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税收制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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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是由证券发行环节针对证券机构所课征的营业税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环节课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持有、转让环节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所构成。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在结构上不合理、税收政策工具单一、税负不公、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严重，导致其在筹集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显得乏力。因此，我国当前证券税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上，而应着力完善证券市场中各个证券品种在证券各个流转环节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6]。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3],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7],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8]。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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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茜。我国证券税制的框架设计[J].税务研究，2007,（11）。

[5]陈赵戟。我国证券收休系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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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债券是将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的一种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其运行机制为：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作为发起人，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简称SPV）作为发行人实现破产隔离，然后由发行人将承保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并向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最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在美国、日本、瑞士等国实践。2015年7月，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作为发起人，以设在百慕大的特殊目的机构（SPV）Panda Re作为发行人在境外成功发行了第一支为中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保障的巨灾债券，迈出了我国巨灾债券实践的第一步。但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发行巨灾债券的还存一些障碍。

一、我国发行巨灾债券的制度障碍

1.设立SPV机构的制度障碍

SPV的法律形态通常有“公司型”和“信托型”两种。

1.设立“公司型”SPV的障碍。（1）巨灾债券的SPV机构在法律性质上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再保险机构。但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申请设立保险机构需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筹建的批准最长可达6个月，完成筹建工作可达一年）。因此依据现行法律在境内设立SPV再保险公司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这对于需要尽快通过资本市场分散已经承保的巨灾风险的保险公司来说，不能满足时间上的要求。（2）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如果要在境内设立经营再保险业务的公司需要具备2亿元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以及股东、组织机构等方面的硬性要求；如果要在境外设立保险机构，根据保监会2006年颁布的《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拟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制度完善，并与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保持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由于SPV机构设立目的是为了实现风险向资本市场的转移，本质上只是一个风险转移的工具，一般不是经营实体，可以没有注册资本，而且从持续期间来看，SPV特殊目的机构的存续期间往往与发行巨灾债券的期间一致，特殊目的完成后该SPV机构就不再存在。而且，在境外设立SPV的优势恰好是宽松而不是“完善”的监管制度。因此现有规定难以满足设立SPV的需要。

2.设立“信托型”SPV的障碍。我国《信托法》并未承认受托人对受托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明确规定信托财产可作为委托人的破产财产，这显然不能满足对发起人破产隔离的要求，从而背离了设立SPV的根本目的。而且《信托法》对负债类的信托也缺乏规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2002 年 6 月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也明确禁止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债券。再者，由于《证券法》和《信托法》都明确规定：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保险公司不能出资设立信托型的SPV机构。

3.向SPV分保的制度障碍

由于原保险人与SPV之间的合同属于特殊的再保险合同，因此原保险人向SPV缴纳保费，同时将其承保的部分巨灾风险责任转由SPV承担，法律性质上属于再保险的分保行为。在现行保险法律制度框架下，保险公司选择再保险接受人时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保监会2007年《关于再保险业务安全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再保险人的资质提出明确要求：实收资本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2012年保监会办公厅通过复函的形式对该通知做出进一步明确：“对于注册地监管当局对偿付能力没有规定的境外公司……不应选择其作为再保险接受人”。如此一来，即使在境内成功设立了特殊目的SPV公司，但因SPV无偿付能力、无符合要求的实收资本，将无法实现从原保险公司向SPV的分保。

4.SPV发行债券的制度障碍

从发行的主体来看，《公司法》、《证券法》对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的公司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包括净资产额度、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组织机构健全等。而特殊目的机构的条件（如净资产等）很难达到我国现行法律的要求。

从发行的客体来看，巨灾债券作为“负债型”债券，因其发行目的、信用基础、证券化标的、触发机制等特征而不属于《证券法》和《公司法》规定的股票、公司债券，也不是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规定的“资产证券”。

此外，在会计和税收制度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例如，根据财政部《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而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原保险人作为发起人与其设立的SPV之间存在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在编制发起人的会计报表时，很可能将二者进行合并核算，这样将使破产隔离不能实现。再如，根据我国目前税收法律，发行巨灾债券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涉及重复征税。从而对发起人、SPV和投资人带来过高的税收成本，阻碍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推行。

二、我国巨灾债券的制度建构

1.巨灾债券立法模式选择。巨灾债券法律制度的建构可以采取专项立法和相关法协调修改两种模式。由于巨灾债券的法律问题涉及到《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破产法》、税法、会计准则等多个法律制度或法律部门，如果采取多个部门法协调修改的模式，立法成本会比较高，程序会比较复杂，而且时间的一致性很难保障。因此本文认为采取类似“特殊目的保险机构法”专项立法的模式可能更为高效。在法律适用上，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特殊目的保险机构法”也不会与其他相关部门法发生冲突。美国2003年推出的《特殊目的再保险载体模范法案》，台湾地区2002年颁布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等均采专项立法模式。

2.巨灾债券专项立法的内容设计

（1）关于SPV机构的法律形式

我国应当确定SPV的法律形式为“公司型”而非“信托型”，因为后者首先违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这一金融监管的根本原则。而且现行《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在委托人破产清算时可能被纳入破产财产的范围，难以实现破产隔离。因此如果立法允许“信托型”SPV机构，可能会导致我国商法体系的重塑，而如果立法选择“公司型”SPV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立法成本。

（2）关于分保

《保险法》关于再保险接受主体的限制性规定应当仅适用于传统再保险人。专项立法应对境内外接受特殊再保险业务的SPV主体免除偿付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各离岸注册地都根据当地的立法对SPV豁免偿付能力，这正是其优势所在。

（3）关于巨灾债券的发行制度

专项立法必须明确赋予SPV机构发行巨灾债券的权利，并明确投资者购买巨灾债券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券交易，而不保险交易，以免引起保险交易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影响债券发行。

（4）关于会计和税收制度

关于会计准则，我国SPV专项立法应明确规定：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V）与发起人之间，因破产隔离的特殊需要，不适用《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关于税收制度，我国SPV专项立法应当考虑到SPV机构的过渡性和非实际经营性，对巨灾债券发行实行低税、甚至免税的政策。在立法技术上，可以在相关的税法中添加一个授权性条款：其他法律对税收另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监管体制方面，可以参照欧洲保险监管局2005年的《再保险监管法案》以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9年的《保险（再保险）证券化发展报告》，将巨灾债券纳入到我国再保险的监管框架之内围。

3.巨灾债券的立法定位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即新保险“国十条”）提出要以商业保险为平台，以多层次风险分担为保障，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巨灾再保险等制度，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据此理解，我国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大致可以分为4个层级：一是直接保险；二是巨灾再保险；三是巨灾基金；四是国家财政提供应急处理机制。巨灾债券虽然是一种新的、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但是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巨灾再保险，与传统再保险应当同属第二层级，二者之间也应当是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巨灾债券制度应成为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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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颖真. 资产证券化下税收问题的比较研究[J].特区经济，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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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时间与财务会计大致相同，甚至早于财务会计，其在企业税收筹划、反映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监督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国对于税务会计有了较长时间的理论研究，税务会计模式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财税分离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财税统一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同时，我国对于税务会计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且一般将税务会计视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重视程度不高。建立适当的税务会计制度，不仅是会计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完善我国税制的迫切要求。本论文以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为基础，从分析税务会计模式发展完善的必要性出发，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与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税务会计模式进行比较，直观对比出发展背景、历程、成效差异等，以期找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税务会计发展的模式。

一、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1．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合理把控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必然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税收制度与企业财务制度之间的差异逐步扩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均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一种会计核算管理活动，但税务会计因与税法有特定联系，相对于财务会计更加复杂。税务会计是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税务筹划、税金核算和纳税申报的一种会计系统。二者的处理方法、计算目的、核算程序和结果等有很大差异性，这就要求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使得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因此，只有完善我国税务会计制度的建立，才能充分发挥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职能，规范我国会计制度。2．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完善税收制度并保证税收征管的重要措施首先，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有利于完善税收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优化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结构，是对税制基层结构的补充。其次，设立税务会计有助于保证国家税款的征收工作。企业配备既精通会计业务，又熟知税收法律相关规定的人员，不仅能保证国家税款及时、公平、足额征收，还能保证企业在合理、合法纳税的基础上充分使用税收优惠，为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再次，设立企业税务会计，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明晰税企权责，让税务人员从繁杂的财务报表检查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3．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企业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税收筹划，即合理避税，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及税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政策及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对企业自身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来处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理财等活动。税收筹划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利润，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然而，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税务会计制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把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正式的工作来处理，才能充分利用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利益，才能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美、法、日三种税务会计模式比较分析

1．美国：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从法律制度看，美国采用的是海洋法系，即普通法系。其形成并且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如中国的宪法般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主要依据经美国法院判例给予解释，成文法再进行补充。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使用状况也不例外。各州分散独立的法律体制，国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统一规范。从经济体制看，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在宏观上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不直接干预经济，经济具有高度的自由和开放性，市场决定供求，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从会计规范的形式来看，美国由于其会计核算规范为民间管理方式，因此，会计核算规范均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核心，其立法对会计核算规范并无直接影响。美国强调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极大程度的保护了企业经济利益，使企业的财务会计能够自觉遵循会计原则，同时其完全不受税法的约束，所以会计核算、提供的相关信息相对客观、公允和真实。从企业组织形式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等企业形式在美国非常丰富多样，以股份制企业为主。美国作为全球证券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企业资本的构成与法国、日本相比，自有资本占比高达55％，法国占比为36．8％，而日本只占19．8％。从融资渠道看，美国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通常依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企业未来的前景作为是否持股或持股多少的重要参考。由于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优先选择证券市场，而银行只是辅助渠道。由于美国财务会计过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税法约束，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日臻完善，但需要统筹相关税务和计算、核算应缴税款时，就须根据美国复杂的税法同步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即使涉税会计比较复杂，但美国这种税务会计模式能够较好地发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应有作用，因此还是能被诸多国家广泛采用。2．法国：财税统一的税务会计模式法国的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基本统一，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也是财税统一型的模式，政府和税法占据主导地位，会计服从税法。法国这种财税统一的会计模式明确要求：企业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一致，强调缴纳税款与股东的财务报表要一致，决不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会计相关事项。这种“政府税收导向型”的会计模式，会计职业团体的力量较弱，过分强调按税法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虽然可以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征收，满足税务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实际状况，反映不够真实、公允，满足不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从法律制度看，法国采用大陆法系，适用于成文法，法律既系统完整，又清晰具体，逻辑缜密。法国政府通常在一定的时候借助法律使用行政等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会计服从于税法，企业的财务会计往往受到公司法典、税法典和证券法典等诸多法典的影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由于税法优先会计规则，税务部门不仅可以确定企业纳税申报的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而且还可规定企业的实际财务会计和报告实务。从经济体制看，法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很强的计划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地干预调控经济，在经济调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认为企业对未来市场短期的预测应由市场来解决，而国家对整个市场中长期的预测则由国家计划解决。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由此可见，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法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国有化占比较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担负着重要作用。从融资渠道看，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发达，投资者普遍乐于购买国债而不愿意购买或持有股票，企业所需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或银行。由于法国要求企业的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法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有其明显特征，即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统一。3．日本：财税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相较美、法两国，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美国强调经济自由，会计要保持独立而采用的财税分离模式，也不像法国强调税法优先会计法则而采用的财税合一模式，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协调特征下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中和二者特征，更灵活。从法律制度看，日本采用大陆法系，使用具体而详细的法律条文。日本在会计规范方面，除了企业会计准则，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都是重要依照。日本的商法适用于所有产业活动单位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是处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事法律的总规范，旨在全力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充分保障国家的税收。商法、证券交易法既是法律，同时也是会计规范具体的条文。会计准则虽然原则条例数量多且内容细致，但其实际上是对商法、税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的补充。日本的证券交易法，用来规范股票发行和流通，税法对企业会计有直接影响，日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列示的费用扣减以及收益递延等项目必须是税法允许的。从经济体制看，日本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市场，同时不排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以让市场自由有序、充满活力。但是日本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会采取计划调控、宏观调控、对企业施加影响等方式参与经济调控。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日本的会计准则与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系互为补充，前者在会计处理方面规定较为系统，后者则更为详细具体，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相比美国和法国，日本的会计准则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也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总计划，所以日本的税务会计是一种宏观统筹欠缺，没有完整系统理论支撑的会计体系。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日本企业绝大多数是股份公司，中小企业众多，虽然大企业数量较少，但在经济活动中却占有主导性地位，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组建起企业集团，便于维护企业长期稳定。从融资渠道看，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企业集团和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所以政府和投资人都对财务会计有所要求。前文说到的日本的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律与企业会计关系密切，对会计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日本的会计模式以企业为导向，重视为企业管理服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纳税及时、公平，形成了日本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

三、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方式上与法国、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在一定时候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干预经济，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不仅是资产的所有者，而且具有管理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扮演身份使得我国的产权关系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上市公司以国资背景为主导，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活跃度和理性度不够，市场主体和渠道较为单一，发展不够成熟均衡。因此，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已有的成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日本和法国中间，正从法国的经济形式向日本的经济形式转变。从法律制度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适用于成文法。我国法律不仅体系完整，而且规定明确，具有绝对的权威，对会计模式也具有刚性的影响。因此，税法与会计关系密切。从会计规范方式看，经过长时间的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我国当前是以包括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的《会计法》为中心，规范着财务会计核算行为。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有限责任公司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较多，能达到上市要求的大企业较少。从融资渠道看，我国银企关系十分紧密，但银行对企业的门槛要求较高，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能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很多资金周转不灵的小企业却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向银行贷款，只好向小型的信贷机构寻求贷款。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与法国、日本比较接近，尤其是在经济、法规等背景因素上，而与美国等具有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资本融资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事实上，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也较倾向于日本的财税协调税务会计模式。根据会计发展的国际化潮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将逐渐由二者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二者协调并存再到二者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究竟适不适合我国，还需进一步摸索探讨。从改革开放至今，近四十年时间，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不可避免的采用计划和宏观调控的手段干预经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言，实行日本的财税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是较为合理的。综上所述，美国财税会计分离的模式应是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发展的远期目标。就目前而言，应该选择财税适度分离，明确财税不同的目标，制订相应措施保证财税目标的实现，积极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美国已开了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先河，形成了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法国仍然坚持传统处理，同时也在进行改进；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财税会计建设理论。总之，与美、法、日三国财税会计相比较，我国应借鉴吸收并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且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有朝一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股份制企业日臻完善、民众法治观念大为改变时，财税完全独立的目标将指日可待。在这种会计模式下，税务会计将赋予以下三方面的职能：

（一）核算反映职能

税务会计的核算反映职能，即对企业的涉税活动进行核算和反映，是税务会计最基本的职能。税务会计依据财务会计信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实施条例以及会计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将会计信息调整为税务信息，从而全面核算企业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相关内容，并以价值形式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会计纳税活动，为国家组织财税收入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对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税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监督管理职能

税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即以价值形式对纳税人进行全面核算的纳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税务会计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可以说税务会计监督管理职能寓于核算反映职能之中，即通过税务会计系列核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监督会计主体的纳税活动是否与国家税收法律条款相一致，进而监督会计主体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状况，以此达到税收宏观调控的目的。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其监督管理职能也因此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通过强制性的监督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证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正确计算并及时缴纳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法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预测和决策职能

税务会计的预测和决策职能，即税务会计通过核算和反映纳税人纳税活动的全过程，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进而帮助纳税人对其税务活动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纳税人通过对税务会计信息进行分析，依据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主动规避较高的税负，进行合理税收筹划，从而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税务会计还应加强企业与税务机关的联系，了解政府的宏观导向，更好地促进整个企业的快速运转，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张文贤．会计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M］．第三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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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资产证券化发端于美国，是世界金融领域近三十年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华尔街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只要资产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将它证券化。”相对而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起步较晚，2005年之前，这一产品的推进仍然极为迟缓。2005年，随着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资产证券化试点地位的确立以及之前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准备尝试，我国的证券化市场迈开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一步。就在各国纷纷尝试资产证券化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了，次贷危机不仅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延缓了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也在2009年开始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12年，监管部门开始新一轮的资产证券化的试点。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贷款或者其他债务工具进行一系列的组合，将之包装，使该组资产在可预见的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保持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配以相应的信用增级，将该组资产的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提高的债券证券的技术和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发起人把其持有的不能变现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分类整理，一批批资产组合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以该组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收归购买资金的一个技术和过程。

二、资产证券化相比传统处置方式的优势

资产证券化并非以资产优良为前提，而是以卖方投资者是否能达到利益的平衡为前提。传统处置方式需要银行一对一地和债务企业交清，回收时间长且不确定性大，收回金额取决于回收力度，企业意愿和能力，还需要将转化后资产再次处置变现，其实际回收现金取决于再次变现时机和市场环境。而资产证券化不仅能满足批量处置的要求，而且其现金回收速度不必受债务人实际还款时间的制约，可达到提前变现和风险剥离的目的，处置速度和现金回收速度明显快于传统处置方式，而且可以使银行财务报表能得到尽快改善。

三、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

1.有利于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将信贷资产集中起来进行结构重组，并重新分割为证券转手给市场上的投资者。首先，通过有效的信贷资产结构化重组并重新分割为证券，可使之具有与原资产不同的现金流量结构特征，消除原不良资产的缺陷，利用优质资产和不良资产关联方法，把原不良资产“推出去”。其次，原来不良资产变得可以在市场上流动交易，间接的让原不良资产获得证券的流动性，缓解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再次通过信用增级的效用，使资产支撑的证券获得较高的信用等级，这样可以改善不良资产本质弱点，使之通过外源的资金信用支持来提高其资信级别，并实现流动性目标。

2.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有效减少了资本充足率中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总额，从而提高了资本充足率。

3.分散和转移了风险。资产证券化具有隔离基础资产发起人实体风险以及转移，重组相关的信用与市场风险等风险管理的功能。其交易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转移风险和重新分配的市场机会。

4.实现了低成本融资。资产证券化可将物质属性上不可分割并在位置上受时空限制的财产实体分割为可转让或流通的标准化单位的证券合约，并可使其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与其客体的时机运营状况相分离，以最低费用成本推动金融资本的高效流动与重组。

5.提高了资本利用率。随着计算机与高科技，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证券化金融工具的交易成本将会越来越低，尤其是商业银行往往会因为坏账损失准备金，存款保险，最低资本充足率等相应的加大交易成本，而资产证券化则可以使金融工具的二级市场交易降低成本，并为低成本的证券发行提供支持机制。

6.获得利润。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工作中提供服务，可获得中间业务收入，如托管，资产管理收入。同时还可获得一定套利，如资本利得，通过证券化交易可获得风险溢价。

四、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及问题

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一要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二要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将有效信贷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三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审慎监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11月18日，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发行了首单80亿元的“2013年第一期开元铁路专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当然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中存在一些问题：

1.法律制度方面存在障碍。比如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优先权益如何鉴定出售；在资产证券化中关于的税收、会计、产品交易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信息披露也不透明。

2.配套环境方面不完善。我国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流动性差；在资产转让登记上，无法在法律上确认是否真实出售；在《证券法》中也没有直接适用于资产支持证券方面的明确规定。

3.在会计和税收制度不完善。在会计上设计出售或融资确定，合并问题，剩余权益如何投资，SPV是否需要和证券化发起人合并报表以及证券化资产的定价，资产证券发行的会计处理，我国尚无相应的规定。

4.权威中介机构的缺失，我国资产评估业和资信评估业比较的落后。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不规范，独立性差以及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认识不足。

5.我国实行利率汇率管制体制，使得利率、汇率不能真实反映资产价格。

6.信用制度障碍。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备：持续一定时期的低违约、低损失率的历史记录；原所有者已经持有资产一定时间且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金融资产具有标准、高质量的合同条款，确保原持有人对资产拥有完整所有权；而这些条件我国都不具备。

7.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资产证券化能够给银行带来很多的益处，但同时也存在道德风险：如果银行资产证券化能顺利实现，银行就将不良贷款的风险成功地转嫁给市场上的投资者，由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不会对高风险贷款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这部分超额报酬就归银行所拥有。同时银行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不仅得到了中介费用，同时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银行会降低某些贷款者的信用等级要求，增加高风险贷款数量，而通过证券化将这些资产包装上市后，如果贷款者不能偿还本息，将会引起大规模的支付危机，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五、国内外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解决储贷危机而设计了重组信托公司。它接受了美国2000多家发生了流动性困难，面临支付风险的储蓄贷款机构的全部资产。为降低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使风险得到分散，它将房地产抵押期限长、占压资金多，并且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进行了证券化，达到迅速回收现金的目标。1991年6月，它发起了第一笔总额为5000万美元的证券化交易。以此为开端，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经常发起证券化交易，每月的平均交易额高达19亿美元。重组信托公司通过证券化，出售接管，监护的机构资产和公司贷款共计424亿美元。

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尝试开始于2003年，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国外银行共同合作处置100亿元的不良资产。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进入2007年，经过7年艰苦努力，在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中（除去4050亿元的债转股）已经处置了不良资产近1万亿元左右，累计回收现金1865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4。2%，基本完成了预期任务。

六、对于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1.须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对于每笔证券化交易来说，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护投资者在基础资产中的合法利益，最重要的是，当发起人或者卖方处于破产境地时，法律应该保护投资者对证券的基础资产的追讨权。完善《公司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物权法》，《证券法》，《税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

2.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建立完善的交易服务平台和完善的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我国应尽快建立全国、高效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网络，以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建立规范有效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标准化程度，扩大规模，促进二级市场的发展。重点建立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使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3.建立资产证券化有关的税收制度。豁免SPV所得税，通过制定避免双重纳税规定来豁证券化当事人的预提税，豁免资产转移过程。

4.培育有公信力的民族品牌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及相应的信用评级规则在资产证券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和科学的评级方式，这样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素质。

5培育多样化的投资者。金融创新离不开金融市场的需求，多样的投资者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创新，有了需求，创新才更有把握。

6.监管部门加强对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力度，以免出现银行道德风险。避免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降低某些贷款者的信用等级要求后导致的支付危机，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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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田勇.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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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主要有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这三种制度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使得收入再分配成效并不显著。作为回应，许多学者也开始探讨收入再分配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本文将结合收入再分配的三种主要方式，分别论述各种方式在实践操作中遇到的障碍。

一、税收视角下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有税收制度，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完善，被许多学者当作是收入再分配过程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收入再分配制度建设刍议》（易培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宋桂霞、齐晓安）、《我国社会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和志蓉）等诸多文章对这一问题均有论述。学者的论述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的不完善、其他现有税种设计不合理、具备社会公平功能的税种缺失、税收征管制度不健全等四个角度展开的。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

和志蓉、宋桂霞、郝秀琴等学者都认为，目前政府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几乎还没有体现，根本没有实现对高收入者的调低和对低收入者的扶持。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比重太低、具体制度设计不合理、征管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

首先，郝秀琴认为，个人所得税规模小，是税收制度难以有效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其次，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合理。个税起征点偏低，使多数人税负过重，而且缺乏对高收入群体的必要限制和调节，使得高收入群体税负过轻。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长期偏低，税率缺乏累进性或累进的程度偏低。征收方式采取分类税制，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标准和方法，不能准确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客观上有利于高收入者用分散所得或分次支付方式逃税。

最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而且落实也不到位，导致个人所得税变为事实上的“薪金调节税”，使得高收入群体逃税避税更加容易，进一步扩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

（二）现有其他税种的不完善

霍军在《收入分配差别与税收分配调节》一文中对现有的证券交易税、资本所得税、利息税和消费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对证券交易行为课征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税因“错位”而缺位，未能发挥调节证券交易收入的作用；个人股息收入存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重课税问题，使个人股东间接投资、资本投资的税负重于直接投资、生产经营性投资，影响了个人股东资本再投资的积极性；对教育储蓄存款利息、特定专项储蓄存款利息或者储蓄性专项基金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留下了利息税逃避税的隐患，且免税方向没有体现对低收入者的照顾；我国现行消费税政策一成不变，未能适时实现高消费征税项目的新老更替，对消费行为和投资导向调节不力。

（三）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缺位

易培强认为主要功能在于调节财产收益差距的遗产税、赠予税、物业税或不动产税等缺位，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之一，因为当前居民财产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更为突出。和志蓉也认为，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欠缺，使得财产转移更加容易。

霍军则对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具备社会公平功能的税种缺失，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我国高收入阶层的财产规模巨大，使征收财产税更加必要，也提供了充分的税源。遗产税、赠与税长期缺位，使税收对居民财富的调节一直处在真空状态。社会保障税缺位则使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失去法律保障，因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收费的形式筹集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差，筹资成本高，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

（四）税收征管的透明度低、监管弱

这既影响了纳税人纳税的主动性、积极性，又造成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大量增加，而且逃税现象严重。宋桂霞也认为，已有的税收制度没有落实到位，其结果造成了我国税收的严重流失。

也有部分学者从累进税率在现有税收结构中使用比例较低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具体可参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探析》（陈文茹、孙大岩）。作者在文中提出，累进税率一般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但我国税收结构中具有累进性的部分（也就是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总税收的3%左右，没有起到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财政转移支付视角下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探讨收入再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如《我国政府收入再分配能力与规模的国际比较》（郝秀琴）、《缩小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刘嵩）、《强化我国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职能作用问题研究》（李吉雄）等。

（一）财政收入角度

刘乐山、刘嵩、唐文光在《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弱化与收入差距扩大》一文中认为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因为如果允许地方政府行使再分配的权力，则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地方间的差别税收、差别转移支付等制度，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不合理流动，以致缺乏经济效率。如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运用政策手段，就可以避免居民通过移居来避税或通过移居来竞相享用政府转移支出的现象。

刘嵩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中提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高低以及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发挥。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这两个比重都偏低，远远低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财政职能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二）财政支出角度

首先，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陈文茹、孙大岩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探析》一文中认为，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具体体现为财政支出中支农比重持续偏低，公共服务支出严重向城镇倾斜，财政转移支付不规范。

郝秀琴认为财政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支出规模小，对政府收入再分配等社会责任关注不够，主要体现在教育支出不足、卫生保健支出较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不足等，而且政府机构运营效率低下，也降低了再分配的效率。

魏杰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两个“为什么”》中也认为，我国再分配机制在财政支出上存在缺陷，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政府在财政收入支配上更多地倾向于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再分配收益的增加。作者还认为政府之所以偏重于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为了为追求 GDP 和所谓政绩，还有可能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有些人的私利紧密相连。

其次，财政支出决策机制不合理。卢现祥、朱巧玲在《再分配的制度分析》中提出，我国的再分配失灵与我国公共支出的决定机制有关。在我国，再分配给谁，如何再分配，一般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我国行政权力受到的制约比较少，这就使再分配规则的确定、再分配方式的选择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按照利益集团理论的重要原则，即组织起来的集团往往比没有组织的集团能向官员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小集团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又比大集团大的多。在公民权利未被充分实现的情况下，部分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使政策更多地向他们倾斜，这样便发生政策扭曲，加剧本来已经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平等。所以他们认为从深层次看，我国再分配失灵和再分配目标的偏离主要还是一种体制性现象。

三、社会保障视角下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视程度，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不过也有学者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相关论述主要从制度构建不完善、社会保障待遇不均、社会保障的逆向调节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首先，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有效满足实际需要。和志蓉在《我国社会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日趋合理、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大量员工的下岗、失业、分流、退养，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压力空前加大。社会保障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保障力度都远远跟不上社会实际需求，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压力也成为了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其次，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责任划分不清，责任分担机制不明晰。杨灿明，胡洪曙，俞杰在《收入分配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这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具体来讲，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民间、政府与企业之间责任划分不清晰，严重影响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和志蓉还提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并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根据身份。有些福利和保障项目，只有体制内人员或城镇人口可以享受，而体制外人员和广大农村人口无法享受。这就导致越是相对富裕的人，越有机会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而越是收人低的和困难的人，越没有机会享受这种待遇。

（二）社会保障待遇不均

首先，区域之间社会保障待遇不均。刘娟在其硕士论文《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中提出，由于各地社保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别，也使得不同地区社会保障待遇存在显著差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普遍比中西部地区高，各地区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

其次，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待遇不均。杨翠迎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一文中提出，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民享受着很不公允的社会保障待遇。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稳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会保障水平远远高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这对农民是极大的不公。施晓琳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文中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标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公平。但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相当齐全，而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相当少，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也到学者提到了不同企业之间社会保障待遇不均，如国有企业高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高于个体和私营企业等。

篇（6）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下，由企业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资源税等，从我国税收收入来源构成上看，企业税收与个人税收的比为9■1，从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税税额之和与企业收入总额的比率）上来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较高。尽管流转税通过税负转嫁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对部分买方市场的商品来说，还要由企业负担一部分。较高的名义税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在融资手段、股利分配、税收遵从与税收筹划等方面，企业都会因税收负担因素而有所选择。

一、对企业融资手段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融资手段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指企业增发股本，吸引新的投资人入股参与经营，并从企业的税后盈利分配红利给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债权融资是指通过举债融入资金，支付利息给债权人作为资本收益。影响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导致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同。

（一）两种融资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利息扣除规定，企业的债权融资规模不超过企业注册资金两倍以内支付的利息，都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为利息费用扣除。对企业来说举债规模越大，发生的利息费用就越多，在所得税前扣除的费用也就越多，企业当年应纳的所得税就越少。而以股权融资方式取得的融资，只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其融资成本才能在税前按一定标准扣除，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并且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人时，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还要再缴纳所得税。

（二）两种融资方式的选择

由于两种投资方式所适用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举债融资的手段融资，拿别人的钱给自己赚钱，就连世界著名的苹果公司为股东发放红利，也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但是利润与风险并存，债权融资的风险远大于股权融资，一方面债权融资有还本付息的风险，债务到期必须归还本息，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债务违约的压力会增加企业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大规模的举债经营，在所得税政策上会规定一个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利息上限，即资本与债务之比，我国规定一般企业为1■2，其他国家有1■3，有的高达1■5，这就是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来避税的安全港法规，对超过上限的利息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再加上国家金融政策变化的风险，若借贷利率上调，企业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而股权融资虽然使企业不能从所得税上套利，但企业的资本构成却相对稳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对企业股利分配政策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股利是企业的股东按其投资额的大小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是企业盈余在股东和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方式通常包括派发现金股利、送股票股利（即送股）两种形式。现金股利是指企业以现金形式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增加企业股本，不改变每股净资产；送股票股利是指企业以发放股票的方式代替现金，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东支付的股利。

（一）两种分配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上市企业以现金方式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时，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应以收到的现金红利为应纳税所得额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不得扣除任何费用，并由发放股利的企业代扣代缴，股东个人账户上收到的是税后红利；若企业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只转增股东股票账户的股本数量，不对新增股本的价值缴纳个人所得税，即使以后发生股权转让，个人就股权转让收益也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两种分配方式的选择

由于对两种股利分配方式的所得税政策不同，企业在分配股利时往往会选择股票红利的方式，尽量避免用现金分配红利，导致我国上市企业中使用现金分红的企业数量不多，并且分配现金红利的金额占企业应分配利润的比例偏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股利分配条件，即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但由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如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实际控制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通过提高薪酬收入、加大在职消费等手段获取收益，而现金分红会损失其既得利益；还有一些大股东通过控制上市企业关联交易、再融资等方式获得剩余索取权，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等，导致投资者进入股市的资金不是为了获取投资分红，而是为了赚取差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围绕股价的波动进行，追涨杀跌，缺乏长期投资理念。为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除了建立企业稳定的现金红利分配机制，对股权转让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

三、对税收遵从与不遵从选择的影响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与此相反行为，即不符合税法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则为纳税不遵从。

（一）税收负担过重导致税收不遵从的理论分析

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理性经济人”在作出行为决策时，会对其面临的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然后选择一个能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若税务机关对税收不遵从的查获率不变，当税率提高税收负担加重时，纳税人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在面临损失预期时人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而且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那么纳税人会冒风险逃避税。这就导致了税率越高，税收不遵从度越高的现象。另外，在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下，高税率适用的对象是高收入者，他们应缴纳更多的税款，面对损失预期时他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不仅如此，有些高收入者认为自己的高收入是自己的合法劳动所得，缴纳更多的税款但是却享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根据自己主观的损益框架来判断，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因而税收不遵从的概率也会更大。

（二）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选择

由于税收负担的客观存在，不同企业性质的纳税环境不同，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实际承担的税负与其收入不成比例，导致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成本明显不同，再加上政府对税收不遵从的处罚形式单一，处罚力度较小等，不足以改变企业选择的初衷，使得企业在追求其自身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容易倾向于对税收不遵从的选择。

税收不遵从对纳税人会产生经济和行为方面的影响，部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无形中加重了诚实纳税人的相对税负，这也引起人们对国家税收制度公平程度的怀疑；同时在对税收不遵从行为处罚不力的情况下，其不良的示范作用会得到强化，其行为对其他纳税人如何看待税制，以及社会公众对税制完整性和对税制的信任程度将产生极大影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而言，税收不遵从现象的存在不仅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减少，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效率。

因此，应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公开、公平的课税制度，完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加大对税收不遵从的惩罚力度等，以引导企业在税收遵从与不遵从行为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对避税与税收筹划选择的影响

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缺陷，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合法地减轻甚至免除自身应承担的或额外承担的税收负担，从而取得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二者的共同点是：利益驱动。企业为了逃避税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合法或不违法的手段，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二者的区别在于：从道义上来讲，税收筹划是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调整产业导向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避税则是利用税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在道义上通常有不正当之嫌；从国家的立法导向上来讲，避税是用合法手段以减少税收负担，但其手段通常是钻税法上的漏洞、反常和缺陷，谋取不是立法者原来所期望的税收利益，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立法导向是相违背的。税收筹划也是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但其税收利益是立法者所期望的，或至少是立法者能接受的，符合或至少不违背立法者本意和立法导向；从政府的反应来讲，政府对避税行为一般采取种种反避税措施，包括完善立法甚至设置避税陷阱等，以达到打击和杜绝避税行为的目的。税收筹划是政府予以引导和鼓励的，政府甚至会积极指导或辅导纳税人调整产业政策，并针对实际情况，颁布一系列为纳税人落实税收优惠利益的政策、法规。

（二）企业对避税与税收筹划的选择

企业对避税与筹划的选择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表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被税收法定原则加以确定，纳税人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违法手段和方法，而是通过税收筹划和避税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因为税收筹划是政府鼓励的一种节税措施，企业公开实施税收筹划项目，不仅利于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企业的财务与会计管理水平，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往往具体到企业的实际项目操作上，虽然企业都达到了减轻税负的目的，但对他们的行为是避税还是筹划往往很难区分定性，因为企业的项目实施过程是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出发点是税收筹划，但在财务处理时有可能会钻税收制度的漏洞，导致税收收入的非正常流失，甚至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国家在利用法律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的同时，应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加强反避税立法，强调纳税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加强税务行政管理，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和税务调查制度，以控制避税行为的泛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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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经济的复苏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无疑使美国个人财务规划业进入了起飞阶段。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使富裕阶层和普通消费者无法凭借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各种财务资源实现自己短期和长期的生活、财务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益畅行的超前消费观念。使很多人担心缺乏足够的个人存款以应付日益增长的个人债务，来保证今后生活的财务安全和自主。于是出于为子女将来读书而储蓄、为买房或重新购房按揭贷款，或进行债务管理或建立应急基金对付突发事件的需要，消费者日益意识到对自己未来生活进行财务规划和保障的必要。但是由于精力和专业的限制。他们希望根据独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家庭状况、职业状况以及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等因素，寻找那些有能力来量身定制人生规划的专家。

第二，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政策的改变，使消费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无忧的退休生活。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曾为公民提供保健、退休金和其他公共福利。可是在战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会老龄化的问题目益严峻，单纯由政府提供的各式员工福利和养老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个人的退休需要，大部分只能转由雇主和个人分别或共同承担。这一时期，各种复杂的员工福利和退休计划应运而生。例如：现金平衡养老金计划、员工股票红利计划、利润共享计划和税收递延年金等等。这些计划涉及雇主与雇员的不同义务分担、对雇员年龄和服务期限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的税收递延规定。加之受到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和劳工部相关法规的监管。并且在交易时还要符合受托义务、禁止交易和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一般消费者很难进行明智的选择。

第三。尽管社会富裕程度在提高，但相应的法律环境并不具备，很多人不知如何处理已绎或者即将继承的大笔遗产。面对繁复的各州有关遗产、遗赠、信托及其税收法律法规，人们往往不知所措。除了专业的理财人员和遗产规划专家以外，很多律师也加入了为客户提供咨询的行列。从而推动了个人财务规划业的发展。

第四，美国个人税收制度的空前复杂。造成消费者的无所适从。在美国，不仅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政府都征收个人所得税，有时一些地方政府也会酌情征收。尽管联邦的税法规定了统一的个人累进税率，但是由于使用不同的纳税身份单身、户主、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分别申报>便会拥有不同的年收入起征点、不同的应税所得扣除项目、不同的税额减免优惠；还有交叉纳税的税额扣除等问题。

在州法的层面上，各州往往根据公民收入来源的不同结构制定不同所得税法。有的侧重于向收入征税，有的侧重于向资产征税，如果从不同的州获得收入，如何合法避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一般消费者连保证正确填表、合法纳税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考虑投资于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购买动产、不动产，购买保险产品或参加员工福利和养老金计划时的税收规划问题。因此，面对这些高深而又复杂的专业知识，消费者迫切需要称职的专业人员对其生活中的所有税收问题进行合理的筹划。

第五，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变革，是消费者日益需要专业理财人员进行投资策划的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后近30年中，基于包括获得税收优势、降低交易成本、降低费用、重新分配风险、增加流动性规避法律法规产生的影响平滑利率波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平滑价格波动性造成的不利影响、获得会计方面的好处、受到学术研究的启发和技术进步的推动等11种动因，在金融市场上发生了规模浩大的金融创新。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工具的创新、证券市场工具的创新、金融过程的创新以及金融投资策略和解决方案的创新等。使消费者面临着越来越难以理解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消费者开始主动寻求称职的、客观公允的、以追求客户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讲职业道德的、专业个人财务规划人员的咨询服务。

这一时期。美国个人财务规划业获得了加速发展，业务需求不断扩大。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但是。随之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混同现象，几乎所有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人员都称自己是提供个人财务规划服务或使用个人财务规划师这个称呼。美国CFPCertifiedFinancialPlanrer标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对美国跟个人理财相关或类似服务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归类：第一类为专业提供个人财务咨询服务的人员；第二类为保险专业人员：第三类为证券和投资咨询业专业人员；第四类为不动产经纪人；第五类为遗产规划师；第六类为传统上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人员秉会计和律师等等。另外，在美国有一小部分律师专业提供有关遗产规划、税务规划和小型企业综合策划方面的个人金融服务。

可见，在美国个人财务规划从业者中，有直接出售证券产品的注册销售代表；有推荐特定金融产品的投资顾问，还有保险经纪人或不动产经纪人。

三成熟、稳定发展期

尽管有了消费者旺盛的需求及从业人员迅速扩张的有利因素。但是。美国个人财务规划业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像行业性质、职业性质和业务性质等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具体表现在第一。个人财务规划业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服务行业。还是从属于某个具体金融服务行业7它是不是金融咨询业的一个部分7第二，个人财务规划师是否能够成为类似律师和会计师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三，个人财务规划师的主要业务到底是销售金融产品及服务，还是提供一个规范的个人财务规划服务流程以帮助客户实现既定的生活和财务目标等。

在美国，与个人财务规划行业相关的资格证书、专业执照名目繁多。根据美国CFP标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有影响力的资格证书，第一类是个人财务规划的专业证书，第二类是有关员工福利和退休计划的专业证书；第三类是有关遗产规划的专业证书；第四类是与个人理财有关的税务专业证书；第五类是与个人理财有关的保险专业证书，第六类是与个人理财有关的证券投资、投资咨询专业证书，第七类是与个人理财有关的会计专业证书。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在众多与个人财务规划相关的资格认证体系中。CFP资格认证制度对美国乃至全球个人财务规划行业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与个人理财业的其他资格认证制度相比，CFP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它倡导从业者在提供理财服务时。帮助客户制定个长期的可执行计划，而不是推销特定产品。要把客户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对所有执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是正直诚信、客观、胜任、公正保密、专业和勤奋的原则。按照CFP这认证制度的有关标准。个人理财规划师在执业时必须遵循六个步骤：一是包括建立和界定理财师与客户的关系；二是收集包括客户生活和财务目标在内的所有信息；三是分析和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四是拟定及向客户提出个人财务策划书；五是执行个人财务策划建议；六是监控个人财务策划建议的执行。美国CFP标准委员会为这个程序专门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个人财务策划执业操作标准》，并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申请将该规范流程注册成为一个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方便其作为一个可度量的国际通用标准在全球的推行。从而保障公众的利益。

可见在CFP认证制度发展过程中，美国的个人理财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金融服务行业，不再从属于任何传统金融行业，出现了以客观，公允为执业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财务策划师，他们的主要业务不再是从销售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获取佣金，而是为帮助客户实现其生活和财务目标进行专业咨询服务。并通过一个规范的个人理财服务流程来实施理财建议从而防止客户利益受到侵害。同时。客户在得到个人财务规划标准流程的增值服务时。不仅仅体现在一个产品上。而是极有可能使短期客户变成长期客户。

篇（8）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67-01

针对房价的不断上涨，国家不断推出限购令、限贷令等一系列的重拳措施，但因楼市宏观调控其强烈的行政色彩，屡受各方诟病，房产税的开征大势所趋。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主要包括房产税制度、契税制度、印花税制度和营业税制度等。我国重庆、上海两大城市也相继进行了房产税的试点。开征房产税，可以规范不动产的税收，可以优化个人购房结构，使之更加合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国的房产税开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公平税赋问题

对于房产税开征前的房屋和开征后房屋的比较，已经在购买时一次性缴纳税费的房屋，继续开征房产税不仅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还有失公平。对于自住房屋和经营性房屋，房产税的征收必须顾及收入水平，税负能力的对称性。以纳税能力的不同衡量，前者自住性住房的购买属于纯支出，后者则是通过对房屋的经营取得相应的利润，如果两者按相同税率征收，则会失去房产税有效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失去房产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意义。

二、房产税税制制定的合理性问题

从房产税的两地试点的情况来看，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纳税主体仅限于二套以上新购房和高档别墅等增量房，这部分业主属于富裕群体，对于税收缺乏敏感度。这种情况下房产税具有商品税的特征，房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征收。比如上海的规定，房产税开征前拥有的房产无需纳税，这违背了房产税征收的宗旨。房产税的征收到底以土地和房屋合在一起交税，还是分开交税；是按照买时原值、租金、余额、面积等交税，还是按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交税。如何合理的评估房屋的价值，免税区间如何设定，所有这些问题，在开征前，都必须妥善加以解决。

三、房产税的征收成本的问题

房产税是财产税，它的开征建立在对征收对象房产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要实现以家庭为单位认定第二套住房，就需要全国各地的房屋主管部门建立全面、实时和动态的居民个人房产购买和保有情况数据库。根据国外普遍经验，房产税征收是以房产价值为依据征收的，需要对房价进行评估，确定房产的地段、位置，核算出所属位置的税率标准。征税条件必须具备需要良好的土地和建筑物记录，但在国内，这些房地产登记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评估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和素质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

虽然国家出台各种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但在我国未来住宅市场上，房价仍然面临持续上涨的压力，房产税的征收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房产税的征收会带动投资成本的增加，投资成本的增加会抑制投资性的需求，促使房价理性回归，实现房价的软着陆。然而，针对房产税在我国重庆、上海两地的试点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对房产税的改革有以下建议与思考。

（一）扩大征税范围，实行统一的计税依据

目前，从试点情况看房产税征税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但是，伴随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完全应该将农村的非农用生产经营化用房和企业化的事业单位纳入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将实质上已经符合征税条件的房产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统一的计税依据，现阶段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是房屋余值，但房产余值并不反应房产目前的市场价值，更何况针对同一房产使用两种计税依据会造成税负不公。因此，将计税依据统一改为房屋的评估价值或者现值较为合理，评估时应依据房屋的用途、地理位置、使用年限等因素并借助技术手段，公正、合理地对房屋价值作出评估。

（二）明确改革目标，建立合理税率体系

房产税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抑制需求，影响供求关系从而调节房价，它的最终目的是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所以必须从完善税收体系的宏观角度来设计房产税。建立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税率体系。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在房产税上兼顾社会公平的经验，又要吸取海外一些国家房产税率缺乏弹性，导致税收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教训，建议在我国未来住宅市场上，可以采取有差别的浮动税率体制。

（三）降低税收成本，建立房产信息数据库

建立以云计算、云服务为基础的庞大房产信息共享库。记录从土地拍卖到谁购得房子、以及房屋的转手和买卖，可以为房产税的征收带来高效率和可靠的依据，有了完整而准确的房产信息数据，才有条件去执行有差别的浮动税率体制。从目前技术角度分析，建立全国统一的房产信息共享库是完全可行的，关键是要在制度上、流程上为房产信息共享库扫清障碍。

（四）完善房产税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价格评估制度和税收征收监管制度。

为保证房产税的有效征收，需要设立健全不以营利性为目的的官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来评估房产的价格。确定评估标准，公布评估方案，建立独立运作的监管机构，对税收征收进行监管，以避免出现逃税、漏税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钱津.如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J］.中国流通经济，2010(5):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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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概述

证券化分为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证券化是指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以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的方式，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出售，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此种方式大多为信用融资，只有政府和信誉极高的大公司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资金，属于增量的证券化，又称“初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传统的证券发行以企业为基础，而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的资产池为基础发行证券。资产证券化后其流动性大为增强，它从已有的信用关系上发展起来，属于存量的证券化，又称“二级证券化”。

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证券化，是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采取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式的资产运营方式；而狭义的资产证券化则指信贷资产证券化。按照资产种类的不同，分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MBS）和资产支持的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某些分类中还包括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Securitization，简称ABCS）。其中ABS是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证券化形式。

在操作流程及机构设置上，资产证券化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是通过一个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 Vehicle，简称SPV）作为交易中介，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以发行收入作为购买证券化资产的价款，从而使原始筹资者获取所需的资金，从这个角度说，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市场满足社会长期信用需求的直接融资过程。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信用增级，在发行前通过设立超额抵押或备付金账户进行内部增级，或者通过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担保进行外部信用增级来提高证券信用等级，从而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其规避风险的功能，通过资产组合、转让将集中与卖方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最后是其广泛性，凡是可以参数收入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

（一）运作主体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有一系列的运转主体构成，主要包括：发动主体、特设主体，即前文提到的SPV，待发行主体、投资者、信用增级主体、资信评级主体、监管机构、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等。

（二）发展及演化

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出现于1968年的抵押担保债券MBS，在美国金融机构在受到投资银行业务冲击而业绩下滑，Q条例限制利率上限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多流动性，恢复利润而产生的金融创新。1970年，通过买卖住房抵押贷款创造了可转让的证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已经成为重要的证券产品，并扩散到亚洲、欧洲等其他市场。直到2007年，次级贷款数量累积，证券化链条越来越长，在此过程中，处于链条前端的市场主体的风险得以有效转移，并获得流动性好处，使得这些市场主体进行了深度的市场挖掘，扩大信贷规模，降低门槛，以增加收益；而在链条中，证券化的次数增加，并且和其他不同的证券，或者是风险不相同的同种证券进行重组再转向下一投资者，最终导致链条内的风险逐渐累积，开始出现还贷者违约行为屡屡发生，风险开始顺着复杂的证券化链条扩散，证券产品编制，投资者信心下降，并逐渐波及到整个金融市场，向海外市场蔓延，并进入到实体经济，形成2008年的次贷危机。

另外，资金链的延长不仅扩大了系统风险，也使得投资者对于源头资产信息缺失，投资对象由明朗逐渐变得不透明，这实际上并没有降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风险。

（三）功能及意义的探析

首先，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融资状况。证券化在我国最原始的应用应当是政府对于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向民众筹集资金用于基础建设或者对企业进行扶持，到规定年限后再予以归还，是一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此处没有考虑商业银行等代销机构）。而资产的证券化则是在已有资产上以资产为依托，发行证券，筹集再生产或者扩张所需的资金，在中介机构进行适当的期限、种类配比后，相当于直接对投资者融资。而引入资产证券化之后，这种方式将从政府专属扩张到经济领域，不仅对于我国现在的“二八”现象的改善有利，而且对于金融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企业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民众来说，降低筹资门槛可以提前享受到所需的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比如房产。而对于实体经济的企业来说，则可以扩大市场、增加利润。对于中介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来说，则可以对本身所有的劣质资产进行恰当的处置，减少风险资产额，保证收益，盘活不良贷款，如果代销机构得到良好发展，则可以达到充分分散风险的目的。

最后，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政府以及大型企业在对资源进行整合的时候，往往因为资金原因而使计划难以实施，而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全面性调整和产业优化整合及升级，才能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资产证券化则可以为新的经济项目筹集更多资金，使得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得以实现。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市场发展及稳定

（一）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稳定

本文在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概述的过程中，陈述了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利弊，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对于金融经济稳定造成的冲击。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对经济稳定和动荡产生作用。而金融体系作为一种融资效率提高的工具，对分配资金，实现帕累托最优起主要作用。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重组了风险收益比，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产证券化在对交易机制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之后，对传统的银行中介金融体系有很大程度的改进，纠正了间接融资方式的缺陷，使金融模式更加合理高效，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在证券法、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下，证券对于信息的披露更加规范，所披露的信息也更加广泛，事实上更加系统和真实，资产的重新组合根据不同的风险状态和收益进行，证券的评估也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中介机构的进入将对整个资产进行多次评估，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中介机构的信用评估报告掌握企业和资产的源头信息，使得交易效率得以提高；另外，交易模式改变了商业银行批量贷款加工和搜集信息的核准弊端，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投资者分别进行信用评估，使得信息的流动更加充分，促进了信息的真实化和独立化，提高了投融资的运作效率。

由此，资产证券化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投融资效率，优化资本和风险结构，并且有利于金融分工专业化，是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的。

（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稳定形成阻碍

资产证券化容易造成过度创造信用。由于投资性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能够利用证券化进行风险的有效转移，冲减自身不良资产，由此容易促使此类机构不负责任地进行资产多次证券化，扩大源头资产，包含很多不良资产或者重复证券化，并且延长了证券化的链条。为了追求最高利润，更多的创新型的衍生金融资产被创造出来，证券化产品的复杂化导致潜在的危机因素浮现，并可能由此造成重大的危机。

对于市场来说，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其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如果一种金融工具没有正确定价，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利润来弥补和抵御各类市场交易的损失，将给金融机构带来长期或者短期的损失，而对于市场来说，则会造成投资者破产、市场动荡，风险通过金融领域传到实体经济。

对于政府来说，各类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将为其管理带来更大的困难。资产证券化也不例外。比如在对货币存量和流量进行管理和干预时，由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现金流入，中央银行对其的控制将由此削弱，宏观调控的能力受限。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央银行必须重新制定各类政策组合来增强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功能。

资产证券化与次贷危机

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在于其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这样，虚拟经济中的资本不受实际资本约束，其自身的膨胀最终造成经济泡沫并形成经济危机。

资产证券化产品造成信用膨胀。商业银行借助资产证券化增加流动性，扩张资金来源渠道，放大信贷投放规模。最终也脱离了解决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的初衷，成为接纳其不良资产，提高银行流动性与盈利性，进而提高了其安全性。银行体系外的资金通过这一纽带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

信贷扩张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银行将获取的资金重新用于支持房地产业的开发，大量的资金涌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最终形成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房地产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呈现出整个行业发展的良好势头，而这种势头并非是市场需求所引发的，从而造成房产泡沫。

抵押贷款资金链断裂造成次贷危机。大量低质量抵押贷款不能到期得以偿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资金断裂，而这一影响直接顺着资产证券化的链条向后扩张，并深入以房地产行业为触发点的实体经济，造成次贷危机。

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运用与监管

（一）完善证券化相关法律和制度

我国现阶段仅有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和基本的监管制度作为基础，在此之上，对于各类中介机构、操作规范及流程，二级市场的相关规定等都处于真空状态，这是阻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应当对基本制度进行完备，并制定成体系的政策和规定，特别是税收作为证券化主要成本的税收制度。

（二）促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完善

证券化产品最终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流通的，所以其发展需要完善的证券市场支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对于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与管理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其真正为实体经济直接、方便的融资服务，而不是脱离实体成为危机的触发点。此外，中介机构在交易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对于符合条例的中介机构的扶持和引导，建立建设评级机构以及SPV等，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培养专业方向人才，才能为资产证券化的良好发展构建强有力的框架。

（三）政府监管应当顺应市场发展

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初试阶段的有力扶持和引导，避免依靠企业自己的信用进行证券化操作处理问题的不恰当手段，也在于其参与，引入外资投资性银行以及担保公司等，减小操作性风险，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能力，进行市场规范性管理和约束，才能有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综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为企业直接融资，在市场运行中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弊端，在其运用和监管不当时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因此，我国在对其进行运用时应当注意对其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以使其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篇（10）

我国自2001年颁布实施《信托法》以来,以投融资为主要目的的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信托业务迅速发展,信托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投融资工具。然而,专门针对信托业务的税收法规至今尚未出台,这给信托业务的有效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何适应信托制度功能和信托业务发展要求,尽快建立一套与国家现行税制相协调的信托税收法律制度已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试图以信托制度安排和信托行为特征为基础,结合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国际上的信托税收形式,对信托项目的纳税主体地位、信托税收的基本原则、信托税收制度安排,以及信托税收法律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我国信托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

信托作为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其基本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某项或多项财产设立为信托财产并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所实现的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信托的这种法律结构设计,使信托具有两个显著的法律特征: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二是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固有资产。具体而言,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其所有权已经移转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只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必须按委托人授予的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权利,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要为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设立独立的信托账户,并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分开管理、分别记账,以保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是信托利益即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享有者,拥有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状况的知情权、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方式的调整权、对受托人违背信托职责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救济权和解任受托人等项权利。①然而,在信托期间受益人并不能直接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行使支配权,其信托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受托人的给付行为。信托的上述法律结构和特征,使委托人设立的由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信托财产取得了实质的法律主体性地位。[1]

信托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托发展初期,信托财产一般为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人们设立的信托多数是他益信托,目的是规避封建制度对土地等财产的转移限制或封建税赋,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实现个人不动产的转移,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是消极的。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活动的货币化、金融化和市场化,货币资金、股权债权等金融性资产已成为信托财产的重要形式。委托人设立的信托则大多是自益信托,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服务获取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为他人管理资产和开展投融资活动,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往往负有积极管理的义务。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在信托关系内部的信托当事人之间,以及在受托人与信托关系外部第三者之间,以信托财产或其受益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交易行为明显增多,并因此而产生交易收入和交易成本,会出现信托财产的投资收益和管理风险,信托财产的独立主体的经济性质日益凸现,这使得将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视为与公司法人一样的经济主体,不仅必要,而且具有了客观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为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②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有必要将信托项目视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还将有助于提高信托行为效率,以及维护社会税收的公平。

二、确立信托业务税收的基本原则

税收原则是建立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规范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信托原理和国际上认可的一些信托税收原则,我国信托业务税收可确立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税负公平

信托税负公平原则主要是针对非公益信托活动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委托人的信托行为不应成为其规避税收的一种选择。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如果是自益信托应视同投资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不必考虑税收问题,但当其以受益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增值收益时应缴纳所得税;如果是他益信托则应视同财产捐赠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或财产赠予税。(2)受托人为委托人开设的信托财产管理账户即信托项目,视同独立的纳税主体,受托人必须按照一定的会计核算原则和要求,定期对信托项目项下因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所发生的收入、费用、收益等要素进行会计核算,并及时从信托项目中计算和缴纳各项应缴的信托税收。(3)受益人获取的信托利益中,取得的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部分应根据信托的自益或他益性质分别确定为收回的投资资产或取得的捐赠收入,当受益人获取的信托财产确定为捐赠收入时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而取得的信托收益部分,应视为实现所得,受益人都需缴纳所得税。

2.依信托属性课税

信托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从类型上可将其划分为:(1)委托人信托行为的自益性与他益性、私益性与公益性。一般来说,自益信托的目的是追求信托财产的增值,具有信托投资性质,而他益信托的目的是移转信托财产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是一种财产赠与行为;私益信托是为委托人或受益人自身利益而设立,而公益信托则是为公益事业而设立。(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和投资性。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而发生;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投资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而发生。(3)信托财产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信托财产的货币性是指信托财产为资金形态;信托财产的非货币性,主要是指信托财产为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形态。因此,信托行为过程中信托当事人的应税项目、计税依据、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的确定和设计,应根据信托的不同属性而有所区别。

3.按实现主义课税

按实现主义课税不同于按发生主义课税,纳税主体在发生应税行为或应税项目而非取得应税金额时,无需履行其纳税义务;纳税主体只有在获取应税项目的应税金额(如取得交易收入或投资收益款)时,其纳税义务才开始产生并应计算缴纳相应的税款。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是实现主义课税原则,而我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地采用发生主义课税原则。然而,就信托税收而言,在信托行为过程中,无论是自益性信托还是他益性信托,委托人的信托目的或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一般要经过较长的信托期限才能实现;而受托人在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托财产交易或投资行为也往往具有周期较长、到信托期满一次性清算等特点。为适应信托行为的特有性质,简化信托税收的征税程序,提高征税工作效率,信托业务宜采用实现主义课税原则。

4.对公益信托实行税收优惠

公益信托是为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给予公益信托以税收减免优惠,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国《信托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因此,对公益信托业务,应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公益信托税收的优惠政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托人交付公益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承诺公益性信托财产时,对其捐赠资产和接受捐赠资产的所得税优惠;二是对公益性信托项目所得收益的所得税优惠。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收处理方式,可结合现行税制要求加以确定。

三、构建与信托制度功能相适应的信托税制框架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信托税收理论:一种是英美等国采用的信托实体理论,即信托被视为独立的应税实体,信托收益或所得归属于信托财产,由受托人计算并缴纳信托所得税;另一种是日本等一些国家采用的信托导管理论,即不承认信托的纳税主体地位,而将信托视作向受益人输送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的管道,由受益人对所分配的信托收益或所得缴纳所得税。③但从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是信托实体理论还是信托导管理论,都主要是针对信托收益的所得税征收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从信托行为的全过程和信托业务所涉及的经济内容来处理信托税收问题。

实际上,与信托行为相关的税收问题不只涉及到对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或所得如何征税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环节或主体的税收问题。如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否按信托财产的价值或增值额征收资产转让所得税?当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土地使用权等特定资产时,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财产税?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交易收入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流转税?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而发生的相关成本和费用如何进行税收处理?等等。显然,要正确处理这些信托税收问题,需根据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以及信托税收原则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如何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征收办法等各项要素。我们认为,从信托行为过程角度分析,信托税收可作下述制度安排。1.信托设立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设立时,需要考虑两个税收问题: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而应承担的所得税义务问题;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签订信托合同及办理信托财产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印花税义务问题。

就所得税而言,从委托人角度看,应根据信托的属性确定委托人对移转信托财产的所得税义务。信托设立时,委托人需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托人,这种移转是通过交付行为而非交易行为实现,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类似于委托人的资产捐赠行为。按现行税制规定,企业的对外资产捐赠行为和接受捐赠行为将涉及到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既使是企业公益性对外捐赠资产,捐赠资产时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仍需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然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给受托人时其性质如何界定,如何承担相应的所得税义务,这要视情况而定。

在自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实现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或特定目的,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将由受托人返还给作为受益人的委托人自己。因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就不应视为资产捐赠行为,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在他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向其所指定的受益人转移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本质上与对外捐赠资产的行为相同。

因此,尽管捐赠资产要交由受托人管理并于信托终止时才能实际转到接受捐赠资产的受益人手中,但信托成立时应视同捐赠资产的行为已经实现,并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如果他益信托为公益性信托,则根据现行税收制度对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处理方式,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从受托人角度看,受托人承受信托财产时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它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并管理信托财产,显然受托人的这种角色不应将其视同接受捐赠资产的主体,其在承受信托财产时不能视为取得捐赠收入,也就不存在承担所得税的问题。

就印花税而言,它是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收。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需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本身应视为一种财产转移书据。另一方面,如果信托财产为不动产或权利性资产,还需通过有关资产或产权管理机构办理信托财产产权变动登记手续,即办理信托登记手续,并领取产权转移书据或凭证。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需分别承担缴纳印花税的义务,受托人应缴纳的印花税不应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中支付。

2.信托存续期间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在履行其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与信托关系外部经济主体发生信托财产的交易、投资、处置等经济行为,并会产生相应的收入、费用、成本和收益,进而获取信托财产经营管理收益。将信托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意味着除公益信托项目有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经营性的信托项目要承担因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发生的税收,并由受托人作为名义纳税人从信托项目中提取并缴纳税款。其应税项目主要包括:(1)信托财产持有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

例如,受托人持有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信托期间应分别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受托人对持有的信托财产及其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会计核算所需的有关账簿应缴纳印花税等。(2)信托财产交易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应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型由信托项目承担相关的税收。例如,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因交易行为产生的收入,应缴纳契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对取得的增值额还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交易行为而签署的各种交易合同文件、发生的产权转移书据,应缴纳印花税。

(3)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活动时,取得的投资收益将形成信托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规定,如果投资收益为企业非上市流通股权的买卖价差,则需缴纳所得税;如果投资收益为被投资企业以税后利润分配的红利,则可免缴所得税,以避免重复征税问题。(4)信托财产融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发放信托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以信托财产开展融资租赁活动取得的租金收入等,应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5)受托人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获取的毛收益额及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涉及的应税项目。在会计期末,受托人需对当期经营管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入、发生的费用、成本进行会计结算,计算出经营收益,并计算缴纳所得税。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如果受益人为企业法人,则所得信托收益应避免重复征税;如果受益人是自然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3.信托终止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终止时,受托人需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信托财产的处置收入及相关费用,应参照企业清算的相关税收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收。对清算后实现的信托财产价值大于原始信托财产价值的差额部分,应视同信托收益并由信托项目承担所得税。

受托人将该部分增值收益分配给受益人时,对企业法人受益人可免缴或扣减已缴部分所得税,以避免出现重复征税问题;对自然人受益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建立专门的信托税收法律规范

信托行为过程以信托财产的移转、管理、处分行为为核心,因信托行为而发生的应税项目几乎涉及现行税制下的所有税收类型和税种,税收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引入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是将信托税收问题分散在各种税收制度中加以规定,而是制定有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法》和《信托业务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以其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和征收行为。

篇（11）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可以为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支持。在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着风险投资的主体。但由于国力有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在大量资金需求面前，风险投资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致使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由于资金的问题，处于发展的瓶颈而无法突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民间资本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而处于闲置状态。据了解，目前我国的民间闲置资本已超过了10万亿，因此对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性投资存在的问题

1　风险投资的相关制度和法规障碍

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风险投资下的定义是：风险投资是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建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资本的投资行为，具有高风险、高盈利的特点。在我国，由于没有有效的风险投资内部控制机制，无法约束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个人行为，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后，不仅要面临委托人和人分离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还要面临较高的项目风险。正是这种原因，导致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目前，我国涉及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和《信托法》等。但是，这些法律中的有些条款对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的限制十分严格。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与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规范风险投资人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一系列经济、法律行为，界定风险投资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使民间资本的安全性、流向性和回报性都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但在我国，相关的风险投资法如《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一直未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的步伐。

2　税收壁垒

民间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必然要寻求投资收益大于投资成本的机会，因此影响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税收构成了风险投资的直接成本，影响着风险企业的资本形成。过高的税率，使得风险企业期望收益大打折扣，遏制了风险企业对民间资本的需求。一方面，参与风险投资的民间资本要与风险企业“共进退”。特别是，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于资本密集、技术附加值高的风险企业而言，其实际税收负担比传统工业企业要高得多。

3　风险企业架子太大，缺乏优秀的风险投资家

创业风险企业拥有的是“创新资源”，缺少的是资本和管理。而风险投资人、风险资本家拥有的是资本和管理，缺少的是“创新资源”。两者在合作过程中本应该很好的互补，但由于我国的实际国情以及观念认识的差异，我国风险企业家一向抓住企业的控股权不放，动要求技术入股份额达90％以上。即使民间资本大规模参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也意欲与风险企业家合作，可由于风险企业家条件要求苛刻、门槛过高，风险投资家不得已也只好放弃。

风险投资良好的组织形态是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的核心主体是风险投资家，他们必须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风险投资的管理经验，有追求高回报的强烈欲望和承担高风险的能力，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参与这类投资，且与高新技术企业及投资者有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但我国处于风险投资的发展阶段，这些人才十分缺乏，这也制约着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领域的发展。

4　退出渠道不通畅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途径主要有主板上市交易、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买壳上市、境外上市、场外交易、风险企业回购、二次出售、大企业并购、清算等方式。但是，由于我国主板市场是以扶持国有企业为指导思想的，门槛高，额度有限，风险投资企业通过主板市场上市几乎没有可能。大部分专家认为我国最为可行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为企业并购，其次依次为创业板交易、股份回购和买壳上市。股权回购是国外风险资本一种重要的退出方式，但是股权回购在我国也有法律障碍，现行《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而清算是风险投资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由于上述种种措施，使得我国大量风险投资资金纷纷被项目“套牢”，风险资本的性质蜕变为实业资本，这一点也极大地制约了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的发展。

二　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措施

1　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资本投入体系，有效保护民间资所有者权益

不论是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是韩国，其中政府始终是风险投资的引导者，政府资金始终是民间资本的“导航员”，民间资本始终是风险投资的主体，政府资金所占比例较小。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风险投资领域国有资产还占有较大的比重，为了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资本投入体系，政府要逐步减少对风险投资的出资，减少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投入，避免因为政府在风险投资上的主导作用，而产生对民间资本的“挤出”影响。政府可以通过

“官民结合”的方式组建风险投资基金，由该基金组织风险投资公司具体运营基金，负责对高科技企业的挑选、过滤和推荐，决定是否投资。

民间资本是否愿意进入风险资本市场，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而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优秀风险投资家的缺乏。为了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权益，在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资本体系中，政府要以制度安排者、引导者、服务者的身份出现，平衡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同时，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培养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利用政府自身的优势，通过政府交流，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训我国的风险投资人才。

2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降低民间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完善的法律制度、税收制度，是吸引民间资本的有利条件之一，在法律方面主要是完善现行的相关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信托法》等。另外还要尽快出台一些新的法规，包括《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为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得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能够有法可依。

在制度方面，完善有限合伙制，我国现行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制为主要形式，是投资者按出资额的多少对公司承担责任和有限风险。这种投资形式不能给风险资本家提供最大激励，相反却让其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但有限合伙制在组织模式上降低了这种风险，要求投资者为有限合伙人，风险资本家作为一般合伙人。对于利润的分配，一般合伙人每年收取相当于风险资金价值2％～2.5％的管理费，这笔费用从风险投资基金中支付。基金到期清算时，一般合伙人获得全部资本利得的20％，称为资本利得提成，有限合伙人分享其余80％。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建立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所以应该尽快补充或者修订现行法律，为组建有限合伙制企业构建法律基础。

3　完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从国外经验来看，采取税收优惠的法规和政策是推动风险投资业发展最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在风险投资业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的条件下，给予风险投资行业以税收优惠，通过适当的优惠政策扶持，是促进其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吸纳民间资本。在税收方面主要是制定一个比较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一定比例抵扣应纳所得税。特别是对高技术企业，率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政策也是刺激民间资本需求的很好措施。

4　加强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建设，增强投资信心

风险投资要有畅通的资金撤出渠道，这是风险投资实现高回报、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程序后，抽回增值后的资金和风险投资者实现产权变现变得十分困难。基于这种实际困难，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建设过程中，应以政府为引导，建立以非上市交易为重点的退出渠道，为风险资本提供实际可行的退出通道。

参考文献

[1]姜鸿磊，关于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的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

[2]李勇，风险投资引进民间资本问题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8,11(下旬刊)：171-172

[3]黄继，我国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税收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