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篇（2）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超级秘书网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篇（3）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3]杨丹辉: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回顾:特征、成因与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4(4),pp18

篇（4）

西安市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但由于西安市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诸如引资结构不合理,引资主体、方式和来源单一,投资成本过高和市场及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因此,西安市在进一步引进外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一)拓宽基础设施融资渠道

无论国际上还是我国国内,在外资流入多的地方,基础设施都是较完善的。相应的,结构合理、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经营活动对于能源、交通、通讯、医疗等基础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市应继续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要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和维护管理。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大,期限长,回收慢,仅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考虑让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际上常用的BOT,TOT的融资方式,可以进一步缓解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制约”,减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压力。

(二)注重营造投资软环境

西安市实行的“一厅式”和“一票式”办公,以及投资服务中心和投资商及企业投诉服务中心的成立,是西安市整顿投资环境、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举措。应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高行政效率、规范行政行为,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客商的合法权益,避免“重招商轻管理,重承诺轻兑现,重宣传轻服务”的现象。

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拓展引进外资方式

(一)应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西安应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现代农业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注重由工业领域的利用外资向服务贸易领域的转变,积极推进商业零售试点、旅游、外贸、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利用外资。要以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会展旅游等项目为重点,引进一批对全市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大、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项目。例如果业深加工、畜牧业深加工等现代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等。此外应加强西安市与港澳台地区优势互补,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贸、物流和信息中心,西安市的科技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突出。2002年,“西部大开发西安投资发展协调委员会”和2005年国内首家香港西安商会的成立,为西安扩大与外合作搭建了发展平台。

(二)拓展引资方式

西安应深入实施“以商引商、以外引外”的招商新模式,充分利用港澳台地区以及外资项目商的各种优势,扩展平台。通过实施委托招商,以外引外,实现借力引资。不仅可以降低招商成本,还能提高招商引资的速度和效果,以最低的投入,实现最佳的引资实效。可以在港澳台地区设立招商联络点,市政府还可以委托港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外商、华侨以及商会作为招商顾问或者招商代表。着力引进一批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旗舰型项目,逐步实现“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强化产业、园区、企业专题推介,建立健全考核监督机制,提高项目签约的成功率和外资到账率。

三、建设引资带和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

(一)建设引资带,形成梯度引资网络

西安市目前有4个国家级开发区,1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诸多产业园区,旅游度假区等,在此基础上应确立不同层次的引资带和引资区域,形成点、线、面相互交错的引资网络,实行错位竞争和重点支持战略相结合的外资政策。

首先,形成南北两条引资带。南面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资亮点,拓展曲江旅游度假区、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韦曲航天科技产业开发区和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的引资能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中心,进而带动长安区,形成南面的一条引资带。这里高校众多,应以高科技和人才为比较优势吸引技术含量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北面以西安经济开发区及其内属的国家级出口加工区为增长亮点,辐射周边的区县,扩大引资规模和范围,使经济开发区的引资能力得到拓展。向北延伸到未央湖旅游开发区、未央工业园、阎良国家航空技术产业基地和高陵西安泾河工业园。从这五个引资点联结成北面的引资区域,目前西安市从北郊张家堡到南郊韦曲的二号地铁线已全面动工,更有助于加强北面与南面的经济联系,形成南北的一条引资带,与东西面形成产业和资源的优势互补。

其次,从南北引资带分别逐步向东西实行传递机制。西面的工业区仅有户县西安沣京工业园,相对于南、北郊较少,应加快“西咸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打造“大西安”,实现“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东面相对比较落后,应该积极发展浐河经济开发区和灞桥科技产业园,加快打造西安浐灞生态区的进程,应以吸引外资和内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其融资不足问题。在政策上应该有所倾斜,除了税收优惠政策,还应该创造引资“直通车”的方式,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审批机制上给予优先,通过财政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并进的方式吸引外资。在此基础上以引资带为线,以各经济开发区为点,在全市形成一个分层次、梯度推进的引资网络。

(二)建设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

现有的大部分经济开发区建设没有形成为外商投资配套的产业链,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而现代工业产业链的构成,包括原材料加工、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一个企业不可能包揽所有项目,必须依靠整个产业集群来共同完成。产业链和集聚效应可以降低信息和原料成本,并且通过增强企业间的优势互补降低了经营成本,它的稳定性和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特点有效的巩固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当前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根据之一便是这种由一些相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等相关机构在某一地域或某一产业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因此,西安市应当充分发挥各个经济开发区的作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规划,制定不同的引资战略,优化产业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定位,促进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以各开发区为中心,以其产业集群定位为目标,制定周边区县的产业配套计划,培养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的产业链,优化投资环境。

四、鼓励外资并购改造国有企业

西安市应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推动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重要举措之一。况且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相对较弱,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也比较弱,合并和被兼并是提升国有企业技术最有效的方式。西安市在鼓励外资并购改造国有企业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一)完善外资并购的法规建设并进行管理

国外对外资并购问题有着一套完备的、能够对跨国并购进行有效规制的法律体系。国外的外资并购法律以反垄断为最高准则,并且大多数国家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行的是同一法律体系。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采用的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国的外资并购法律,也可考虑借鉴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制定单独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规制和管理。该法律体系应包括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公司法、社会保障法、破产法等。

(二)建立公开的信息平台,使外资并购透明化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过程的暗箱操作,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现阶段我国在国有企业转让方面还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和交易透明,这会直接影响到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效率。要建立完全公开的信息平台,促使国有产权交易透明化,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络信息平台,及时全面的披露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相关信息,包括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和产权交易信息。可以使公众及时地了解到相关国企产权交易的信息。这不仅为外资并购提供了便利,也使并购过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可以有效避免各种不合法、不规范的交易发生,使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三)完善和发展中介机构

跨国并购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复杂,包括资产、财务、政策、法律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并购活动都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参与完成的,而西安市现在缺少高水平的中介机构。因此,应加快培育外资并购的中介机构及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提高外资并购的成功率。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史冬梅。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及其对策分析[J]理论导刊,2007,01:22～23

篇（5）

关键词:WTO;投资;中国

1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1关于投资规模的影响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190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了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23.5%。目前,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1.2关于产业投向上的影响

与全球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相适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从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第三产业中的一些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商业等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给外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领域的快速扩大,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次,开放市场后对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尽管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将提高服务业的成本和价格,使其低成本优势受到削弱。

1.3关于投资地域的影响

入世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加入WTO后我国在积极扩大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同时,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向中西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多家企业在我国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使得一些投资项目并不是我国目前所急需引进的项目,同时也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相违背。使得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政策中应当优先发展的部门未能得到发展。

1.4关于投资方式的影响

加入WTO之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投资控股、合作开发等其他方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资项目中,外商独资项目开始超过中外合资项目,独资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独资企业比重快速加大将继续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种趋势,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这样一来,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更便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独资企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原来合资的一方遭受了损失。各企业被外资控股后,我国参与经营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权利,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造成利润外流。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2期时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某中长期稳定的关系。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该方程通过检验。

(五)VEC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计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依次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同时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J—B检验(P=0．4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且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同时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别为-7．13和-6．45，满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滞后期为2期)。

从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在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城镇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镇化提高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里有必要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原因阐释。

篇（6）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篇（7）

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到60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 000亿美元，而2005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14 221.2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的FDI及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资额和外贸额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10多年来，我国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国的FDI流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总流量与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达到了新高，为535.0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400亿美元，继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05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4 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为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 909家，同比下降4.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46亿美元，同比增长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的FDI只有71.4亿美元，截止到2003年该数据已经上升到130.86亿美元。

三、我国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来源比较集中

自我国开始吸收 外资以来，100多个国家在中国投资，但FDI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对华投资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 2005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6个超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欧盟连续两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 173亿美元，增长22.6%。美国上升为第二位，双边贸易达2 116亿美元，增长24.8%。日本长期以来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2011年降为第二位，2005年降为第三位，当年双边贸易额1 844.5亿美元，增长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区，韩国和东盟。特别是我国与韩国的贸易首次超千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23.4%，我国对韩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在与东盟贸易中，进口增长很快，其已成为我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这和我国引进的FDI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是因为制造业FDI的流入和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张红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业FDI的流入虽然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比2011年已经有所减少。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FDI流入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说明FDI流入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时，通过比较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发现，外资企业资本品的进口平均高于国内的10%~15%。也就是说，外资企业的进口主要是资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为主的中间品，能够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

(三)FDI的地区分布

2003年以前绝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6%、9.5%、3.8%。这种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变，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中部为61.4%，而东部则下降为30.5%。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动，FDI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如河南、甘肃、青海、宁夏的进出口总额在较低的基数上实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口增长比较明显。而外贸大省如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却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现在一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及其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二是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显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衡量外资对我国贸易增长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检验外资企业的贸易表现。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 外资企业1993年出口金额为917.4亿美元，2011年为3 386.1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 620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4 44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8.3%。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表3显示了1985—200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贸易业绩。如表3所示，按贸易总额计算，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23.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8 317亿美元。

其余数据来源于2005年 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体所得。 表3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全国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实证分析证明了FDI在我国商品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 1.FDI与初级产品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比的相关性 1980年，初级产品进出口额160.7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15%。其中，初级产品出口91.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1980年初级产品进口69.5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5%。1989年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至29%，同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为20%。截止到2011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 578.1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05.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级产品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同年进口的初级产品为1 172.67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如下结果：FDI与TPCR(即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04(见表3)。表明我国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这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需求下降，特别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处于迅速减少的趋势。

2.FDI对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贡献率 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220.6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85%。其中，出口90.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进口130.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5%。2011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已经增加到9 967.39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6.33%，较2003年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 52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7.0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3%，较上年增长1个百分点，进口4 439.62亿美元，同比23.42%，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79%，较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1 477亿美元，增长26%，占进口总值的19.4%，增势回落了1.5个百分点。其中，铁矿砂进口2.8亿吨，增长32.9%;原油进口1.3亿吨，增长3.3%;原木和锯材进口增长9.3%;大豆进口2 659万吨，增长31.4%。

199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其相反，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方向变动，而进口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上升，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下降。 用SPSS软件包对1989年以来FDI与TIFPR(即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可见，FDI和TIFPR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得出结论：FDI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规模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而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发达国家主要以证券投资为利用外资的形式。确切地说，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因为，仅仅从绝对规模评价，规模偏小的国家永远无法与大国相提并论。虽然我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我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比较 客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1985年FDI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0.64%，1991达到1.08%，之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到1994年达到最高为6.22%，1995年以来，该比值不断缩减，到2011年为3.67%，可见我国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的结论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反映。图1反映了1985年以来，用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趋势。 图1 历年FDI对我国GDP的贡献 五、结论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对外进出口增长以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等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

二是FDI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出口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升级为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有所升级，从而提升了我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又会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作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跟随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当出口贸易结构又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时，必将极大地鼓励工业制成品部门的生产，促进其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FDI开展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则要以利用FDI开展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及贸易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区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的恶性竞争。

饶光明，孙亚平.发展新经济，根除中国出口贸易“贫困化”增长[J].商业研究，2001(11).

王志乐.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李国荣.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高峰，高越.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刘可，王维，陈仪.中国外商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2).

张红霞，等.制造业FDI流入与进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5(12).

黄强胤.试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J].科技创业月刊，2006(2).

张永春.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2).

黎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6). [11]

黄志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7). [12]

张宗益，李见春，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5(2). [13]

篇（8）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也密切关注环境质量变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说，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关系，即呈倒U型曲线关系，[1]。

环境竟次理论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因而，国家之间会竟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项目管理论文，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一国单方提高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相比失去其竞争优势，从而使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若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因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因此，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由成本差异所产生的“拉力”会吸引国外的企业到该国安家落户。

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3)认为污染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运用的生产和污染消除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本地的企业更先进和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替代部分东道国同行业低效生产的企业, 则东道国的整个污染状况将有可能好转[2]。郭红燕和韩立岩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存量与环境管制变量呈正相关，表明中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 “污染避难所”效应 [3]。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东部和中部的FDI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79-1984年总计41.04亿美元，而后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923.95亿美元，1979-2008年累计达8526.13亿美元。200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别为78.27%、15.30%。[4] 200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为923.95亿美元， 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项目管理论文，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FDI的总额为543.7104亿美元。东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为251.2亿美元、广东为191.27亿美元、辽宁为120.2亿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别为100.84亿美元、100.729亿美元、100.256亿美元（见图1-图3），江苏和广东占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47.93%。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来，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中部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河南为40.327亿美元、湖南为40.052亿美元、江西为36.037亿美元、安徽为34.9亿美元、湖北为32.45亿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国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9.89%。

图1中国东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2中国东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3中国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二）变量选取

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的连续性，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此外，考虑国际贸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输出性，用FDI作为污染的输出指标（万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别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项目管理论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别表示污染指标的自然对数，LNY、LNFDI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中东部十一个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海南、山东、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通过东部和中部的数据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三）模型设定形式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设有因变量与1×k维解释变量向量，满足线性关系：

，=1，2，…，N，=1项目管理论文，2，…，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表示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k×1维系数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个体变量系数相等；H2: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混合估计；如果H2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1，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项目管理论文，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其中：

～F[(N-1)(K+1),N(T-K-1)]

～ F[(N-1)K,N(T-K-1)]

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用变系数模型拟合，反之，则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三、东部和中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关数据，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七个环境污染指标分别进行回归。采用Pooled EGLS(Cross-section weights) 消除异方差，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后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回归结果见表1-表8

（一）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影响差异分析

表1 东部地区 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 (2.9634*)

 

-0.0158(-1.4541***)

  -0.0440 (-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 (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 (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 (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 (1.3692)

-0.4913

辽宁--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广东--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 (-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苏--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0.0186 (-0.2712)

-0.2444

山东--LNFDI

-0.0727(-2.1787*)

11.0165

0.0366 (0.7316)

0.3737

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篇（9）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视，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日益严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日益提高。追求鸟语花香、蓝天碧水、空气清新的生存环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节能减排论文，反映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诉求。

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环境的承载力变化。罗马俱乐部的世界末日模型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一种极度悲观的看法。库兹涅茨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后，环境污染会随经济增长而减少怎么写论文。

对于FDI、污染行业转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污染天堂假说”，即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是有关系的，并且东道国较弱的环境规制会吸引环境管制较高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第二类“污染光环假说”，即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对投向东道国的公司散播绿色技术，通过运用统一的环境标准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减少；第三类则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促使东道国产出大量增加，从而引致相应污染的增加。国外的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Mani，M.和D. Wheeler（1997）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污染产业投向了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1]。Eskeland和 Harrison（2003）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排放污染明显要少[2]。JieHe（2006）利用中国数据研究节能减排论文，发现 FDI资本每增加1%，工业SO2排放量增加 0.098%，FDI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完全抵消了FDI对环境管制影响引起的污染减少[3]。杨海生、贾佳、周永章和王树功（2005）根据1990～2002年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其结论是FDI与污染物排放呈现显著的正相关[4]。潘申彪、余妙志（2005）利用1986～2003年江浙沪三省市数据，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三省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导致该区域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5]。沙文兵和石涛（2006）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6]。陈凌佳（2008）利用2001～2006年全国112座重点城市(均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FDI对环境均产生负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SO2污染强度增加0.0316%，0.0568%和0.0716%[7]。贺文华（2010）利用东部十一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东部的数据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8]。因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基础上，以FDI为污染输出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FDI对环境的影响。

二、污染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污染指标选取

因2004年前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及数据的连续性，本文数据全部来自2004～200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上海、浙江、江苏代表长三角节能减排论文，以广东省代表珠三角怎么写论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代表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表示污染输入的变量，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吨）代表环境污染指标。

上海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呈递减趋势，从2003年的61112万吨减少到2008年的4412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3年的300734吨增加到2005年375231吨，而后递减，到2008年为298000吨；工业烟尘呈现递减趋势，从2003年的49671吨减少到2008年的40629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FDI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分别从2003年的46718元、585022万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73124元和1008427万美元（见图1）。

图1 2003～2008年上海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注：坐标轴单位为千，即坐标轴上100是100*1000。 图2和图3同

浙江和江苏共有24个城市，分别是江苏的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和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超过4亿吨的有江苏的无锡、苏州和浙江的杭州，杭州达75585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10万吨的有江苏的南京、徐州、苏州和浙江的宁波、嘉兴，苏州达176990吨；工业烟尘排放量超过4万吨的有江苏的无锡、苏州，无锡达44487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浙江的杭州、宁波，苏州达106863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宁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是苏州节能减排论文，达813260万美元。从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标都减少的有江苏的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和浙江的温州、绍兴、金华、丽水；除江苏的南通和浙江的温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减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加趋势（见图2）。

2007～2008年浙江和江苏24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广东省共有21个城市，它们是广州、韶关、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潮州、揭阳、云浮。2008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超过1亿吨的有广州、韶关、佛山、江门、肇庆、东莞、中山，东莞达33359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10万吨的有东莞、佛山，佛山达124100吨；工业烟尘排放量超过2万吨的有佛山、江门、茂名、东莞，东莞达41612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的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深圳达89814元，东莞和中山都低于6万元，分别为53285和56106元；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的有广州、深圳、东莞，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深圳，达402018万美元。从2007至2008年，三大污染指标都减少的有韶关、深圳、佛山、江门、湛江、梅州；除云浮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减少外，其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增加趋势（见图3）。

2007～2008年广东21市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变化趋势

用FS、SO2、GYYC、Y和FDI分别表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消除序列相关节能减排论文，把数据取自然对数，用LNFS、LNSO2、LNGYYC、LNY和LNFDI分别表示FS、SO2、GYYC、Y和FDI的自然对数值。利用Eviews6.0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进行统计分析得表1，从表1可以看出长三角所有指标的均值、中位数都高于珠三角指标的对应值；除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最大值是珠三角高于长三角，其他指标值均低于长三角；除FDI的最小值是珠三角高于长三角，其他都比长三角的对应值小；其他如标准差、峰度、偏度和JB值都存在较大差异。

表1 长三角和珠三角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的数据分析

 

 

  长三角

珠三角

  FS

SO2

GYYC

Y

FDI

FS

SO2

GYYC

Y

FDI

Mean

20412.62

88902.54

24157.65

31444.96

135035.6

8622

44570.37

10106.2

25262.12

72592.93

Median

11601.5

68778.5

19384

26628.5

73068

5449.5

33775

8176

15493

20373

Maximum

85735

375231

61606

106863

1008427

91260

197500

41612

89814

403018

Minimum

958

6269

2797

5400

1245

220

924

47

4111

2118

Std. Dev.

20004.63

74157.97

14660.33

19957.31

187197.6

10103.19

44421.6

8174.932

20870.59

99027.69

Skewness

1.5486

1.9216

0.7381

1.1892

2.4204

4.7855

1.7104

1.2361

1.1934

1.8052

Kurtosis

4.3719

7.010

2.5440

4.3536

8.8407

36.990

5.3677

4.6722

3.1731

5.3140

Jarque-Bera

71.7175

192.8161

14.9192

46.8043

359.671

6546.445

90.8637

46.7687

30.0658

96.5423

Probability

0.000576

Sum

3061893

13335381

3623648

4716744

20255335

1086372

5615867

1273381

3183027

9146709

Sum Sq. Dev.

5.96E+10

8.19E+11

3.20E+10

5.93E+10

5.22E+12

1.28E+10

2.47E+11

8.35E+09

5.44E+10

1.23E+12

Observations

150

150

150

150

150

126

126

126

126

126

Cross sections

25

25

25

25

25

21

21

篇（10）

作者简介：张发民（1978-），男，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从各个具体省份来看，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也是非常悬殊。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非均衡分布状况对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

（一）绝对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显落后于山东，在差距较大的2003年达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较明显。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为全国的1.4%，同是中部，却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这表明，河南利用外资的规模相比于全省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需要而言还比较小，这种状况与其在中部地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大力吸引外资。

（二）增长率差异

从变动速度看（见表2），三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波动的幅度较大。2000~2005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达到了最高点72.7%，但2004年却跌到了最低点-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长率都表现得不很稳定，特别是四川。总的来说，近两年河南出现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这对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有一定推动作用。

（三）相对规模差异

从相对规模来看，3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如表3所示：

“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标，表示的是该地区FDI与当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国平均水平为2.41%，3个省份中只有山东超过了平均水平，河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国来看，“相对规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表现出更大的差距，明显的表现为引资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潜力差异

FDI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个统计年度），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根据这种方法，选取2000、2005年作为分析的样本，计算得出这两年河南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分别为0.245和0.166。由于样本年的业绩指数值都小于1，可见河南省吸收的FDI与其GDP规模不相称，或者说，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较少的FDI。

FDI的潜力指数，是指该地区未来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依据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选择7个主要变量作为评价各省市吸引FDI的潜力指标。7个变量分别是：（1）人均GDP；（2）过去10年实际GDP的增长；（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础设施投入；（5）人均商业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通过计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属于落后省份，表明这期间，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业绩变化不大，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河南省利用FDI的潜力逐渐增强，而业绩却是趋于下降的。

以上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3个省份的区域分布差异是显著的，不仅反映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距上，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规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原因，是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异

从全国各个区域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政策上的优势，对其发挥潜在的区位优势将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并且还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资倾斜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东部的山东省率先享受到了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对其大量引进外资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也是山东拉大和河南省等内陆省份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处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经济来说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具体对于河南省来说，可以利用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更大、更高质量地吸引外资，以弥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

（二）区位因素的差异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单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区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问题也和区位因素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比如：山东省的区位优势可以被具体化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等。由于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而地处中部地区的河南在这方面却不具有任何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是这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表现出自身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并因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要素禀赋的差异

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特点。如果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测算，3个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排序应该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东。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

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力资源。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看，全国最低的省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考察，基本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2006年数据，目前高于5000万人口以上的省区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东，四川居后；若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论，则山东居于全国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较为落后。相对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山东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反映技术资源优势度的各地区综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区有四川、山东，河南较为落后，可见从这方面来说山东仍然占据优势。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和我国外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要素禀赋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别，是反映各地区静态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效率角度来看，不同地区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必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相关性。因为，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总是希望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具体就资金这一资源来说，东部地区的山东由于其在吸引投资过程别注重引进产业链条长的资金，其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因此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而河南省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据了解，其产业园区内吸引的投资企业关联性很小，产业链很短，在吸引投资之初，较少考虑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我们发现，不管是从绝对量、相对量上还是从增长率、业绩与潜力上来说，河南都落后于山东和四川。导致外资在3个省份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异、区位差异、要素禀赋差异、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FDI不仅仅表现为资本变量，它更多地体现为知识、技术以及经验的载体。因此，FDI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是单纯的某个方面，它可以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发挥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当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际，中部地区各省市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基础条件较好，但是，河南还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滞后、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缺乏、就业压力大等许多薄弱环节，因此，积极有效地引进FDI对解决上述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建议河南在今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从自身优势出发并为吸引外资构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责任编辑：郭金宇）

参考文献：

［1］ 杨特.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D].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篇（1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联立方程；挤出效应；挤入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L038）。

作者简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陈洁（1986-），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1.25；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83

-05

收稿日期：2012-06-12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商贸服务业作为一个综合性行业，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使之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中国商贸服务业在经济开放的大环境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和资本，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本效率，但同时外资因占据了优质商圈资源而挤兑内资企业也会对该产业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其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构成威胁（苏梅梅，2004；张宏 等，2005），并有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得出中国零售业产业不安全（王水平，2010；朱涛，2010）。第二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能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零售业产业安全（荆林波，2005；陈涛涛，2007；魏芳兰，2011）。第三种观点是外资进入是否威胁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郭崇义 等，2002；李飞，2004；王烨，2010）。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虽然国内有不少学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但并未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故本文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的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其次，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理论机制探索较少，因此，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最后，不同于大多数文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算产业安全状态，本文依据构造的理论模型，利用联立方程分别估计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该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多方面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其影响包括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若产生挤入效应，则能加快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并带动内资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反之，则会增强外资控制力、提高行业进入壁垒、抑制国内投资、降低生产能力、减少产出、增加失业率。

为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本文基于Samuelson 等、Feder的思路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商贸服务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按照《世界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动态》的分类，商贸服务业被界定为批发业和零售业。本文依据此分类方法，选取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并将其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知，商贸服务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7和0.17，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减少0.20%。究其原因，内资企业不仅在管理经验、技术、品牌方面无法和外资企业相比，而且产业技术研究能力也较弱。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给产出带来了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0和0.06，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增加0.14%。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能为商贸服务业提供所需资金，另一方面，中国商贸服务企业从外资企业中学到的知识、技能、管理等，有助于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给就业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其就业将减少0.01%。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需要知识密集型人才，而目前中国商贸服务业以传统业态为主，从业人员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故易导致结构性失业。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张丽娜 等，2011），并且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差异较大，故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一步判断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从表2可知，在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70和0.10，这说明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会对国内投资产生0.60%的总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19和0.1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产出带来0.07%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1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就业带来0.208%的总挤出效应。究其原因，东部地区虽然商贸服务企业较多，但内资企业生产率相对较低、吸收能力较弱，在与外资竞争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外资企业挤出市场。对产出带来挤入效应与该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商贸服务业市场不断扩大有关。对就业带来挤出效应是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是高档次外资商贸服务企业的集聚地，而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结构层次并不高，人力资本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得该地区商贸服务业易出现结构性失业。总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与全国一致。

在中部地区，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对该产业国内投资产生0.01%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4%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产出产生0.14%的直接挤入效应和0.11%的间接挤出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0.33%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9%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24%的总挤出效应。这说明，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产出带来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国内投资。

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5和0.11，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将会减少0.24%。对产出带来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会增加0.088%。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05和0.03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就业将会增加0.027%。这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该产业就业率。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在不同地区，外资对不同指标的影响效果有差异，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有关。具体来说，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而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首先应合理引进外商投资商贸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过分的依赖外资而造成产业的不安全。其次，加强内资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竞争力。最后，发展知识密集型人才，减少商贸服务业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陈涛涛. 2007. 我国超市大卖场业态：FDI持续溢出还是挤出？[J]. 国际经济合作（9）：33-41.

郭崇义，戴学珍. 2002. 北京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研究[J]. 经济地理（6）：687-696.

荆林波. 2005. 外资进入零售业的三个问题[N].人民日报01-14.

李飞. 2004. 零售业对外开放是否危及国家经济安全？[N]. 经济日报04-30.

苏梅梅. 2004. 中国零售业外资进入与过度竞争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辑刊（3）：180-181.

王水平. 2010. 基于产业控制力视角的中国零售业安全评估[J].财贸研究（6）：32-38.

王烨. 2010. 外资零售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研究[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士学位论文.

魏芳兰. 2011. 在华外资零售业的知识溢出分析[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士学位论文.

张宏，封肖云. 2005. 跨国公司进入与我国零售业市场竞争分析[J]. 亚太经济（5）：38-41.