与比较，可知两者内容均涵盖四方面，研究方法类似；受城市发展背景和历程的影响，国外研究更为综合和深入。结合国内实践与借鉴国外研究经验，今后国内研究应重视：（1）加强新型流动性方式与城市发展变化关系的理论总结与提炼，丰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2）拓展与深化研究主题，例如开展新型公共交通的空间影响研究；加强TOD模式的区域差异研究；深入公共交通发展对城市内部居住选择、办公活动、休闲娱乐等就业和生活空间公平（国外剥夺理论）的影响研究。（3）注重研究方法多样化，以弥补计量模型方法的不足，增强结果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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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Study Progres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mpacts of Public Transport

FENG Yue， CHEN Zhong-n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