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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阔的羌塘高原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属高原亚寒带和高原寒带气候。最热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低于10℃,年降水量东南部为200—400毫米,是良好的天然草场;西北部为60—150毫米,为高寒半荒漠、荒漠草原,牧草低矮稀疏,不适宜开发利用。在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中,天然草场占全区总面积的92.9%,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位;森林占6.8%,仅次于黑龙江,居全国第二位;耕地甚少,仅占0.3%,但冬小麦、青稞、油菜籽等单产为全国最高。各地因基础和条件不同,发展方向不一样。藏东南的热带、亚热带山地,可因地制宜发展水稻、玉米和茶树、柑桔、香蕉等粮食作物、经济乍物和水果,以丰富和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藏东南的森林,具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功用,应有计划的采伐和抚育,发挥以林护牧的作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为牧区中的农区,具备高产条件,应大力培养高产典型,多生产粮食和饲料,以促进牧业发展。广大天然.草场的利用,应注意合理轮牧,避免负载过重引起草场退化,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独特,农业自然资源相对集中,不仅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也.是重要的后备林基地和一季喜凉作物高产地区。坚持以牧业为主、农林牧结合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资源、特别是气候资源的生产潜力,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上文中我们论述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农牧业自身的发展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完善农业基础建设,建立合理的农田灌溉制度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水利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地理条件而言,水利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兴修水利以提高农地保灌率,平地筑田以保持水土,改土培肥以提高土地生产力。这样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牧林业综合协调发展当前的农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产业结构发展更是面临窘境。所以必须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必须强力打造以种植业为基础、畜牧业为主导、林业为保障的农村农业发展体系。
中南、西南山区降水量丰沛,除秦岭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区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粤大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桂黔滇岩溶山区虽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蕴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区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涨,使农业生产常遭干旱洪涝的威胁,故要发展生产就需兴修水利。然而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显著,地貌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各异,致使兴修水利不易。明清时南方山区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设施利用水资源,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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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明清南方山区开发研究”的论文之一。
①本文范围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内容参见拙作《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一文,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区农田水利的发展
(一)湖北丘陵山区和陕南山区
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地貌分属鄂北岗地、鄂东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开发历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带在秦汉时分别修了长渠和木渠,引蛮河水灌田,渠道沿途还与陂池相连。此两渠历代皆有维修。唐宋时鄂北和鄂东开垦加快,塘堰修筑渐多。如崇阳县在唐宋时筑有华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枣阳县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涧9处,号称“灌田十万顷”。明清时除维修原有塘堰外,还兴建了许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县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黄陂县水利亦较发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称:“按黄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万计是利灌溉。”万历《襄阳府志·水利》载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万历时比原额新增168所。该府宜城县的长渠、木渠明清时多次维修,清光绪时长渠灌田4000顷,木渠灌田3000顷,加上东西两山水田,总计有水田11000顷,丰收年能收粘稻百万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州等明清时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县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带,泉水丰富。雍正《湖广通志》卷76称:“京山县地远多山泉,民引泉为机,堰水为业。”还利用温泉灌溉稻田,“其收数倍”③。钟祥县利用猪龙池等泉水灌溉农田百余顷,县西又有5泉灌田甚广。荆门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顷④。
鄂西山区山大林深,以往开发不够,人烟稀少,明清时期才有了较多的开发。北部荆襄地区,明前期进入的流民达百万之多,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其时开垦荒田达143万亩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庆年间郧阳府人口比明万历时增加近8倍,荒地继续得到开垦。山农主要种植旱作物,但在山间平坝和河谷平原也兴修水利,发展水稻。如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以县西北30里的武阳堰、县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历久沦废,明弘治中知府胡伦主持修复。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顷⑥。另有横塘堰等十余处,各堰皆灌溉下种百余石之田⑦。郧西县“山岭之下,多成平坝”,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县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亩⑧。清道光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载郧西县有20多堰,“每堰下种百数十石”,产稻较多。故《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谓:郧西“居民开成水田,连迁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洶阳、山阳诸邑。”竹溪县“川原乎旷,溪流潆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数十石田。水田风景“绝似江乡”,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⑨。房县“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万历中知县朱衣修筑此堰,“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管(涵管)七十余”,以时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万余亩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数十石田不等。同治《房县志·水利》称:“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县虽“山势陡窄,鲜膏沃之地”,但县西宝丰一带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数处,各堰灌溉数石数十石田。保康县因山高谷深,水田较少,然亦建有十数处堰,所产稻谷可供县城之用⑾。此外郧阳府东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滩蓄水堰,灌田数百顷,万历中知州王家业又主持修治,清中叶时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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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卷4《物产》。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湖广二》。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2、352。
⑤《明宪宗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⑦《三省边防备览·民食》。此山区稻田面积以种计,大约一亩地合下种市斗4升,合仓斗6升7合之数,见同治《房县志》。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⑩王世贞:《潵潵堰斗门门碑》,载乾隆《房县志·艺文》。
⑾《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8。
南恩施地区为崇冈峻岭,林深箐密的山区,明代清初,这里多数为土司属地,大部分地方“土广人稀,荒山未辟”,开发程度很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主要种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①,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如雍正末张冲知来凤县,“导浚水源,设甬道(凿山开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为膏腴水田。恩施县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区明清虽有较多的开发,但水利兴修仍然有限,农业以旱作物为主,水田约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陕南山区地貌属秦巴山地。除汉中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水利自古较发达外,其余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得到真正开发。开发大体是从东向西。从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与郧阳地区接邻,明代前期亦是广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时升商县为州,增置商南、山阳二县,又划洛南、镇安辖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进入秦巴山地,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
商州有丹水流过,下通汉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凿险滩以利水运。史称:“丹水自燕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车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③。水利的发展还与擅长种水田的流民迁入有关。《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商州,……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较好外,其余的县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数十亩,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种植包谷等杂粮。
安康地区明代称金州,万历十一年改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迁入,“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遂升为府。清代府属以“汉阴、平利水利为最,安康次之”。汉阴县沿月河作渠数十道,灌田2万2千余亩.清末时有官渠堰19处,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田数十万亩④。平利县有坝18处,引水灌田约四五万亩⑤。安康县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龙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龙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丰堰,两堰共灌田千余亩,至乾隆时灌溉面积扩大到万亩⑥。另外紫阳县、洶阳县清代水田亦有发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称:紫阳县“境内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⑦。
汉中盆地四周都是山县,明清时始兴修水利。南面的宁羌州(今宁强县),嘉靖初知州李应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亩,获利甚饶。民自是争相仿效,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⑧。清代嘉庆时宁羌约有渠田万亩。西面的略阳县嘉靖《县志》记载;县境四面皆有稻田,东路两河口一带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岭子一带至铁佛寺止,西路横现河至今竹坝石门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带至五行三川止。水稻业的发展必然建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东面的定远(今镇巴县)清代有堰渠多处,灌溉稻田约二三万亩,以九军坝产稻最美。然总的来说,该山区堰渠仍少,故《三省边防备览》称;“讲民食,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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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来凤县志》卷8。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1。
③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⑥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
⑦民国《陕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绪《宁羌州乡士志·政绩》。
(二)湖南丘陵山区
湖南北面为洞庭湖区,东、南、西三面环绕山地,中部以丘陵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呈串珠状排列。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下游地区开发最早,后来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岗地发展,唐宋时期中部丘陵地区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时堰更加发达,还大力设置筒车、龙骨车等灌溉农田,周围山地亦兴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时丘陵地区普遍讲究水利。如宁乡县于明成化间由民谢崇玺等修太阳坝,号称“灌田万顷”(实荫田5千亩)。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凿井挑塘筑堰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叠坝驾筒车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车,脚踏曰脚车,随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时祁阳县在湘江支流祁江、烟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两岸,居民因势乘便堵筑堰坝,兼用筒车引水灌田不下数十万亩.”其他小涧支流皆足以资蓄泄,还凿有众多池塘,“塘田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积超过了堰田。故称“祁阳宜稻,农皆水耕”②。零陵县在明代由知县陈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顷,民赖其利号曰陈公堰”⑧.湘东山地和南岭山地明清时随着大量开发山田亦兴建多种水利设施。清代平江县“重梯作垄”“半岭凿塘”④。醴陵等县“多山田,皆资于陂泽池塘灌溉,惟近河设筒车以荫”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处⑥。攸县因有陂堰灌溉,多种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大豆、荞麦,形成一年两熟制。山上多开成梯田,种植一季稻⑦。郴州不仅修筑陂堰塘坝,还有“筒车之处动以千计”⑧。桂阳州“山顶上皆田,而顶上多泉,并无旱暎之忧”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扬崇任知府,“境内山田多旱,崇亲视渠堰,连岁有秋”⑩。清代时更“勤于垦荒,山麓皆治”,“垦山为陇,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载该府水利:“永明(今江永县)、江华皆赖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较多,江华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较少。……新田山丛地狭,然其南十都为陂五十,其北四都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资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税额多。于永明至八属,山田可通笕引泉者,每种旱稻。法类区田。取水艰者,纯种包谷及杂粮,其用力也少,其收获也逸。”该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资、沅、澧流域:明清时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区外,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在资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阳县铁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县筒车灌溉普遍,在12条资水支流“沿岸,民设筒车壅坝水激之使自环转,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间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见高田水涸禾苗易涸,亲诣田间,相视水道.令民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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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宁乡县志》卷8《风俗》。
⑧嘉庆《祁阳县志》卷4引旧志。
⑧雍正《湖广通志》卷45引(明一统志》。
④同治《平江县志》卷1《《赋役》。
⑤嘉庆《醴陵县志》卷4《水利》。
⑥民国(醴陵县志.水利》引旧志。
⑦顺治《攸县志》卷18《农事》。
⑧嘉庆《郴州总志》卷5。
⑨赵宗文:《教绥民多垦水田论》,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⑩正德《湖广图经志书》卷13。
⑾隆庆(宝庆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县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该府溆浦县早在三国时已开辟序溪(即溆水)一带良田数百顷,成为宜稻之地。明清时水利更加发达。明成化三年当地民覃希纯筑干工坝,灌区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坝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龙湾水灌田四万有奇。”清同治《溆浦县志》称“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还修筑山塘,“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个塘皆如此筑成,类似今之水库。山区的陂在溪流上筑坝,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坝,能蓄积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说明山区水资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较好。明万历末蔡心一知麻阳县,“麻阳多石田苦无水,心一相地势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载:麻阳县有塘堰130余所,芷江县有塘堰泉134所,黔阳县有106所。该府水利设施多样;府境之水“资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凿地而潴水者曰塘,举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转轮激水曰车陂,亦曰车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较多发展。如明成化间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③。然而在永顺府、乾州厅、永绥厅和凤凰厅一带,史称“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④,还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塘堰沟渠很少,筒车和水车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发达。
(三)四川丘陵山区
四川西部属青藏高原,以牧业为主,东部为四川盆地,以农业为主。盆地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中部为方山丘陵山,东部为平行岭谷区.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兴修水利工程,南起乐山。北到绵阳的水田农业区秦汉时已形成。其余地区多山丘,唐宋时得到较快开垦,但多开成畲田种植旱作物,只沿河两岸引水种稻,南宋时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过唐宋盛期,开垦记载较少,但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在川中、川东丘陵区多有兴修山湾塘堰的记载。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开垦山丘地,提倡兴修水利,山丘区水利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宁、富顺、井研等州县都有兴修塘堰的活动。合州在明洪武时修筑塘堰150处⑥.中江县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皋主持兴修陂塘⑦。遂宁县在嘉靖时太史杨名撰有《劝农亭记》,称“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等语⑧。积极倡导水利。富顺县北10里的朱家堰,为明代创置⑨。在井研县,嘉靖时知县萧溥筑高滩、潺泊二堰,其后知县杜如桂兴建塘堰更多⑩。川东明代时只有部分地区水利发展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县,“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赖之”⑾。在江津县,“明嘉靖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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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广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广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⑥万历《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⑧乾隆《遂宁县志》卷2。
⑨光绪《叙州府志·水利》。
⑩光绪《井研县志·建置》。
⑾道光《广西通志辑要》卷4。
令杨元吉劝农修塘堰车闸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记载:长寿县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丰都县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宁县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县水利兴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户口凋残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奖励垦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穷人如楚陕闽粤之民迁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没土著的现象。康雍时四川弃荒地已得到垦复,乾嘉时进入大量扩殖山丘的阶段,同时积极修筑梯田,发展农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区,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县令黄光灿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区②。仁寿县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华阳、彭山、仁寿3县田14000亩③。资阳县“县属水田全藉塘堰以资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车为最。”咸丰《资阳县志》载有塘堰26座,而筒车堰仅资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内江县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资州的水利情况。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载所属犍为县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荣县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远县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绵州、潼川府发展塘堰较多。绵州在乾隆中开翥鹤堰,灌下游山田数万亩;嘉庆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万亩;还有史君堰,亦灌田l万亩⑤。潼川府的三台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绵及其子熊升龙先后建成惠泽堰,灌溉潼绵二属田16500余亩⑥。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知县沈昭兴倡捐修复永成堰,计可灌田2万亩⑦。射洪县在乾隆二十五年由县令何辰主持修广寒堰,堰坝用石砌成.石缝熔铁汁灌之,溉田3千亩⑧。光绪《蓬溪县志》卷11载县内有堰沟241条,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县刘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宁县西南有广济堰,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施士狱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约灌田万亩。县东北有永济堰,乾隆九年知县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杨渡坝田2万余亩。乾隆时全县共修堰130余处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乐至县,劝民开沟筑堰。道光时统计乐知全县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县令江伍圆谕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处⑾。潼川府一带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区.清代努力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川中其他州县,清代亦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繁不胜举。
川东地区;长江从该区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时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其中以重庆府水利兴修最多。在巴县,雍正元年开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⒀。乾隆时知县王尔鉴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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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
②光绪《井研县志》卷4《建置》。
⑧光绪《资州直隶州·水利》。
④嘉庆《内江县志》引旧志。
⑤同治《直隶绵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国《三台县志》卷2《堤堰》.
⑦光绪《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宁县志》卷3《水利)。
⑩道光《乐至县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县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厅志》卷2(水利》。
⒀民国《巴县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182,旧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县,乾隆十九年单思迈知永川,筑堰300,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700余,塘2800余处,水利从此大兴”②.在江津县,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义、二十九年黄正澄先后奉文陆续新修渠堰97道,开筑新塘238口,补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县计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县)。嘉庆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县清代时塘堰少,就架设龙骨车灌田。如定远县,“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⑤。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亦发展灌溉种植水稻。“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水稻多种在平坝地区。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县西的临江市又有水田数百顷⑥。“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5千余⑦。又奉节县在乾嘉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时该府一些平坝地区排水不畅,因此进行了排涝工程.如奉节县南岸齐峨山坝地,巫山县坪垄坝和大宁县(今巫溪县)羊乔坝,四周为山环绕,溪流从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开垦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现淤寒,清代多次进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区:川北水利多数地区从清代始兴。如龙安府石泉县:“民业山,唯种荞麦充粮”,乾隆中石泉知县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宁府的阆中县。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在城东北2里筑石坝.开通济渠,以灌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入渠,济冬春之不足,“环阆旧无堤堰,兹渠成而水利始兴”⑩。东面大巴山区,“连山叠巘,绝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属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时在南江县北大坝地方,筑坝开渠,营治稻田⑾。光绪《太平县志·风俗》称;“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处依山凿田引水作堰,故种稻者三,种杂粮者七。”可见川北地区清代多有开垦,还修筑梯田引水种稻。但因山多而高,粮食作物还是以旱作为主,主要在低处及平坝地方兴修水利。经营稻田。川南叙州府在清代也有开发,各州县多兴修塘堰灌溉,以宜宾、南溪修建较多。其南溪县合堰,光绪间修,可灌田万余亩,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亩。此外兴文县除修堰外,还架设筒车灌溉,架筒车的河称之为水车河。因叙州府为四川边地,清代设屯兵守戌,屯兵亦从事开垦活动。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厅卫守备,令民开垦田畴,教以播种,又在北门外修筑堤堰,引龙洞泉水,灌溉大坝田数千亩,此处“初犹土也”,是种植旱作物的,兴水利后改种水稻⑿。川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清代水利亦得到发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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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县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县志》卷2,光绪《永川县志》卷2。
⑧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民国《江津县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庆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⑦同治《万县志》卷9《地理志》。
⑧光绪《奉节县志》卷8《水利》。
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⑩道光《保宁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实录》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绪《叙州府志》卷6《水利》。
酉阳直隶州,开发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阳州,“教民辟荒菁,兴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该州秀山县巨丰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丰堰筑于嘉庆二年;黔江县据道光六年统计,旧有蓄水塘114口,新开塘58口,旧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泸州的九姓乡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长官司吏目黄飞龙修土地岩大堰,灌田千亩;乾隆十三年长官司任户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亩;嘉庆十六年长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长15里。灌田6百余亩③。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原来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兴利。咸丰《冕宁县志》卷5称:“前此资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导渐多砌堰。”
明清时四川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仍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区水利明代主要发展川中、川东塘堰水利,清代时四川各山丘区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丘区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规模小,灌溉面积仍然有限。清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种植水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气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时期往往缺水,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从雍正乾隆起开始推广“冬水田”种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获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备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实是一种大面积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汇集径流多的地块,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类冬水田称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亩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种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开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区分布很是普遍。《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川东“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道光时王培苟讲;四川“江流不经之处,甚多山田,层累而上,山上可种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顶,层层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积冬水亦可种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发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弥补了山丘区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广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四川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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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②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
③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山川》。
④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5。
⑤嘉庆《眉州属志》卷9《风土志》。
(四)粤桂丘陵山区
广东丘陵山区最早开发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开发加快,兴修水利的记载增多。明代“以中州谪戍之民填实岭表卫所,于是州县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粤之旧”①。当时主要开发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但山丘区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亦有水利兴修的活动。清代一再颁布鼓励开垦山场荒地的政策,于是粤东山丘区普遍得到开发,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坝,并引泉架车灌溉农田。
粤北山区: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间修筑保昌县陂塘9所,始兴县陂塘7所。之后永乐、成化、嘉靖年间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间,南雄知州罗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复14座,新开塘97口,共溉田2.1万多亩③。道光时程含章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乐昌县在洪武二年由知县索彦胜筑官陂,灌田百余顷,清代顺治时改建为石陂⑤。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7统计,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处。西面的连州在明代永乐间筑阳山县黄村陂、连陂、中峒陂、大陂、朝头陂等;景泰间又筑龙板陂。粤北山区自然条件差,水利的兴修使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得以改善。
粤东山丘区:明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如和平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州、饶平县(治下饶)、大浦县、平远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这些山区州县或多或少都有水利兴置。如饶平县嘉靖时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长宁等山邑“作渠导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长溪作转轮车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边的河源县水利以圳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数十百顷,无忧于旱也”⑦。粤东的嘉应州(治今梅县)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开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东南沿山田3千余亩,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长乐县(治今五华县西北华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较大,如周琯圳,位于县南50里,县人周琯所凿,泉流30里,灌田万余亩⑧;镰子角树拦土陂,道光二十一年乡人凌华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见粤东水利在明清时得到较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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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庆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兴县志·陂塘》。
③道光《广东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8。
⑤同治《乐昌县志》卷3《水利》。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34,万历《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县志》卷10《水利》。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6。
粤西山丘区:肇庆府和罗定州有西江从它们境内流过,水利条件较好,开发也早,明清时继续发展。据万历《广东通志·水利》载:肇庆府新兴县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间的有云区陂,灌田60余顷;罗马陂,灌田40余顷;观登陂,灌田70余顷。景泰五年又筑黄莫陂,灌田120余顷。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马菴陂,灌田100余顷;社墟陂,灌田500余顷。康熙《肇庆府志·水利》载山区县的陂数:新兴县陂7、阳春县13、恩平县10、广宁县19、封川县16、开建县31陂共灌田300顷、德庆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顷。以上陂灌溉面积都较大。又据《嘉庆一统志》卷448记载,德庆州还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间。罗定州于明万历五年升泷水县置,领东安(今云浮县)、西宁(今郁南县)二县。此二县“层峦叠障”,多徭僮之民,万历五年设县后,闽广之人多移籍于此,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观知泷水县,已“辟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又开东、西圳,“凿山通圳,绕郭东西数十里”,灌田百余顷②。清康熙《罗定州志·陂塘》载: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106亩;东安县有陂36;西宁县有陂10,还有东、西两圳。高、雷、廉(今属广西)等府除雷州半岛为台地平原地貌,宋元时已大力开发水利,明清时水利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山深土旷,明清时才真正得到开发,尤其是乾隆后山场荒地开垦迅速,但由于“山岗硗瘠者居多”,“无泉源可资灌溉”,水利兴修仍是不多。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条,但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活动。廉州府弃地更多,水利处于初创阶段。如嘉靖间张岳守廉州,“广为陂池,教民稼穑,当时田畴之利开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载有8个陂塘为张岳倡筑。然清初,因“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当地人民仍“未谙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垦辟成“地”,种植旱作物,而未垦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积极倡导水利,如乾隆时知府周硕勋特雇工匠造水车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车分发到合浦县试演。还募江南熟习农业之人来廉州府城附近开成水田50亩以为倡率,乡民于是得知水田营治之方法,重视耕种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县共承垦水田3640亩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坝渐多,水田也渐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称:“迄嘉庆至今种田之法更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岭蛹淡田多以灰粪培植,故其收成视常有加。”道光《钦州志·舆地》亦称:“前此不粪不耘,今则先冬犁田以晒雪,当春进粪以插秧,……附山者凿沟筑坝,在原者凿井开池,近水者制车造桔或引灌。”由于讲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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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罗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岛山地台地区:海南岛沿海多台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岭。琼山县因临近雷州半岛,地形又较平坦,故首先得到开发,宋元时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扩大到沿海四周的台地。因“琼郡田多倚山垦辟”,故其水利设施大多具有山丘区的特征。正德《琼台志》有较详的水利记载,以琼山县水利工程最多,有26处,其中迈容车坝,“绝溪筑栅作水车升水灌田千余顷。”此水车应为筒车之类。其次是崖州有17处,其中椰根陂、湳乙沟、水南沟、桶井、达陇沟、埋鹅陂皆各灌田100余顷,仰重沟灌田200余顷。其他州县如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沟(渠)、坝、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几处水利效益较大,如大江,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作堰,架车灌田千余顷;湳丹坝,元末酋长陈荐观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统二年县丞何晖复筑坝,灌田干余顷。又德义泉、那细泉皆灌田百余顷。岛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为便利。有谚云:“东路槟榔西路米,盖郡东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给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农垦荒政策,大陆移民在嘉庆后大量迁入海南岛,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开辟山地。同时黎族所居的山区亦进一步开垦,多辟为稻田。张庆长《黎岐纪闻》称;黎族“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广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区广布山地丘陵。明清时开发加快,明代采取招民开垦、移民屯垦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仍实行鼓励垦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广西,还迁入到桂西少数民族居住区,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开来。由于努力垦殖,广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为733万亩,嘉庆时增到920万亩。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不少陂塘堰坝水利工程。
桂东北山地:明洪武年间先后两次大修桂林府兴安灵渠,恢复了漕运的畅通,并可“溉田万顷”③。永乐、成化间又修筑。清代修浚灵渠达10多次。灵渠是明清时广西的重点工程。府南的阳朔县灌溉也较好。康熙《阳朔县志·田土》中将“田”分为四类,皆有灌溉设施。文中说:“陂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涝旱无忧;车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车激水,潦旱无忧;山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坑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该县小河甚多,故以筑坝成陂引水和架筒车提水的水田占多数。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时开发还不够,到清代时才渐开垦。康熙时“耕作既久,林蓊渐尽,山原旷土,遍布垦种,……无复昔日枭獍之虑。”康熙《全州志·水利》载: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属灌阳县有塘坝陂32座。全州还多泉水,灌田甚多。平乐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带宋代已利用此两江水灌溉田畴,明代因江水泛滥,“两江左右弃田万余顷”,嘉靖间广西参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为石堤以备旱潦”④。清代荔浦县还在濒江之地筑坝架车灌田。有山国之称的富川县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引灌农田,“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溉为井田;平冈汙泽筑堤蓄水留坝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县、平乐县、永安州(今蒙山县)等多利用溪河筑坝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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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处“顷”应为“亩”。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县志》卷1《水利》。
桂东南山地丘陵:该地明清时努力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如梧州府的怀集县(今属广东省)明嘉靖间在怀溪南倡筑僮家陂,万历末被水冲坏重筑,灌田百余顷。万历十年还凿石开圳引天马山泉水灌田。乾隆《广西通志·山川》载怀集县有41个陂塘。该府容县在嘉庆年间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顷以上。同时期苍梧县在江水上筑陂架车灌溉者有6处,共灌田400余顷,另外还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称:“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县)水利亦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农田所占比例较高。光绪《郁林州志·陂坝》载:“郁林州田亩有陂坝水灌溉者谓之陂垌,无水溉者谓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积占田亩总数的40%。与其他山区州县相比,这一比例是较高的。南宁府的横县在明代水利就不错,农田中多塘池,还引溪涧水灌溉。嘉靖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水车)。”城内还设有鱼塘360口。府治宣化县(今南宁市)亦多有水利兴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铜鼓陂(永乐二年筑)、川山陂、龙门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间知府赵良壁又带领民众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开发不够,明清时才得到较多开发,兴修水利记载渐多。桂西又多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土司州县也兴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仅八百余户”,“瘴雾昏塞,薄午始开”,经明代开发后,“今治四野宽旷,轩豁秀丽”,“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矣”⑤。清·道光时李彦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开水田,试种早稻,求是种而栽焉。盖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种者渐多。”并制造水车,取水灌溉⑥。该府宾州(今宾阳县)明清时水利修筑较多。永乐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亩。万历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饶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闸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万历《宾州志·陂塘》载:州有陂66,塘4;所属上林县有陂35,塘3。府南武缘县清代时在8条河溪上筑堰架车,共灌910顷农田⑦。太平府的崇善县“山石绵延,巉崖险窍”,明正德时土官赵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时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筹修平峒水陂。庆远府宜山县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库银2400两,给各垦户以为工本,在县城东南20里的洛潢河筑坝修堤,到乾隆十九年,“兹堤坝石工俱已告竣,实丈得可垦田六千二百余亩”⑧。然总的来说,桂西开发程度比桂东低,水利兴修也有限。
明清广西水利发展的特点,我们可据嘉庆《广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统计数作些分析。据统计广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179处(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共55处),其中河溪沟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车条数73。这些统计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广西水利的特点:①因广西山丘分布广泛,为了拦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为重要的灌溉设施。②广西河流众多,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其余小河小溪更多,这些自然河溪水资源得到了颇多利用。③广西泉水和岩洞地下水丰富,引泉或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数量约占工程总数的10%。④明清广西筑堰架设筒车灌溉发展很快,20多个县都有此设施,广布在桂中、桂东南、桂西南地区。筒车设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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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②谈迁:《国榷》卷10。
③嘉庆《南宁府志》卷3《陂塘》。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苏浚:《广西郡县志》,《粤西文载》卷11。
⑥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早稻之法》。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实录》卷455。
(五)云贵高原山区
云、贵地区高原山地分别占两省总面积的94%和95%。明清以前开发不够。云南惟滇池、洱海坝子一带农业水利较发展,而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贵州省建制较晚,到明永乐十一年才设立行省,建省前经济发展缓慢,水利只兴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贵地区大量设置屯田,移民开垦。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时曾达126万多亩,占全省在册总耕地面积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称:“云南屯田最为重要,……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偏列于原野。”贵州设有20卫,共有屯田95万余亩。明代兴修水利多与屯田有关。清代移入云贵的汉民更多,水利兴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区:明代主要在滇东南盘江流域兴修水利.滇东高原盆地(坝子)和湖盆众多,著名的如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明代皆进行了治理利用,如浚凿尾闾、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涝水,修筑堤坝,开挖渠沟以灌溉农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围)。阳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县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汤池渠和文公渠两项水利工程。县西北引湖水的旧汤池沟,“广不盈尺”,灌溉面积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为了满足屯田灌溉的需要,发卒15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领,从阳宗海北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6里长的汤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铁池河(南盘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阔丈有二,深称之”①。灌溉宜良坝子治农田数万亩。之后嘉靖年间,由临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汤池渠的扩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县北江头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拦河低坝,又于坝上游开渠至宜良县城下,长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军民田二百余顷”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阳宗海作水源。
抚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县)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与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长80余里。明代除利用两湖水灌溉农田外,重点是治理两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两条流入海口河的山沟牛舌箐和梅子箐两岸建石坝,使山水循轨顺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畅泄,减轻了湖滨农田的洪涝灾情。
异龙湖位于临安府石屏州治东2里,周150里。异龙湖灌溉效益颇大,“计湖上下两旁灌田三百余顷”③。但沿湖农田常遭洪患,需进行治理。明嘉靖年间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闸”,对湖尾间海口河进行整治,筑坝设闸控制湖水的蓄泄。在异龙湖水排入泸江处,隆庆和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县城北3里,湖周长150里,地跨通海、宁州(今华宁县)、河西三州县,湖周围有农田约90000亩,半数需赖其灌溉。明代对入湖溪河进行疏浚,筑堤拦蓄山水成湖池,以对山洪起缓冲作用。又对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进行疏挖,使湖水顺利泄入南盘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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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显:《汤池渠记》,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县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舆地志》。
④参见《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东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还在南盘江的支流上筑坝,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坝、交水坝,白石江上的陆凉新坝,泸川的永惠坝,弥勒州的构甸坝等。天生坝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盘江上游干流),明天启间总兵杨禄筑,开有东西二渠,“城南北三乡八伍二铺田亩咸资灌溉,合州水利莫广于此”①。交水坝,位于沾益州城东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坝,起初为土坝易冲毁,宣德十年曲靖千户梅用“率军构木凿石为坝”,建成拦河的木石坝,并增筑石闸,灌溉农田百余顷②。陆凉新坝,位于今陆良县城东的白石江中,明天启年间创筑,清雍正年间在其下游10里处重新修筑,故称为新坝,有13孔闸坝,灌溉22个村寨农田,成为南盘江上最大的拦河闸坝工程。永惠坝,位于广西府(治今泸西县)西4里泸源洞处,即南盘江支流泸川的伏流河段至岩洞出露处。万历二十二年知府主持兴修,坝的两岸开挖两条渠道,附近田地成为膏腴之地③。构甸坝,位于广西府弥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万历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处的龙潭哨、黑龙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拦水闸坝,并开有上、中、东、西4条渠道,灌溉竹园坝子30000多亩农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区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围)。洱海东南云南县明代所修陂坝灌溉效益较大。如景泰年间,云南县巡行副使周鉴等倡修宝泉坝(今名游峰坝),位于县城西北20里,可积水御旱。县东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间分守参政石简倡议筑陂凿渠,灌溉县东南平壤千顷。县东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复,又新兴坝、段家坝等也皆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县)有坝淜近20处,“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祯间知府孔元德又筑丰乐溯,聚水溉田岁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时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督促各州县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丽泽开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000余亩;宜良县在被淹洼地开河5道排水;临安府泸江水因流入岩洞泄水受阻。进行凿石疏河筑坝等工程,解除了田庐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导李浩寨山泉开成大渠灌溉农田等。又临安府之阿迷州、蒙自县,曲靖府之寻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镇南州,东川府,武定州之禄劝县,大理府之云南县、浪穹县,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兴修⑦,从而促进了水稻业的发展。后据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调查,前此滇中已兴水利工程有70多处,工程形式有凿源泉,浚河身,筑坝闸,开堰塘,设枧槽,架水车,筑堤埂,开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职的张允随撰《论云南水利》一文,论述了云南多山条件下水利工程的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区,农业耕作技术有了进步,亦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如开化府多壮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府境泉水多汇聚形成龙潭,康熙七年引府西异龙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龙潭有65所皆被利用来灌溉农田⑧。临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时辟山开成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光绪《云南通志稿·风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可见滇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开辟梯田引水种稻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时开有多条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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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弥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0。
⑦鄂尔泰:《兴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陈宏谋:《请通查兴修水利状》,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6。
⑨《嘉庆一统志》卷488。
贵州高原山区:明代贵州建省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官吏的主持下兴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发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东南有少量水利兴修。如今遵义地区余庆县明代为余庆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置县,建立城池,招抚汉苗开垦田地,始相水势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沟灌田,订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东南都匀府,明代都匀司指挥胡纲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诸田,后人称此堰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员积极倡导水利,如康熙时石阡府郡守罗文思作《堰说》、《塘说》、《塘法》、《坝法》等③,促进了山丘区水利的发展。清代贵州所修水利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分布在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怀厅,共有堤堰、陂塘、沟渠、井泉47处,其中镇远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数干亩”。天柱县东有龙塘,灌田百余顷,岩头坝灌田1200亩,博皮寨坝灌田9900亩。实际上清代贵州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远超以上记载数。如天柱县康熙年间就已筑成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910亩,此外还有清水江、北门江、西江、白水冲以及龙泉、龙塘等天然水资源可资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进,努力设置筒车、木槽等设施灌溉农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轮(筒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养苗溪,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识略》卷1载贵阳府依据水利状况将田分为“滥田”、“水车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带田”等,采用多种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遵义府也运用多样水利措施发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较好。
然而贵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经地表河流的侵蚀及地下水流的溶蚀,大部分地表崎岖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
以上分别对中南、西南山区明清时的水利发展作了综述。水利的发展对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区有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条件,因此山区农业生产亦具有特殊性,这又影响和制约了水利的发展。
二、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与农业生产
南方山区在明清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表现在垦殖的力度上,不仅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开垦得几无旷土,还大力开垦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从浅山区推进到深山区,梯田多种植水稻,水稻生长离不开水,于是梯田就与水利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由于山区多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山区独特的“立体农业”,而水利的发展也受立体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明清南方山区水利的发展使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因而使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促进了山区各业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区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各地很不乎衡,这对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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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深:《三堰考》,康熙《余庆县志》卷8。
②民国《都匀县志稿》卷4。
③康熙《贵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县志·山川》。
⑤光绪《黎平府志·食货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农具》。
⑥康熙《贵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义府志》卷16。
(一)水利与山区梯田的开辟
南方为了开垦丘陵山地,很早就对山坡地采取“层蹬横削”的方法,修成一层层如阶梯式的田,以种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词的记载。宋元时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广东等丘陵山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种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梯田的发展促使山区水利设施有了增加,为更多地利用山区水资源创造了条件。从以往开发不够的西南山区进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东、川北、川南深山区筑有梯田。川东梯田有不少为楚粤移居之人所开,清后期所开梯田更多。石硅厅“于高山竣岭上随其高下曲折而垦之围有稻田,远望若阶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绪《大宁县志》载:县西南“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②。万源、广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叙永厅、屏山县、雷波厅等山地多辟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积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称云南省“东西迤数千里,重崖复岭坡陀漫衍无一平区,农田皆依山开筑塍隰层叠,随山高下,谓之梯田”③。武定州禄劝县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无半坦倚山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临安府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河流两岸亦开成壮观的梯田。故乾隆《滇南闻见录·地部稻田》称:“山田层级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贵州北部遵义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开辟成梯田种稻。如道光《思南府续志》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贵州开垦的梯田更多。咸丰时吴振械《黔语》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地势稍宽阔处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积雨水和径流,地块稍大的还可修筑塘堰工程。这样灌溉更有保证。从上述可知清代时西南地区梯田及其灌溉面积有较大发展,南方其他地区明清时开辟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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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厅新志·风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齐学裘:《闻见续笔》,光绪《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贤:《谢刺史宗枋传》,乾隆《禄劝县志》卷8。
(二)水利与山区的立体农业
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与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例如在同一山体,山下河谷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半山腰是温带,到了山顶则是寒带气候了。同时,土壤、水资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带性分异,因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异,构成山区的“立体农业”,这既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决定了水利设施的多样性。
由于水稻喜热喜湿,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灌溉、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亦主要兴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则主要种植旱作物,发展经济林和畜牧业,很少兴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厅志·风俗》载:“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春种夏耘秋获,高低气候不齐成熟各有早晚。低处田宜稻种不一,地宜御麦俗名包谷种亦不一。田则依山泉溪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麦油菜为小春,春种春末夏初收,连稻谷岁二登。半高处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处无田,地宜洋芋荞麦种皆不一,岁止一登。……高处穷民悉以洋芋为食,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道光《(广东)广宁县志》卷12称:“农有二类:在山者为山农,种旱禾、种蓝靛、种姜、种瓜、种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艺稻者。耕水田者为平地农,止以种禾为事,岁两熟,俗呼两造。”水田的灌溉设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当山峡溪涧累石障水以资荫注。间有田高于水者,则作车系筒旁,设木槽车轮,因水激荡施转如环,其筒下则平,能贮水上,则所贮之水,倾入木槽,因而顺流灌田,一车之利可及数十亩。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峡无围基之筑,岁或旱潦被害恒轻”。邻近的封川县将田分为6类: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泽灌之。山埇田者,山沟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顶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濒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滨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势的差异,使水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设施亦随山区地形地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见山区的立体农业对水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时随着垦殖范围的扩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开山种植杂粮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开垦初期增加迅速,之后开田种稻渐减少,即是说山区开垦由于地势的限制,在进入开垦山地阶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将会增大,兴修水利也将更加艰巨。因此,山区的农业优势适于多种经营,既要努力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林副业和畜牧业。
(三)水利与山区的粮食生产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区得到迅速开发,而努力开垦土地发展粮食生产是这一时期山区经济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适应南方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加上产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区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扩种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如湖北荆襄地区,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定居,他们“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清代更努力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据不完全统计,嘉庆时郧阳府有灌溉设施的水田约有20万亩,总水田面积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计有50万亩,而明代洪武时该地区的总耕地数才15万多亩③。又如四川川东明清之前水田较少,清代由于农田水利和冬水田的发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宁县(今开江县)在清后期,“泽农居十分之七,故以水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陌注满望若平湖。其傍山麓与高阜处名曰螃田,同时亦潴水”④。该县水田已占到农田总数的70%。广西、广东、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地方官员劝垦水田、督修水利之举。广西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稻田面积扩大后粮食自给有余,东可以运往广东供民用,西可以调到云南作军粮。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区水稻业很发达。如永州府永明县塘堰水利发达,稻米生产多,其桃川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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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县志·舆地》。
②同治《郧阳志·风俗》。
③天顺《襄阳郡志》卷1。又《三省边防备览》卷9称“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嘉庆时郧阳府有耕地494万余亩。
④同治《新宁县志》卷3。
米每年输到梧州、佛山不下万石①。该府“祁阳县农务,全在稻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②。稻田多赖有发达的灌溉事业,仅在河流上筑堰坝。兼用筒车灌田就达数十万亩,还开有众多的池塘,灌溉面积超过了堰田。可见水稻种植与水利兴修是相互促进的。在云南北部因为降雨量偏少,还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丽江府志·风俗》载:“十二月……农人引水灌麦”。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对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据近人分析:贵州遵义附近有灌溉之水田与无灌溉之水田,每亩稻谷产量相差达40%③。明清时情况应相同。可见兴修水利是山区粮食稳产增产的一有效途径。
(四)水利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时南方山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水利的发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是山区粮食生产的基地,兴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区还成为商品粮输出区。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发达,出产粮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区坡度较缓,海拔不高,明清时也得到很大开发,为了发展水稻生产,努力开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积径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区明清吋大力开发,兴修众多塘堰发展水稻生产。但有一部分梯田因无灌溉设施,是为雨养田,也称为雷鸣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时往往改种旱作物,成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条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积仍较大,这一状况在南方山区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区有许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带外,这些地区垦殖的山地以旱坡地为主,几无水利设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如湘鄂西山区、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等明清时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经济仍较落后,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仍流行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总之,明清时南方山区因各地的地形地质、气候状况、水土资源、开发程度、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水利的兴修是很不平衡的,这使山区各地的差距进一一步拉大,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甚至对今日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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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永明县志·农事》。
②宣统《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永州府》。
③民国《遵义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锷撰)。
DEVELOPMENTOFWATER-CONSERVANCYWORKSANDITS
RELATIONSHIPWITHAGRICULTURALPRODUCTION
二、湖南省农业科技产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1.农村对农业科技产品的吸收能力不足
湖南省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农村总人口的11.5%,小学文化程度占39.2%,初中文化程度占42.5%。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86%左右文化素质不高,直接影响到农业科技产品的吸收应用能力。二是湖南省大部分地区农民群众经济基础较薄弱,农业科技产品的吸收应用受经济条件影响较大。三是湖南省农村农业产业发展影响农民对科技产品的吸收应用能力。湖南省广大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发展多数处于小规模经营状态,严重制约着农民群众对农业科技产品的需求,也不利于批量综合农业科技产品的推广应用。
2.农业科技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出
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产品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科技产品的大力推广,我国在提高食物供给总量、改善食品多样性以及改进国民营养状况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如: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的蔬菜,生长素、化肥催长的鱼虾;饲料中的一些性激素、生长激素、赤霉醇(霉玉米中含有)、兴奋剂(盐酸克伦特)残留于动物性食品中,人体摄取后可产生致癌后果和激素样作用,甚至引起中毒、造成死亡;高剂量重金属微量元素制剂(如高铜、高锌)使猪皮毛发红发亮,这些元素在机体内蓄积超过一定量时将对动物并通过动物性食品对人产生有害作用。这都是在农业科技产品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我们不能一味追求产量、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丢掉了农业科技产品研发与推广的初衷。
3.农业科技产品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湖南省农业经济的快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公于农业科技产品的贡献。如杂交水稻技术、保健养猪关键技术、温室养殖、塑料大棚反季节蔬菜栽培等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就归功于技术的推广。农业技术推广是湖南省农业科技产品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根据笔者调查访问了解到,目前湖南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运行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传统的推广方式传递速度慢、推广周期长,合理高效、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尚未很好建立起来;二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模式与农民自主决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技术推广尚未建成有效的载体,科技示范场建设刚刚起步,农村科技市场建设还不规范;三是农业技术服务对产后加工增值、市场营销、质量标准、绿色品牌、安全生产等重视不够,不能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四是区(县)、乡(镇)两级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经费和项目经费紧张,培训、推广、试验难以广泛开展,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较慢,为解决经费不足,农业技术推广单位不得不通过物化服务来创收,削弱了农业技术推广职能。
4.农业科技产品中介机构市场化水平低
影响农业科技产品的市场化发展的因素既有市场自身的内在因素,又有市场运作和管理等外部因素。农业科技产品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市场机制不健全,管理滞后,交易主体稀少,购销不旺等问题就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首先,缺乏相应的市场政策法规和配套的管理制度,使得交易行为不规范且形式单一,特别是缺少风险保障机制和风险金融投资政策。而且,在技术合同实施过程中缺少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切实保护技术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利益。其次,联系购销双方的中介组织还不发达,促成交易的技术经纪人数量少,素质不高,管理制度不健全。由于购销双方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市场信息流通不畅等因素,使农民无法得到适用农业技术成果的信息,农民的需求信息也不能及时反馈。第三,农业技术市场的利益驱动对农业技术商品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只有那些可控性强、见效快的农业科技产品才适于进入市场,而限制了一批不被“技术市场”看好的科技产品,从而成为了农业科技产品发展的又一道屏障。
一、增强提供农村气象信息的责任意识
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职能和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政府通过国家气象部门直接为社会提供气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作为提供农村气象信息产品主体的各级气象部门必须坚持以为农业服务为重点,以为农村供给多种多样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为责任,坚持“公共气象”的发展方向,充分认识增加农村气象信息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进一步树立面向农村、面向农民服务的意识,把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气象信息作为本部门的重要职责和工作任务,切实履行好气象部门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职能。 各级气象部门应该本着服务的宗旨,建立常设的农业气象服务机构、配备专职的农业气象科技人员,强化农业气象服务领域所需人才的培养。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涉农部门的合作关系,保持与农村农民和农业管理者的联系,建立定点和定时的联系走访制度,拓宽农业信息获取和收集的渠道,及时掌握当地最新农业发展的趋向和变化特点。对本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既要研究综合天气对作物和养殖动物的影响,更要分别研究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的不同作用。既要开发预报预测产品,也不能偏废气候分析产品。区分种植养殖的比重,区分不同地理区域,针对各类农业生产经营品种和服务对象,挖掘气象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潜力,不断拓展气象为农业服务领域和项目。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拓展农业服务领域所需的装备、所需系统建设的需要。每个季节和年度制定具体的拓展计划、工作任务,以及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保障拓展服务领域工作的规范化和业务化。
二、健全农村气象信息的组织机构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从上到下,各级气象部门都建立了农业气象机构,配备专职的农业气象工作人员,为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重点的转移,面向农村农业生产经营零距离服务的应用型农业气象受到了忽视,基层气象站大都撤掉了专门的农业气象服务机构,从事的技术人员也由专职变成了兼职,没有人员的保证,农业气象服务工作处于应付状态,农村需要的气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为此,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深化公共气象事业制度改革,重新进行定机构、定人员,建立气象事业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制度,以保障其充分发挥为社会公众、政府决策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保障各个气象站建立必需的农业气象服务机构和配备人员,及时主动提供当地农业生产所需的公益性气象信息服务。与此同时,健全全社会“为农服务”的各项制度,建立以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制度,对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内的信息,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促使电视、广播、报纸等公众媒体开辟农村气象信息专栏,方便农业生产经营者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到最新的气象信息。
三、健全农村气象信息的若干措施
中国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气象部门必须以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完善服务机制,完善气象信息传递渠道;坚持气象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天气预报的精度、时效和针对性,不断拓展气象服务领域,积极做好以农业为主的综合信息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靠科技发展和管理水平,提高农村气象信息的质量
最近20多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预报模式分辨率提高,我国的天气预报准确率有明显改善,24小时的晴雨预报准确率达到了90%。但日常的降水预报、气象要素预报和台风等重大灾害性天气的定量预报准确率还较低。因此:一是要依靠气象现代化化建设,深入研究天气和气候的机理,建立科研业务化和研究型业务的业务体制,开发新一代天气数值预报模式,输出更精细的可释用数值预报产品。二是加强基层气象台站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并严格实施各项奖惩制度,提高天气预报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技术水平,逐步实现由经验预报、定性预报上升到客观预报、定量预报,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逐步提供定点、定时、定量的气象信息产品。三是加强短时和临近天气预报,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综合运用卫星云图、新一代天气雷达和自动气象站资料,做好0~12小时临近天气预报的精细化服务,以补救12小时以上短时天气预报的可能失误。
(二)完善农村气象服务体系,提高农村气象信息的针对性
各级气象部门要重视农业灾害的气象监测预报、预测预警、评估及控制技术,实现与天气、气候密切相关的重大农业灾害的灾前预警,灾中跟踪、灾后评估和减灾控制。一是完善农业气象观测体系,分别建立种植业类和养殖业类各种作物(养殖动物)新品种生长发育、产量形成与天气气候条件的关系以及各品种生育期最适宜和致害农业气象指标,分阶段、有步骤地建立当地各主要作物发育期业务预报系统,以提醒农业生产者提前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以躲避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二是加大特色农产品生产、保鲜、储运等方面与环境气象条件关系的研究力度,开发特色农产品气象保障服务技术,并形成业务能力。三是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作物(植物和动物)品种引进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以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根据区域农业生产特点,对外向型、城郊型现代化农业开展针对。
耕地是人类所需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耕地主要由土壤组成,包括固相(矿物质、有机质)、液相(土壤水分或溶液)和气相(土壤空气)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具有天然肥力和供给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物质的能力。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底我国全国耕地面积仅有1.2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09hm2,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因此,保护耕地,防止耕地污染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必须要坚守1.2亿公顷耕地红线。
近20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耕地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地膜及工业污水灌溉,一方面,污染物在土壤中大量残留,土壤受到有毒、有害物质的侵蚀,原有的理化性状恶化,生产潜力丧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耕地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侵害。另一方面,由于土壤理化性质恶化,耕地生产能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经济效益下滑,耕地的复种能力随之下降,部分耕地甚至丧失了耕作能力,粮食及其他农产品食用安全受到威胁,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耕地污染主要表现为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它需要对农作物进行残留检验或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实验,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污染物容易在耕地土壤中不断积累从而超标。耕地污染诸如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污染等一旦发生,往往难以消除和恢复,并且治理耕地污染所需的成本高,周期长,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总之,耕地污染会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必须时刻绷紧防止耕地污染这根弦不放松。
1耕地污染的来源途径
1.1工业生产中排放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以及交通运输工具排放的各种废弃物
许多工厂产生的“三废”没有达到环保处理要求就超标排放,将直接污染土壤,特别是化工、造纸等重污染行业的废水污染尤甚。有毒的气体、污水、废渣等污染物直接或间接地向耕地土壤排放,当其超过耕地土壤环境容量时,就会打破耕地土壤内部系统的平衡,土壤的理化性状将逐渐恶化,耕地的生产潜力会逐步丧失,从污染的耕地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将危害人畜健康。
1.2农田长期、过量地使用化肥、农药及农用地膜
近20年来,随着化肥的推广使用,农民在大田里施用的化肥量呈递增趋势。过量地使用化学肥料,主要表现为氮、磷、钾3种元素比例失调,氮肥过量,磷、钾肥不足,肥效持久且无公害的有机肥及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严重不足。长期、过量地施用氮肥,使土壤理化性状改变,土壤板结,通气、透水性差,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长期、过量使用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危及了害虫的天敌,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由于生物的富集作用,长期、过量地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产品也会有污染,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农用地膜具有提高地表温度,保持土壤水分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作物栽培,但由于地膜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在自然状态下难以分解,长期使用地膜的农田,随着地膜残留量的增加,会使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变差,阻碍农作物根系发育和对水、肥的吸收,影响大田机械的操作,造成耕地的“白色污染”和农作物减产。
2耕地污染防治途径
2.1加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与评估,加快推进耕地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研究步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耘土地不再是农民获得生活和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质量。据2009年在平南县上渡镇调查外出务工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达79%,而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人员年龄多为45岁以上居多,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劳动力紧张;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耕地撂荒弃耕或粗放的耕作的问题,对粮食生产安全和持续发展造成了影响。这时小范围,近距离的土地出租悄然进行,种粮大户出现,2010年中央1号文件又明确指出:“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制定具体办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此,水稻规模化生产驶进了快车道,粮食生产稳定持续发展。
1 贵港市水稻规模生产现状
一是水稻规模化生产发展快。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阶段,规模从0.67 hm2发展到66.67 hm2以上,形式上从单家独户发展到专业合作社。据2008年的调查数据:贵港市种粮大户达54户,耕作面积1 084.27 hm2,生产稻谷7 462 t,从事水稻生产的专业合作社达7个。天银优质谷生产合作社经营面积达133.33 hm2以上,自营种植53.33 hm2,购置了耙耕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一批种粮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成为了水稻粮食生产的领头人。二是良种良法是规模化生产的关键。大力推广米质优、产量高的优质稻和超级稻生产,已经成为了水稻规模化生产的基础措施[1]。同时大力推广和应用水稻地膜覆盖、旱育稀植、秧盘、无纺布等先进育秧技术,以及免耕抛秧、水气平衡、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栽培管理技术等[2],为水稻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保障。特别是抛秧和免耕抛秧技术的推广,解决了千百年来农夫耕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作,同时明显大幅度加快了水稻秧苗移栽进度,一般每个工日抛秧可以完成2 000 m2左右,是过去插秧方法的10倍。三是农业机械大显身手现成效。近年来,从水稻机械插秧到病虫害防治、联合收割机全面进入水稻生产,使得水稻规模化生产正如鱼得水。较好地解决了水稻生产抢时间、抢季节、与群众和其他作物管理争劳力、控制生产成本的老大难问题。四是政策扶持力度大是规模生产的保障。国家及时地出台了水稻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土地流转、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等政策,从根本上保障了水稻规模化的生产,使承包者能依法依规租用或转让土地进行生产,解决了转租者因土地租用、流转出现问题的担忧和规模化生产卖粮难的问题。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对推动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水稻规模化生产的发展。但是,目前水稻规模化生产所占全市水稻种植面仍很小,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很多。
2 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当前,农业水利设施多为20世纪60年代建设,有些甚至是50年代所建,设施陈旧,虽然近年大幅度增加建设资金,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很大,但多投入到大中水库和主干渠,面上水利疏通、硬化等设施仍然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渠道阻水、漏水严重,同时也由于管水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水资源浪费严重,加剧了本来用水就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天气干旱而作物用水集中量大的季节,规模化种植大户用水更加困难,常与周边农民发生争水矛盾突出。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年龄大,文化水平偏低。这影响了水稻良种的引进和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加大了农民撑握和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的难度,导致劳动效率不高。三是生产成本仍然偏高,对比效益较差。国家虽然出台了很多的支农惠农政策,一些生产资料价格略有下降,但总体水平仍在高位运行,特别是生产者劳动工资大幅度增加,生产成本上升快。四是农业机械不配套是制约水稻规模化生产的瓶颈问题[3]。主要体现在水稻生产最后一个环节的稻谷干燥问题,贵港地区6—8月是多雨季节,有雨日数多,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2006—2010年)的资料7月有雨天数平均为19 d,最高年份为24 d。此时,正值贵港的早稻收割季节,成熟的稻谷因雨天难以收割或被雨水淋湿没有地方晾晒,导致堆沤发芽或烂掉,造成很大的损失。桂平一种粮大户2010年承包水田种植早稻 8.5 hm2,因未能及时干燥,沤坏发芽的稻谷就有10 t以上。
3 对策
一是加大支农资金的投入,着重解决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在主干渠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加大力度、加快田间水利支毛渠的硬化三面光建设。成立和完善村级水利协会组织,把有限的水资源管理好、用好。加强农田田间机耕运输道路建设,方便农业机械田间作业农资以及产品的运输。加大农业科技培训的力度,提高生产者的素质。根据农民的特点,注意利用办示范样板和优良品种、选进技术展示等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着、灵活易懂的方式培训农民,注重效果。二是从发展来讲,要注意经营者到专业院校继续学习更新知识,同时积极探索与科研单位和院校合作,创造条件引进人才,使经营和生产者的整体素质管理水平都得到提高,增强持续发展的后劲,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效益[4]。三是加快农业机械化推进力度,推进水稻规模化生产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水稻育秧、移栽、收割机械的不断成熟取得良好的效果后,要着重解决稻谷干燥的瓶颈问题。可研发造价较低、质量优、一般规模经营者买得起用得起、效果好的干燥设备,试行成立专业干燥企业,综合处理各种农产品,提高设备的使用率,降低农产品的处理成本。水稻规模化生产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广良种良法,不断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推进机械化的进程,扩大经营规模,努力降低水稻的生产成本,才能提高效益,持续有效的发展。编辑
参考文献
[1] 虞国平,朱鸿英.我国水稻生产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09(6):122-126,130.
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的农业基础还很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业生产不仅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加大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论文百事通
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其基本任务是通过水利工程技术措施,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为农业高产高效服务。农田水利建设就是通过兴修为农田服务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渍灾害等,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的基本农田。主要内容是整修田间灌排渠系,平整土地,扩大田块,改良低产土壤,修筑道路和植树造林等。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的稳产高产。
1农田水利的特点
1.1地位和作用重要,需要高度重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精辟地表述出农田水利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由于有了完善的灌排设施,良种、化肥、耕作栽培等先进农业技术才有用武之地。但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投入多,见效慢,管理难,本身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多表现为间接的社会效益,在一些地方易受忽视。对农田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需要不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1.2具有垄断性,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
按受益农户多少区分,小型农田水利可分为2大类:一类是农户自用的微型工程,如水窖、水池、浅井等;另一类是几十户、成百上千个农户共用、规模相对较大、具有农村公共工程性质的泵站、水库、引水渠等。受地形、水资源等条件限制,多数公共工程具有天然垄断性,不能像乡镇企业那样搞市场竞争、破产倒闭。灌溉所用水资源,属国家或集体所有,是公共资源。所有生活在当地的农户都有公平用水的权利。用水权是农民生存权的组成部分,为农民生存条件服务的公用水源和公用设施不适合由私人垄断。
2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略地位
2.1基本国情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治水史。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减少,但灌溉面积总体上稳定增加、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和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彻底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2.2社会稳定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村市场,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稳定,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2.3国家食物安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主要产于灌溉耕地,加快现有灌区的持续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由于农业用水总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此外,高效现代农业对灌溉保证率、灌水方法与技术的要求更高,对灌溉的依赖性更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3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措施
3.1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
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标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目标是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其次,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三农”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和农村有困难时,即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工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2-3];第三,农民负担重、农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农民投入太多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和各级财政理应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
3.2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研究
现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无论从技术的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应加大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示范与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4]。新晨
4结语
我国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深得广大农民的欢迎,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关键在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稳定的需要。在目前农业、农村远远落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情况下,政策利益适当向农业倾斜,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
5参考文献
[1]张学.论小型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地位及措施[J].中国科技财富,2010(2):134.
古时候经济生产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对大自然、天气、气候、地理等领域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因而在面临一些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时,人们只能寄望于神灵,祈求神灵的庇护和“降恩”,例如求雨等。在风调雨顺的丰年收获时,也要祭祀、感谢神灵。与农业民俗祭祀相关的音乐作品通常将祭祀、求告的对象(即神灵)作为主角,作品或歌颂、或祈求、或邀请神灵享受祭品,因而不免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天气、大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农业民俗音乐作品的创作重心也逐渐发生变化,神灵不再是唯一、主要的角色,作为农业劳动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作品的影响力逐渐显现。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民俗祭祀活动已经形成惯例,农业民俗祭祀活动虽然大体上仍然得以保留,其主要功能却不再是“与神灵对话”,而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人与人之间的真切情感等。其二,带有明显的地域、民族文化烙印。我国幅员辽阔、广袤,再加上多民族聚居,各地区气候、地理、人文差异显著,因而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农业民俗音乐作品,其形式、风格、基调及演奏的乐器都各不相同。例如热情洋溢的新疆维吾尔族挖渠歌、麦收歌,黄土高原流行的苍凉、奔放、高亢、悠长的《桃花红、杏花白》,宛转悠扬、低吟浅唱的苏州小调《秦淮景》、《江南好》等。其三,具有一定功能性。许多农业民俗音乐作品脱胎于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生活,因而民俗音乐的创作往往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例如“鞭牛歌”就是源于立春时节鞭牛打春祈求风调雨顺的习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拜月歌”则是源于中秋时节妇女祭拜“月娘”嫦娥祈求精进女红的习俗,许多地区都有降生新生儿则唱“祝诞生歌”的习俗。参考《农业民俗研究》关于我国农业民俗发展、乡土景观及乡土文化的细致阐析,再结合农业民俗音乐多样化特征,从声乐艺术教育创新、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农业民俗音乐作品的再创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农业声乐艺术作品来源于真真切切、多元丰富的农业生产生活,承载了厚重、悠远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这些音乐作品能够长时间广泛流传开来,其价值取向、形式、风格上已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喜好高度一致,或价值共情,或朗朗上口。无论是农业民俗音乐作品元素融合还是原作品再创作,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的“根”是一致的。
中图分类号:S435.6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1089
上思县是甘蔗种植大县,拥有甘蔗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受到海洋气候影响,光照时间较长,昼夜温差大,甘蔗内部糖分多易结晶,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甘蔗是上思县主要农业收入,蔗农人数持续增加,同时由于甘蔗大量生产,促进了当地的蔗糖生产工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中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甘蔗生产是上思县主要农业收入,在农业生产中重要重要地位,加强对其研究,有助于为后续农业生产提供参考。
1 上思县甘蔗生产现状
上思县地处十万大山北麓,全县国土总面积2816km2,
耕地面积2.28万hm2,辖4镇4乡,总人口24万多。上思是地形为十万山包围小盆地,低丘陵地多, 地势平缓,土地肥沃,适宜机械耕作。上思县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于亚热带地区,且具有小盆地高寒同区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是甘蔗生产的最适宜区。
上思县甘蔗物发展经历了2次飞跃,甘蔗种植面积从1994年1.29万hm2,发展到2001年1.65万hm2原料蔗总产从1994年的50.43万t增加到2001年的108万t,增加57.57万t,增长114.16%,原料产量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2007年全县甘蔗种植面积达3.45万hm2,2007/2008年榨季进厂原料蔗达288.57万t,比上榨季增110.9万t,增长62.42%原料蔗突破200ft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
2007―2008年榨季以后,由于遭受干旱天气影响,良种推广滞后,病虫害发展严重,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劳力紧缺及糖市低迷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进厂原料蔗逐年减产,面积也逐年减少。进厂原料蔗由2007―2008年榨季288.57万t减产至2016―2017年榨季的176.38万t,面积也由2007年的3.45万hm2减少到20016年的2.86万hm2,产量减产率63.6%,面积减幅达20.85%,2010年起上思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狠抓甘蔗生产,人勤天给力,甘蔗有了较大的恢复,2010―2011年榨季全县进厂蔗243.58万t,2011―2012年榨季进厂原料蔗248.4万t,2012―2013年榨季进厂原料蔗243.57万t。上思县甘蔗生产仍然非常严峻,制约甘蔗生产和因素很多,因此,必须树立信心,总结经验,坚持抓好甘蔗生产不动摇。
2 制约上思县甘蔗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比较效益偏低,生产发展缺乏积极性
近些年来,伴随着员工工资和物资的持续上升,这就导致甘蔗生产成本随之提升,尽管甘蔗的收购价格持续攀升,但是大多数是应用农用物资和劳动力生产方面,甘蔗增收幅度较小,较之其他产业而言,生产效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也正是由于甘蔗生产效益降低,导致大多数的农户对于甘蔗产业信心开始逐渐衰减,积极性不高,致使原有上思县甘蔗产业逐渐朝着边缘化方向发展,经济效益大大降低[2]。
2.2 基础设施滞后,生产发展环境较差
上思县甘蔗生产面积较大,其中有超过98%的甘蔗生产为旱坡地,田蔗面积相对而言较少。尤其是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即便是大力兴建水利工程,但是其中仍然有部分区域的水利和道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灌溉条件较差,水利工程质量偏低,难以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呈现出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甘蔗生产中影响因素较为多样,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加之甘蔗科学生产方法推广力度不足,大多数是选择粗放型的种植管理,甘蔗生产管理水平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甘蔗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
2.3 劳力紧缺及甘蔗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低
上思年甘蔗种植面积约3.33万hm2左右,加之种植水稻、速生桉等作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镇从事其它产业,加上年轻人很多不愿留在农村经营土地,这样一来,在农村经营土地大多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由于甘蔗生产精耕细作需要劳力较多,劳动力紧缺了以不让耕地丢荒,只能采取粗放方式进行甘蔗管理,改种投资少的桉树等,不少蔗农采用雨后土湿撒肥料和除草剂,不再培土采取免耕的方式管理甘蔗,这样怎能获得甘蔗高产呢?由于上思县旱坡地较多,在甘蔗生产过程中机械程度低,机械仅用犁靶整地,用于施肥,种植,中耕的很少,甘蔗的砍收是投入劳力最多,但由于没有理想的机械收割机,只能采用人工砍收,由于劳力紧缺,从20世纪90年代30~40元/t,涨到现在120~150元/t,有的砍工高达180~200元/t。农民种蔗少利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因此,出现种蔗不如砍甘蔗收入高。
2.4 甘蔗品种结构单一且退化明显
甘蔗早、中、晚品种搭配不合理,高产高糖的品种比例不多,全县还是以种植新台糖22号为主,占80%以上,县种植推广近20a之久,已出现明显的退化现象,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产量低。
2.5 长期连作,地力下降,病虫害日益严重
上思县是广西重要的甘蔗生产区,种植面积大,连作年限长,很多农户连作长达30a以上,在施肥上很少施甚至不施农家肥,耕地地中的有机质、氮、磷、钾等养分均有 下降,有的微量元素养分亏缺,土地肥力下降,固长期连作还导致病虫害日趋严重,如黑穗病冬尤其春旱严重的年份发病率高达30%以上,甘蔗螟虫在20世纪90年代螟虫株平均10%以内,2012年调查甘蔗螟虫害株平均35%,严重的高达60%以上,螟虫害节率高达30%以上,蔗糖份降低突出。
3 促进上思县甘蔗生产恢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上思县已经迎来了蔗糖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全面实施“扩面增量”战略,大力组织实施甘蔗生产“六化”(即品种优良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智能化、耕作和收割机械化、灌溉水利化、经营规模化)战略,全面落实各项科技兴蔗措施,紧紧围绕原料蔗增产这一目标,抓住标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和科学砍收3大环节,主攻甘蔗单产和蔗糖份,转变增长方式,树立信心,坚持发展甘蔗生产不动摇,依据资源优势依靠科技,促进上思县甘蔗生产恢复发展,实现蔗糖业“二次创业”。
3.1 加强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衔接
上思县在甘蔗种植中,长期以来,将甘蔗种植和购销作为主要环节,主要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根据政府政策要求,种植的甘蔗由政府统一定价,蔗糖长统一收购、运输和加工。而在食堂和酒精灯产品销售方面,则是严格遵循市场规律进行,此种经营体制局限性较大,2种经营模式之间矛盾较为突出,衔接性较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甘蔗生产[4]。故此,应该对上思县的甘蔗生产和经营模式进行创新,从以往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规模化经营,吸收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和投入,以技术或资金入股,农民则是以土地和劳动力入股。此种经营模式,可以有效衔接甘蔗生产和蔗糖生产,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有助于推动甘蔗生产和发展,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的同时,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3.2 加强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优化甘蔗品种结构
上思县甘蔗生产发展中,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持续开发和选择优良的甘蔗品种,推行科学化甘蔗种植,提升甘蔗生产管理水平。故此,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优化品种结构,大力推行和选择优良的甘蔗品种,当前上思县甘蔗品种主要是新台糖22号,种植品种较为单一,加之连年种植,产品质量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甘蔗生产效益。故此,应该大力推广高产、抗逆性强的甘蔗品种,如桂糖42号、46号、桂柳05136、福农41号等等的引进,大力推广和开发上思县甘蔗品种[5];科学耕种,由于上思县种植面积较广,所以应该大力推行机械化耕作,提升机械化水平,实现统一生产和经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建立示范田,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喷灌工程,旱涝保收,推动甘蔗集约化生产发展。还应该注重对甘蔗生产土地的改造,对于土壤肥力较低的土地,可以采用深耕深松的方式,增加有机肥施用量,提升土壤肥力,改善甘蔗品质,提升甘蔗生产效益。
3.3 落实科技兴蔗措施,努力提高甘蔗单产
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大面积推广冬、春植蔗,结合喷淋液态肥(酒精发酵液)或清水配合地膜覆盖的措施,解决冬春植低湿、干旱的问题,提高种植质量继续全面推行以深耕深松、宽行、喷淋液态肥事清水、覆盖地膜为核心的标准化种植规程,加强甘蔗田间管理,结合全程机械化工作的推进,提高破垄松蔸 ,大培土的比率,组织蔗农及时足量科学地施肥,攻茎肥和壮尾肥;建立完善甘蔗病虫预测预报系统,指导蔗农科学防治病虫害,提高抗病防虫能力,加强高产示范原料蔗基地建设,抓好“双高”基地建设,建立各完善县、乡、村、屯四级甘蔗高产示范原料蔗基地,示范片体系,以点、片、基地示范带动全县甘蔗生产发展。
3.4 完善甘蔗生产机制,提供政策保障
在甘蔗生产发展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但是伴随着甘蔗生产形势日趋复杂,所以还需要对政策内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应该对蔗糖市场价格进行调控,制定原料蔗收购基本价和生产吨糖基本价,为生产企业和蔗农切身利益提供坚实的保障,推动甘蔗和蔗糖生产活动长远发展。加强土地资源的集中开发和利用,采取更加优惠的土地转让政策,吸引更多外线人员前往当地投资甘蔗生产,或是推行集约化经营发展模式,实现甘蔗规模化经营和生产,通过机关单位资金直接投资,坚持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尽可能降低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实行扶持激励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蔗农发展甘蔗生产的扶持力度,制糖企业继续在机耕、道路、肥料、种苗、地膜、农机购置等方面给予蔗农大力的扶持。同时继续实行一系列激钫策,对乡镇组织发展甘蔗生产,达到产量目标给吨位奖、超产奖;对全县发展甘蔗生产的有功人员和单位进行奖励,通过各种激励政策、进一步提高全县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加快发展甘蔗生产物积极性。
3.5 加强甘蔗生产管理,建立服务保障机制
甘蔗生产总量难以有效提升,更多的是由于管理和服务体系不完善。基于此,可以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从多种角度为甘蔗生产提供服务。加强甘蔗种植、运输和生产全过程服务管理,提升甘蔗生产效益,为企业和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推动当地甘蔗产业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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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标明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广大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的发展要求。
2006年,全国各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
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模型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传统的人口众多的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能够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其认为,只有当城市吸收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才能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才能拉高。
2.拉尼思-费景汉模型。该发展的模型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拐点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隐蔽失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必须在工业部门发展的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同步增长,农业生产率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条件,只有当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才能顺利从农业转向工业。
3.托达罗模型。该模型假定一个现实或潜在的劳动力把他在一定时间内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即迁移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同当时农村普通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那么他就会迁移。提出应当尽量减少因发展战略偏重城市而引起的城乡就业机会的不平衡,创造城市的就业机会不足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不应盲目扩大中、高等教育,导致学历门槛。
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
1.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研究。韩俊提出:土地收益应更多的让农民来分享。新型的城乡关系,一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要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建立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四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五是要按照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需求办好农村金融;六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和户籍管理的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关键是要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各项制度。张晓山(2006)提出必须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第一,调整分税制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机构有一定的税源。要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机构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二,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第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张强认为城乡之间的建设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存在制度,城市资源进入农村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制约的核心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参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重点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社区合作组织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创新,核心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城市建设问题。
2.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熊清华(2006)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从而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三是农村社会事业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我国农村新阶段还存在着公共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等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因素。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王再文(2005)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进而提出通过非市场供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允许多种资本进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在必要时还应积极鼓励外资参与经营。楚永生(2006)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不足与过剩并存现象,不足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不足和农业科技供给的匮乏以及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不足。同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剩主要包括:与政府政绩、利益挂钩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的过剩;臃肿的地方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的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能反映农民需求的次序。郑新立、张晓山(2006)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现在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使农民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一样,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应转向农村。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体制条件;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姜长云(2005)认为,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协调处理好城乡之间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关系。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中,更多地强化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中,改变发展型乃至享受型公共物品供给主要由政府“买单”的制度,较多地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三、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
1.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夏耕认为应当研究价格信号如何更好地在农产品市场中传递从而更好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动过程。实现城乡二元结构成功转型,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实现要素市场化,保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产业、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要素市场的建立是二元结构转型不可忽视的制度前提。温铁军(2006)则从市场失灵出发研究政府对于农产品市场的调控,突出政府的作用引导农业生产资源。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成立和发展农村合作社,形成相对规模的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农产品产业。2.城市化建设。谢扬(2006)认为:“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但是唯一不能动摇的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因为过去对城镇化政策的摇摆曾经给我们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农村建设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经验教训,但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积累起发展资金,国家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才有财力支持。郑海航、谢扬(2006)提出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
3.农村发展问题。韩俊(2006)指出重点抓好“富农”问题,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环节,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向地方让利;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保障农村的资金投入,扩大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林毅夫(2006)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现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础建设为切入点,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由农民参与决定、设计和监工实施,新农村建设完成时间以2020年为宜。张晓山(2006)提出生产发展,收入增长,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求。要扶持农业专业户促进农业发展,需要统一现代技术支持,统一全面,及时的现代市场信息支持;统一的市场销售渠道支持;统一的质量标准支持;统一的品牌支持。五个统一支持要由市场中介组织提供。
4.农村经济结构优化问题。柯炳生(2005)侧重于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改变农村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即发展民营企业和农村服务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林毅夫(2002)认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是将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紧缩的权宜之计,侧重在其投资拉动的方面。尤其发展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优势,扩大就业,减少农村劳动人口。
参考文献:
[1]车:发展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9-04
一、两型农业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定义于农业就是“资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所谓资源节约型农业,是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层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制度、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节时、节地、节水、节能、高效低耗的集约化农业。所谓环境友好型农业,是以循环农业为中心的清洁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减量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改进种植养殖技术,发展农业生态工程、健康养殖工程、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工程,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
所谓“两型农业”,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为重点,大力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肥、施药、秸秆综合利用等节约型技术,注重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等环保型技术,大力培养农民和农业企业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观念,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等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形态,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两型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一种生产体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高度统一于生产体系中。对可再生资源用养并重,实现永续利用;对非再生资源实行开发利用,边开发边使用。在农业内部结构上,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立体种植、种养结合,逐步实现“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2)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农业生产资源在农业生产系统内被循环使用和重复利用,农药、兽药、肥料、饲料、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要尽可能减少投入,农林牧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要尽可能多地产出。获得生产发展、环境改善、生态保护、能量消耗得到降低以及资源再生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综合效果。(3)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农产品有效供给得到保障。要保证农产品生产总量、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农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友好,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二、“两型农业”的评价
要发展“两型农业”,首先需要解决其评价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准确地评价,就不能准确把握“两型农业”的发展态势,就不可能客观地、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两型农业”的建议和对策,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也无从谈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是以区域农业生产条件为基础,以区域农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前提,以区域农业生产资源得到节约与农业成长环境得到改善为途径,以区域农业产出效益为目标,涵盖区域农业本身以及区域内部有关要素、关系和行为多方面的综合系统。
适用于“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系统评价方法有很多,但是,采用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针对省级区域“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未见于有关文献资料。而研究湖南省各市州“两型农业”的发展状况,对于定位和调整省内各市州的区域农业功能,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针对“两型农业”的各市州区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和划分方法进行研究,提出湖南各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案,以期为建立新时期湖南省区域农业发展政策提供指导,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三、“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两型农业”是我国首次提出的概念,虽然很多研究者对“两型农业”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在“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方面,迄今还没有现成的、完整的省级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可供参考。而评价指标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而影响农业政策制定的成败。
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代表性、易获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等原则,结合湖南省农业发展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湖南省“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两型农业”发展状况指标评价系统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86个三级评价指标构成。其中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由3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组成;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由3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组成;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由4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组成。
由评价指标的构成可以看出,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生产、经济、社会、生态相耦合的复杂有机过程,其发展活动不是孤立的技术活动,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与自然、社会诸多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体,其实质是一个生产―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
四、数据采集与处理
(一)数据的采集
根据《2007-2008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统计信息网和湖南省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中的数据资源,结合前文的指标计算方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数据采集,获得各指标的取值,如表2所示。
(二)指标的归一化
由于每个指标的取值大小和计量单位差别较大,为使各项指标与影响因素在加权计算之前对分类结果的影响程度相同,应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0,1]区间标准归一化处理,把数量级不同的数据统一映射到[0,1]区间段上。为此,笔者对于效益型指标采用式(1),对于成本型指标采用式(2)进行归一化处理。
y=■(1)
y=■(2)
其中,x、y分别为转换前、后的值,maxValue、minValue分别是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五、“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聚类分析可较好地满足“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要求。通过聚类分析可将样本数据归入相对同源的组或“类”(cluster)。K-means聚类算法简单,运行效率高,是比较常用的聚类算法。笔者首先使用K-means聚类算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进行聚类。但K-means聚类算法需要事先制定聚类数,而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无需事先指定聚类数,因此笔者同时采用层次聚类对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进行研究,以验证K-means聚类的结果。
(一)基于K-means聚类的划分
K-means聚类算法是典型的基于距离的聚类算法,采用距离作为相似性的评价指标,两个样本的距离越近,其相似度就越大。根据K-means聚类算法的规则,聚类数k值必须事先指定。为得到样本间的距离,可将每个样本数据看作是m维空间上的一个点。两样本之间的距离就是它们所对应的m维空间上的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反映了相应样本间的亲疏程度。聚类时,距离较近的样本属于同一类,距离较远的样本属于不同类。笔者以欧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作为相似度测度[8-10]。两样本(x,y)之间的欧式距离计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
Dist(x,y)=■(3)
将各分类个体与聚类中心表示为m维空间中的点后,“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问题,即转化为m维空间中的点按其与距离中心之间欧氏距离大小聚类为k类的问题。
针对湖南省14个市州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笔者将该聚类数指定为3类,即划分为A类地区、B类地区和C类地区。基于K-means聚类的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其以长沙市作为中心点,距离最近的有湘潭市、株洲市,这3个地区聚集为A类地区;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聚集为一类,这4个地区聚集为B类地区;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聚集为一类,这7个地区聚集为C类地区。
(二)基于层次聚类的划分
与K-means聚类算法不同,层次聚类无需事先指定聚类数。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将每个对象归为一类,共得到N类,每类仅包含一个对象。然后找到最接近的两个类且合并为一类,同时重新计算新的类与所有旧类之间的距离。如此重复,直到最后合并成一个类为止。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该距离亦采用欧氏距离,小类间的距离按类间平均链锁法计算。
基于层次聚类的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从表4中可知,14个样本均有效,聚类过程中缺少样本为0,即14个样本均进入了聚类分析。聚类过程的聚类层次如表5所示。
(三)分析与讨论
通过层次聚类,可将湖南省14市州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这与K-means聚类算法得到的聚类结果是一致的,这个结果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这充分表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说明了笔者提出的“两型农业”区域划分指标是合理的。
因此,通过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可得到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区域发展状况的评价结果分为:A类地区为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B类地区为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C类地区为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
六、结束语
笔者根据“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构建了湖南省14市州“两型农业”的区域发展状况的评价结果,并采用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对湖南14个市州进行了农业发展状况的区域划分,其划分结果可以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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