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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城镇化建设
(一)实行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模式
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生态文明经济呈现“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特点,生态文明经济由生态化技术体系支撑,生态化技术体系从技术研发开始就考虑维持“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生态化技术体系在应用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充分考虑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重视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既满足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为尺度,力图兼顾当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生命系统的整体利益。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消费型经济都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相协调,在比较宏观的方面,较少关注社会因素;侧重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绿色经济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立足于“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以人类健康和保护自然为目标,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经济发展形态;微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服务产品在生产、加工、营销和消费等环节,无污染的、不损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范式;侧重自然、人、社会的健康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继承传统经济中发达的水平维和强大的力量维,摈弃传统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的负效益和负价值,应用现代生态化技术体系武装改造传统产业,在建设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把传统经济的改造、提升融入到生态文明经济的发展当中,能够使它们有机联系、协同发展,相辅相成,既互相补充又互相促进,构成一个系统,形成生态文明经济体系,具有更强大的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将引导环境指导思想从环境末端治理向环境的防治改善转变。我们亟需填补有关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空白,出台必要的支持实施措施,使环境工作法律监控无死角。现提出以下几点措施: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晰企业关于环境治理的权利和义务,采取守法激励政策切实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以美国为例,美国环境执法的主要行政机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简称USEPA),在USEPA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完备、严密法律制度体系。有《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各个细则,凡构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都在法律的严密监控下。第三,应制定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明确环保部门环保责任制度,对环境违法行为,既要处罚环境违法单位,又要处罚环境违法行为所在环保部门的相关责任人,确保执行让法律不再成为一纸空文。第四,应该制定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法规及具体实施的细则,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比城市的环境治理更加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考证制定严密、科学的法律规范。虽然相继出台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等农业环境制度性标准。
上冈镇立足区域特点,按比较效益优势来确定产业定位,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布局,引导城乡居民向新园区、新镇区和新型社区集聚。先后投入千万元,编制了《上冈镇总体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上冈镇区建设详细规划》、《副中心物流商业网点规划》、《建湖港区上冈作业区工程建设规划》等规划,将专项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实现了规划融合覆盖。
1.2加快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上冈镇按照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推进“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三产物流园区”建设,不断加快产业向园区聚集。一是构建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布局,建成园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上冈现代农业园入驻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已达34家,今年农业园区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二是建设百亿级工业园区,在镇西南片建成建湖县上冈产业园,实行镇区合一管理。目前,入园企业达62家,园区经济总量达3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16.2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开票销售收入达24.3亿元。工业集中区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江淮动力集团就委托镇就业中心培训上岗了近千工人,园区被认定为省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该镇先后建起易家乐生活广场、盐阜建材城等商贸园区,配套建成四星级上冈国际大酒店,为开展大型活动和园区企业接待客商提供了方便。
1.3加强功能配套,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上冈镇坚持抓好道路、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一是完善道路框架,构建城乡交通网。先后兴建20多个重点项目,建成6条主干道和3座串场河大桥,形成“六横四纵”的镇区主干道骨架,新增城镇道路9公里、25万平方米;建成苏北二级客运中心上冈客运站,日均发车350班次,客流量近万人次。二是着力实施安居工程,引导农民进城入镇。采取招商引资等方式,建成南苑小区、上冈新城、都市名城和隆世达财富广场等10多个规模住宅小区,为产业工人安家落户提供了保障。出台鼓励农民进镇购房置业的意见,按照把“农民集中安居工程”和“农民转化市民工程”有机结合的要求,加快安居工程建设,近年来进镇入户农民达2000多户。三是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服务产业发展与城镇生活。投资近亿元,建成年供水能力2.5万吨的上冈地面水厂,铺设Ⅰ级管网40多公里,Ⅱ、Ⅲ级管网300多公里,改水1.5万户。
1.4加大民生投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上冈镇通过加大投入,强化区域教育、医疗、文化、商贸流通等优势,着力提升城镇软实力。一是加大教育医疗项目建设投入。新建成上冈高级中学新校区,共18轨54个班,可容纳2700多名学生。上冈小学西校区主体已经建成,明年秋学期将投入使用。镇区拥有幼儿园5家,儿童入园率达100%。新建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区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床位300张,即将投入运行。二是加快构建城乡就业服务网络。把解决流动人口和进城入镇农民的就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依托劳保服务中心,开通就业服务网站,建成标准化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实现全镇就业管理系统求职登记、用工信息、技能培训等资源共享。2013年,举办技能培训9场次2500人,被评为“省级充分转移就业镇”。三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5立足生态建设,打造宜业宜居的人居环境
上冈镇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新型城镇建设全过程,努力做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一是加大镇区环境整治力度。上冈产业园区实现了雨污分流,工业、医疗废水处理率和消毒率为100%,医疗废弃物实行联单转移制度,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上冈污水处理厂已由县污水公司进行运营,同步建成污水管网30公里。二是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投入近3000万元,整治156个自然村庄,建成压缩式垃圾中转站3座、集运点22个、垃圾房1442个。成立了镇农村环卫所和绿化办,配备了305人的农村保洁队伍,各村均落实了专职环保员,环保设施全部投入使用,实现村居垃圾处理全覆盖。三是加快绿化造林步伐。2013年,该镇完成成片造林2600亩,新建和完善高标准农田林网3万多亩、围村林4个,道路绿化总长3.5万米。投资3000万元,建设了占地200多亩绿树成荫的上冈人民公园。上冈镇通过几年的努力,在生态立镇上已迈出坚实的步伐,正在迎接国家生态镇创建专家组验收。
2几点建议
2.1加强规划深度融合,引领城镇协调发展
盐城市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大市区和各县(市)“1+7”的城乡规划体系,但与城镇总体规划、国土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衔接融合不够。建议在编制完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规划过程中,坚持“一核三轴四片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整合空间资源要素,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城镇化水平。
2.2强力推进产业提升,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四化同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一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在特色产业、配套发展上下功夫,大力实施城乡工业集聚发展,集中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集中区和中小企业园区(农民创业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城乡经济互动性。二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积极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用财政、社会资金鼓励和扶持城镇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初始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人员、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到乡镇和农村从事三产服务业。另一方面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按照产业提升、文化挖掘、村庄整治、庭院美化、生态保持的原则,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将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旅游服务结合起来,着力推进“一产特色化、一产二产化、一产三产化”。
2.3加大镇村建设力度,优化镇级资源配置
一是加强重点中心镇建设力度。在政策、资金、资源等要素的配置上向重点中心镇倾斜,激发其发展活力,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吸纳承载辐射能力,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乐业安居。二是大力提升一般镇发展内涵,加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建,加强镇区规划建设管理,以较高的城镇品质吸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三是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升村级造血功能。
2.4活化农民财产权能,引导农民进城入镇
固化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二是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激活农民财产权能。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收益权利。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全面开展清理核实、界定权属,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理确定股份。
2.5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把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作为打破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
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小学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2.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相适应
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乡镇地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随处可见。机构类型单一,业务简单,分布不均匀,甚至出现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区,乡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类型少且功能单一,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没有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即使是银行也多为信用社和储蓄所,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为了经营利润都纷纷撤出乡镇市场,有些原以农村市场定位的大型银行也在布局上更加重视城市网点设置,忽视乡镇网点设置。不管从国际经验看,还是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北京的城镇化仍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与之相伴,相关的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开放、多元、协调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弥补金融资源的不足,又要加快金融创新,创造性地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营性金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服务格局,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加快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为北京市乡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引入活力,为乡镇地区融资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快捷、多元化的选择,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个性化投融资和保险服务。
二是配套扶持政策。特别是在相关监管政策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对北京市一些偏远乡镇,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改制的金融机构,应从政府和监管两条线上给予资产或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积极鼓励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乡镇建立具备完善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平台机构,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
三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中介机构,规范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农业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和融资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城镇化的“软件”水平。四是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协作。北京市远郊区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近津、冀地区。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1.户籍制度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3.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2.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3.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在一份《珠海城镇建设调查报告》中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现阶段珠海的城乡差异和城中村情况严重。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原有的城镇居民和由农民转为的城镇居民之间因为原有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而产生新的不稳定情况。这种不稳定情况会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解决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珠海新城镇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职业教育是剩余劳动力转型安置的保障
针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安置工作提供保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很好地利用专业的理论和实操教育工作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能力转型。这种转型工作包括两种类型的转型。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技能的培养,解决了他们缺乏工作能力的问题,提高了其工作能力。二是保证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对职业工作环境转变的适应,使其可以很好地适应城镇工作环境。
(二)职业教育是新型城镇人力资源培养的基地
职业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为社会各项建设提供合格的基层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城镇产业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城镇基层人力资源培养基地。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优势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职业教育为新城镇产业结构提供人力资源,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建立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培养职业人才的效率和质量。二是人才管理的成本更低。利用本地人力资源进行职业教育工作,为当地的产业结构建立提供人力资源,这种工作办法与外聘人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更低。
(三)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均衡的作用
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整体教育中对专业文化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新型城镇建设中,针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成为文化教育重要的补充。在实际的工作中,职业教育可以接受城镇中因为教育资源有限难以接受高中文化教育、但是又希望继续进行学习的义务教育毕业生,避免出现失学的情况。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新城镇教育资源的均衡,同时起到了促进新城镇文化发展的作用。
(四)职业教育对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作用
对于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这主要是和职业教育中几项工作的开展有关。首先是文化教学工作。在职业教学中,除了与职业专业相关的教学工作外,文化教学的开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工作的开展可以很好地解决农业人口文化素质低的问题,为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提供保障。其次是在职业环境适应的工作中,农业人口可以切身感受到城镇职业环境的特点,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更好地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所谓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和乡土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
(二)乡村文化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照抄城市小区的模式建设新农村,导致乡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流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使得乡村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当代媒体的渗透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本以乡村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以及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保护乡村文化刻不容缓。
二、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差距大,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导致乡村文化流失严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人口就被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城乡分割,城镇人口居民在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就比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权利,城镇居民比起农村人口有着更加优越的基本生活条件,精神文化也相对丰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滞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要求还不适应.在新农村建设、乡一体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进一步发生了巨变,乡村文化进一步受到了冲击。
(二)地方政府对乡村文化的重视不够
1、政策制度制定中对乡村文化的安排不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体现了高度的传统文化自觉,但是这些描述只是倡导在城乡建设中要加入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并没有在保护乡村文化,乃至农村文化建设上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没有制定一些规划性的政策。
2、决策咨询中缺少人文学科学者的参与。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各级政府召集的有关新型城镇化的决策咨询、规划设计或者研讨会议上,能够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大多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很少看到人文学科学者的身影。
3、政府对乡村文化的财政投入较少。资金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才能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没有资金的支持,乡村文化就难以得到保护与传承。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改变
1、农村基层文化队伍薄弱,人员短缺,素质偏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工作人员中拥有高级、中级职称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只有初级职称。基层文化干部的专业理论素质偏低,懂乡村文化,民俗音乐知识的公务人员也较少,导致在乡村文化保护过程中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乡村文化活动也难以展开,使乡村村民更是对乡村文化失去兴趣。
2、乡村村民保护当地乡村文化的意识淡薄。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性原则被利益性原则取代,进一步加深了农村传统风俗的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等)乡间技艺绝活,山曲民歌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那些在老一辈村民眼中视为珍宝的文化遗址,民间风俗,手工技艺,被新一代年轻人看成对封建愚昧的附庸。乡村世俗化动摇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在价值观念上面临着巨大威胁。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文化流失的一个其中原因就是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导致乡村村民进城务工。各级政府要通过一定的产权保护和制度激励,保护乡村文化,为市场,社会力量提供乡村文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可以提供资助补贴、减免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各种非盈利组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更多的乡村精英能留在乡村,为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出谋划策。
(二)建立和健全政府保护乡村文化的措施
1、多领域学者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保护乡村文化。首先,政府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进度,规划者要改变政绩观,不能一味追求农村城镇化的速度,而忽视乡村文化的保护。其次,要制定好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加大人文科学学者的参与程度。最后,加快进行乡村建筑遗产的全面调查和评估“乡村建筑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城镇建设拆迁前及时做好调查,测绘,评估和保护规划工作,对具有较高价值的村落应实行紧急保护,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2、地方政府要引导农民就地市民化,留住乡村文化的根基。首先,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居住环境改造中不仅要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特色”的原则,也要立足区域文化特点,使农耕文化底脉的传承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现实合理衔接。其次,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农民文化素养的提高“真正的市民化农民应该具备相对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观念等”。提升农民素质不能靠简单地压制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而应该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造。
3、建立支持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及金融政策体系。首先,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乡村文化产品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其次,完善针对乡村文化的税收机制,促进乡村文化发展,传承传统文化。最后,政府还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贴息等金融手段,促进金融资金支持乡村文化的发展,开发各类优势文化资源,传承有意义有价值的乡村文化。
4、重塑乡村村民的社会价值体系,提升村民与村干部的文化自觉。重塑村民的社会价值观,政府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乡村文化宣传与发展的资金投入。当地政府要多方吸引人才,大力培养构建乡村文化方面的人才,逐步提高队伍的政体素质。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要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首先,要加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再次,注重创新乡村文化繁荣。最后,以城乡互动为重要途径,积极建立城乡文化互补机制。乡村文化要在能够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城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在乡村和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乡村文化也能汲取乡村文化的民俗气质,削减自身文化的糟粕。
结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说过:“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其中就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搞好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培养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的深度产业化发展,同时,提升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资源的关联度,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随着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的深度发展,乡村文化重构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一)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流转纠纷的形成涉及方面较多,主要包括当前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欠缺,农民主要考虑当前的既得利益,土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收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农民当前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加之一些当地政府的处理不当,或方法欠缺,引起土地流转的纠纷。对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如下:对土地流转制度立法的不足,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农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缺少正当的流转协议。加之,村镇管理服务的的欠缺,缺少调节机构发挥纠纷调节作用,村级干部面对土地纠纷处理方式的不当,上述都可以加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现阶段怎样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关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相应的措施,最主要的还在于底层干部的协调作用,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使村级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的法律素质;对于农民要采取自治对策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作为土地流转的一方要切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