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教育问题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篇（2）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56.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收费”的，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篇（3）

1.1认识不足，重视不够[2]：不少人认为参加继续医学教育只与晋升职称有关。某些已晋升到副高级职称或不再想晋升职称的人员，对参加继续医学教育学习不够重视，热情不高。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期间集中学习，突击得学分，一旦晋升后则热情锐减。

1.2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良莠不齐：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开展以后，出现了各类学习班、培训班、提高班、学术会议等，名目繁多，从各种渠道涌入各医疗单位。有些学习班的内容重复，甚至有的打着继续医学教育的招牌，将学习商业化，教学质量差、学时不够、学分授予管理不严、费用高，使学习班的可信度大大下降，导致医院外派学要三思而行。

1.3经费支出过高：有不少学习班时间短、学分高、收费也高，包括学费、住宿费、差旅费，二三天的学习都要支出近千元。

1.4由于专业限制，一些继续教育项目开展困难，我院每年都要邀请几名上级医院的专家、教授来院讲课，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机会难得，但效果并不理想，参加人员都是强迫学习。有时考虑只安排对口专业人员听课，但又因人员太少，所以科教科从选题上尽量照顾到各个专业，涉及面宽或一些新生的边缘学科，但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同、兴趣不同，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年复一年，医院继续教育的课题内容选择困难，给具体管理者带来一定难度。

1.5由于是基层医院有相当多的在职在岗人员无法离职离岗学习。特别是大多数护理专业、药剂专业人员无法满足送培需求，有很多人学分达不到25学分。

2.继续医学教育对策

由于医院的医疗任务，卫生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容易冲突，医院继续教育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如参加学术会议、学习班、学术讲座、专业进修、撰写学术论文、远程继续教育等。安排应坚持临床为主、实践为主、自学为主、业余为主。在内容的安排上应突出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2.1医院应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本院实际，从内容、形式、考核、学分登记及验证等方面制定本院的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以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2.2实行院科两级管理，由一名副院长负责，由科教科负责具体工作，并将继教工作纳入医院对科室管理考核。

2.3在医院内举办继续医学项目其好处在于，可利用晚上时间开班，既不影响医院工作，又能保证学习时间，还能节省费用。

2.4每年外派一定的人员学习、进修。这些学习在严格把关、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先由科室提出申请，经医院批准后才可参加，所学内容必须是先进的新知识、新技术和科室急需开展的技术。学习人员学成后要在科室开展工作，进行科内讲座，达到一人受教育全科受益的目的。

2.5参加学术会议、撰写论文是继续医学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凡参加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会者须是交流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差旅费、会务费、资料费等这些费用计入科室的成本核算，直接与科室效益挂钩，因此科主任在批准人员外出时，要严格按规定并根据科内的情况，合理安排人员参加，杜绝经费、人员、时间的浪费。目前医学期刊繁多，发表的论文应是在国内统一号及国际标准刊号的杂志，并给予一定额度奖励。

2.6利用好医生卫星第一频道教学和参加好医生继续医学教育频道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继教途径。好医生卫星继教课程具有专业全面，内容新颖等特点；远程学习具有不受人数限制，不受时间限制的优点。由于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工作繁忙，工作时间不固定，而在接受远程医学教育中，卫生技术人员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自己选择符合工作需要的学习内容，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自主地学习。从根本上解决了因工作忙不能接受教育的现象，也解决了医院自身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相当多的在职在岗人员如护理专业、药剂专业人员因种种原因无法离职离岗学习、无法送培的难题。网络继续教育的开展，使基层医务工作者能够接受到本领域专家的指导，给许多学习爱好者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得以提高。

篇（4）

就这一，笔者对某职教城的一所民办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查。该学校是该职教城中规模较大的一所学校。在1993年建校时，只有租借的几间教室，在短短的12年间，到如今已占地500多亩，学生14000多人，教职工370多人，其发展非常迅速。这次调查的对象主要为该校的青年教师。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教师在学校之中处于中层地位，他们对于学校的评价比学校领导和学生要更为客观和理性。二是青年教师构成该校的教师主体。该学校的教师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老教授，他们是学校高薪聘请来的，一般是其他普通高校退休后的老教师，他们拿的是课时工资，上课来，下课去，只需关注自己的专业课堂，对学校的深度体会更少一些。另一类就是近几年来招聘来的青年教师，他们构成学校的教师主体，占学校教师的80%以上，他们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课时工资，而且需要在学校坐班，生活也在学校内，思想比较自由，敏感，活跃，与学生和校内生活都有亲密的接触，因而他们的观点更为真实。但采访后的结果却令人担忧。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可能并不典型，而笔者之所以把它付之成文，也和大多数的教师一样，希望各民办教育者能够发现问题，走得更好。

一、被异化的办学宗旨

无可否认，有许多民办教育者是真心诚意的出于自己的教育理想，致力于教育的发展而举办教育的。他们把创办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抱负，为教育事业作贡献。但其中也不乏有些创办者只是把教育仅仅当作，当作一种赢利的投资手段，当作“创收”的工具。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教育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由于“合理”二字太模糊，没有明确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而使许多人把这视为有机可乘。因而“利润”在他们的心目中更重于“教育效果”、“教育质量”。一位教师说“我们教学部的部长曾在教师会议上明确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创收，让我们身在其中的老师也很感吃惊。”办学的目的如果只在于创收，那么学生的地位何在？教师的地位何在呢？在这一实质宗旨引导下，就很能理解学校一些看似奇怪的做法了。

（一）招生大战

一个企业要“创收”，它必须有自己的产品，一个学校要创收，学生就是产品。但他们之间有一点区别就是，企业的产品必须要推向市场后才能取得回报，而学校则是只要招进学生就有利益。因而学生是多多益善了，至于学生的规模与学校资源的承受能力是否相适应，那似乎不是办学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何争取“更多的学生”就成为民办职业学校的重要目标。招生就成为学校的首要工作。招生的手段方式非常丰富。无疑对民办职业教育而言，“没有生源，就没有学费；没有学费，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办不了学”[1]。特别是对刚起步的学校而言他们不仅要赢利更需要资金积累，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争取生源确实是民办教育生存的必然之道，因而围绕招生的各项竞争就民办职业学校及其举办者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教师、家长、学生而言却并不如此。

在学校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家长和学生的选择难免被误导。为了吸引学生、家长的眼光，学校的宣传难免有美化之嫌。如就该学校而言，学校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描述：（校园）离市中心40分钟的车程，校园按功能建有：生活区、运动区、教学区、影剧院、专家楼、大学生活动中心、机中心、实验室、图书馆、室内场、学术报告厅、旱冰场。而实际上，这些名称和实际的功能是有差距的。如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只有两间平房，里面的藏书，据一位老师说：“我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大概了”。而学校不顾实际承受能力的大量招生，也使校内资源极度紧张，学生到校后不能享受到充分的机会，那么学习效果也就很难保证了。就以该学校为例，学生数和教职工的比例就接近40/1，一般学校而言学校内教师和职工的比例是1/1，如此，则学校学生和教师的比例就高达80/1。一个教师平均带生量为80人，这很难设想能够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

对教师来说，学校为了招收尽量多的学生，那么教师必然也要被纳入招生计划之中了。学校每年都要给一些教师分配招生任务，因而每个新老师都有招生的经历。而且招生名额还和老师的工资、奖金直接挂钩，这给老师们以很大的压力。很多老师反映这种硬性的招生指标让他们觉得很痛苦。

（二）收费混乱

无论是招生，还是宣传攻势的开展，无益对民办职业学校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这些费用其实都间接地转嫁到了学生的费用中。成本的回收以及一定的赢利是民办学校发展的必然，因为只有这样，学校才有发展的可能。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学费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2]。因而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的学费可能会略高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该校而言，学生的学费平均在5000－6000左右，当然有些专业，如航空班，据说一年的学费是一万多（不包括住宿）。在这并不低的学费收取外，学校每年还要收“1200”的代管费。据采访的教师说“我们也解释不清，代管费的具体含义和用途”。学校对学生的家长说是代为管理的费用，如果没有花费是会全额退回的。但学校有什么权利，为学生代为管理费用呢？而老师们说，实际上也从没有退回去过的，理由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如学校会经常开设一些“课外课”，如“演讲与口才”，“社交礼仪”，“口语培训”，“驾驶”等课程。其中有些课程其实作为对学生的培养而言，完全是应该纳入正式课程之内的，但它却被抽离出来，单独以培训课的额外方式进行。上这些课学生不必拿现金交培训费，但却并不是免费的，费用就完全从代管费里扣除。而且扣除的多少完全是由学校说了算，学生是并不知情的，有很多学生甚至认为，这些课都是免费的。而实际上这些课的效果却并不满意，因为开设的时间很短，而学校的重点是“收钱”，所以也只是重在形式，至于结果都不会怎么过问的。

二、教师的生存困境

许多教师都埋怨，学校的管理不人性，对教师过于苛严。用一位教师的话说“学校要在学生身上创收，同样也在教师身上创收，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新老师”。

教师不是被当作有个性，创造性和思想自由的活动者，而是被视为在流水线上工作的雇工一样，管理程序僵化。教师们都说“正常的上下班，以及合理的加班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令老师们感到难受的是，老师的课堂总会被处于监视之下，如学校领导的突然监堂，甚至采用了监控器。学校的目的是要老师负责任，但对教师而言就是对教师的极不信任。而实际上老师在一种不信任的监控下，是不会有任何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位教师说：“当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自由交流，互动教学中，突然会意识到背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窥视，就失去了所有的热情，我的教学也只能死板的按部就班了”。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在这种监控下都失去了活力。

除此之外，教师在课堂上没有一点自由的权利。一位刚辞职准备离校的女教师谈到她离校的原因。“我真的是太失望了，教师完全被视为你拿了工资就应该毫无尊严地为我服务的对象。”事件其实很简单，这位教师上课时准许了一位学生的请假。学生请假的理由是上厕所，但实际上这个学生却趁机到商店买东西吃了。而正巧被该系系主任碰到。该系主任没有批评这个学生，却跑进了这位教师的课堂，打断了上课，并在全班学生的注视下，对该教师进行指责“你作为一个老师有什么权利准学生的假？”

在这种不信任、不尊重的氛围下，教师的待遇却并不理想。该校青年教师的工资一般在1100－1500左右。除了工资，学校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奖励和津贴。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拖欠现象，比如该校2005年1月份的工资是分年前、年后两次支付的。2月份的工资本该月初支付，却到月末的时候才领到。虽然现象不是很严重，但由于教师们工资本来不高，一拖欠许多教师就感到困窘了。

而且教师普遍感到自己没有空间。学校虽然也提供了一些进修培训的机会，但一切费用都需自理，学校没有任何形式的补助。就连教师们进校后的上岗培训费用都是从工资中扣除的。学校和某大学联合举办研修班，每个月的费用是600元。老师们说，其实大家都挺想参加，但费用实在太高，扣除了学费之后，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了。因而表面上看来，学校为教师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提供，所以，许多教师认为长期呆在学校没有大的发展前途。

这样一来，许多青年教师都抱着满腔热情而来，最终却在沉闷的空气中伤心而去。因而教师的流动性是很大的，该校基础部的新老师，一学期下来就流走了一半。一位教师说“因为教师的流动性太大，课程的安排也随时更换，她上学期一学期就领了好几份课程表。”

三、学生的效果无从保证

学校在“降低成本、增强效益”的理念下，在许多方面都只注重形式，内在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又何堪呢？而且学校最近又采取了一项降低成本的新措施，即大班教学。基础课程都会成大班上课，每个班都在一百人以上，有些班甚至超过140人。大量的招生远远超出学校资源所能承载的能力，教学资源也很紧张，教师宿舍都安排在了校外暂时租借的住房中。

教师在学校僵化的管理下，也没有教学热情，只是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对待教学。教师的不稳定性，经常导致教学的不稳定性，学生不得不在一学期内适应几个教师的教学。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教师和学生的接触也非常有限，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课堂教学都很难保证，那么对学生其它方面的就更不能顾及了。

而对于学生来说，因为学生的来源非常广，素质也参差不齐，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不同，因此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学校、教师能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心和帮助。就该学校来说，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五种就读方式：一类是初中为起点的学生，他们有两种入读方式，一是中专，二是“2＋2”方式，也即五年制大专，前两年学习高中课程，然后参加成人高考，通过后即可转入本校的大专班学习2年，最后实习1年毕业。二类是高中为起点的学生。他们有三种入读方式：一是大专，只要有高中毕业证即可，二是本科B类，所收学生为高考分数线高于专科分数线低于本科分数线的。三是本科A类，为达到本科分数线而落榜的学生。由此可见，学校其实是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育于一身，学生非常复杂。但大部分学生都是原来在中学成绩、素质不怎么好的学生。而且老师们普遍反映这些学生的内心都是比较自卑的，但他们同时又是调皮，放任的。他们倾向于以一种破坏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有这样一件事，该校辅导员的工资是和他们的绩效相联系的，而这绩效中就包括学生的纪律、卫生、流失率等。有一次由于学生对辅导员有意见，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沟通、交流，以正常的渠道申诉自己的权利，而是采取了一种消极怠工的方式，即那一个月，全班学生都拒绝做清洁，致使那名辅导员该月的工资全被扣除。对待学习他们也大致表现为这种倾向，当他们发现学校的情况和自己的想象有差距时，他们不是积极的去改造，而是放弃，放弃学习，放弃自己。没有学校、教师及时的鼓励、帮助，再加上自己的消极放弃，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想象是很不理想的，并且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学校由于大量的招生，而不能使学生获得期望的学习效果，学生从而产生对学校的不满，他们把这种不满转移到自己的学习中，以对抗教师，对抗学习来对抗学校。学生本来素质的不足，加上把对学校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对教师的课堂上，因而更无心学习。教师在学校的管理下本来教学热情不足，学生的不认真学习甚至敌对使他们对教学、对学生的培养更加失去信心。如此学生更不能获得满意的学习和校园生活，更增加对学校、对教师的不满。

结语

篇（5）

目前，中小学教师的素质成为制约基础教育改革的瓶颈，而最为有效、途径最为便捷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鉴于此，受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的委托，课题组在2004年7-8月对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以期切实把握该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为今后教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考虑到中小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校长以及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对教师继续教育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和体会，我们的调查对象便集中在这些人。抽样调查地点分别是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教师进修校；雅安市名山县名山中学、教师进修校；大竹县教育局、教师进修校；华蓥市教育局、教师进修校；仁寿县教师进修校；南充市教育学院；南充市顺庆区教师进修校。调查对象包括有关教育局、中小学校及教师进修校的领导、教师、工作人员以及正在各所教师进修学校接受培训的中小学教师。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调查、座谈和个别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27份，有效回收率为81．8％。

一、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为期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走访，我们发现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教师在继续教育中的选择权不大

我省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亦是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广大中小学教师也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教师继续教育既是教师的义务，也是其权利。在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支付体制下，既然教师也是教育成本的付费者，那么在达到培训要求的前提下，他们可以根据自我发展的需求自主选择其教育服务，如培训项目、培训机构、地点、形式等。但现实中，教师在继续教育中的选择权不是很大。被调查教师认为“个人选择权不大”是继续教育的首要问题。由于目前培训实行的是地域上的分片区划定，教师只能到学校所属片区的培训机构。49．6％的教师认为是按上级的安排参加某一个培训单位的培训。调查也显示，如果本人能自由选择培训单位，68．7％的教师认为选择培训单位的第一标准是教学质量，其次是“收费高低”，占15.4％，再次为“地域远近”，占12．2％。另外，在教育内容及教材上，74．5％的教师认为自己不能选择教材。在教育类型上，教师多以学校需要为出发点，而不以本人实际为着眼点来考虑，有的教师想参加某一类型的培训，但经费、名额、职称、学历上有限制，如骨干教师培训。外出观摩教学等形式，学校还要考虑经费，学校发展等因素。可见，教师个人接受继续教育的选择权在培训机构、教育内容、经费、职称、学历等问题上都受到一定限制，不完全以教师所需为出发点。

(二)教师继续教育的实效性不强

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新任教师培训让新教师能比较快地进入工作角色，岗位培训中普通话、板书培训让教师技能、技巧得到了提高，学历也得到一定的提升。调查反映，主要培训类型有岗位培训(累积占22．1％)，新任教师培训(占14．2％)，计算机培训(占17．2％)，骨干教师培训(9．4％)，学历培训(19．9％)，培训者培训(4．0％)，课程建设培训(13．3％)。

在教师参加培训目的方面，其中有38．4％的教师认为参加继续教育主要是为了“补充知识”，51．3％为了“提高技能”，10．3％为“拿学历”。当向及培训的效果时，只有51．3%认为参加继续教育后实现了既定目的，其中，在收获方面，30．2％的教师认为主要是“知识”，25．5％主要是“技能”，14．2％是“职业道德”，18．3%“拿到了学位”，另有11．9％是“认识了一部分人”，而还有45．4％的教师认为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可见，广大中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实际收获与其预期差距较大，继续教育的效率低、效果比较差。因此教师培训的质量问题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导致培训效果差的原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继续教育培训者(即培训者或施教者)的素质有限，不能很好地胜任培训工作。目前，培训者主要包括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教师，各市区(县)教师进修校的教育者以及一些教研室的同志。尽管一些地区的教师进修校、教研室采取了较多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认同，但个别培训教师业务素质不很过硬，体现在培训中只顾按纲讲解，不了解广大中小学校的教育现状和教师的实际问题，本人的教育行为与其宣讲的教育改革思想不一致：如讲课内容过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一味灌输，上课教学形式呆板，培训教师的教育教学不具有榜样学习作用。

2．教育内容现实性不强，缺乏针对性。大部分教师反映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表现为：内容陈旧，不切合农村教育实际；实施性弱，与实际教学无法相符；学非所用，个别与学校教材相脱节等。在继续教育课程设置上，有20．1％的教师认为“正规但效率很低，14．2％认为“不正规且效率低”，只有30．0％认为“正规且有效率”。就教材而言，20．5％的教师认为既定的教材内容不与“专业教学实践相连”。在对“你认为继续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问答上，“内容的现实性不强”排列第四位。

3．教学形式单调。不同类型的继续教育应有不同的教育对象、内容和培养目的，对此，应视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教学形式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调查结果表明：“教学形式单调”在教师继续教育诸多问题中位居第二位。目前，教师继续教育主要采取“课堂教学”(92．6％)，其次为“‘课堂讨论”(3．9％)和“远程教学”(3．0％)。单一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让受教育者对教学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与培训者所倡导的事例教学、让学生主动参与等教育方式方法的变革理念相去甚远，故教育的效果不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4.教育考核评价不力。继续教育的主要评估形式是“考试”，占60．5％，其次为“考查”，占30．6％，“论文”占7.9％，可见考核方法过于呆板。在考核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考核不严格，存在一定的走过场等形式化现象，没真正起到检查所学内容的目的。只重学时总量，不重实际效果。其次是一些考核的时间安排和形式不太合理，如一些以技能技巧为内容的培训在授课一结束后马上就进行结业过关考试，一则此类项目并不是在短短的三五天内便能掌握的，二则这些技能技巧只有在教师今后的日常教育教学中得到落实和运用才是培训的真正目的。

5．学历培训中质量难以保证。学历培训主要是针对提高学历而进行的一种继续教育。参加过此项培训的教师反映，只要交钱后到学校上课，考试内容先圈定，任课教师一般让过关。同时，为了比较容易拿到学历证书，存在理科教师拿文科文凭，所修专业与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不相关的现象。

(三)经费落实不到位，农村教师费用负担沉重

有关文件规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在地方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四川省实行的是“三个一点”的办法：即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教师及有关学校各按一定比例来支付继续教育的费用。在前期，这种“三个一点”的费用承担机制运行得比较流畅，随着继续教育培训力度的加大，尤其是新课改培训的普遍实施，需要投资到继续教育工程中的经费数量越来越大，该机制的运行就出现了问题。校长、教师们普遍反映政府投入缺口很大，培训经费得不到保障，而这种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我们调查的结果是：“经费投入不到位”被认为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居第三位的问题，只有10．1％的教师认为政府在“经费方面”采取了措施。

由于教师继续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交费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一方面目前政府应支付的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不能保证，另一方面教育收费额由培训单位确定，教师无权讨价还价，而各地又把继续教育与职称评定、年度奖惩挂钩，教师只能出钱买单。调查结果表明，66．8％的教师认为是由“个人”来承担继续教育费用的；只有34．2％的教师认为由“个人、学校、主管部门”各出一定的比例。正是如此，72．8％的教师认为收费高，其中农村教师占91.5％。多数教师反映经济压力大，个人负担沉重。

(四)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主动性不高

调查反映，绝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师继续教育有必要，占97．5％。但在谈到“没有政策是否参加继续教育”时，44．2％的教师回答“肯定”，41．8％“视情况而定”，10.7％问答“不会参加”。而“自己主动”参加继续教育的只有63．8％，分别有29．7％和12．5％的教师认为是在“单位组织”或“上级命令”下参加的。可见中小学教师有关继续教育的意识与参与行为有着较大的反差。

导致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客观上有经费负担问题、受教育后的效果问题、个人选择权问题以及工作与学习时间的冲突问题等。主观上是教师把继续教育看做上面安排的任务来完成，心态上还没有转换过来，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既是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同时又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益。

(五)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的工学矛盾突出

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学时有明确规定，由于教师都有教学任务，一般将继续教育的时间选在节假日来进行，而且往往是集中在几天内完成一定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有大部分教师反映内容量大，面时间相对较短．壳不成教育内容。尤其是有的继续教育内容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还需要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落实，而且有的项目安排还与任课时间相冲突。由于中小学教师人数编制控制较严，一个教师任教班级多、跨年级上课，入手相对较少，教学任务重，平常也没多少时间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如遇外出观摩等教研活动，学校就没有剩余教师来接替工作。四川省中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与教学工作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六)部分领导不够重视、监督管理不到位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各学校的继续教育活动形式有以下几种：主要由教师进修学校主持的岗位培训、新任教师培训、计算机培训、骨干教师培训、新课改培训等非学历培训；由有关高等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等参与举办的学历、非学历培训；由各学校组织的专家讲学、观摩课、各科室教研活动、外出听课等。调查中，教师们认为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在继续教育上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给政策(30.4%)、给名额(机会)(30．4％)，只有10．1%的教师认为在经费方面采取了措施，还有23．8％的教师认为“役有采取积极措施”。这反映了一部分地方官员和行政部门没有真正重视教师继续教育。有一部分学校主管人员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持既不反对，又不支持的态度。其心态较复杂：从学校教学来看，教师参加继续教育肯定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但教师成熟之后的不稳定又让学校没实际好处。因此，有关领导部门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倾向于依靠制度强迫教师参与，疏于教师教育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督导工作，缺乏培训目标的定位，评价重数量、轻质量，对现实中凸显出来的问题缺乏调查，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或调整有关措施。

二、完善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

针对四川省目前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予以解决：

(一)加强管理，提高继续教育培训效率

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既是教师的权利，又是其应尽的义务。同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正常、高效的运行涉及有关方面的协调一致，尤其是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因此，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事业上，政府部门应切实履行其教育行政职能。既要协调各方力量，保证教师继续教育权利的实现，又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到位。鉴于此，针对四川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现实情况，政府首先要确保各专项资金的落实，保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顺利进行。其次，在管理中采取积极措施，引入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受训教师和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推动继续教育活动。如可借鉴我国发达地区政府通过发行“教师教育券”来推进教师继续教育走向市场。即政府发放给教师“教师教育券”，教师根据自己需要的培训内容凭券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凭收到的教育券到地区教育局兑换相应经费。这种“按需确定培训内容，有偿参加培训活动，自主选择培训项目”的管理模式能极大地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受训教师和培训机构的积极性以丑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再次，采取有效措施对继续教育质量进行监管，注重实际效果。

(二)充分调查研究，注重教学内容与实际的融合

针对继续教育内容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对中小学教育现实情况进行调查，有调查才有发言权。以期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因此，培训机构及相关人员必须与基层学校多联系，深入到中小学教学活动中去，与教师、校长及有关行政人员交朋友，深入了解教育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多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然后把调查得来的有关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找准原因及其涉及的有关理论等，再确定适当的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以及培训者的人选等。目前，一些培训者不了解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培训课上照本念经、说空话、说假话等现象只会使受训者失去对继续教育的信心。

(三)加强培训者素质，提高培训能力

针对部分培训者的业务和思想素质不高的现象，对一些培训者应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在培训者之间应建立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对没有经过正规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教师禁止参与对学员的培训活动。受训学员对其意见较大的培训者应立即停止教学活动，由更加优秀的教师来兼任。

(四)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提高受教育者积极性

有些学员不去上课，或上课时积极性不高，在考试时敷衍了事等现象，均反映了以教师讲解、理论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吸引不了中小学教师，没有考虑到他们具有丰富多样的人格化的、充满个性化的经验，不能对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观点和看法的事实。现代成人教育理论告诉我们，成人对于为什么要参与学习活动，学习什么，如何监控学习过程，对于学习的效果如何进行评价等方面，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出评判。因此，需要改变传统教育方式，在新的培训方法上要考虑到受训教师的特点，有效地利用教师已有的教育资源，使个体积极参与到继续教育活动中去。如我们可采用参与式、案例式、观摩研讨式等方法。这些教育教学方法让他们平等、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去，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与合作，在活动、表现和体验中反思已有观念和经验井在与别人的交流中生成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获得提高与发展。如果受训教师从这些教育活动的参与中体验到心灵的震动、思想的洗礼、学习的乐趣以及对今后教学工作的帮助等，那么这将促使教师积极参与继续教育，并对今后的继续教育学习充满向往。

(五)改进继续教育模式

篇（6）

首先，教育部门缺乏对学校法制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这一点从现行教材的设置便可看出，在现行的教材中，只有初中二年级一门法律基础课，而小学六年和其他阶段的教学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课的设置，或者仅仅流于形式，半年将一次法制课。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而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起学校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应该认识到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其次，任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积极性不高。现在的法律课教师多为带班上来的政治教师，其中很多教师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法律，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教学方法便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导致很多教师只能照本宣科，进行填鸭式教学，缺乏案例教学和课堂的灵活性，使法律课成了纯粹的知识讲授课，学生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

第三，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校园和课堂之内。由于对法制课的重视程度和经费等原因，现在的法制教育仅仅局限在了校园之中和课堂之内，很少有学校能把学生带出去学习，或邀请其他单位参加，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只把教育局限在了45分钟的课堂内，造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脱节，不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二、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解决办法

首先便是各级教育部门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应该编写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法律教材，我国的法律已形成了已宪法为母法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教育部门应组织力量，根据未成年人成长发育的特点和认知和接受能力，编写一套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法律教材，使未成年人接受法制教育系统化、持续化，比如说，根据儿童的特点将编写成法制连环画的形式，让他们初步建立法律观念，而到了中学，可采取文字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法律意识等等。

篇（7）

为了深入了解我镇农村学校里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掌握有价值的数据和第一手资料，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形式对__镇几所学校展开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65份，回收有效率为87%。同时乡镇分管教育的领导、农村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和部分留守儿童采取开放型深度访谈和半开放型访谈，为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在调查的农村学校里，有将近一半左右的学生是留守儿童。这种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教育缺失的变化是学校教育应该面对和重视的变化，各个学校都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的特殊性设置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条例如，永安小学针对农忙季节，多数农村家长无暇顾及学生的学习，学校组织教师志愿者每天下午放学后对学生学习进行辅导，组织留守儿童在校完成作业，进行课外阅读，家长在忙完农活之后再接走孩子，切实让家长感受到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从2007年开始，学校实施留守学生家长工程，解决了在外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目前，该学校59名教师已有43名成为了“家长”，他们每天为留守儿童辅导一次功课；每周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电话联系1次；每学期学生共同参加1次社会实践活动，共同度过1个快乐的节日，让孩子感受家的温暖，这些措施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了使每个孩子健康成长，提高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成效，学校领导小组发动全校教职工探索研究关爱留守儿童的思路，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1、市级课题引领，走科学关爱之路。

根据校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学校申报了十一五__市级课题《留守儿童养成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在专家的指导下，从生活、学习、健康、道德等方面对留守儿童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结合各级各类竞赛，学校在留守儿童中开展“争当小标兵”的评比活动，分设“学习小标兵”、“自理小标兵”等。课题组的老师群策群力，根据各班实际开展各种活动，并及时总结，江都电视台《视点》栏目多次对该校留守儿童工作进行报道，《让农村少先队照亮留守儿童的心》等五篇有关留守儿童或获奖。

2、开设大课间活动，提高留守儿童身体素质。学校自编了“快乐课间三十分”系列活动课程，开设了十五个活动项目，要求留守儿童优先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合作创新意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远大的理想。以前，部分留守儿童生活条件很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不注重自身的身体锻炼，养成不节约、懒惰等不良习惯。在活动课的参与过程中，他们变了，小胖墩少了，小病号没了，孩子们学到了本领，找到了自信。如：呼拉圈兴趣小组活动，孩子们先在腰间转，然后发展到颈部、腿部转，最后达到单腿转。孩子们在活动中提高，在运动中创新，磨练了意志，增强了体质，培养了创新意识。

3、建立“亲情结对”制度，保证关爱覆盖率。

在征得留守儿童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建立“两覆盖、双自愿”的亲情结对制度。每名留守儿童和一名同龄伙伴结成互助对子，班主任是各班留守儿童的校园监护人；根据留守儿童的特点，尊重留守儿童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意愿，结成父辈、祖辈“亲情”关爱对子。

4、建立成长记录袋，关注孩子的点滴进步。

学校从去年开始为每一位学生建立成长记录袋，分“让你认识我”，“我很棒”，“我很满意”，“我真努力”四个版块，搜集一句评语、一次作业、一张画、一幅字等“十个一”内容，真实地记录下学生的成长历程。充分利用成长记录袋，引导留守儿童关注老师、伙伴对自己的评价，从自己的点滴进步中认识自我，树立信心。

从调查

来看，学校把住校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放在学校所有日常管理工作的首位。每所学校都有围墙，控制校外人员的随便进出。学校安排教师宿舍靠近学生宿舍，就近管理学生。学生住校期间，有教师的监管，不会出非常大的安全问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学校针对寄宿的留守儿童实行的是周返校制，即学生周五放学后回家，周日晚上返回学校，因为部分儿童家庭离学校距离比较远，在上学途中有安全隐患，也增加了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回家路上安全的担心程度，这也是调研中所普遍反映出来的问题。针对回家和返校路途中的安全问题，各个学校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预防。某小学校长对笔者说：我们学校对安全应该来说是非常重视，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首先我们通过家访、开家长会，让家长给予配合，明白安全的重要性。再有，我们执行严格的“接送制度”要求学生监护人星期五放学后将学生接回，星期日晚上将学生送回学校。不回家的在校登记。

留守儿童的生活被严格限定在校园范围内，接触校园外的世界的机会很少。而学校里的活动设施有限，很难满足学生需要。留守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如何充分合理安排安排他们的学校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与小学校长和教师的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和认识到，我镇小学校在课余时间为学生创设了丰富的学科兴趣小组活动，学校展开的各种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和中华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动留守儿童在参与中体验、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由于师资和资金问题，活动次数不定，在组织和制度上没有规范保障。

留守儿童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四类心理问题：情绪问题、交往问题、自卑心理、逆反心理。[2]其心理问题根源于亲情的缺失和爱的需要。父母不能给予子女的心灵关注需要学校和教师来承担、弥补。在学生问卷中，笔者对“在学习、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问题设置了不定项选择，表1-1是对问卷数据的统计。

表格略

从统计数据看来，作为同辈群体的同学是学生遇到困难时最重要的心理支持，这说明留守儿童在学校里同学将是他们最亲近的群体，学生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助交往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注意的，有24%的留守儿童遇到困难时选择自己解决，一方面说明这些孩子比较懂事和成熟，不想父母担心，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学生心理上的压抑，封闭自己，内心的活动不愿意向外倾诉，同时又希望别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这种不平衡状态如果不及时给予其心理疏导的话，很容易产生持久的负面情绪体验，甚至泛化，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教师关注和沟通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是多么强大的心理支持。而在现实中，由于师生比例的差异和升学考试的压力，教师把有限的时间都用来关注学习成绩好或有希望提高成绩的学生，课下也是尽量关心学习成绩好或有希望提高成绩的学生，而最需要得到特殊关注和关心留守儿童反而成了被排除在外的对象。

对儿童来说，家庭是最早、也是最基础的社会化场所，学校是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机构，而社会教育则贯穿了人的整个人生。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才有利于实现教育在时空上的紧密衔接；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有利于保证整体教育在方向上的高度一致，实现各种教育的互补作用，避免它们作用的相互抵消，从而加强整体教育的有效性。[3]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缺乏。学校教学因其学科多样和复杂性，使大部分家长难以涉及。而对于这些常年在外的农民工们来说，他们本身文化素质偏低，往往没有时间和能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只有依靠学校来承担其教育责任。[4]因此，很多家长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学校的事，而自己的力量则可有可无，孩子在学校，也就把教育的重任完全地交给了学校。在与家长们的访谈中，我们问到孩子们在学校的事情父母知道多少时，有的父母甚至不认识孩子的老师。孩子们在学校的活动、平时的学习情况，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考试的时候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学生在学校出了某些事情，教师打来电话时，才会跟学校联系。而教师主要通过作业完成、上课状态、考试成绩等来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除一些特殊学生，不会再向家长了解更多信息。

生命关怀，即以学生的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和智慧价值，赋予教育以关怀的品质。[5]“以人为本”的生本教育管理理念要求每一个学校都应该以生命关怀为办学指导思想，应该理解和尊重留守儿童的生命，让留守儿童在学校中能够充分享受童年的天真与快乐，焕发生命的活力，使“学生每一天的学习生活都是其生命成长的历程”。 以“生命关怀”为教育理念，就要彻底从应试教育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学校在对待留守儿童这群特殊的孩子，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潜在的创造性品质。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生命关怀，就应该“读懂”留守儿童的需求，为其生命成长提供适切的服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给予把学生当作是抽象的材料去进行“加工”，企图打造成整齐划一的“产品”。[6]

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信念，把社会规范内化为他们自己的观念，使他们对规范的感知变成一种积极进取的行动。因此应该更多地发挥学生自主管理的作用，让学生自己参与管理，体验管理，在管理中形成内化，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遵守，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比如学生的宿舍生活教育，可以在学生宿舍中建立学生宿舍自治委员会，纪律检查组，扩大学生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和参与的自，辅以各项有益于身心的活动——以寝室为单位的宿舍风采展示活动等。通类似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也提高他们的生活自治自理能力，使学生从被动管理的客体变为能动管理的主体。

此外，教师应该意识到集体教育的发展功能，引导和创设健康积极的班级氛围，让每一个孩子处在集体教育的场域中，这是教育别人也是教育自己的有效方式。在班级群体中学生之间在年龄、成熟程度及经验上相差不大，学生的心理比较自由，也没有压力去接受家长或教师的态度及想法，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比较自由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建立各种关系。[7]留守儿童更需要集体的帮助，在集体的交往中进行自我表达，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并以此形成和发展着自己的社会能力。学生也是教育者。学生良好的表现所形成的氛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学校应当去努力创造这样一种‘教育场’，去充分开发这样一种教育资源。

在广大农村地区，村里的民俗民风、民族舞蹈、民歌、民间手工艺等都是潜在的、可待开发的课程资源。乡间的植物，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都可以运用和编写到学生的课本中。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资源是农村中小学实施思想道德教育校本课程的独特资源。农村以家庭为主的思想，可以养成学生的孝悌精神，有利于养成年轻人尊老爱幼的观念；农村生活的伦理资源，可以用来教育学生如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与人相处，有益于矫正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农民对士地的价值观念，可以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的态度，有助于控制甚至消除当今社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所欲为地掠夺的行为。

学校还可以充分利用其师资、场地和设施的优势，开展名目繁多、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社团活动，以及开展“春游”、“秋游”、“野营”之类的

旅游活动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感受和体验，吸引学生。通过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与社团，既培养和发展留守儿童某一方面的兴趣与特长，又使他们在团队活动中学会合作，学会关心，学会与人相处。同时，在广大农村有许多善于学习、敢拼敢闯的农民科技能人，他们勤劳有头脑，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农村小学师资力量薄弱的形势下，他们也是当地宝贵的人力资源。农村学校可以把他们请进学校，给学生讲一些科技常识和自己的拼搏历史，这些活动将农村生活中的传统资源的魅力展示给学生们，为他们树立人生路上的榜样。这种榜样案例的塑造真正实现了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抛弃了传统的空洞说教，用真实的活动来感染学生、唤醒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更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真实发展。美国学者克里夫顿与罗伯兹将教师的权威分成四个层面，法定的权威、传统的权威、专业的权威、感召的权威。前两者源于教育制度，后两者源于教师的个人因素。[8]对于缺少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而言，教师除了具有专业权威外，最重要的还要有感召权威。一个具有感召权威的教师，能直抵留守儿童的内心，能用情感的力量温暖感化和影响他们的内心和行为。

1.关心孩子的尊严感。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教师关心学生的尊严感，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受到教育。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9]对于学生来讲，他们喜欢听的是老师的鼓励和表扬，而不是老师的挖苦、讽刺。教师不应该把留守儿童看成是特殊的群体，而应该始终关注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对于学生的错误，少惩罚、多启发，多鼓励，教师只有用自己真诚的爱去温暖犯错误学生的心灵，让他们从教师的教育、关怀中获得力量，获得尊严感，才能激发他们的自信心。

2.做学生的朋友。教师不仅要成为学生学习中的引导者，还要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伙伴和朋友。师生之间平等交往，才能让学生敞开心扉，可以无话不谈。对于教师来说，要多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知识，了解、认识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采取多种形式使远离父母的孩子能保持活泼、快乐、健康的心态，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调节，帮助其在学习生活中品尝解决困难的快乐，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教师只有做学生心灵的朋友，才能得到学生的信赖，学生才会把自己的烦恼与教师进行交流，把教师当成自己心里秘密的倾听者。

任何不良的发展都不能独立于积极的个体特征而存在。这些积极的特征可能会成为一种保护性因或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战胜、补偿或削弱留守状况带来的消极影响。[10]父母外出务工是一种现实，正视现实、面对现实，留守儿童必须具有健康心理和积极乐观的心态。父母外出这一现实未尝不是对自己的锻炼和考验，也许这种磨练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这些观念需要教育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传递给他们，使其感到自己不仅应成为关注和同情的对象成为生活的强者，使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再单一化。这样，即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留守或者逆境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帮助他们积极的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亲子教育是不可替代的。人类文明传承的自然规律是代代相传，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儿童最亲密的抚养者是其最重要的榜样，通过对榜样的学习，在潜移默化中获取知识。因此，学校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同时，理应重视家长在教育中的地位，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留守儿童教育的共同体。

1.以学校为主导，加强家校沟通。学校应该主动地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学设施和即将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介绍给家长，并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种疑问。作为班主任，更应加强与学生家长和其他监护人的联系，并通过家访、电话交流或书信等及时将学校的教育教学信息和学生在学习、生活、思想、行为等方面出现的情感问题通知给家长，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及时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吸纳过来，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促进，形成合力。同时，加强对监护人的培训，办好家长学校。由于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特殊情况，往往只有在学期末才能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这是家长们了解孩子在校状况的最正式的途径，也是学校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好机会。学校可以请优秀家长介绍养育孩子的经验，由班主任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根据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围绕孩子教育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11]在放松平等的交流氛围中，家长们一定可以分享到成功的教育经验，解决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实现家庭间的互动与互助。这种建立在经验分享基础上的互助活动，能够密切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家长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其他家长，为他们创造彼此学习交流的机会，对于学校来讲，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尊重家长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学校要创造条件之外，家长们也必须有走入学校的积极意愿，要带着一种关怀孩子的心理，一种了解孩子的愿望。带着他们的一双眼睛去观察，带着他们的一对耳朵去聆听，带着他们谦逊的态度去请教，带着他们的关爱去感受。[12]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径让家长明白家庭教育对于留守儿童的重要性，这有利于家长形成对孩子教育的更强的责任感，明白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分担学校的压力。在家长对教育问题产生错误理解或者与学校及教师发生矛盾时，教师要用真诚的语言和行动去与对方沟通，为家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来。只有这样，家庭和学校之间才能建立起平等合作的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完善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在寄宿制学校，只要家庭与学校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沟通，那么，留守儿童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学校也一定会获得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1]徐东.西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5).

[2]吴承红,蔡澄,邰启扬.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及其解决策略[j].教育探索,2005(12).

[3] j·罗斯·埃什尔曼(英国)著.潘允康，张文忠等译.家庭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3.

[4]吴冬梅.寄宿制学校家校沟通的问题与对策[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8(6).

[5]吴锐荣.生命关怀:生本教育的起点[j].现代教育论坛,2010(4).

[6]李伟平.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j].江苏教育,2006(7).

[7]陈振中等著.社会学语境中的教育弱势现象[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2.

[8]转引自陈振中等著.社会学语境中的教育弱势现象[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23

[9]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m].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0]刘海燕.农村寄宿制中学留守儿童学习自我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d].浙江:浙江大学2010（5）

篇（8）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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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相比学生的身体健康来说，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模糊。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出现身体健康问题，教师和家长都能迅速带学生到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学生一旦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及由此引起的负面现象时，教师、家长却不懂得结合学生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从心理方面分析和处理。有关“心理健康”、“心理咨询”等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知识还了解甚少。对“心理健康教育”更是不知从何入手，不能认清“心理健康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二）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

由于心理健康教育在农村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科，没有专业的人才，心理健康教师大多是由教辅人员或老师兼任，他们一是在本学科教学经验不丰富，二是没有新知识、新理念，不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不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对症下药，形成共识。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心理健康教师责无旁贷，班主任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的所作所为班主任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班主任老师如何发现学生的心理疾病、如何判断学生有心理疾病，在农村学校中具备这样素质的班主任教师还是不多见的。

（三）教师家长、学校教育方法不当，造成学生心理障碍

据调查农村大部分学生流失，并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是因为对学习不感兴趣，最终导致对家长产生不理解的情绪。厌学只是作为一种现象外在的表现出来。个别学生因压力过大，而走上了离家出走的道路。有的学生专门与老师作对，不服教导，这些表现都是心理出现种种问题。而教师对这些现象不了解，甚至轻率地给学生下评语、扣帽子、做结论，甚至认为学生品质有问题，学生及家长对此事实上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学生自暴自弃；家长们漠不关心，久而久之，便生成了品学不优的学生。因此，一定要呼吁全社会要大兴心理健康教育之风，让全社会都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四）心理健康教育资金投入不足

错把心理健康教育与校医、德育工作混在一起等现象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因此，在资金投入上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心理健康教育，使心理健康教育的资金不能满足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

二、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许多农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没有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相比城市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承受的升学压力更大，许多家庭以让孩子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作为培养孩子的最终目标，教育行政部门也把升学率看成是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应试教育动机和思维倾向。

在这种动机和思维倾向的支配，心理健康教育变成了一项尴尬的工作，他们经常把心理健康教育挂在嘴上、写在墙上，但就是不落实到行动上。另外，由于许多农村中小学的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观念陈旧，心理学知识储备太少，因此严重制约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和普及,也严重影响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这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最大障碍。

三、如何开展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一）转变观念，正确看待心理健康教育

原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更新教育观念是素质教育的先导。”这要求我们要树立全新的心理素质教育观念，以适应新世纪高素质人才发展的需要。

多年的教育发展及教学实践证明：在农村若能树立起鲜明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是教育改革在更深层次上的突破与延伸，必须对现行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反思和再认识，全体总动员，清理教育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及行为偏差。教师也要充分认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标准之一，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形成健全的人格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加强对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培训

搞好教师培训，既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现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拥有专职心理健康辅导老师，是不太现实的。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具有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这样，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整个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培训工作：首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开展教师培训。派出老师到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较好的发达农村地区学习、考察、培训与研讨，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开阔教师的视野，丰富教师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和教育科研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其次，接受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把外出学习培训和自学紧密结合起来，购买一些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书籍，为老师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再次，通过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开展教师培训。通过校本培训等形式定期安排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内容，使教师的教育理念得到更新，教研能力得到提升。

（三）全员参与、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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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主体教育的思想由来已久。例如，古代孔子的“启发性原则”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近代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便蕴涵着丰富的主体教育思想。但上述主体教育思想往往是零碎的，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对主体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顾明远提出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命题；1982年，在顾明远和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材《教育学》中，对“学生的主体性”这一命题列出专节加以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之后，从师生关系角度探讨学生主体性问题的文章日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界开始在理论层面思考如何使儿童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问题。90年代以后，“重视教育的主体性”、“树立主体教育思想”、“建构主体教育哲学”等理论主张此消彼长。根据我们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从1994年到2005年，在标题中含有“主体教育”的文献为173篇。这一数据说明，主体教育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在新世纪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二、主体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国内已有的主体教育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一)关于主体的内涵

“主体”概念源于哲学。从哲学的视角看，主体具有多重含义]：一指“实体”，即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二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互对应；三指逻辑意义上的主体，即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指人，又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认为主体为认识者、实践者，客体为被认识者和实践的对象。从教育的视角看，主体教育理论的“主体”提法不一，有“主动”、“为主”、“中心”等多种含义，在内涵界定上尚无定论。关于主体教育的对象是人，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将主体教育理论中的“主体”定位在认识意义上的主体。如刘时诚认为，教育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或实践过程。主体教育视野中的主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个体主体，二是群体主体。

(二)关于主体教育的分析框架

过去对主体教育的研究较为宽泛，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为此，许多学者致力于建构主体教育的分析框架。如丁安廉提出，在主体教育的理论分析方面，应围绕“主体性概念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建立主体性结构层次的理论依据”、“主体教育的目标”等内容，形成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j。裴娣娜等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主体教育理论构建的两个层面和三个基本体系。两个层面即教育视野中的两类主体，一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构建；二是对群体(!校)的主体性的构建。通过这两个层面的构建，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以及“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这两个基本目标。三个基本体系指主体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和制度体系。

(三)关于主体教育的理论基础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更加重视从哲学层面探讨主体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例如，王本陆指出，主体教育研究主要以人的发展学说与教学认识论为理论基础。主体性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是现代人应有的重要素质。马克思科学人性观的确立，为主体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建立在科学人生观基础之上的主体教育思想要求确立和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充分释放和发挥人的巨大能动作用。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发展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我们的主体教育不但要使人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也要使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始终保持人性的方向。主体教育理论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教学认识论成为思考主体教育问题的有力武器。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化人类文化资源为个人的精神财富，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学认识论在教学层面上解决了主体教育的活动模式问题，使主体性的培养有了主导途径。

(四)关于主体教育的实验研究

主体教育实验是在主体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以发挥和发展受教育者主体性为关键、以把学生培养成教育活动和自身发展的主体为宗旨的教育实验。主体教育实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因素主体教育实验，即对主体性的单个因素进行实验研究；二是多因素主体教育实验，即对主体性的多个因素进行实验研究。随着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主体教育实验也因其研究的科学性而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天津二师附小在历时5年的主体教育实验研究中，经历了前期准备、以学科教学为切人点的实验研究、“以人为本”的多层面探究这三个阶段，实验主要从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和教学过程的优化两个侧面为学生创设自：动的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裴娣娜主持的主体教育实验经过十余年探索，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了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指标体系；界定了主体教育的教学目标；提出了基本教学策略、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新的教学原则、主体性课堂教学评估的标准和激励性、期望性的主体教育评价机制等。

(五)关于主体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

主体教育在经历了思想萌芽、理论建构、实验验证之后，逐渐步入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探索阶段。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探索主体教育的课堂教学模式受到一线教师的重视。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质上是主体教育实验的延伸，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产物。在这方面，陈晓提出的“主体性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主体性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即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结合，学生自主参与教学全过程，并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教材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能力。此外，“还学生以主动权”、“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不同的命名，也都成为一线教师探索主体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有力证据。

三、主体教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重理论批判，轻理论建设

主体教育理论是基于对传统教育(客体性教育)的批判而提m来的，因而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主体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针对传统教育过分强调教师的权威作用，使学生处于被动、消极的客体地位，研究者才提出了“学生是教育过程的主体”这一命题。不破不立，把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放在教育改革的突出地位．。这种思路必须肯定；但改革的焦点不能始终停留在批判层次，而要更加注重主体教育的理论建设。理论建设的核心应当立足于现在和未来，考虑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主体，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措施才能培养这样的主体。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某些命题的哲学色彩较浓

主体教育理论的提出深受哲学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致在命题的表述上大多借用了哲学思维的成果。从教育研究的视角反思，必须对这种“哲学化倾向”进行教育学的改造，才能使主体教育的研究更加具有教育学的学科特点。目前有关主体教育命题方面的分歧，如“教育的主体性是否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已经对主体教育理论的突破形成了阻碍。这些分歧只有通过拓宽主体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从狭隘的哲学思辨中解放出来，适当吸收相近学科或交叉领域的有益思想，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实验或实践的检验不够

主体教育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理论。但仅仅有这些认识层面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教育实验或实践的检验，才能确证理论思维的合理性与预见性，并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在主体教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重目标、轻行动”的现象，即理论构想多，实验验证少；夸夸其谈多，付之实践少。就实验研究本身来看，亦存在着实验类型单一、实验的周期较短、实验的推广性不强等问题。此外在主体教育的研究中，鲜见科学、规范、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密切结合的行动研究成果，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深化主体教育研究的若干对策

(一)努力拓展主体教育研究的视野

在主体教育的理论研究中，无疑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发挥哲学思维的指导作用，但过多地借用哲学术语很容易使人产生“哲学化”的误解。因此，主体教育的理论研究视野必须向更多的领域拓展，如心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生态学领域，这样才能从相关学科的有关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滋养，从而丰富、发展和完善主体教育理论。以心理学领域为例，从心理层面探讨主体的自我调节与激励机制，显然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班杜拉的自我调节理论，还是罗杰斯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充分发挥主体教育实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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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这里的流动人口子女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并且在城市中从事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的“农村外出就业者”的子女，年龄范围界定在6～16岁之间，即在义务教育范围内的这部分孩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跟随父母进城，在城市中的各类学校学习的这部分孩子，他们又被称为“流动儿童”。

一、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环境影响孩子教育

1.贫困的家庭条件，直接影响孩子的教育。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对子女正常的社会化进程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城市正常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要缴纳很大一部分费用。而对于现实中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家庭来讲，家长的经济收入低且不稳定，他们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子接受正常教育的经费压力。庞大的经济压力，使得农民工无法给子女同城市孩子同样的条件。

2.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会对子女的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当前，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失学或辍学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父母自身忙于生计，而忽视了对子女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很多父母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受经济利益诱惑和封建小农意识、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与其花大把的钱让孩子读书，不如把孩子带在身边，帮自己挣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农村孩子辍学打工现象的增长。

(二)学校条件有限，孩子就学难

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就学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当地公立的学校借读；二是在流动人口自发兴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

1.公办学校

近年来，虽然流入地政府部门对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开始关注，但明显地保障力度不够，对于经过努力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当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进校门时，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主要表现如下：

(1)因成绩跟不上，面临老师不公正的待遇。由于经济收入、文化背景以及教学质量等构成的城乡差别，在农民工子女进城学习过程中，学习基础差，出现成绩跟不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致使一些对农民工子女有偏见的教师，在对待城乡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上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如在处理城乡学生的矛盾冲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学习辅导上，对农民工子女缺乏耐心，相反对城市孩子给予更多的照顾等。

(2)由于教育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公立学校不可能做到全部接收。对公办学校来说，近些年来，新生入学人数和在校生的缩减趋势，使之具有了接受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相比于外来人员子女的数量，公办小学可接收的学生人数有限，这就致使流动人口子女被公办学校拒之门外的现象频频出现。

2.农民工子女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进城人口自立自救的结果。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给那些被排斥在公办学校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资金缺乏、校舍不稳定、课程设置不到位、师资力量单薄等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教育。

(三)地方政府支持不足

由于长期以来的户籍管理藩篱，流动子女很难享受到和城市孩子相同的待遇。虽然有很多流入地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来解决流动子女就学问题，但其实施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对于外来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处于支持能力不足的现状。

二、造成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

(一)国家相关制度形成城市壁垒

1.长期实行与户籍制度相应的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义务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户籍制度致使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相割裂。同时与户籍制度相对应，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体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的义务教育由政府财政担负，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买单。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体制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性。

2.政府政策管理缺位。城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大量流入，使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法律上，《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流人地政府对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的统一标准，使得上述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流入地政府的做法是盲目地将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出来，并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外来人员子女教育出现很多问题。

(二)学校教育的不公平

一方面，由于公办学校资源的有限性，面对庞大的流动子女大军，城市学校只简单地以家长的经济实力作为筛选条件，直接损害了外来人员子女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在城市中有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但是由于其是私人办学，不管是经费，还是师资力量都很难达到规定标准。与城市子女相比，流动人口子女在接受学校教育上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公平。

(三)家庭教育的有限性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滞后于学校教育，家长在配合学校教育上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家长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对孩子的学习辅导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后从事的职业大都为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劳动报酬低且十分辛苦，父母也就没有额外的精力来管理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家长会认为孩子进了学校，教育方面就是学校的事了，而自己在教育子女上的任务就是为子女提供充分的经济上的支持。

(四)变更的学校环境。使学生很难适应

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环境、生活方式等与城里孩子有较大差别，同时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稳定性，致使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也存在间断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子女不仅要去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环境，还必须不断地去适应变更的学校环境，这都严重影响了孩子对学习的热情，使其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心理上出现厌学、抵触情绪。因此，在以城里孩子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下，流动人口子女遭遇了适应性障碍。

三、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工作力度，解决流动子女就学问题

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庞大，其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义务教育能否全面普及，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解决这一问题：

1.加大就学渠道，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顺利实施创造条件。鼓励公办学校充分利用闲置教育资源，挖掘办学潜力，使其扩大招生容量。同时鉴于城市公立学校在接受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方面的有限性，当务之急就是规范民间办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审批条件，尽量简化入学审批手续，为其提供实际帮助。

2.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纳入法制轨道。第一，应把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利用法规形式规定下来，当地政府要把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纳入本地重要工作内容，明确公办学校接受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应在全国范围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为保护流动人口的平等权利提供法律保障，真正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3.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功能，使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环境得到改善。作为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政府，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流动人口的做法。政府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更多的关于流动人口的正面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同时鼓励更多的社会工作者主动走进流动人口家庭，了解这个群体。从根本上给流动人口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真正使其子女在学校中树立信心，与城市孩子共享一片蓝天。

(二)充分发挥学校育人功能，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

1.充分发挥学校育人功能。以公立学校为主，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应切实做好接收工作，积极利用教育资源，禁止在入学手续和赞助方面对流动人口子女设置障碍。同时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下，应该积极争取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达到公立学校的标准，从而更好地发挥学校的。育人功能，为流动儿童创造一片新的天空。

2.教师尊重学生，帮助营造一个良好的班集体氛围。流动人口子女从农村走向城市，这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这需要老师、家长等积极地给予他们心理辅导，尊重他们，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又由于流动人口子女家长本身认知的有限性，这就要求学校老师更加关注这些外来子女，在学习上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同时在生活中还应注意组织城市儿童与流动人口子女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班级中，在班集体中获得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