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技术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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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广西火桐（Erythropsis kwangsiensis）为梧桐科火桐属（Erythropsis）植物，分布区域狭窄，仅分布于广西中部至南部的石灰岩地区。其树干挺拔通直，材质轻、韧，易加工不开裂，为优良的工艺用材；花色金黄艳丽，花期长，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亦是珍贵的园林观赏树种。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广西火桐野外种群和个体数量稀少，已处于濒危状态，在1999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1]。目前，国内对广西火桐的研究甚少，仅对其资源分布状况和育苗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2-3]，有关其群落特征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应用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广西火桐群落的种类组成、区系特点、群落结构及种群动态等进行研究，揭示其群落学特征，以期为濒危植物广西火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调查区域及其自然条件

调查区域为广西来宾市、靖西县等广西火桐野生资源数量相对较集中的地区生物论文，地理位置约106°27′～109°10′E，23°00′～23°57′N。该区域地处南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根据广西气象局（1961～1970年）的气候资料，来宾市年平均气温为20.7℃，极端高温38.7℃，极端低温-3.3℃，年平均降水量1377.2㎜；靖西县年平均气温为19.1℃，极端高温37.8℃，极端低温-4.1℃，年平均降水量1546.3㎜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广西火桐分布于海拔800 m以下的山沟、山谷、山坡中下部及农耕地旁，土壤为石灰岩发育而成的石灰土，土层较薄，有机质中等。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由于广西火桐成片分布少，通过调查目前仅发现3个数量较多的种群，因此根据实际分布情况，设置3个典型样地，样地环境资料见表1。各样地面积20m×20m，每个样地划分为16个5m×5m的小样方，记录样地内所有高3m以上乔木树种的种名、高度、胸径、冠幅、枝下高等。样地内按对角线分别设4个5m×5m的灌木样方和2m×2m的草本样方，记录每种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名、多度、高度、盖度等[4]。

表1调查样地环境资料

 

编号

样地

取样面 积(㎡)

海拨(m)

坡向

坡度

覆盖度

Q1

来宾北五乡回龙村

400

263

W

5°

90

Q2

靖西化垌乡维新村

400

784

WN

20°

95

Q3

靖西湖润镇新灵村

400

464

篇（2）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01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强调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作为教育发展战略主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如何全面贯彻落实《纲要》中强调的战略主题，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已成为高职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结合学院“刘瑞龙研究”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和借鉴香港理工大学黄德辉先生“协助学生装备人生”的育人理念，逐步探索出了以装备人生为主线的“魅力育人四部曲”的育人模式。

1 “魅力育人四部曲”的内涵

“魅力育人四部曲”有着丰富的内涵，即：第一，装备学生头脑：在育人过程中，充分发挥“两课”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装备学生双肩：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使学生勇于承担、敢于承担、能够承担，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装备学生双手：按照高职教育“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强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第四，装备学生心灵：以“人格教育”为统领，以心理健康教育为重点，重视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和意志品格，使学生了解人生并能以健康心态对待人生。“魅力育人四部曲”四者紧密相连，贯穿于高职育人的全过程。

2 “魅力育人四部曲”模式的构建和实施

2.1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装备学生头脑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青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增强实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内容上既要坚持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道德教育观，又要赋予其时代、社会化的内涵。[1]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工作的主旋律，是装备学生头脑、构建“魅力育人四部曲”的关键环节。

2.1.1 以“两课”教学为主渠道，实施理论武装工程

高职院校的“两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两课”是高职学生的必修课，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学院在“两课”教学中，以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为切入点，实现“四个结合”：即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相结合；把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相结合；把教师讲授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当代最新成果的要求。

2.1.2 以“思政研究会”为平台，提升教育者的理论素养

学院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其摆在学院发展的首要位置。学院每年都定期举行“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每年都在班主任、辅导员以及思政教师中开展学生管理论文征集活动，从中评选出优秀论文参加学生管理工作论文交流会。通过这一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者装备学生头脑的理论素养。

2.1.3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程育人中，学院坚持党建带团建，把加强团的建设作为学院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各个系部都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了突出位置，不断加强对优秀团员的培养工作，在学生党员的发展中，坚持标准，保证质量，严格发展程序。通过党校培训不断提升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2.2 以传承教育为引领，装备学生双肩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2]长期以来，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学院在先进文化传承和引领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以刘瑞龙思想研究为载体的特色校园文化育人氛围。

2.2.1 传承刘瑞龙革命精神，培养学生历史使命感

近年来，学院不断挖掘刘瑞龙同志的思想内涵和人格精神，打造瑞龙校园文化品牌，先后设立了刘瑞龙藏书室、刘瑞龙纪念馆以及刘瑞龙文化广场等场所，使全体师生和外界人士一进校园就能充分感受到传承教育的浓厚氛围。通过瑞龙讲坛、刘瑞龙大学生思想研习社等载体，开展瑞龙革命精神讲座、读瑞龙藏书、诗歌朗诵等活动，引导大学生从刘瑞龙同志身上汲取成长进步的精神食粮，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

2.2.2 传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篇（3）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以农为本”曾是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由此可见农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耕仪礼是农业民族在生产实践中，伴随农事活动形成的一系列仪礼，而岁时节日习俗的产生恰恰离不开农耕仪礼。纵观中国的农耕仪礼，岁时节日最完整地表现了农业社会的时空观念，即用岁时、节令形式表现和记录农耕时间，农耕实践。通过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寄托人们的愿望和祈求。

农耕仪礼在农业社会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在民俗学仪式文化研究中，将一系列的农耕仪礼视为农业社会农耕生产的“通过仪礼”。我们知道，无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或人类社会自身的活动，都处于一定的仪式之中，都要完成生命的周期，而每一个周期都要举行一个个“通过仪礼”完成自身的过渡。比如人们将一年要分为四季，分为十二个月，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在每一个节点上，举行一定的仪式完成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当这些节日仪式一一完成时，一年就算过去了，新的过渡轮回又将开始。这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通过仪礼”。从这种意义上讲，农耕仪礼和节日习俗似乎将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与人们的信仰心理统一起来，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

岁时节日民俗的最初形成不仅和农事活动有关，而且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有关。特别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产生，直接导致了岁时民俗的形成。一年中岁时的划定是在配合农业生产和生活所进行的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历法产生之前，人们根据自然界物候的变化确定一年中季节的变化。古语中所说“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正是指这种情况。游牧、狩猎民族与农业民族相比，观察和记录岁时变化的方法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代蒙古族对“年”的认识是草青一次为一年。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以月圆12次为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则以物候变化为依据。雪融化的季节叫春天，青草长出来的季节叫夏天，草木干枯的季节叫秋天，落雪的季节叫冬天。以物候变化确定年月，对牧业和狩猎民族是适用的，而对农业民族则显得过于简单粗放。农业生产中作物的栽培有很强的季节性，耽误农时会影响一年的收成和生计，所以农耕民俗要求历法的精确，而历法的精确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岁时节日规定了具体日期。

一年中岁时的划定是为了确定时序系统。它虽然含有民俗文化的因素，但人文色彩相对比较淡薄。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历法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土圭”，用它测定日影以定冬至、夏至，区别春分、秋分。而且此时置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制度也趋于完善。用这种完备的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农耕仪礼只是农耕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旱地耕作仪礼和水田（稻作）耕作仪礼两部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旱地耕作仪礼与水田耕作仪礼统一于节日习俗之中。春节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仪礼之一。中国北方地区以旱地栽培为主，表现在农耕仪礼上，主要是祭祀社稷之神，也就是土地和五谷之神。此外还敬奉龙王。在祭祀方式上，往往采取综合式祭祀，并不将祭祀仪式分配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上。如对土地神的祭祀采取“春祈秋报”方式。中国古代祭祀社神依一定的时令举行，一般是春秋两季。春天当春耕来临时，举行祭祀，祈求土地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天到了收获季节，举行祭礼，报答土地神的恩赐。而中国的春节，正是把“春祈秋报”活动融合在一起，既报答社稷之神，又祈求社稷之神，于是酬神成了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区域，除祭祀社神之外，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从育秧开始到收获，还要举行一系列独特的仪礼。由此可见，中国的春节文化与农耕仪礼的关系非常密切。

中国的节令风俗，大都萌芽于先秦时代。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终于走向定型。春节文化中包含的农耕仪礼事象十分明显。

首先，“年”的本义与农耕仪礼有关。从传统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年”本身就含有农耕仪礼的意思。禾谷一年一熟，谓之年。《说文》解释：“年，谷熟也。”一年的庄稼成熟，获得丰收，要祭祀谷神。《尔雅》中“年”和“岁”是同一记时单位。“岁”在甲骨文中，象是用斧子砍断人的双脚，用来作牺牲祭祀谷神。可见古老的年节习俗，是用人作牺牲举行祭祀的。庄稼一年一熟，用祭祀的方式，庆贺丰年，并祈祷来年丰收，这是“年节”的原始意义。

其次，春节的形成和定型，与农业社会历法的产生密切相关。秦汉时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分裂割据，但是由于交通阻隔，不同地区之间的节日风俗还很难融合，形成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局面。直到西汉初年，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日趋稳定，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生活情趣日益丰富，年节风俗活动才逐渐形成。

春节文化在汉代定型的另一个原因是历法的定型。春秋时代，历法尚处于草创时期，各地区的历日制度不能完全取得一致。秦代用“颛顼历”，以建亥孟冬之月（今阴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仍沿用秦代“颛顼历”，以今阴历的九月为一年之终，十月为一年之始。汉初的除夕之夜就是今天的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元旦则是十月一日。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 104年），命司马迁、落下闳等人改“颛顼历”而另作“太初历”，仍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夏历即今之阴历，所以至今民间仍把夏历称为阴历或农历。历法的改定为年节确定了准确日期。从中国的历法习称“农历”来看，正好说明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其三，春节文化的主题充分体现与农耕仪礼的关系。传统的春节主题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它既含一年收获的喜悦，又寄托来年的期盼。春节是产生希望的节日。在农业社会是农耕仪礼的重要体现。春节最流行的祝福语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既期盼家宅平安、又祝福万事随心，对来年的期望蕴藏在说不完的吉祥语中。

其四，春节节物体现农耕文化特色。春节节物是春节期间伴随节日活动使用的道具，也是春节文化的物化表现。

春节来临时，人们要做各种准备，购置年货，布置环境。其中的许多东西是春节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我们将这些实用的文化符号称之为“节物”，即过节不可缺少的事物。这些节物丰富多彩，不胜枚举，它们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彩。稍加留心，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节物，体现着农耕社会的特色，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期望和诉求。

春节期间所使用的节物除供奉、饮食之外，还有门神、财神、对联。除夕夜吃年夜饭，喝屠苏酒，吃饺子、汤圆，拜年等不一而足。这些节物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生活特色。农耕社会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社会，春节的迎神赛会是为了达到人神同乐。人们认为只有神快乐了，才可以保护农业丰收，才可以保护家宅平安，人寿年丰。所以春节期间一定要将家庭环境布置一新，达到辞旧迎新、迎新纳福的目的。举例来说，门神自先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门神。门神是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春节时，人们都将门神像贴在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在农业社会，门神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其次是贴对联，对联是古老巫术桃符的进化演变。古代，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在桃木板上分别写上或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图像，悬挂于门首祈福灭祸。其三是供奉财神。财神是指掌管钱财的神，本为道教所信奉的神。财神在民间分文财神和武财神。比干被赐封为“天官文财尊神”；赵公明被奉为正财神，刘海、范蠡被奉为文财神，钟馗、关公被奉封为赐福镇宅的武财神。有的财神像绘有太阳和月亮，表示日春神青帝和月财神赵公明，合称为“春福”。

吃年夜饭，喝屠苏酒，吃饺子、汤圆，拜年，是春节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它们同样含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古时的元旦，或称“三朝”、“三始”、“三元”，是新年的第一天。除夕夜燃放爆竹驱邪镇恶，祝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一天，家长要率全家人合祭百神，追祭祖先。祭祖完毕，一家人不分尊卑老幼，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饮椒柏酒，预祝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按照儒家的伦常孝悌观念，秦汉时代的年节活动不仅要频繁地追祭祖先，而且家人之间要分别长幼尊卑，行礼拜年。魏晋以后，人们改饮桃汤为饮屠苏酒。屠苏是一种中草药，据说用屠苏作的酒能避瘟疫。

春节既是中国的团圆节也是中国的感恩节。家庭中先要祭祖，然后给长辈拜年、分压岁钱、守岁。初一大早给街坊邻里拜年。有的村落初一大早要根据喜神所在的方位，集体迎接喜神，具有村落团拜的意思。初五以后起社火，唱大戏酬神，村落之间社火走访，即所谓的送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过后，年节的才算结束。

我们今天享受的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是古老的农耕仪礼留给我们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春节是综合性的文化节日，也是中国人的狂欢节。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了解它的文化内涵，将春节文化与农耕仪礼联系起来考察，将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春节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如此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如今却在传承中出现问题。最近几年来，关于节日文化的讨论一直在继续，有节就有论坛，有论坛就有对节日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对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如何，很大程度上关于节日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学理阶段，和实际的节日文化传承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我们不能说不重视，许多节日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春节、清明节、端午节还成为法定节假日。但是遇到每一个节日究竟如何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谁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中国的节日文化和传统相比，已经失去了灵魂，变得盲目和蒙顿。节日的形式是存在的，比如时间、空间，但内容已经被架空。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节日的来历和过节的仪式程序，变得很茫然。其实节日和人一样是有灵魂、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节日文化的灵魂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仪式中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失去信仰的节日必然名存实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许多节日是名存实亡的。

篇（4）

自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概念基本形成,不同朝代涵盖的区域范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指以河南省为核心区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的中原地区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是指以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周边的山西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域。2011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指出,中原经济区主要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1]。中原经济区所涵盖的区域,与广义的中原地区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2]。“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为了生存所必须进行的基本生活行为,因此,饮食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及一些门户信息网站上[3],但围绕饮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的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较少。因此,笔者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主题构成和类型构成进行了探讨,以期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篇（5）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室内风格的演化发展离不开以经济为支撑的物质基础。传统中国的农耕经济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并且在以后的二千多年间一直保守不前。这种早熟且停滞的经济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化使得传统中国的室内空间形式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变化不大，整体风格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体系，随着时迁境移而最终固定继承了下来。

另一方面，对室内设计西式古典风格的研究，在学术界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认为，广义的西式古典风格是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建筑的室内风格，这些室内设计以立面形式为主要的设计出发点；而狭义的西式古典风格则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柱式设计为主要出发点的建筑室内风格。若无特殊情况，文中提到的西式古典风格，均为广义的概念，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不再赘述。

论文将站在室内设计的角度从空间构造、材料装修、家具装饰和文化思想四个方面来比较这两种风格的差异。

空间与构造

中式传统风格是砖木结构体系，以木材为主，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木柱、斗拱、梁枋、椽桁等独具东方魅力的卯榫木框架结构。空间多封闭内向，曲折蜿蜒，含蓄雅致；屋内讲究借景入室，常在房屋四周设有廊道，强调内外空间的过渡与融合，围合而成的院落天井和廊檐下的半室内空间更是人们日常休闲、沟通交流的好场所。

西式古典风格则是混凝土石砖结构体系，以石料为主，经过不断的演化和发展，形成了柱式、穹顶、拱券、飞扶壁等富有特色的建筑结构，室内空间常以高大壮阔示人，尺度恢弘大气，摄人心魂，比例和谐恰当，讲求形式美感。总之，在空间感的总体印象上，西式古典以单体室内空间的体量见长，中式传统则以整体建筑群落的空间交融和数量取胜。

界面材料与装修

中式传统风格的室内地面主要是以砖墁地面做法为主，常用方砖细墁地面，砖面平整光洁，尺寸整齐统一，砖缝间隙很小，用油灰勾填，皇家做法则更为讲究，使用金砖墁地。在墙体方面，中式传统风格的内墙体多是一种围护结构，不做承重之用，材料常见有土、石和砖，外观形象丰富，特别是砖墙，有很多花式砌法。另外，根据墙置的不同，墙饰面做法也有区别，主要可分为：抹灰、粉刷，清水墙饰面，彩画饰面和镶嵌砖雕图案。中式传统风格的天花常用木料做平棋方格结构，彩画饰面，等级高的皇家建筑室内天花则装修有藻井结构，使空间更显高阔和华丽。

相较而言，西式古典风格在室内界面材料的选择上拥有更多的选择，装修工艺也更加丰富，石材、瓷砖、陶砖、木料、金属都是各界面经常使用的装修材料，在古罗马时期的卡拉卡拉大浴场，其室内地面遗址至今还能清楚地看到使用马赛克拼贴的巨型图案。西式古典风格的墙面装修一般分为三段：墙裙、镶板和壁龛或者侧窗，由于要承担重量，墙体尺寸一般较厚，基层使用火山灰制作的混凝土技术砌体，面层除了前面提到的常见材料做法外，木质墙裙搭配油漆或壁纸的装修做法也比较普遍。在顶面装修上，西式古典风格的顶面造型形式各异，平顶、穹顶，简拱顶、十字拱顶、坡顶等的经典应用多得不胜枚举。此外，除了直接体现结构美的造型顶面，使用精美绝伦的石膏造型和线条制作的吊顶造型也经常被使用。

家具与装饰

中式传统家具的代表当属明清时期的家具，从席地而坐的矮榻一直发展到垂足而坐的椅凳，明清家具真正进入了传统家具制作的成熟期，特别是明代时期的家具，更是达到了中式家具造型艺术的巅峰，在世界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样式。和同时期的西式家具相比，明清家具更显简洁雅致，稳重大方，强调家具本身的结构之美，尽管也有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华贵做法，但总体的视觉意象还是继承发扬了崇尚自然，克制含蓄的中国文人式的审美趣味。

与中式传统家具千百年来的一脉相承不同，西方古典家具更具有时代性，受各自时期建筑风格的影响，不同时期的西方古典家具往往风格迥异，比如哥特时期的家具就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就很不一样，前者强调家具垂直的线条感以表达向上升腾的宗教意义，后者则喜欢用柔美的曲线和漩涡来体现贵族的优雅情调。其实，纵观中西传统家具式样，基本都是由各自的建筑形式演变而来的，这是造成中西传统家具形式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装饰方面，作为表述各自风格的视觉符号，中西方传统风格的装饰元素都非常丰富，中式装饰有木雕、砖雕、石雕、陶瓷、漆器、字画等，还有鎏金、彩画等技术工艺对室内的结构细节进行雕梁画栋的修饰；西式装饰也不弱于人，挂毯、雕塑、壁画、壁纸、石膏、油漆、镜子、玻璃、从建筑细部借鉴而来的线脚造型，可用的装饰元素也是应有尽有，还有专为装饰而设的壁龛壁炉和拱门拱窗。在装饰纹样的题材上，二者也不尽相同，主要有几何纹、动植物、人物造像、神话传说、宗教故事等，但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传统纹样在样式还是有天壤之别的。相对来讲，中式的装饰元素往往得“意”而忘形，强调装饰物背后的寓意，西式的装饰元素则更偏重写实一些，喜欢制造视感的真实性和对美好现实的描摹再现。

设计思想和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曾经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一直在努力调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认为人在自然世界里生存就应当尊重自然秩序，遵循自然法则，这其实是一种教人在面对世间万事万物之时如何抉择的生存智慧，凡为“我”所用之物、与“我”相关之事皆应顺从自然规律，这种以顺天应命为前提形成的认识论和自然观用最具中国特色风水和五行思想来解释世界，制定人的行为依据。中式传统风格的室内设计观和审美意象就深受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在讲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同时又融入儒家的礼制、佛家的教义和道家的出世思想，其文化心理整个就体现一个“合”（和）字，强调合乎礼教之制，合乎人伦之法，合乎自然之规。具体从室内空间布局、结构样式和用色配饰上就可窥见一斑。

与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不同，西方传统文化是在狩猎和捕鱼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狩猎文化强调只有与自然抗争才能生存，它的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对立的、管理与被管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其同源的室内设计思想也希望通过坚固、实用和美观的设计来抵抗自然对室内环境的影响，其审美思想也是以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为主的理性主义，强调人为控制一切细节，从空间结构到装饰纹样都十分讲求比例和谐，整齐有序，喜欢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之美。

比较发现，中式传统风格更喜欢浑然天成，清水芙蓉，善于营造亲近自然、悠得自在、寄情山水隐于市的空间意境，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选择；而西式古典风格则倾向于“人为而治”， 整体透露出一股庄重典雅、肃穆理性、气势雄伟的空间格调。

结论

不管是中式传统风格还是西式古典风格，其实都是人们对自身所处的室内环境的认识和构建，只是它们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如今，作为当下室内设计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室内文明的内涵和形式，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西方的室内传统风格必将更加频繁地被比较，被提及；各自领域的室内设计师将会从这些比较、借鉴中学会相互启发，相互欣赏，从而开拓彼此的视野；而中西方室内的经典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化背景下各自得以延续，和先进的工艺、材料嫁接在一起，激发创造出更强的生命力，开出更新的花朵，结出更重的果实。

参考文献：

[1] 王其钧．中国建筑图解词典[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篇（6）

二、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存在问题

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是以核心村寨为中心，以自然村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租用、相互影响的地域综合体，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知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生态系统下集中的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集聚现象、过程和形态的社会聚落方式。中国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即一个村寨）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李亚娟等，2013）。其发展存在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挤压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原有的演变路径

西南民族生态社区遗存的传统生计方式、外来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民族文化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起民族社区大量劳动力外流，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继而产生了空心村问题，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人地矛盾开始体现。汉族文化的进入对民族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传统的扩大式的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过渡，原有的大家族形成的核心-村落空间结构，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逐步消失，原有以宗族宗亲权力为中心的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

（二）现代旅游业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

随着旅游业逐步进入西南地区，它在给民族社区带来经济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陈鸣，1997；Simth，1998）。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弱化和同化、传统文化的舞台化和商品化，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丧失等。当前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个别核心社区得到全方位发展，与之相邻的社区处于旅游阴影区，社区建设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亟需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三）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文化社区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的长期生产生活方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具有紧密地关联性。如果采用与当地生态环境不符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景观、节庆和生态农业技术，是长期与所已成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作用的产物，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侗族大歌”和云南“哈尼梯田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

三、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

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的变迁生态必须以文化共同生态体为基本单元”。民族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划分方法主要是文化形态，并未关注到文化形态下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所形成的文化社区，通常以村寨为研究单元，以探究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依据自然生态类型划分民族文化社区的操作方法较为容易，但忽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以人为此生生态系统为依据，按照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确定可以标识特点的民族，可在同一个分布图中揭示不同文化类型的空间范围和规模大小。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人为此生生态系统标示性并不明显，一个系统中可能夹杂着其他的民族文化。从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这几点划分依据来看（高永久等，2006；岳天明等，2008；李晓霞，2009；刘沛林等，2010；张慧，2011；李林凤，2012），我们采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将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社区主要包括以下十种：

（一）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

中国的侗族分布范围介于贵州、广西、湖南的毗邻地带，所处的地貌特征都属于低山丘陵，由于海拔较低，纬度偏低，因而他们的生息地山区又是生态系统以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在滨水坝区呈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但标识性生态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分水岭山地区段，一方面受到土层薄，再加上人工的持续控制，往往呈现为较为开阔的疏草地。此外，在森林与稻田的分界面，还人工建构了较为宽阔的草地。这两种生态系统都是人工控制的产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但最具侗族文化生态特征的生态建构则是沿坡面开垦的梯田鱼塘和人工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立体浅水湿地生态结构。这是侗族生存的标识性特征，不仅可以直接目睹就能明确分辨出来，而且在地理实测中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能够明确分辨。其他人文景观中，干栏式的住房、风雨桥也能够成为可靠的地理标识。侗族的生计类型可以归纳为“林粮间营，稻鱼鸭共生”。但事实上，侗族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称谓简略的需要，可以讲这一文化生态类型简称为侗族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农耕类型。

（二）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

苗族的中部支系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南、湖南西南、广西东北部，所对应的生态环境大致属于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也呈现交错分布态势，高山区的疏树草区、坝区的湿地生态系统，高海拔区段的针叶阔叶混交林都有错杂分布，典型的高原草地分布面积也较广，传统的生计大致是以游耕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大致可以归纳为苗族中部支系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游耕类型。苗族的西部支系分布类型极广，几乎涵盖了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四个省区的毗邻地段，所处生态类型及其复杂，但喀斯特熔岩山区最具代表性。这一地区的典型生态系统属于亚热带藤蔓生态系统，藤蔓族生态系统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西部支系苗族生息的最高海拔可以高达3000米左右，已经进入了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区，另外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生态类型需要具体划分。鉴于下文即将讨论的个案，涉及到该支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通用苗语麻山次方言，其分布范围，涉及到广西和贵州两地，而且与瑶族的部努支系瑶族文化生态类型相似，因而要对瑶族的文化支系做出特殊的说明。他们从事的生计类型以游耕为主，并且兼营畜牧业和狩猎采集。生息环境大多处在封存洼地和谷峰山林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苗族喀斯特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游耕类型。

（三）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

位于澜沧江流出我国国境的关键地段，对整个东盟国家发挥广泛的影响，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生态系统在全国具有特异性，是我国唯一的一片内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傣族与该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稳定延续过程，足以证明傣族文化完全适应了该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西双版纳地区当地直到民主改革前还是土司制辖地，车里宣慰司是在建国后才被撤废，改建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因而，此前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十分有限，文化生态类型基本上保留了历史的已有面貌。当前，橡胶在西双版纳引入成功，并且形成了大规模的橡胶园，这一变动虽然给当地傣族乡民提供了丰富的报酬，是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但连片种植的橡胶树却是外来物种，其本身对西双版纳的适应能力较低。但是它的耗水量却大得惊人，橡胶园的发展就会使得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急剧下降，地下水位也急剧下降，结果使得原先雨量极为丰富的西双版纳地区而今在海拔较高区段面临缺水的困境。

（四）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

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这一类型的文化生态区正好位于金沙江的下游，所处区段正好是长江下游的生态屏障区，水土流失的控制极为关键，偏巧这一地区的自然结构又错综复杂，高山深谷相间，流水和重力的复合侵蚀极为严重，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也差，既处于地震区又处在山体滑坡易发区。要消减类似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灾变不仅关系本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安危。当地的居住居民有彝族，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苗族和回族，汉族移民也不少。目前这一地区中文化生态区中的乌蒙地带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灾区。生态恢复和自然灾害的防治任务极为重大，当地彝族乡民传统上都是农牧复合生计。他们的传统生计和文化生态类型此前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保存度相对完整，几乎可以与西双版纳相似。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特种产品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价值，牲畜产品中的牦牛、黄牛、山羊、马匹一直是产品输出的大宗，至今仍然不失其经济价值。历史上这产出的猪种还是名牌国际商品，植物产品中的生漆堪称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此外，农作物产品极其多样，荞子、燕麦、青稞、马铃薯、圆根，都是有名的土特产，这同样是原木生产基地之一，出口外销的原木曾经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总之，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作用，在这一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五）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型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分布区海拔很低，大多处于500米海拔以下，而且密集分布于河流的滩涂，其结构往往沿着河流呈现链状结构。其地理标识极为醒目和准确，由于这一地区更加炎热潮湿，纬度又较低，不过由于地下水位和地表分布广，壮族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反而是湿地生态系统。但坡面常绿阔叶林对壮族而言，其文化价值也很高，壮族生计根据历史记载，早年是以广南木为主食。这将意味着壮族实施农耕为时很早，因为侯焕书中已经有了明确记载。但壮族在何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稻作名族目前存在争议，大致而言，公元八世纪，汉武帝有提到这里的地区稻田基本定型，这将意味着壮族对规范稻田经营与汉族很相近，起步很相近。为了称谓的方便，将这样的生态文化类型简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类型是合适的。

（六）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型

傣族，是我国境内少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民族，其分布区位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地，尤其是西双版纳，既有鲜明的热带雨林特征。需要指出之处在于这里的热带雨林，季节变化仍然可以察觉，这显然与典型的热带雨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是生物丰富性的程度与热带雨林极为相近。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因为滨水湿地分布面很广，而且还是傣族从事固定稻田耕作的基本依托，傣族生计中突出的特点在于既有十分明显的游耕类型文化特点，旱稻的种植，农田尚未彻底固定。采集和渔业具有较为重要的经济比重，都足以说明这一特点。可以简称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类型较为合适。

（七）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型

中国的氐羌民族中，彝族人口分布最为广泛，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而且长江和金沙江南北两岸都有广泛分布，加之彝族的分布区在近300年来还有明显扩大倾向，这一点对讨论文化生态演变具有典型性。彝族所处的生态背景大多数属于中山和高山区，最低海拔下至海拔500以下，最高分布在接近3000米。分布区海拔相对高度的反差极为突出，以至于对应的生态系统极其复杂，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常绿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乃至针叶林一应俱全，最高海拔区还进入了高原草地生态区。因而对彝族文化生态类型的概括富有挑战性，本文只能勉为其难。彝族的传统生计是典型的农牧复合生计，畜牧业仅仅随着季节变化做出执行，农田也存在着鲜明的非不稳定性，往往是在畜牧的空闲区实施耕作。耕地除了水田外也不稳定，种植的作物种类更是花样繁多，特点极为鲜明，从季度耐寒的青稞燕麦、烟梗直到亚热带阔叶林才能生长的香蕉，甘泽，水域环境才能正常生产的水稻、芋头，都是彝族常规的种植对象。彝族畜牧业也以多样性著称，牦牛、黄牛、木马、山羊、猪、都是主要放牧的畜种。最特异之处在于彝族地区的牧场标识性极不明显。事实上，在彝族文化下，丛林灌丛草地湿地稻田潮湿的稻田都可以用作牧场，能够分辨的牧场并不宽，但是载畜量十分可观。为此，只能将彝族的文化生存类型简称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类型。纳西族的分布区比彝族分布区偏西，大致位于云南和四川金沙江两岸。其生态栖息也具有鲜明的多元复合特征。特异之处在于金沙江河谷对纳西族生存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样的河谷区是他们最好的冬牧场。与彝族相似，分布区的海拔差异也非常大，不同海拔高度生息的纳西族的生计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低海拔区域农耕比中国较大，高海拔区域畜牧业比重较大，其文化生态类型，大致与彝族相似。

（八）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型

藏族是典型的农牧符合生计民族，其对应的生态类型分布面积较广，同质性较高，基本属于高山区、草地和草甸生态系统。四千年以上的生态系统在进入到寒漠苔藓带生态系统。农田没有完全固定，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和小麦，牲畜种类繁多，牦牛是标识性的畜种。盘羊尽在藏族地区有规模性饲养，因此，可以简称为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类型。

（九）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型

属于氐羌族系的民族还有哈尼族。哈尼族的分布区纬度偏低，大致属于中山区。所对应的生态系统以常绿落叶混交林为主，但是哈尼族的生计方式与其他氐羌系民族有别，他们主要经营固定的梯田稻作农耕，同时还兼营狩猎和采集。哈尼族的梯田建构宏伟，标识性极强，可以归纳为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类型。

（十）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

氐羌民族中较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是白族。白族实施固定农耕可以上溯到十世纪以前，有人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推测白族的前列可能在当时实施固定农耕。这样的推测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固定农耕的起点要比其他民族早得多。西南地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四、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开发模式

（一）民族生态博物馆

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护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使用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和管理方式实现民族社区的发展，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改建而成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保留了民族文化社区原有的建筑、物体、文化特征和民俗特色（杜倩萍，2011），具有反映地域文化、文化遗存保护、弘扬文化特色和社区创收四种功能。

（二）民族文化生态村

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民族文化保护为原则，依托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村寨，通过能力和机制建设，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尹绍亭等，2009）。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落类型，以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形成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思想观念，通过文化聚落的发展模式影响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规范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和态度等（伍家平，1992）。

（三）民族旅游景区

通过观光旅游、民族文化体验旅游、教育旅游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维持传统民族地区文化的延续（周尚意，2001；李文军，2009）。旅游发展通过人口就业的引导影响生活、观念、消费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社区内部结构演变，对民族社区的核心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涌入的外来游客也冲淡了民族社区文化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变迁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传统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开发较多关注最具特色的核心地区，忽略了周边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旅游业融入到整个民族地区。对于发展模式的研究忽略了空间的概念，只关注个别点，未考虑以点带面来带动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

（四）乡村旅游业

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民族生态社区的新的产业选择之一，它是结合民族地区特色而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体验乡土气息、领略田园风光为主的生态乡村旅游形式，建设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和教育于一体的观光农业园、农业区、农业带等多种旅游园区。民族文化环境大背景下开发的乡村旅游业，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要素上都赋予了浓郁的少数民族地方特色、乡村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

五、影响因素

（一）区域发展政策的时代差异

行政决策下的支持和调控机制影响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所引发的文化生态变迁具有广泛的牵连性，同时影响文化和生态的双重变迁。区域发展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区位条件的限制，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滞后，表现在产业结构老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困难重重。该类特殊民族地区业态的选择强调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开发地区，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如何进行产业选择，决定了西南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二）技术变革引发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

外部环境因素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如从耕作方式由游牧转向定居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组织的调整，进而影响到民族生景的变迁，特别是认为生态系统的改变，重建农田、修建改造渠道、农业施肥等一系列技术的变化会影响文化生态社区的生产生活景观和生物物种结构。文化自身的技术创新，会引发生态系统的变革。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再适应，最终又会使得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和相应的社区，通过文化特殊进化的渠道，形成稳定延续的文化生态社区。

（三）文化扩散与胁迫引发的文化生态演变

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扩散、碰撞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民族综合实力的差异，一直都处于此消彼长之中，使得跨民族的文化传播不具有对称型。强盛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影响要大得多，弱势民族尽管在维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做出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

（四）劳动力外流引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民族地区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村落社区发展缺乏内在动力，降低了民族社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的依附性扶贫措施又淡化了自主脱贫意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活遗产”，缺少当地人生产生活的支撑很容易出现退化的情况，导致了民族文化演化变迁的方向出现变化。

篇（7）

学习乡村传统生态智慧，建设“美丽贵州”。技术至上带来了工业时代的物质繁荣，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等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危机，贵州乡村蕴含的“生态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从江“稻—鱼—鸭”世界农业遗产，金沙“石头上植树”奇迹，黔东南林农混作，就地取材的木房子、石头房子和土夯房子等等，都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的完美体现，贵州乡村向世界展示了山区资源合理利用的传统生态技术经验。“美丽贵州”建设的核心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道法自然”的村落生态智慧为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提供了最好的生态技术方案。

篇（8）

 

以色列是个干旱缺水的中东小国。位于地中海东岸，人口近600万，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农业人口占4%左右。以色列自然生态条件很差，属于典型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国土50%以上被丘陵和沙漠所覆盖森林覆盖率仅为5.7%,人均每年可用水资源300立方米，不到全球平均量的33%约为我国的12.5%，面对如此的自然环境，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仅用50多年时间就建成了现代农业，解决了自身粮食需要，并有大量的蔬菜，水果，鲜花出口，被誉为[欧洲的菜蓝子]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农业奇迹。

以色列是如何在干旱缺水的恶劣条件下实现了农业奇迹的呢？

一摸清国情家底，树立农业以治水为本的国策

以色列属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类型，降水稀少，水资源匮乏。北部地区年降水量为700-800毫米，中部为400-600毫米，南部仅为25-40毫米。全国每年可资利用的水资源仅为20亿立方米为了解决中南部地区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以色列从1953年开始，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动工修建[国家输水工程]即把北部海拔208米的加利利湖的淡水向南一直输送到内格夫沙漠地区该工程历时14年农业论文，投资17亿美元于1967年完工这个[北水南调]的巨大工程为平衡用水发展农业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输水管理方面由国家专门成立了MEKOROT国家输水公司来管理。该公司除了管理输水工程外还从事打井找水，淡化海水，，治理污水等有关工作论文提纲格式。

二以法治水管水

以色列议会于1955年制定了[水法]对全国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管理，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以色列[水法，规定全国境内所有水资源为国家所有，必须专门用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居民生活需求并设立水利委员会为全国水资源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水政策，发展规划，用水计划和供水份额。以及水土保护，防止污染，废水净化，海水淡化等有关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具体工作。委员会内设有一个理事会，成员中的1/3位政府指派，2/3为各行业的水用户代表，每年水利委员会要把75%的用水份额分配给农业经营着，用于农业灌溉，然后由委员会的理事会根据农业生产中各种农作物，如蔬菜，水果，花卉的不同用水量，制定不同的用水分额

三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展节水农业

长期以来水资源问题始终是制约以色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以色列在积极挖掘水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开发出新的节水灌溉技术与方法，并及时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力争以少量的水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主要采取了以下农业节水技术；

1加大使用循环水力度。把工业与城市生产生活产生的废水，集中进行净化处理后二次使用，于农业生产灌溉。对海水谈化后的生活废水也同样如此如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沙夫丹污水净化厂最初由国家水公司于1987年投资建设的，主要用于处理特拉维夫市排出的工业和生活的污水，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中心，处理方式也由当初的大面积水池集水日晒分解污水中的化合物，发展到现在的的新型现代化处理净化方法，不仅大大减少污水处理装置的占的面积，，而且处理能力和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1996年，采用现代化处理技术后，该场的处理设备和装置每天24小时运营，收集和处理各大城市产生的各种污水。日处理污水34万立方米生产过滤后的清水再注入地下宫农业灌溉时抽取用水。原来工厂是有国家水公司投资兴建，工厂只生产而不经营，现在规模扩大后工厂出资购买了股份产权农业论文，所以能够自主经营销售净化水，为鼓励农业经营者多使用二次净化水，净化水价格低廉现在以色列每年把2.3亿立方米的净化水用于农业生产，占农业用水总量12亿立方米的19%2010年农业用水的1/3使用的是净化污水这不仅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避免了各种废水的大量排入对有限的土地地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污染与侵蚀因而大大有利于土地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不断增建节水设施，以最大限度地收集和储存在雨季的天然降水资源，在农耕时用于生产。

3灌溉时，农民不必守在田间，可以同时从事其他的施肥，剪枝，收割等工作。

4可减少农药的用量，从而节约了资金和劳力的投入，最终降低了耕种的生产成本。

滴灌技术的发明及其发展，是以色列最近几十年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以色列对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方法最大贡献。现在以色列全国灌溉土地都是用了这种压力灌溉技术和方法，是单位面积土地的耗水量下降了50%，而水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用水量大量减少以色列的耕地面积为34.7万hm2灌溉面积为18.7万hm2灌溉率为52%单位灌溉量390m3用水量很低。同时以色列80%的灌溉土地都在滴灌时使用水肥灌溉法，即将灌溉与施肥同时进行，一次完成，以色列每年都推出新的滴灌及设备，现在从滴灌技术中又派生出埋藏式灌溉，喷洒式灌溉，散布式灌溉方式，以色列在农业灌溉领域具有良好的经验，以此为基础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新的灌溉技术并使这些技术成功的走入国际市场。如位于南部内格夫地区的哈采里姆的‘基布兹’农场内的netafim滴灌技术公司有员工1400名，现已发展成为以色列和国际上著名的滴灌设备的大型企业，除了在以色列本土设有4家设备工厂外还在，美国，法国，澳洲，中国，南非，，巴西，印度等20多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事处，拥有顾员4100多人，产品销售服务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滴灌用滴头300多亿只，年销售额超过2亿美元，占全球灌溉设备市场总销售额70%现在以色列的滴灌设备生产者NE,FIN公司和污水过滤装置生产者ARKAL公司每年都要推出多种新产品，所生产的灌溉设备80%用于出口农业论文，1995年以色列农用物资出口额为12.18亿美元其中灌溉设备出口额为2.23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8.4%，仅次于化肥（出口额5.56亿美元）居第二位，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一整套节水制度和措施，建成了发达的农业，在沙漠中建起了片片绿州使以色列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的后备资源不足，要想解决本世纪中叶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只有转向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而灌溉则是提高单产的重要途径，因为灌溉农田粮食产量要比非灌溉农田的产量高1-3倍论文提纲格式。例如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但生产了70%的农产品，可是我国是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5%，每公顷耕地平均占水量2832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80%

和以色列相似，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81%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人口和耕地分别占我国的45.3%和64.1%，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农业的季节性区域性干旱缺水问题十分突出。，地表水地下水的严重污染也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状况。目前全国农田的灌溉供水不足，使灌区每年缺水300多亿立方米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年均受旱扩大到2667万公顷，比50年代增加了1.5倍以上，我国每年因干旱缺水少产粮食1000亿千克，水资源短缺已威胁了生态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节水有重大意义。目前，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73%，约为6000多亿立方米，为全国第一用水大户，但我国农业用水中浪费很大。

我国目前灌溉还存在以下问题；许多灌区只修了干，支渠道骨干工程。田间灌排工程不配套，土地不平整，灌溉技术落后，喷，微灌面积不足全国有效面积的5%，打水漫灌水利用效率很低，城市生活，工业生产污水排放无序，许多地方水资源受到污染，管理落后，法规不健全，缺乏鼓励农业合理农业论文，高效用水机制和调控手段，农民经济实力差，节水投入少例如1997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为5123.9万公顷占耕地面积54%这个比例与以色列相当，但节水灌溉面积只有150万公顷占灌溉面积30%而且标准比较低这与以色列有较大差距。全国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为40%还不到以色列的50%也就是说每年经过水利工程引灌得4000亿立方米的水在输水，配水和田间灌水过程中有60%的水浪费了。

例如我国80%以上的输水渠道没有防渗处理，从渠首到田间的引水有一半再输水过程中损失了，仅此一项每年损失高达1735亿元，难怪有‘先节水后调水’的呼声了。我国每方水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0.87千克远低于以色列的2.32千克的水平，我国许多灌区的灌溉定额为10000-15000立方米/每公顷，高出农作物实际需要的2-5倍我国东部每公顷灌溉用水9000立米，西北地区为13500立米，个别地区高达22500-30000立米而以色列仅为每公顷用水5500立米，可见我国很多地区出现的水资源短缺现象不是资源型缺水而是工程型和管理型缺水，所以只要采取行之有效技术措施，农业灌溉节水的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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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传统节日，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美传统节日是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发展起来的，有着各自的特点。本文将对中美传统节日进行了比较，以此对节日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一、中美传统节日在饮食方式上的共性与差异

1.1中美传统节日在饮食方式上的共性

中美主要传统节日中的某些食品都具有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首先，纪念意义，或纪念某些事，或纪念某些人。中国端午节吃粽子是纪念为国而死的屈原。在美国，感恩节吃火鸡是为了纪念先民勇于开拓的精神。其次，具有象征意义。“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的月饼香又甜”。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人们边赏月品尝月饼，边思念亲人，圆圆的月饼在中国人的心里就成了中秋节的象征，也是家庭合乐，美满团圆的象征。在美国，2月14日是美国的情人节，一提到情人节，人们自然会想到巧克力。在这一天，不论是恩爱的夫妻，甜蜜的恋人，还是亲朋好友，都会赠送巧克力，表示关怀。于是在美国人们的心里，巧克力当之无愧地就成为了幸福美满、温暖甜蜜的象征。

1.2中美传统节日在饮食方式上的差异

第一，饮食所占比重不同。“民以食为天”的古语反映出中国人对饮食的重视。特别是节日的饮食，更是重中之重。如春节要吃饺子，端午节要吃粽子，中秋节要吃月饼，小年要吃灶糖等。饮食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占有很大比重。在美国传统节日中，庆祝、纪念的活动占比重较大，饮食习俗所占比例就小得多。相比较吃什么食物，圣诞节时，圣诞树、圣诞老人和圣诞贺卡则更具代表性；感恩节时，举行游行活动才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合餐制和分餐制。中国人庆祝节日时，大家喜欢围坐在一起用餐，而美国人庆祝节日时，常常采取分餐和自助式。第三，节日食品反映的内容不同。在我国，传统的节日食品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除夕夜吃饺子，意为财源广进；南方人过年吃年糕，意为年年高；元宵节吃元宵，象征着招财进宝等。而在美国，节日食品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在节日通过庆祝的方式表达信仰，交流感情。

二、中美主要传统节日在活动方式上的比较

2.1中美主要传统节日在活动方式上的共性

第一，进行前期准备。在重要的传统节日来临之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都会提前进行购，准备好所需的食品。第二，庆祝活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会在节日期间进行户外庆祝活动，如中国的舞龙、舞狮、闹花灯、猜灯谜等等，美国的复活节游行等。第三，聚会。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是中国春节的年夜饭，还是美国万圣节的化妆舞会，人们都喜欢用聚会的方式来庆祝节日，以此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2.2中美主要传统节日在活动方式上的差异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庆祝节日的活动方式上，中美两国也有着各自的特点。中国人在庆祝节日时，往往表现的更为含蓄和内敛，如清明节的扫墓祭祖，中秋节赏月以寄相思，重阳节登高望远等等。与美国人全民狂欢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人更喜欢用静态的方式来庆祝节日，表达美好的愿望。其次，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节日，重视家的概念，讲究阖家团聚。特别是像春节和中秋节这样重要的节日，很少会邀请外人参加，大都是家庭内部成员，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佳节。然而，美国人则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把节日活动看作是是发泄情绪、缓解压力的最好平台。在节日期间，人们会打破社会的束缚和社会地位的限制，不分长幼，不论贫富，尽情狂欢。

三、中美传统节日所反映的文化内涵的差异

3.1集体主义和个性张扬

中国几千年来都处于封建农耕社会，而农耕劳动主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而且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推崇社会有序和谐，提倡个人要对群体忠诚，因此形成了注重血缘和家庭、强调团圆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国的春节来临，人们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想方设法地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与中国不同，美国的节日文化更多的是强调个人贡献，崇尚和追求个体的价值。他们推崇“人性”和“自然”，追求个人价值和自由主义。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人们无所顾忌地疯狂唱歌、游行、跳舞，充分张扬自我，毫不在乎他人是否感同身受。

3.2 农耕思想与宗教思想

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因此直接决定农业生产状况的岁时节令自然格外受到重视，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土壤。例如元旦、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都来源于岁时节令。同时，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便把希望寄托于神灵，逐渐形成了祭天、祭祖等节日活动，例如春节前的祭灶神；中秋节的祭月神等等。而美国的传统节日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宗教文化色彩。无论是节日的饮食还是节日的活动，无不带有浓浓的宗教色彩。例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复活节是耶稣受难后重生的日子。人们在复活节互赠彩蛋，因为彩蛋象征着耶稣的重生。而复活节吃烤羊肉是为了纪念和感谢耶稣为洗刷人类的罪恶而奉献自己的生命。

3.3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代思潮的显现

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的节日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传统的烙印。虽经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节日的传统性有所减小，但节日的骨血里仍然强调宗法、家族和集体等传统观念。“亲情”和“团圆”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永恒的主题。相反，在美国，现代思潮则是影响美国节日的重要因素。由于没有经过漫长的传统社会，人本主义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较深。传统的节日文化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思潮的特征，更注重挖掘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追求个性的张扬。“浪漫”、“狂欢”和“个性张扬”是美国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体现了现代思潮对美国节日影响。

四、总结

中美两国由于历史背景，文化内容和社会传统方面的不同，使得两国的传统节日在形式和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异。节日文化作为中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理解中美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能帮助中美两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达到相互理解，促进友谊和建立互信。

参考文献：

[1]于桂敏，贺丽励.中美传统节日折射出的深层文化内涵[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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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家国”与希腊的“城邦”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导致了“家国”、“城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要想了解这两种社会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也就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内涵。影响“家国”与“城邦”文化构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血缘意识、生活习惯、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发展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

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最初是没有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体系的，而是在其生活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一种全社会共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这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而影响人类社会最初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环境。早期人类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够完成“适者生存”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什么历史谈什么文化；没有这些，人类就只能从生命的长河中淘汰，而无所谓今天如此繁荣的人类社会。因此，决定各个地区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农耕文化的发展，希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国的“家国”文化与自然环境及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于黄河流域，于是有黄河“母亲河”的美誉。黄淮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国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河流众多，除了两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以外，还有许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这些流域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耕种，为早期中国人进行农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可作为耕种的土地众多，能够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环境适宜，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古人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就可以使生活达到自给自足，所以人们安土重迁、牢牢依附于土地，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长久地保留下来，并成为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于是，“家国”的最初形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安土重迁，在一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个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缘成为很重要的纽带，人们的亲情意识也变得浓重。尤其是父系传承下的家族关系与血亲远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的嫡、长、别、庶的区分是特别明显的且严格的，他们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之不同。比如在遗产的分配上“分长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习俗上“长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儿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学者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2自然、血亲因素催生下的政治体制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自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统治，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氏族部落，而成为了一个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说某个人手里的一个政治统治体，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机构。统治者以“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后来历朝历代都沿用这一制度，使中国真正进入了“家国”的政治体制。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个写照。同时，“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家国”文化的初步构建完成。

1.3蓝色文明与海洋的磨砺

于中国的地缘形态不同，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正位于南欧的地中海。这里海岸线绵长曲折，海岛众多，陆海交错，港湾林立，既没有广阔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加之这里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这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这些星罗密布的陆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蓝色的海洋。为了谋求生存，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环境的限制，逼迫希腊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寻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无奈，却最终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灿烂。希腊周围的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位于北纬30°—50°之间，它有着独特的水文性质，海内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静。同时，它三面被大陆环绕，航行距离较短，加之周围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天然避风港，使得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希腊人民成功渡海成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着生存的财富，它还带有无尽的神秘与危险。这就意味着，希腊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须拥有拼搏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这就与中国人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这也是由于两者自然环境、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而向海洋讨生活就必须面对着未可知的危险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而大多数的老人和儿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这也导致了希腊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体系，因此每个人对于血亲的观念也不像中国那么浓厚。中国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晋商无论在外面挣到了多少金银，最终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扩充门面。这是一种文化根源下的“寻根心理”，同时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脉情感。而对于希腊人而言，能否活着到达海洋彼岸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因为人类更早的两种结合形式，即家庭和较大的血亲团体，无法满足其成员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们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通过海岛活动进行掠夺，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利用本土的特产进行海上贸易。大海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有无尽的潜在危险。因此，这种出海就绝对不可能是全家老少举家同行，就算是亲属结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散到各地，与其他同样来自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亲情、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家族宗法那样牢固。于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就取代了原来的氏族体制。这就为“城邦”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4海洋文明折射下的“城邦”体制与“商业文明”

“移民”在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起到很重要的因素的。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容纳人民，由于农业的限制，使得粮食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用来保证原有城市的稳定，于是，人口不断地向外移，在新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再随着人口增加再进行移民，再建造新的城市……于是，城邦制度就开始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更彻底的破坏。再加之城邦里的人们来自各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选出家族里最年长最威望的人来进行统治，至此，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统治方式来使得社会稳定。于是，民主制政治体制也随之而来。

由于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走向大海，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最初的海上活动其实是海盗行为，但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能够利用岛上的特产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于是，海上贸易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成为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信用”特别受到人们重视，大量契约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围绕着“契约”而言。而这些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欧洲人特别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信用问题。

二、“家国”与“城邦”体制下的文化内涵

2.1中国“家国”文明与儒家文化

中国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到了汉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是与“家国”政治文化分不开的。“家国”文化就是统治者“家天下”的文化，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找到一个符合他利益的思想文化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儒家文化成为其不二人选。儒家文化中“忠孝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钱穆、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这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对于“家国”统治而言，忠孝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家族的长者（往往是男性）是出于统治地位的，他的儿孙必须要遵从孝道，这对于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维系社会伦理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人的思想纲领就是“以父为刚”、“以君为纲”，这种道德信仰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关系。使得“家国”的统治体制更加牢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在思想方面控制了百姓，同时也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后世的中国的中庸思想、长幼尊卑的礼法观念也得益于此。

2.2西方“城邦文明”与“人文主义”精神

由于城邦的根本在于“人”，因此希腊比中国更注重人的价值，能尊重人的价值。这就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区别。与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不同，因为他们的血缘家族体制被严重的破坏，更无所谓谁尊谁卑，也无所谓忠谁孝谁，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希腊人更注重的人的个性与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一点是他们文化思想的所在。同时，由于海洋的磨砺，大海的神秘与危险更加刺激了他们探索的精神，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斗志，使得海洋文明得以创造。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同，他们更多的主张个性的张扬与人生的拼搏，这是与他们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契约意识，更重视信誉。同时，契约意识也使得公民作为平等的个体在社会上实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利益，进一步促进的民主化进程。正是由于这些，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总之，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文化的根本区别是受其自然环境、血缘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一个文化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意义的。通过对家国与城邦的文化形成比较分析，使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更加明晰。在当今世界进程一体化的时代，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存异中寻找文化的共同之处，这是研究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来说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的人文主义、求实精神、以及民主体制。但是这种文化内涵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有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的文化与观念，不可能让中国人照搬照抄地模仿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更不可能生搬硬套的学习、应用。一切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以达到文化的交融与合作，这是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国人对外交往的过程也有着帮助，使得双方都能够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与文化观念，使国际交往更加顺利与融洽。

参考文献

【1】[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2】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颜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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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杨107 号是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研究所选育出的杨树系列新品种， 在抗旱、抗寒、生长速度、抗病虫能力及成材质量等方面都非常优越， 是目前国家林业局倡导推广的杨树新品种之一，可成为我国西部及华北地区植树造林的首选树种。通过引进种条，开展育苗、造林试验， 进行物候期观测、适应性表现观测、生长量测定等， 初步掌握了欧美杨107 号的生物学特性， 总结出了科学适用的育苗、造林技术， 为全面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选在甘肃省子午岭林区的东华池林场， 位于108°23′E，36°14′N。该区属温带半湿润区， 年平均气温8.00℃， 年降水量550㎜，无霜期145d， 海拔1210m。土壤类型为垆土， 土层厚度80～120㎜。

2 苗木繁育

2.1 种条来源

试验种条来源于北京时空通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繁育基地，2001 年3 月采购， 种条为一年生苗干， 截成12cm长的插穗， 用蜡封顶， 每50 个扎成小捆， 使用通气纸箱包装运输， 扦插前用湿沙贮藏。

2.2 苗圃地选择

育苗地选在东华池林场基本苗圃地， 地势开阔， 地形平坦， 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排水良好， 有灌溉条件。

2.3 整地作床

4 月上旬圃地深翻25 ～30cm， 每亩施羊粪1 000kg，FeSO415kg， 灌足底水， 待土壤疏松， 作成垄状高床， 床面宽60cm，床高20cm， 并覆盖地膜。

2.4 打孔扦插

4 月中旬扦插， 每垄两行， 株距20cm， 行距30cm， 扦插密度每亩4 500 株。扦插时先用打孔器在地膜上打孔， 然后将插穗垂直插入， 插穗上端与地面平齐， 再用土封住地膜上的插孔。

2.5 灌水施肥

扦插后及时灌水， 灌水量以不淹床面为宜。此后根据土壤墒情掌握灌水时间和次数， 经常保持土壤湿润， 通气良好。为了促进苗木生长， 分别于6 月、7 月下旬各追肥1次， 每次每亩追施尿素10～15kg。追肥方法是在苗行内开沟撒施， 施肥深度5～10cm， 施后埋土并灌水。

2.6 放苗抹芽

插穗发芽展叶时， 拨去插孔上的覆土， 放出压在地膜下面的幼苗， 再用土压住地膜上的插孔， 以防地膜破裂。5 月中上旬， 当幼苗长到20cm 左右时开始打杈抹芽， 抹去细弱的新梢， 保留一个健壮的新枝。在后期生长过程中对长出的侧芽要随时抹去， 做到苗木不分枝。

2.7 病虫害防治

欧美杨苗期病害主要是褐斑病和叶锈病， 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洒甲基托布津和粉锈宁溶液1～2 次，就可控制病害发生。苗期虫害以白杨叶甲和大青叶蝉较为常见， 用50%敌敌畏乳油2 000 倍液， 40%乐果乳油3 000 ～4 000 倍液或50%辛硫磷乳油800～1 000 倍液在苗木上喷洒， 杀虫效果良好。

2.8 造林苗培育

欧美杨多用2 年根1 年干苗木造林， 因此， 在翌年3 月中旬进行平茬， 田间管理同上年。

3 栽培技术

3.1 苗木选择

造林选用2 年根1 年干苗木，苗高2.50m， 地径2cm的一级苗， 顶芽饱满， 根系完整， 无病虫害。

3.2 造林地选择

造林地选在东华池林场川台农耕地， 其土层深厚， 土壤疏松、肥沃。

3.3 整地

采用穴状整地方法， 按株行距定点挖穴， 穴规格为60cm×60cm×60cm， 将穴内活土、死土分别堆放地表两边。

3.4 栽植

栽植时间为4 月上旬， 栽植密度每亩110 株， 株行距2m×3m， ， 栽植时将活土分层填入穴内， 层层踩实。栽植后可适量灌水。

3.5 抚育管理

为了促其快速生长， 栽植后连续抚育3 年， 进行松土、除草， 保持造林地土壤疏松， 树盘下无杂草。对病虫鼠害进行监测和预防， 控制其发生危害。

4 结果与分析

4.1 扦插育苗当年平均苗高230cm， 地径2.10cm， 第二年平茬后平均苗高280cm， 地径2.60cm。达到造林一级苗标准， 说明采取春季扦插、高床作业、地膜覆盖、平茬培育等技术， 是欧美杨繁植的理想方式。

4.2 造林成活率为98.60%， 第三年保存率仍在95%以上， 平均树高8.10m， 地径7.20cm。结果表明， 该树种造林成活率、生长量均高于新疆杨等其它杨树。表现出了明显的速生性。

4.3 造林后物候观测结果， 欧美杨107 号造林后连续三年萌动期在4月下旬， 展叶期在5 月中上旬， 叶变色期在9 月下旬至10 月初， 落叶期在10 月中下旬。没有发现干旱、霜冻、冻拔及冬季抽条现象， 整个物候期和苗期、引种地基本一致， 证明在本区生长完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