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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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生态学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革命,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政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篇（2）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不断突破地域限制，进行经济交往，实现社会生产总过程全球扩展的过程和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增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灵魂，资本总是要超越自己量的界限。正是资本这种无限的贪欲，决定了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产品都遭遇了过剩，但更深层次的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过剩，是产能和资本的过剩。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是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统治下的一个必然性经济难题。给过剩的产品、资本找到市场，顺利实现价值的增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可以为过剩的资本和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给资本家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因而，经济全球化是缓解资本过剩矛盾的重要途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一、经济全球化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从供给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的扩张能力，“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张的能力。”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会促使资本扩张力的突然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的供需矛盾，致使危机的爆发。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而从消费（需求）上说，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从而把劳动者的消费和需求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必然造成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形成低水平的消费能力和狭小的消费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以及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每个资本家为了各自的私人利益而组织生产，而不顾社会总体均衡，疯狂追逐利润，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以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作为产品消费主体的劳动群众却作为贫困的一极积累着，劳动群众的贫困与生产的日益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间的矛盾。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凯恩斯承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存在，并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根据其分析，在消费领域内，消费增长小于所得增长；社会愈富裕，则所得增长同消费增长之间的差距愈大，消费有效需求愈感不足，有待投资增长去填补这种差距的数额愈大。“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现在消费；现在准备未来消费。……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的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决定的。这对矛盾是制度内生的，是无法通过制度自身来加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可以将在国内过剩的产品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实现产品的价值，完成资本循环，实现价值增值，所以，经济全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可以缓解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资本输出逐渐取代商品输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其中的原因在于资本相对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点。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的“过剩”是相对的，因为，“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所谓资本过剩就是指资本量对于满足一定的利润率要求来说是过剩的。凯恩斯也认为，“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要变成负投资，故如何使新的资本投资，常常超过资本负投资，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大……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天均衡之困难。”

与资本主义国内资本相对过剩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经济现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就是投资率趋向下降。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各个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减慢或停滞，即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时，大量企业会出现很多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制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企业不愿意再投资――这就是所谓的“过剩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资本过剩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过度扩张的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原因在于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从而加剧了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不足的矛盾。

资本追求增值的本质属性以及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存在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不足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解决就是要为资本找到能够获取更高利润率的场所，当这个要求在国内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资本就要迈出国门，开展经济全球化。“对资本来说，……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资本的合乎目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资本作为无限的贪欲，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符合资本增值本性的，是缓解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需求不足矛盾的重要途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经济资源，取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

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它作为强大的外部力量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间进行的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都尽力在无情的竞争中战胜对手，保住自己，进而发展和扩大自己。资本家为此往来奔走于全球各地。经济全球化是缓解利润率下降，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指出，在长期内，“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就是起反作用的因素，它可以阻止资本利润率下降，为资本带来更大的价值增值。这是因为“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另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为必要生活资本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

首先，经济全球化可以帮助资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资本家通过全球化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辅助材料、机器、设备等，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格降低。通过世界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国可以进口大量廉价的消费资料，起初是小麦、砂糖，后来是其他食品，如烟草、饮料，纺织品等。这就使劳动力的价值随之降低，进而降低可变资本。此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最大资源优势，为实现增值不择手段的资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廉价资源，为了利用这一廉价资源，资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使用任何手段，哪怕是屠刀和枪炮。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自由地使用对自己增值最有利的资源，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本增值，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

其次，通过经济全球化取得规模经济利益。世界贸易能够促使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规模越大，产量越多，生产费用也就越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越低，规模效益也就越高。规模效益的获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利润率下降给资本家带来的损失。

再次，通过经济全球化可以取得超额利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可以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一部分来自高于他国的劳动生产率，一部分来自对市场的垄断。统计资料证明，不发达国家的利润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欠发达国家，生产商品所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大大小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产品的本国价值要低于劳动生产率低的落后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能以高于本国价值的价格销售商品，这种差额就是资本家的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由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经济落后国家的差距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有这种超额利润。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可通过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控制和垄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对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起到了一定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具有对外扩张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时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趋势，这些都是受到资本本性所支配的，是资本增值的需要，也是缓解资本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有效手段。资本的增值本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实现利润的重要手段，是缓解过剩矛盾的有效途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凯恩斯著;徐毓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77.

4、列宁.帝国主义论[A].列宁选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

篇（3）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着。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篇（4）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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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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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坚持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力图运用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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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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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标准问题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趋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使得自身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产品的概念和生产领域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必须随着经济发展的实践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关键是在扩大生产劳动外延的范围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地争论，即对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标准。

1、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作为划分标准。如钱伯海认为除了企业生产人员的直接劳动外，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事业部门、国家管理部门以及先前企业等提供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都创造价值。

2、以市场交换作为划分标准。如李江帆认为三大产业的所有劳动，只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就创造价值，具体而言，不仅包括工农业、商业、饮食、裁缝、修理、运输、通讯等行业创造价值，而且科、教、文、卫、体都创造价值。

3、以商品生产作为划分标准。如程恩富主张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但他不赞成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扩展到纯粹买卖、纯粹中介的经济领域和党政军与公检法等非经济活动领域。

4、以劳动性质作为划分标准。如苏星认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不是按部门区分，而是按劳动性质来区分，应求助与劳动价值一元论，而不能靠多元论来解决；吴易风提出对此问题既不应作全称肯定判断，也不应作全称否定判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划分的标准。如白暴力指出生产劳动具有人类需要性、物质性（客观存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所以凡是能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但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引起和为满足少数人需要的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

（二）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

曼德尔认为，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与从社会一般利益的角度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概念是不同的：从生产新价值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社会一般利益看不一定是有益的活动甚至有害；从社会一般利益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生产新价值看不一定创造了新价值。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来看，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或成为实现使用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也就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增加的都是生产劳动。他还对“第三产业”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同生产商品没有联系的创造性职业如科学研究、艺术、医药卫生、教育、体育以及一切与闲暇和假期有关的“非生产性”活动，才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联系，其他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吉尔曼（Gillman）、莫瑞斯（Morris）和布莱克（Blake）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对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标准做出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在斯密时代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劳动，即必需品（或工资品）和生产资料都是物质商品，而奢侈品则是仆役和医生、教师以及艺术家等提供的服务，因而斯密的第二种区分标准（即物质规定性标准）实际上不是指商品的物质性，而是指物质商品有通过将自己转移到别的商品中而保持自身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进入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能力，而奢侈品不能保持自身的价值，因而并不进入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必要性的检验标准不是产品的社会有用性而是资本消费和积累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价值或实际工资的内容包括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如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等。因此布莱克认为生产劳动是指其产品能作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包括那些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如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在科学和研究部门进行的劳动，并认为他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替代。但与布莱克不同的是，吉尔曼和莫瑞斯认为生产劳动是指在第一部类（工资品）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并认为他们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补充。

斯威齐认为国家支出在数额和种类上的巨大扩张使其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需对其加以分析。国家的资本支出通常期望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抵付政府债务的现行利息率，尽管在动机方面与私人资本有些差别，但应将其视为资本，其活动具有生产性；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来视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运输、仓储、商品递送等活动的扩张大大超过竞争条件下社会必要的界限，其超过部分不具有生产性；在他与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他们提出区分的标准是在一种比较合理的经济秩序下所必要的活动才是生产劳动，其中包含那些同剩余交换的职业如教师、科学家、医生、艺术家等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和关系下产生而在合理社会秩序下不存在的需求所导致的劳动。

二、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认为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尽管由于其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生产劳动这个经济范畴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经济范畴，它不外是对劳动能力在特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或方式的简称，为了表现“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和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一）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来看，通过劳动过程生产使用价值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劳动，或有用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这种必要条件不仅对商品生产而且对资本主义生产都是适用的，“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但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 从单纯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的，凡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是“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开始出现了分离，从总体劳动过程来看，在没有其他劳动者的协作下，单个劳动者生产具有完整的使用价值的产品已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对于作为总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对于总体中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看，就不在适用了”。但是作为总体来看的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仍然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认为，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劳动是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 最初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即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仅仅是第二种定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定的，……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大的抽象劳动量。”

生产劳动是和资本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那么非生产劳动就是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存在的关系，自然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或那些工人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因为他们集体生产一个使用价值，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同资本交换的雇佣劳动者。“但是，所有这些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 但是如何确定劳动同生产对象直接的关系或总体劳动者的范围呢？马克思指出“自然，所有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三）其他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但是还没有使社会中的一切生产方式从属于它。如不雇佣工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商品生产者，他们的劳动并不适用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也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民与手工业者尽管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在概念上却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这类劳动也被大众视为生产劳动的根本原因。

从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分析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劳动是指和生产资本相交换并能生产剩余价值的有用劳动（有用劳动指生产使用价值），包括从物质生产总过程来看的所有雇佣劳动；非生产劳动是指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能生产使用价值，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进行而是非生产的，另一方面是虽然在资本从属范围内，但由于被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等非生产职能上而是非生产的。必须再次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等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不属于马克思分析的范围。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问题

就我国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在探索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理性设计中逐步发展和壮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非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而是反映了随市场在社会中的扩展以及生产分工、经济社会化的过程。从第三产业部门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如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科研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地质勘察业和水利管理业都是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实质上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延伸，其出现是由于物质生产过程内分工的发展，使得完成这些功能的生产环节分化成独立的职业以致企业；同时由于市场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生产和消费机构的职能，出现的为生活服务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服务业也是为提高物质部门和上述为生产服务的部门的效率的，显然不再是古典学者和马克思那个时代仅仅是为某些特定阶层服务的奢侈性享受。一些新的服务如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医生和会计审计师等独立的自由职业者，本身也是过去物质生产部门的一部分独立化的产物，我国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本身就预示着我国物质生产的发展。

国内学者正是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以上变化来讨论上述问题的，显然所有的标准都将生产劳动的区分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按照第一、二种标准，实际上几乎不存在或很少存在非生产劳动了，从而没有必要划分劳动的生产性了；就第三种标准来说，商品生产并不意味着价值增殖，生产商品的劳动并不都具有生产性，另外纳入劳动力商品生产再生产的劳动易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大门”；第四种标准实际上没有具体阐明什么是生产劳动、什么是非生产劳动，但指出了分析劳动生产性的正确方向；第五种标准以社会需要性来划分，社会需要性实际上可以任意解释，因而实际上没有划分。

生产劳动的划分是服从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古典学者区分目的是探讨国家致富的原因；马克思区分的目的是分析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和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由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的；现代西方学者区分目的是为了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剩余的分配和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对生产劳动的区分也必须确立自己的研究目的：即研究劳动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下的作用，研究劳动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配置对资本积累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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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2-0060-02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进而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演变。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现阶段的金融危机有很强的解释性。

1 马克思信用理论概述

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与贷者发生的一定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信用理论时，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信用的二重作用。他认为信用制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1.1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用可以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由于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的结果，而信用可以帮助资本的自由转移，因而有利于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第二，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一方面，对于节约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费用而言，信用可以通过节约货币而实现流通费用的节约；另一方面，信用加速了资本流通，它不仅可以缩短流通时间，同时还可以使整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从而减少准备金，节约流通费用。第三，信用促进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1.2 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因此信用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一方面，信用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必然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但单个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积累的限制，因此，资本家总是运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最大限度的吸收资本，以突破自身积累的瓶颈，加快资本积累的过程，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使可以伸缩的再生产强化到极限。此外，信用制度使得买和卖的行为可以较长时间在时空上分离，从而成为了投机的基础。

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社会需求，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行为，必然加剧生产的相对过剩。

信用制度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巨大的伸缩性，在促使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生产过剩能力和虚假需求。“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要还有现金支付的方法适用，危机，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就必然会明白地出现。”

2 运用马克思信用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解释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产生于虚拟经济之中。由此，在危机的初期，许多人将危机的根源归于信用制度、信用危机。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2.1 信用制度下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信用过剩，是次贷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价值泡沫的破灭，其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但是，从的观点出发，我们就会得到更一步的认识：即使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仍是生产相对过剩，其爆发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任由其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肆意发放信用，使得社会信用链条无限延长，经济的不稳定性也随着加强，只要信用链条上有一环发生断裂，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此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空前提高，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财富两极分化的加大，进一步限制了家庭的支付能力。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4上升到2000年的0.45，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2，可见，在经济增速降低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长。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消费能力受限，而不得不依靠借贷的方式，实现消费的虚假繁荣。这种透支消费方式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益，肆意扩大信用，盲目放贷所形成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

2.2 信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1）信用加快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买和卖在时空上的分离，就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可能性，而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则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整个社会实际上被结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信用链。社会信用链的形成，客观上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规模放大了社会生产和消费，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链条被无限延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商品过剩的信息被信用所创造出来的需求所掩盖，导致生产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社会信用的无限延伸也使得社会信用网络变得更加脆弱，一旦社会信用链上某个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支付危机，从而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2001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房价持续上涨，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过于乐观，低估了贷款风险，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信用等级较差，收入较低的次级信用者加入了贷款购房的队伍。同时为了转移风险，银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通过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资产证券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结成了信用共同体。当利率上调及房价下跌之后，许多次贷者受收入的限制而选择断贷，即不再支付剩余房款。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收到市场反馈的信号而减少房屋的生产和供给。可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各类金融衍生品，在股市和债券流通领取中套取现金，弥补由于次贷者断贷产生的呆账、坏账。银行信用进一步扩大，从而给房地产商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市场仍有巨大的需求，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过剩。此时，支持经济发展的不是现实的需求，而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社会信用网络。当不能还贷的次贷者越来越多，当股市下挫而无法套取现金时，社会信用链条中银行这一环节发生断裂，从而引起连锁反应，爆发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2）信用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由于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作用，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了生产相对过剩，使得危机的能量不断聚集。此外，信用还促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由虚拟资本引发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上产生的，是以能够带来收入的有价证券形式而存在的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其它可转让证券等。虚拟资本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同时，虚拟资本的发展也让信用链条有无限延伸的趋势。

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原则的区别，它们是虚拟的，本身不具有价值，仅是取得一定收益权的凭证，它的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在生产结构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另一方面，在价值结构上，虚拟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虚拟资本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虚拟化趋势下，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由信用链断裂所引起的危机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目前，这场危机正在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变，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也说明了信用制度在危机中具有加剧的作用。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信用在其中起到了推动和加剧的作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保证一个国家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因此，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要以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信用在生产中的作用；要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防止信用工具的滥用。信用和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放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创造出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虚假需求。因此，要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完善个人信贷法律，规范抵押贷款放贷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信息制度建设，从而让金融市场和信用工具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篇（9）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篇（10）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纪60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时，西方中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流派——生态学，他们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

生态学直接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致的是，生态学既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之批判，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道主义”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态危机理论”方面，二者的研究视域是不同的，从而，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来建构异化消费理论的，其将科技视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异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文化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批判是脱离于现存政治结构的抽象批判，其理论也就缺乏建构性。这样，在“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否定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1]487

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学不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来建构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其说是技术理性，还不如说是决定技术理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资本理性为原则，表现为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以及利用科技促进国家经济与工业持续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是个别资本的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内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和行为，异化消费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异化消费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对异化劳动的遮蔽，那么，在生态学那里，消费异化不仅掩盖了人异化劳动的生存状态，而且异化消费“并没有消灭生产领域中的异化，消费异化反而还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1]499，维持着资本的积累。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资本主义不得不提供满足异化消费的不断激增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随之出现的却是生态危机。进而，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新的社会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逻辑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分析，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设想。

二

生态学的重要创始人莱斯，从“控制自然”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来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2]。莱斯所强调的是要在人对人统治的方式下，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进而，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并被其所强化，“控制自然”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而从经济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批判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代价问题”，进而，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个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础上，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角度，莱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思想，并对“控制自然”观念重新作了解释。异化消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同样地也与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形成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样是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异化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给予人获得虚假的满足感，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异化消费是维持资本积累的手段，因而消费也受资本所控制的广告传媒所牵引并由国家所干预，人们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如果说莱斯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还主要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话，那么，高兹、福斯特则进一步批判了“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

高兹将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4]。

相对于高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其传统经济学中，还体现在其环境经济学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5]2，其“物品”被狭义地界定为“市场商品”。这就意味着为了追逐资本利润只需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自然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5]2等问题，也是无需受到谴责的理性经济行为，因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的成本来考核的话，那么生态危机是否能避免呢？对于环境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改进，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作用。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将环境因素转化为可以自由销售的商品，那么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会考虑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福斯特指出，环境经济学家以自然的经济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自然的整体性“内在价值不能简单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实质是“自然资本化”，他们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看作为“自然资本”[5]27。这种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6]。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自我扩张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市场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5]33。因此“自然资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个市场乌托邦的神话。福斯特后来把“自然资本化”发展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当今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私有化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7]。

福斯特认为，不仅仅环境经济学的方案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是无效的，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技术革新活动也不能拯救生态环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论”①为依据，批判以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新技术的运用必然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技术革新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减少个别消耗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资源的总体消耗，因为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的更大需求，资本利用技术革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革新的结果是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运用也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新的技术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而无法得到运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能解决环境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仅仅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走“自然的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然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7]。

三

生态学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生态学既反对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为科技的“原罪”和人类中心主义，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环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7]，强调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试图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开辟出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方案。生态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以“消费异化”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无疑是对的发展。因此，在对待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生态学，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未来学派还是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更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为生态学对全球生态问题与未来的人类活动行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态学者以异化消费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设想，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和内在的矛盾。其理论的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生态学依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探讨未来社会改革方案，其生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态学者批判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资本对利润无限度追逐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导消减工业生产的“稳态”、“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既要取消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保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生态学者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质，这样的方案显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但是，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生态学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的批判，其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现实的意义。其次，生态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家试图从的理论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对抗，但是，当代中国走的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则下可能会忽视社会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无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旨在调节多种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制度、技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来解决生态问题。再次，切实推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又要用工具理性来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时又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来促进民主建设，以运用民主监督机制来合理地规范科技、经济和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最后，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异化消费”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民主的同时，必然也会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杰文斯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发现，虽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了自然资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这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参见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参考文献]

[1] 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 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M].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147.

[3] 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

[4] Andre Gorz. 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London：Verso，1994：32-33.

[5]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 Foster J B.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40.

[7] 福斯特，瑟龙.生态学与资本主义[J].刘仁胜，译，刘庸安，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155-158.

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篇（11）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

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本题满分12分，从高考改卷结果看，学生平均得分3.42分；得10分以上的学生是凤毛麟角；14.0%的学生得0分；将近80%的学生得分在5分以下。学生失分严重的原因除了考场上时间紧张，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答题外，最重要的是平时开放性小论文式的题型训练比较少，学生不能有效掌握答题技巧，如有的学生以要点式作答，没有展开论述；有的用政治学科的理论作答等。

这种开放性的试题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这种题目不要求你必须肯定结论的正确与否，而是只要求你亮明观点，并找出支持你观点的论据，且符合题目给的时间要求，叙述得当就可以。

以本题为例，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很广。知识点涉及16―19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四大方面的内容，以及1500年前亚洲与中东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要早于西欧的知识。考查的能力有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等。题目让学生选择其中某一观点进行评述，并不要求判断哪种观点对、哪种观点错，只要观点正确、能用史实论证即可。如此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要求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分析问题，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些教材或者权威性著作的观点，这与新课程所提倡的理念相符，即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要求学生学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分析史实，可以得到：

观点一：16―19世纪中期，西方崛起是本土文明发展延续的结果。

史实：（1）政治上：西方政治文明发展沿革清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逐步确立。①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比较典型的有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以及古罗马完备的法制。②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君主制、骑士制）。③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开始确立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西方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2）经济上：①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雏形出现。②15世纪末―18世纪中期，欧洲列强早期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雄厚，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③18世纪―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飞跃发展。

观点二：16世纪前后，亚洲国家领先世界，西方崛起也是吸取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果。

史实：（1）经济方面：中国手工业技术领先，享誉世界，中国小农经济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转型，加速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3）航海方面：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中国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领先世界。

（4）贸易方面：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要道。

（5）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再看下面的题目：

（201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第40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节选）。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

（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目在设问中明显地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前提”是什么？“历史前提”是：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

第二，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论点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来阐述。根据第一点就可以知道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答的内容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到来的历史阶段特征，同时对比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第三，应当最后给一个完整的综述。就是归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必须具有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关系比较成熟才可以）。

参考答案：观点：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

理由有四：（1）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最先确立、完善并得到充分地发展。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与反封建求民主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而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在经济方面，欧洲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等使这些国家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获得了自由劳动力。l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l8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等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够资金；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严重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3）在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文化运动反过来又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文化专制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4）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美早期的发达国家积极开辟新航路、拓展殖民地，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在明朝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及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就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展成成熟的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而中国没有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

如此回答不但能够提供多个史实，而且能够把对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次，能够从理论上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发展规律。

总之，在做开放性论述题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审准材料或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