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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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动漫文化；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

近年来，日本的动画和漫画作品席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动漫文化已经成为日本现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动漫作品也被视为日本文化的窗口，或作为日语学习的手段而被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动漫也逐渐由日语学习的内容或手段，演变成了日语学习的动机之一。国内也偶见关于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但是涉及日本的动漫文化与其联系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由此笔者试在小论中，论述近年来日本的动漫文化对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影响及其变化。

日本的动漫，可以称之为了解日本的窗口之一。樱井孝昌（2010）在其著作中说道，“（日本的动漫作品）反映了日本的社会、文化、时装和传统文化等。从榻榻米到饮食文化，从制服到原宿的时尚服饰等等，动漫把日本所有的一切都尽情展示给了全世界的青年们”。可见动漫的宣传力及其影响力之大。

以日语的动漫词语“KAWAII(かわいい)”为例，中文音译为“卡哇伊”，百度百科解释为，“网络时尚用语，意为可爱”。这个词，很久以前就成了网络流行语。不只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都在使用“KAWAII(かわいい)”。樱井孝昌（2009）称，“KAWAII(かわいい)这个日语词汇已经成为了世界通用语”。不仅如此，日语的“anime(アニメ)”和“manga(漫画)”，“动画”和“漫画”这两个词本身也变成了英语单词。此外，还有 「bishōjo(美少女)、bishōnen(美少年)、cosplay(コスプレ)、dōjinshi(同人誌)、otaku(御宅)、seiyu(声優)等等众多与动漫作品有着密切联系的日语词汇，也融入到了英语词汇中，风靡了全世界，我国也不例外。因为喜爱日本动漫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青年人日益增多，进而开始学习日语的人也不在少数。

关于“日语学习动机”，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也有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关于海外日语教育现状的调查”，以日本国外的日语学习者为对象(其中82.8%的人为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该调查从1990年实施以来，1993年、1998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6次。

其中，2009年的调查报告《海外的日语教育现状(概要)》中写道，整体来看，“日语学习动机”中，诸多选项中排名靠前的依次为：选择“对日语本身感兴趣”的人为58.1%，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交流的需要”，为55.1%。接下来就是“想了解有关动画和漫画的知识”，为50.6%，列第三位。而且，从“日语学习动机”的类别来看，“知识取向”所占比率最高。2009年的调查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即在“知识取向”中，选择新增选项“动画和漫画的知识”的人占50.6%，高于选择“历史、文化知识”的47.7%。而在以往的调查中，包括2006年的调查，“日语学习动机”中，“想了解有关动画和漫画的知识”这一选项从未出现过。

因此，在2009年的调查中，从“动画和漫画的知识”被列入了“日语学习动机”这一点可见，日本的动漫对全世界青年人日语学习的影响之大。我国也是如此，从前述的诸多源于日本动漫的网络用语之流行便可见一斑。

国内关于大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多为对英语专业的二外日语或日语公共课学生的研究，以日语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的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蒋庆荣(2009)把“娱乐动机(看动漫影视等)”列入了为8个学习动机（注一）之一。芦媛媛(2010)也把“喜欢日本动漫”列入了14个日语学习动机（注二）的选项之一。由此可见，近年来，日本动漫文化的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其作为国内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之一，已经开始受到了关注。

以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日语专业为例，2001年入学的日语专业学生中，无一人是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而2008年入学的日语专业学生中，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学生几近半数。之后的2009到2011年，同样地，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学生也是只增不减。由此可见，作为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之一，“对日本的动漫感兴趣”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要因。从2000年左右的名不见经传，到2008年至当今的必不可少，日本的动漫，已经成为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日语学习当中，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学习动机之一的同时，也还是促进日语学习效果的催化剂和日本文化的窗口之一。

从以上论述可见，近五年左右，日本的动漫文化，已经成为了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日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如何抓住这一新特征，并在今后的日语教学中灵活运用，进而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效果，将会成为新的课题。

注一：

8个学习动机为：1、信息交流动机(通过报刊资料等获取信息、与日本人交流)。2、文化动机(对日本、日本文化感兴趣)。3、兴趣动机(喜欢日语及其老师等)。4、娱乐动机(看动漫影视、玩游戏、听歌曲)。5、考试竞争动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通过等级考试等)。6、留学深造动机(去日本留学、工作、深造)。7、现实动机(多学一门外语、容易就业、毕业需要)。8、易学动机(日语好学)。学习动机由强到弱依次为：考试竞争、兴趣、信息交流、娱乐、留学深造、现实、文化、易学。娱乐动机居中。引自蒋庆荣(2009) 《关于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

注二：

14个日语学习动机为：1、觉得日语很有趣。2、想通过日语学习，了解日本文化。3、想通过日语学习、掌握该语言的技能。4、喜欢日剧。5、喜欢日本动漫。6、喜欢日本偶像。7、喜欢玩日语版的电子游戏。8、受国内日语热的大气候影响。9、想继续读取日语研究生。10、想将来利用日语技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11、想取得日语能力认定资格证书。12、感觉掌握日语技能，会比较有优越感。13、感觉会讲日语，会被别人羡慕。14、想去日本留学深造。

动机高的要因主要有，“想将来利用日语技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想通过日语学习,掌握该语言的技能”“想取得日语能力认定资格证书”。动机低的要因主要有，“喜欢玩日语版的电子游戏”、“受国内日语热的大气候的影晌”、“感觉会讲日语，会被别人羡慕”。“喜欢日本动漫”的学习动机也居中。引自芦媛媛(2010) 《关于中国高校日语学习者的日语学习动机》。

参考文献：

[1]桜井孝昌(2009)《世界カワイイ革命》PHP新書

[2]桜井孝昌(2010)《日本はアニメで再興する》アスキー新書

[3]蒋庆荣(2009)《关于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1.第5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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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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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漫画指日本国内制作或发行的漫画，包括故事连环画和四幅一组的组画，它是画面组合作品的总称，也是指刊载这类作品的杂志和单行本。高度发展的日本漫画已经成为世界漫画当中具有独特风格以及庞大影响力的流派。多数日本漫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具有这类特征的漫画常被称为日式漫画。

1．日本的动漫文化的发展

有多少经典无法忘却，有多少瞬间需要铭记。现在，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足迹，将日本动漫发展的脚印一一踏过……

现代日本漫画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漫画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第一阶段（“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玩具时代”，漫画只是供孩子娱乐的道具。

第二阶段：“清楚时代”，漫画被视为低俗、浅薄的读物。

第三阶段：“点心时代”，父母和教师勉强允许孩子在不妨碍学习的前提下看一点漫画。

第四阶段：“主食时代”，1963年TV动画《铁臂阿童木》在电视上连续放映，许多家庭中的大人和孩子一起观看，漫画的到社会肯定。

第五阶段（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期）：“空气时代”，漫画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阶段（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记号时代”，漫画称为青少年之间相互沟通的记号。

2．日本漫画流行的原因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漫画慢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都看过很多日本动漫。为什么日本漫画会那么流行呢？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漫画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日本漫画是按照读者群的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类的，可分为儿童漫画（以6～11岁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内容简单易懂，如《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等）、少年漫画（以6～18岁的少男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少女漫画、唯美漫画、女性漫画（以超过20岁的女性，尤其是家庭妇女和白领女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如：会长是女仆 、青年漫画（以18～25岁的青年男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有着更多成人化的元素，内容多表现上班族和大学生生活）等等。

3．日本的动漫文化的特点

⑴天真烂漫的樱花情结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漫画中运用大量樱花渲染气氛，镜头和画面里无所不在地充斥着对樱花的浓重描绘。樱花不仅成为日本荣耀的象征，更是美与悲哀的诠释。樱花的身影大都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与其的生命特征相吻合的颓废而唯美的片段中。所以日本动漫作品中往往出现的一些“自讨苦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受强烈的文化底蕴的影响。于是在我们眼里樱花就是“那么回事”，但日本人对樱花保怀的情感之溢于言表，并不在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内。就像在国人心中造成的阴影，也不是很多日本人可以深切体会得了的。

⑵武士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遗留的璀璨精华

动漫是战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不仅畅销全球，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已经担负起对外推销日本文化、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

在绚丽多姿的日本动漫界中，以武士、浪客为素材的故事创作形成了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这类题材的运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广受读者好评。

日本武士在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身不由己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漫画家们在叹息武士道消逝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间，末期武士的悲惨命运和凄戾人生。

青少年们倾心于日本动漫，甚至把某些超人气的动漫人物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觉得其中蕴涵着非常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正是青涩少年的单纯可爱处。其实日本民族的“进取精神”远不止这么简单——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士道”的现代流行版。

在日本某些人的精神世界里，以“天皇崇拜”为精神支柱的武士道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根基之深厚、影响之广泛超乎一般人想象，连意在娱乐休闲的动漫也不曾幸免。

⑶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

很早之前就有人针对某大师级的动漫制作人将作品中人物的勾勒趋向欧美化表示出相当的成见，并遣责日本动漫界有崇洋的嫌疑。其实对于强健和曲线优美的体态甚至是优越的先进科技的顶礼膜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成崇洋便有些严重了。毕竟日本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体系一气呵成。当然其中的一些逻辑思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性观念”“暴力美学”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才看得到，也不是说它们同绝对的恶劣和丑陋具有某种从属关系，而是说它们在彼此的意识形态上的等同性是对应的。而且某些观念的流露并不仅仅局限于动漫领域，而是通过深厚的文化基奠向各种社会关系和现象延伸开来。但这也不表明日本人只知道一味地追求西洋理念，而对于东方文明的古香古色则冷落地怠慢。

综上所述，日本动漫自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作为日本文化的直接产物，同样存在浓重的文化痼疾。透过日本动漫中的一些经典作品，人们可以发现日本文化中与军国主义幽灵相关的“强者的专制”、“无根的偏执”、“极端与矛盾”、“救世与物哀”等特点。

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动漫真正进入了全盛时期，动漫每个季度都有许多作品问世。许多全新的动漫文化开始兴起，比如后宫系、催泪系、BL系、GL系之类，每个领域都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作品多，难免会鱼龙混杂。这就造成了作品泛滥，经典稀少的场面。动画开始向快餐式的娱乐作品靠拢，而真正有特色有内涵的片子却越来越少，撑场面的还是之前黄金时期中的诸多经典。这确实是很让人忧心的事情。我们由衷的希望，优秀的日本动画能越来越多，日本动漫界能摆脱目前浮躁的情绪，将之前的辉煌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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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清时期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及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是中、日这两个国家分别创造的一种平民化的美术形式。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指18世纪产于苏州的版画类印刷物，即集中在桃花坞制作、呈现为年画形式的民间美术品；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是指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崛起的独立的绘画门类，以“眼见耳闻的社会百态为表现内容”，通过对浮华世界的生动展现，来迎合市民和中产者世俗的审美情趣。

苏州的文化积淀深厚，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就是吴地文化中一枝独特的艺术之花。它刻绘精美、色彩绚丽，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又和吴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相连，所以它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之广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桃花坞版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四川绵竹的木刻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木刻年画。桃花坞时期的作品，突出了民间性、民俗性，画面构图均衡丰满。题材新颖，多以吉祥喜庆、神像、戏文、民间故事等传统吉祥的形象为主，运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表现，巧妙地把传统的吉祥形象和谐声相结合，寓意深刻；在构图方面：桃花坞木刻年画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即丰满而不让人觉得雍塞，均衡而不让人感到平板，相似国画又有别于国画；在色彩方面：多以成块的桃红、大红、淡墨、黄、绿、紫六色为基调，色彩鲜艳，对比强烈鲜明，富有乐观向上的气息。苏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至明代苏州刻印的戏曲、小说、插图盛行于世。桃花坞木刻年画即有此逐步形成。苏州的木刻年画，在明代中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在苏州桃花坞版画中，含有致富获利内容的画片有《一团和气》、《娃娃得利》、《刘海戏金钱》、《岁朝图》等；有关农事的有《春牛图》、《丰收图》、《鱼樵耕读》、《大庆丰收》等；山水风景画片有各地风景，如《姑苏万年桥》、《苏州阊门图》等。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随着风土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艺术。由于作者多为市民画家和民间艺人，而且多以反映当时的民间风俗为题材，故亦称江户时代风情版画。它以市井风俗、社会时事、戏剧情节、妇女形象、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山川景色为内容，体现出当时新兴市民的生活情感。它的渊源来自原有的“大和绘”。“大和绘”是专供贵族欣赏和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一种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浮世绘最初以“美人绘”为主要题材，后来逐渐出现了以相扑、风景、花鸟以及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的作品。日本元禄时期的菱川师宣是浮世绘艺术的创始人。除了创始人菱川师宣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揭开浮世绘的黄金时代帷幕的铃木春信，美人绘大师鸟居清长与喜多川歌吕等等名师。

菱川师宣的代表作是《美人回眸》。这幅画表现了身着华美和服，体态轻盈女子回首一望的动感。浮世绘中所谓的“肉笔美人书”，就是菱川师宣首开风气，遂被推为浮世绘元祖。

铃木春信，其作品以抒情性、梦幻性、美人画而出名，他擅长于从《和歌》和《物语》等大典文献中得到灵感，而把它转换为当时风俗性的版画。他在雕刻匠、印刷匠的帮助下，创作出许多色彩漂亮的浮世绘，画风受到过中国画家仇英的影响，色彩浓郁，存世很多。

鸟居清长的现实美人像，越过了铃木春信一派的梦幻情调，走出健康、自在的独特画风。鸟居清长的女性群像，极尽婀娜的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从他处理青楼美人休间漫步或夏夕纳凉的悠游姿态，那个时代物质主义至上，市民意识抬头的真实写照，立刻跃然纸上。

同是版画，但是苏州版画与浮世绘版画既有共通性，也有个性上的差异。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在日本浮世绘的孕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版画艺术曾经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浮世绘版画与中国版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

首先，二者的题材一致，大都是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浮世绘的魅力当然在于它是一种比较精巧的市井通俗绘画，题材多取自民众的生活习惯与日常景象，与中国年画一样雅俗共赏，是百姓社会生活的强烈的文化表现和需求。浮世绘画独特的色彩与创意，使它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风格，充分反映当时的日本文化背景。中国年画早在宋朝就已成熟，时至明清，已形成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和四川绵竹为代表的四大年画流派，取材于日常生活，内容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美人儿童等。

中国的版画大约源于隋唐之际，起初主要用于佛像、佛经的印刷，后来逐渐应用到历书、农书等日常读物。到宋代版画艺术已相当成熟。到了明代，版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以建安、金陵、苏州等地为中心的版画流派，涌现出陈洪绶、萧从云、丁云鹏、凌蒙初、胡正言、新安黄氏等一大批知名的版画高手，留下了《西厢记》、《十竹斋笺谱》、《水浒叶子》等版画精品，形成了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早期浮世绘的主要形式是为书籍插图，而做插图恰恰是自宋以来中国版画艺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相同恐怕不能说是巧合。

其次，在艺术风格方面，苏州版画和浮世绘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清盛期的苏州版画绝大部分拥有题款，注明画铺与画师名称。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画风描绘都市风光的版画中，除多有题咏，尽情赞颂市民富裕生活外，还“坦率”地标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年桥，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画意”（百子图）等，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向和技术习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意识。无独有偶，浮世绘的画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画坊店号。鸟居清信自称“和画式”。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画上注明“日本蝉娟画鸟居氏清倍画”。显然，这些款识比苏州画家的似乎更饶有趣味，人格意识更为独立，这对于作者在民众审美中，积极地体验个性自由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是具有融汇杂揉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中西合璧。明代中晚期，西画随天主教士传人中国，由宫廷流向社会，为民间画师所借鉴。雍正及乾隆前期，在西洋画风浸润下，加之宫廷画师焦秉贞、吴县籍、刻工朱圭融绘刻《御制耕织诗图》的影响，苏州的民间版画制作者大胆仿效，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了欧洲的透视画法和铜版画技法，“阴阳排线和光影的绘刻，都运用得较为成熟”，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技法精细、构图复杂、场面宏大而别开生面，价值很高。二是多法互融。清盛期的苏州版画，均不拘泥陈规，而是灵活运用多种优良的民族传统形式，旨在得到民众的喜爱。可见，思想上的开放，使东方与西洋、宫廷与民间，传统与时代的多种画风、技艺得以在苏州版画中交汇，酿造出接近绘画和铜版画的全新效果，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罕见的欣赏艺术。

综上所述，浮世绘在内容上，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有很高的写实技巧；而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从东方艺术的特性来看，中日两国艺术密切相关，中国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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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篇（6）

当然，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对于白氏讽刺诗的“兼济之治”的摄取并不是那么积极，而是更多关注其闲适诗的“独善之心”。日本文学吸收和消化白居易的诗文，是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是有选择与扬弃的。

白诗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学，而且对日本古代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日本文化中的独善其身的“物哀”，整个日本骨头里渗透出来的忧伤和凄凉之风，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成果”。

二、宋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古代教育以儒学等中国文化作为基准，利用从中国输入的经学、史学、律学、天文学等各类书籍作为教科书进行国训教育，受教育对象是贵族。而当宋学由于特殊原因登上日本文化历史的舞台后，受教育的范围反而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宋学占据了儒学的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统治阶层从当时政治革新的需要出发，采用宋学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二是当时的留宋僧人既修炼禅法又热心宋学，他们回来时带了大量的宋学著作，有利于宋学的传播与研究。三是宋学吸收了禅宗的认识论与修养法，与禅宗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即所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都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就是从宋学入手，然后参禅。

由于以上的原因，宋学的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此前以公家社会为中心的旧儒学，到了室町时代中期，被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所替代。儒学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禅僧社会。宋学与当时流行的、以禅宗为主体的新佛教的融合，推动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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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2-0191-02

一、引言

塞廖尔・亨廷顿曾说过：“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经过许多代人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而形成、积淀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成为一种传统，就会对该民族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今天，文化已然成为不同民族的身份标识。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有助于加深民族问的相互理解，促进交流。

《辞海》规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据此，从过程来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过程，即“人化”过程。从结果来讲，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人化”后的产物。因此，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只有经过人类实践或加工后的物品才可称之为“文化”。

根据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文化系统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由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可触知的文化事项，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物，它是文化的表层。制度文化是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组织形式等，它是文化的中层。精神文化是人与自我意识关系发展的产物，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发展进化，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文化的底层，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曲金良主张：“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因此涉海性是海洋文化的显著特征。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海洋的影响，其文化产物也必然与海洋息息相关，存在海洋性特点。

二、日本物质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饮食文化

日本饮食文化的海洋性体现在其原材料上。典型的日本料理有寿司、刺身（生鱼片）、天妇罗、章鱼烧、清酒等，多以鱼食为特色。日本人自称为“彻底的食鱼民族”，据日本政府2013年度《水产白皮书》称，2012年日本国内鱼类产品食用消费量为652万吨，处于世界前列。

在日本，伴随着鱼食文化的兴盛，各地渔民每年都会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来庆祝丰收，如“鲍鱼祭”“虾祭”“螃蟹祭”“海胆祭”等等。还有一些与鱼有关的节日，如每年的5月5日为日本的男孩节，也叫“鲤鱼节”。

（二）服饰文化

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是和服，因日本属“大和民族”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官服，后经日本人历代改良，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日本民族穿戴的独特服饰。

和服种类繁多，根据性别、场合不同而不同，穿戴繁琐，需别人帮忙才能完成。根据季节不同，和服表面会纹上不同的图案。和服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只在领窝处开一个口子。如将和服拆开，其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和服以直线创造美感，能显示出庄重、安稳、宁静等特点，适合不同体型的人。

和服蕴涵着日本文化的海洋性特点。日本地处日本海和太平洋的包围之中，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自然的变化极其敏感，体现在和服上，是根据季节而描绘的不同纹样图案，这些图案多以动植物及自然现象为主，如花鸟虫鱼、松竹柏、山水川等。另外，日本夏季全国气温普遍较高，降水充沛，气候炎热，为了顺应这一环境，和服设计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8个之多，且和服的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具有良好的通气性。

（三）建筑文化

日本的传统建筑明显受到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在日本绝大多数地区，夏季通常漫长、炎热而又潮湿，为适应这种气候，日本传统房屋的底层稍稍抬起，脱离地面，使房屋的四周和下方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日本传统住宅几乎都是木结构的，因为木材具有冬暖夏凉、柔韧抗震的特性，因而成为日本建筑的首选材料。

日本传统住宅的典型代表是和室，和室地面铺有榻榻米，在和室里不需要穿鞋子（包括拖鞋），赤脚走在以自然素材灯芯草做成的榻榻米上，犹如徜徉在大自然一样。和室内部是开放式的，没有实墙，仅用活动的拉窗或隔扇分割，既保证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兼具便利性，同时纸质和木制的拉窗或隔扇具有良好的吸潮调湿作用，又因榻榻米的使用，和室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充分体现出日本民族与海洋互动时的智慧。

三、日本制度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婚姻与家庭

日本四面环海，火山地震频发，自然环境恶劣，国内适宜稻作农耕的平原稀少，古代日本人多以撒网捕鱼为生。因此，为了保证劳动力数量，日本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作用，与内陆型中国相比，更加受到重视。如中国古代女性长期遭受裹足之苦，以满足男性的畸形审美，而善学的日本却并未移植这一做法，其原因在于海洋性作业的撒网捕鱼不同于内陆性的育苗耕种，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若作为劳动力的女性被裹足束缚，则无法保证家庭收入的稳定。

另外，日本自大和时代开始，长期存在“访妻婚”，直到平安时代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长达一千多年。访妻婚又称“妻问婚”，这种婚姻是夫妇别居，男女各自与自己母亲和同母兄弟姊妹同住，男方在晚上进入女方家中，短则翌日清晨离开，长则在女家逗留数年，然后回到自己的家，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这体现了母系社会中女性的特权和中心地位。同样，在今天的日本婚姻制度中，女性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传统的日本家庭中，妻子负责育儿持家，掌管经济大权。

日本现代家庭制度与中国的家庭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家长位于权威结构的核心，长子继承家业，非血亲者同样可以成为家庭的正式成员。日本的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基础群体，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家业的经济组织，具有功能群体的性质。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和日本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异，即中国的家庭遵循严格的血缘原理，人的信任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并且很难超越这一范围；而日本的家庭遵循能力原理，人的信任关系很容易超出血缘关系范围。之所以如此，恐怕也与日本人为应对被海洋隔绝、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关。

（二）民族与国家

日本99%的人口属大和民族，“大和”一词源自公元3世纪的日本政权所在地的大和地区，之所以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与日本四面环海的岛国环境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岛国因海洋天然的屏障，不怕外敌入侵，历史上日本也很少被外族入侵成功过，岛国因封闭的环境，最怕的是内部战乱，一旦内乱，无处可逃，再加之日本火山地震频发，日本人需要“以和为贵”，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日本的民族性格具有极端的矛盾性，他们“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深究产生这种民族性格的根源，恐怕也与海洋的变化莫测密不可分。海洋在风平浪静时，显得迷人优美，在波涛汹涌时，又显得面目狰狞，无法捉摸。大海这种极端的两面性无异会渗透进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

海洋民族因海洋的残酷和封闭，其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必然带有竞争性和扩张性。日本自成立国家后，从公元4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一直谋求对外扩张，以释放生存压力。历史上日本多次入侵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其背后的文化动机恐源于此。

四、日本精神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文学艺术

岛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日本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海洋性色彩，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航海、海上探险、海外贸易、海外扩张等内容。早在“记纪神话”中就出现了“山幸海幸”的传说，甚至连日本岛的诞生都与海洋有关。《浦岛太郎》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深刻反映了古代日本人对海洋的向往与眷恋。《土佐日记》、《平家物语》、《雨月物语》、《蟹工船》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谚语作为最简洁凝练的语言，最能反映民族特性，日语谚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涉海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海洋鱼类相关，如“鲷鱼烂了依然是鲷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是与海洋生活相关，如“未见大海先备船（未雨绸缪）”。三是与海洋环境气候相关，如“沙丁鱼云（卷积云）”等。

（二）

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祗。神道教的重要仪式“禊祓”是在水中清洗自己的身体，除去污秽和罪恶，仪式所用的水最初是海水，后来逐渐使用河水，用盐洁身。海水在神道仪式中代表着神圣，可以清除一切污秽和罪恶。

另外，日本民间普遍存在着海神信仰，海神信仰指日本海民群体在其所从事的涉海生产生活过程中，为确认自身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旨在表达对各种人海关系的认知情感的文化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实践手段。海神信仰与日本神道教关联密切，带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以及多神崇拜的神道特点。今天，日本存在专门的“海神神社”和法定假日“海之日”。日本亦呈现出海洋性特点。

五、结语

与政治、经济等概念相比，文化是最稳定的因素，文化性格昭示着民族命运，欲了解一国民族性格，最好的途径是研究其文化。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研究其文化有助于促进两国的深层理解。

通过分析日本文化中物质、制度、精神等三方面的代表性事项，可以看出作为岛国，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性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8）

一、引言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篇（9）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2-188-01

日本的设计艺术常以一种传统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感受力来表现作品内容的，有时它借助于鲜明的民族传统视觉符号，例如和服、茶道、和屋以及传统书法、传统绘画和传统民俗等饱含民族审美意味的图形，以典型的日本风格展现在世人而前。同时对传统的图案进行简化，以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出适用于当代的智慧。日本的设计艺术以符合现代人的视觉习惯和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姿态，去探索新的艺术设计发展方向。如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五十岚威畅的产品设计、三宅一生的服装设计、佐藤晃一的平而设计，都可以让观赏者从其设计作品中感受到一种“静、虚、空灵”的禅宗境界。

也许是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所致，处于浩瀚大海包围中的日本，使其呈现出一种既开放、又封闭，既辽阔、又狭窄的地理状态，这种矛盾的地理状态由此形成了日本人既排斥、又吸收，既抗拒、又服从，既自尊、又自卑，既勇猛、又胆怯，既爱美、又黩武，既粗鲁、又文明的国民特性，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则是既自然、又人工；既伤感、又亢奋；既张扬、又含蓄；既传统、又前卫；既狰狞、又温情；使日本的设计艺术构成了一幅幅特有图像的景观：似是而非，矛盾共生。

这种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日本民族复杂暖昧、琢磨不透的多重性格。使得这个崇尚礼仪、追求美感、讲究艺术情趣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穷兵黩武、残暴成性的民族。如同日本武士道一样，刚强与优雅、残忍与温柔并存，构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白相矛盾的秉性。日本的设计艺术也是如此，它既简朴，又繁复，既严肃又是怪诞，既有楚楚动人温情的一而，又有张牙舞爪狰狞的一而。

禅宗在日本能够独立而突出的发展，是因为禅宗的自然观，符合本土的神道教义，崇拜自然的思想，加上中世纪的日本民族坚守俭朴的生活方式，与禅宗简朴的审美趣味一拍即合。尽管日本的禅是从中国所学而来，但演变至今却发展出不同的风貌，由于日本人重视普遍性地推广提倡，甚至于社会各界亦参与，并努力使其生活化。

禅，使得日本人单调的平常生活增添了艺术的趣味。试想，如果将禅从日本人的生活中抽掉的话，那么日本的文化艺术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的文化就是禅。

禅宗也是日本设计艺术所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如果你缺乏禅宗的意念你便很难读懂日本的设计艺术，自然就弄不清时装设计大师二宅一生“参禅”时，悟出的设计概念“皱的哲学”的含意；也无法弄懂书法巨匠井上有一“顿悟”后，挥舞出的颇具“禅味”的书法作品，何以能震撼国际艺坛！自然也就无法解读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为何将白然界的“光”、“声”、“水”等元素巧妙地纳入室内的空间中，创作出了水的教堂、光的教堂，而闻名遐尔。还有设计师佐藤晃一的作品，为何与日本的俳句一样，可以用纯净的日本语法节奏构成的，画而凝练而节奏跳跃，在空白处你都能感受到“空寂”的无穷魅力。

但是，当你一旦感悟到了禅宗朴实自然的美学理念，你就会领悟二宅一生的皱折服装和乞丐服装，其实是为了呈现出服饰在白然形态下的美感，和布料在撕裂状态下呈现出的不受拘束的优雅灵气，展示出的却是禅宗的灵性和朴实美学！而安藤忠雄的水的教堂和光的教堂，则是将人引入寂静的禅宗的自然境界，体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尊重，在为现代人打造一片灵魂的栖息之地的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难忘记忆的空间体验。这种对于水与石、光与影的思考，无论是静态的或动态的，在安藤忠雄的看来，它们都是整体建筑中自然而鲜活的一部分。

禅宗与设计的结合往往令日本艺术家们心驰神往，浮想联翩，并成为他们表现自己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感受的最佳选择。因而，在他们的建筑、园林、插花、陶艺等设计艺术理念中，普遍认为“简单的优于复杂的，幽静的优于喧闹的，轻巧的优于笨重的，稀少的优于繁杂的”。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中，他们常将那些江边暮雪、山村落日、渔舟晚唱、石幽水寂、山乡野趣等等，一些含有禅机的意象，巧妙地纳入自己用图形或形态构筑的白由王国，追求一种清远幽深的意境。在享受自然风物之美的同时，含蓄委婉地传达出白己的心性所在。

日本的设计艺术中，由于禅宗理念的渗入，而愈显灵性和深幽，因为禅意的设计艺术，始终表现出一种白然外物的空寂，它以“象外之象、意外之意”，描绘出一个极静的空灵意境，艺术家们只有内心与外物合一，才能体会到空寂的禅意，方能步入禅宗的“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之境。日本传统建筑中那空灵的格子窗所带来的幻象美，传统茶室里所透射出的空寂与简素气氛，还有古城京都街道所构成的素雅清静的朦胧美，其实都是在禅宗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所形成的美学特征。

篇（10）

汉语在日本得到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当时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封建统治集团对汉字和秦汉典籍产生了极大兴趣和学习热情①。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作为记录载体，日本借用汉字文言书写宫廷文书。公元9世纪初，由留唐学生与僧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公元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开始步入商品经济社会。应中日贸易之需，长崎地方行政长官选拔汉归化人任唐通事，担任中国语口译官兼商务官员。唐通事重视汉语口语学习，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方式为子女传授“唐话”，还在“通事会馆”中教授汉语。自唐通事始，日本汉语学习由阅读经典转向实用目的，对此后的日本汉语教育深具影响。 

由上述历史证明汉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是很长的，无论是官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融合，还是民间的互通学习，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无时无刻不在吸取着中华文明和汉文化中的精髓。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也是发展成熟，无论是隋唐时期日本兴办的“大学寮”，还是当代的“孔子学院”，可见各时期日本对学习汉语必要性的认识和学习汉语的热情，虽然中间经历坎坷和曲折，但是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学习汉语的需要。 

二、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正面影响 

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不断地学习和自身完善成长起来的亚洲强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是在汉文化的滋养中生长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教学，接受群体对汉文化的理解是促进汉语教学和激发学生学习汉语兴趣的催化剂，不断地在汉语教学中进行入汉文化的渗透会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寓教于乐，在学习中掌握教学对象的文化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日本，这个曾经热爱并依赖汉文化的国家对汉语或者说汉文化的理解层次一定比其他国家要高，这对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有利的条件又是挑战。如何正确地在汉语教学中输出正确的汉文化知识是每个对外汉语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传播的根本动因之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历史上，汉语曾是亚洲最具文化价值的语言，是东亚乃至中亚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际工具。日本主动学习传播汉语是出于对当时优势文化的崇拜，引进汉字是为了直接摄取中国文化。即使在假名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仍通过中国典籍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正如日本著名文化史家家永三郎所言：“从中国文化方面来考虑，其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文字（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的世界中，我国原来没有文字，借用汉字后才开始能够记述语言思想。敬重汉字汉文的观念之所以在国字国文诞生以后还能永久地存在下去，就是基于这一原始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反向传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自然就被视为低层次的语言，在日本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跌至谷底。日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并利用汉字的表意特性将其翻译为日语，称为“和制汉语”。和制汉语词大多创造于明治时代，在清末民初大量传入，而这种和谐的文化传播却被战争所打破，到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日本的汉语学习则是为了战争目的。“近代日本的汉语不是从现实中国吸收文化所需的文化语学外语，而是服务于侵略中国的政治的”。 

三、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负面影响 

（一）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中汉字、词汇的差别的影响 

外国学生进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在这点上日本学生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日语中存在不少汉语词汇，日本学生在词汇学习上所受到的母语的影响比欧美学生更大。同样适用汉字，给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方便，但是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汇不尽相同，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会造成学习障碍②。 

篇（11）

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专项项目：项目号（12YKZ016）。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而这也是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的契机。其中对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可以说是圣德太子。本文将围绕佛教在日本古代早期（飞鸟时代）的传播发展过程进行一一阐述。

佛教的传入

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带去了佛像、太子像、经纶，是为佛教的最初传入，此为一说。另一说根据12世纪史书《扶桑略记》的记载说，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首先在大和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乃佛教传入日本之始[1]。

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初，信奉者只是限于一部分人，并没有扩大到很大范围。自从钦明天皇13年佛教正式在日本传播以来，围绕佛教问题由苏我氏和物部氏所代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停过。直到推古天皇即位后，皇太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佛教才迎来了最初的黄金时期。

圣德太子对佛教传播的推动

圣德太子（574-622）本名厩户皇子，其祖父是最初迎来佛教的钦明天皇，母亲是苏我氏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可以说，太子是日本最早崇佛派的直系后裔。圣德太子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熏陶，师从高丽僧人学习佛教的知识，信奉佛法，笃敬三宝。作为日本皇室一员他自然意识到连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当然，圣德太子积极地推崇佛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他当时之所以推崇佛教，旨在用佛教教义教化人民，使国家脱离政治纠纷，以求励精图治，国家安宁。

圣德太子登上政治舞台时，当时日本国内政治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当时，中国隋朝正处于崛起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国内，氏姓、部民制度各种弊端一一显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尤其是7世纪初数次征讨新罗的计划，或以失败告终，或者中途折腰，使得圣德太子严重地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

圣德太子基于“世间虚假，唯佛是真”的谛念，在摄政不久，便借助天皇诏令“兴隆三宝”，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在第二条提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2]其意思是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物体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没有不尊崇佛教的，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他希望通过佛教和儒教等思想来实现他要建立一个国泰民安国家的政治理念。他强调贵族之间应以和为贵，对佛教要崇敬，对天皇要服从这一思想。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日本臣民“笃敬三宝”，这一形式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创建了7座寺院，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至推古32年“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并1385人”。[3]

圣德太子在积极提倡修建寺院的同时，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他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上至天皇、诸王、王女，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太子讲经的观众，同时又撰成《三经义疏》。所谓《三经义疏》，是三部佛经注疏的合称。据《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三疏的撰年依次为：《胜鬘经义疏》（611年）、《维摩经义疏》（613年）、《法华经义疏》（615年）。[4]

圣德太子视当时的中国隋朝为“礼仪之邦”，为了使日本能够接受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他摄政期间，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隋朝，恢复与中国断绝百余年的国交。于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经。第二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时，还带了一批留学僧。由此可见，入隋学法是圣德太子外交改革的重大决策，此举直接对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为解读和吸纳先进文明打下良好的基础。

622年圣德太子因病在斑鸠宫离世。此后20余年，日本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即“大化革新”。大化革新一方面继承圣德太子未竟事业以大陆文明为样板改造列岛旧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留学人员的加盟，即留学隋唐归来的僧人。这一举措使得日本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大化革新虽然不是圣德太子直接发动的，但是蓝图是他设计的。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9-50.

[2]陈凤川.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J].日本学论坛，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