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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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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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及其周边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城市——青岛，位于整个蓝色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整个山东省的东南部，副省级城市，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被誉为“中国品牌之都”、“世界啤酒之都”和“世界帆船之都”。在2011年1月，国务院批准青岛市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和龙头城市。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城市，全市进出口总额1191.3亿美元，港口吞吐量35012万吨，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52.8%。烟台市，地处山东省的东部，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环渤海经济圈内以及东亚地区国际性港口城市、商贸城市和旅游城市。综合其发展潜力，烟台被中国社科院评为未来10年最具潜力城市之一。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整体规划中，烟台市将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港口城市、金融贸易服务中心和旅游度假胜地。日照，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整个蓝色经济区的南部，是黄海之滨的新兴港口城市。日照城市的经济发展依靠港口优势，临港工业迅猛发展。与其他城市相比，日照市的临港工业将以“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为发展模式，逐步延伸至山东省的其他城市，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在经济生产总值方面，2010年日照市已经突破了1000亿，其中在第二产业方面，增加值561.55元，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为突破600亿元，这充分体现了日照作为港口城市，发展港口产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威海，地处山东半岛的东部，是我国沿海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旅游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威海市是全国综合经济实力50强城市之一，2011年全市的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大关，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5万元。因此，威海进入到蓝色经济区依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其对外贸易。潍坊，位于山东省的中部，同时也位于蓝色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是山东半岛都市群最大城市。与之前的四个城市相比，对外开放的港口优势不明显。但是，潍坊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经济发展之路。在2011年，潍坊市实现生产总值3541.85亿元，增长11%。至2011年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057家，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5%。因此，潍坊市在第二产业方面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优势，极大地稳固了半岛地区的经济贸易基础。东营，位于山东省的中北部，位于黄河入海口，“胜利油田”的所在地，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年轻的城市。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2600亿，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人均生产总值迈入十万元大关。胜利油田，作为中国第二大油田，涵盖石油勘探、钻采、管道输送、石油化学品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等各个领域。石油行业关乎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从国际形势和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仍将是世界的主要能源，而石油勘探行业势必将被国际投资者看重，从而注入大量资金，引导石油行业进入新的阶段。滨州，位于鲁西北地区，整个蓝色经济区的最西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海岸线共240公里。作为渤海湾重要的城市，滨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鲁西北地区重要的机械制造、纺织、印染行业城市。虽然整体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但是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京津唐地区的重要的交通要道，滨州还是为整个经济区的贸易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上七个城市共同组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从上述现状可以看出：城市之间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在分析经济区对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和采取的措施时，既要考虑共性，又要考虑特性。

各城市经济指标体系的建立

分析城市经济贸易的发展，需要建立可靠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但要有经济区发展的特色，应包括：经济总量方面、一二三产业方面、经济区贸易发展的重要行业方面等。这些指标作为对各个城市的描述，为了便于更好地找到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将样本城市之间的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应用

1、聚类分析法的原理描述

聚类分析是按照数据本身的结构特征对数据进行分类的一种探索性统计方法。“聚类”的实质就是按照数据距离的远近将数据分为若干各类别，是的类别内数据的“差异”尽可能的小，类别间“差异”尽可能的大。分析的基本步骤在确定距离的基本定义和类别间的距离的计算方式，然后依照类别见的远近，通过把距离接近的数据归类到可能的聚类结果，最终利用相应的指标来确定能够分成几类。对蓝色经济区城市的不同数据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处理，具有改变之前经验分析法的无法从数据本身定量的分析的弊端。因此，从可得到的数据着手，运用聚类分析方法从蓝色经济区的数据本身的数值之间的特征对数据进行分类。具体而言，将现有统计指标作为基础，以经济区各个城市的数据为对象，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合理的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测量的分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得出不同类别的特征值。

2、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原理，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7个地市的数据进行收集。

3、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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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服务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1982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亿美元到2008年的3044.5亿元，增长了几十倍，而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长到2008年的4.2%。但总的来说，尽管增长的倍数很多，由于基数太小，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还是不够。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7%，远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额的14%的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0.5%。不仅如此，我国服务贸易还呈现出连年逆差且逆差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结构失衡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的比重较小。长期以来，旅游和运输占据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国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进出口额为1657.5亿美元，仍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4.4%。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近年来增速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国对服务贸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服务部门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例如《电信法》历经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出台；还未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也没有制订完善的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落后。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发展对策。但这些对策大多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极少从区域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提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中国也在积极参与、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不仅促进了地区货物贸易发展，对促进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合作的动因

扩大市场半径。美国经济学家杰夫•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但科技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贸易发展、殖民地化、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在目前WTO谈判受挫，全球经济一体化受挫的情况下，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扩大市场半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国内政策推动。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扩大服务出口”；商务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了《商务部关于做好2008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关于做好2009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都提到：利用多边和区域渠道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谈判和磋商。紧密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实力，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推动建立平等、自由的国际服务贸易体系。将服务贸易纳入双边经贸重点促进工作的范畴。深化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我国参与的主要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组织概况

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分别签署了六个补充协议。CEPA中关于服务贸易制度的内容有5条：市场准入、服务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我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开放市场。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是2006年11月签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两国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全部12个主要服务部门中，巴方将在11个主要服务部门的102个分部门对中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包括建筑、电信、金融、分销、环境、医疗、旅游、运输、快递、研发、计算机教育、娱乐文化和体育等众多服务部门。我国将在6个主要服务部门的28个分部门对巴基斯坦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具体包括采矿、研发、环保、医院、旅游、体育、交通、翻译、房地产、计算机、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洁、人员提供和安排服务等。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2005年11月，中智两国签署《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8年4月两国签署《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我方在计算机、管理咨询、采矿、环境、体育、空运等23个部门和分部门，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设计、工程、计算机、研发、房地产、广告、管理咨询、采矿、制造业、租赁、分销、教育、环境、旅游、体育、空运等37个部门和分部门将在各自WTO承诺基础上向对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4月，中新两国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目前，新西兰在商务、建筑、教育、环境等4大部门的16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中国在商务、环境、体育娱乐、运输等4大部门的15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两国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协定。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秘方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侧重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领域与侧重点。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贸区，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可以在此区域着重发展我国的医疗、教育业的服务贸易。

不同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关于服务的原产地制度，CEPA对自然人提供的服务，采取了国籍和永久居留权标准，对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采用了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随着近年来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将服务的来源等同于服务提供者的来源是不恰当的，剥夺了成员通过合理的原产地规则来追溯服务正是提供者的权利。

继续推进新兴服务在自贸区的合作。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结构失衡，新兴服务贸易比重较小，新兴服务业发展落后。若适度开放这些行业，是可以促进发展的。而在自贸区内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新兴服务行业，例如电信、金融业，负面影响较小，开放度可控。

但我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领域以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新兴服务贸易的合作较少。我国和新西兰、新加坡签署的自贸协定，都几乎未涉及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业服务、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优势较明显。而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

参考文献：

1.周念利.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的GATS+特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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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篇（5）

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

按照2005年年底的统计，2005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销累计570.77万辆和575.82辆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56%和13.54%。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部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汽车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汽车消费量由2001年的273.1万辆，迅速提升至2005年的近592万辆，占世界汽车市场的比重已经由2001年的4.3％，提升到2005年的8.7％。2005年，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量占全球汽车市场增量的23.2％，中国在国际汽车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市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中国汽车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一五”期间汽车产业增长目标将为年均增长率10%左右，2010年国内汽车保有量达到5500万辆左右，汽车化水平达到40辆/千人。（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每千人120辆；美国达到每千人780多辆。加拿大达到每千人600多辆；日本达到每千人520多辆）。因此，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拥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二、我国汽车服务贸易业日趋广阔的市场和产业现状

汽车服务贸易业作为汽车工业的派生需求行业，无疑将随着汽车产销的繁荣而繁荣，同时，在汽车维修方面由于国外新的维修工艺、维修技术等的大量应用，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较为先进和高效的国际技术环境。诸如汽车电子新技术以及高新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子化检测维修设备,将在我国得到快速推广和广泛应用。目前，国际汽车服务贸易业呈现出的四大发展趋势及我国的产业现状为：

1.品牌化经营。我国过去的汽车营销，一直以产品创新为主。新产品与优势价格，仍然是主流的营销手段。但是，2005年也是汽车产业界从产品创新到品牌创新的观念转变之年，一批企业引入了品牌战役营销的概念，取得了一些成功，主流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目前的营销并非真正的品牌营销。

2.售后服务从以修理为主向以维护为主转变，售后服务的立足点应是提高保质期限，推行保姆式、品牌化、连锁化，网络化服务。目前，美国汽车养护业占美国汽车保修行业的80％，而中国只有1％的汽车修理商能够提供完善的护理服务。这种情况要求我国的汽车维修与营销业转变观念，向先进管理模式看齐，跟国际接轨。

3.电子化和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汽车的电子化水平越来越高，汽车保修越来越复杂，大批高科技维修设备应用于汽车维修行业。

4.规模化、规范化经营。汽车维修与营销业的规模化经营与汽车制造业不同，不是指建立大规模的汽车修理厂或汽车保修中心，而是指拥有大量的连锁、分支机构。如美国的保标快车养护系统在美国本土就有1000家加盟店，并在全世界扩展自己的网络系统。规模化经营同规范化经营是密不可分的，规范化经营就是在同一连锁系统内，采用相同的店面设计、人员培训、管理培训，统一服务标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服务价格，统一管理规则，统一技术支持，统一物流配送。进行规范化经营能够减少物资储存和资金占用，降低运营成本。

三、我国汽车服务贸易业人员素质状况分析

篇（6）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服务贸易依托服务业而发展，是服务业的国际化。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的不同，决定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如美国在电信、英国和澳大利亚在金融业、印度和爱尔兰在IT服务外包、法国和中国在旅游服务贸易等方面，根据本国工业化或依托别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状况，形成了具有各自优势的服务贸易类型。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类型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

货物贸易结构调整能够增大服务贸易数量、质量并引导工业结构调整。一国货物贸易结构体现了该国工业化水平和类型，货物贸易的技术含量影响服务贸易的规模和质量。机电高新技术产品是货物贸易中产生最大服务贸易规模和最高技术含量的类别。我国货物贸易中三资企业占半壁江山，且主要是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但所产生的服务贸易我们却难以获得。加大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机电高新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改变货物贸易结构，加大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将在引导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产贸易可以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生产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直接为工业化服务，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生产贸易也制约着消费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发展生产贸易可以带动消费贸易的发展，推进消费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内容更新；反之消费贸易的发展，又会引导生产贸易的发展方向和提高其水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贸易可以提高工业化发展速率，促进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商业存在能够提升工业化水平。商业存在是目前服务贸易的主要贸易模式，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6%。商业存在的发展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决定了商业存在的类别、数量、规模和布局。商业存在对于弥补国内产业、资源和市场不足，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技术和设备更新，加大科研投入，尤其是提升工业化水平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并可带动其他服务贸易模式的出口。我国企业“走出去”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仍有20倍左右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见，服务业、货物贸易、生产贸易和商业存在是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些基本因素又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规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类型和发展方向，其他因素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快其进程。

二、流通规律是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按照WTO的划分，服务贸易有12个大类、160多个小类，在众多类别中如何下手?万事从源头抓起，关键是找出服务贸易发展的规律，抓住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战略基础、支撑作用的一类或几类作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带动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是对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一步。

我们在分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因中阐述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工业化促进服务发展成为产业，工业化也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现代化，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在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是通过大流通引发的。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是现代化大流通，现代化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根本保障，研发成为了先导力量，从而构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支撑。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流通规律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所谓的流通规律：即体现为以流通能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能力。流通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会生产组织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

美国经济的强大并充满活力主要是来自于流通先导型经济，强大的流通能力不仅带动了美国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还使美国经济在全球配置中获得巨大利润，并掌握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美国GDP占全球的3%－4%，美元在全球的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为62%，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占全球贸易结算中的货币分布达66%。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不仅在于生产多少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得到多少份额。全球前500位的跨国公司中，美国占2／3，美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排在前列，在世界知名品牌中美国占2／3。

俄罗斯服务业占GDP的60%，其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拥有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冷战时期建立的发达交通网络、较完善的物资储存和分拨系统所形成的大流通体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2005年，我国市场的交易和流通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是GDP的4.4倍，“十五”期间年增长12.3%。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万亿元，年增长14.6%。生产资料交易总额达14.2万亿元，年增长15.5%。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巨大市场规模中，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1%，而美国国内物流成本为5%－6%，国际物流成本为l0%－25%，国内外综合成本为9%左右，我国是美国国内物流成本的4倍左右，国内外物流综合成本的2.3倍。此外，第三方物流已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而我国第三方物流仅占物流市场营业额的5%，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我国流通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成本高且效率低、库存量大、资本周转慢等问题。流通不仅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瓶颈，也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大流通不仅是生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是服务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现代化大流通产生的流通速率的提高，使企业到企业和企业内部的物流成本都大大降低，生产组织的社会化成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自发向生产大规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的高要求日益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迅猛发展。2005年，麦德龙和宜家集团的销售总额超过了我国100强零售企业的销售总额。麦德龙集团在28个国家拥有544家商场，在国内没有仓库，完全靠第三方物流；宜家集团在34个国家开设了商场，在54个国家定牌采购，在9个国家拥有36家工厂，在16个国家设立了28个物流中心，海外业务占集团利润的92%；沃尔玛公司在美国国内就有108个配送中心和3000个分店。

大流通孕育大的企业集团，大企业集团又加快了大流通的现代化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生产社会化分工就缺乏动力，研发缺乏环境，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受限，社会化大生产难以真正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也难有大的突破。而没有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的保障以及研发的引领，流通现代化就难以为继。优先发展现代化流通，可以引发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服务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提高金融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并使研发充满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化大流通是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和集团化生产的关节点，也是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的动力。

流通业的现代化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流通业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引发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和企业的分工向社会化和规模化发展，还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大企业集团的主导下，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向分工更精细的专业化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反之，这种分工和组织形式的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流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经济进步，从而使经济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于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在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影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是流通，流通也是解决市场速率的关键因素。

因此，认识流通规律，遵循流通规律，利用流通规律，发挥流通规律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理解服务贸易、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极其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就是流通能力的竞争。应把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规划，上升到政策的层面去推进，作为商务领域的中心工作去抓，形成以服务贸易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引领的现代化引领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格局。

三、促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

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循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主要是以物化的产品为核心而展开，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主要是以无形的社会生产分工和消费供给方式为核心而展开。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是围绕着产品的质量、价格等而制定，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则应围绕着以社会化大分工为前提，以发展大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为目标，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现代化组织供给方式为核心等而制定。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同在于，货物贸易针对的是有形的物，服务贸易针对的是无形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消费供给方式。

我们在促进以产品为中心的货物贸易时也强调抓大企业，而实际上关注点、政策着力点主要还是在大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对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很少涉及，对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也很少考虑。国家通过行政力量促生了一些生产型大企业，进一步夯实了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使生产组织方式向规模化和专业化迈进了一步，但就整个市场来说这种做法对改变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作用是局部的、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因为，改变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动力在市场，市场是动态的，市场运行的速率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在速率低的市场运行系统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优势难以全面发挥，因而促成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产生的动力不足，这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把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作为商务工作的重点，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中心由抓产品转向抓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着力点放在抓流通渠道和流通企业上，放在促生产性和消费性流通并进上，将真正进入商务工作抓企业的实质阶段，并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的实际工作。

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美国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也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大流通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增速加快，企业和产品大量涌向世界，经济迅速崛起。

我国经济实行跨越发展，不同于美国渐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变革加快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工业化发展进程具有的巨大反作用力，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制造商品向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上转移，从根本上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实现以服务贸易开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业整体发展全面协调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工业、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高位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走出一条中国式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

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抉择

战略是关于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加快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应实施大流通带动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大流通带动战略），这是根据战略的规定性、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律、构成战略基本要素的要求等综合考虑的抉择。加深对大流通带动战略基本构成的认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把握这种战略抉择的科学性，把大流通带动战略落在实处。（一）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是就一事物在全局事物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其在全局中的位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全局战略的不同、一事物发展程度的不同等决定了一事物在全局中的战略定位。我国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和谐和节约型社会，调整经济和贸易结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国所处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而又存有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因素决定了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处于促进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加快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定位。

（二）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战略选择应以战略定位为前提，建立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上，从而能够顺应规律，利用规律，驾驭规律，推动事物科学发展。大流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选择大流通带动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可以从总体上解决服务贸易的发展问题。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超越战略。一个战略能否称其为超越战略，关键是看该战略的动力性质，大流通带动战略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为服务贸易的超越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足够推动力，使战略超越成为可能。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导向战略。我国存在着内需不旺、产业和贸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大流通带动战略解决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在深层次和大范围上启动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充分利用和有效协调“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条件，引导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引导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引导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引导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加快转变。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均衡战略。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存在的系列问题，实质上是发展的不均衡。大流通带动战略不仅作用在服务贸易均衡发展的关节点上，而且也作用于服务经济与制造经济均衡发展的关节点上；不仅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国外发展，而且也考虑到服务贸易发展的国内基本建设支撑；不仅要解决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要解决服务贸易各类别协调和共同发展的问题。

（三）战略方向和目标

战略方向和目标就是战略集中指向的方向和目标。在战略筹划和实施中战略的指向不是散射和无规律的，而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方向就是通过把发展服务贸易、拉动服务业、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等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几方面统一起来，进而形成战略方向，战略总目标即加快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四）战略布局

战略布局是在战略整个空间进行的力量分配，以及力量分配后形成的战略态势。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战略布局以全球作为其战略空间，战略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限的。因此，战略布局中战略力量的使用、分配一定要在空间上形成具有支撑作用的重心、重点。大流通带动战略的布局是以我国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为重心，以建立国内外大流通渠道为重点，向我国中西部和全球有重点地扩延，通过基础性、推进性、助推性、保障性4类工程的部署，实现国内外整体布局。

（五）战略工程

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通过若干个战役逐步完成，确定具有战役性质的4类服务贸易工程，是实现大流通带动战略的主要举措。基础性工程是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根基，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力量；推进性工程是在大流通带动战略的主要方向选择的工程，在服务贸易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助推性工程是对推进工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力量；保障性工程是大流通带动战略有效实施的源泉。本文作者曾提出的15个战略工程，仅是大流通带动战略的部分任务，大流通带动战略4个工程形成的是开放体系，应根据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程进行适时调整。

（六）战略阶段

战略的筹划和实施通常要划分阶段，以利于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各方面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一个战略阶段通常为3－5年。战略划分成阶段，但各战略阶段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战略实施中战略方向和目标通常是不能改变的。大流通带动战略阶段的确定主要考虑：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五年规划相同步，与服务贸易发展周期相一致，与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制定和调整期相衔接。为此，确定5年为服务贸易发展一个战略阶段比较适宜。

（七）战略规划

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发展计划。规划较之计划，具备了许多战略的特性。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实现，首要的是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的方式对服务贸易工作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筹划，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是服务贸易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和能否得以贯彻落实的关键。

一个好的规划会以其科学的前瞻性、整体全面的筹划性、内外部的协调性起到对商务工作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并使之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一个好的战略，不等于就能有一个好的规划，如果没有一个与战略相配套的好的规划，再好的战略仍可能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关键是对制定规划的基本内容、程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问题，以及对服务贸易战略和规划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和处理问题。

篇（7）

二、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许多贸易规则中都有针对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可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别优惠。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我国政府可以组成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负责进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遇到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律援助的机构，为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企业的以及应诉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

篇（8）

（一）网络贸易组织发展迅速

从1999年下半年到现在，由于电子商务，尤其是B2C业务的增长，我国网络贸易组织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在2006年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我国主要网络贸易组织总销售额达740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50%；同时网上购物的用户数量达到了2200万户，比上2004年同期增加了600万户。而且网络贸易组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二）出现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贸易组织

我国网络贸易组织刚刚起步，所以为数不多。但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已经出现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贸易组织，这些组织形态各异，在经营上各有千秋，例如当当网、卓越网、腾讯等。为我国网络贸易组织的发展树立了楷模。

（三）网络贸易组织的规模偏小当前我国网络贸易组织数量急剧增加，但是普遍来看，规模偏小，可供消费者选购的商品种类数量偏少且大部分商品的价值含量低，难以满足消费者挑选比较和一站式购物的要求，对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同时，由于规模偏小，技术不完善，管理落后，营销理念欠缺等问题也随之出现。

总的来说，我国网络贸易组织还处于一个尝试和起步阶段。

二、网络贸易组织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计算机及网络技能普及面窄

拥有计算机和网络是消费者参与B2C、实现网上购物的前提，并且B2C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网络贸易组织的效益。据CNNIC第18次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06年6月30日，中国大陆上网计算机数仅5450万台，31.8%的非网民“不具备上网条件”，我国的网民渗透率仅为9.4%，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消费者参与网络贸易组织的交易必须具备相应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而我国在空间结构上，农村消费者计算机、网络应用知识缺乏；在年龄结构上，中老年消费者计算机、网络应用水平低；在性别结构上，女性的计算机和网络应用能力略低于男性。计算机及网络技能普及面对我国的网络购物平民化产生了很大的障碍，从而直接阻碍了我国网络贸易组织规模的扩大。

（二）网上交易风险大网络的不安全和网上商务交易的不安全是消费者面临的两大不安全因素，比如在交易中，消费者承担了支付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付了钱没收到货、网上银行信用卡账号泄密造成损失）、商品风险（即所购买商品的质量问题：商品实样与网上图样出入大、商品在配送过程中被损坏、丢失等）、维权风险（消费者维权法律不完善所造成的）。这些风险都加大了消费者网上消费的成本，也在无形中减少了网上交易的规模，从而制约了网络贸易组织的发展。

（三）物流配送与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

物流配送是将货物由商家送达消费者的独立体系。物流配送效率决定着网络贸易组织运做的效率，物流成本也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在我国，物流业刚起步，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技术不完善、规模小、服务欠规范等问题，导致网络贸易组织所经营的商品在配送过程中成本高而效率低效益差。

除了配送体系之外网络交易方式的独特性也增加了售后服务的难度。目前，大多数企业一般只考虑到消费者需要退、换货的情况，并要求消费者必须将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邮寄的方式返回网上企业，因此导致了消费者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的增加；而商品在使用过程中的售后服务问题大多数网上企业都未作说明；同时，由于网上商店的区域性特点导致企业的售后服务地域性差异非常明显。

（四）网上商店经营意识及技术比较落后

在我国，许多企业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是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企业介绍型网站或者是客户支持型网站的水平上，还没有过渡到网站建设的最高阶段—产品销售型网站的程度，众多同行往往集中在同一平台（如阿里巴巴）上竞争，无形中降低了交易效率。另外，技术工具手段的落后，也使得一些即便意识到B2C重要性的网上企业也无法实施网店的构建理想。

三、网络贸易组织的创新与发展的建议

21世纪是网络的时代，网络贸易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因此网络贸易组织的创新与发展也迫在眉睫，。本人认为要解决上述我国网络贸易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善现状，就必须要政府、社会、企业及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本人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政府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在网络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为网络贸易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

首先，网络贸易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电子商务基础平台，它属于网络经济的基础建设范畴，政府有责任、有能力进行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投资以改善我国网络贸易企业的运营环境，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网络规模小、消费者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缺乏、技术落后等对其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本人认为我国政府可以责成某个部门机构如高等学校或鼓励某些企业如电信企业具体操办这些基础建设事宜，政府再对这些部门或企业进行一定的补偿，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多赢”的目的，还可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共同发展。

其次，网上交易是以双方相互信任为前提的。政府应该将信用体系的建设纳入国家基础建设范畴，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以地方政府为主，联合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3个标准（个人标准、企业标准和政府标准）指导下对全国个人、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资信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估，利用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免费提供，从而达到降低信用风险，促进消费者的网络消费及网络贸易组织发展的目的。

再次，电子商务法律是用以维护电子商务交易的正常秩序和交易主体的正常利益的。我国目前的网络贸易相关法律与法规跟不上其发展，甚至有的领域出现法律的真空。鉴于这一点，我国立法部门应加大力度来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网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消除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投机分子的可乘之机，同时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让消费者放心网上消费。

（二）网络贸易组织应开展“创新性”网络营销

无论网络贸易企业的形式如何，要想获得竞争力就必须在多方面进行创新，企业在网络营销过程中与传统商务活动一样，必须遵循“以市场为中心”的原则，通过有规划的网上营销活动达到“吸引——满足——留住”消费者的目的。

首先，网上商店可以在宣传手段上创新，例如进行广告宣传，建立网络社区，张贴海报等方法，吸引消费者并使其“接受网上消费”。其次，产品创新是吸引客户的根本因素，因此企业必须调查分析网上需求，并确定网上销售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使消费者“乐于网上消费”。同时，由于网上商店的虚拟性，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适合在网上销售，因此企业必须事前对市场进行调查和分析以确定适宜品种，并尽可能的增加网上销售商品的数量。再次，网上商店要提高经营效率，就必须在管理上不断突破。管理创新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和完善网上商店本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目的在于保证网上商店的安全性和提高订单处理效率；二是完善企业的售后服务体系，尽可能多地为顾客提供方便，解决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维修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三）配送及售后服务应不断完善

在网络贸易中，物流配的发展水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贸易组织的效率和规模。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尝试建立权威、统一、与世界认证标准接轨的安全认证中心；提高银行安全技术和支付效。率以满足客户对安全及“即时支付”的需求；通过扩大物流企业规模、更新设备、提高管理水平等手段来消除我国网络贸易组织发展的物流瓶颈。

针对售后服务相对落后这个瓶颈，本人认为网络贸易组织应该加强售后方面的服务，可以尝试与第三方物流企业配合起来，在物流把货物送达消费者手中后进行售后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通过电话，或是E-mail询问顾客是否满意，从而让人们认同这个品牌，形成品牌的忠诚度。

（四）消费者应加强网上消费意识

虽然我国网民数量已经是世界前列的了，可是总比来说会进行网上购物的并不多，知道网上购物的就更少了，而且媒体上报道的大多数都是关于网络的负面新闻，所以网络贸易组织应该通过宣传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企业的形象，带动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

另外，由于网上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网络企业必须根据网上消费者的特征，对网上购物的各环节，加强安全和控制措施，保护消费者购物过程的信息传递安全和个人隐私，以树立消费者对网站的信任。

参考文献：

[1]宋华，胡左浩.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2]张铎，周建勤.电子商务物流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刘志学.现代物流手册.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

篇（9）

（一）市场化起步阶段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张艺谋以其《黄土地》、《霸王别姬》及《红高粱》、《活着》等一系列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代表中国电影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中国电影业发展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市场多被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译制片所充斥，电视业的发展仍在萌芽阶段。

（二）低谷阶段

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是近代中国电影业的低潮时期，政府对电影行业的审查机制甚为严格，同时，电影业和电视业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电影娱乐业受到了电视文化的强烈冲击。伴随着电视机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大批量的，形式多样的电视作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中国影视业与外界的交流减少，体制落后，影视贸易发展履步维艰。

（三）迅猛增长阶段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影视娱乐贸易进入了迅猛增长的新阶段。2003年至2005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分别为5亿，11亿和16.5亿。仅2006年一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已达19亿，超过了国内票房收入（28亿）的2/3。以古典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为表现手法的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广泛好评。《英雄》、《天下无贼》、《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二、中国影视贸易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中国影视娱乐贸易的发展状况

影视贸易是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中国以8500亿美元的外贸总额成为世界贸易三强之一，然而，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2006年，根据文化部出具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文化贸易的进出口比例大约是10:1，存在着巨大逆差。以中美两国间的影视贸易进出口对比为例，截止到2005年，中国从各种渠道进口的影片4332部，美国影片占到40%到50%；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播放的外国影片4000余部，40%以上是美国的；在电影院放映的211部影片，53%是美国片；5年当中以分账方式进口的影片是88部，美国影片为70部，占80%，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影片和电视剧却屈指可数。我国目前影视贸易的逆差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二）中国影视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影视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从体制上来讲，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影视业到底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由于既缺乏政治保障和体制保障，又缺乏产业运作的经验，中国影视至今仍处在“产业化最初级阶段”。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垄断、保守、僵化、消极和“反市场”规律等一系列“前产业化初级阶段”遗留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影视贸易的正常发展。总体来看，我国影视业整体发展速度滞后，经营水平较低。

2.我国影视娱乐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

影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通常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贸易竞争指数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值与该产品进口值和出口值合计的比值。若该比值为正值，表明是净出口国，若该比值越接近1，说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影视贸易发展的国际范围空前扩大这一年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此年度，中国电影、音像制品的出口总额为0.3亿美元，而同年的进口额为0.5亿美元，贸易竞争指数为-0.376，2002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贸易竞争指数下降为-0.758，贸易差值是-0.382。我们与称霸世界的美国影视的出口额根本无法相比，就与相邻的韩国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据韩国文化观光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02年韩国文化节目出口额达2881万美元，进口额达2511万美元，实现顺产370万美元，与2001年相比，出口增长22.8%。尽管近几年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影视产品现在的出口竞争力仍然非常低。

3.我国影视产品所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目前，传播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生产的电影只占全球6%到7%，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1995年，中国进口大片平均票房都在400至500万以上，观众上座率平均达50%，1/3的放映时间、10部左右的影片，创造的是50%左右的票房收入，而2/3的放映时间、100部左右的国产影片创造的票房收入也只有50%。而中国电视在1999年对外销售的总收入只有0.21亿美元，这对于全球每年上百亿的电视贸易额来说，简直有点微不足道。

4.我国影视作品国际营销手段单一

当前，我国影视产业最缺乏的是把影视产品当作一种商业产品进行营销的理念和方法。就市场营销水平而言，中国影视行业不仅远远落后于好莱坞，而且与国内多数其它行业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中国一直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作用，对于市场需求考虑较少，更谈不上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研究；另一方面，电影在不同市场会出现文化贴现现象，加之海外观众因为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较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的时候，要尽量拉近与海外观众的差距，注意采用国际性的营销方式对本国视听产品进行宣传。

5.我国影视产业融资体制不完善

我国影视产业融资体制不完善，受经济实力和体制制约等方面影响，我国影视产业的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状态，普遍缺乏竞争力。影视单位既缺乏丰富、独立的经费来源，对于自主支配经费的使用权也有很多限制。在影视产业起步较晚的前提下，大多数影视经济核算都有不真正实行，运行过程中没有利益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竞争机制等问题；影视经营单位在融资方面的管理上都存在着行政化与非产业化，这就造成了资金融通的低效率。特别是文化体制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尚未真正打破，政府与影视经营单位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清，政府主导经济代替市场配置资源，过多地干预影视经营管理，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这些问题都给影视产业的融资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6.我国影视娱乐贸易法制保障制度不健全

电影产业的促进政策仍然缺乏相应的前瞻性、稳定性、系统性。产业主管部门还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电影产业在税收、基金等方面在事实上还不是一个能够享受优惠与促进政策的优先发展领域。电影投资规模的扩大、电影产业规模的扩大都还缺乏法规政策的鼓励。与2003年和2004年频频推出影响巨大的产业改革政策相比，20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深化与推进动作已经明显减少，但《电影促进法》等相关法规政策仍然处于难产之中。

三、提升中国影视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快影视娱乐文化体制改革

1.体制革新是振兴中国影视的根本动力

体制革新是解决制约影视发展各方面问题的关键。推进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律和影视自身的规律，从突破体制入手，努力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规则，建立完善的现代影视市场体系。体制问题不解决，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等于带着镣铐跳舞。

2.拓展中国影视的政策开放度

政府在体制改革的政策上应重点解决发行渠道不畅通、打击盗版力度不够、院线影院瞒报票房等制约影视发展的问题。要推进影视的投融资机制改革、审查制度改革、评奖机制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等等，调动影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配置文化资源和市场资源。

3.建立完整的影视产业体系

影视产业体系的建立目标是形成一个产业环节贯通、产业整合完备的现代影视产业体系。拆除环节与环节之间，行业内、行业外、国营、民营、合资、外资之间的不平等障碍和间隔，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分配资源、优化资源、提高效益，增强电影产业的综合经济实力。

（二）加强对影视娱乐国际市场的研究与开发

影视传播速度快，传播量大，覆盖面广，加强对影视娱乐国际市场的研究与开发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这个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选择出适合发展的最优道路。

国际影视贸易发展的潜力是相当巨大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1980至1998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及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0亿美元激增至388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90年代多媒体、视听艺术、软件和其他版权产品的贸易。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表明：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普遍较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中国的文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着较为领先的位置，为此，我们应该利用这种资源优势，更多的发挥强势文化的力量，从而带动整个中国影视娱乐贸易市场的发展。

（三）树立国际认可的影视品牌

品牌可以带来超额利润、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美好的市场前景，影视品牌可开发的商业价值极丰富：除影片的海外版权、家庭录像制品、电视播映以外，还包括与影片内容相关的图书出版、服装鞋帽、海报、珠宝、游戏、玩具、文具、日常用品、原声音乐和主题公园等。

随着中国影视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地影视基地纷纷上马，打造“中国好莱坞”、“东方好莱坞”，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规模一个比一个宏大，但是鲜见中国的影视作品打入全球主流市场。中国影视产业貌似强大，但品牌影响力在国际市场上却不见踪影。中国有优秀的人才储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素材资源，大型的影视基地，但唯一缺乏的却是精品影视品牌。2005年接近2000集电视剧因制作粗糙、质量低下不能面世。

（四）建立健全的推动影视贸易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影视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比较缺乏，对影视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尽快的形成一套以促进影视产业发展为核心的、保障我国影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势在必行。这些政策中应该综合涉及包括与财政、税收、其他产业的融合度等相关内容，以及在进出口方面的政策和市场的规范管理等方面。

（五）加速中国影视娱乐业的综合发展

首先，要着力培养一批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影视文化市场主体，从体制、融资、管理等方面提高我国影视娱乐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扩大其在国际影视市场占有份额；其次，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和从事广播影视产品和服务出口业务；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促进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政策法规，鼓励我影视产品出口；再次，影视制作机构要努力推出高水准、适合海外受众欣赏口味的影视作品和节目，并树立我国的影视品牌；另外，要加强我国影视作品的知名度和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就要多组织参加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影视节展，在重点国家和地区举办中国影视节展活动，积极开展影视产品交易。

参考文献：

[1]俞志达.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3).

[2]尹鸿，詹庆生．2006中国电影产业备忘．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6，(2）.

篇（10）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

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篇（11）

南北美洲是世界大豆产量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主要大豆出口国所在地。巴西、美国、阿根廷是世界前三大大豆出口国，巴拉圭、加拿大紧随其后，上述五国年出口大豆1亿吨以上，占全球大豆出口份额的94%左右。在主要大豆出口国中，巴西与美国的优势最为明显，近年来年出口量均保持在4000万吨左右。世界大豆进口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中国与欧盟是世界大豆最主要的进口地。近两年，两区域年大豆进口总量在7000万吨左右，占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76%以上。

2.全球主要大豆贸易的特点

近年来，全球大豆贸易表现出进出口量持续增加、进出口地集中和贸易量占比逐步上升三大特点：一是近些年全球经济整体持续向好，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增幅较大，食用油消费也不断增加，再加上生物化工业的发展，带动世界大豆贸易量持续上升；二是由于中国大豆产量持续减少而消费量不断增加，以及美洲农业生产条件优厚、大豆种植收益率较高，世界大豆进出口向这两个地区集中的趋势较为明显；三是美国近年来开始实行低库存策略，美豆出口销售发力，加之全球大豆需求旺盛加剧了市场供需偏紧态势，大豆贸易量在全球大豆产量中的占比不断扩大。

二、南美大豆贸易发展情况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大豆第二大生产国。2010/2011年度，巴西大豆产量首度跃上7000万吨，而2012/2013年度，巴西大豆出口量创纪录地达到4280万吨，这也使其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大豆出口国。而就2013/2014年度的生产状况来看，虽然天气影响使巴西大豆产量未能突破9000万吨高位，但是未来在价格优势的有力帮助下，巴西有足够的潜力在保持世界第一大大豆出口国地位的同时，继续威胁美国世界第一大大豆生产国的地位。与具有极强压榨产能与消费需求的美国不同，巴西大豆更多地用于出口，虽然美国近年采取了低库存的策略，使美豆出口占到年产量45%以上的极高水平，但是出口型的巴西大豆市场，其大豆出口比率近14年的均值已达到44%左右，近年更是频频逼近50%的高位。阿根廷是世界第三大大豆生产国与出口国，但产量与出口量较巴西、美国均较小，其产量波幅较大，年出口量变化也较为显著。同时，近年来巴拉圭和乌拉圭大豆产量也出现显著增长，据美国农业部预测，2013/2014年度巴拉圭大豆产量料增至900万吨，乌拉圭大豆产量料增至310万吨。

三、全球大豆贸易的发展趋势

1.美豆价格垄断地位将长期存在

一直以来，美豆产量和出口量居高奠定了其在全球大豆贸易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虽然美国可开发耕地资源数量比较有限，美豆播种面积和产量继续增加的潜力不大，但后期美豆价格在全球大豆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依然难以撼动。其原因，一是芝加哥交易所大豆价格是全球大豆贸易的定价基准。CBOT大豆期货持仓量变化、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以及美豆产区天气炒作等都会导致美豆行情波动，影响全球大豆的走势。美豆价格波动已成为全球豆价的“晴雨表”。二是美豆年度出口量持续增加。据统计，2000年以来美豆年出口量占产量比重由36%左右上升至46%。未来随着全球大豆消费需求增加，美豆出口贸易预计仍会保持相对活跃。三是美国跨国企业在世界大豆贸易市场中拥有强势话语权。本世纪初，南美主产国大豆产区的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都是美国跨国企业的投资主场，美国已通过控制南美大豆的销售路径，掌握了世界大豆贸易的主导权，加强了大豆价格的控制力度。

2.全球大豆贸易量将保持上升趋势

由于全球大豆生产布局不均衡，主产国和主要进口国参与国际大豆贸易的积极性一直较高。近年来，全球大豆进出口量增幅均在20%左右。中长期看，随着全球大豆消费需求增加，大豆供应量充足，贸易活动将保持活跃势头，整体贸易总量预计也将呈现上升态势。若按照2000-2013年的全球大豆进口年均增长率5.4%计算，2020年国际大豆进口量或达1.34亿吨；按2000-2013年全球大豆出口年均增长率5.5%计算，2020年国际大豆出口量或达1.41亿吨。据美国农业部2023年农业预测报告显示，世界大豆贸易将在未来10年增加4000万吨至1.52亿吨，增幅36%。进口贸易方面，中国大豆进口量仍占全球贸易的一半；欧盟继续维持大豆进口小幅下降趋势；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将因畜牧业生产增加大豆和豆粕进口；埃及、北非和中东地区需增加大豆进口，以满足国内植物油消费需求和饲料消费需求；墨西哥大豆进口将增长9%至400万吨，以支持国内养殖业饲料消费和食用油消费。出口贸易方面，未来10年，巴西大豆出口量可能增加2420万吨至6650万吨，阿根廷可能超过1600万吨，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可能增加47%至1250万吨，乌克兰可能增至30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