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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2-27 1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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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篇(1)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篇(2)

引言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孕育出了该民族的语言,同时。一个民族的语言又是了解该民族文化的窗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得以反映的一面镜子;文化是语言赖以扎根的土壤,学习语言就必须学习文化。

2008年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了,电影一上映就备受国人关注,并取得了骄人的票房成绩。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文化差异等因素,·部英文对白的动画片要想赢得中国观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叻夫熊勘这部影片却轻巧地跨过了这条鸿沟,被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认同。

这是因为好莱坞梦工厂的这部片子中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自然能够得到本土观众的认可。如果这部片子体现的是纯西方的思想内涵,那么它在中国的票房收入肯定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了解文化差异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l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作为通向世界大门的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在神州大地上更是掀起了一股英语热,越来越多的人对英语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在英语走近我们生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英语学习是在特定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完成的。这个环境既指生存的外部文化环境,也指个体的心理环境,这两种环境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中国人学习英语固有的特点。

3教师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从本质上说,教授中国人英语,是让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在业已形成的中国语言文化环境中的英语语言文化的移入、吸收和消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英语教学中除了要使学生有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

因此,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建构是必要的,然而给他们提供课本中语言知识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更为重要而迫切。那么教师在教学中应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呢?

3.1通过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文化信息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特色词汇的导人是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的差异在词汇层面上必然有所体现,教师应让学生了解由于民族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不同造成英语词汇在许多方面与汉语词汇存在着不对应的现象,帮助学生了解这些差异。

此外,大学英语教材选材广泛,内容丰富,不少课文涉及英语国家典型的文化背景知识,其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文化信息。教师可以利用课前几分钟,讲解主要涉及的英美国家的主要知识,尤其是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但要让学生把握文章的内容主旨,学习语言知识,还要引导学生随时随地地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使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同时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3.2开展课堂活动创造听说的文化语境

大学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并非教而会之,需要大量的、反复的语言实践活动才能掌握。课堂活动是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的重要途径,教师通过精心设计,创造出具有英语文化特色的交际情景,让学生去用英语交际来完成各种真实的生活、学习、工作等任务。如组织学生进行pair-work(结对练习)、soup-discussion(小组讨论)、role-play(角色扮演)、short-play(短剧)等课堂活动,以问题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以体验为收获,以情趣为动力,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具有英语文化氛围的英语教学活动中来,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手段营造较为轻松愉快的“输人”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3.3利用多媒体等各种辅助手段多方位体验西方文化

近年来,各种多媒体英语资源的蓬勃出现为英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多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以前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的单调教学模式。多媒体教学不仅增大了教学容量,而且加大了课堂信息量的输人,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开阔视野。

篇(3)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步伐加快。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礼仪之间的不同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了解中西方礼仪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礼仪文化起源的差异

中国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最早为宗教祭祀活动。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如:雷电,山蹦,地震等),便对自然产生敬畏。于是运用一些祭祀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也用来祈求风调雨顺、降福消灾。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其他礼仪形式的萌芽。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西方礼仪最早萌芽在中古世纪希腊。礼仪发展最初为宫廷规矩,后在美国得以迅速传播,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在人们生活中日趋合理化、规范化,并迅速形成体系,被国际社会认可,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遵循的礼仪规范。

二、中西方交际礼仪的差异

1.称谓礼仪的差异

在中国,同辈之间可以直接以姓名称呼对方,而对长辈,若直呼其名则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然而在西方,这方面则比较随意,他们习惯对等的称呼,习惯直接以名字称呼对方,不过则一般限于两者以前见过面。若是第一次见面并不知道姓名的人,一般会以Sir,Madam称呼对方,这种称呼方式要单独使用,如果是Mr,Miss,Mrs.等则要与姓氏一起使用。

在中国,人们还喜欢使用直接以某人的职位来称呼别人,如张处长,李院长等等,而在美国,人们很少直接用职务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医生,法官等。

2.交谈礼仪的差异

在西方,人们崇尚个性,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日常交谈不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是他们忌谈的,如询问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竞选中投谁的票等,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看到别人买来的东西从不问价钱。见到别人外出或回来,也不问“你从哪里来?”或“去哪儿啊?”而中国人则比较热情好客,喜欢嘘寒问暖,饱含热情。

另外,美国人还十分讲究“个人空间”。两人谈话时,不可太近。一般以50公分以外为宜。不得以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坐时,最好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别人允许后再坐下。

3.告别礼仪的差异

西方朋友告别时会说:“我会保持联系”。其实,这句话仅仅是一种告别词语,相当于“再见”,说话人并无他意,更没有作任何许诺,没有必要刻意等待他的联系。此外,西方人在别人家做客如果想告别,要提前几分钟将告别的意思暗示或委婉地向主人表达,并征得同意才可以离开。如果突然说“我还有事情,得回去了”,随即站起来和主人告别,这在西方国家是被认为是失礼的举止。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见面打招呼,介绍别人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差异,只要平常多注意观察这些差异,就能发现并注意,从而更好地进行交流。

三、餐桌礼仪的差异

1.座位安排的差异

中西双方都讲究宴请宾客时的座次安排。中国传统上常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坐。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坐,以左为尊。西方宴请宾客一般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客人的一般次序安排座位,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坐,夫妇也分开坐。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稍高,男士要为右边的女士拉开椅子方便就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2.餐桌上取食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在餐桌上以劝酒劝菜为礼貌,以显主人的热情好客。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绝不会勉强别人,客人一般随女主人动作。主人若询问想吃点喝点什么,客人应如实回答,客人如果谢绝,主人也不再勉强。中国人则会主动拿茶或饮料,并不断添茶。西方客人面对这一情况往往会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惯,中国人不得习惯是不能呢让杯子空着,空着说明主人没招呼好客人。

四、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喜欢穿保守式样的服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带耳环的习俗。而在平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裤。在穿戴上,英国人是最讲究的,在交际应酬中,非常重视绅士,淑女之风,在参加宴会时,要穿燕尾服,头戴高帽,手持文明棍或雨伞,这是他们的标准行头。女士穿深色套裙或素雅的连衣裙,庄重肃穆的黑色是首选颜色。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的服装分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两大类,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风貌特征、色彩、图案、审美文化方面均不相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并无二异。

五、中西方礼仪差异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本质上就是文化,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这是民族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各种地理气候,政治生态,经济等因素的无形凝聚,已成传统,相对坚固。它是一种思维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与作为异己文化的载体―外国人的交往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价值取向上的比较碰撞或融合。价值观念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处于五形,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文化群体具有规定性和指导性作用,是这个文化群体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的基础。

另外,中西方文化环境和的不同,使得各国的人民有着基本上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体系和价值观。礼仪是与本土的思想文化相对应的,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

当今世界的礼仪内容更加广泛和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去适应和接受西方礼仪,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礼仪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在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礼仪,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抱残守缺。只有认清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地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成和谐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于兴兴,郝爱娟.《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礼仪》[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2] (美)艾米丽勃朗特.《礼仪》[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曹明义.《体验西方礼仪》[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魏南.《中西方礼仪差异》[J]科技信息,2011.

篇(4)

2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篇(5)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大陆文化,其发展的沃土是持久的农耕经济。在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劳动人民与土地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在文化上更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较强的安土重迁思想,追求稳定,排斥冒险,较为保守内敛。从儒家追求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实现内心宁静,到道家强调“无为而治”、用“坐忘”和“心斋”等方法寻求绝对的自由,再到佛教超脱世俗、追求“无我”和“空”的境界,都强调一种心态的平和、内在的修养和精神的宁静。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休闲观推崇体静心闲,认为休闲是在怡情养性中兼求养生。“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从洪应明的《菜根谭》中不难看出休闲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意义。只有当人们内心趋于宁静,对世间万物的感知能力才会愈发细腻、敏锐,从而在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达到内心清明澄澈,实现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达到休闲的目的。中国的传统休闲运动以静态为主,体现出一种静态美和柔和美,侧重于康体和养生,追求个人的一种自在清净,如太极拳、八段锦、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等持中守恒、含蓄内敛的休闲运动。

(二)西方文化对休闲价值观及运动的影响

西方文化主要属于海洋文化,其发展的背景是发达的海洋贸易。海洋的广袤无垠和流动变幻使人们大气、开放、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又因为海洋无法由私人占有,使人们有较大的自由度,较少形成保守思想和狭隘观念。海洋的艰险环境又培养出人们机智强悍的品质和热情勇敢的冒险精神。因此,西方人崇尚力量的品格和自由的天性,具有强烈的个体和开创意识。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拓展殖民地,以及颇具移民文化的美国,都体现出一种对外征服和探索的倾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人倡导“生命在于运动”,在健体的过程中愉悦身心,同时注重个体自身需求和完整性,认为休闲是人的本性需要,人们能在其中实现并完善自我。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游嬉使紧张的身心得到弛懈之感”,就是强调休闲活动对于个人机体恢复和身心发展的重大意义。受此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的传统休闲运动以动态为主,趋于激烈与竞争。人们在舒缓筋骨的同时,注重张扬个性,寻求感官刺激,偏好集体和团队活动。因此,除了摔跤、拳击、攀岩之外,篮球、橄榄球和足球也都为人们所喜爱。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下的休闲运动项目差异

当代中国人的休闲运动注重调适心灵,强调内在性而非对抗性。2004年零点指标数据网对北京、上海、广州、太原、成都、长沙6个城市居民作了调查,报告显示参与人数最多的休闲运动项目是散步(占62.4%),其次为骑自行车和羽毛球。同2001年相比,乒乓球、游泳、羽毛球的参与人数激增2倍以上。这些运动都没有肢体的冲撞和对抗性,更多的是心理素质的展现。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例,在参与休闲运动最多的30-40岁的人群中,仅在运动量方面是同龄中国人的10倍,而在运动类型上更喜欢攀岩、划水等户外项目,如登山、滑翔、潜水等极限运动已经成为了上层人士的象征。

篇(6)

列宁曾经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给文化交流构成了障碍,给翻译造成了困难。重视文化差异,了解民族习俗是翻译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当今外语翻译过程中,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翻译过程中绝对不仅仅是要求语言形式正确,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语言同文化相辅相成,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特定的文化常把某种烙印加到语言上。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一般人可能懂得说语言,却往往不懂

得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真正的外语人才却可以看到这背后深藏的秘密,这是因为他对所学外语的文化底蕴有深厚的认识,他不会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去简单的学习,而是去多了解西方文化习俗,从中挖掘出语言暗藏的文化背

景。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英语学习不能是单纯的语言学习,还应扩大人们的视野,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学外语而不懂其文化,等于记住了一连串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很难有效地加以 运用,而且每每用错”。既然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担负着传达文化的任务,所以语言得体性――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例如,英语She is a Cat。无法对译为“她是一只猫。”因为中国文化里“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在西方却是关系密切。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

1.理解和思维方式不同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理解和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观察,理解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产生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对颜色词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样的,但由于理解的差异,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如:

black tea红茶

blue film黄色影片

green with envy红眼病(嫉妒)

a white day吉日

blue- sky market露天市场

grey income灰色收入

hot travel route黄金线路

white lie善意的谎言

love pea红豆

blue tooth蓝牙

beauty红颜

yellow livered胆小鬼

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如:He loves his wife and so do I.如果直译为“他爱他的妻子,我也爱。”那就会存在误解,你也喜欢别人的妻子。因为西方人生活节奏较快,讲话喜欢用短句子,因此应避免使用长句子或者罗嗦的句子,对方会听得不耐烦,就尽量用简短易懂的白话英语,用字越少越妙。正确的译文应是“他爱他的妻子,我爱我的妻子。”而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其思维方式是整体优先式。所以我们在翻译时就要注意词语的增减和句子顺序、结构的调整。如:

(1)原文: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

译文:Chines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days (over

2,000 years ago) advanced the doctrine “lov-

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 are most valu-

able to a country.”

(2)原文:Beauty is in the eye of beholder.

译文:情人眼里出西施。

(3)原文:lt is no good eating too much.

译文:吃的太多没好处。

2.历史背景不同

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在其漫长的民族历史长河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积淀,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显然是不同的。语言的发展和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人们多数信仰上帝,所以英语成语中也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诅咒一个人时人们常说God damn you,危险过后常说Thanks God或God bless you。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相当一部分语言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个历史人物有关。如果对整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话,就难以翻译得体。如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在翻译《论语》时,“仁”字就颇费脑筋。虽然是“仁”一个核心概念,但孔子却给出了六种不同的解答。可见,如果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的话,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因此不能使用humanity这一译法。而benevolence也不能准确地表达“仁”的涵义,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而“仁”的意义却很广大。所以在翻译《论语》时,将“仁”译作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而在《中国哲学资料书》里,则将“仁”译作consummate person/conduct。

综上所述,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简单地说,翻译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但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翻译的实践中,通过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从而掌握它们的特点,并运用这些特点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参考文献

1.单其昌:《汉英翻译技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篇(7)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篇(8)

翻译是用译语传达原语言的意思,具有传译性。前苏联翻译家巴尔胡达罗夫曾给翻译下过如下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并反映着文化,为了保证翻译者能用准确精辟的译语去揭示出原语言的意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到,翻译的过程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原语言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着翻译的成功与否。这些文化差异及对翻译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对翻译的影响

1. 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中西方在宗教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等的各个方面。欧美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多信基督教,“上帝(God)”这个概念就具有浓厚的基督色彩。西方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有很多体现。如在教堂举行婚礼、向“主”宣誓、向上帝祈祷“God help me!”,甚至看到别人打喷嚏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说一句“God bless you”。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深。基督教里的“上帝”在佛教教徒心目中便称为“老天爷”,许多词语或俚语便来源于佛教。如:“浮屠”、“临时抱佛脚”。

2. 宗教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这种文化差异会给翻译带来困难。在翻译过程中,不结合原语与译语背后蕴涵着的文化差异而去盲目地翻译,会使文化信息很难完整准确地传递到译入语中,从而产生文化的不对等现象。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不容小觑。如果译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对翻译的影响

1. 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国家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表达事物是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大到小进行阐述。而西方人恰恰相反。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先整体后细节、由果到因、由小到大等。众所周知的地名的叙述便为一例。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体系。

2. 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不同的思维风格造就了各自的句子重心,如在翻译中不加以调整,会影响翻译的质量。如:It is important to eat a balanced diet.(平衡饮食是重要的。)原文的语义重心是“It is important”,而汉语译文中很自然地置于句尾了。可见,同一句话让有不同思维的人来理解是有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再比如,之前提到的对地名的叙述中,中国人在大脑思维信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国家、省”, 而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人、门牌号”。我们通常会把外国语的顺序称为“倒装句”,然而,事实上,中国话的语言顺序往往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言顺序相反。从这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采用的是“演绎法”,而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采用的是“归纳法”。

三、地域、历史、风俗习惯的差异及对翻译的影响

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例如: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所以天气时常变化莫测,阴雨连绵,人们对天气容易产生特殊的感情,因而英国人见面都喜欢谈论天气。所以“A lovely day, isn’t it?”之类的话,就成了人们见面最常用的打招呼用语。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所以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比喻花钱浪费,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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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101-02

一、李安电影对“家”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李安从第一部电影《推手》开始,就喜欢用“家”这一主线来表述故事。看似固定在某一地点上的“家”,其实渗透着中西方关于“家”这一文化载体的不同内涵。其“家庭三部曲”的主要场景,大多体现在中国式的家庭中。中国家庭注重的是“同堂”的传统,这是一种“家国天下”的体现。然而在西方国家中,“家”主要以夫妻为主体,其子女成人后大都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喜宴》中,儿子伟同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二老飞到美国参加儿子按照西方习俗举办的婚礼,母亲为没有举办中式婚礼而落泪。“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更是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饮食占据重要位置,餐桌上的所有事物都渗透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渊源,一双筷子、家人围坐着一张桌子吃饭、先老再幼等诸多“规矩”,都有可追根溯源的文化内涵。

而在《冰风暴》里,美国家庭中“子女自由”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想要严厉却力不从心的父亲正好诠释了西方崇尚自由的家庭观念。子女并不因家庭的存在而有较强的集体思想,他们有独立的选择,不是家庭必然的附属,这种观念使本该有的家庭温暖被忽略了。西方家庭中,父亲对于子女的管教显得束手无策,人们遇到困难时首先是怀疑和不信任,对自我的满足和对自身的认同使家庭关系显得脆弱。直到生命消逝,人们才从自私中醒悟,决定相互温暖和依赖,最终得以自救。影片最后“回归家庭”的团圆结局,正是李安在影片中反衬西方家庭文化中缺少亲情和爱的表现,呼吁“家”的重要性。

二、李安电影对“父”与“子”关系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与“子”的关系显然大为不同,李安对于这种差异有自己的理解。中国的家庭文化中,家主为“父”,即“父权”,这是中国的传统。在李安的电影中,大多有父亲这一角色。最早的“家庭三部曲”其实也叫“父亲三部曲”,这三部电影中都有父亲这一典型的家庭角色,虽境遇不同,但他们均为传统的中国父亲。三部电影中的父亲分别是太极大师、大厨等,在各自的领域受人敬仰。不管是从《喜宴》中伟同为迎接父母到来而改变家中摆设,特别换上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还是从《饮食男女》中父亲每周为家人相聚所准备的饭菜,都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父权是家中唯一而带有专治性质的,就好比“君权”,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最高,具有儿女和家族命运的决定权。《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父亲从未露面,但李慕白却充当着这种近似父亲的角色,坚持想要引导玉娇龙走向正途。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家庭是以夫妻为单位组成,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就不存在了。《冰风暴》中的父亲一直想要严厉管教子女,却总在管教之后心生不忍,就这样反反复复,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文化,导致父亲无法建立权威的现象,更没有“家中父为大”的局面。《喜宴》中,艾伦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随意的口气和长久未曾见面的事实,也证明了其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李安电影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是威严的,且受到子女的仰望,而在西方文化中父亲似乎是一种挑战、反叛,甚至带有“弑父”的情节。比如说《绿巨人》中,当儿子得知自己是父亲的实验品之后所做出的行动,能看出李安所表达的中西方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差异。

三、李安电影对爱情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这两部影片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爱情是保守的,而西方文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自由的。《卧虎藏龙》中,俞秀莲对李慕白的情感来自外界的压力,直到最后他们的爱恋才被彼此放到明面上来承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父命为大”,直接掌管着儿女的婚姻大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被普遍延续。

再看《理智与情感》,同样是阶级化严重的“封建社会”,面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两位女主角的爱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大姐较为理智和克制,妹妹较为热情和直率,两人选择的恋爱对象和情路的坎坷,大多也是来自于社会的等级划分和现实的阻碍。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阻碍与《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凸显与融合

(一)李安电影将中国古典美学融入好莱坞。李安在台湾的生长经历和在美国的求学过程,注定他是属于世界的。李安进军好莱坞,他的影片运用了好莱坞典型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线性情节,在受众的观影体验上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儿时的熏陶,使李安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把中国的古典美学融入到西方的叙事方法中,向全世界观众灌输着中国的文化和古典的美感。

李安电影镜头的运用如同中国国画的渲染手法,讲究中国古典美学寓情于景的含蓄,也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他总是通过细节向观众述说着镜头表面下的深意,与此同时,李安也喜欢长镜头的环境描写,把人物所处的大环境用一种大景别的长镜头慢慢表现出来,观众不知不觉地走入他所描绘的世界。如《断背山》中用大景别的长镜头表现两个牛仔的放牧环境,蓝蓝的天空、延绵的绿色山脉、满眼的星辰、流淌的河水,两个牛仔无聊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柔和的氛围中滋生出的爱恋,是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异曲同工的安排还出现在《冰风暴》中,冰风暴在短时间内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它所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似乎是在这种冷漠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而在《绿巨人》中,绿色基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性和压抑感。

李安喜欢没有声音的画面,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在没有台词的画面中,凭借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加上环境所表现的情感基调,两者合二为一所表现出的张力和内在的情愫,正是李安所喜爱的。

(二)李安电影汇集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思、交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早已显现,李安作为一个导演,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在电影中体现出来。从第一部影片《推手》开始,李安就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学,也对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既表现西方的开放和自由,也在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公正看待问题。“家庭三部曲”的故事均发生在具有典型中传统文化“父权”的家庭中,却也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推手》中,父亲与儿媳之间的摩擦,起因便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双方无法相互理解,直至最后矛盾升级,父亲离家出走。《喜宴》中,父母来美国参加儿子的婚礼,却不知道新娘是“假”的。西方开放的恋爱环境,同性恋已被社会逐渐接受,相比中国传统的恋爱观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显而易见,但反思和交融在李安电影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喜宴》中,李安对人们在闹洞房中的表现是坚决批判的。《冰风暴》中,李安对于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以及“派对”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推手》中,儿媳开始学习太极,以及父亲偶尔去儿子家小住,表现了西方人在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化解了家庭中的尴尬。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喜宴》《饮食男女》以及李安的其他影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中国视角的“家庭三部曲”,还是西方电影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等,传统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瓦解,再被重塑,中西方文化在李安的电影中冲击碰撞之后,大多重组,最终走向平衡。

(三)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不管是赞赏的眼光还是批评的声音,李安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作为华人导演,能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并不多,且受到观众如此推崇的更是屈指可数。李安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化融合的探索。李安的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中国热”,或者说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毕竟并不是所有华裔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的中国元素,都会被西方乃至全球的观众接受和吸收。

李安在好莱坞的大环境中,秉承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于文化的公正和客观的诠释,是他被世界接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中国观众对李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这一部分人认为,在很多中国题材的电影中,李安运用了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并且对传统中国的再现有失水准。比如《卧虎藏龙》中,李慕白最后对俞秀莲“莎士比亚式”的告白。但是,这种方式使得绝大多数西方观众深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情感,并且感悟到中国武侠世界儿女情长的无奈和神圣。

李安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他在思考和探索之后找到的平衡,一种影片外化的中西方文化的平衡,更是内在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所要达到的平衡和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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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文杰.李安华语作品解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3).

篇(10)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文化交流、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国独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与国际人员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世界的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标准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英语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人交流时运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之,忽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相关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走入陷阱,而导致交际失败和尴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进入WTO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达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与西方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

(二)

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广泛运用的语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服务。第二,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助于解决和避免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大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第三,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利于本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助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地主动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际的现代人,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够顺利进行双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北京:外语教学究出版社,1999年.

[3] 闫传海,张梅娟:《英汉词汇文化对比研究》,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篇(11)

文化是丰富多彩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受到文化的影响。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中西方之间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在与西方人交谈时,常常会因为双方存在的文化差异发生一些情况,也会产生一定的误会。比如说,双方在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时,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从而使听者产生误解,导致语言交流不通。

因此,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等,而且要知道西方人对不同事物的看法,还要了解他们是怎样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更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体现

1.交际语言的差异

在日常交际方面,西方人一般不会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询问“Howoldareyou?”“Howmuchdoyoumake?”“Areyou married?”等涉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问题。而中国人见到陌生人或不大熟悉时会问:“你吃饭了吗?”“你去哪里?”等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但是,这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都是很习以为常的问候,而在西方人看来,已经干涉了他们的隐私。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他们感到突然,甚至不高兴,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让他们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对西方的女性来说,询问她们的年龄是非常不礼貌的,甚至会让她们产生反感。当我们在刚认识一名外国女性朋友的时候询问她的年龄,这会使她在心里对我们产生反感,但出于友好,她会微笑着说”It’s a secret.”等之类的话。因此,我们在与西方人交流过程中注意这些交际语言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就是向对方说一声”Hello!”。或者按时间来分,说一声”Good morning!”(早上好!),”Good afternoon!(下午好!)”和”Good evening!(晚上好!)”。另外一种常见的问候就是谈论天气,西方人在见到熟悉的人时会说”What’safineday today.”(今天天气不错)“Goodday,isn’t it?”(真是个好天气,是吗?)之类的话。

在称谓方面,我们在生活中一般只对彼此熟悉的或者同辈之间直呼其名。如果对长辈直呼其名,这会让对方觉得没有受到尊敬。古往今来,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一向提倡尊老爱幼,尊敬长辈。孟子曾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我们必须要尊敬长辈,分清楚辈分和长幼尊卑,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相比之下,西方人在生活中对亲密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都可以直呼其名。西方人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常见的都是直接称呼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儿女可以直接称呼父母的名字,而父母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件不礼貌的事。其实,大多数西方人不愿意因为自己因年龄或者社会地位的关系而要他人特别尊敬他。这样会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觉得互相的距离过于分开拉大。中国人在称呼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时,一般会加上其相应的职称,比如说王叔叔、张经理、李部长、吴阿姨等。而西方人一般会用”Uncle”、”Aunt”来指代叔叔和阿姨,客气地称呼对方时,一般用”Mr.”、”Mrs.”或”Miss.”等。

2.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价值观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中,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因此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性。反映在语言上,某些词的词义在一种民族中是褒义,而在另一种却是贬义;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却使人难以接受。就价值观而言,西方人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而中国人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率和群体利益的维护。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尤其以儒家文化为典型,强调的是“利他”精神。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都是集体主义,始终坚持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我们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主义价值观首先要求应该牺牲的是个人利益,否则会被认为是自私自利。在汉语中,“个人主义者”是只顾自己,不管他人和集体利益的自私自利者。

而在西方,人们普遍重视个性的发展,把“个人主义”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西方人在价值观方面强调以个人为中心,注重个人主义和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思维方式以实现个人利益、维护个人尊严等作为出发点,是西方文化最深层次的体现,并且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之间的价值观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语言表达的差异

许多的词语或习语具有丰富的语义内涵。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有些词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没什么区别,但从民族文化背景来看,却赋予了其它的文化内涵。例如,表示颜色的词在英汉语言中都有,并且在词义上基本都是等值的:black(黑色),yellow(黄色),green(绿色),blu(e蓝色),white(白色)。但语义稍加延伸,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blue除了表示蓝色以外,还可以指代一个人忧郁、沮丧,所以在英语中表示一个人情绪低落时,可以用inabluemood或feel blue。还比如:”bluejacket”,并不是指“蓝色夹克”,而是“水手”。”green-eyed”不是“绿眼睛的”,而是“红眼的,嫉妒的”。”blacktea”并不是“黑茶”,而是“红茶”。”whitefeather”不是“白色的羽毛”,而是“懦弱,胆怯”。另外,还有一些和动物有关的词,用在不同的搭配上也有不同的意思。例如:”coldpig”不是“冰冷的猪”,而是“冷激硬化法”。”gooseflesh”不是“鹅肉”,而是鸡皮疙瘩。”horsesense”不是“马的意识”,而是“基本常识”。”whiteelephant”不是“白象”,而是“累赘、大而无用的东西”。从以上一些例子来说,要真正学好英语,有时不能只从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出发,而是要真正的了解词语所包含的内涵,还要深入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二、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英语学习者产生的影响

1.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难免会给英语学习者带来很多障碍和挑战,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所在,从而激发了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的学习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Interestisthebestteacher.”(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也是推动我们学习英语的直接动力。因此,英语学习者只有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才会有愉悦的心情,会渴望学习新的知识,会产生主动探索和求知的欲望。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英语是一门外语,我们大多数人学习英语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背单词、学语法的基础上。也有人认为学习英语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地了解英语文化的背景知识。如果我们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对英语学习者而言,可以产生一种新奇感,从而促进英语学习。

在英语学习中,经常会看到”busy boy”之类的词组,它的意思不是“大忙人”,而是“爱管闲事的人”。相关的词语还有”confidenceman”(骗子),而不是“有信心之人”。”busboy”(餐馆勤杂工),而不是“开公交车的小伙子”。这些对于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表达的学习者而言,会觉得比较新奇。汉语中有很多四字成语,然而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些成语很难完全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常用的成语汉英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等。其实成语的翻译并不难,只要理解了汉语本身的意思,再用英语把相同的意思解释出来就可以了。比如说:”comestraighttothepoint.”这句话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直接切入重点”,把它换成汉语中的成语就是“开门见山”的意思,虽然它们从表面上看是有区别的,但是从表达的意思上来看是相似的。总之,学习英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当我们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产生兴趣的时候,自然就提高了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因此学习英语也能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

2.人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尤其是对从事英语相关工作的人来说,学好英语,精通英语是跨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在双方的交流过程中,某方无意识地使用本民族的文化准则和语言规则来判断和解释,这些很有可能会产生障碍和误解,甚至会导致跨文化交流的失败。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我们视谦虚为美德,但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过分的谦虚反而会闹出一些笑话。例如,当中国人得到西方人的夸奖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谦虚,通常会说“还行,马马虎虎吧。”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谦虚的回答在日常的交流中是很常见的,但西方人会把这句话理解成动物园里的马和老虎,因此会觉得莫名奇妙,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因为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事实上,对于他人的赞美我们只要一句“Thank you”就可以了。总之,在英语学习中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知识,对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对学习英语的兴趣,促进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三、结论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想要真正学好一门语言,必须先深入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知识。如果我们只懂语言而不懂文化,就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密切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对文化的了解。我们学习英语,事实上就是在学习西方的文化。如果不了解西方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和运用英语语言。正因为如此,任何跨文化的研究都不能只从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语言差异,还需要兼顾文化差异。从文化差异去研究语言差异,才能有效地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较好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掌握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提高对西方文化的感受能力,这样才能增强英语学习者运用英语的能力,提高对学习英语的兴趣,真正准确无误地实行跨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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