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蔡言厚坦言,他们课题组在进行大学评价排行时发现,社会公认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上的顶尖人才,几乎无一是当年的“高考状元”,而这些人高中时的学习成绩多在第十名左右。
“高考状元职业发展低于社会预期,这同样出乎我们课题组成员的预料。”
蔡言厚介绍,从高考状元工作的领域来看,选择在学界工作的状元最多,约占总数的两成,可以说学术研究是高考状元的职业最爱。其次选择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约有四成多的状元选择国内攻读研究生、海外留学或移居海外。
报告其他结论同样引起关注:高考状元“阴盛阳衰”趋势日益明显,理科状元阵地男性尚能坚守,文科状元阵地已是女性天下;北大清华是高考状元就读“首选”;文理科状元首选专业多集中于经济管理、信息、国际关系、法律、生命科学、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事关国计民生的传统基础专业,光顾的状元寥寥无几。
什么阻碍高考状元成才 在蔡言厚的资料夹中有一份略显泛黄的报纸。这张他搜集于1980年的报纸刊登了美国一项关于超常人创新能力的研究:1921年到1923年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名为I・M・特尔门的心理学教授选择1528名智商130以上的中小学生,对他们的成长经历进行长达50年的追踪,由于历时久远,该研究最后由他的学生完成。
结果表明,早年智力水平并不能正确反映今后的工作成就,有成就的人往往并非家长和教师认为的非常聪明的人。
除去智力因素,蔡言厚认为:“阻碍中国高考状元成才的重要障碍就是对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盲目崇拜。”很多高考状元在选大学时多看牌子,很少关注大学的发展环境。挑专业时,他们往往被“适应市场的需要”和“天价奖学金”所吸引,忽视自身的兴趣与特长,更多的是随大流奔热门,很少立志长远,结果很多高考状元不得不中途转换专业,不仅浪费了自身的宝贵精力,同时也浪费了教育资源。而毕业后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减缓了他们脱颖而出的速度,降低了杰出人才的产出率。
“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考状元青睐经济管理专业,但这个专业光学是不行的,还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更多引导学生去背东西,关注书本上的东西,而非鼓励创新,很少强调人际交往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职场中所必需的。”
“1999年扩招起至今,随着高考状元‘曝光过度’,种种怪现象相伴而生。”蔡言厚讲述,对考生及家长而言,争当高考状元已是普遍心态,对大学及中学而言,能否招收到或培养出高考状元成为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对商家而言,能否有效利用高考状元,已成为提升影响力的市场营销策略,“状元经济”的催生毫不意外……
“高考状元的诞生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考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和勤奋,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和教育方式,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水平,教学方法和考场发挥的完美结合,因此,我认为高考状元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蔡言厚强调。
不以一时成败论人生 据蔡言厚观察,许多家长试图将高考状元、神童们的成长经历复制在自己孩子身上。20世纪70年代末,全中国媒体都聚焦在天才少年宁铂身上,蔡言厚的一位朋友便以此为模板培养自己的儿子,一度剥夺了儿子所有的交友、玩耍时间,甚至在长达十几年里不让他看一眼电视。结果,尽管孩子学业成绩优异,但性格内向,与人交往存在障碍。“一个孩子能否最终成才,关键看他(她)的兴趣爱好是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否有足够空间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兴趣、敬业、持之以恒正是该报告中提及的众多杰出人才的共同特征。
20世纪90年代,浙江杭州一名小学老师依照教学经验发现“第十名现象”。他经过10年调查,发现第十名左右的学生有着难以预想的潜能和创造力。这给了蔡言厚极大的理论支持。
报告总共追踪调查到1952-2012年全国各地区高考状元近2000人。报告显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全国有520所中学培养出高考状元,其中约有八成状元扎堆就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大多数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在1977-1999年高考状元能调查到职业状况的有人中,七成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销声匿迹”,在职场难寻高考状元的踪影。
据分析认为,社会对状元的职业成就期望过高,对状元的教育资源投入与其职业贡献及个人职业成就不成正比,高考状元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并未达到社会预期。有人说这是“高分低能”的典型表现;也有人说,这是现代版的“伤仲永”;那么,高考状元职场表现不佳究竟原因何在,需要我们我们深思。
高考对于众多考生来说,或许是人生中一次关键的考试,是一种或美妙或痛苦的经历。获得“高考状元”的称号,固然令人艳羡,但这只是说明某些人的知识水平、应试能力及智商等高于他人。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并不意味着今后就能够成为职场状元。
职场和考场是两个不同的场合,职业成就固然与个人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有关,但它们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职场并非是“以分数论英雄”。
人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无论个人多么富有天赋,但若想获得成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外,还必须拥有面对社会的能力。高考状元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凡人,他们的成长、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也会遇到各种困扰。高考状元进入职场后,能否获得成功,不仅仅是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精湛的业务能力,还取决于机遇、社会背景及情商等。
高考状元通常都能进入国内一流高校接受教育,可以享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步入职场后会出人头地,成为所在行业的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这种社会预期实际上是状元情结在作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句诗将古代状元郎名利双收的喜悦心情表露无遗,但当这些状元走上仕途之后,并非人人都成为了名臣良相,大多数人也是默默无名,但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职场表现平平”。
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都有着各自的看法。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然而,在现今的社会中,太多的人将官职与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仿佛没权没钱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高考状元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杰出人才呢?他们并没有符合社会期待的义务,况且其成才概率、职业成就未必低于其他人。他们的职业成就不突出,不如说是调查者的“预期”不切实际,让高考状元们背了应试教育的黑锅。
这个数据无疑告诉我们,今天的高考状元是所谓的“分数成功者”,但在将来的事业竞争,人生发展,以及创造力发展,个性发展等方面,却不一定是成功者。毕竟,一个人的成功,除了需要高分,更需要“分数以外的东西”,比如创造潜质,情商发展,协调能力,个人机遇等等。
如果说在过去,在“高分崇拜”大行其道的环境中,我们把高考状元当作教育的成功,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时的人才观念,还不科学、多元化。今天,社会对于多元人才的欣赏、提拔,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立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发展和改革方向,多元评价、创造型人才已成为人才新观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培养各行各业拔尖的创新人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把所谓的高考状元,当作教育的成功和范本,小而言之,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落伍闭塞,坐井观天;大而言之,也是对国家人才战略的一种扭曲性的理解和传播,会对公众、教育人士造成严重的舆论误导,让更多人仍然在分数的漩涡里打转,对于创造性发展,不以为然。
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常人对状元的职业预期想当然是出大名、发大财、当大官、成大事。按照这种标准和逻辑,现实的结果当然会让很多人表示不解和惊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状元们职场表现不佳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值得欣慰和接受的事情。
众所周知,在现有的考试、选拔制度下,高考状元必定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产物,同时也必将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先享用者,如果他们走向社会后,依然成为最有成就的一群人,可以想象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那么我们的高考,这个宣称是“最公平的制度”恐怕就成了不公平的最大制造者,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就永远输在了起跑线上,永远没有机会翻身了。而“高考状元职业成就不突出”,则恰恰说明当前的社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这种趋势,使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和渠道变多了。
作为民间机构,选择一个角度来评价学校的办学优劣本无可厚非。但这样的评价,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指标要符合教育规律;其二,评价要具有正面价值和意义。
这一排行榜仅用培养“状元”的多少来评价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这显然违背教育规律。因为每个省每年都会诞生文理科“状元”,如果某省集中资源打造一所超级“牛校”,那么“状元”出自该校的可能性就极大,所以这种靠集中资源打造出的“状元摇篮”,反映不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其实大家都清楚,高考“状元”只能反映某所学校在应试教育方面的成绩,并不能反映学校其他方面教育的成绩,比如人格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等,而这些教育对学生的终身成长有着更为深远的作用。
用“状元”的多少来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这是严重的教育“锦标主义”,也注定了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正面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排行指标,各地想要争取入围“顶尖中学”排行榜,只需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优质资源集中到一所中学,这样不仅“状元”会在这所学校产生,几乎所有北大、清华的招生名额也会被这所学校包揽了。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在“努力”打造这种“超级牛校”,为的就是展示当地的办学政绩。但这种办学思维从根本上说是“反教育”的,不但严重背离教育公平理念,而且还把基础教育推向极度功利的深渊。试想,围绕着这种“超级牛校”,基础教育的办学逻辑就更“清晰”了,就是上好小学、好初中,然后进“超级牛校”,成就进名校的“梦想”。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等,只会变为一纸空谈。
退一步来说,“状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学校某方面的教育教学质量(其实也就是应试教育的质量),但“状元”集中在少数甚至一所学校,恰恰表明当地的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更是极度匮乏。这倒是制造该排行榜没有想到的反讽效果。
第一步,“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重点在人口的数量控制,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第二步,在稳定低生育水平和走向人口零增长过程中,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和适时调整人口结构,逐步实现由“控制”为重点向“提高”、“调整”为重点的过渡,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全方位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
——田雪原
韩国客机失事给中学夏令营泼了瓢冷水
韩国客机失事事件后,有学生家长反映:因收到学校组织夏令营的传单,然后缴纳3万元报名费让孩子参加。
按说,这种15天收费3万元,算是不便宜了。但很多中学生却被安排乘坐韩亚航空公司,而这家航空公司虽然票价低廉,却是以飞机老旧、飞行安全记录欠佳而为旅游界所熟知。然后到美国跑马观花一番,谈不上对学习英语口语有什么帮助。说白了,很多学校组织这种夏令营,其实只是他们捞外快的一种新花样。对于这种“圈钱”的夏令营,地方教育部门不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应该加大管理力度,不能任凭学校昧着良心赚大钱、赚快钱。
——汪忧草
一、现象分析
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考结束至今,一年一度的高考成绩又揭晓了,各地区高考状元也纷纷浮出水面,一时间,高考状元立刻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今年重庆文理科状元虽然全被男生所包揽,但纵观重庆直辖十多年来的高考状元的性别比例,文科状元的男生已经很少有所问鼎,而传统的只有男生才能获得的理科状元的观念,如今女生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在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98年这21年可统计到的350多名高考状元中,男状元约占64%,女状元约占36%,这组数字看似符合社会常理:男生优于女生。但我们放眼全国看看现在的状况,据“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2009年5月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1999-2008年的我国各省市高考状元中,女状元约占52.36%,男状元约占47.64%,总体来看,1999-2008年十年间的男女状元仍“平分天下”。但高考女状元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已经从1999年的34.78%上升至2008年的60.00%,上升近一倍,可以说女性在激烈高考竞争中充分发挥了性别优势;而男状元比例则从1999年的65.22%下降至2008年的40%;从2001年到2008年,重庆16个高考“状元”有13个是女生。最近9年,北京21个“状元”15个是女生。调查还发现,2009年全国高考状元中,男性约占47.00%,女性约占53.00%。再来看看2010-2012这三年全国的高考情况:2010可以说竞争激烈的高考状元性别大战中,女性优势依然明显, 而2011和2012这两年虽然没有一个官方数字,但通过搜索引擎在网上一搜,不难发现,女性高考状元仍多于男性。由此可见,近几年来高考状元“阴盛阳衰”态势严重,高考的“阴盛阳衰”现象已不再是稀罕事了,并且高考上线的男女比例更是年年下滑,女生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甚至有一年(如2007年)还上升近一倍,这种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及以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考状元“阴盛阳衰”文理科女状元优势凸显,男生已被女生“全面超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二、原因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性别的高考考生成绩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许多教育界人士认为,现在,大学扩招了,大学教育由从前的精英教育转型为现在的大众教育,而高考为了适应需要,现在题目的难度也相对降低,女生与男生相比较,在数、理、化科目上的劣势相对缩小,而在语文、英语科目上的优势则更加明显,这样就更加适合那些擅长于死记硬背的女生的胃口。而且女生大多比较细心,考试时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丢分。但是,通过对历年高考题目难度的分析,如今的高考题目不论是难度、灵活度和实践性等方面都较以往有所增加。我们认为,造成高考“阴盛阳衰”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目前的家庭构成大多数以独生子女为主,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倾注了太多的期望,在平常的教育中可能会在语言上显得婆婆妈妈,学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家长的这种过分关怀,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十分反感,长期的这种心理最终会导致子女对高考也十分抵触,在这方面男生比女生的抵触情绪更加明显。
第二,据科学家们的研究,男性的精神忍受力远远低于女性,且在平常的课堂学习过程中,男生普遍比女生活泼,大概是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可以放松紧张的心情吧!在学习时好动也就成为众多男生的特性,经过长时间的超负荷的学习后,男生就会出现急躁不安、心不在焉的心理现象,如果这种心理现象长时间得不到释放,往往就会在学习中表现为分数的起伏不定。
第三,基于学习成绩不稳定的表现,教师在平时就会把表扬或称赞较多地给予优秀的学生,尤其是一些听话的女生,而对“调皮”的男生则往往会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来刺激、甚至给予一些压抑和打击的因素。在平时的思想教育中往往就会较多地以优秀的女生作为正面教材,“捣蛋”的男生就成了反面教材。久而久之造成了男生缺乏个性的模范,转而纷纷向女生的模范学习。对优秀女生给予肯定,又会让女生们更加努力学习形成一个优秀的群体。一旦女生形成了优秀群体,在学习上女生们就会相互促进,进而成绩将更加优秀。而男生由于总是在指责批评中学习,优秀男生的群体则不能形成,单打独斗的男生很难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习氛围,最终导致男生在考试中不能胜过女生。
另外,社会影响对男生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校男生结交社会不良朋友的比例远远高于女生,对外界新鲜事物产生的兴趣也远远高于女生,这可能造成男生对外界新鲜事物的研究会花掉其大量学习时间和心血。例如,近年来网络的大量普及,游戏的盛行使得学生上网成瘾造成的恶性事件往往也是男生参与得多。
三、应对措施
要想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认为, 首先教师应当在学校教育中多一份耐心,更多关注男生的优点和长处,适当注重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其次,要把素质教育落在实处,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在学习之余有充分的时间来释放心中的焦躁心理,适当的了解社会文化,在学习中能够享受到成长的快乐,让他们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多一些除学习之外的欢乐时光。让学生的学习真正成为科学文化知识,而不是让学生光学习科学知识,而不关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
2011年,香港大学迎来百岁华诞。香港大学对内地生的吸引力,在历年的高招大战中可见一斑。据“港大”内地招生部门负责人马纳介绍,去年总共有近40名“省市头名”报考“港大”,占到了内地高考状元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事实上,不仅是香港大学,广义上的“港大”――香港的大学,这几年对内地生的吸引力都在增加。去年北京3名并列文科头名学生,都选择了香港大学,理科头名也最终选择去香港科技大学就读。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自2005年香港高校进入内地招生后,香港高校至今已从内地名校手中“抢”走50名高考成绩第一的学子。
高考状元的号召力无疑也为“港大”增色不少。然而,上“港大”的原因显然没那么简单。香港高校的名声,由来已久。“港大”多年来在亚洲高校中排名第一,去年9月公布的“QS2011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再次蝉联亚洲第一,位居世界第22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分居第27名和第40名,高于内地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主要以学术表现、雇主评价、师生国际化程度、论文引用情况等作为全球大学排名准则,为大学界颇具权威性的参考数据。
上“港大”的原因
排名是最终的结果,那么,“港大”的名声是怎样炼成的呢?
国际化是制胜筹码。有内地学者这样评价:香港是中国教育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在香港高校读书,会有更多的作为交换生出国学习的机会。香港大学每年到国外名校做“交换生”的不少于10%,香港中文大学则每年有2400多个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师资更是如此。香港科技大学汇聚了从全球30多个国家学成归来的450名教授,香港大学50%的教师毕业于世界著名学府……
“港大”的名声还跟毕业后的高就业率有关。曾经有关于香港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的就业率是98%,香港大学的就业率高达99%。对于内地生而言,“在香港读了四年大学后,只要继续在港工作三年就可以顺利地拿到永久居留权”。这或许也是选择上“港大”的一个原因。
这种经历,适不适合每个人?
选择上“港大”,丰厚的奖学金也是一个理由。以香港大学为例,去年提供的最高奖学金是每年16万港元,除去每年13万港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外,还留给学生3万港元的生活费,这完全可以支撑一个学生在香港维持生活。
有人认为,“状元”即使没有成为著名人士,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取得成绩和进展,拥有和谐美满的家庭,不断提高个人修养等,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成功”,因此,应该“以平常心待之”。意思很明确,“状元”没问题,而公众对“成功”理解有误,对“状元”的期待有偏差。
当然,谁都不敢说“人生幸福”不算成功,但谁也不敢说——这样是否对得起“状元”称号及其背后的国家投入。
公众对高考“状元”的过高期望,来自于中国教育本身的许诺。因为我们一直以“出人才”为教育的国家目标,教育规划纲要也在培养更多“人才资源”上加大了笔墨。既然如此,如果高考“状元”不能适当转化为职场“状元”,岂不等于说基础教育在生产“考试人才”上高效,而在未来“职场人才”的准备上低效甚至无效呢?如果承认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那么,作为基础教育的“优质产品”——“状元”被期待有超出同龄人的职业表现,不也顺理成章吗?国家给“状元”以优先选择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机会,不正是希望他们日后产出更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效益吗?“生活幸福”对他们个人而言堪称“正果”,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在“状元”身上反映的“投入产出比偏低”,也应该“以平常心待之”吗?
理学最不受待见
“学什么轻松点?”“哪个学科好就业?”相信这是每一个高中生在填报志愿时,都要头疼的问题。近日,苏州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对该校各专业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颇令人意外。在专业满意度问题上,向来给人以“抽象高深”印象的哲学,逆袭成为毕业生满意度最高的学科,67.5%的哲学专业毕业生对自己的专业很满意,更有47.5%的学生对专业“非常满意”。工学、经济学分别以52%、50%的满意度位列二、三名。理学、体育类、历史学专业则“不幸”成为不满意度最高的三类专业。
——《现代快报》
娱乐王室的消费效应
当年查尔斯王子结婚时,英国的直播吸引了全球7亿观众,给当时处于经济衰退最严重阶段的英国打了一针强心剂。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礼给英国增加了至少20亿英镑的效益。据美国时代杂志估算,英国小王子的诞生将给英国带来4亿美元的收益。
时尚界早已熟知皇室成员的明星效应,“凯特效应”早已是时尚界的宠儿。不过,小王子应会快速取代母亲成为新宠。这对目前尚未恢复元气的英国经济来说,绝对算得上“重大利好消息”。在经济阴霾之中,无意间产生的幸福感也许会给平凡的生活增加些激情。
——《人民日报》海外版
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日前,中国校友会网的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大多数高考状元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
高分考生出国深造,一些学生放弃中国高考出国留学,越来越高涨的留学热已成为近些年来普遍也值得深思的现象。这需要我们的高校深刻反思:如果不从整体实力上努力提升,不从教学理念、育人手段上真正加以完善,不逐渐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用脚投票”。
——《人民日报》
明星为什么拿“生命”炒作
现在各路女星为了搏版面真是拼了,就算对明星炒作已经见怪不怪,网友还是忍不住调侃“向用生命在宣传的星星们致敬”。以前,明星焦虑的是如何保护隐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为如何让隐私换取最大化利益绞尽脑汁。微博、微信时代,话题和热点不停更迭中,明星缺乏安全感和失去分寸的慌张内心已经掩饰不住了。
娱乐产能过剩的时代,一部作品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捧红、供养一个明星了,没有话题,最好的结果也是戏红人不红。更为残酷的是,微博时代,话题又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和消亡,在有限的亮相时间段里,不拼命的注定是炮灰。
——《北京青年报》
把高校“点招”当做腐败来打
2013年,教育部严令禁止高校“点招”,但禁令之下,“点招”不但没有禁行,反而潜行得更加隐蔽,收费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某高校的“点招”收费高达100万元,已经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而自主招生则成为高校“点招”的新通道。
所谓“点招”,是指高校对一些分数达到最低控制线但又达不到学校投档线的考生点名录取。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点招”却是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有权者打一个电话、递一张条子就能让高校点名录取某个考生,一些有钱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元就能让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很显然,“点招”是对高考公平的羞辱,是对世道人心的伤害。
——《新京报》
观察
大学毕业可不可以去养猪卖肉
一边是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一边是追逐成功的财富梦想,在两难之中,许多大学毕业生,一出校门即加入了创业者的行列。
几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一事曾引起社会关注,现在,又有北京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壹号土猪”品牌,吸纳了500多名大学毕业生。而纵观近几年来的大学生创业,很多项目的“层次”都不高,除了卖肉养猪,还有当农民的、摆摊的、送外卖的等等。
有人认为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有人认为这宣告了应试教育的破产——高分数、高学历,并非指向让人羡慕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如此就业,是高等教育的悲哀,还是开辟了更多发展路径?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是浪费青春?
今年作为“最难就业年”,大学生该如何就业的话题,成为舆论焦点。
一位网民认为,应试教育的核心是唯分数论,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功利化倾向,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个性特长和自立意识被忽略:“没有一技之长和专业领域内的不可替代性,大学生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背景下,只好与普通百姓‘抢饭碗’。”
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壹号土猪”员工徐标献说:“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我们来说,总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却发现自己的能力颇为匮乏。不知道想要什么,不知道过去的坚持有多大价值,迷茫或许是我们的集体代名词。”
专家指出,将学生培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成才理念,一味地希望做“人上人”,将过高的目标悬在空中,往往会陷入焦虑和迷惘。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认为,一些人出于应试教育逻辑和功利主义需求,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卖猪肉,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教育是培养人的,应当允许人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国外名校出来的人也有卖报纸、送牛奶的,不是说高分进名校就一定要高精尖就业。”
同时,专家也指出,大学毕业生卖猪肉说明,大学时代所学专业与就业需求并不一致。如何培养学生走向社会的竞争力,怎样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拥有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这值得高等教育认真反思和研究。
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上海交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钱静峰说:“应用型学科可以强调学以致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一类的学科,应该注重广阔视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生对自我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摘编自《新华视点》)
鲜语录
“比赛终于结束了。最开心的不是得到了什么牌子什么名次。而是和你并肩站在了最后的领奖台上,—起接受了来自不同国家孩子们的祝福”。
——一对高中“学霸情侣”,双双获得今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第45届国际化学奥赛金奖,分别保送至清华北大。“学霸情侣”女主角雅礼中学的孙维维在自己的人人网主页上写下这句话。
“或许以后的某一天我会想起这140多天的农民工生活。但我记起的一定不是那4万元工钱。而是那甩掉的24斤肥肉。”
2.盲目的校园经商风。如今,经商在大学校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进行“摆摊”是大学生中常见的场景:有些是买卖自己用过的东西,有些则是商业,如自行车、电脑等二手商品。校园的宣传栏除了张贴学术报告、讲座和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通知海报外,还有大量有关商业活动的信息,如“招聘校园”“、聘用兼职推销员”等。由此校园中旷课现象常有发生,学生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低分成绩毫不理会,这些导致大学生忘记了自己上大学的目的和根本任务,高校原本的教育意义逐渐淡化。
3.利益化的择业观。在“自主择业、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就业机制形成的背景下,大学生逐渐将追求“职业价值观”转向“经济价值观”,把对“前途”和“成才”的长远期盼转化为对工资收入、住房、职称、发展机会等现实化和具体化条件的要求。在职业的选择上,大多数学生更注重职业的经济价值,而舍弃了职业的理想价值;在职业选择时,或高不成低不就,或举棋不定,或接二连三的要求改派;在职业的取向上,把择业范围定在都市,或大机关、大单位;在职业的去向上,不仅要选城市、选职业、选单位,而且要讲条件、讲福利、讲待遇。
二、影响当代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的因素
1.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市场经济价值观强调的自主意识,功利原则与竞争原则,务实和效益的原则等带来的负面作用及其消极影响反映到大学生思想意识上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发生倾斜,私欲物欲有所膨胀;在社会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货币拜物教观念也渗透到大学生的意识中,许多青年学生以金钱的追求作为人生的追求。
2.就业困难的社会压力。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们的就业压力越来越明显,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同一个岗位竞争的人增多了,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其条件不仅要求学习成绩好、个人能力强,更注重学生是否有过相关实习或工作等直接实践经验。这样,大学生群体往往更加忽视专业知识的积累,而积极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增强自己的竞争意识,经济意识,储备相关的工作经验。
3.贫富不等的心理压力。我国高校的“帮困助学”体系已经开始运作,并且在现实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大学生在经济上受到帮助的同时,他们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样的心理亚健康是极其隐性的,不容易被发现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疏导。这使得他们在内心自卑的同时,价值观上更提升了金钱的价值,认为有了金钱的支撑是让他们抬起头的方法。
三、高校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