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素质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审美素质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

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陆梅林.西方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篇（2）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

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陆梅林.西方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篇（3）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篇（4）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语文教学期间，应重点培养学生们良好的道德素养及审美情趣，让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初中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作为教师，应将审美培养融入教学方法中，给予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及影响。以下简要针对初中语文审美教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供参考。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审美素质培养中存在的不足

审美教育又被称为美育，指的是教学工作者遵照特定年代的审美意识，深入挖掘审美条件，刺激学生们的审美经验，从而陶冶学生们的情操，培养学生们的审美素质，帮助学生们成长为感性的人。审美教育具备以下四种功能：其一，通过美来陶冶情，从而升华为审美情趣；其二，通过美来开启真，从而启迪智慧；其三，通过美来存储善，培养并感知道德素养；其四，通过美来强健体，领悟生命的价值。语文教学是进行美育的重要课程，但是因为受到传统教学观念及教学方法的影响，初中语文审美教育效果较差。其存在的不足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因为缺少客观的参考，一些语文老师在理解审美教育及课程改革内容是存在偏差，课程教学倾向形式主义，例如：部分课程过于频繁应用多媒体技术，甚至到达滥用的地步，从而对教学主题形成干扰，很容易让学生们混淆教学目标；在教学形式方面，没有全面发挥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审美教育经常变成教师一人的表演，教师自身的讲解替代了学生们的实践；在教师本身方面，教职人员自身的审美能力也对教育质量有着密切的影响。一些教师自身的审美素质相对较低，从而无法为学生树立榜样，给予学生正确指导。

二、如何提高初中语文中学生审美素质

（一）从教材中发现美

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包含的美育材料很多，包含艺术美、社会美、自然美等。作为初中语文老师，应善于引导学生们发现其中的美，并认真体会。例如：教师在讲解《济南的冬天》课程时，应引导学生感受课文中的自然美，在讲解《我的母亲》课程时，引导学生体会母爱之美。教师可以将学生们划分成若干小组，让学生们分组讨论，探讨课文中的美。此种方法能够将教学真正交还给学生，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通过感受教材中的美，不但能够帮助学生深入把握文章的中心，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们的审美素质，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及成长奠定扎实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多采用鼓励、表演的措施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帮助学生完善自身发展。

（二）从游戏中展现美

常言道：兴趣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对于处在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讲，他们普遍喜爱玩耍，那么语文老师就可以针对学生们这一特点，通过游戏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从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体会美。另外，游戏教学还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合作、认知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丑小鸭》课程时，可以为学生们设定一个表演的游戏，让学生们在掌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为学生们创建教学情境，让学生们表演丑小鸭、白天鹅、其他小动物等进行表演，从而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掌握课文内容，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课堂教学氛围更加活跃，培养学生们的审美素质。再例如：教师在讲解《黄河颂》课文时，就可以让学生演唱关于黄河的歌曲，然后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们播放一些黄河的图片，从而帮助学生体会黄河的气势，提高教学质量。游戏教学的方法可以调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们发现语文教学的快乐与美，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三）从朗读中体现美

想要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融入审美教育，初中语文老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们进行朗读来赏析文章的美，使学生们在朗读期间形成感知、感悟，从而陶冶情操。那么，语文老师就应提高学生们的朗读水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保证学生们的朗读质量，让学生们在朗读期间不缺字、不重复、不读错、不加字、不唱读；其二，保证学生们的朗读速度。应让学生们流畅、通顺的进行朗读，保证语速恰当；其三，保证学生们朗读带有情感。这就需要学生们对课文内容有所感悟与理解，唯有真正掌握课文的中心与内涵，才可以形成感情，让学生们在朗读期间获取美的熏陶。想要确保朗读带有感情，首要任务就是朗读出不同的语调，将各个年龄人的语气朗读出来，同时融入不同的性格与感情，例如：欢快、悲伤、痛苦、希望等，借助语气及语调，都能够形象的反映出来。还需要将作者自身对描写人物的态度朗读出来，例如：批判、同情、赞许、嘲讽等。同时，应朗读出语句间的停顿，借助切当的停顿，来表现出标点符号。同时可以将多种情绪表现出来。另外，还可以采用重音的方法，强调一些课文中的重点语句。例如：在朗读《最后一课》课文时，结尾“法兰西万岁！”这句话就需要重音进行朗读，从而表现人物的爱国情怀。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可以激发学生们对美好情景的感悟与向往，培养学生们的审美素质，从而为学生们以后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总结：

总而言之，随着新课程改革速率的加快，教职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及综合素养，从而给与学生正确的引导。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融入审美教育，能够提高学生们的审美能力，教师应擅长引导学生们去找寻、发觉课文中的美，游戏中的美及朗读中的美，从而净化学生们的内心，陶冶学生们的情操，为学生们以后成长夯实基础。因此，对初中语文审美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是值得教职人员深入思考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王吉兵，浅析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2010（09）.

篇（5）

审美素质是指审美主体观察美、认识美、创造美的综合能力。审美素质的优劣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审美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高低。动漫设计是“朝阳”产业，动漫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动画和漫画。

一、通过美术鉴赏，提高动漫专业动漫专业的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动漫专业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开设《美术鉴赏》课来提高动漫专业学生的审美和审美再创造的能力。

审美文化素质的培养包括动漫专业的学生的审美感知，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审美感知有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也有后天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同一物象，为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结果，是因为他们的审美感知的差异。例如秀才和卖烧饼的农夫他们同时看到月亮，秀才会被月亮的审美特征所吸引，处境生情地吟诗感伤，而卖烧饼则会联想到他要卖的烧饼怎么还没卖完。这就说明不同文化素质的人的审美感知是千差万别的。动漫设计的审美包括内容美和形式美。

首先，我们应通过提高同学的文化素质，帮助他们理解动漫设计的内容美的真正内涵，内容美的内涵很宽泛，有社会美、精神美等，主要是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内容美不仅仅指你表现的人或物是美的就可以了，关键是你表现的主题是否是向上向善的。毕加索的一幅油画表现了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妇，仍然很美很震撼，这是一种凄美，又凝聚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比很媚俗的性感的女体可能更触动人的心灵。因此，动漫设计要注重内容美的表现，创意上要弘扬社会向善向上的主旋律，中国的许多动画片都是表达惩恶扬善主题的，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九色鹿》弘扬的就是善良和正义终究会战胜阴险和邪恶，九色鹿出于善心救了溺水人，而溺水人后来在利欲的驱使下，恩将仇报出卖九色鹿，九色鹿据理力争，说服了国王，赢得了正义。这样的动画片是以一种视觉语言诉说正义和善良之美。因此，动漫设计的教学要注重创作内容美的表现，选择内容和主题健康的作品让同学来欣赏，使动漫专业的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创意理念。现在有些动漫专业的学生喜欢在动画作品中表现血腥和暴力，这是应该坚决制止的。弘扬动漫创作的内容美决定了我国动漫设计的品位和精神境界，所以，高校教师应倡导动漫专业学生在动漫设计中凸显内容美。

其次，美学是以认识美和评价美为核心的科学。美学是有关认识美和创造美的科学，能提高人文素质。为了提高高校学生的审美素质，许多学校开设了美育课，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对于高校动漫专业学生而言，审美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动漫产品的审美品位的高低。因此，美术鉴赏是动漫设计专业学生提高审美能力的直接有效的方法。美术鉴赏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审美客体美术作品可以把欣赏者带到一个特定的艺术境界，审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知识及艺术修养拓展艺术形象的内涵，使艺术形象更饱满，更具内涵。美术鉴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是培养学生审美再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美、美感和艺术是美学的重要问题，美术鉴赏是提高学生美感体验的重要方法，美术作品欣赏得越多，审美能力提高得就越快，“操千曲而后晓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美术鉴赏是将抽象的审美理念通俗化的重要途径，因为直观的美术作品可以将抽象的审美理念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有利于提高动漫专业学生的审美素质。

美学的理论是抽象的，其中有关优美和崇高的解释是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作品比较提高欣赏能力最有效果。比如，将有关维纳斯的作品在一起比较鉴赏，以便充分理解优美和崇高的含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种审美典范是古今中外、男女老少共同的审美理想，《米罗斯岛的维纳斯》的震慑力来源于雕塑的优美和崇高，她的形体的曲线是有韵律感的，螺旋上升中又寻求着力的均衡，表象既有西方女性的活力四射，又有东方女性的内敛和矜持。上身的和下身衣裙形成和含蓄的对比，人们看到这一雕塑，已经忘却它是冰冷的大理石，而感到它的温度感和生命力。相比之下，《克尼多斯的阿芙罗底德》虽然自然优美，但缺少活力与生气；《昔兰尼的阿芙罗底德》虽然竭尽全力地表现女性的人体美，丰满的肌体婀娜多姿，但妩媚有余，端庄不足；《巴特列的阿芙罗底德》妩媚迷人、朦胧含蓄，内在的灵性与睿智却微乎其微。它们只能给人以兴趣的玩味、纯粹的感性的形式美，这也是它们与《米罗斯岛的维纳斯》的天壤之别。通过作品比较，学生懂得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区别，明确真正的艺术美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高度统一，从而进一步理解艺术的真正内涵，理解美学中的抽象理论，并将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美术鉴赏紧密相连，使美学不再是玄学，而是指导人们艺术实践的重要学科，美学理论也成为对各艺术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提高动漫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

通过作品比较进行教学，动漫专业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有比较才有鉴别。”马克思曾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艺术的大众。”这就是说：按照美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反过来又会对人起着美的教育作用，从而提高人们欣赏艺术的能力。这种欣赏艺术的能力的积累，就是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而这种审美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艺术鉴赏的实践。欣赏艺术作品愈多的人，就愈能鉴别和欣赏艺术。“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器而后识器。”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多鉴赏一些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是提高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在高校美术鉴赏教学中，应该多运用作品比较分析，使美学中的深奥理论形象化，使动漫专业学生在艺术实践中认识掌握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因为美术鉴赏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再创造，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可以进入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并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知识及艺术修养，从艺术作品中获得不断更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享受。这无疑是提高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学好美学的重要方法，更是使美学理论成为指导艺术实践的关键。美学教学还应该注意精心选择作品，适时进行启发、引导，讲究科学性、典型性和艺术性，这样才具有强烈的美感和审美再创造的可能性。因此，运用作品比较的方法，有利于动漫专业学生理解美学中所讲的三大核心问题：美、美感和艺术。因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术鉴赏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人对现实即美术作品的一种审美关系，而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动漫专业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当然，普通高校的审美教学，进行作品比较的范围很大，只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就能更好地发挥这一学科在当前审美教育中的优势，在素质教育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引导动漫专业的同学表现动漫设计的构型美

动漫设计专业学生应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构型美。美术作品的构型包括以线构形和以面构形两种形式，对于动漫设计专业学生来讲，这两种形式都应理解它们的审美特征并加以灵活运用，这样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创作动漫角色。

理解以线构形和以面构形两种构型形式的不同审美特征。

第一，以线构型具有浓厚的东方情结和中国元素，因为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线造型，线条在中国绘画中是有意味的形式：画家通过线条的长短、曲直、疏密、起伏来表现画家的心境和对生命的体验，甚至可以表现他们对社会的评价。比如：坡的《枯木竹石图》就是利用粗犷的曲直对比强烈的线条来表现怪石和枯树，从而抒发他磊落不平的心境和疾恶如仇的人生范式。我国初唐“画圣”吴道子的线条更是随心流转，在他的作品《送子天王图》中通过线条来表现人物的情态，天王的威风凛凛，皇后的端庄秀丽，侍女们的婀娜多姿，甚至可以表现火光的流动。线条在中国绘画中具有无穷的生命活力，创造了意味深长的意境。动漫设计专业学生应发扬中国绘画线条的表现魅力，创作具有浓厚中国情结和彰显中国元素的动漫设计作品，例如，用方直的线条来表现刚毅坚强的性格，用柔和的曲线来表现温顺善良的性格。

第二，从事水墨动画设计的学生应掌握运用中国线条的独特韵味。通过线的流转，墨色的浓淡表现不同的意境。中国早期的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就是成功运用中国画线条来构型的成功例证。

三、启发动漫专业的同学展示动漫设计的色彩美

动漫设计专业学生应巧妙运用色彩美。色彩在动漫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动画片中色彩缤纷的《九色鹿》记忆犹新，对色彩鲜艳的《挪扎闹海》难以忘怀，都是色彩留给观众的余味无穷的艺术表现。中国动漫创作非常注重色彩的装饰美，在装饰色彩的表现中，可以打破常规色彩的约束，随意创作，比如土地可以不是土黄而是蓝色，天空可以不是蓝色而是黄色，根据场景意境表现和角色塑造的需要主观地表现色彩。中国动画片中色彩的运用和中国传统的艺术理念息息相关，譬如，在中国的京剧艺术中白色象征阴险狡诈，黑色代表忠诚正直，红色代表刚烈勇敢，中国动画片中角色的色彩设计也运用了这样的色彩象征意义，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就是成功的例证。动漫设计专业学生要理解色彩的情感表现特征，在具体的场景和角色塑造上要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选择恰当的色彩表现，比如表现阴森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场景需要用蓝、绿等冷色来表现，表现欣喜热闹的场景应用红、黄等暖色来表现。

综上所述，无论是通过美术鉴赏还是表现动漫设计的构形美和色彩美，目的都是让动漫设计专业学生在欣赏美和创作美的同时，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动漫专业学生的审美素质，提高我国动漫设计的审美品位，丰富动漫设计的艺术表现技法，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立双.动漫产品的价值延伸策略研究[J].中国市场，2011，（1）.

篇（6）

素质教育中审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语文教育中融合审美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这对指导学生正确地客观地欣赏评价自然美、文字美和艺术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对学生们的审美有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约束下，语文教学变得程式化、功利化和抽象化，好多学生对于语文学习变得厌烦，这样的学习不仅不能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水平，而且还导致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何让语文这一实践性很强的科目走出枯燥而又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呢？我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必须加强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其实是一种情感教育，它能丰富并纯化人的情感，使人的身心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德育、体育主要与意志相关，智育主要增长知识与智力，而美育则直接与情感相联系。美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是德育、智育、体育所难以取代的。中学语文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情感教育，因此，与审美教育有着语文论文天然的联系。比如，散文、诗歌以其所具有的节奏、音韵与深刻的形象与意境打动着人们，如何挖掘出这些作品中的音乐美形象美和意境美，是教学中的最大困难。以诗词为例：古代诗词的鉴赏与评价，是初中语文学习的难点。因为此时学生学习掌握的历史知识不多，对于诗词的理解，不能很好地将时代背景及作者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所以教师在教授古诗词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意思的理解上，要在诗歌的导入环节上，即在开讲时以饱满的感情，用准确而又有启发性的语气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把握诗的感情线索，了解诗人的情感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之受到感染熏陶来唤起他们的形象思维活动，带学生进入诗的意境氛围中。如学习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脍炙人口的词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词中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的美好祝愿，这种感觉是愉悦的、欢乐的，但是词中却表现出怅惘的、无奈的情绪。如何让学生去理解作者的这种情感呢？这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经历：他因朝庭内部的纷争被贬在密州任太守，此年中秋，他对月感伤，自己落得如此结局，又不能见到自己的亲人，想想朝庭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与月宫的寒冷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他不想再回到那个伤心之地。对兄弟的思念，既然不能成为现实，何不将这美 好祝愿遍洒人间呢？

通过教师的引导，进行有感情的朗读，并熟读成诵，甚至可以举行一场读诗会，看看谁读得最好。通过这些方法，一定能够将学生引入这个意境。然而，由于不少教师知识单一，缺乏文化、精神和审美素养，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却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文本教书”上，无法对学生的心灵丰满和精神充实起到一种自觉而自然的引领。所以，语文教育在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的同时，也向教师发出了具有审美素养的“杂才”和“通才”的强烈呼唤。

篇（7）

毕业论文 摘 要: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思想品德素质、审美素质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数的百分之710。而小学音乐是音乐教育的基础，那么如何上好农村小学音乐课对培养人才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农村小学音乐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环境和设备几方面的创新和改革进行探索，从而提高农村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农村 音乐 课堂教育 改革 创新

Summary : Mu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mprov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moral quality , aesthetic quality. Our country is the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account for 70% of national numbers of people. And the primary school music is the found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how first-class music lesson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is significant in training talents then. This text explore on classroom content of courses , teaching form ,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several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 primary school of music education, thus raise the quality of music teaching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Keyword: Countryside Music classroom Education Reform Innovation

篇（8）

目前，我国正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科技不断进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要想在这一时代中实现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关键在于人才，为此，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政策，想以此来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素质教育的提出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但由于中小学的升学压力大，导致了应试教育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学生升入大学后，素质教育才真正以主题要求、学生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发展素质教育，就意味着要高度重视学生的特长和不断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质。素质教育为艺术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展，加强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和更好地实施艺术教育是搞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1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内涵

1.1 艺术教育的内涵

艺术教育的根本是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说，审美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艺术欣赏、艺术知识以及艺术创作的教育;而从广义上讲，审美教育还是一种注重培养人的审美观点、审美情趣，提高人对美的鉴赏力和创造力的教育。总之，审美教育能够增长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对美的鉴赏力，通过审美教育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热情、高尚。这种人能够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现实，能够在不断追求美的过程中将自己培养成具有崇高理想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审美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需要，对培养全面型的发展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2 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教育主要包括身心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艺术教育以及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等。身心素质就是使学生具有充沛的体力及强健的体魄，使其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迎难而上，乐观豁达。文化素质就是使学生拥有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人文修养，使学生的知识能够结构化合理化，能够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思想道德素质的宗旨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艺术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察能力、鉴赏能力、创造能力及适应能力等。

2高校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关系

2.1 高校艺术教育与身体素质的关系

艺术教育能够提高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学家对完全沉浸于音乐的人的研究发现，音乐对人的生理、心理、思想感情等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优美平稳的音乐能使人心情平静而愉快，能够起到调节人的中枢神经的良好作用;欢快的音乐能够使人心情舒畅，能够促进人体胃液的分泌，从而起到帮助消化和增进食欲的目的。

2.2 高校艺术教育与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

(1)艺术教育有利于全面开发大脑的潜能

人的大脑具有左右两个半球，右脑被称为“形象脑”，具有非逻辑机能;左脑被称为“语言脑”，具有逻辑机能。传统的教育注重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注重对学生智力的开发，因此就存在重智育、轻美育的弊端，这就导致了学生的许多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如果加强对学生的艺术教育，那么就会使学生的多方面潜能得到开发，由此可见，艺术教育对全面开发大脑的潜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艺术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记忆力。在传统的教学中，许多学生都是死记硬背，这样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学生记住了许多，但实际上这种记忆存在时间短，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将其忘掉。而如果重视对学生的艺术教育，比如在高校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影片、音乐等形式为学生讲解相关的内容，就容易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更深层次地理解所学内容的意义，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记住的知识会长时间不会忘记，所以我们说艺术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记忆力，从而最终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2.3 高校艺术教育与道德素质的关系

艺术教育能够使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在无形中得到提升。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将音乐看成是教化的工具，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净化学生的灵魂，优美动听的音乐对学生的精神起到了潜移默化促进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另外，高校教师如果经常给学生放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感人电影，学生也会被影片中的人物事迹所感动，从而自觉地想这些人物学习，这样学生就不自觉地受到了教育，提升了自己的道德素质。

2.4 高校艺术教育与审美素质的关系

社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一群体中，正义与邪恶、美与丑、高尚与庸俗是并存的，高校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素质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一定要通过艺术教育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审美素质高的人高尚、优雅，而审美素质低的人庸俗、低级。一个画家与一个从来都不作画的人相比更能感受到线条及色彩的审美韵味;一个音乐家与一个完全不懂得音乐的人相比更能感受到和弦及音响的巨大魅力。

2.5 高校艺术教育与人文素养的关系

艺术教育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人文学科又比较集中地提炼和概括了社会中存在的人文因素，这些人文因素是人文教育课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艺术在人文学科中是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情感的，能够净化学生的心灵和陶冶学生的情操，从而使学生的人格更加健全和完美。人文教育使学生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更主动、更自觉、更高雅，使其逐渐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合格人才。未来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竞争和挑战，为了培养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以后的高校教育将会更加注重艺术教育，更加注重对知识创新、人格健全人才的培养。高校的艺术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2.6 高校艺术教育与创新学习能力培养的关系

我国高校艺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目标。研究证明，艺术教育中的音乐教育具有开发人的潜能和启迪人的创造力的作用，所以在进行艺术教育的改革中要将新的思想和方法等引入到音乐教育中，比如要将教师对学生的被动灌输改为学生主动的探索，将学生的被动接受改为学生的主动参与等。

综上所述，高校艺术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项工程需要高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真心地接受艺术教育，才能使学生的知识、思想、审美等各方面的素质得到真正的提高，才能使其成为适应社会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杨恩寰.艺术教育与素质教育[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篇（9）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使人的身心变得更加健康，而不仅仅是掌握生活的技能。教育应当引导人去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并能给予人生活的热情与智慧。语文教育承载基础教育的美育任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研究发现，语文工作者大多只关心个别的、具体的、孤立的审美活动的研究，而不愿意把诸多的审美活动综合起来，从审美整体性上去把握美育；或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美育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违背时代潮流；或把美育仅仅当做手段，忽视了美育对人的发展的终极关怀。

纵观以上语文教学研究的实际状况，教学形式的研究和教学内容的研究并未能很好地结合。在教学形式方面，要把建构审美心理结构当做其核心任务使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必要的审美心理结构作支持。如果语文美育不是以建构审美心理为基本目的，而仅仅追求对片段美的事物的认知和某些审美观点、技法的获得，那就把美育引入死胡同。审美人生教育乃是以感悟生命、热爱生命为核心内容，融人生教育于审美活动之中的教育，其目标在于滋养性灵，省悟人生，提升生命品味，而这也正是文学艺术的终极关怀所在。文学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能力为起点，最终落实到审美人生教育上去。因此，语文教学中的审美素质的养成也离不开审美人生教育。

一、审美心理的建构

审美是主体对客体审美特性的感受、体验、判断、评价和能动创造，体现了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发展是使人由自然的人变为审美的人的基本前提。我们要通过丰富多彩的语文美育实践来积淀审美心理结构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实现建构审美心理的目标。审美心理结构是多维度、立体式的网络系统，所以，审美心理的建构是整体建构，而不是局部的心理形式和内容的建构。语文审美教育特别要注意从整体入手，切忌片面、单一，使学生审美心理残缺不全。

在语文美育过程中，学生主体被客体美所打动，客体所蕴藏的审美情感内化为学生主体的内在情感，将客体的审美理想、审美人格内化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人格。审美心理内容包括：

(一)审美观念的获得

审美实践使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不断得到完善，其结果是审美心理形式的建构、发展，审美心理内容的不断丰富。在审美活动中，主体通过审美感知，调动想象、激感、形成判断，达到审美理解的高境界，使判断上升为观念，丰富了理性的内容，积淀了审美观念；其形成、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人的审美。语文教育要通过美育实践丰富审美心理内容。要注意审美观念的获得，在从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的获得中，避免思维定势影响审美观念的形成，及时更新审美观念。

(二)审美品味的提升

审美品味是一种超现实超功利的人类的心理，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化的趣味。在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用扬弃的态度对待历史及当代的审美文化形态，提高审美品位。审美品味的提升要依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加强人文修养，夯实文学底蕴，积淀审美品味。

(三)审美理想的确立

理想指的是人对未来的某种追求，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精神和心理的状态。审美理想是人最重要的理想形态之一。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说，审美理想反映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状况，是人的本质所在。审美主体在复杂的审美活动中不断得到教育，不断地进行自我观照、反省，唤起自我意识，促使其端正行为，规范道德情感，形成崇高的审美理想。语文教育要做的是，在美育活动中引导学生领略对象的人格魅力，理解对象的审美理想，促其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理想；在美育活动中，注重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学生确立审美理想。

(四)审美人格的解放

审美人格的解放意味着人的人格结构进入了完美和全面发展的境界，人成为了全面发展的新人。其表现为创造力的旺盛、人格的健全以及个体的自我实现。语文教育要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塑造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

篇（10）

1.审美观的树立。教师可结合课堂教学、兴趣小组活动，或利用讲座等形式，向学生介绍审美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推荐中外文学名著，使学生认识“美”，增强审美意识。

2.审美感的提高。通过阅读具体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3.创美力的培养。在作文教学中，引导学生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表现美，培养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第一方面是前提，以知识为主体；第二方面是过渡，以应用为基础；第三方面是重点，以能力为目标。三者有机结合，既可深化中学生的审美意识与感知，又可强化他们对审美对象的运作能力。

二、科学美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1.和谐性原理――统一构建、有机组合是读写的关键。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思维的创造力表现为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发现新的规律，从而创作出和谐有序的整体格式。科学家对和谐统一的完整意象的追求，也是一种美的追求，文艺家也不例外。

文艺作品中，构思的精巧，布局的合理，段落层次的过渡照应，句式的整齐，整散的组合，无不体现了和谐性原理。一部叙事性作品，结构完好，必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反之，则必然影响到读者审美的感受。而结构之美，就在于严谨、缜密。在情节发展中，常有线索贯串始终，可以是单线或复线（包括明线、暗线和主线、副线）。鲁迅先生的《药》就是一部复线进展的短篇小说，其中华家是主线、明线，夏家是副线、暗线，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明写愚昧群众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和儿子病死；暗写革命志士夏瑜因革命被杀而不为人理解，鲜血被吃。最终双线在“坟地”完全融合在一起，主副线搭配和谐，匀称分明，形成有机的整体。它充分体现了小说结构安排的科学美，是《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简单性原理――以小见大、提纲挈领是读写的根本。

科学家总是用简单的前提概括出最大量的事实，显示出科学理论之美。简单性原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避实就虚、小中见大、以少胜多、以简代繁等写作方法和形式构造上。

“言简意赅，文约意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诗文创作中，作者总是追求用最经济的笔墨来创设“意在境外”的意境，给读者一个思索和回味的余地。杜甫的《登高》，《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关羽温酒斩华雄”没有具体描写关羽如何与华雄决战的场面，但从“众皆失惊”的反应，从“其酒尚温”的细节中，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出关公的声威。

3.守恒性原理――有章可循、不拘一格是读写的诀窍。

篇（11）

一、艺术设计基础教育课程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设立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专院校已经达到1400多所，每年毕业生数量约10多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发展数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设计人才引起了我们的思索。我们一定要根据各院校特点，利用丰富的艺术资源，注重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注重学生本身的整体素质的培养，突出实验性与前瞻性。学生真正要适应社会，真正培养的实际上是他的心理要适应社会，而不是技术要适应社会，技术要高于社会。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首先接触到的几门基础课——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构成往往抹煞了艺术与设计的关系和培养有较强的个性表现力、创新能力、有前瞻性及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这层功能。三门课程的教学实验改革，各校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强调造型和技术能力的培养。除去这两点外，还应教什么，目的何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什么才是高于单一课程，贯穿艺术设计教育的本源问题？毋庸置疑，是艺术审美。艺术审美引领着艺术设计教育中一切要素的走向。所以，深刻意识到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构成课程除却造型、技法以及单一的色彩配比以外，还能通过“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给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最直接的艺术审美训练的平台。而恰恰设计专业的学生的艺术思维与表现能力的高低，对能否实现现时代设计教育的目的与要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三门基础造型课程，在全国各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教学中体现为两大倾向：一种是强调“设计性”、理性化的教学，其弊病是缺乏对学生艺术审美修养的培养，容易养成学生肤浅的形式主义观念和漠视设计艺术性的匠人品位，对学生造型创新思维的培养仅停留在空洞的形式层面。二是脱离设计特殊性，强调造型表现的技术性，造成学生思维禁锢，审美僵化，使之较难与后续课程链接。两种倾向都容易导致课程内容偏缺与方法盲目。 “艺术视觉思维的训练”“艺术表现语言的审美体验”往往被忽略掉，恰恰这是设计专业学生理解设计与技术的关系、设计与艺术的关系、艺术设计与社会的关系的桥梁。这也理应是这些基础课课程所要承载的教学内容，而并非要到进入设计专业课程后才要做或才能做到的事。

二、领会艺术的思维与表现

世界上极具前卫地位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说：“花了这么多钱和时间，我们学到了如何思想。”这反映出美国艺术教育的重点是突出观念和思维，这也是西方现代艺术教育的重点。如何训练学生学会思想，成为西方现代艺术教育者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 90年代开中国艺术教育界也因此开展了系列学术争鸣。中央美术学院由周至禹教授领军，率先对本部设计基础课程进行改革，并已成体系。强调设计的学科特点，围绕培养学生创意思维组织课程的建设。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代的艺术教育——尤其是设计教育，是极其强调“思维训练”的。而设计基础课同样强调“思维”训练，不同的是根据课程特点，偏重于对“艺术的思维”训练，而且是在“艺术的表现”过程中去领悟，以达到教学目的。整个过程中“艺术的”这个前缀非常重要，因为在整个设计教学体系中，没有哪门课能如此直接地把学生领入与 “艺术表现语言”对话的语境，并让学生迅速进入“艺术思维”的状态。在此过程中，老师对学生审美广度与深度的引领，很容易让学生步入一个全新的艺术审美高度，学生对造型以及

技法的理解不再是概念化的，而是个性化的。最终，达到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教育的全部教学目的。

三、教学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1.在“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的体验过程中，强调艺术审美素养的训练。审美的觉悟需要通过感官对环境和客体的体验、思维对视觉的想象，最终由手准确地在载体上表达出来，观看、想象和构绘三者构成了视觉思维的全过程。根据所授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突破传统设计基础教学的单一思路，强调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艺术与设计双重性，建立合理的教学目的、课程内容，以及与后续设计课程之间的良好衔接关系。有助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创造性理解艺术与设计的关系。在掌握具象和抽象造型规律的基础之上注重学生的艺术审美素质的培养、艺术视觉思维能力的训练和艺术语言表现规律的体验，并通过基础课学习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造型与色彩之间的高级和谐。最终实现学生艺术视觉洞察力与艺术思维创造力以及艺术语言表现力的和谐进化。

2.从目标式教学转型为过程性教学，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理解力、领悟力及艺术个性和创造力。周至禹教授在中央美院设计系实验教学丛书《过渡——从自然形态到抽象形态》中写道：“重要的仍然是过渡过程中的思维训练，用脑画画，启发心智，用创造性的设计思维探索造型要素的各种可能性，其意义甚过了局部作业的完整性。”

传统基础课是目标式教学方式，有碍学生感性认知的发生、发展。另外，主观心理色彩研究是色彩构成教学的重要内容。以往的教学实践，主要以手绘形式表现“色彩联想”和“采集重构”作业。其训练的单一性很难完成学生对色彩的真实感受和更高级透彻的理解。而“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看重教学中的过程，对学生艺术审美素质和表现能力的培养，是通过启发视觉洞察力、开拓视觉思维想象力、体悟艺术表现语言这些阶段过程性课题实现的。异是萌发学生艺术个性和艺术创造力的原动力，过程性教学，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及创造力。

显然，培养学生的个性表现力、创新能力、及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社会责任感，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德)约翰内斯·伊顿《色彩艺术》杜定宇 译 世界图书出版司 1999.6

[2](英)弗兰克·惠特福德《包豪斯》林鹤译 三联书店 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