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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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变迁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国通货膨胀二元分化现象主要有三个效应导致，分别是技术进步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和缺口效应。1.技术进步效应。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品价格之间的资关系非常复杂。当前的生产率提高显然会导致PPI的增长，这是由于中国在技术上的劣势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决定的，因此依靠从工业化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生产。但主要的引进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转让以及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将拉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从而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通过对国外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分解研究，专利转让等方式进行吸收，再投资，以收购技术，以此提高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拥有新技术产品的投资，但是这样会导致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的局面产生，提高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价格。工业类投资领域产生的这种“潮汐现象”。将导致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并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引进造成的变化制成品链的价格指数技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投资，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增加—上游原材料价格—新兴的工业成本—工业价格。2.国家控制力效应。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很大，更容易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集中发展这些技术引进的部门。此时大范围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呈现良好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和生产的规模效应使生产的成本降低了，这会减少部门产品价格水平的波动，并且还会产生价格水平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来看在短期内，产出均可以被国内的需求吸收，进行技术引进的部门会因此获得大量利润。与技术引进部门不同的是向农产品生产部门这样的非技术引进部门在向社会提供最终消费品的同时还向技术引进部门提供中间产品。此时非技术引进部门在资本和政策环境均不如技术引进部门的情况下，缺乏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短期内，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可以满足技术引进部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因此该部门的价格水平波动不会很剧烈。从总体上来看，技术引进部门良好的发展态势掩盖了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缺陷，宏观经济整体上会显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3.缺口效应。引进新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势头依然很快，产量的增长也非常迅速，因此潜在的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满足该部门的供给，将有可能通过扩大海外市场通过出口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但通过出口起到的作用有限，由于供给大于需求，所以导致这些部门的产品价格比较低。此时，从经济的宏观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仍然由这些具有新技术的工业部门带动，但农业部门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与工业部门的低价格的现象并存，因此产生了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衡量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以及波动水平，需要由各个部门之间价格水平变动的强弱来决定。随着落后国经济的发展，技术引进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发生。每一轮技术引进都会交替产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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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通货膨胀中国经济论文

一、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

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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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通货膨胀的分析

1、通货膨胀的定义及其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体上可分为“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由于货币过度供应引起的。“过度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和劳务”。“物价派”主张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定义通货膨胀。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当达到充分就业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没有增加产量和就业的作用，物价便随货币供给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涨。

两派分歧的实质在于对物价上升原因的解释。我们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模型”来理解货币和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假设市场是一个天平，货币是天平的左边，物价是天平的右边。当市场上货币量超出实际需要货币量时，大量的货币追逐一定的物品，物价就会上升；当市场上货币量一定时，由于物品供给的减少，也会使物价上升。实际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区分，前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绝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绝对通货膨胀。后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相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相对通货膨胀。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从货币和物价两个方面去探索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货币流动性泛滥。2006年以来，货币流动性过剩状况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内外经济失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以及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原因，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中，内需一直是不足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是靠大量的基础投资和迅猛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在我国强制结售汇体制下，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并且累积下来导致了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今年前6个月，累计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庞大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不断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作用之后，市面上创造出大量的可流通的存款货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多，流动性过剩。②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年间，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在增长。税收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福利开支却出现了相对下降。政府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机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投资的冲动很大。

（2）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当前我国物价水平不断上升，有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①国际方面的影响。自2005年中期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波快速上升的牛市。

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需求大增，导致矿产资源供给吃紧。以铜为代表，有效突破3000美元/吨的历史高价后，更是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内创下8825美元/吨的天价。由于战争、限产等原因，石油价格也持续走高，一度达到80美元/桶的高价，高盛等美国著名投行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油价会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生物能源替代政策等使得国际粮食减产，面对没有减少的需求，国际粮价也持续走高。种种原因造成的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通过进口成本传递到国内市场，引起同类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②国内方面的影响。定价权缺失是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在价格上没有主导权，一来有国家限价，二来本身进入门槛较低，秩序混乱。农副产品价格每上涨1个点，其结果是农资产品上涨几个点。绝对来看，好像价格上涨了，农民增收了，其实是由于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增加速度，所以反而是辛苦了一年，回头一算，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两种局面：产品生产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水平的内在因素，粮食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成为粮食价格上升的内在动力；农民开始考虑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不再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进城务工，农田抛荒比例明显增大，从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导致产不足需。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表现为稳定的、缓慢的上涨，即温和的通货膨胀。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在实际生活中，又区分为两种表现：一是在实物资产方面，表现为货币的相对过剩；二是在金融资产方面，表现为绝对过剩。因而在投资策略上也要分别对待。

二、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又可以视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投资机会。这种投资机会分布在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实物资产方面主要是实物资产供给不足，金融资产方面主要是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太多。可以针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1、实物资产的投资策略

认清了上涨的本质在于供给不足之后，有助于我们制定明确的投资策略。

以铜为例。1992年以来，我国铜消费量激增，年均增长率15.16%。2002年消费量414.04万吨，占世界铜消费量1495.65万吨的27.68%（四分之一多）。已经超过美国（237.24万吨）、日本（116.39万吨）和德国（106.34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建国以来我国矿山共生产铜1113.94万吨，1999～2002年矿山产量在52万吨～59万吨之间徘徊，加上国内每年回收30多万吨废铜，国内原料生产的铜的供应量约85万吨～90万吨/年。以2000年的消费量239.5万吨为基数，假设从2000年到2020年间，我国铜年均消费增长率为10.0%，2010年的届时需求量约410万吨，2020年约665万吨，20年间累计需求量为8710万吨。2010年国内原料生产的铜，只能满足需求的20.49%，2020年为13.53%，供应严重不足，矛盾日趋扩大。像铜等矿产资源，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产品，生产投资周期长，可替代性差，如果发生短缺的现象，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它们的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就算因此而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政府和企业也只能接受而不可能违反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强硬措施。因而对于此类的实物资产投资，可以买入并长期持有至市场基本面发生改变为止。而像大米、猪肉等粮食，玉米、棉花等农产品，增加供给是一件不算很难的事情，因而，假如要对它们进行投资，只能是看准时机，快进快出，获得市场波动的价格差。

2、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

在当前的通货膨胀下，由于我国的低利率政策，实际上大家手头上的货币是不断贬值的。因而，不管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是高收入家庭，保值增值成为了大家的一致共识。

从资金层面实现保值升值的途径无非是储蓄、住房、证券、保险、外汇。目前储蓄率持续低于CPI指数，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预期当中，因而储蓄、外汇基本上不会成为大家的投资选择，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保险只是备万一之需，解决意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涌入住房和证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住房受到了政策打压而且高企的房价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范围的情况下，面对火爆的股市，储蓄进行搬家便成为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途径，股市的“疯狂”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解释，这种预期一旦形成，这将是一个过程，不会是短暂的结束。人与人、货币与资产之间的博弈生生不息的进行下去，直到预期改变为止。这场博弈在当前，主要表现为房价的高企并顽强上涨，股市的火爆并不断创出新高。在实际情况中，尽管房产价格高到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之上，供过于求（相对而言，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有效需求不足），股票价格远高于其内在价值，资产证券化率达到了100％以上，市盈率偏高（高出成熟市场一倍以上），但是，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博弈才刚开始，或者说是才开始不久，更精彩的在后面，后面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

但我们还是要明确一点，这场博弈的起点是大家的保值增值预期。如何保值增值呢？只有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享国民经济的成果才行，做到这一点，惟有投资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蓝筹股才能实现。因此，博弈的重点是有价值的蓝筹股，而不是大多数人所喜爱但不适用的垃圾股。

地产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其牵涉面较广，又时刻会遭遇政府的大棒，作为投资对象来说，谨慎乐观对待为宜。

三、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超出一定程度后的通货膨胀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因而在对待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国家一直保持比较艺术的态度。既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又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就有进一步发展至恶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就是要规避政府出台措施治理通货膨胀而带来的不利于投资的因素，同时发掘伴随之的新的投资机会。

对于实物资产领域对通货膨胀的贡献来说，治理起来相对简单，说白了就是要增加供给，比如现在的加大生猪繁殖，保障猪肉供应。而金融资产方面，很多变量不易统计，而且政策还有滞后效应，因而，调控的重点自然就在金融资产构成的通货膨胀方面。

这方面，调控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缓解和疏通流动性泛滥问题，政府已经采取加息、QDII、发行特别国债和人民币升值等措施，但这相对于当前的状况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循着上述提到的核心指导思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结合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政府有可能推出以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多次调整利率水平，最终使得实际利率为正并保持一定的正值

2、利用财政政策（减税、提高公共消费支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居民消费

3、加大农业直补力度，保障农民收入

4、加大大盘股（央企为主要代表）发行力度，扩大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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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剔除商品期货的季节性因素

本文实证中，选取的商品期货品种为黄大豆，因为黄大豆这一期货品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数据较多;另一方面，黄大豆受到国外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小，更易与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建立关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货价格中的季节性因素。

3、建立回归方程

得到了相应的平滑数据，即可对核心通货膨胀与平滑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以证明其预测性。至此，准备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为将处理后的价格数据与相应日期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进行回归。因此，可建立滞后一到五阶的回归方程。对于滞后阶数n的确定，利用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对不同的n值，分别比较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较小且拟合优度较大的n值为佳。

4、实证结果

经实证，当回归方程自变量是滞后阶数由1到5时，拟合优度要小于六、七、八阶滞后，AIC值大于三、四阶滞后，结果差强人意。且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很差，证明有不甚合适的变量混在其中，由于进行比较时是将滞后阶数逐渐递增，因此推测是一阶与二阶滞后，甚至三阶滞后变量不合适。因此，将一阶、二阶、三阶滞后相继剔除，结果确实有所改善。从上述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货膨胀外，还有诸多对价格变动影响较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时，过多的滞后变量也会引起共线性问题。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核心通货膨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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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1］贺力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2

［2］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世界经济.2001；4

［3］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4

［4］王学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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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Q分解与Cholesky分解的矛盾

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作用一样，是用于识别(1)式var模型的结构式模型而假设的识别条件。只是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具体含义不同而已。这个假设表明ε1t在当期对yt有一个影响效应，同时又通过b21的间接效应对πt也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而ε2t对πt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但yt对却没有间接的影响效应，因为Cholesky分解假设：b12=0。这实质上是不同于BQ分解的。BQ分解所假设的是ε2t对yt的长期影响效应为0，而不是假设ε2t对yt的当期效应为0。所以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上是用最简单的二维模型的情况来证明的。将其推广至多维模型需要一些技巧。证明的关键在于把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条件联系起来，表明它们的矛盾冲突。上面证明的思路是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入Cholesky分解，但是在n维模型的情况下，由于B-1矩阵不能像二维时可以很容易的求解出来，所以要把思路转变为在Cholesky分解的基础上引入BQ分解。因为Cholesky分解条件最终所形成的B矩阵是一个上三角矩阵，所以B-1也是一个上三角矩阵。然后把货币供给冲击ε2t排列到εt最后的位置，再进行(12)到(14)式的步骤即可证明。既然Cholesky分解不能被用于解决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那么，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这个困难时，当如何解决呢？之所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要引入Cholesky分解，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所以才盲目地引入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只是不知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同时使用。而人们之所以一定要采用BQ分解而不是采用Cholesky分解，就是因为BQ分解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假设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货币对产出的长期效应是呈中性的，而对通货膨胀却是主要的动因。因此，当把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定义为产出中性的通货膨胀时，(5)式所代表的BQ分解的条件就是这种趋势分解方法关键的核心。所以引入Cholesky分解而造成的BQ分解的失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三、校准：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多维BQ分解都能幸运的解出实数解，那么当遇到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时，应该怎么解决呢？校准是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校准本是为DSGE模型结构性参数估值的通用方法。文章破例将其用于多维BQ分解的应用中来解决其无法正常求解的难题。当然所校准的未知数个数不宜太多，主要是由于：一是并非所有的求知数都可以被近似地校准为某个弹性；二是用所校准的估值毕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应当尽量减少校准的个数，在必要的几个校准估值的基础上，结合BQ分解条件和其余的有效方程，能顺利地解出d(0)有意义的实数解即可。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其研究选用的仿值，既可以查阅各种有关弹性的文献研究，比较并选择一个最合理的结果作为校准的估值；也可以采用文献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亲自用更新的数据重新估计而得。这种方法虽然繁琐，但比较精确。最终采用哪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与目的而定。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文章采用四维var模型来验证多维BQ分解的困难，并检验校准的方法在求解这个难题以及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的可行性。模型所用的数据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中yt是2002年1季度~2014年2季度的GDP的数据经对数、除季节性趋势和时间趋势调整后的序列（产出序列与CPI指数，利率和汇率序列存在着协整关系。而构成的var模型的变量之间要求不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模型不平稳，估值不准。简单的处理序列是不能除去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再差分并扩大100倍的序列。πt是同期CPI的月度同比数据，经季度调整后，再对数、差分并扩大100倍的数据。rt是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3个月（或90天）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经季度调整、再经CPI调整并差分后的序列。ext是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的月度数据经季度、CPI调整后再差分并扩大10倍后的序列。假设它们均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随机冲击的影响，即分别是来自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或相对劳力生产力冲击ε1，来自需求方面的货币供给或实际货币余额冲击ε2，以及来自国际的进出口贸易冲击ε3和某种随机冲击ε4。经检验，yt、πt、rt、ext皆平稳，构建形如(1)式的四维var模型。经过AIC和SBIC检验表明，其最佳滞后除数为1阶。用Stata软件估计，稳定性检验表明所有单位根皆在单位圆内，因此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稳定，存在唯一移动平均表达式。实践表明，采用文章的数据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MATLAB软件也是无法求解的。因此我们采用校准的方法来辅助求解。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国M2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1.139（王亚琦，2012）到1.66（汪红驹，2002）之间，研究取易行键(2006)的研究结果为1.3，所以d12(0)＝0.7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文献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肖志兴(2012)认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弹性仅为0.038。而龚曙明(2010)认为，2001－2007年技术进步的平均贡献率为58.04%，权衡各个方面，我们采用苗敬毅(2008)的结果，其用半参数模型测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0.1739。所以文章将校准定为0.17。马树才等(2009)以现代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其结果表明，相对劳动生产率进步对人民币汇率的即期效应为-1.65，货币实际余额对实际汇率的即期效应为0.75。所以文章的校准d41(0)＝-1.65，d42(0)＝0.75。曹阳(2004)实证研究了我国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为-1.478，因此文章的校准d43(0)＝-0.68。文中的分析一共校准了5个参数，在此基础上，其余的未知数皆可顺利地解得。所以d(0)可知，εt和d(k)也既可求得。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可得。表1比较了通货膨胀πt与按校准方法获得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的数字特征。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这说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比较小。直观上符合实践对它的要求。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高度相关，其p值为0，非常显著。

从图1可知，从2002年（172期）以来，我国通货膨胀一直都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上个十年的初期，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反映了对应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特征，在低位波动。到了2007年（188期），为了应对受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和国内房地产等行业的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以在2008年后，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开始大幅下降，后来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所以在2009年（196期）后核心通货膨胀又开始大幅的上升，之后则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个剧烈波动的时期，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总是保持着与通货膨胀一致的波动趋势，并且小于其波动。由下面的检验可知，核心通货膨胀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该核心通货膨胀是实际通货膨胀的前导，是它的核心趋势。所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是平稳序列，将其转化为与CPI指数相似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Core指数）并检验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的检验表明，Core指数与CPI指数存在一阶协整，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趋势。然而，Core指数与货币供给m2没有协整关系，其trace值小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Core指数却与m0一阶协整。其trace值6.61小于临界值6.65，不能拒绝存在一阶协整的假设。因此所得到的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分别具有相同的趋势。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货币供给m2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这说明了以往的货币供给能够解释Core指数的后来走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行的货币政策大致上推断出今后的通货膨胀的主要的核心趋势。检验也表明了CPI指数不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相反Core指数却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这恰好符合了理论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基本要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作为对实际通货膨胀主要趋势的预测而被提出来的。所以Core指数应该能预测和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不是CPI能预测Core指数的未来趋势。这样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Core指数必须是CPI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不能相反。而驱动Core指数的应该是由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货币供给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计量检验恰好证实了Core指数所应该具有的理论特征。所以通过校准BQ分解的方法所得到的Core指数本质上符合理论对它的要求，是一条合理的核心通货膨胀。因此，校准作为多维BQ分解无法正常求解时的备择方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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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参数估计

我们使用混合频率(每日及每季度)的数据集，①目的是利用每日股票收益率预测季度产出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本文使用(最优频域滤波器)过滤过的及原始的道琼斯工业指数(DJI)日收益率来预测美国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我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5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我们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1)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51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每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都被计算以方便不同预测模型之间的比较。类似地，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预测新加坡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采用的日股票收益数据为198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海峡时报指数(STI)，我们同样选择了三对样本内回归区间及样本外预测区间:(1)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样本内回归区间:1986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样本外预测区间: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1.频域滤波器Ouliaris和Corbae［14］提出了一种新的频域滤波器(简称为FDF)，该滤波器可以提取水平时间序列中的周期性成分，并且能够轻松地处理时间序列的随机及确定性趋势(对平稳序列显然)。通过一系列的蒙特卡罗实验，利用数据生成过程如美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发现该频域滤波器相比流行的时域滤波器(HP滤波器及BK滤波器)，其均方预测误差要低得多。此外，Ou-liaris和Corbae［14］建议的频域滤波器相比Mari-anne和Robert［15］以及Hodrick和Prescott［16］分别提出的BK滤波器和HP滤波器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它只需要我们设定一个商业周期的区间，而不需要设定任何参数。以本文为例，我们提取了6—32季度(即1.5—8.0年)区间的产出成分，或者等价地，395.0—2088.5天区间的每日股票收益成分。2.参数估计MIDAS方法关键的一步在于估计MIDAS权重函数式(2)及式(3)当中参数(θ1，θ2)的值。参数(θ1，θ2)不仅决定了MIDAS权重函数的形状，而且同样决定了式(1)中所包含的滞后项数目的多少。本文试图从“预测”(Forecasting)及“实时预报”(Nowcasting)两种情境下分别估计(θ1，θ2)。限于篇幅，我们仅使用如下包含指数Almon权重函数的AR－MIDAS回归方程。将表1中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代入Almon权重函数，就能得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Almon权重与滞后日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在“预测”情境下，我们利用式(5)AR－MIDAS模型得出参数值(β0，β1，β2)及(θ1，θ2)估计值，如表2所示。

三、预测分析

我们考虑如下的MIDAS预测模型:。其中，Yt代表名义或者对数差分化后的产出增长率。Sqt(Sq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且经过如式(4)或者式(5)的“季节反应”处理，即乘以因子(1－^β1L)以剔除“季节反应”(下同)。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Sfd1(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后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我们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预测，且在每种情境中选择以原始季度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作为我们的基准模型，例如，式(6)为“实时预报”情境下的基准模型;式(7)为“预测”情境下的基准模型。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因为季度股票回报率数据与产出增长率及数据处于同一频率，因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其对后者进行预测;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加总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季度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高频股票回报数据是否包含任何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用的信息，且是季度股票回报数据所没有捕捉到的。同样地，使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我们检测MIDAS方法的有效性，即使用MI-DAS权重函数对高频数据进行加总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对预测有用的信息。此外，通过比较FDF日股票回报率(即使用频域滤波器过滤后的日股票回报率)与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在剔除了超高频的噪音以及可能的季节趋势之后，我们的预测结果会不会比原始数据来得更好。我们将对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率的预测结果列示在表3和表4中。我们分别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计算出每一个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并且除以每种情境下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以便比较。另外，从数据部分的介绍可知，我们所采用的样本外预测区间分别为h=8，h=16，h=24。

1.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原始股票回报率以及经频域过滤器过滤过的日股票回报率对预测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作用十分微小，计算出的均方预测误差(MSFE)与基准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比值都大于1，说明我们所选取的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比基准模型要差。同时，在“实时预报”与“预测”情境下，我们很难甄别以原始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式(8)与式(9))和以FDF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预测模型(式(10)与式(11))之间的优劣。以上是针对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分析，看上去令人有些沮丧，因为在加入高频股票回报率的信息之后，我们的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效果反而更差。不过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让人重拾对MIDAS预测模型的信心，对新加坡的预测结果更是相当地鼓舞人心。我们接下来分析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结果。表3中用黑体显示的数值表示，式(8)预测模型以及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相比基准模型式(6)都要低，说明两者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要高。换句话说，在引入高频股票数据后(无论是原始的还是经频域过滤因子过滤过的)，我们改进了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另外，很容易看出式(8)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h=8、h=16、h=24的相对均方预测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小。这说明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式(10)更高。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一方面能看出式(8)预测模型和式(10)预测模型在三个预测区间的均方预测误差均比相应的基准模型式(6)和式(7)大，说明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后，我们对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精度反而降低了。另外，对比式(8)与式(10)的预测结果可知，在“预测”情境下，且在三个预测区间当中，式(8)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相对均方误差小。综上所述，对于美国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我们的MIDAS预测模型不但没有提供相比基准模型更多的有用信息，反而降低了预测精度。而且我们也不能在式(8)与式(10)、式(9)与式(11)预测模型做出优劣的判断。对于新加坡名义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式(8)以及式(10)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预测均有改进，虽然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最后，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式(8)预测模型都比式(10)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更高。这说明，我们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的过程当中，可能把对预测产出增长率有益的信息也过滤掉了，而这些有用的信息包含在高频噪音以及长期趋势当中。

2.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结果分析与名义产出增长率预测的情形类似，Yt代表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季度通货膨胀率，sudt(su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原始日股票回报率季度加总，而sfdt(sfdt－1)代表对数差分化的FDF日股票回报率的季度加总。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预测结果显示，引入高频股票回报率信息之后，式(8)—式(11)模型的均方预测误差(MFSE)相比基准模型都小于1(只有使用FDF日股票回报率对美国进行“实时预报”与“预测”时情况例外)，说明高频股票回报率数据包含有预测有用的信息。具体而言，对美国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无论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以原始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有更高的预测精度。以FDF日股票回报率为解释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模型随着预测区间的不同而预测结果不一样。且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原始日股票回报率相比FDF日股票回报率包含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而在“预测”情境下，我们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于新加坡名义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实时预报”还是“预测”情境下，在对原始海峡时报指数(STI)使用频域过滤因子进行过滤后，剔除掉了高频噪音及长期趋势的影响，的确改进了新加坡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果。

3.Diebold－Mariano检验Diebold和Mariano［17］提出了一种比较不同预测模型的直接方法，该方法可用于二次损失函数、多期预测以及预测误差。我们将应用该检验比较不同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选取均方误差损失为我们的损失函数。我们在“实时预报”以及“预测”情境下分别进行比较，而且也对“实时预报”情境下的预测指标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指标进行了交叉比较。从表5可知，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预测模型要弱(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但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然而，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原始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基准模型以及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都要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但后两者之间的差别却不明显。对于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本文所采纳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对比没有显著差别。我们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得出一些新的结果:分别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和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的预测精度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10%)。特别地，我们看到FDF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要比原始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高(显著性水平同样为10%)，这说明当我们将高频STI指数可能的季度趋势以及高频的噪音过滤掉以后，模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精度相应提高。在“预测”情境下(如表5中栏所示)，我们发现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以及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本文所应用的三个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均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检验结果告诉我们，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基准自回归模型要稍差(显著性水平为10%)，然而，后者与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以FDF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原始日股票收率为自变量的MIDAS模型以及基准模型都要高(显著性水平为5%)，虽然后两者之间的预测差别并不明显。这证实了我们在“实时预报”情境下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预测的结论。我们再一次看到，采用最优频率过滤器过滤后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进我们的预测精度。我们对比“实时预报”及“预测”情境下的预测模型之间的预测精度，即交叉对比，结果显示在表5下栏。对于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并没有显著改进。对于FDF日股票收益率(实时和滞后一期)情形类似。这说明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并没有显著改善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然而，对于基准模型，引进当前季度的股票数据的确改进了我们对该季度的美国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尽管程度比较弱。对美国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三个以实时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与以滞后一期的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的预测并没有显著差别。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以实时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相比以滞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为自变量的MIDAS预测模型要高，且显著性水平为1%，但对于其它两个预测模型，实时股票信息的引进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新加坡产出增长率的预测效果。对新加坡季度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我们发现以实时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实时预报”模型的预测精度比以滞后一期的FDF股票信息为自变量的“预测”模型之前要低(显著性水平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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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我国开始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持续贬值，造成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破“8”，2008年4月10日破“7”，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那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此无关

1.1可以有条件的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进口的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进口产品的价格将大大降低；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如果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等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

1.2可以减轻外债负担，不论内债还是外债，从借到还都要经过一定的期限，而在此期限里，由于受汇率、利率的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对于我国的外债而言，作为债务人，随着人民币升值，到期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所需的本币数量将相应减少，因此可以减轻国家和负外债企业的债务负担。

1.3国内居民出国旅游和留学的成本将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人们花费比以前更少的人民币就可以到欧美等地区留学、旅游。

2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我国现行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1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同时增加失业压力。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盈利水平与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在产品国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相对于某一外币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企业与以前相比出口换回的本币数量减少，企业利润下降，严重影响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提高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例如某服装公司每年出口额约1000万美元，2006年3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7.45：1，2010年3月为6.82：1，中间差价高达0.63元，那么因汇率变化公司直接收益便减少了63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这些出口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公司利润减少，一般会采取裁员措施，社会失业压力会逐步显现并加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

2.2金融风险会逐步加大。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美元不断贬值，增加了债权人的损失。对于外债，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和企业，随着本币的不断升值，其损失也在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同时是美国最大债权人，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过程中，损失最大。与此同时国际游资和热钱会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2.3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资的进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保持社会稳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流动性过剩逐步显现；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其产生的“财富效应”将引起国内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使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3对策及建议

3.1尽可能的改变结算用外币，学会灵活使用各种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在对外贸易中，要根据变化了或即将变化的经济环境来选择相对比较有利的结算用外币。既然国际上美元、日元相对于人民币持续贬值，那么可尽可能的选择其他的结算用外币如欧元（到目前人民币相对于欧元还是贬值的）或外币组合，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3.2充分借鉴他国经验。例如：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本田）把企业搬到北美，这些企业在规避风险损失的同时，也造就了今天在北美市场上日本汽车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国内企业可充分借鉴他国企业成功的经验，提高应变能力。

3.3坚定不移促进国内消费，为增加就业创造条件。我国GDP虽然连续多年高增长，但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在GDP的比重是最小的，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可以明显改善并解决就业问题，这种现况在2009年汽车、家电产品下乡、国家税收补贴等政策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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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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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尚金峰，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4］祁敬宇.金融协调运行机制论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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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1．数据的选取我们选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1季度的实际产出同比增长率（RGDP）、同比CPI通货膨胀率（CPI）、M2货币增长率（RM）、食品价格同比变化率（CPIFOOD）作为模型估计所需要的变量。在估计之前，首先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表1是这些变量的检验结果。2．模型的估计与分析根据AIC和SC原则，简化式VAR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在此基础上估计施加了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得到长期响应矩阵D（L）和矩阵A，B如表2所示。3．结构性冲击的分解及其动态冲击效应农产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先是负向作用然后正向推动，但其冲击作用的力度明显小于供给和需求冲击，在－0．1％到0．1％以内，说明农产品价格在中国通货膨胀波动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于供给和需求冲击，农产品价格因素的作用有限。此外，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与理论判断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在于，考虑到食品价格波动对于居民生活具有广泛影响，食品价格在中国往往会受到一定的价格管制，因此上游农产品价格变化对下游食品价格的传导机制会受到一定制约，对CPI指数的传导也不够顺畅。由于价格管制因素的存在，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滞拉长，不确定性增大，即农产品价格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这与卢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小组的研究结论一致［7，11］。从图1至图4可以看到，供给冲击对产出的作用最大最显著，并呈现长期性，说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等结构性变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于农村领域的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再到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比较竞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这些都是中国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相比于供给冲击，货币政策、需求层面的作用效果要小得多，需求冲击的峰值效应大约在6％，货币政策则是2．5％。这说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够显著持久地推动经济增长，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度和空间都十分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最小，产出对农产品价格冲击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响应，在第10个季度以后转换为负向反应并逐渐增大。4．宏观经济中结构性冲击成分的分解借助Blanchard和Quash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们还可以将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分解为由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和农产品价格冲击四个结构性冲击表示的组成成分，这对于更好理解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波动成分有着积极帮助。从图5至图6可知，农产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要小于供需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引起的波动。其中，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年份出现在1998到2001年之间。1998年中国南北方同时出现了大范围的洪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农产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效调控造成巨大挑战。2001年以后，农产品价格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即便是在2007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攀升、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冰冻等极端气候的背景下，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并没有对通货膨胀造成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与之前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脉冲响应特征相对应，也与罗永泰、李津的研究一致［12］。原因是：第一，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来看，加入世贸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较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以及政府在环境问题实质上的软约束等多方面因素所带来的比较竞争优势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得以充分释放，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国经济自2003—2008年呈现两位数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次贷危机前，中国国内经济受国内投资和出口需求的拉动，经济增长迅速，外汇占款规模提高，当然全球经济向好也助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因此，受到国内经济过热、外汇占款增加以及输入性通胀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呈现出经济过热、通胀面临较大上行压力的形势。2008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贸易大幅收缩，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在中国对外贸易需求下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暂时消除了之前的上行压力。但是，中国在2008年末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以国内投资需求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新一轮通胀压力在2010年后开始显现。此外，国外各种版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密集实施加剧了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原来跌入谷底的农产品价格再次扭转回升。在国内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和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再次面临上涨压力。第二，从农业领域的生产情况来看，中国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实现丰收，粮食储备充足，粮食总体自给率高，这对于稳定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因此，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保持了相对温和的增长，减少了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

二、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与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

（一）农产品价格波动与核心通货膨胀率考虑到CPI指标容易受到暂时性外生冲击的影响，可能引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公众预期出现误判。因此，构建能够反映通货膨胀长期潜在变化的指标具有积极意义。这里应用SVAR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进行测度，同时考察其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就建立核心通胀指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意义进行探讨。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

（二）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溢出效应1．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模型的构建此处构建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均值波动溢出模型，通过溢出关系检验来进一步考察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在均值波动层面上的溢出效应。构建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和中国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的二元VAR－MVGARCH－Asym－metric－BEKK均值波动模型，其中均值方程为。2．模型的估计与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检验表3、表4为均值波动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均值层面看，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这与之前的SVAR脉冲响应结果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即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在均值层面上不存在显著或确定的正向关系。从波动溢出层面来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却十分显著，说明相对于长期的均值水平层面，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在短期波动层面上表现出更为紧密的关联关系。从长期均值层面来看，通货膨胀更多地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在供需稳定、货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某一个市场如农场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很难改变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对比波动溢出效应的似然比可知，通货膨胀或核心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溢出效应的似然比LR要远大于农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或核心通货膨胀溢出效应的似然比LR，表明前者在更高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溢出效应的零假设，这说明通货膨胀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单向溢出效应相对于反向溢出要更为显著。这与中国近年来通胀波动的事实十分契合。如前文所述，中国通货膨胀更多受到供需层面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农产品仅作为构成通胀指标中的一部份，其价格波动对整体通胀改变的作用力度有限。相反，当中国通货膨胀出现加大幅度波动时，随着一般商品价格的整体性调整，农产品市场必然不能独善其身，其价格波动性随之增加。

（三）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从图8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与CPI、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性既有正向也有负向关系，说明农产品价格上涨不会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上升。同时农产品价格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正向相关关系相比于CPI有明显的下降，说明CPI更容易受到农产品价格因素波动的影响，而核心通货膨胀率由于已经剔除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受到农产品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小，因而能够更多反应经济供需层面的情势变化。事实上，考虑到核心通货膨胀与CPI相比，能够剔除农产品价格这些随机冲击的影响，更多地反应经济内在情势变化所产生的潜在通胀，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反应通货膨胀真实变化的指标体系，将会给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预留出更多的调整和操作空间，更好地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与连续性。

（四）农产品价格冲击与通货膨胀率、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协动关系在研究农产品价格冲击的涨跌对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方面，此处根据Kroner和Ng提出的一元GARCH的新闻曲线进行了改进和创新，提出了基于“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与农产品价格冲击之间的协方差”的多元GARCH联合消息冲击曲面（NewsImpactSurface）［13］。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非对称影响方面，曾有应用类似的消息冲击曲面对中美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基准利率联动等领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处应用这一方法考察农产品价格冲击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协动性所产生的非对称冲击效应。总的来看两者之间协动关系，可以认为，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上升更容易带动对方变量的上行，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下降对对方变量下行的作用力度则相对较小，即农产品价格随机冲击或通货膨胀对对方变量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其中农产品价格或通货膨胀上行具有更为显著的推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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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NKPCGali等［4］扩展了关于厂商定价行为的假设。假设垄断竞争厂商存在两种定价行为，一是前向型定价，即基准模型中的定价方式。二是后向型定价，即一部分厂商根据以前时期的价格来设定价格。这里假定比例为1－ω的厂商采取前向型定价，比例为ω的厂商采用后向型定价。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混合NKPC由于，实际边际成本与产出缺口存在近似线性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依据(17)式，可以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上面计量模型中包含通胀预期项πt+1，该项的数值显然会受到随机干扰项的影响，即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相关，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值不是有效的，故采用GMM估计方法。GMM方法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是一个稳健估计量。GMM估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选择最小距离的估计量，通过设定矩条件估计得出参数值，该方法是估计前瞻性计量模型参数的有效方法，且本文模型的数据样本数量为89，可以满足其样本数量要求。GMM估计方法的重要问题是工具变量的选择。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1)工具变量与其替代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2)工具变量与随即扰动项不相关。本文的计量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按照常用的工具变量的选择方法，采用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选择的工具变量数不小于被估计参数的个数，以保证GMM估计量可识别，常数项会被自动加到工具变量中。

(二)数据说明①本文选取199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期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变革的前期，整体上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1992年至2014年期间，经济结构更接近于本文模型的假设情形。此外，年度数据的时间跨度过长，月度数据变化又过快，所以本文选用季度数据，这也是进行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经验研究的惯例。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五个:通货膨胀率为被解释变量，产出缺口、通胀预期、通胀惯性(滞后一期通胀率)、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为解释变量。(1)通货膨胀率和通胀惯性: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季度CPI环比指数为季度内三个月CPI指数乘积。(2)产出缺口:产出缺口以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百分比来表示，即yt=(Yt－Y*t)Y*t，Yt为t期的实际产出，Y*t为t期的潜在产出，实际产出=名义GDP/GDP平减指数。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将实际产出分解为趋势部分Tt和周期部分Ct，即Yt=Tt+Ct，趋势部分即潜在产出，产出缺口由CtTt给出。(3)通胀预期:目前通胀预期数据的估算方法主要有:一是调查数据方法。研究人员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直接收集消费者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势的看法，然后把这些对通胀趋势的定性估计进行量化，转化为可以使用的定量数据，如Roberts(1995)和文献［14］。而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很难令人信服。二是采用适用性预期。常用的处理方式是以滞后若干期通胀的加权平均作为通胀预期的变量，即πet=(1－θ)∑∞j=0θjπt－j，其中θ∈(0，1)。该方法的使用以持续稳定的货币政策为前提。三是采用理性预期。该方法以t+1期通胀的实际值作为通胀预期，即Etπt+1=πt+1+ηt+1，ηt+1为理性预期误差。此外，还有以对实际利率的预测替代对通胀预期的预测，如利用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别来估计通胀预期，如Fasolo和Portugal(2004)。云航等［21］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结合起来，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整体系统下估算了通胀预期。该方法建立在分析通胀预期形成的基础上，是一种更为接近预期形成现实的方法，本文借鉴该方法估算通胀预期数值。(4)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该变量指劳动力流动速度偏离稳态流动速度的百分比，vt=(Vt－V*t)V*t，Vt为劳动力流动速度，以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就业在总就业(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占比来度量，V*t是劳动力流动速度稳态值。同样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分离出稳态值，进而计算出该缺口。

(三)参数估计过程和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的宏观经济数据，为避免数据不稳定而导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出现偏差和伪回归，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对变量yt、πt、Etπt+1和vt分别进行ADF、PP、DF-GLS检验，结果显示yt、πt和vt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H0:存在单位根。而Etπt+1不能通过稳定性检验，为非稳定序列。进一步对Etπt+1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其ADF、PP、DF-GLS检验统计量分别为－5．513735、－5．623668和－5．550893，通过5%的显著水平的平稳性检验。Etπt+1的一阶差分为平稳过程，是一阶单整，即I(1)。2．四组工具变量检验根据计量模型，本文为内生变量Etπt+1选取的工具变量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的滞后期。采用GMM估计方法，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敏感，工具变量集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估计参数的显著变动。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信服力，本文选取四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参数估计值的变化范围及其稳健程度。λ3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40～0．45，λ1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33～0．40，λ4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18～0．20，λ2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0001～0．0009，这四个参数的估计值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其估计值较为稳定，说明使用这四个变量作为通货膨胀的解释变量是适当的。通过对估计参数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程度上的差异，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和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而通胀预期的估计参数相对很小，基本上不会产生效果。常数项的估计值变化范围很小，其绝对值小于0．04，说明截距点距离原点很近。相对于其他估计四组工具变量集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GMM的估计结果是稳健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