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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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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成人教育主要包含成人高等教育、成人网络教育、远程教育、开放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并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分。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史上，成人教育在缺少政府资金投入的状态下承担了社会学历补偿教育的使命，为成人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争取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大大推动了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进程。成人教育依赖于高校的教育资源与智力资源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为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2成人教育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构建和谐教育，以此来促进我国各种教育类型与教育形式的协调发展，并将其进行有机的结合共同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教育体系，是教育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各层次人群学习的需要。这也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重大目标。成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满足公民终身教育的需求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数以千万计的各种在职人员提供了一种形式灵活、便利的学习与再学习的机会，对于保障我国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全国国民素质、转变我国人口负担与人口资源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人教育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周期短、效率高、针对性强、灵活性高的教育特点，以成人的学习需求与特点为导向来设计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方法策略，以丰富的教学内容来贴近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为社会不同层次的成人提供学习便利。同时，还可以利用高速发展的现代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等手段有效地打破学习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尽可能多地为成人提供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

2成人教育教学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2.1教学管理理念与教学管理需求相悖

教学管理理念的正确与否严重影响着教学质量的好坏。很多成人教育为了盲目地追求对学生学历学位、各种荣誉证书的获取，而忽视了教育本身的真正目的。有的教学管理者为了迎合一些学生的需要，在思想上树立了错误的教学理念，严重缺乏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与思考。由于降低了对教学的要求与规范性，使得成人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标准、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上出现不配套的现象。

2.2教学管理制度与模式已经无法再适应成人教育学生学习的需要

很多成人教育在教学管理制度与教学基本文件方面还不够健全、完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必须建立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展的现代教学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

3.3教学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不高

目前，虽然成人教育的办学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但是，由于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队伍使得成人教育教学管理不能适应我国时展的要求，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成人教育教学管理的需要。

3和谐社会背景下成人教育管理体系的构建

3.1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就是指在成人教育教学管理中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成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作为成人教育的管理者必须时刻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

3.2坚持创新理念确保管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作为成人教育的教学管理人员应该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服务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并通过对教学管理规律的探究不断创新管理手段、管理体制、监控体系，确保成人教育教学管理的合理性、科学性。另外，还必须加强对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突出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不断创新的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3.3坚持以发展的理念来优化管理队伍素质

篇（3）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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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以它固有的特点，成为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的主阵地。这表明历史学科教育也是一种素质教育，而且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的载体之一。历史学科的教育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1.社会责任意识是高中历史教材的一种价值取向。历史学科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中学历史学科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的独特的作用也已经被中外无数的成功案例所证明。就历史学科所具备的特性而言，中学历史学科所具备的依附性、蕴涵性、渐进性和多样性等特点，更是完整地体现了中学历史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依托。中学历史教学。凭借的是丰富的历史史实，烛照古今，叙史载道。中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依附于、寓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之上的。

2.社会责任教育是高中历史教师的使命。知识内容的选取要有利于当代社会对中学生要求的实现，有利于对中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使中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有利于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的责任感；有利于中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和心理，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引导中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初步形成国际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二、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教学观，并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近年来讨论得较多的教学目的观中关于如何激发学生情感态度的变化，把学生的内在变化视为教学目的的文章的出现，说明了历史教学理念的变化。在新教材的教参中，已经把教学目标中的重要一项定为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从教材内容上看，也更能够突显出这一教学目标。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培养中学生社会责任感对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观转型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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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材施教，分类加强学生社会认知

教师按照一个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需求，是历史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新课改要求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年龄、认识能力、心智水平加强学生意识培养和品质教育。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师根据低年级学生盲从、自觉性差等特点，开展爱国主义道理、责任感说服教育、榜样典型示范教育和道德规范约束教育。而面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辨别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历史教师可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合作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知识使用锻炼，鼓励他们通过知识归纳总结形成正确的责任认知和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目标。

三、立足教材，深挖意识责任培养的素材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优良的品质并非是生而俱来的，但是有效的后天教育却可以激发个体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使之成长为一个品质优良的人。鉴于此，初中历史教师可以采取一切有效途径去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处于心智发展时期的初中生来说，许多人都有英雄情结和英雄崇拜心理，因此，教师可以立足历史教材，深挖教材中有利于品德和意识培养的素材，用伟大人物的思想和事迹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坚强意志。如初中历史教师可用卫青、霍去病、岳飞、戚继光等人的英勇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著史、苏武牧羊等故事鼓励学生磨炼自己的意志，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当然，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历史影视资料、电子素材搜索和整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学生历史情感养成和责任感培养提供有利条件。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强化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深挖社会责任感培养素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多载体、多渠道培养策略

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不仅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教材，还要教师有效拓展、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渠道、各种载体向学生传递更多的历史知识，为学生情感和意志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就目前来说，可以利用的历史教育资源有：历史教科书、图书馆藏、网络资源；社区和地方历史资源，如历史文化古迹、博物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时事报纸、国内外时政热点、历史影视资料等。而行之有效的历史教育、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载体有：历史教学课件、历史图文资料、校园德育文化活动、校史剧创编、校园网络、板报、宣传栏等。常用的学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渠道有：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开放性作业、课外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公益活动、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等。总之，教师要对初中生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激励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文化知识，鼓励其树立报效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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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求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研究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来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愈来愈明显，这就导致了其最终的成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结果，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许多无法量化的评价指标，因此，定量的评价标准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跨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这就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建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3．全方位的人文社科评价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全方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的是对学科的评价、中观层面指的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微观层面指的对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多指微观层面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关系到人员评价、项目评价、学术成果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选择都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否则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可供借鉴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些不同特点，如较强的主观性、滞后的效益、价值的间接性、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某些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等，应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更为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起步较人文科学较早，形成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说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为之借鉴。

二、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要素分析

系统是指“部分构成整体”，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也是多方面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评价系统的要素构成，主要有“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指的是科学的评价系统是由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除此以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要素，如评价目的和评价结果。“四要素”理论是指科学评价的系统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参照和评价目标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来看，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六要素”理论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六个要素中，评价目的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首要要素，因为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它制约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所有的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的准则，换言之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标准或评价的指标，这关系到整个评价系统的性质。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保证评价活动本身的公正、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就形成了评价的规程，即就是评价的制度。评价主体通常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也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能够参加评价活动的人或机构。它可以是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媒体、社会机构等，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即同行评议。

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可以是学者、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学术媒体等。只有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才能确定评价对象；只有确定了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才能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目的指的是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评价目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甚至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评价专家、确定不同的评价程序。评价的目的连接着评价的客体和评价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要素。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有人参与的，这样就包含了与人有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定量评价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无法量化的指标，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的是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也就是说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的标准。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对于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则构成了评价的指标，例如，引文量、获奖数量等。而定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按其是否符合创新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来设定。评价制度是指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正常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了评价专家的遴选、评价对象申诉、评价结果公示、反馈意见、评价结果共享等。评价制度的保障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良好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是一个系统，构成评价体系的多个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是构成评价体系的有机整体，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公正、客观、全面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评价，是各个评价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制度保障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学术腐败现象的频发。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失范现象泛滥、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缺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渗透等，这些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影响了评价的过程和评价结果，这些体制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1．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而科学的评价机构是构建评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他们依附于政府机关或其他实体单位，但是发挥的作用都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对学术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未能进行科学地、有效地认证和鉴定，设立独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它可以对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委托的一些其他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证评价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构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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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奠定个体社会化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现行学校教育的反思

人的社会化就是个体从出生开始的发展过程，是个体在其历经的生活过程中完成的。在婴幼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成年到中老年等不同阶段的发展中，每一阶段个体的社会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除了婴幼儿早期以家庭为主、学龄期以学校为主，个体的社会化都是在由家庭、学校、社会、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共同构建的生活中完成，而在成年(独立工作)之前学校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主导者。由于学校是依据所在社会的发展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进行系统传授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因此对学龄期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学校教育都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所受的学校教育将决定其社会化的发展水平。当今中小学教育对孩子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被强迫从事的艰苦劳动，而不是充满乐趣的身体和心智成长过程。在学校里，安排满满当当的各学科课程;在家里，无穷无尽的各科作业(各种模拟试卷);在假期，还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学习辅导班;等等。学科知识的学习变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内容，因为这一切都是缘于现实中的选拔性教育体系。“学校担负着筛子的任务，从小学各年级开始，一直进行到以后各个教育阶段，为挑选未来的杰出人才而进行筛选。”在这种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个体只要能胜过其他人，就能成为该制度化等级中的精英，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去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享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筛选体制带来的应试教育局面，鼓励了青少年包括其家庭形成一种只需在知识学习的竞争中胜出的个人奋斗理念，而个体社会化作为完整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被忽略了。试想一下，由此类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构成的社会，其公共利益、公共关怀、公共道德将会如何发展;而且在个体有限的生命中，接近1/4到1/3的时光是在一种繁重的知识教育和竞争中度过，其幸福又能如何而言!因此，教育需正本清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帮助每个生命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幸福的生活，教育所涉猎的方面应是关乎人的社会化的整体，而不单是对科学知识学习的片面追求。对此，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提出的教育要使学习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的核心思想就充分阐述了这样的理念。该报告特别指出，学会生存是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标，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及其判断力，以便个体能够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下自觉确定应该做的事情，从而实现个体持续的和谐发展。

三、消解功利主义和应试教育的阴霾，回归大学教育之本真

人作为生命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启了认识自然和社会并顺应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即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在起初依赖父母、适应家庭和学校、进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创造自我和完善自我，使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彰显出专属自身的奇妙意义。因此，这个世界才是多元的、丰富的、生机勃勃的。而探求生命意义，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发问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反思，人活着就是要去创造出这个意义。这就是要在生命进程中，发挥你的独特性，利用好你的独特性，让身边的人因你而过得更有意义，让这个世界因你而变得更美好。而当今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都因升学压力被应试教育的阴霾笼罩着，学生、家庭与学校被升学压得顾不上发展其它，此时的学校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基本人格、基本道德、基本情感的养成，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家庭过分溺爱，以至于有些学生自我为中心，对生命、对他人与社会愈发冷漠甚至冷酷。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人文情怀，唤醒学生尊重生命的良知、知晓生命的不可重复性，成为社会教育和中学后教育所应重点关注的，也是现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学教育所应重点关注的。从人的社会化进程来看，大学是个体开始完善自我认识、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场所，而且此时个体所处的青年期是其独立生活承担责任前完成初步社会化的关键期，无论建构的如何，个体从语言(包括文化、知识)的社会化、角色的社会化、道德的社会化以及政治的社会化等方面都已形成初步的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可塑性仍然较大，但大学教育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对这一体系的良好架构———也即认知问题承担起主要的责任。对此，笔者认为哈佛大学靠成功采取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来实现了这一责任，其理念与做法值得借鉴。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推崇，并不是在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争的层面，而是从大学教育对人的全面社会化的意义角度。哈佛大学从20世纪初开始通识教育的改革，时至今日，每学年要开设近1万门通识教育课程，其中有不少课是关于生命的，比如怎样让自己幸福，即使在商学院这个最讲金钱和效率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很多课程是在讨论生命及生命的意义的。哈佛大学从互不相连的学科中选设大量的通识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思维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建立应对复杂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实现其通识教育的四大目标。一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一员，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承担起对地方、国家、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责任。二是教育学生如何继承延续并参加与发扬自身社会的伟大传统，包括各种价值观与人文艺术科学等;教育学生更好理解文化冲突，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学会同那些与自己家庭、文化、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友好相处，理解并超越这些不同。三是使学生有准备地回应身边的变化，并能批判性和建设性地回应这种变化。四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说和所做的伦理、道德的含义，对自己的道德体验和价值观有持续的批判态度，当面对挑战时能够用理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理念，选择能够指导其自身行动的道德原则。如果说，在过去，一个大学要想借鉴哈佛大学或世界其他著名大学的先进的课程设置经验，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在当今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大学可以通过“慕课”这一在线教育平台的形式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利用“慕课”以帮助自己理解所要掌握的知识，同时又可以将碎片化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诚然，我们知道，强调价值观和使命感的哈佛大学通识课程的教育和培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但在现实境遇中有时学生的行为与其认知之间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现今有的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有较为明确的是非观念，但在行为选择上趋于务实化和功利化，甚至只以是否“有用”作为评判具体现象和决定自身行为的标准。因此，当道德被选择和被尊重只是出于功利原因时，教育爱培养出来的就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表明，大学教育还面临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个体的知与行相统一的问题。虽然这一深层次问题更多地不是依赖外部而是个体的自省，但大学教育还是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明知付出努力未必能够达到极致，但笔者相信这种努力总会让个体更加接近美好与完善。从大学生社会化的角度上讲，对大学生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是基于其认知并靠自身的智力积极从与周围生活和环境的互动中得到的东西。大学生活，除了学业学习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包括各种社团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勤工助学等，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适应环境、顺利参与社会生活。如，大学生在一些社区服务的志愿者活动中，可以接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生活，有助于理解那些生活环境和自己极不相同的人的感情和问题。而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需要强调的也往往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伴随其中的人所独有的情感体验的强大之处。美好的情感体验对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会帮助个体良好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在其生命历程中坚持善良、同情、合作等美德，为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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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篇（9）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技能与职业道德处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良好的职业道德来源于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责任感可以成为行为者自我鞭策、激励、监督的力量，使自己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并且没有丝毫的懈怠。由此可知，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和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那么，高校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教师首先要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责任感，给学生做好典范

“教师是社会的人，是文化传递的关键环节。而且，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存在，也是他的使命。通过教师，社会创造出想象中的人。”[1]责任感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有的教师只一味地强调知识的学习、才能的培养对大学生自身多么有利，却不提及知识和才能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有的教师甚至公然宣扬大学生只要能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妄想去改造社会。教师素质的现状如此令人堪忧，学校应首先关注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给学生责任感的培养创建良好的氛围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大学生接受教化、塑造、熏陶的重要平台。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须做到：一是要大力地广泛地开展和谐校园文化活动；二是要努力将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学校规章、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和学校管理制度中，使责任意识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工作的基本意识和规范；三是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德育工作载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的覆盖力和影响力德育论文，用广播、电视、学报、校报、简报、黑板报、校园网等媒体进行责任感教育；在大学生身边，在平凡的生活环境中树立典范，每年从全校选举出思想道德品行突出的大学生，给予表彰。大学阶段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教育中时时渗透责任意识，必将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的性格形成，逐渐使其增强责任感，最终成为一个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奉献社会、追求人生最高责任目标的人。

三、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给学生责任感的培养搭建平台

（一）在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大学生认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2],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这样说，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共存、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个人离不开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又离不开个人，没有个人，社会就不能存在，“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 [3]正确地理解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把自我价值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而不会在价值取向上有失偏颇；才能在给奋斗目标定位的时候不会只看到个人理想，而忽略社会理想。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才能对自己负有历史的使命产生正确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才能建立对社会应具有的主人翁的严肃态度——即社会责任感。

（二）大胆的、广泛的实践早就被证明为是培养社会责任感行之有效的途径。

对此，我们进行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问卷调查。调查所选定的取样标本，是我校未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低年级学生。这次调查一共分两期完成。

第一期调查时间是2009年12月。

①问卷下发500份，样品约占全体10％。不记名（样表如表1）。

表一 问卷调查表（不记名） 时间： 月 日

此问卷回收486份，占下发数97.2％。

结果为：强：25％，一般：56％，差：14％，没有：5％。基本成对称三角状：

第二期调查时间是2010年3月，在2010年1月10日至2月20期间，这一年级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学校或者班级组织的或者自发的为期至少2周的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②问卷下发500份，样品约占全体l0％。不记名（样表仍是表1，同上）。

此问卷回收491份，占下发数98.2％。

结果为：强：42％，一般：48％，差：9％，没有：1％。成一不对称三角形：

从两表中不难发现，学生的责任感明显加强了。究其原因，就是进行了社会实践。

我们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目的，就是要将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落到实处，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履行对他人、群体和社会的责任[4]。让大学生走出校园德育论文，深入社会，通过社会实践磨砺意志，历练品格，促进知、情、行的相互转化与统一，最终真正建立起社会责任感。

四、学校应主动与家庭沟通，提升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实效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仅靠学校单方面努力难以成就，学校、家庭应该通力协作、形成合力，给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全方位的氛围，共同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在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气氛的好坏都直接影响着孩子责任意识的形成。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当代大学生，由于其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进而形成了以自我为主的价值取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缺乏应有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5]。对此，首先父母本身要以身作则，在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帮助他们超越个人的利益，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形成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总而言之，父母不仅应要求孩子学会做事，还要学会做人，学会承担各种责任。

参考文献：

[1]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杜，2001：4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72：8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杜．1980：226

[4]由建武，用伯伟．对大学生个性发展与社会责任感培养的理性思考[J]．中国高校研究.2001.(12)

篇（10）

二、对当今中国核心值观总体内容的认同：较之认识度略显提高，但尚属认同的低级阶段

认同是人们行为的心理情感基础。调查高职学生对当代中国核心值观总体内容的认同情况，笔者有代表性地选取三个视角，即“的指导思想的认同”、“高尚道德标准的认同”、“当今中国你最关注关心的问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对当今中国核心值观总体内容的认同度较之认识度略显提高，其中对“必须坚持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认同调查，有22.4%的同学表示非常认同，有65.1%表示基本认同，认同度达到87.6%；对“你认可并接受高尚道德标准”的调查，有46.%的同学表示非常认同，有46%表示基本认同，认同度达到92%；有83.1%的学生相信和接受成功的经验、规则和传统；当问及“你最为关注的国家政治问题”时，在给出的15个选项，即国家、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公众福利、公民权利、政治文明、中国道路、依法治国、、国防安全、中国梦、民众团结、祖国统一、机构改革、周边外交中，统计受访学生最为关注的选项结果，排列首位的是社会道德，其次是公众福利；与此同时，问及学生“你认为最重要的优良品德及最讨厌的不良品德”时，排列第一的分别是诚信和损人利己。这些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当前大多数高职学生的主流价值取向基本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从认同程度看，目前高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只能说是处于一种低级阶段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理性认同欠缺、情感认同偏弱、信念意志不够坚定等。如座谈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学生对必须坚持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认同是缺乏理性认同的思想基础的；有8%的高职学生不认可和接受高尚道德；有16.9%的学生不相信成功的经验、规则和传统；有31.2%的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表示担忧，甚至还有6.5%的学生明确表示失去信心；有1.2%的学生认为这与我没关系，没有想过。“在竞争中，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朋友”，有27.3%的同学态度为“如果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会的”，甚至高达8.2%的同学赞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有6.7%的同学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观；12%的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效用”表示怀疑，认为“取决于自身利益，不排除为了逐利而趋荣忍辱的可能”；在对“考试舞弊”这一有关诚信态度问题上，有24.7%的学生对“考试作弊”行为表示“可以理解”。由此可知，高职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和信念是不够坚定的，尤其是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时，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往往会显现出一定的摇摆性、妥协性。因此如何稳固和强化高职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如何使高职院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能在当今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担当、能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关系，能把个人的价值追求、青春奋斗汇集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所在。

三、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行为导向的认同：凸显差异性，处于认同与践行的矛盾困惑突出期

认同是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向导。调查与学生现实生活关联度比较密切的若干行为选择，反映出高职大学生对当代中国核心观的认同与践行是矛盾困惑的，有时甚至是迷茫的。

1.当问及“你相信自然界的力量，喜欢高环保标准，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吗？”这一关系人类共同利益问题时，有33.1%和54.8%的学生分别表示比较相信与希望和非常相信与希望；10.6%的学生表示不太相信，但希望；只有1.5%的学生表示不相信、无所谓。相信与希望的比例高达98.5%。然而当问及“你愿意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牺牲自我吗”这一问题时，持不太愿意和不愿意态度的学生分别有31.9%和11.8%，占了总数的43.7%；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的学生比例，分别是39.9%，16.4%。为了人造的共同利益不愿意牺牲自我的43.7%，和愿意牺牲的56.3%，与前问所持的98.5%希望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当多的高职学生在价值观认同与践行上的脱节或背离。

2.当问及“你认为雷锋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时，接受调研的学生中认为“不现实”、“不适合”的比例高达27.6%，其中16.5%的学生认为这是理想化的人的道德水平，不现实，11.1%的学生认为，雷锋精神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34.6%的学生认为雷锋精神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37.7%学生表示内心总是想向雷锋学习，可在事实面前总是事与愿违。可见，高职学生对雷锋精神的不仅在认同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内心认同与外在践行上也存在明显的不一与脱节现象。

篇（11）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终生学习思潮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教学生长期受到社会的漠视与责难，时到今日从未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改观。随着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人学生数量日渐增多，在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的大环境中，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更有蔓延与增长之势，严重影响了成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危及到成人教育教学质量甚至成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已成为迫切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概述

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社会对成人教育的漠视，对成人学生的淡然，已逐渐成为阻碍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成人教育对象的成人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心理问题愈发严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颇多，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冷漠的人际关系、消极的人生态度三个方面。

1.强烈的自卑感

成人学生大部分都是高考落榜生，与考入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说是出于无奈才接受成人教育的。为此，他们普遍存在着自卑感，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缺乏自信。加上家庭的责难、社会的歧视，让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人，一无是处，于是自暴自弃，得过且过。

2.冷漠的人际关系

成人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其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异，家庭条件不同。在与别人交往时不主动、过于羞怯，过多地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言行极端压抑。同时，很多学生与网络为伴，沉迷于网络游戏，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与现实中的同学交流甚少。

3.消极的人生态度

成人学生由于强烈的自卑感，失去了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与决心，缺乏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意志消沉，缺乏上进心，对未来一片茫然。不仅在学习上不努力，在人际关系上也缺乏主动与人沟通，在业余时间更是无所事事，生活单一且无任何意义，总而言之，成人学生消极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情，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更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二、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溯源

探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缘由不难发现，影响成人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很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成因。但就具体而言，主要有学生自身、学校和社会三大因素。

1.自我认知的偏离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可以得知，人们对他们的能力水平和态度做出正确的准确评估需基于两点。其一，在缺乏直接的自然标准时，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其二，人们应将自己与相同水平的人进行比较。然而成人学生的自卑感源于同普通高校学生的比较，甚至是普通重点高校的学生比较，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寻求的比较对象就是错误的，同时社会比较理论的比较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更是获得自我强化、自我进步的一种途径。因此成人学生在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目的应该是认清自己缺点，吸取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卑、消极的逃避。

2.学校关怀的缺失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目前，很多普通高校把成人教育学院仅仅当着一种创收的手段，忽视了对成人学生的细心呵护。缺少了学校的人文关怀，成人学生就像没爹没的孩子，成人学生至进学校后，学生的日常管理、教学管理等一切由成人教育学院负责，学校几乎不予过问。由此可以看出：在成人学生与全日制统招学生之间，学校给予学生的关怀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差距体现出的是教育的不公平、学生的不平等。学校关怀的缺失让成人学生难以找到归属感，在一个缺乏温暖的集体中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便产生了。

3.社会偏见的误导

偏见是对一个群体或个人的一种评价，它包括对圈外群体的负面态度和对圈内群体过于积极的正面态度。同时，偏见具有广泛的破坏力，如：人们对一个人所属群体的偏见会影响他们对这个人的评价。在社会的大家庭中，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是不正规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是汇集为拿文凭的在职人员、学习成绩较差的落榜生的场所，于是在社会中时常听到对成人教育的质疑声和披露声，一系列关于成人教育替代论、消亡论的陈词滥调甚至在学术文章中也经常可见。社会的偏见导致的不仅是对成人教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对成人学生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伤害。诚然，成人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成绩要差，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但是绝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全面否定成人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成人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素质较高、能力较强、具有个性特长的有上进心的学生。

三、成人学生心理问题解码

相关实践证明，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解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学生自身、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 转贴于

1.学生正确认识，重塑自信心态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让学生彻底走出心理阴影，还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全面地剖析自己，正确认识现状，重塑学习、生活的信心，引导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向成功。

围绕培养学生自身的信心，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自我定位，树立学习专业的信心。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了解、审视自己，了解其优劣势，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从而依据“克己之短，扬己之长”的原则学自己喜欢的课程，做适合自己的事情。这样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优势，保持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其二，自我表扬，树立实现价值的信心。人自身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此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审视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每一次的挑战。在经历每一次挑战时，给足自己信心与掌声，让自己充满激情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三，自我规划，奠定实现成功的信心。美好的憧憬、百般的无聊、无奈的悔恨、极度的茫然是大学生们一般都要经历的情感变化，是对大学生活感知的结果。刚进大学时的好奇心让其对大学生活有了美好的想象，熟知大学生活后的他们开始欣然接受自由大学给他们带来的无聊与空虚，一直到后来的悔恨和茫然。不妨追问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斗志？不难发现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为学习制定计划，为生活设计颜色，为人生设定目标，是当今学生们逃脱落入俗套的重要方法，更是成人学生实现成功的必然选择。

2.学校倾力关注，构建平衡心理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培育了众多人才，更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难以衡量的贡献。然而，受社会传统偏见和思想误区的影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国家的“特殊待遇”，成人学生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成人高等教育沿袭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学籍管理、班级管理和课程设置等，针对成人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学校并未对此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很多学校就算制订了规章制度，但都是形同虚设，没有严格执行。同时，对成人学生更是缺乏人文关怀，学生没有安全感，没有体验到家的感觉。然而，再放眼看看学校对统招学生的态度，这种两重天的待遇不得不让成人学生感到失望，由此产生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为此，学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导向，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成人学生。具体做法为：第一，将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统一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成人教育不是学校创收的手段，而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的场所，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为此，成人教育的发展应列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第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成人学生可以选择统招学生所学课程并和他们一起上课，经考试合格者学校承认其所修学分。第三，成人学生享有与统招学生相同的参加学校课外活动的权利。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成人学生同样有权利参加。这样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机会，更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