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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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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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

大众文化的特性使其在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越来越显出重要性和潜力，但是它对鄂西土家族的民间文化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时尚性的外表，商业社会的物质利益原则、消费原则、交换原则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价值的结合使大众文化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因而，以往相对稳定，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则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步步紧逼，走向了逐步流失的尴尬境地。当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唱着“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的时候，曾经打动了无数代土家儿女的“满园竹子挑一根，百人里头挑一人，爱穿爱戴我不选，爱姐勤快又聪明……”的情歌却丧失了“市场”。除此之外，吸引着族人团聚的悠悠哭嫁歌，被西洋乐器演奏出的婚礼进行曲所取代；生子打喜时，风摆柳般的花鼓戏也被城里来的乐团以一首首“你情我爱”的流行歌曲逐出了土家人的日常生活；到了数九隆冬时节，众人围着火垅吃着烤山芋，听着南曲的温馨场景更是被新时代的膨化食品和电视里热播的韩剧比了下去。这些昔日丰富着土家人民生活，表达着土家儿女缠绵绵的情义的传统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充斥着，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根基。如今，只有在地区文化馆、民俗文化村等文化事业单位的商业性表演活动中才能较完整的看到土家族传统民俗民间文化活动。

2.大众文化的涌入使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丧失了民族化特色。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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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覃娟（1981— ）女 土家族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民俗学

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西方的“麦当劳文化”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日益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追逐喜爱的大众文化也冲击着土家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土家族是一个与汉族毗邻而居的民族，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就受到了汉族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男女“以歌为媒”的自由婚姻变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今天，虽然土家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婚姻自由，但是以往极富民族特色的“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等婚俗也都被人们所淡忘、忽略。土家姑娘们舍弃了美丽的西兰卡普，穿上了公主裙、吊带衫；小伙子们也换上了西装，穿上了皮鞋。不可否认，这些现象证明了土家族人民逐步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富裕。然而传统民俗民间文化虽然不够纯粹，但毕竟仍部分保留着本族人民的根本精神，它质朴、通俗、自然、单纯，它不追求个人风格的刻意表达，重在反映富有活力的民间群体生活。而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尽管时时揣想着大众，试图以此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但它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③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目的的特征，更使告别了传统生活方式，走向了富裕的土家族人民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消费大众文化的产品，以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这也就不得不迫使曾让他们引以为荣的体现着土家儿女精神，反映着历代土家族人民生活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消亡。

二．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正面影响

1.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解构功能打破了土家族地区僵化的文化格局。与西方不同，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许多人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并没有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化一样彻底的完成启蒙和现代化作用。而大众文化以其多元性和开放性打破了僵化的文化格局，对封建文化的余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解构。②这种冲击和解构同样影响着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是以“仁”学为核心的理性结构，它处处以礼来制约人的情感欲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性极致，都强调仁的本质在于有理性。由于各种因素的积累，理性的过度发达已对人形成了钳制。此时大众文化的适时出现，使人们从僵化的封建文化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大众文化以对感性、世俗欲望的肯定和满足，把人们所具有的感性力量的无限活力释放了出来，它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土家儿女的心中，打破了他们心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大众文化还提倡自由和平等，并吹响了个性独立的号角。

2.大众文化打破了土家族人们甘于贫穷、盲目服从命运安排的落后思想。大众文化向土家儿女讲述的是通过努力每个人都会走向成功、走向富裕的神话，传达给土家族儿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的思想极大的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于受封建思想钳制了几百年的土家儿女来说，大众文化具有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禁锢，实现生命欲望的正当性意义。在大众文化这种强大的解构和吞噬功能下，生活在21世纪的土家族人民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与过去封闭状态下的土家族人民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大众文化推动了土家族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大众文化为人们积极地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提供了精神上的有效指导和舆论支持。土家族特定民俗民间文化反映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随着这些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消亡状态的产生，土家族的文艺工作者们也做出了与时代接轨的文化保护活动，实现了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1994年，长期生活在长阳土家族山乡的文艺工作者陈洪，以土家婚俗为素材创作了摸灰、骂媒、织锦、背山、哭嫁、甩筷、穿鞋、抢床共8章大型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由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后，荣获了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 奖，并在北京、上海、香港、厦门、兰州、苏州、深圳等地演出了180余场。④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文化人覃发池还通过改革创新土家族民间古老的“跳丧舞”而发展起了一种群众自娱性的集体广场舞蹈“巴山舞”。它不仅没有使传统的“跳丧”习俗消亡，反而使这种具有土家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和传承。

三．土家族民间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大众文化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各个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化之中。对待民俗民间文化而言，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做到以下几点：

1.民俗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纵向上不断自我更新、横向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动态进化过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化为自身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被外来文化所移植、消解和同化。一个民族的有优秀文化总是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只有保存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更好的阐释本民族的优秀历史和特性。

2.土家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流行。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本着与其他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精神。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要采取“和而不同”的观点，主动吸取和融合大众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动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必须坚守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也必须发展和创新。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发扬光大，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前途，乃至民族的地位。要保持民族自身的存续和兴旺，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创新，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吴加才 《论大众文化的特征》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第4期

② 洪晓 《试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 广西社会科学 2007.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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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安徽民间文化中之戏曲文化对中国戏曲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在王世华先生所撰写的《徽商与戏剧的发展》[2]一文中指出：“徽戏”进京导致国剧――“京剧”的产生。罗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3]中指出，徽剧作为安徽地方戏明以前只是活动在安徽地方规模的民间小戏，后来在社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剧取百家之长，海纳百川之胸怀，兼收并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大剧。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凸显安徽地域文化的张力，徽剧作为安徽民间戏曲文化的代表其戏曲价值与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安徽民间戏曲之黄梅戏，作为中国目前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黄梅戏以其独特的音韵、表演艺术、服装舞美等曾征服了戏曲史上最庞大的海外观众群，观众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对某种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识，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诺在他的著作《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和时代创造一种永恒的美，“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4]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皖江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开的。安徽的其他戏曲文化，青阳腔、岳西高腔、泗州戏，花鼓戏等，每一种戏曲无不是本地人们社会生活、语言特征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和建构，反映了当地普遍的文化心理，关注安徽民间戏曲文化，从发生学的角度，必须对他们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环境进行了解，找寻他们的血脉联系，充分发挥皖人对皖戏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觉”作为精神内核，加强安徽戏曲文化内涵式培育，实现安徽戏曲文化的整合，促进安徽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中只有在不断地找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最佳结合点，才有可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蕴藏着中原文化的哲学基因，“老庄文化”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中国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领作用，道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本土性，使其在中国哲学发展乃至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时安徽民俗文化也是华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之一，“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概括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道德行为和原始情感。安徽许多民俗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展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重要的节日安徽民间保持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团圆饭，贴春联、守岁，春节走亲戚拜年，元宵节送祖宗、清明节祭祖、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节吃月饼等，展现安徽节日风俗文化的辉煌事象。安徽饮食风俗文化也独具风情：安徽民间对“豆腐”情有独钟，安徽乡间“豆腐作坊”几乎家家俱设，过年做豆腐几乎是安徽民间乡村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各种形式以豆腐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节迎接客人饭桌上的主要美食，长期的生活习惯，让豆腐菜肴成为安徽食谱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当属“淮南豆腐文化”，这个可从学术上找到考据，宋学大师朱熹在其《豆腐》一诗中指出，豆腐应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日本驰名商标“唐传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这些考据佐证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风俗中的“哭嫁”文化，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依恋之情，安徽丧葬风俗中“送终、报丧、入殓、请七、出丧、安葬”是安徽丧葬礼俗必须对送别逝者要举行的葬礼环节，体现了安徽人对死的重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话“要生生在苏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见，安徽在对逝者的礼数与其它地方的确不同。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深刻体现了“死者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待传统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学家要用“时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取其对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文明理念等对其进行改良创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定能焕发新春。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为胜，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语言表达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和他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开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历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歌”这个民间文学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叶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盛行，民间歌谣为两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了文学的依附，对黄梅戏的剧种产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我省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珍贵的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安徽民间文学，其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赞颂诗中主人翁兰芝和焦仲卿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在安徽民间对不讲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称之谓“焦母”的说法，可见这一民间文学的影响至深，在安徽怀宁还建有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安徽民间文学折射出皖人在文学造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觉”精神深深渗透在安徽民间文学古今的宏篇创制之中，实现安徽民间文学的资源整合对传承安徽民间文化，展现安徽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树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美术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它是在繁华的“徽州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徽学”和“敦煌学、藏学”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学派，“以质趋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黄宾虹、查士标、石涛、黄士陵等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书画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大家，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学艺术水准。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题文化意蕴“忠、孝、节、义”“忍让、中庸”“崇王”“恩荣”“读书及第”、“观礼”中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乡，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为徽州儒生膜拜的对象，这为徽州三雕浓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体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徽商富可敌国的财力、敦实淳厚的徽文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高超绝伦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鲜明的汉风唐韵，完整地设计规划，立体的空间感官，程式的寓意表达，完美的建筑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其它艺术所不能感受到的艺术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最后的传统，终点的辉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画与徽州三雕并称“徽州三绝”，安徽合肥的“火笔画”，安徽宿州的“灵璧钟馗画”“萧县农民画”，安徽滁州的“凤画”，安徽池州的“青阳农民画”安徽安庆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阳的“民间剪纸”这些淳朴的民间美术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在当代皖人“文化自觉”的传承创新中呈现出新的美学常态。

安徽的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具有全国、乃至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符号，才能不断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安徽人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状态传承和发展安徽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皖人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树立皖人起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唤醒皖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重要目标，在文化建设中以安徽“经济圈”作为经济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基础，提升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内涵、实现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新媒体下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的传播舆论导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历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传承至今，“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益广泛，安徽民间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文化自觉”的传播方式明显的出现“弱化”的表现。时至今日，安徽许多民间文化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文化发展制度上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致使传统文化出现传承断层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传策略、文化传播途径、文化依附载体、文化内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间文化在现阶段出现“式微”表现的传播原因。

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舆论生态的重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充实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要运用新技术新运用创新媒体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7]新媒体作为新技术体系下新的传播形态，以覆盖率高、互动性强、推广方便等特征在现代传媒界保持飞速增长，这为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手机”的逐渐兴起，传播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两个“舆论场”，新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腾讯qq”等构成新的“舆论导向格局”，这让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呈现新的传播规则。

（一）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生产力，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性报道来在于传统的媒体，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再现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说明：新媒体67%的新闻来自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传统媒体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营方式及专业素养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上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同时传统媒体长期的运营和发展，在受众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媒体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政策宣传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特色专栏节目的制作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知识普及上等发挥其质量传播优势。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新兴工具和传播工具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时代到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低成本的宣传营销手段、与消费者的自主互动、广告的创意空间、与用户的创意共享、对客户的个性化定位、潜在消费用户数据的简易获得，企业与新媒体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构，有效应对危机公关等是其优势，新媒体通过多平台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建立起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群讨论”的良性互动模式，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唯美”广告宣传，尤其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用户消费群中的新媒体平台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能在更多的民众中推广安徽民间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发挥其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传播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共同为推广安徽民间文化的服务，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二）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正确舆论引导，传承安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安徽民间文化，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全面的观点来一分为二来分析评判，我们了解到安徽民间文化传承至今，其间安徽民间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再现了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养了特立独行的深受“徽文化”影响，具有“皖风徽韵”气质的安徽人，但我们同样看到安徽民间文化中还存在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敏锐的嗅觉、开拓的视野、破釜成舟的胆略对其加以剔除或改造，传承和发展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优秀的安徽民间文化。

以“传播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而著称的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舆论的导向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它不仅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认知层次，还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态度，新媒体可以通过对安徽民间文化报道与不报道、报道的多与报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来主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关注程度和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媒介宣传力度，同时在对安徽民间文化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确舆论引导，让更多的民众在关注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让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不报道和反面报道的方式引起公众的警惕和注意，从传播舆论导向上引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内容辩证的选择。

安徽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在舆论导向要注重对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大力宣传，对不合时宜的安徽民间文化，新媒体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降低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面舆论引导。

（三）新媒体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理念，培养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理念的准确把握是新媒体自身获得深度发展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文化传播理念会影响文化受众群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价值的准确评价和新媒体在文化受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奔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表达出对人性的尊重、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反映人类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化，体现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加于与他人的文化意识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传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向世界推广本地区的文化，这是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传播价值观。

新媒体要真实、准确地传播安徽民间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质的安徽民间文化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通过向外界不断的推介安徽民间文化，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准确地真实地了解安徽民间文化，消除因空间距离和政治倾向等因素造成的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误解，让国内外人士在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同时让更多的安徽人通过新媒体了解到本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魅力，自觉地接收本地区文化知识的艺术教育，主动地承担宣传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增强安徽人自觉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安徽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得以彰显。走进安徽、安徽民俗文化节、安徽黄梅戏艺术节艺术展演等大型文化节目，在安徽民众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实现文化在全球范围类的自由传播，它俨然已成为构建当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体现本身的传播价值，又通过文化的传播体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新媒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理性的传播文化，灌输给受众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心灵鸡汤”，陶冶民众的文化情怀，引领时代情势下文化传播的社会任务。

四、结语

安徽民间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离不开徽人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传播徽文化的主要群体，徽商的文化自觉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繁荣，给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打好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底蕴，“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安徽民间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赋予安徽人独特的徽文化气质，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体系，促成整个华夏文化体系的结构养成，历史的成就代表的是过去的辉煌，今天我们皖人仍需担负起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重责。

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传播工具，其广泛存在的传播形式：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时通信（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传播渠道，实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颠覆了传统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方式，更加体现了对受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满足了受众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对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传承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间文化在更广泛地域领域与传播领域的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王世华.徽商与戏剧的发展[J].新视野，2010（5）.

〔3〕罗可曼.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J].中国音乐，2012（1）.

〔4〕[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陈琴建.中国民俗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玉红.徽州“三雕”的成因及艺术特色[J].美术，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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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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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一）转变传统观念，营造保护开发氛围，注重科学合理的利用与开发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首先从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对荆门民间音乐文化保护环境的宣传普及。首先，注重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开发的传媒视听。强化荆门当地人民对本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增强对民间音乐文化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演出、比赛，丰富民间音乐文化内容，使荆门民间音乐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并通过演出、获得荣誉、各类艺术节的举办增强民众的认同感与荣誉感，为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的开发保护营造积极良好的传媒视听氛围，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愿意主动继承弘扬本地区的优秀民间音乐文化；其次，充分利用当地音乐艺术院校作为实践基地，增设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相关专业，招收乐于从事荆门民间音乐文化事业的当地学生，另一方面，重视民间音乐文化课堂的营建。民间音乐人才的培养是继承开发民间音乐文化的重点环节，关系到荆门民间音乐文化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开发的政策倾斜力度，例如，在教育政策上，可以从中小学做起，在中小学中普及荆门民间文化教育，为荆门音乐文化的保护开发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奠定强大的人才基础。

（二）举办各类演出，为民间音乐提供更多的展现舞台民间音乐文化来源于民间，应根植于民间发展，才能保护其生态韵味、民间风格，保持其本真的民间音乐文化特色。例如，在街头演出、广场演出，参加节日、喜庆、祭祀等活动的演出，或在各地请戏班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和演出，扩大荆门民间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在不断的演出中得到发展与保护，并逐渐深入更多的人心，使更多的人了解喜爱荆门民间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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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北高校版画专业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的基础

作为东北特殊地域环境下的高校版画教学，其任务是在承扬传统西方创作性版画的教学基础上融入多维的教学资源，制定趋于现代意识和学术意识的多元化教学氛围，转变版画形式化的肌理符号和游戏性的创作倾向，恢复版画在当代开放性艺术环境中专业语言的宽泛和张力，特别是应吸取东北地域长期根存和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理由如下:

1.版画艺术自身具有较强的民间艺术根基

中国民间版画历史悠久，不但在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以它广泛的表现内容、精湛优美的表现技巧、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普遍丰厚的审美层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美一页"民间木版插图画自唐宋起，便作为印刷雕版技术印刷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木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以陈老莲为代表的画家亲自参与到木刻版画设计并创作的/水浒叶子0等作品，在中国木版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了中国木版年画各地不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并辗转流传至今"。

2.东北地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较强的民族审美特征

满族民间剪纸最早起源于巫术活动，即北回归线附近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原始)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人类母系氏族时期原始的多神教，不但信奉天神、地神，还信奉万物有灵，据统计，东北地区原始萨满教信奉的各类自然及非自然神灵总计约有一百七十多个，原始萨满教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常常由巫师装扮或使用图画装饰来表达巫者与某些神灵取得了沟通"此外，在古萨满教诸多神灵中，有众多的母性缠缠神，这些缠缠人都是正面站立，两手下垂，五指平分，五官阴刻，身着典型满族服饰，发式也具有满族特色，男性的巫者脑后的长辫子表现为竖直向上，女性缠缠人头戴满族发替，衣服阴刻镂花，剪技粗犷、古拙，造型古朴，疑似典型的巫神信仰文化时期的图腾遗存，部分剪纸还配有古老的满族文字，增添了造型的神秘色彩"。

3.长白山萨满剪纸艺术具有自由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美感

神秘的长白山萨满剪纸，起源于为萨满通神所服务的实用功能，在其发展初期和其他古老艺术门类一样有着一个巫术与艺术共存的阶段，此时的萨满剪纸多用于萨满通过剪纸的符号化过程将某些自然物象征化、神秘力量实体化，或是利用创造未知形象使人对神灵的力量增强信心，或是借助剪纸的力量来驱赶一些不可见的恶灵"如果我们把萨满的活动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话，那么保存至今的一些萨满剪纸就从民俗文化、戏曲文化、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向各阶层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的形象资料"人们有以剪纸、绘画等视觉图像作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来沟通情感和认识的习惯"这些原始时期流传至今的视觉符号形象，以自由充沛的想象力和稚拙朴素的情感在今天依然感染着我们，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共同的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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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民间艺术，很多人立即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制作。”的确，较之其它层面的艺术活动，民间艺术具有更为明显的物化特征。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审美形式与实用工艺相融合的产物，是劳动者自己，而非专业美术工作者创造的在乡村城镇中广为流传的艺术，它寄托了民众的美好理想和心愿，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自己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民间艺术的审美形态和形式种类非常地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丰厚，他的许多造型、图式可以上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源头。民间艺术按照材料工艺分类有：雕塑、绘画、刺绣、印染、编织、金属工艺、漆艺、陶瓷、木版年画、剪纸等。按照使用功能分类有：家具、建筑、服装、环境装饰、节令用品、玩具、文房四宝等。

（二）民间文化中保留着大量原始成分

讨论民间艺术，不能不谈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源头与母体，无疑是原始艺术，直到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他们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仍保持着较浓的本民族原始艺术风貌。从人类出现早期包含了强烈生存欲望而由现实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原始装饰艺术，自身具有顽强的历史时代特征，从产物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原生状态民间装饰艺术，同时它本身一直延续影响着今天的民间艺术，因此，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或隐或现、或淡或浓地看到从原始艺术中承袭着的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审美标准、艺术形式等，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具体图形和艺术词汇。这一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中其他社会层面发展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鲜明的断代性颇有不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陕西安塞一带民间剪纸中将大块平面纸张刻剪成线条后形成的蛙形象与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描绘的蛙形象在造型方面非常近似；还有陕西民间刺绣如“双鱼连生贵子图”的图制与在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绘“双鱼生人图”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沿袭特征。他们都是原始艺术中出现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图示和词汇。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原始艺术。

二、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影响

在美术史中，各个民族的传统艺术元素都或多或少地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很多被运用到了当代艺术创作当中，以下就是说明国内外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一些影响。

（一）西方当代绘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绘画与民间艺术相融合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当代绘画还是民间艺术都得到了新的升华。在当代西方社会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思潮、革新思潮、反叛工业文明及现代主义思潮、颓废与虚无的思潮、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潮、怀旧即传统回归的思潮，这些新旧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艺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拼版图，成为当代或后现代西方文化艺术新的重要绘画艺术创作思想。其中传统回归也是其特点之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文丘里是视觉艺术领域早期突出的代表之一，认为建筑师应当是“保持传统的专家”。他提出了“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到旧的或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的大胆观点。文丘里以非理性的态度坚持和继承性地应用传统，他提出在当代保持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传统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和“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在文丘里、霍莱因、斯特林等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中，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等历史时期的建筑部件和符号被大量挪用，并且进行了颠倒、转换、异变等方式的重新构合，利用这些传统元素融合新的技术使其产生了新的意义。具象回归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架上绘画艺术创作的重要倾向之一，其保持和挪用传统的方式同建筑艺术极为相似。在此风格的创作中，传统的民间艺术元素被有机地分割成不同符号化的元素并分别加以应用，进行重新打破再组合和造型上的异化，而非学院式的忠实复制和虔诚模仿。在当代西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现象极为多样化，有的被衬托表现气氛，有的被用以强调精神或文化的联系，还有的则单纯只是一种形或思想的“戏似”。对于很多现代西方艺术家而言，在作品中引用传统元素，是审美观念趣味的轮回，也是在创作中试图寻找新的艺术语言和出路的一种方式。如高更、马蒂斯、鲁奥等人都是突出代表。高更早期的作品中虽然表现出追求形式的简化和色彩的装饰效果，但并未摆脱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之后画家多次前往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村庄绘画写生，对当地的自然风情、民间版画多有涉猎，之后又对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兴趣，逐渐摒弃了之前绘画中的写实表现法。高更的艺术思想总是向往着远方，喜爱具有不同民族风格和异国情调的艺术特色，他提出绘画艺术应抛弃古典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产生的矛盾阻碍，回到最简单、最原始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他在作品中抱着极大的生活热情真诚地描绘土著民族人物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状态。《神日》是高更的代表作，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整幅画面简洁、色彩强烈、活泼鲜明、富有想象力。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绘画也将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想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新的艺术风格。

（二）我国当代绘画运用民间文化元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的当代绘画应当对民间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圆浑的整体，例如在历经多个时代的古城陕西，无论是目前科考已出土的周、秦、汉、唐文物，还是民间保留的风土民俗、服饰剪纸、戏曲民歌等。中国的民间艺术更富有东方高层次的艺术品质。在我国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案中，有许多恒久不变的常用主题，并越来越具有相应的世界认知度，如中国的吉祥图案龙、凤、牡丹、麒麟、鲤鱼、莲花、福字等，这些具有相同主题和意义的图案虽然会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具有形象的变化，但是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及造型没有较大差异，这些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图案纹样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绘画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艺术特点。对民间文化艺术重新认识、全面认识、并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撞击，使中国艺术从“现代艺术热”转向对传统文化反思后的“寻根热”，激发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空前热情。不少美术家吸收民间艺术元素，使自己的作品风格为之一变，更加具有原始味、民间味，并不断有思想独特、形式新颖的作品出现，创造出了新的艺术风格，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顾黎明就是当代中国新艺术风格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构的造型符号为作品构成基础，以中国民间广泛且多远的艺术词汇为作品母体，在深入进行文化思考前提的同时，对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符号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解构，开辟了中国油画后现代主义意识探索的新思路。在作品的造型上画家采用审美造型，参考民间传统造型中的创作形象，汲取中国意象造型的特征，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精确刻度把握。色彩观念方面则大胆地将当代因素、时代特征带入民间传统绘画色调，以富有文化感、历史感的情绪表达画面中每块色彩的情感倾向性，以期改变以往绘画中一旦借鉴传统中国民间年画风格即在画面中大量使用红、绿、黄、蓝等直接色和强对比色组合的简单化的表达。他创作的《门神—线版•色版》系列的文化感塑造得极为深刻。画家从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刻印制作过程中，由民间年画的意象表现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从而感悟中国民间艺术工艺操作的文化内涵，领悟中国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是以操作、实用过程获取审美满足感的人文艺术。画面中传达出的高冷艺术与民间画工制作的矛盾交融，透露出历史感、文化感的灰色与民间艺术艳丽色彩的互补，使画面表现出富有极强思想性的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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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神方面的融合性

在我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中，重视形神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当然这种设计思想不仅对我国民间年画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设计理念之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者经常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作品，从而使作品展现出民族化特点。在此过程中，各类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在经过虚化等处理后可以在色彩和外形方面形成协调与对立，从而构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如，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就使用了写意的手法，在这一平面设计作品中，视觉语言可以传达出运动员与中国结两种意象，在此基础上，这一作品展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意蕴。在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中，“形”是承载设计者情感及传达特定信息的重要载体，能否形成视觉冲击力、能否吸引受众瞩目取决于“形”的运用。从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形”来看，二者在造型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九九消寒图》中圆形的循环构图十分独特，而现代平面设计中也具有与之相似的表现形式，如共用形，即几个图形图像共享相同的空间，并在构建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神”则是指图形中所蕴含的内涵和思想，它是“形”的内化。在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初对宗教和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进行年画创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间年画逐渐具有了更多丰富的美好象征。如，在我国民间年画《福禄寿》中，其所设计的图形是一头鹿背着福字，而寿则在鹿的体内。显然，这一民间年画作品的设计者在设计中使用了“鹿”与“禄”所具有的谐音关系，从而将一种美好的期盼用图形的方式进行了传达。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出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体现出我国民间年画艺术创作者在民间年画设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而这是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应当借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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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油画艺术与民间艺术融合的探究

1.民间艺术成为中国油画创新的基础

油画艺术进入我国民众的视野才几百年，我国的油画事业发展还不够成熟。用艺术术语来说，油画属于境外艺术，是一种国外理念较强的西洋画种。而中国油画想要深入发展，必须结合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维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油画要想不断创新，就要融合中国的民间艺术，汲取民间艺术的优秀元素，使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充分展示出来，成为我国油画事业创新的基础。

2.我国油画艺术和民间艺术融合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油画家都十分注重用油画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而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又提倡将油画的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相结合。在中国油画的创作中，油画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结合应注意两点：一是不能把民间艺术强制性地带入我国油画创作中，要在尊重油画语言的基础上融入民间艺术之素，才能创作出新的油画风格。二是要认识到民间艺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把这种精华融入我国的油画创作中，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油画作品。

3.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都在互相交流和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有56个民族，民间艺术的种类繁多，形式也丰富多彩，像民间绘画中的彩画、农民画、年画，民间编织中的竹草藤柳编织品、剪刻艺术品、印染制品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为我国油画发展的最大创作动力。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各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民间艺术品都是贴近人们生活实际的，画家就是要将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民间艺术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油画的创作中。

三、民间艺术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我国油画融入民间艺术的意义

在中国油画的发展中，较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油画创作的民族化问题。如徐悲鸿、吴冠中等油画艺术家对油画艺术发展的民族之路作了积极的探索，从形式及语言表达方面展示出民族性和审美性，推动了油画艺术的发展。此后，中国的民间艺术便不断渗透中国的油画创作中，为中国油画的创作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从而逐渐形成中国油画自己的独特风格。我国的民间艺术在西部地区保护和继承得最为完好，这部分地区的民族文化淳朴，保留着原有的文化韵味。中国的油画创作如能从西部地区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或者以那里的民族生活为题材，可以增加油画作品的民族性。再如，中国民间艺术从作画的角度来看，大多是用图腾等具有浓烈民族气息的图案表现出来。这类民间艺术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历史的沧桑感，这对于现代油画家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2.民间艺术和我国油画艺术融合的表现

（1）中国油画可将民间艺术内涵更好地表达

由于我国民间艺术表现形式非常丰富，油画对民间艺术的选择也很宽泛。民间艺术往往是原始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油画可以将民间艺术立体地表现出来，并保留民间艺术原有的视觉冲击力。目前，在中国的油画市场中，油画是否表达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是其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中国的民间艺术往往与中国历史事件或寓言故事相联系，民间艺术的作者借这些故事并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因此民间艺术的各种表达形式反映出作者自身的主观意念。我国的许多油画家借鉴这种独有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主观意念融入了油画创作之中。如有一幅油画，画面展现优美的山中风景，而山中自由飞翔的候鸟却是画家向往自由的象征。以这种客观的画面来表现画家主观的意念，就是将民间文化的内涵融入油画创作的一个例子。

（2）中国油画可将传统哲学观念更好地传承

民间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成果，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传承的载体。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典型就是阴阳学说，并且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其中最被油画家所乐于表现的就是太阳与月亮，他们用日月来表现阴阳两极，在色彩上以黑白两色象征阴阳，将传统的哲学理念与现代的油画理念相结合，实现油画民族化。

（3）中国油画可将民间艺术原始理念更好地发挥

民间艺术充分展示了人类最初的本性，崇拜生命和生殖的力量，这些原始理念是一直被保留并传承下来的。而在油画的创作中融入民间艺术，画家们往往会选择表现人类自然本性的主题，如童年的纯真、母爱的伟大、生存繁衍的愿望等。还有，许多画家都开始对现代社会的弊端进行批评，表现爱护环境、回归自然的主题，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引起人们的深度反思。这是将民间艺术的原始理念斌予现实的意义和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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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昌济的思想主张为湖南学界所接受，成为近代以来湖南的主流学术思想。正是基于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这种开放精神，岳麓书院等即按照这一构想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主攻理学的同时，对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也不偏废，杨昌济则汉儒并宗，从而推动了湖湘学术的发展。虽笃信宋儒却也不废汉学，主张“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他认为两个学派一属孔子门中文学类，一属德行类，“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本应同存而不悖。在作三十二圣哲画像时，他就列入了汉学大师高邮王氏父子，承认他们学术地位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少数汉学家之一的邹汉勋，一生致力于考证典礼，但除汉学外，又自称“于心性之学则恪守宋儒”，这说明兼容并包是湖湘的普遍学风，并不限于信奉程朱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本来也属于对立的学派门户，近代湖南却也多“笃守程朱，不废陆王者”。早岁从罗泽南习理学的湘军大将王鑫就推崇陆王学说，追认王阳明为师，刘长佑晚年取王阳明语将自己的书屋题为“求心斋”，青年时曾一度非议王学，但晚年改而认为朱陆同出一源，说：“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微践履。”又说，程朱学派虽是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对于其他学派，即认为“诸子皆可师”，所以对“诸家百氏，远绍旁搜”。在他看来，不管百家学说表面上如何意见纷杂繁博。其宗旨都是可以归一的“，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二是学习西方。如果说，在国内大环境下，湖湘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否则它就无法存在和发展。那么，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倡言学习西方，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并将学习西方从学理层面转入践行层面，则是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充分体现。湖南士人倡言学习西方，是从魏源开始的，他在《》中，第一次在中国、在传统士大夫中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影响了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走向。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前期，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仍然以程朱理学为宗，那么，在十九世纪后期，学习西方逐渐成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不能说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但也有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之势。而推动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这种发展趋势的是。与湖南传统士大夫一样，宗程朱理学，因而强烈的卫道与保守意识是思想的主体，虽然他在期间已经开始注意到中英之间的冲突，但并未看出其中隐伏的危机，只是认为：“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则以大小事，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又给他上了一堂教训深刻的课。他将英法的入侵称之为“五胡乱华”，寝食难安，“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悸忧”，当他看到的印本时，更是“呜咽”不已。严峻的现实使他感觉到，要抵抗西方的侵略，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之学已经不敷时用，在新条件下，必须学习西方。他接过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在1861年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接着又筹建江南制造局，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开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先河。与不同，左宗棠通过阅读魏源的《》和“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

对西方各国情形有相当了解，一开始就对西方的侵略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由此他认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说：“窃以为近世人心之蔽，未能勘破，遂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漫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官，精考工之方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在学习方法上，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形式。引进来，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创办新式工业企业。湘人和左宗棠是先驱者和开拓者。1861年，曾国攻下安庆后，即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又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这些企业虽然是军事企业，以生产枪炮船舰为主，但其影响所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流风所及，湖南亦开始创设新式企业，1875年，在长沙首创湖南机器局，以制造枪炮、火药为主。湖南机器局虽然以军事制造为主，其存在的时间也极为短暂（一年多时间），但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种异质文化在湖南立足的肇始，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是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开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到九十年代，随着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热潮的兴起，湖南的近代工业越来越多，1895年，湖南丰和火柴公司创办，1896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成立。从此，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器物文化开始在湖南生根、开花、结果。走出去，主要是一批先进的湖南人士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实地考察、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种学习方式由郭嵩焘开其端、曾纪泽继其后，到20世纪初一批出国留学的湖南学子蜂涌而起。他们在国外考察、留学，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和理念带回中国，带回湖南，对推动湖南社会观念的转变、对推动湖南新思想、新思潮的萌起和发展、对推动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湖湘多民族文化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到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包含了湖湘物质文化、湖湘制度文化和湖湘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在湖南高校学生群体中，绝大多数来自湖南本土，对于他们而言，身为湖南人“只有先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只有先了解湖南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至于来自外省的学生，虽然不生于此，却生活于此，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会留在湖南工作和生活，他们同样需要学习和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以促进文化的交流。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湖南特有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秉性和独特性，将之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大大升华高校文化建设地域特色的文化张力，不仅让本土学生倍觉亲切亲近，也会使外省学生产生亲新感。因此，湖南的校园有必要通过大力宣传和倡导湖湘多民族文化，使大学生对湖湘多民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敬慕之情，也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高，从而引导湖南高校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打造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地域特色。近三十年来，从事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很多，总体表现为以研究发展脉络、主要特质、基本精神和人物解读为主，在重视其积极影响的同时关注其消极作用，从本体论、意识形态到具体行为表现都展开了比较完善、系统的研究。总之，从文献研究来看，对于湖湘多民族文化本身的研究较多，而如何从其实际出发推动其实用性转化、传承中推动创新研究不足。在强调地方特色的同时通常忽视了国际化的全球视野，容易陷入地方狭溢主义的境地，从而影响高校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关于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高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的成果零散，不系统，不够深入，缺乏有力的转化框架，停留在浅层次的嫁接层面，没有深入分析其转化路径，研究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蕴涵的区域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在湖南乃至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精神实质对湖南高校文化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正是对于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的一种纠正和修复。湖湘多民族文化让校园师生明白在高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摈弃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弘扬正气、消灭邪气，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由于高校文化建设的难度较大，因此急需融入湖湘多民族文化，为高校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不凡的进步和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精神思想，比如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正在不断挑战人们的思想边线，冲击着价值观念。这些思想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偏颇和差异，不仅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高校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湖湘多民族文化”作为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新的切入点，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文化特色与历史底蕴，人文环境的针对性强。湖湘多民族文化是湖南省的地域文化，湖南校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烙印。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一层面，不仅能从湖湘大地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名人名著、科教水平等物质文化中找到参照，同时受到湖湘伦理法制、风俗民风、等制度性约束，还能从湖湘文史、艺术等精神成果中汲取灵感。湖南高校应该充分汲取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营养，结合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传统与现实，以物质文化为载体，以制度文化为保障，以精神文化为灵魂，培育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立足长远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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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制与市场之间的张力与博里

农民画的发展之路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其它农民画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上海金山实行“树画先树人”，率先引进画师评定制度，有专门的经纪人负责销售，在市场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形成一定的平衡。河南民权县王公庄村把手工绘制的年画变成木版印刷，作品直接定位为商品画，由农民画商通过画廊进行市场化运作，以“工笔虎”作为主打产品，全村每年卖画的收入大约在200多万元。四川綦江成立了版画院、版画协会和版画公司。版画协会以民间的形式，负责农民版画作者的交流、辅导。版画公司则是国有单位性质，主要负责定期收集农民版画作品、推广和对外销售。但购买綦江版画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市场化程度仍然有限。吉林东丰对农民画作者进行考核评级，分初级、中级和高级，根据不同级别，对作品订立不同的价格。采取以画养画的方法，根据市场卖点，批量复制商品画。这种产供销一体的农民画产业化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现在成了农民画中的销售老大。市场经济对农民画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从宏观上看，农民画作为一种现代民间艺术，既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又有浓烈的地方民间色彩，成为外国人想象乡土中国、解读当下中国的又一种载体，所以受到了热烈追捧，每年出口创汇几十亿元人民币。在短短的几年内，市场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农民画产业已经成为艺术品出口创汇的一支重要力量跻身国内艺术品行业，出口量以每年15%到20%的幅度递增。除了市场因素之外，官方的影响也是巨大的。2005年9月，以“传承民族文化，展示中华艺术瑰宝，发掘农村艺术人才，繁荣农村文化，促进民间艺术交流”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农民书画展启动，由农民日报社与北京博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国内20多家报刊和70余家网站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展览期间还举行了中国农民画产业化研讨会，目的是促进中国农民画艺术形成产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刘骁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卢新华等19位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出任书画展评委，香港凤凰卫视全程跟踪报道。2006年，上海市枫泾镇政府建成了金山农民画村。2007年10月，第三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举行，以“今日中国新农村———中国百县农民画大展”为主题，展出全国103个画乡的401幅现代民间绘画精品，集中展现了近两年来全国现代民间绘画发展的新成果。同年11月16日，中国农民画高峰论坛在上海市金山农民画村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