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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认识到,外语教学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不能仅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来传授,还应该注意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除了教授英语的基础知识,还应运用英语的交际知识和交际规则来传授背景知识。
英语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的理解和使用都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依据,语言的这种文化载体特征决定了英语学习的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所学语言的文化。在教学中,即将所学教材内容包括句子、语篇、日常交际方式与文化背景知识综合地导入。
一、英语学习者所学文化背景知识的表现
学习者学习英语时,经常说出一些使英美国家的人难以理解的中国式英语,这是因为他们在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套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规则。由于文化的差异,有时用汉语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和翻译某些句子和词汇,往往是不正确的。以下是笔者在教学活动中,一些学生遇到的实例,可以体现出他们需要注意英语背景知识。
1.衣食住行。
快餐店在英语国家极为普遍,走到哪都会看到超级市场、火车站、娱乐场所、商业区、大学校园,在快餐店一般不必付小费,衣着趋向简单随便。但在许多场合有规矩可循,在正式的场合要求穿戴白领结的夜礼服,一般是在正式的舞会或特殊的宴会。付小费的风气在英语国家服务行业很流行。美国人喜欢庭院售物,每隔几年要处理一次家中多余的物品,为了方便买主,主人都用标签注明物品的价钱。
2.社交往来。
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间的称呼与我国的习惯相差很大,中国人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用“大哥”、“大妈”、“大爷”之类。这些称呼不适用于英语,用英语称呼时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一般直呼其名就行了,他们通常在问候时问及天气,有时只需通过点头微笑或挥手致意等面部表情或体态动作。就称赞的内容来说,话题很多,包括人的才智、表现、技能、仪表、装饰、家具等。英语国家中,客人一提出告别便马上离开显得唐突,如是宴请活动,客人吃完饭后马上告别更是不礼貌的。
3.非语言交际。
比如女士优先;外国人礼貌式的亲吻或拥抱;英语国家的人常用扬头动作招呼人过来;他们比中国人目光交流的时间长而且更为频繁;“围观”会使他们感到反感;在中英交往中,他们感到很不习惯中国人往往采取沉默态度;有戴戒指的习俗,等等。另外,中国人到英语国家后,总是感到人员稀少、地域空广,而他们在我国会感到住宅拥挤,他们非常注重领地观念,维护自己的隐私。
4.有文化内涵的词汇。
他们把“龙”视为罪恶的象征,来源于《圣经》中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狮子”(lion)被尊为百兽之王,“猫头鹰”(owl)却是表示智慧的鸟;在欧洲,“蝙蝠”(bat)是一种邪恶的动物,与罪恶黑暗势力联系在一起;“肥胖”(fat,stout),在我国,人们认为是富态、发福,但在西方,人们认为肥胖是不可取的,所以,肥胖作为形容词在英语中含有明显的贬义,在交往中应注意避免。
5.文学典故。
例如: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来源于《圣经》,是令人向往的乐土;阿基利斯脚肿(Achilles’heel)来源于希腊神话,指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希腊神话中有希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大力无比的英雄形象;戈尔迪结(Gordian knot)也是希腊传说,在英语中是棘手问题的意思;扑剑而亡(to fall on one’s sword)来源于罗马,古罗马人尚武,一旦斗争失败,很多人就触剑而死,现在比喻某人在灾难来临之时,勇于承担全部责任的意思;在希腊语中,尤利卡(Eureka)一词表示与创造发明者有关的事物,现在西方人仍喜欢使用此词;挪亚方舟(Noah’s ark)故事源于《圣经・旧约全书》,现在指避难所。当在教学中遇到这些典故,教师应该查阅资料,丰富授课内容,在讲解时有必要告诉学生故事的主要内容。这样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知识学“活”,而不是死记硬背。
以上几点是在英语学习中经常遇到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在讲课时如果能够以一定的方式传达西方文化,学生就更容易理解文章。
二、传授文化背景知识
英语课堂教学必须从实际出发,安排好教、学双向交流的每一个步骤,精心设计活动,这样,教师就会对班级的情况一目了然,对学生的差异心中也会有数。教学中,教师应该围绕课堂教学目标与教材内容,计划一堂课应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教学活动,调动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以达到双向交流的目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1.教师要处理好教学内容、方法和技术手段。
教师本人应注重提高个人的西方文化知识的素养;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生动丰富的教学语言,科学文化素养、能力素养;要把教学活动能力、课堂管理能力和知识传授能力有机地相结合;以及要更新拓宽知识体系,扩展教学视野,扩充信息储存量,更新知识和教育观念;必须掌握所教课程的相关知识,及时洞悉新信息,指引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到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
2.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文化背景知识分门别类,围绕教学核心内容授课。
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比较的方式把教材涉及到的内容分为几大类。衣食住行方面,包括:用餐、租房、吃饭礼仪、交通、学校、衣着、购物等;社会交际方面,包括:问候、介绍、致谢、宴请、送礼、约会、告别、交友等;节日庆祝方面、有文化内涵的词汇、非语言交际方面等也可以给学生作总结,使学生在习得背景知识时具有目的性。
3.外语习得中背景知识与共有知识的互动。
在外语习得过程中,学生需要重视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应借助共有知识的帮助,而背景知识和共有知识可以通过母语的积极介入发挥作用。当最初见到一个句子时,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工具书、翻阅有关参考资料等,背景知识的习得是学生所接触课本时必然碰到且必须掌握的知识,这就要培养学生有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能够借助已有的英语知识解决学习中的新问题。
4.教师在授课时应寓教于乐。
学习英语语言的目的在于应用英语,而在我国学习英语的难题之一是缺乏语言环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竭尽全力为学生创造英语氛围,并采取寓教于乐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和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提高其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并加强记忆。我们可以利用课内或课外活动时间采取几人对话、歌舞表演、英语竞赛、看英语录像、猜词句游戏、模仿名人演讲、学习西方成语、谚语、文学典故等多种形式,为他们创造学习环境,使他们在活动中学习。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英语环境,营造英语气氛,使学生能够感到他们的确处在真实的英语环境之中,能够尽量在此环境中用英文进行思考、学习。营造文化背景知识氛围包括外部氛围和活动内的语言氛围两方面。外部氛围包括在教室内外张贴英美学生的照片、外国风景画,经常放英文歌曲,常让学生观看外国人生活及活动的影碟等,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邀请外国专家、学生与本校学生进行联欢。活动内的语言氛围,包括给每个学生起一个英文名,可以让他们在英语活动中体验到自己“确实”在扮演外国学生;在安排英语活动时,充分考虑英国、美国的风土人情等文化特点;在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应更多地、大胆地、流利地使用英语。
5.教师要激发学生对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兴趣。
激发兴趣有助于培养良好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初学英语时,大多数学生出于新鲜好奇,对这门课颇感兴趣,愿意了解很多国外的新鲜事物,此时教师若因势利导,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利用图片、幻灯、多媒体、实物、影片等作教具进行直观教学,教唱英语歌曲、讲解西方文学典故的小故事,可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情趣盎然,使学生觉得英语不是完全靠死记硬背,则教学效果显著。
东西方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认为,在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应加强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这样才能使基础知识掌握得更扎实,也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英语思维习惯,学会用英语来思考问题,把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有效结合,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以达到英语教学的目的,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综上所述,了解英语的文化背景,为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价值观念等,把英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及日常行为与自身文化中的相应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对彼此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李建夫.外语习得中背景知识和共有知识的互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声乐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对生活现象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声乐是在人基本情感下产生的,人的思想感情是声乐教育的基础条件与核心内容,展现着具体社会的发展形态与特征,反应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与素养,哲学当中有具体的声乐教育理念,长期都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使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想要更好地促进声乐哲学教育的发展,就要实现马列主义对其教育思想的指导目标,根据马列主义思想观念与方法,对教育做出全面详细的经验总结,并能将其进行分类、整理、融合,完善,提高基础知识理论层次与价值,以科学发展观进行哲学声乐教育,能有效规范教学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从而保持声乐教育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一、声乐教育的审美哲学
声乐审美哲学教育核心是情感教学,它重视声乐的价值,强调的是教育的创新思维,在教育过程中,审美教育的具体行为活动,要加强情感与心灵上的沟通,这对于审美力的提升至关重要。音乐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情感作用下产生,赋予音乐不同的思想。目前,我国各院校的声乐教育仍然处在传授基础音乐理论知识的层面,教育观念比较传统封闭,在教育方法中,整体比较僵硬,知识的传授度不高、形式也不灵活多变,对于这种现状,相关院校的声乐教育在融合哲学思想时,要全面打破当前单一的教学模式与知识枯燥、僵硬的教学方式,应加强情感教育、情绪渗入、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以及强化知识技能等,开展综合性教学工作。声乐的审美哲学教育的特点是人的思想感情与内心情绪的统一,将审美哲学理念运用到声乐教育中,能使原本领悟性音乐向情感审美方向靠拢,并在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模式,师生之间共同将自我情感投入到声乐实践中,体现声乐教育中的哲学审美特征。
二、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
多样性的哲学文化声乐教育,对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推动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发展。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中,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学、文明学、精神理论等内容,也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完整的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体系,体现出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价值。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声乐教育的多元性文化也随之不断在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现代社会积累了独特的、永久的、无价的、自然的音乐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个味与风韵内涵。但在当前声乐教育体系中,教学越发透明化,会明显发现教学已经全部倾向于西方文化,无论是教学观念还是内容及模式,都已越来越开放,这种态势并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现象,声乐教育在与文化哲学进行融合时,强调教育模式的多元性,学校也应积极拓展教学格局与教学内容,重点培养学生对国际音乐的理解,构建全球音乐整合体系,对不同国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种类的音乐,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解释。学校要充分将哲学中统筹兼顾与多样性的思想应用到教学当中,全面培养师生对多样性音乐的乐感,制定多元化的教学方案,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音乐领域及视野,从哲学文化的多元角度出发,在对民族音乐全面掌握理解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提高国际声乐互动能力,让学生掌握不同声乐文化的本质与规律。
三、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
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完全脱离了审美哲学与文化哲学教育的限制,将哲学实践当中的社会教育观念融合到声乐教育当中,能进一步推动声乐教育的发展,声乐实践哲学教育注重的是创作、创新能力,体现声乐的内涵与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当前声乐教育来说,很多声乐教师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忽视了其他艺术素养及能力的训练,教学目光较为短浅,关注并重视学生现阶段的整体成绩与综合表现,这种教学模式是大部分院校声乐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完全违背了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根本宗旨,与其观念背道而驰,声乐教师必须要转变这种不利现状,让声乐教育整体满意认可,才能真正实现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发展目标。因此,声乐教师不仅要在声乐的审美基础融入文化哲学教育,同时还要在声乐的创作上,强化实践哲学教育,充分注重学生主观感受与实践过程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业声乐人才。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核心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核心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1].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着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着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着,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着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着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陈硕
指导教师:黎英
福建省南平市滨江中路447号A座904#室
35300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明亮的灯光下,我轻吟着《论语》。精炼的语句琅琅上口,它象一支美妙的乐曲使我沉醉其中……。
初识《论语》是在新华书店里,吸引我的是古香古色的封面。无意间,看到其中的内容,虽然读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那有着独特韵味的句子,令我感觉到里面蕴涵了不少的哲理。买回家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虽然有译文的帮助,但我仍觉得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含义。
与《论语》结为良伴,是在六年级上学期,老师要求我们背诵三章节的《论语》。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论语》的‘魅力’何在?,为什么连老师也要求我们背诵?”。带着这些大大小小的问号,我又拿出了“尘封已久”的《论语》,并制定了一张计划表,每天不要多背,一页就可以了。重要的是领悟其中的奥妙。于是,每天清晨,我家的阳台上就多了一个小女孩大声背诵《论语》的身影。时间一长,我便发现《论语》中的句子十分简洁明了,而且表达的中心思想都十分突出,令人深思。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二、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的含义
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以“教书育人”为终极指向,主要针对的是当今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因单纯注重学科成绩的提高而形成的注重识记、缺少理解、疏于运用的枯燥低效现状,力图创建“有趣、有用、有意义、有法、有序”的“五有”教学境界,达到“真知、牢记、活用”的有效教学目的,使学生在以联想为主线的语文学习中获得认知和技能的训练,拓展思维的深度、广度与灵敏度,得到思想情感的熏陶,最终实现不断提高语文素养,培养思辨力,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的目的。
语言文字既是思想情感的承载体,也是突出语文学科特征的必由之路。语言文字既是抽象概括的,也是形象具体的,每一个语言符号个体都有其独有的思想和情感的内涵。语言文字具有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特点,汉语言符号在其发展历史中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同一个词语由古至今,有的保留了原意,有的则产生了语义的扩大(如“江河”,古时专指长江、黄河,今意泛指各种河流)、缩小(如“臭”,古时泛指气味,今意则多指不好的味道),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变化(如“经济”,古时指治理国家,今意则多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也会有所不同,词语的不同组合方式表达着不同的语义内容,其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语境之间都有着特定的组合规律与意义,尤其汉字的音、形、义之间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只有通过联想的方式,根据语境的不断变化,把握语词的彼此联系和变化规律,才能有效地进行丰富多变的语义理解、记忆与表达;也唯有如此,才能走出语文教学僵化、孤立的误区,将中学语文教学带入有意义学习的至境。
三、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
该模式的基本操作程序是:辨义定点―联想拓展―归纳建模―知行合一。
1.辨义定点。这一步骤是对学习材料进行初步分析,突出为联想思维“找起点”。学习者首先要根据具体语境,对学习的语言文字材料作词语概念和句意内容上的意义辨析,初步确定其具体语义所指。词语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语言里均凝聚着各自丰富的文化发展背景,且与思维发展关系密切,除了语言学家,很多哲学家都对词语与意义做过大量的分析、论证,海德格尔甚至就此说“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中国的国学研究历来也特别重视“小学”(即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的作用,现在的语文教学重字词识记,轻词义理解,造成了很多因概念模糊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因此,本模式结合语言学科性质,特别重视对词语与意义关系的解构与建构。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辨义定点,就是首先确定问题,如现代文阅读要求回答文章某些段落中某些内容的作用。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辨义定点,就是首先要详审命题要求,对相关概念做出初步判断,确定准确的立意。
2.联想拓展。这一步骤是以学习材料为起点,主要运用演绎思维,突出将联想思维“放出去”。具体做法是根据学习材料的意义所指,分别对其进行相似、相反、相关、相合等方面材料的联想拓展。学习初始阶段,教师应周密准备,示范引领。此目的在于确保联想链的广度、深度及准确度,以使学生能够为逐步建立有效的联想体系奠定基础。这个环节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旧有知识的积累,在已有知识和学习材料之间建立有效的联想链。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联想拓展,就是联想已做过的类似题型。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联想拓展,就是根据立意进行联想,一是要联想能体现立意的相似、相反或相关的已知事例;二是要联想已知的各类议论文行文结构,确定可以参照的范式。
3.归纳建模。这一步骤主要运用归纳思维,对联想材料进行相同点和差异点的归纳总结,强调联想思维的“收回来”。“放出去”是为了借助联想思维寻找与学习材料的契合点,但若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散乱无序状态,故还特别需要能“收回来”,使联想思维以提高对学习材料的意义理解为主线的能放能收,收放有法,收放有序,收放自如。这一步首先要求学生对联想到的其他材料进行辨析,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四种联想类型。然后,将其与源学习材料进行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反复比对,寻找、体会其共性规律与差异之处。可以指导学生用关键词的方式列出联想思维导图,将联想链用图表的形式简约化,可以减少文字信息的繁杂程度,便于观察、分析、理解。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归纳建模,就是通过对此前多个同类型问题(均可归为“作用类”)的设题方式、解答内容和赋分情况的归纳,概括答题题模为:看本义(写了什么)、看人物(分别对应读者、作者、主角、配角)、看主旨(提示主旨)、看内容(丰富内容);看文题(点题、呼应等)、看上文(与上文的联系)、看下文(与下文的联系)、看手法(表达技巧)。为便于记忆,可概括为内容层面的“本、人、旨、丰”和结构层面的“题、上、下”以及技巧层面的“法”。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归纳建模,就是对联想到的各类事例、结构作分析,最终确定最佳的材料和结构,列出结构提纲。平时可以总结几种典型的结构模型,比如全文分五个层次、三个主体段的“五段三分法”,主体段突出“点例析”三个要素,开篇练熟“由彼及此引入法”等。平时还要以“点例析”为主线,特别注意多搜集各类的观点、事例素材和分析方法(思维模式)。积累得多,联想链接建立得就丰富广泛。
4.知行合一。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学习的有用、有意义,强调联想思维的“用得上”。此步骤要求学生回到源材料,将探寻、验证的学习结果和源材料一同记录下来,牢记探寻到的学习结果(这时,教师也可以指导学生适当运用联想记忆法增强记忆效果),与课内外其他学习、运用的情境相结合,达到活学活用的最终效果。可以当堂在新的语境下练习运用,也可以在其他语境下运用。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知行合一,就是根据答题题模来理解本题,并据此来完成其他类似问题。还要特别提示学生要积累文本的思想情感,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实际。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知行合一,就是将确定的观点、结构方式和论证方式运用到自己的语言理解与表达的实践中。
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四个操作程序间可以视具体教学语境而组合,示意图如下:
四、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运用的要点
对师生的知识积累要求较高。联想的前提是要具有对重要概念的较为准确深入的理解、较为丰厚的知识储备和较好的思维品质,需要师生能迅速、有效地建立起新知与旧知之间的链接点,这样才能保证联想式教学的顺利实现。
教师要随时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对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联想法,并随时监控、自省联想链的拓展深度、广度和时间分配,力求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通过联想链接,积极主动地在学习材料与自己的已有知识之间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五、对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运用体会
(一)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教学的特点
语文学科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具有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性和承传人类文化的人文性。语言文字与思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联想作为重要的思维形式,贯穿语文学习始终。联想能力的提高,内化于思维能力,外显于语言文字水平。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以联想为主线,对训练语言理解与表达、训练思维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五有”教学情境的构建,有意义的语文教学对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也有促进作用。
(二)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操作性较强
以往的联想式教学方式若处理不当,易流于杂乱松散,“放出去”了,却收不回来,极易造成“跑题”,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有序化思维,也不利于教师的实践操作。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依据四个教学阶段设置教学流程,便于操作,有序性和有效性都较突出。
(三)有利于构建“五有”原则下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
借助联想式教学,通过对词语意义的理解,有助于发现抽象、概括的语言文字符号中的形象性特征,展现语文学习的理趣、情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强化理解、记忆效果,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有助于有意义的语言教学和有意义的人生启悟,使学生得到思想情感的品德熏陶和思维品质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有“法”可依、事半功倍的语文学习,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学习境界;有助于避免杂乱无章的学习,使学习材料的呈现与教学过程具有循序渐进的逻辑性,也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运用。
(四)有利于实现真知、牢记、活用的有效教学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长期大学英语教学的过于注熏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实际情况?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教学与语用能力关系的分析阐述了英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必须相结合的重要性?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教学经验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过于注重对语言形式(语音、语法、词汇)的讲解传授?而较少结合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语言教学。美国著名语言学教授MaryFinocchiaro把培养学生识别文化异同的能力列为外语教学的五项重要目标之一?除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对两种文化异同的敏感和识别能力。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
1、语言表达文化。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水融?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美国已故的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罗常培?1996)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语言传承文化。
2、文化促进语言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单靠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是不能很好完成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柏默(L·R·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罗常培?1996)只有把语言符号和语意指代联系起来?通过文化这座桥梁连接?才能弄清楚某个语言符号和某个语意指代之间的关系。例如?left—handedmarriage其字面意思是‘左手婚姻’。不了解文化就很难理解它的意思?这一词来源于德国婚俗。按照日耳曼人的婚俗?王室贵族的婚姻必须是门当户对的。但到了中世纪?王室贵族与平民的联姻越来越普遍。在正常情况下?婚礼仪式上男方总是会向女方伸出右手。但在贵族男子与平民女子的婚礼上?男方却向女方伸出左手。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17和18世纪。因此门第不当的婚姻往往称为left—handedmaraage(庄和诚。1994)。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二、文化教学与培养语用能力的重要性
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必须重视语言的交际能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语言的社会运用能力。单单学习语言材料是不够的。要想真正理解这些材料?还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使用它们。交际能力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①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②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③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④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⑤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i只。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交际错误可以分为两种?语法错误与语用错误。现代外语教学观点认为后者更为严重。沃尔夫森(M?Wolfson)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比较宽容。与此相反?违反说话规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戚雨村?1996)这后一种情况又被称之为社交——语用失误。它主要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际中出现的语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语法形式掌握得越规范?就越容易引起误解。语言知识只能指导人们表达出形式上正确的句子?而语用能力则指导人们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话语。综上所述。外语教学目的最终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
三、大学英语教学中掌握和运用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
1、教师的课堂教学把隐含在语言深层的文化因素自觉地提高到有意识的层面上来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好的母语和特定外语的文化知识?具备双重文化的理解能力?即对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理解能力。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比较鉴别的方法?使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异族文化之同的差异。比如?在教《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的Unit4‘FiveFamousSym?bobofAmericanCulture。(郑树堂?2003)一文时?教师在给学生介绍美国文化的五大象征肘。可以对比中国的几大文化象征?如?龙?长城、瓷器、儒家思想等?这样?学生便能更加容易而深刻地掌握两国文化的不同。
2、在课内创设更多的情景?灵活选择和综合运用mlrp岫。groupdiscussion?p8irwork?simulation?seminar方法?鼓励学生结合特定的语境大胆的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联系?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
3、充分有效的利用图片?幻灯片?看原声电影等辅助教学手段。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大都配有先进的语言实验室?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电影、电视、cD光盘等直观教具。电影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手段之一。还有专门介绍社会风情的记录影片?这些对学生了解文化背景十分有益。大部分电影或电视的内容本身就足一种文化某个侧面的缩影?如电影‘刮痧)?讲述的是移民美围的一家四口。爷爷按照传统的中医疗法为他刮痧治病?结果被美国医生控诉其父虐待自己的孩子?使他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此片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无疑是一堂生动的文化差异教育课。电影里语言材料自然非常丰富?因此学生在观赏能够直观的学习语言?并且观察不同演员的姿态、表情?动作等非语言的东西?这些也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可或缺的。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