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超级秘书网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篇（2）

所谓企业个性就是企业独特的文化底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实际内容。目前我国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大部分还停留在“走过场”的层次。有的企业提出的口号很多、制造的声势很大，但热闹一段时间后就无影无踪；有的企业一味模仿、照搬他人成果，毫无新意和个性；有的企业不与行业特点相结合，不与单位实际情况相联系，一味的闭门造车。这与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要有的放矢、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要求相违背。电力行业不仅具有垄断性，更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系着社会稳定。针对这一特点，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突出“服务、文明、安全”等特性。当然，由于各个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规模、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各企业文化间必然存在不同差异。这也就为各企业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赋予企业文化更鲜明的特色和个性提供了条件。总之，“个性”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凝聚着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和愿景。创建先进电力企业文化，理论上必须密切联系行业和企业特点，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做到内涵上有特色理念、形式上有特色载体，创建过程有特色风格；实践中必须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先进企业成功经验，立足自身实际，凸显企业个性和行业特色。

2.规范制度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点”。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操作规程严密的行业，使得电力企业在生产、管理等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为达到这一目的，严格的企业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宝”。正因为有这些长期形成的、严密的、规范的制度，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和“基点”。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制度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但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标准、纪律等形式来规范行为，强调外在监督，是企业的文化“底限”；后者则强调信念和道德，强调自觉和自律等“软”精神，是企业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没有规范的企业制度，企业就不能有序运转，企业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制度需要升级为文化，也就是让制度升级为企业全员认同的文化，让制度从外在约束变成自觉行为。总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互依存。企业制度作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盖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业文化作为软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补制度管理的软肋。所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先完善“基点”———规范的企业制度。

3.“以人为本”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人既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把以人为本作为“落脚点”。企业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第一原则，因为人是组成企业的个体，是企业获得财富和成就的根源。“以人为本”就是把员工当成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管理的根本，把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当做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电力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要求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也正因为此，电力企业切实要把“以人文本”落到实处。电力企业要落实以人为本就要打造适合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一是要从各方面为员工提供温馨服务，满足员工多方面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营造出一种“企业大家庭”的氛围；二是要抓好员工的学习培训，为员工时时“充电”提供必要条件，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方针的实现；三是要创建科学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建立一套“赛马不相马”的选拔机制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流动体制，给员工搭建足够大的“平台”，做到“人尽其才”。电力企业长期以来的“重用轻培少开发”的人才机制严重制约企业持续发展。作为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

因为有垄断的行业优势，历史上电力企业一度忽略了服务的宗旨，“电力衙门”、“电老虎”就是对这一历史最好的写照。市场经济下若继续保留这种缺少危机意识的经营管理理念，只能是托企业后腿，所以电力企业亟需改掉“官本位”思想，回归服务社会的角色，并让优质服务成为自身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服务性应该是电力企业的根本特征，也是占领未来的根本途径。随着电力行业市场化，消费者不再局限于用上电、用好电，而是需要好用电、电好用。这就需要电力企业转变观念，把“用户”当作“客户”，一切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优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继续倡导“一切从客户出发，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简化办事程序，缩短报装和检修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完善规章制度、建立科学、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使客户真正感受到“优质、规范、方便、高效”的服务。服务质量是衡量企业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文化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深入，未来优质服务必然成为市场竞争致胜的“利器”，成为企业文化的亮点。

5.良好形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终点”。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企业的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推动力和吸引力，支撑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是电力企业的致胜法宝，也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电力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过各种实践向公众展示企业的个性特征，增加在用户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终体现在自身塑造的企业品牌上。具体来说，电力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质量和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物美价廉的产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改变“电力衙门”等不好的公众印象，改进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员工队伍形象，加强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环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围。

篇（3）

关键词：中国文化精神；理论基础；启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纷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诗性智慧的源头，并突出表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类联，这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切事务和关系，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是不仅爱自己的家人，还要爱全人类，爱宇宙万物。《庄子・齐物论》强调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融合。“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庄子采取一种逍遥自然的生活态度。而逍遥之游只有在天地齐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会的范围内漫游，而道家则超越了社会。庄子将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写成获得绝对快乐的人，因为他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用的哲学观点来讲，就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学和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精神的启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几个方面。其中忠孝和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这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情的弘扬及其形成的稳定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这种强化群体利益的精神和“义以为上”的原则，使中国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对维持社会群体间的协调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导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忠实于自己的家人，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的利益。这种重血亲人伦、重道德修养的儒家学说，“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诚信知报、仁爱孝悌、精忠爱国、谦和好礼等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谐”为核心建构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会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启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帮助人们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获得幸福，就应该活出自我来，活出一个真实、独立、完整，成功与失败、所得与所失、理想与现实的圆融，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万事万物，一切顺其自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而这种健康的心态会让人们更好地去做他们做的事。

第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应该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点，比如“西方的残暴性、骚动不安、倾向于压迫弱者、专注于物质目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的，而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对和平友爱的崇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是我们应该彰显和弘扬的。“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爱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宽容精神。

三、总结

人们在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家园却日益丧失，以致找不到“一个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期待在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欧洲精神危机的方法。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诺贝尔奖得主就声称，“21世纪的人类要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真正的幸福。”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谛和意义，寻觅来自内心深处的平和和幸福。这对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将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将成为一盏醒世明灯，照彻茫茫夜空。它强大的辐射力，必将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应积极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篇（4）

摘 要：从2012、2013年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备受观众瞩目，本文借用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来分析该节目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内在成因，旨在揭示大众文化语境中，受众在参与电视文本交流中的显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电视经济的命脉，做好节目的包装宣传。

关键词：金融经济；文化经济；缺席的在场；生产者式文本；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国内电视市场中，具有较高收视率的娱乐节目以“舶来品”居多。当前不少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因同质化、低俗化和泛娱乐化而饱受诟病。大众媒体如何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状态化下，突破当前节目创意匮乏的瓶颈，获得节目人气和广告收益的双赢，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当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012年暑期异军突起的《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成为《传媒》杂志评比的2012年度盘点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这一节目再次以高标准的节目质量点燃了整个夏季的收视狂潮。这一舶来品本土化创新的成功，不单是由于顶级的制作团队、制播分离的运营模式及高水准学员的美妙歌喉，还与其节目的选材、形式和受众的参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节目的盈利与否取决于收视率的高低，而节目的收视率又与受众是否买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只有洞悉了受众在接收电视文本时的心理，才能准确把握电视节目的制作要领，赢得可观的收视率。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提出了关于电视文化的两种经济理论，结合《好声音》的走红内因，该理论做出了合理诠释。

二、两种经济理论的提出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在其撰写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提出了两种电视经济理论，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一大众文化理论试图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在这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而生产商品的经济机构与受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首先，电视节目在金融经济系统中运行，“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电视台将节目（生产者）播出，相当于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消费者）。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 [1]。紧衔而至的流通阶段是文化经济阶段，电视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是消费的过程，对电视节目的解码又是对意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在文化经济阶段，“观众构成了生产者跟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这一阶段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和社会认同’” [1]。由此可见，文化生产只有走出简单的金融经济领域，进入文化经济领域，与大众的利于趋于一致，才能实现可观收益――要想拥有财富，必先生产意义和。他的两种经济模式理论，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为我们解读《好声音》的火爆走红提供了很深刻的启示。

三、金融经济阶段――《好声音》的生产

（一）优越的制播模式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是席卷海外的荷兰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国大型音乐真人秀节目，也是中国电视历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的一档节目” [2]。“该节目将利润分配模式从以往的‘电视台定利润’变为‘市场开发利润’，节目生产线也为之改变” [3]。该制作公司承担了所有的版权费，并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达成广告分成协议，节目若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灿星制作公司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如果双方投入的资源越大，节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润与风险的双重刺激下，拥有着丰富制作经验的灿星公司（曾制作过“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顶住巨大压力，不惜成本与投入，成功打造出《好声音》，“第一季中的收视率从1.5到最高6.5，高达400%的收视涨幅”[4]。最终，广告费和版权费总计收入3亿多元，电视台、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真正的互利共赢。而在第二季中，好声音也延续了第一季的强收视。

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生产商品化的受众，节目需尽最大可能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购买’他们” [1]，才能实现资本的流通与增值，从而实现彼此的互利共赢。加多宝集团正是看中了《好声音》可观的商业利润才高价冠名，而《好声音》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令人眼红的收视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宝集团明智的决策。

（二）优质的节目设计

一档节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续的观众，如果没有好的内容，那根本就难以为继。好声音以音乐为本位，主持人成了“卖凉茶”的伙计，主角让位给场上选手和更专业的评委。“这意味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后海选时代’：即依靠专业素质，精选优质资源，以资源为王”[5]。《好声音》的节目设计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彰显出优势：

首先是选题上，《好声音》的选题设计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口味。与灿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国达人秀》这档节目相比，学员从多样化的特长（武术、杂技、街舞、唱歌等）简化为唱歌这一样。该节目秉承了原版《荷兰之声》的节目宗旨，即“声音是节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台表演的机会。《好声音》学员从普罗大众中走向舞台，这对观众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觉十分亲近。 其次它在首期节目播出之前就已经有过一轮高水准的选拔，登上舞台的学员都是些颇具实力的唱将，精湛的歌曲演绎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观性。而对于每位选手也会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些信息在勾画出参与者不同个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点，也是该节目最大的创新点，“盲听”和“转椅”。导师背对选手，仅凭歌手的声音，通过按下轮椅按钮，来遴选中意学员。这一节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选秀节目中，靠评委的主观感受（歌手的舞台表现力，对歌曲的演绎契合度、长相、发展潜力等综合考虑）来集体决定选手命运的模式。在选手演唱歌曲的过程中，导师是否按钮这一悬念同时牵动着选手、选手亲友团和场内外观众的心；倘若有多位导师转椅，学员的选择又成为场内外观众的情绪沸点。节目后期，评判决定权在导师们和媒体团之间的博弈，使节目的情节跌宕起伏，收视率由此一路飙升。

四、文化经济阶段――化被动为主动的受众

在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作为商品的电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它在经济发行中的角色，开始充当文化角色的扮演。在这一阶段，“电视是一个‘不生产产品的工业，而消费者也不消费产品’。其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 [1]。原来的电视节目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

（一）缺席的在场――隐形交流对话

在《好声音》这个电视文本中，导师、学员与受众形成了如图的交流模式：

（注：实箭头表示显流，虚箭头表示隐流）

在节目播出时，荧幕上出现的是学员与导师间的两种显流――导师转椅要学员，学员自主选导师。但受众在观看节目时，也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参与了节目的交流。首先，在转椅与选择过程中，因为悬念的设置，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自主的也参与到选择的过程。观众在观赏表演的同时，也会在心里作下判断，值不值得转椅？应该选哪位导师？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他们与节目之间产生亲密感与熟悉感的重要线索。其次参加比赛的学员本身就是生活中拥有歌唱特长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黄勇、货车司机曹寅、盲人歌手张玉霞等。学员进行表演，就如同受众的替代性表演，满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台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两季《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庾澄庆、杨坤、刘欢、汪峰和张惠妹，都是流行乐坛颇有名望的领军人物，因此，学员与导师的沟通和交流，就如同受众也获得了与导师亲密接触的机会。受众仿佛在无形中也参与了训练和表演的全过程，并获得了一种满足的补偿性心理。总之，受众观看表演的过程，是与学员、导师隐形交流对话的过程，更是参与节目“全民造星”的过程。

（二）生产者式文本――参与意义建构

承上所言，受众以“缺席的在场”身份阅读电视文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即受众）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间的对话过程。费斯克对电视节目文本的分类，不同于艾柯的开放性文本与封闭性文本，而是将其定义为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动权倾向于受众的一方，受众可参与意义建构的文本。对于《好声音》来说，受众在观看《好声音》这一电视文本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面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吴莫愁当作一种“90后”形象的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吴莫愁的意义便会在年龄轴、性别轴或社会认可轴之间移动不止，从而形成对该人物的多义性解读。

具体而言，观众大致会有三种解码立场：1.支配性解读；2.协商式解读；3.对抗式解读。例如对吴莫愁的解读，有些观众认可吴莫愁对音乐的独特领悟和个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乐梦想，即传受者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读；有些观众肯定哈林老师的评判，但是不认可吴莫愁的成功，这是观众对于节目接受的主导意识形态的适当调整，即协商式解读；还有的观众完全不认同吴莫愁展现的才艺，也不赞同哈林老师对她的欣赏和指导，这是受众根据自身利益与背景选择解码立场，即对抗式解读。

由此可见，电视文本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传者到受者的直线传播，而是在与受众极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关系的互动中得到修正或产生，电视话语的意义不是被灌输给受众，而是受众自己生产出来的。

（三）大众的创造力――获得释放

“某种文化要想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创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创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6]。在对真人秀节目进行解读时，大众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上。传统电视节目中，受众的自主要体现在遥控器上，与这种单向传输编码不同的是，《好声音》节目的全民狂欢模式使得受众得以较为自由地参与文本的解读过程。这种主要源自两方面：“1.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2.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 [6]。前一种，可以体现在前文所提的大众对“吴莫愁”这一形象的解读上。第二种源于受众在媒体这一载体中的狂欢行为。受众在对《好声音》节目元素进行解读时，处于一种暂时的抽离现实处境的真空状态，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得到隐藏，导师的抉择、选手的去留等情节都能让受众的情绪得到托盘的承载――“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从而获得压力的释放，生产出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随着导师椅子的转动，权利反转到学员手上，“选手第一次以主动选择的姿态赢得了话语对等的机会，这是大众对战精英话语权力的一次胜利”[7]，也是受众无形中获得抵抗式的重要节目元素。

金融经济中，受众处于无能为力的弱势地位，而文化经济阶段，受众一跃成为意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基于不同文化代码和文化能力的解读，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在此，消费者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受众对节目是否买账，成为制作者和电视台节目策划时务必审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两种经济理论对真人秀节目创新的启示

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业经济与受众的利益分野。随着各电视台真人秀节目的日益泛滥，屏幕前的受众便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提高了对栏目内容的审美要求。真人秀节目的制作难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变得越来越短，一档新生节目若是在短期没能获得较好的口碑，赢得一定的市场收益，便有随时被拿下的风险。“视节目一旦成为一种商品，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市场化的电视要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8]，需要处理好工业经济利益与大众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这个选秀审美疲劳的时代，《好声音》异军突起，以精益求精的节目内容和别具一格的节目形式征服了受众。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及时地引进了真人秀“盲听”、“转椅”、“导师学员互动”等节目元素，填补了市场空缺，满足了受众对真人秀节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与受众的利益达成了共识，从而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国好声音》并不属于国内原创节目，它之所以从众多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在原版节目《荷兰之声》 的创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节目样式受市场需要时，再复制（或抄袭）的几率就越大。可是却不一定能获得长期的经济回馈。《好声音》的第一季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其他电视台的其他歌唱节目也相继涌现，如《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等，这些节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视群体。此外，受第一季《好声音》的熏陶，原有受众对这一档节目选手的期望值变高，节目组所面临的制作压力也相应增大。

向国外的优秀节目学习的确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压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节目研发成本也无可厚非，但切不可让克隆成为制作节目的一种惯性。“安于追随”的思维方式不利于跳出节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长补短、增强真人秀节目的原创力问题才是关键。只有以受众为本位，了解、收集他们新的节目体验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节目制作的空白点，使创意与大众的审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节目创新匮乏的瓶颈，赢得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战场。

六、结 语

从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来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商品在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阶段分别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尽管该理论对受众主体性和生产性表现出过度的偏爱，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但《好声音》文本的成功生产，却凸显了费斯克理论在电视节目生产上的实践价值。在受众对媒体高呼“选秀已死”的时代，媒体工作者理应审时度势，减慢收视率压力下一味高效盲从的制作节奏，以受众为本位，将费斯克“互动生产” 的理念植入创作，注重求新思变，避免急功近利，在电视栏目整体品牌发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创意” 的主动权，才能使中国的娱乐节目焕发出更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八一八那些牛气的制作团队[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别策划：盘点2012十大事件[J].传媒，2013（1）.

4 吴琼.2012中国电视：真正创新的，都火了[J].传媒观察，2013（2）.

5 阚庆，冷淞.2012电视节目风向[J].视听界，2013（1）.

篇（5）

自14世纪意大立文艺复兴开始，乔托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先驱之一，开始了对写实性绘画的探索。众所周知，写实性绘画旨在模仿自然，表达客观对象的真实性、准确性。艺术家们则是利用自己已掌握的手段去描绘眼中的可见世界，力图在二维平面中制造出一个三维的可见世界这样一种错觉。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性绘画渗透着人文主义的关怀，但艺术家仍无法逃脱宗教的影响，绘画的题材选择上也大多由此而来，还不能够关注到周围人群的真实生活。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艺术家们也将目光转向了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并诞生了卡拉瓦乔、伦勃朗等等那样一大批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笔下总是饱含着对人民大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控诉，而这样的画作都是以写实性的绘画技巧将生活场景如实的展现于观者的眼前，激起观者的经验并产生联想。而这之后，写实性绘画更由学院派继承并发扬光大。

20世纪人类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摄影技术出现，它使我们可以不依自身的感觉为转移看到物体，并可以充分表达细枝末节，使公众对写真的心理需要很容易得到满足，这对于写实性绘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wWW.133229.CoM

而为何要广泛应用这些写真图象呢？“我们明确人们对这样的图象是最容易接受的，被真实再现的事物比起抽象性的事物也更容易记忆，这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人们心理上总会不自觉的将以往的经验投射于图象之上，满足自身对写实性的心理需要。”生活中为我们传递大量写真图象并且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电视”，它所播放的图象在观者的观念中知道所看到的是一种二维平面中的三维深度的感觉，但观看是自身意识却又把这些图象看作是真实存在的，这其中观看者心理投射去匹配这样一些情境则发挥着巨大作用。

公众在看到戏剧布景时总会沉浸于艺术家所设置的情景中，唤起自己以往的经验匹配于布景之中，完全它作为真实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投射无法避免。正如我们总会把天空中的云朵读解为一些图象。在所谓的“罗夏测验”中，把一批标准墨迹交给受试者进行解释，同一块墨迹会被解释为蝙蝠或蝴蝶，更不用说在用这种测验方法所积累的浩瀚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无数其它可能情况了，罗夏本人强调说，在正常知觉即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归档跟由“投射”引起的各种解释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时，我们就说我们在“解释”，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是就说“我们看见”。这完全取决于用已存储在自己心灵中的事物或物象去匹配的能力。 “我们得到的忠告是：有许多绘画应该隔一段距离观看，这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想象力回把一片杂乱无章的色彩转化成一个完美的物象，艺术家则把观看者拉入了他们所制作的圈子”。京剧艺术中挥鞭为骑马，人物立于两旗之中则为乘船渡河等等这样一些读解均为艺术家对观看者以往经验的唤起投射于情境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观看者或大众在心理上无法回避在经验与物象之间这种投射的匹配过程，并总是在寻找着写真性情境，而人们对这样写真的需要也将持续存在，并且我们不可否认，记述性绘画也许暂时可被人民忽略，但饱含要感情的，负载着历史的这样一些写实性绘画仍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图象这一形式不仅唤起了生活经验，而且也在描述中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评论，是对经验的反馈与联想。“这个时代的每个人身上都深深的打上了这一时期的烙印，都不约而同的赞成着这个时代的见解、感觉、甚至错误。”在绘画中，艺术家则以基本写实的语言去关注显示人生，这时的现实主义绘画则被赋予了85新潮体现着艺术自由精神有着思想解放，但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也没有体现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一种盲目的抄袭与模仿阶段后，90年代，创造和丰富着都市文化的“新生代”这样一批艺术家的出现，则给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增添了划时代的一笔。这时期的社会生活对艺术的发展与表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艺术家们在追求图象表现力的同时，更追求着对真实生活的表现，剖析着自我的内心亲情感。90年代初期一个真正现代的物质社会向中国走来，困惑、理想的失落、无聊，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充斥于都市的每个角落。新生代的艺术家刘小东、方力均、申玲等人则用基本写实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认识与感受。他们的绘画图象具备着纪实性、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有着不同的指向，可以指向完美、纯洁，也可以指向痛苦与虚无，指向所愿意真实表述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自身的心理上是不可回避的对写真图象切实需要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这样一些具有时代深刻性的现实主义绘画，它们具有这样一种真实：时段性、背景性和现实性。不论时间过渡到何时他们都具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篇（6）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我国不仅国土广袤，也是一个人口大国，相应对于资源、居住空间等配置的要求也随之加大。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的大潮流下，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城市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城市规划势必朝着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向良性发展。基于以上的新形势，为了适应我国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城市规划一定要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采用科学合理的规划，规避以前产生的问题，吸收成功的新经验，开创我国城市规划的新形势，推动我国城市的发展。

1、城市规划管理概述

1.1、城市规划管理的概念

城市规划管理是按照《城乡规划法》与已经获得批准实施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与工程进行严格审查，批准与核发城市项目建设所需的“一书两证”，并监督和检查城市规划内容与建设项目是否与规划许可内容相一致的行政管理活动，包括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审批管理和编制管理等内容。

1.2、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要性

城市规划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基本依据，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的重要手段。只有经过科学合理的预测及规划，并通过正确的引导与控制，才能确定城市最终发展方向与发展格局。同时，城市规划需要经过法律程序的批准，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没有法定程序的许可，其结果不能任意地进行更改。因此，城市规划的实施不仅具有强制性而且不可变更。所以对于城市建设的合理性和城市发展的持续性而言，城市规划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3、城市规划的原则

城市规划的原则，是正确处理城市与国家、地区、其他城市的关系、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市建设的内部关系等的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3.1、整合原则。城市规划要从实际出发，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关系，尤其是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要同步发展。

1.3.2、经济原则。城市规划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

1.3.3、安全原则。城市规划要注意城市防灾，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人民防空等一系列关乎市民安全的问题。

1.3.4、美学原则。城市规划要注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协调，历史气息与现在气息并存。

1.3.5、社会原则。城市规划中要树立为全体市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城市规划精神，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的需要。

2、我国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不完善

首先，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的确立，现行城市规划与管理“名不正，言不顺”，在实际工作中难免缩手缩脚，严重影响了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其次，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混乱，执法主体作用不明晰，难以进行依法执政。且部分地区缺乏完善的城市规划机构，规划编制、规划执法缺位。规划管理机构不健全。最后，我国城市规划权限缺乏强有力的司法解释，各种规章制度相互矛盾，各项职能难以实施，破坏了城市的规划管理秩序，如有部分人员搞规划特权等。

2.2、城市规划文化保护意识淡薄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很多城市的发展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从城市初期形成到发展可能经历上千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城市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而目前城市规划过程中，常常破坏了这些文化遗产，也没有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范围，极大破坏了城市的文化底蕴。2.3城市规划破坏了环境目前，很多城市都存在环境破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不仅要保证资源合理配置，市民生活的基础设施齐全，还要考虑城市中的设施建设不破坏环境。在现阶段，为了实现城市规划成本最低化，很多的城市规划都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如没有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导致城市污水随意排放，影响环境等，这些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不仅没有加速城市的发展，相反还会带来环境问题。

2.3、城市建设时序混乱

先盖房后修路、再修下水道的错误建设时序，造成城市污水横流、建筑垃圾遍地，绿地被大量占用，城市的生活环境质量持续下降。3.11盲目大拆大建，出现城市建筑短命现象据报道，被上海市民誉为“华丽的弧形’、‘亚洲第一弯”的上海延安东路高架桥，设计寿命长达100年，却为了配合外滩通道综合改造工程只使用了11年就被整体拆除。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a。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耐久性为100a，一般性建筑为50~100a。”据统计，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74年，欧洲建筑的平均寿命超过80年，而目前我国城市建筑的平均经济寿命只有25~30a，相比世界发达国家的建筑物平均寿命“短命”许多。

3、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解决措施

3.1、结合城市自身特点进行规划

城市规划一定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结合城市的发展趋势，以及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文化底蕴以及地理特点来进行合理的规划。一些城市的工业发达，环境污染较严重，就要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加大对绿色植物以及排污设施的规划，一些旅游发达的城市则要求设计更富有历史或者自然气息，一些经济中心则要求交通便利，经济区聚集等，总之，城市规划要规划出城市的特色，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3.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环境友好型进行规划城市规划是一项涉及知识面广，专业性强的工程，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一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在不破坏环境的条件下，把握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城市规划一定要把生态环境置于首要位置，城市规划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就要求城市规划人员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环保意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只有适中贯彻经济实用、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仿真，才能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

3.2、重视城市生态环境规划

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规划建筑中的重要内容，要做好科学规划，就应该以城市建设规划的基本要求为基础，以城市的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为依据，以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为目的来进行。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特色与优势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谁污染谁付费、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评价和激励机制，有效控制对生态环境进行的行为，加大各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执行力度，从而形成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合力。此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教育、法制、宣传等手段，向民众普及环保知识，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能够投身于改善生态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行列中去。

3.3、设计合理的规划许可

审批程序和管理体制要确保城市规划管理的合理与科学，就必须依照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必要的环节来进行，严格遵循科学的审批管理程序，从而有效地防止审批工作随意性，避免、随意干预的情况发生。为此，管理部门应设计合理的规划许可审批程序，采取各种手段确保程序的严格执行，对违背城市规划管理法规的行为要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同时，还应该加强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和审批制度，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中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建立规划委员会制度，健全城市规划管理决策机制，保证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有序进行。

3.4、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确保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与严肃认真的行政执法是城市规划政策可以顺利贯彻实施的根本保障。因此，城市规划的管理部门不仅要鼓励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建设，提出更多合法合理的规划意见，而且要保证城市规划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确保公众对城市规划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得城市规划的决策更顺应民意，满足社会公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建设的需求。城市规划的管理部门可以实行社会公众的听证制度，使每一项城市规划决策都充分的参考了社会公众的建议，从多方面对城市规划建设进行综合考虑，从而有效避免城市规划决策的片面性，提高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3.5、提高城市规划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城市规划的管理部门不仅要重视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而且要重视城市规划管理队伍的建设，培养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人才，提高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例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城市规划人员培训”和“城市规划工作交流”等方式，为城市规划管理人员提供完善知识结构和增强专业技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在城市规划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同时，管理部门还可以加强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鼓励管理人员参与第二学历培养，为管理人员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这样既可以拓宽管理人员的眼界，帮助其更新管理方法和管理观念，又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使其在工作中可以将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4、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大力改善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也变得迫在眉睫。当前，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管理法制、管理体制、监督与管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遵循有关的城市规划原则，处理好城市规划管理与法律法规、监督体制各方面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决策，从而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生波.我国城市规划和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D].河南大学,2013.

篇（7）

 

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人们普遍喜欢吃面食，在现在的华北和西北一带人们几乎每天都是吃面食，人们把白面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做成不同的食品。本文是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调查了解，试图分析总结当地人为什么喜欢吃“馍馍”，并且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总结出由普通的饮食——“馍馍”，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饮食习惯有个总结，并且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并且能够延续至今，在当今的社会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达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探讨中国饮食文化，通过全面介绍山东馒头的由来，特点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今社会人们又重新对传统的文化有了深刻反思，对传统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由此社会、政府及个人对此进行了发展，从中获取有益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地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项目进行开发，并且通过一些宣传使普通大众对此有了重新的认识。本文就是要通过对山东胶州湾一带的“馍馍”进行阐述，分析，研究其中由普通的饮食所引起的文化现象。

二、胶州湾一带的人们喜欢吃“馍馍”的原因

1.自然原因。胶州湾地处山东半岛，也就是华北平原之内。本区域的农业灌溉水源不是充足，春季时候气温上升地快，水分蒸发量大，容易造成春旱，冬季气温不低，适宜种植冬小麦。所以本区域种植有大量的小麦。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当地保留了大量的农田，而且至今这种农业形势保持持续的发展。

2.经济原因。本地区的人口非常多，尤其农村地区。所以本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吃“馍馍”的习惯，因为这种面食能够极大地程度上解决人们温饱的问题。另外本地区地处黄海北部，人们都有出海捕鱼的习惯，所以在出海之前当地人都会举行一些祭海的仪式，起初人们都是用一些牲口，后来才演变成用做成各式形状的“馍馍”在代替牲口。

3.社会原因。本区古代时期是战乱频繁之地，当地人们为了求得平安，就会举行祭拜仪式，因为离海近，人们对大海有一种敬畏之心，当地人喜欢出海捕鱼，想从大海中获得食物，所以就在出海之前举行一些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行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风俗习惯。论文大全。到现在，在当地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馍馍，表达自己的心情。论文大全。

三、馍馍——从一种食物是如何变成一种风俗习惯的

馍馍，作为胶州湾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食物，在人们心中早已有了一定的地位。在当地，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不仅仅把它当做一种食物，而是有了艺术的加工。在当地的农户家里人们会有一些木材做成刻有各式形状的磕子，然后再用面做成各式各样形状的馍馍，有些人还会在馍馍上面涂上颜色，做成各种小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种花样面塑非常有名，逢年过节或农家喜庆之时，手巧的农妇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花样“饽饽”庆贺吉日。但手工制作花样饽饽费时费力，一般手艺很难做好。于是，人们便用梨木、莱果木雕刻出专用的模子——饽饽磕子来磕制面食。这种方法工序简便，磕出来的饽饽纹理清晰、花样好看，很受农家妇女的喜爱。论文大全。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几件或成套的“饽饽磕子”。这种磕子被民间美术家赞为一绝，后来流传国内外。这种馍馍磕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市场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有了商品意识，有些当地人就会利用馍馍的特点作为卖点，使之形成一种商品。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把的仪式恢复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的祭海仪式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都会举行大型的祭海仪式。随着这种活动的逐步开展，当地人们对于传统的馍馍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开始从普通的食物转变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

四、传统饮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些年，胶州湾馍馍的饮食文化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逐渐地传播到了周边地区，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被许多人了解认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兴起，政府的大量宣传，使得这种饮食文化逐步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牌，作为宣传胶州地区的很好的工具，政府通过旅游业的带动，通过高文化产业的方式，让更多的来到这里认识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使得当地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即墨田横祭海节上，田横镇的大馒头也“出尽风头”。祭海节上的馒头装饰有松树、鲜花，还有龙、凤等花样。当地人说，这种面塑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女人们一到祭海节就研究制作面塑的花样，不断推陈出新，从龙、凤、仙鹤等传统作品发展到熊猫、牡丹花等新花样。据悉，为了给当地人引一条致富之路，田横镇当地政府想尽办法作好馒头文章，包装、注册商标，举行馒头“选美大赛”等，田横馒头也逐渐打出了名气，成为了“香饽饽”。在山东农业商务网上，“田横馒头”也图文并茂地做了展示。

笔者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走访调查了解总结出一些观点：传统文化意识的回归给传统文化的新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能够充分地发展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之成为发展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方法。既然现在人们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只有通过有效地宣传，很好的运作，才能使这种传统的东西合理有意义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欣然接受，并不断地发展下去，做大做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很好的领导，要依靠强有力的手段，要依靠不断创新的产品，同时也要依靠对于传统、特色的发掘和发展。这样经济就会与文化有机地接合，通过一个合理的平台使其达到利益最大化。

“馍馍”这种饮食文化的发展还是个开始，人们还会不断地创新，通过“馍馍”还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化和商业形式。通过“馍馍”的发掘和发展，会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改变。

参考文献：

[1]hi.baidu.com/482530/blog/item/0f06012d3049cd34349bf7a0.html.

[2] cnr.cn/newscenter/gnxw/200903/t20090321_505278238.html.

中国广播电视网/国内新闻

[3]胡自山等编.中国饮食文化.

[4]庞毅，王敬武.饮食与文化.

[5]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

篇（8）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01-08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篇（9）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篇（10）

中国唢呐艺术在不同地域体现着各异的风土民情和文化风格，唢呐作品的音乐情趣与情绪，随着演绎的内容和场合的变更诠释出不同的音乐情感，给听众以新异的音乐体验。中国唢呐艺术源自民间，随着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唢呐演奏也被以艺术演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各类艺术作品势如破竹般涌现，为大众带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中国唢呐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唢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唢呐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发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唢呐艺术的流传范围极为广范，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其自产生至流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中国唢呐艺术在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多活跃在民间，多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呈现。唢呐在形态、艺术表现上都有较明显的特征，由于其发声响亮、携带方便、应用场合多以民众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被大众熟知和喜爱，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发展环境锦绣勃勃。

（二）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

唢呐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明显的关联和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节庆和民俗文化中，例如：农村的婚丧嫁娶、节庆祭典等内容。人们通过唢呐演奏来表达不同的情思。从意识形态范畴来说，唢呐艺术与中国伦理文化体现及文化情感确有关系。中国人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体现，唢呐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合与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唢呐演奏的曲目内容也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如：乐曲《婚礼曲》《抬花轿》等，唢呐艺术是最能表达华夏民众文化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三）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行为价值呈现

唢呐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在行为价值的呈现上体现着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唢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价值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扩展。对比传统的唢呐艺术，现代唢呐艺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大大拓宽。作曲技法的创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创新应用，更有制作专家在唢呐形态和制造工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创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键唢呐、活芯唢呐），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质上更能达到演奏“乐趣”，便于技艺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术上有所突破，达到更高的艺术追求，丰富听众的视听感受，既符合现代人的艺术和审美追求，也体现现代唢呐艺术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国唢呐艺术的时展的理论思考

（一）注重唢呐艺术的技艺传承

中国唢呐艺术特有的技艺传承特点，是传统的口传心授。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唢呐工作或教育的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工作者，逐渐抛弃传统的“比葫芦画瓢”法，以规范严谨的教学体系取而代之。艺术家们对唢呐艺术文化内涵的技艺传承及在传承中与时俱进，体现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对艺术传承的责任，这将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通过文化情感研究传统技艺，讲述传统技艺的发展历程，以较为细致化深入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唢呐艺术的久远发展。

（二）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情感深化

唢呐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艺术情感的体现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们能够从民俗文化、现代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唢呐艺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唢呐艺术的表现，人们可感受其音乐情感以及对历史文化内容的传承，尤其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中，人们透过或强劲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怆伤感的情绪，捕捉艺术气息，进入艺术情境。

（三）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性演绎

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让唢呐艺术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唢呐艺术可以实现与其他乐器结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乐层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唢呐作品的伴奏音乐可突破以往的民族乐器或小乐队的伴奏模式，采用钢琴，以期达到音乐对比强烈突出主奏乐器情绪等等;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现代化与多样化，能够带动大众的艺术、文化情感，丰富艺术视野，并为艺术理论的研究、艺术融合和探索实践等带来更多的挖掘空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内涵性，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唢呐艺术，实现唢呐艺术的现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大鹏.唢呐艺术魅力浅谈[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11）.

篇（11）

【中图分类号】G633.5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饱含了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高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以及创设教学情境等形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历史教学的融合，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提高个人认识、提升自身修养。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1、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腐朽文化和思想随之不断涌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以致出现了许多中学生热衷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却不知端午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教师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时，可以将儒家的“孝”文化、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人格气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融入教学，这样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2、 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依然强调死记硬背，教师一味地让学生记忆历史时间、历史意义等，使得历史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因此学生往往缺乏学习兴趣。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文学典籍等开展历史教学，能够给学生呈现一种全新的课堂感受，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程朱理学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在讲程颐、程颢的主张时可以加入“程门立雪”的历史典故，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这样学生既能了解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历史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习效率。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策略

1、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传统文化储备

陶行知先生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一桶水”，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首当其冲要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为此，历史教师首先要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结合历史教材的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并努力将两者巧妙地进行结合。譬如教师在讲授孔子教育主张这部分历史时，可以选取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一些教育名言，让学生通过理解领会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来学习和巩固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教师还注重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平时多结合教材看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努力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此外学校也应给予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优化师资队伍，如为教师购置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也可以针对历史教师开展国学知识培训和竞赛活动。

2、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还是摆脱不了应试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视了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让学生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从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今后教师要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利用民族精神激励学生。传统文化中有着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当插入一些历史典故来激励学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插入“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让学生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中领略古人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气节，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可是当前的历史教学方式太过死板单一，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努力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方式改善教学效果，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中可以利用古典诗歌拓展历史教材的内容。古典诗歌犹如一部历史典籍，包含众多历史知识，对历史教材有着拓展和弥补作用，教师在历史课堂中适当引入古典诗歌，有利于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历史基础知识。如教师在讲授孔子的教育主张时，可以引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等名句来帮助学生理解孔子“学、思、行并重”的教育主张。其次，教师可以采取讨论法、演示法等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在讲授科举制这部分知识时，可以让学生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历史现象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4、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切实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教师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还要注重创设教学情境。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教师要认识到利用多媒体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性，通过视频、图画等资料来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将传统文化知识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献给学生，让学生在历史教学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这部影片以直观的形式讲述了孔子的一生，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引用了大量《论语》中的名言，教师在讲授孔子时就可以借助这部影片展开教学，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巩固和拓展历史知识，同时体验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次，教师要积极拓展第二课堂，通过开展一些课外活动来创设学习情境。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编排历史剧，历史剧的题材根据历史教学大纲选取，学生的台词则注重引用传统名言佳句，这样既能将传统文学与历史教学相融合，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高中历史教师要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意义，采取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学好历史的同时提升品格、净化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