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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4-0012-02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新闻活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人类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的常态形式。新闻理论研究是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的基本理念研究,它的目的在于探究社会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1 主要新闻理论体系模式
1.1拉斯韦尔模式
拉斯韦尔模式的新闻理论体系是指由美国的传播学家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中提出的“5W”模式。即Who (谁)Says What (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对谁)With what effects (取得什么效果)。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其中一种,因而用大众传播的理念方法指导其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能够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新闻学也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传统、研究对象以及问题领域,如何借鉴传播学研究成果,构建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1.2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
上世纪的9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提出。即所构架的理论体系由新闻、新闻报道、新闻媒介和新闻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四个实质性单元组成。而所谓的离散性是指这四元在结构方式上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征,也就是其在相互集中的基础上也会出现的分离和交叉。此种理论体系具有明显自觉意识,提出新闻学理论是展示理念化和演绎原理体系的知识系统。
除了这些理论体系之外,还有板块结构模式、一分为二体系的结构模式、以新闻活动范畴作为红线的理论结构模式和不大追求体系结构模式等,因为在这里只是简单介绍,我就不赘述了。
2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模式的方式转变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拉斯韦尔模式,新闻传播的过程主要由5个基本要素组成,依次分为5个传播阶段。即传播者―信息―媒介一接收者―传播效果。那么在网络时代里,每一个传播规律都可以通过这5个要素表现出来。
2.1传播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与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者这个要素方面的主要区别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网络是一个开放,人人参与的媒体,网络新闻三大主传播者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者、新闻单位和个人。虚拟世界中真实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宣传部门执行的对新闻信息流向、流通以及新闻源的有效管理机制。
2.2信息
网络传播的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传播及时等特点使广大的新闻受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更为方便和迅速,内容也更为海量,置身于信息海洋中,体验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媒体不仅仅为其广大受众提供了大容量、超文本、跨时空的海量信息,而且它相比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具有强大的互动性。网络时代里,人人都是新闻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空间。
2.3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特征是广容、实时、交互、多媒体化。那么网络作为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媒介,其特点也会影响新闻传播的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采用多样化的技术,营造强烈新闻视觉听觉冲击,充分运用FLASH动画音频视频等多角度的多媒体技术,激起受众参与意识;双向流动性和互动性改变了传播者和受众以及受众和受众之间的孤立状态,在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新闻时间及时、实时、全时,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新闻本身的特征;突破地域局限,全球化、全方位、多角度直接全球热点时事新闻动态。
2.4 接收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的接收者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大众传播有向小众传播的趋势转变。新闻接收者不再是单纯的接收者,它同时也可是新闻的传播者。现在各种个性小众网站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兴趣点上达到共识,组成一个小的社会团体,相互交流观点和提出意见,产生一场信息化的革命。
2.5传播效果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人们的民主观念产生改变之后,对于舆论的引导方式也需要得到改进。网络新闻给广大受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新闻信息和宣传,它同时也给广大受众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方式,采用人性化的特色定制。在此种情况下限制和堵并不能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时候的新闻传播就要善于利用舆论的引导作用,抓住广大网民的心进行有效宣传。
3 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内容
从网络的角度单独来考量的话,我国的网络新闻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1994年~1999年的网络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发生期、2000年~2003年的发展期以及2004至今的繁荣期。每一个时期下的网络新闻理论研究都各有其特点,在这里,主要探究当今的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内容,以便为之后的发展趋势预测做基础。
3.1理论研究的多元化
首先是对外国学者学术研究进行翻译,我国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吸收和融会贯通。2003年,克里斯廷・L・博格曼的《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保罗莱文森(美)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罗兰・德・沃尔克的《网络新闻导论》等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作为网络时代下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开阔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其次是国内相关专家对自身领域的拓展研究。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巢乃鹏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和秦州的《网络客文化》等都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论文著作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结合了一定的社会的现实和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理论,对于解读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3.2 新闻理论研究的舆情监测
在这个全民娱乐的网络时代,要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就必定离不开对于网络舆情的检测和管理分析。刘毅说网络舆情是指人的态度情绪以及意见交错总和体现。王来华则认为所谓的网络舆情既网民对于社会的政治态度。当然各自的观点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总之,认识和充分利用广大受众的接收心理,把握好网络舆情的实质问题,是网络时代下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的趋势
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要追溯到最早的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而在当今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欣欣向荣的研究领域。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广泛被运用于各种领域。学术领域也与时俱进。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有了更大的知识传导空间,在接收的途径、方式方法和范围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扩展。那么,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4.1 新闻来源渠道向多样化扩展
传统的新闻传播都是来源于专门的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士,大众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和建议很难或者无法为大众所知,而新闻的来源也比较局限。如今,网络的发展,手机功能的多样化,各类新闻娱乐网站的兴起,随时随地的新闻动态,只要连接网络,在任何地方登陆都可看到。拿前段时间的温州动车事故做例子,官方的新闻来源和结果统计毕竟有限,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由于距离和空间的局限,事故在发生的一瞬间也不可能全程直击。而网上点击量非常高的一位由当地居民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则还原了新闻瞬间。
4.2 理论研究以中国为根基
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导致了学术领域文化的多样化,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就需要以中国为根基,以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引导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首先要把立场站坚定,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走的更远。科学原则和基本的精神要求实事求是,紧靠“中国”这个实事,才能创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新闻理论体系。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要善于从海量的新闻信息中提炼出想要的典型事例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把握好研究方向。
4.3 具备世界眼光时代特色人文胸怀和原创精神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那我们就只能积极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研究问题。在全球化的视角下,要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色。我国虽然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阶段,但是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新闻传播学的领域里,进入“后新闻业”的时代。这个宏观层面的大背景下,对于理论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而文化作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意识的总结和反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作用于客观存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应该同时也具有人文的胸怀和原创精神的理念意识。
5 结论
新闻传播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记录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在新的网络时代下,它将具有更多的时代特色,更加与时俱进的来有效指引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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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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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新闻软文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它越来越普遍的出现在报刊、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介,其发展也日趋成熟。网络上也出现很多专业的软文营销网站,它们往往由专业的媒体人经营管理,也有权威媒体机构与其合作。它具有新闻信息,带有新闻要素,传播能力强,广告性模糊,商业气息淡,它利用了人们普遍对广告具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而对新闻更习惯于主动阅读这一心理趋势。通过刻意模糊了广告与新闻的界限使新闻软文比起单纯的商业广告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新闻软文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中所描述的“二类广告”的性质与其相似,它没有明显的广告标识而且具有新闻的形式,由新闻媒介,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但是本质上它就是广告,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商业行为,新闻软文的出现已经违背了新闻媒介传播新闻信息的初衷,它把广告的自我宣传需求伪装成具有新闻传播价值的信息,对受众进行带有一定欺骗形式的误导。所以新闻软文的泛滥势必对新闻传播的公信力造成恶劣的影响。
《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对于媒介公信力是这样定义的“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公信力是媒介使公众对其产生信任的能力,是新闻媒体所生产的信息产品被受众信赖的程度,媒介公信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还伴随着易变性,而这种易变性其实更为突出。公信力会随着媒介与受众互动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媒介的一次不作为就会带来负面的双向反馈,从而导致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公信力沦丧。而新闻机构对于新闻软文的不加约束的使用就是在牺牲公信力来换取短期的商业利益。
新闻媒介的公信力需要长期维护,而公信力的建立来自于新闻报道信息内容的真实和客观。新闻软文的随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新闻传播真实可靠的原则。但是经济利益的渗入不可避免的导致传播内容偏向于广告发行者的利益,使新闻传播信息失实或是通过恐惧诉求来激发受众对于宣传事物的接受程度。当受众发现从该媒体上总能频繁接触到此类信息的时候,势必会损害受众心目中的媒体形象,对媒介机构本身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新闻软文的随意出现使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机构的媒体失去公正性。很多由专业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撰写,在权威媒介上发表的“新闻软文”常常以新闻报道、案例分析、科普知识、社会热点等形式出现,它们用新闻写作的手法,新闻报道的语气,披着新闻外衣,实则是商业广告宣传,使一般受众很难区分,不知不觉的“被广告”。这种行为虽然带来了更好的广告宣传效果,但是给新闻信息传播带来了混乱,干扰了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的媒介机构,在此过程中其本身的自我约束能力不断下降,同时这也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异化。如此恶性循环,更是加深了受众对于媒介公信力的质疑。
新闻传播机构在使用新闻软文谋取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能够看出很多优秀的新闻软文采写人员谨慎的注意了新闻软文的广告宣传性和广告隐蔽性的平衡。好的新闻软文会使读者首先被吸引然后不知不觉得接受广告宣传信息,其中所使用的一些新闻结构的写作方式和新闻规范用语更是对受众采取了一定的心理暗示。正是利用了受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来让其消除戒心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可是大量的新闻软文会给公众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带来一定的困惑,公众也会对媒介机构产生更强的不信任感,从而逐渐降低对该媒介的依赖程度而去寻求其他的信息诉求方式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一)新闻“暴力”
2007年,“死亡博客”的主角姜岩用跳楼自杀对待背叛她的丈夫和第三者,关于此事的新闻一经,群众通过人肉搜索和媒体的打死跟踪报道,使得痛失爱妻和家人的姜岩丈夫王菲及其亲属被曝光,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有媒体就此事写过“姜岩走了、群众疯了、媒体也疯了”,这些报道看起来公正理性,实际上缺少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同情心。从“死亡博客”的曝光到主角的死亡,对于一个处在生活绝望的人,我们面对这一切不是想办给予积极的帮助,而是不管不顾任由她自生自灭,最后在其死亡后,对其事情大肆批评曝光,扰乱其亲属的生活、漠视其亲属的情感。媒体再次表现出的正义,是为了新闻而救助还是为了救助而新闻,媒体的一些记者,在类似的邪炒起哄过程中,可谓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守了,这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本质要求。
(二)新闻“虚假”
从“纸馅包子”到“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等等事件,虚假新闻频频出现,并且屡禁不止。有的是捕风捉影、故弄玄虚,或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通过某渠道传播出的未经核实的消息用作事实来报道,把自己的想法涉及成发生的事实来披露,有的是借助口述实录制造热点、夺人耳目,或者把事实“加工”添油加醋成新的“事实”。很多新闻也经常是夸大其词、违背事实、甚至有的是公然造假、凭空捏造所谓的新闻。这不仅扰乱了媒体本应对受众的正确导向,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公信度受到公众的质疑,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二、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伦理问题对策
新时期,同样也是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有所凸显,新闻传播媒介在转型期失范现象的频频发生,如果不能加以约束和治理,新闻传播过程中伦理的失范现象不仅体现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新闻媒介自身的特殊功能性,把这些矛盾散播并扩大,在面对自身种种失范现象频发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矛盾的衍生。
(一)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性
1.行业自律
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是新闻传播工作者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和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信念的建立。如果新闻传播工作者对新闻传播精神不了解甚至不屑一顾,不断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又能怎样做好传话筒工作,又怎么能向公众传达出正确的精神,新闻界有句话是:先做人,再做记者。
2.从业人员自律
并且要严格新闻传播工作者准入的资格审查制度,这是从新闻队伍的源头上遏制不良人员进入新闻传播行业的关键,并在聘用其从业人员之前要对受聘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思想品德的考核、专业知识的考核、业务潜能力的考核,只有业务素质精,思想修养好的人进入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的队伍中,才可以真正的对我国的新闻传播道德发展有着美好的发展和正确的指向。
(二)新闻传播媒介的他律性
1.法制的健全化
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监督制定主要应从公众的生命、自由、名誉、人格、产权的维护、反低俗暴力等进行监督,我国针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专门立法及其机构尚未出台和完善,新闻立法较于西方国家相对滞后,而对于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约束力的法律法规较为模糊,并且没有作为单独列出来的一项独立的违法行为,其界定范围也较为困难,新闻传播媒介过程中的约束力和监管部分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以及一些作为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这些没有明确标准的伦理道德以及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或其行为规范并不能起到严格意义上的监管作用,其惩罚教育力度较小。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制与伦理的相互支持变得极为重要。没有惩罚力度的制度规范是没有强制力作用的,同时也就没有保障力度,要保障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伦理道德、有序、合理、有效的进行,就必须设立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
2.监督机制的增强化
新闻传播媒介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主要是舆论监督,对于其自身而言,大众的舆论也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一种监督,体现的是社会意志的统一,对于新闻传播媒介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力,新闻传播媒介行为引发舆论,而舆论又反作用新闻传播媒介的行为,二者是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新闻传播媒介积极吸收大众舆论的方式,例如最早的读者来信、和现在最常见的热线电话等等,这些可以都说是新闻传播媒介向大众积极纳言的有效方式。
档案网站建设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在互联网垂直细分的趋势下,随着多元化档案信息受众群体的出现,传统档案门户网站已不能充分满足不同档案信息受众的特定需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只针对档案专业(或档案学科、或档案服务)的某一方面、为受众提供个性化且内容较为深入的档案网站逐步增多,我们将这类网站称之为“档案垂直网站”。
“档案垂直网站”与“档案门户网站”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区别表现在网站的定位和栏目的设置上。为了更好地说清问题,本文所说的“档案门户网站”不含各级政府档案部门创立的档案官方网站(这类网站由其创办性的性质决定了其一般定位于门户网站),同时,本文所指的“档案垂直网站”也不含学界同仁开办的档案类博客。这里只通过对档案学术机构、传统档案媒体、档案从业者和档案学术界同仁个人创办的档案网站为例对比“档案垂直网站”与“档案门户网站”的区别,以阐述档案垂直网站的特点。
以“档案界”、“中国档案网”、“中国档案学术网”和“中国档案咨询网”为代表的档案门户网站包含的档案相关信息丰富多样,从资讯门户到档案社区、从文案工具到档案学界、从档案文化到档案管理,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档案新闻和档案产品信息,覆盖档案领域的资讯、理论、史料、博客、论坛等,与档案领域有关的内容几乎都有所罗列,信息覆盖广泛。档案垂直网站以档案领域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或一个专题作为切入点和关注点,力求在档案专业某个方向做到专业和深入。这类网站的共同特点是服务特定受众,对相关档案信息或知识进行分众传播。
我国档案垂直网站介绍
档案垂直网站定位于服务某一特定档案领域内的受众群体,其信息指向性强并富有深度。表一为我国大陆境内具有明显垂直网站特点的档案网站:
档案垂直网站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1满足档案受众特定需求
在网络传播环境下,档案受众群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其寻求的档案信息更加趋向专业化和个性化。性特色的信息难以充分满足不同档案受众的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档案垂直网站出现。例如,定位于学术研究的档案垂直网站,课题成果、理论研究、科研项目申报等信息会成为网站的特色。对于查询档案科研信息的用户,档案学术网站浓厚的科研色彩、专业具体的信息内容较之档案门户网站,更能满足这一领域受众的特定需求。
2注重档案信息的传播深度
即使传播某一领域的档案信息,档案门户网站关注的也是其综合概况。档案垂直网站则能带给受众更为专业和精准的信息,避免所传递信息流于表面,注重加强其传播深度。以“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网站为例,这是国内唯一以“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为学术取向的开放式学术平台,利用湖北大学档案学科师资力量,吸收国内外关注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加盟,开展现代企业档案管理研究、知识转化、技术实现等企业档案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该网站成功地为档案专业应用研究与企业档案部门建立了对话平台,促进了企业档案管理的研究深度,有力强化了以档案为核心载体的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
3有效开发特定的档案信息资源
数字资源正逐渐成为档案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形式,这有利于打破传统档案信息传播环境下档案用户被动利用档案信息的状况,有效发挥受众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以“家庭档案网”为例,该网站的创立理念和内容形式转变了人们对家庭档案的传统看法,使原本存在于民间的家庭档案得以系统化的整理和保存,并为每个家庭档案的建档者及其爱好者提供服务。档案垂直网站可以通过为其受众提供丰富且实用的档案信息及档案信息服务,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为高效。
4有力促进档案文化传播
档案,具有文化属性及文化价值,不仅具有贮存人类文化的功能,还具备传播文化的功能,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档案垂直网站文化传播功能的强化,影响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层次、程度及效果,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化,表现为对档案信息进行深层挖掘。一些网站中经常出现的“珍档史料”、“地方风情”等栏目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底蕴,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史料价值可作为编史修志的基础,不仅有益于地方史的研究,更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5提升档案网站服务水平
各档案管理主体及档案信息传播主体最应强化的意识应是档案信息服务意识。有关档案管理、档案教育、家庭档案等领域的档案垂直网站,通过对档案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深度传播,可以实现分众化的档案信息传播;可以强化精品意识,以其个性化服务取胜;可有效克服档案门户网站信息同质化、不深入的不足。以受众为中心,开展档案信息传播的档案垂直网站可于无形之中提升档案网站的服务水平。
档案垂直网站的发展策略
我国档案垂直网站的进一步发展并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赖于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关注业内,提供及时深入的档案信息
档案垂直网站要以自身关注的角度和信息的深度取胜。避免网站运营模式的同质化、深度挖掘某一领域内的深层信息、为目标受众提供及时而适用的档案信息,是档案垂直网站努力的方向。具体到实践层面,及时关注档案学科发展动态、学科研究的趋势、为特定用户提供专业服务,才能受到受众的青睐。
2关注受众,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需求
(1)自媒体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自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当前自媒体主要以网络媒体为主。例如,微博、微信及其他网络通信工具。随着自媒体使用群体的增多,新闻传播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传播载体,对新闻事件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自媒体的出现对新闻传播载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自媒体加快了新闻传播的速度。新闻传播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时,受到传统媒体播出事件和受众群体的限制,新闻传播在整体速度上并没有实现快速提高。但是自媒体的发展和运用,给了新闻传播以有力的支撑。由于自媒体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浏览新闻,并可以及时的参与新闻评论,对加快新闻传播速度,提高新闻传播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3)自媒体拓展了新闻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传统媒体中,新闻节目在播出过程中,观众只能是被动地看,对新闻事件背景的了解也仅限于节目组的介绍。自媒体出现以来,新闻传播中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新闻事件中,不但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新闻事件的背景资料,还能通过网络及时参与新闻事件的评论,使得新闻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增加,对促进新闻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二、运用自媒体提高新闻传播能力的具体措施
基于自媒体的诸多优点,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全面应用自媒体,提高新闻传播能力,对促进新闻传播发展,满足新闻传播需要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新闻传播应对自媒体有正确了解和认识,并做到积极运用自媒体。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全面运用自媒体提高新闻传播能力。
(1)在新闻传播中增加自媒体传播样式。为了达到提高新闻传播能力的目的,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应将自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样式来看待,在新闻制作和播出过程中,增加自媒体传播样式,为自媒体提供新闻传播渠道,保证新闻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在自媒体中广泛传播,使新闻传播能够在时效性上有所提高,满足新闻传播的需求,为提高新闻传播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2)积极运用自媒体的快速传播和全面参与的特性。由于自媒体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新闻传播在利用自媒体的同时也要清除自媒体的这一属性,做到掌握自媒体特征,熟练运用自媒体的特性,使新闻传播能够做到快速传播,并利用自媒体受众群体众多的特点,提高新闻的参与性,使自媒体用户能够积极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为提高新闻传播能力提供有力支持,保证新闻传播的整体效果。
(3)在新闻传播中引导自媒体的发展和运用。自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媒体形式,在信息传播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新闻传播要想运用自媒体提高整体传播能力,就要在新闻传播中有效引导自媒体,使自媒体能够在将新闻传播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为新闻传播提供可靠的传播样式,并逐渐代替传统媒体称为新闻传播的重要载体。所以,加强自媒体运用的引导,是保证新闻传播效果的关键。
三、自媒体对新闻传播的促进作用分析
从自媒体的发展来看,自媒体的出现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并称为传统媒体的有力竞争者。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将越来越快,其传播深度和群众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入,对新闻传播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强。因此,正确分析自媒体对新闻传播的促进作用,对提高新闻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来看,自媒体对新闻传播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媒体推动了新闻传播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自媒体的参与,使新闻传播在传播能力和传播质量上有了较大提高,对推动新闻传播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从当前自媒体的运用来看,自媒体的运用,已经成了新闻传播的重要发展趋势,对新闻传播能力的提高和新闻传播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对自媒体的作用有正确认识。
(2)自媒体改变了新闻传播只能依靠传统媒体的局面。自媒体的出现,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和传播形式,使新闻传播能够在传统媒体之外获得新的传播形式的支撑。因此,自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传播的具体形式,使新闻传播能够在传统媒体之外取得全面创新。由此可见,自媒体对改变新闻传播媒体形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自媒体对促进新闻传播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自媒体的参与使得新闻传播不但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获得了有力的促进,对提高新闻传播能力,促进新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当前自媒体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实际,自媒体的参与对促进新闻传播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的繁荣发展与媒介的传播与发展息息相关,人类文化需要媒体进行传播,因此媒体的发展与优化使得文化的传播路径也得到优化。媒体技术自身将新型的媒体文化体系构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在构成社会惯例的同时,也向工业系统伸展,不但如此,还能够在媒体传播中促成新的民俗和礼节形成。进入新世纪,全新的媒体时代到来,颠覆了人们固有的认知构成的同时,还重塑了另一种文化形态。因此,进行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的探讨具有深远意义。
一、新媒体展现出来的传播技术的文化特性
1、新媒体技术受到文化环境的重要影响
在人类生存和斗争中应运而生且浓缩着人类精华所在的文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性的存有物,而是作为永恒具备创造力的母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所以应当在一定的文化或者社会背景中来考虑传播技术的出现,特别是要重视主导整个社会的权利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即技术的创造取决于社会主导阶级,这种技术并非是最为合理和有效的技术,却是有利于主导阶层来获取利益和价值的技术。这也就说明了技术出现是受到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在科技用语言表达之时,已经贴上了文化的标签。
2、新媒体技术包含在文化环境当中
李克特以及拉普等人将技术视为一种文化过程或者现象;法国的路易多洛则认为文化中应当包含技术;卡西勒尔则指出文化中的一部分就包含着技术。在后工业时期,文化服务和技术服务之间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与其说社会文化是由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而推动,不如说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自身就是文化的代表,这是因为变革的本身就是意味着文化的变革。就此而言,新媒体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技术文化”这一角色,与社会文明节奏相匹配。
二、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1、新媒体优化了文化传播系统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播路径和平台组成是由新媒体技术而得到拓展。在《多种声音・一种世界》一书中提到,人类从开始只是用身体的手势、姿势和声音来传输信息到后来发展到一系列的舞蹈、音乐、火光、图形、图画等进行传输信息,是孕育在文化中,文化传播进步的结果。从而得出到了新媒体发展时代,如果没有成像幻影、现实虚拟、触屏、舞台多媒体、手机、网络、无线WLAN等传输媒体设备,突破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进行知识文化的传播,那么就没有人类文化的传播,也没有历史的进步,因此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已经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服务。特别是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技术相融合将文化传播的路径变得越发广泛,通过多方式、多路径、多通道的传播,使得信息传输的效率越来越高,这也就将信息中涵盖的文化全方位、及时的传送给目标群体。
2、新媒体塑造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
依据“媒介即讯息”的论点来说,新的媒体形状本身就诠释了一种文化。所以传播文化的新媒体,其实就是在创造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文化形态,特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化通过媒体技术重塑后,需要人们从新来审查、定义、接纳和了解这一文化。比如上海世博会上日本会馆,有一面巨大的未来“生活墙”矗立在“未来”主题区中。该墙体是利用了传感、触屏、无线网络三项技术而形成,在实现“墙”与人交互的同时,还将十年后的人们出行、居家、信息交流等新模式展现出来,主要诠释了人们的环境和生活的变化均是由先进的科技而带来。同时设计的墙面,也是用较为形象、生动的人与“墙”的交互模式,极易让人们了解并且深入的感知其中的文化元素。另外将3D技术和虚拟影像运用到表演艺术中,能够使传统和现代文化高度融合,其参与度和包容度也大大提高。
3、新媒体提升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新文化产业已经颇具规模,例如游戏产业在韩国的形成、音乐无线产业在英国形成,动画产业在日本。我国在2005年起就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帷幕拉开,各地区的创意文化产业聚集而形成群居性模式,特别是在珠三角、长江三角区、北京、川陕等大型创意文化产业群已经形成,同时还包含了种类繁多、性质不同的创意文化园区。
我国的文创产业看似发展迅速,不过与发达国家的文创产业区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例如主要表现在没有足够的向导性和创新性,没有优化资源配置,乱建、重复性建设颇为严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要归于有关政策和配套设备的配合和跟进上,而新媒体技术恰当的运用,将其传播和载体功能发挥出来,就能够将文化产业的传播力和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1)加大多媒体开发力度,激活文化创意产业供应链。比如在2004年刘三姐这个民间故事使用现代的理念和技术包装,形成《创意・刘三姐》重登舞台这个实例中,演出时是将绿水、青山、景色、歌声、乐器、服装、舞蹈等各种类型的文化元素与“大舞台、全景式、总调控”这种大舞台不可缺少的情景相结合的模式,这种奇特的创作思路和令人感慨的视觉效果,受到一大批观众和游客的好评。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已经获取门票收入接近八千万,同时有110万受众群体,这不但拉动了阳朔的旅游业而且还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不夸张的说,该项目则是将民族艺术性、增长产业性、综合效益型和资源唯一性相融合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又比如上海马戏城“era-时空之旅”媒体梦想剧,不惜重金将充满梦幻、新奇的神话效果打造出来,并且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大型水幕、多媒体技术等高含金量的技术措施,使得受众者能够“经历”到时空穿梭的美妙旅程,因此不但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还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这也说明创意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不过这一灵魂也需要凭借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才能够传播的更远,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一文化创意。
(2)合理配置新媒体资源,促进文化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智能化的新媒体也使我们所在的城市变得智能起来,与此同时智能文化应运而生。例如通过现实虚拟、触屏和合成这三项技术能够实现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对接,给人们未曾有过的文化感受;另外在文化旅游、会展、文化设备服务和文物保护等行业运用新媒体技术的特殊语言表现形式,能够促使其行业的更新换代。根据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性、交流形式和工作特点,将不同且适合人们的新媒体安设其中,能够将新媒体便捷灵活的特点全方位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中新媒体的合理配置;例如推广手机支付、手机地图等功能并且人们展开实践,以及与其他终端客户持续的开展增值服务等,使人们凭借移动平台有了生活和消费的可能,这是基于虚拟空间的新媒体合理配置,而这样的配置必然会促进文化传播,使文化传播实力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这些新媒体传播手段,能够有效的p少文化公司的创业和运行费用,并且减少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从而达到了文化产业健康运转的目的。
三、结语
新媒体统一于文化之中,又是文化传播的驱动力和适配器,因此国家不但重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大力支持影视、印刷、网络等领域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媒体产业应当抓住机遇,促成新媒体与文化产业的大力融合,从而达到文化传播力大力提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孙宜君,王建磊.论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J].当代传播,2012(01)46-48.
[2] 龙伟.论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J].中国传媒科技,2013(12)140-141.
手机新闻传播的对话优势
个性化传播优势。手机作为个人的人际传播工具,具有个性化的传播要求。每一部手机的使用者,对手机的信息需求都是不同的。这促使手机新闻必须针对不同手机用户的需要,进行信息传播的个性化服务。此外,手机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分众化和小众化的趋势,也使得手机新闻的传播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②
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信息传播由最初的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相比以往的传统媒体,手机媒体更加注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满足,以此来调整以后的新闻传播工作。③这促使新闻传播中传者和受众的地位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使受众更加有信心与传者进行对话。
另一方面,手机本身具有的手机用户个性信息资料,为做好手机受众的统觉背景调查提供了帮助。巴赫金在对话理论中提出沟通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调查受众的统觉背景。④而诸多大众媒体,因受众群的庞大和需求多元化等原因造成受众统觉调查无法有效开展。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手机附带受众的基本信息。正好为新闻媒体及时了解受众的构成,发展手机对话新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及时互动的传播优势。手机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无线网络平台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或是通过微博等交流平台进行讨论,实现了广泛、迅捷的互动传播。⑤
交互作为“对话”的基本精神,是对话新闻开展的重要条件。对话新闻强调新闻实践应致力于构建公共对话平台,促进受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⑥然而,传统媒介的新闻传播由于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而在对话方面存在缺失。互联网等新媒体虽然弥补了这一缺失,但由于时空限制,在传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手机传播的便捷性和即时性等特点,较好地弥补了互联网的时空缺陷。手机传播的交互性也为对话新闻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手机传播自身的传受一体化,也使公众具备新闻的能力。公众可以自己编机新闻,并上传至无线平台,进行新闻传播。这改变了原有的“媒体独白”的局面,使受众获得发出自己声音的地位。这都将促进受众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解决中来,为对话新闻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手机媒介自身的便捷性和互动性为对话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新兴媒体,手机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并能与受众及时互动,创造一种平等的传授关系。这些特色都使手机媒体具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对话优势,为对话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手机新闻的对话发展策略
利用手机媒介数据库,充分了解受众的统觉背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受者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对此他提出了“统觉背景”这一概念。巴赫金指出不同统觉背景的读者,会对文本的性质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⑦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在传播学上即是强调受众的个性化传播。受众因个人价值观、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对新闻事件会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众会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理解。如果信息与受众的统觉背景较为相似,则容易被受众接受,反之则会受到抵制。
对于手机媒体而言,个性化传播的特点是手机对话新闻发展的最大优势。因此,必须对手机用户的统觉背景加以了解,针对不同统觉背景的受众进行不同的传播策略,使受众较为愉快地接受新闻,并参与到新闻的讨论中。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手机作为个人的传播工具,具有私密性的特点。这导致了手机媒体无法直接获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关于受众统觉背景的相关信息。所以手机媒体必须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分析,将受众定制的新闻并入数据库。利用相关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受众年龄、职业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新闻信息传播,做到手机新闻的个性化传播。
通过平民化报道,激发受众的对话欲望。手机的平民化报道主要通过大众化的话语表达和平民化的视角两种方式来进行。手机媒体的受众常处于移动状态下,无法进行细致的信息阅读。这就要求手机媒体需要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报道,使受众能有效理解新闻内容,在此基础上产生对话欲望,进行与新闻媒体的“对话”。另一方面,接近性作为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被手机媒体所重视。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人或事,多数受众是乐意参与讨论评价的。因此,手机媒体需要运用平民化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贴近受众,回归本地,使受众产生乐于讨论的心理。此外,在报道中应营造一种语境氛围,使受众感受到新闻的重要性,促使受众积极参与新闻评论,实现新闻对话。
利用互动平台,使受众参与新闻报道。对话理论认为对话交际才是传播的生命所在。但在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中,由于反馈机制的不健全造成新闻报道只是单向度的传播,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现场对话交际存在缺失。互联网络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媒介载体的携带问题,在互动的即时性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手机媒体利用无线网络平台以及QQ、微博的网络互动工具构建了及时有效的互动平台,使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受者之间可以就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对话,并使话语权力的中心朝以受者为中心的方向发展。这都将有利于手机对话新闻的发展。
微博作为新兴的手机网络互动工具,是手机媒介与网络微博结合的产物。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将自己的信息发送到微博网站,其他手机用户可以对这些消息进行评论,并通过加粉丝的形式进行互动。⑧手机微博加强了传受双方的对话互动。受者可以将自己所见的新闻上传,实现受者到传者的转变。其平民化的视角以及新闻事件的贴近性都将激发其他受众的对话欲望,并通过评论这一形式与传者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看法心情。而“加粉”这一互动形式,也拉近了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交互、对等的“对话”精神。
手机实名制也为媒体的理性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手机实名制使得手机用户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减少了偏激词语的使用,避免互联网媒体由于虚拟性而引发的混乱,使手机对话新闻更具合理性。因此,利用互动平台,促进受众与传者的相互对话是对话新闻发展的重要措施。
手机的对话新闻发展还需借鉴电视、互联网、广播等传统媒体的经验,并与传统媒体展开互动,共同促进对话新闻的发展。
随着新闻工作的开展,对话新闻已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发展趋势。手机作为新兴的新闻媒体在新闻对话方面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手机媒体需要利用这些优势努力发展对话新闻,同时针对新时期手机的传播特点,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促进对话新闻更加合理有效的进行。(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闻对话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 释:
①④刘可铄:《对话理论下的民生新闻》,《当代传播》,2006(1)。
②靖鸣、刘锐:《手机传播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③单文苑:《会议报道中对话精神的缺失与对策》,《新闻传播》,2007(1)。
⑤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李习文:《“对话新闻”:理想、契机与障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1)。
⑦孙少晶:《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传播学思想》,《国际新闻界》,1999(4)。
大前研一应邀出席此次论坛,除了对金融危机后的亚洲经济发展做出趋势分析,而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今天,如何做到周期性重设人生”进行独到的阐释,以引导人们从容应对。大前研一指出,全球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有可能成为老人最多的国家。后金融经济时代,大前研一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实体面临的发展瓶颈,还有人类社会步入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后者既制约前者,也蕴藏着机遇,对个人是“重设人生的黄金定律”,对企业则是“抗衰老的无限商机”。
而与此主题高度契合的是,早在2009年10月,NU SKIN如新推出抗衰老套装系列,主打的就是抗衰老成分。论坛主题与产品结合紧密,不仅为产品进行了充分的宣传,也对产品定位以及销售做了充分的铺垫。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在2009年10月举行的如新全球年会上,仅上市两天,销售额就高达1700万美元,是过去所有如新年会新产品上市销售额的两倍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销售额,与NU SKIN如新精心制定的品牌传播策略有关。在2010年大师趋势论坛上,NU SKIN如新以“重设人生黄金定律”为切入点,做出老年化社会论断,与NU SKIN如新抗衰老产品结合,切中品牌传播要点,而论坛作为NU SKIN如新价值营销的载体,则确立了价值导向。高端的大师趋势论坛,以潜移默化渗透产品理念,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热销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更具价值的是,NU SKIN抗衰老系列产品的推出,以及后续的研发与发展,把NU SKIN如新定位为全球领先的抗衰老公司,而大前研一对老龄化社会趋势的预测,则给NU SKIN如新的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背书。
第二届大师趋势论坛邀请约翰·奈比斯特作为嘉宾,更是匠心独运。
主讲嘉宾奈斯比特擅长趋势观察,30年前他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一些影响深远的世界发展趋势,30年后一一得到证实。奈斯比特被赞誉为当前世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趋势专家”。这位20世纪第一位趋势预言学者,从1986年至今做出的预测从不失误。邀请奈斯比特可以扩大大师趋势论坛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趋势论坛”。
而邀请奈斯比特,NU SKIN如新可以清晰地传达自己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决心甚至是野心,借助奈斯比特吹响快速拓展中国市场的号角。
在此次大师趋势论坛上约翰·奈斯比特指出,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迟早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越美国,现在大家争论的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对此,他的判断是2035年。而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同时,NU SKIN如新的发展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NU SKIN如新公布的2011年财报显示,2011年度其营收为17.4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13%。由于外汇汇率波动,其年度营收金额提升了6%。不计2011年与日本海关规定有关的3280万美元非现金费用,2011年如新每股盈余为2.38美元,较2010年的2.69美元增长13%,或提高了27%。
如此快的增长势头,各项资料表明2011年是NU SKIN如新创下新纪录的一年,除了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其销售队伍,特别是在大中华区和南亚/太平洋地区以及韩国地区的销售队伍在不断壮大。在财务报表的同时,NU SKIN如新决定在2011年业务增长和资产负债表表现不俗的基础上将季度股息上调25%。
此外,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NU SKIN如新(中国)荣获“2010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称号。而此前NU SKIN如新两度被美国《犹他商业杂志》评为大型企业类“年度最佳雇主”。对于NU SKIN如新来说2011年是丰收的一年,也是面临全新挑战的一年。对于NU SKIN如新来说,此届大师趋势论坛的主题,输出了其阶段性的价值属性。
2012年大师趋势论坛邀请的重量级嘉宾是小额信贷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默罕默德·尤努斯,他的演讲主题是“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此届论坛邀请尤努斯可谓是“一箭双雕”,尤努斯是小额信贷创始人,而如新正在推动小额信贷项目。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作为一家社会型企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而NU SKIN如新的社会企业属性理念也亟需推广。在论坛上,NU SKIN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范家辉与尤努斯教授进行对话,探讨可持续公益模式和“社会型企业”在中国的实践经验。
此次大师趋势论坛探讨小额贷款理念,强调了如新的社会属性。NU SKIN如新在业绩涨势迅猛的前提下,开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自己企业社会属性的影响上。NU SKIN如新的企业文化是“善的力量”,在企业文化对员工形成积极影响的“善”的氛围之外,NU SKIN如新通过一系列“善”的行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蜜儿餐、汶川5年小额信贷、汶川地震救灾、建造希望小学等等。
NU SKIN如新通过一系列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是NU SKIN如新作为一家优秀的外资企业,在企业发展中的阶段性前进的需求。此届大师趋势论坛主题的设定,反映了如新在阶段性发展中不断完善、充实自己的企业理念与价值观,让NU SKIN如新的社会企业属性得到强化。
以前三届大师趋势论坛作为铺垫,尤其是NU SKIN如新今年业绩大幅攀升,让如新输出“软实力”的冲动变为行动。今年邀请“软实力之父”约瑟夫作为演讲嘉宾,可以视为NU SKIN如新“软实力”的亮剑出鞘。
经过多年锤炼,NU SKIN如新在产品文化、企业文化、公益文化、团队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如新气质”,以及NU SKIN如新完整的价值观,并且在企业员工、营销人员队伍中进行贯彻,甚至通过营销人员向众多消费者辐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NU SKIN如新业绩大幅增长,预计可步入“百亿企业”俱乐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
当然,仅有业绩支撑是不够的,正如法国一位外交官所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企业亦如此。要成为“大企业”,就要用企业独特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影响力。
其实NU SKIN如新一直在向社会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理念。如果说以前可能是考虑到企业还处于发展阶段,那么今年业绩大幅提升,则给了NU SKIN如新亮剑出鞘的底气,因此本届论坛主题词要凸显“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9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提升,各种科学技术在新闻媒体当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而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传播的发展,在丰富文化内容的同时,大大提升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1新媒体的含义
对于新媒体而言,其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建立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将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充分的融合进入,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新媒体的形式十分的广泛,包括触摸媒体、数字报纸以及数字杂志等等,@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有着很大的优势。首先,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时间以及地域现实,用户能够利用互联网实时的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地域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每一位用户在互联网覆盖的区域内,都可以了解到全球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其次,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能够实现跨时空的高速传播,为人们的信息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2.1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互动性,每一个用户都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实现迅速的交流,这就使得新媒体逐渐的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交流传播方式。通过新媒体作用的发挥,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与匿名性,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当中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人们能够改变自身在现实社会当中的角色束缚,在信息的传递当中获得更为高度的自由,在促进沟通效率提升的同时,能够为社会大众文化认同感以及向心力的形成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2.2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
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新媒体能够利用自身快速便捷的传播手段,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从而对文化传播力产生影响。在新媒体环境当中,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与手口相传的方式,而是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来进行更为便捷快速的信息传递,从而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在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种便携式的智能移动终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就为文化传播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其市场空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3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
在新媒体的应用下,文化传播不仅能够改变以往的时间以及空间限制,还能够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极大的便利,进而对传统的文化传播力产生明显的影响。首先来看,在进行新媒体的研发当中,操作的便捷性以及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一直是设计者十分关注的内容,通过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操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用户体验。其次,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种西方文化的传播,使得新媒体当中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而它作为一种载体,能够利用各种网络技术,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提升多元文化之间的传播效率,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新媒体在提升文化传播力当中的途径
3.1加大新媒体技术的研发
在目前的新媒体环境下,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一些新媒体在运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出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加大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不断的开发与应用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别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产生变化,如何适应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必须要关注的重点。而通过强化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能够充分的发挥出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提升新媒体技术的同时,为文化内容的丰富提供有利的支持。
3.2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
在新媒体的不断应用当中,为了更好的发挥出其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努力的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将各种新媒体技术完美的融入到文化传播当中,发挥出其所具备的智能化优势。因此,必须要对新媒体的载体进行不断的优化,将人们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分的考虑进去,更好的适应社会当中丰富的资源,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初次之外,必须要不断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智能化水平,在降低企业创业成本的同时,为文化传播的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不断的推动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为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3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文化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化传播力的提升,必须要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为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引领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个民族。因此,我们要合理利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能力,构建先进的民族文化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国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借助新媒体的作用,能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途径,同时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提供可靠的保障。
4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文化的传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各界对于新媒体在文化传播当中的影响与提升有了更为密切的关注。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丰富的途径,这就使得文化传播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增强,新媒体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的作用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发挥。应该看到的是,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明伟.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媒介分析理论”的宏大观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2]张琰.论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J].新闻研究导刊,20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